【核心提示】今天的中國，處在走向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偉大復興新的歷史起點上，既不同于“五四”時期內憂外患的中國，也不同于“文革”之后百廢待興的中國，可以以一種更加從容、更加恢弘的氣度來謀劃未來。

　　今年將迎來“新文化運動”(泛指1915—1923年中國思想文化解放運動)100周年紀念，近期思想輿論界就此已展開討論，不過許多論者熱衷的，與其說是紀念，不如說是反思和批判，甚至不乏全盤否定者。其中，對“五四”(特指1919年五四運動)及現代中國革命的批判性反思由來已久，但在新形勢下發起的新一輪“攻勢”，絕不僅僅是歷史爭鳴那么簡單，而是關系到中國道路的未來走向。

　　所謂對“五四”的批判性反思，很大程度上源于李澤厚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論斷。這種觀點認為，“新文化運動”本是一場啟蒙運動，旨在打破封建文化藩籬的束縛，喚起個體自覺與個性自由，但“五四”打斷了這一進程，使其轉變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義救亡運動，作為啟蒙主體的“個人”被“民族”給淹沒了。不難看出，這種觀點以“五四”為界線，把廣義的“新文化運動”截成兩段，肯定“五四”前一段，否定“五四”后一段。究其實質，就是把“五四”分為兩個，一個是“文化的五四”，一個是“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是反對中國傳統“封建主義”文化、打倒“孔家店”、喚起個人主體自覺的“五四”;“政治的五四”是喚起民族主體自覺、反對西方列強“帝國主義”霸權、建立現代主權國家的“五四”。而其主張，即是接續“文化的五四”未竟的使命，將“啟蒙”進行到底，將被“政治的五四”耽擱的“個人解放”事業重新發揚。

　　“救亡壓倒啟蒙”這一論斷曾在知識界產生巨大影響，至今仍有人認同。我們應該認識到：首先，這一論斷產生在20世紀80年代并非偶然，表面看來是對“五四”的批評，實則是對20世紀中國革命的批評;其次，這一論斷內在的矛盾在于，它一方面批評“五四”的政治激進主義，另一方面卻延續“五四”的文化激進主義，即強烈的反傳統主義。問題在于，“文化的五四”與“政治的五四”能否分割開來?要知道，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敘事中，“五四”是現代中國歷史的開端，是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標志著一個嶄新時刻的到來。而新民主主義革命，按照毛澤東的經典論述，是要創造一個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不同于此前的新社會形態。把“文化的五四”與“政治的五四”割裂開來，必然要改寫這一歷史敘事。其中的問題是，這樣的“新啟蒙主義”大概不是繼承而是背離了“五四”的啟蒙精神。

　　對于“五四”啟蒙精神的準確理解，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情境。論者往往容易看到“五四”的果，卻常常忽視“五四”的因。正是因為“五四”為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思想和組織上準備了條件，所以論者傾向于將對中國革命的反思追溯和轉化為對“五四”的反思，仿佛“五四”的發生和對“新文化運動”方向的扭轉只是可以避免的意外之事，卻從根本上遺忘了，“五四”的正當性恰恰源于“五四”的歷史必然性。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告訴我們，要把“五四”以及“新文化運動”放在整個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脈絡中來看，否則就不可能理解“五四”之于中國的真正意義。

　　“新文化運動”發生的國內國際背景是：在國內，雖然辛亥革命最終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但共和革命引發了一系列新的危機，其中最嚴重的是在帝國崩解之后政治整合一直無法完成，資本主義性質的政制實驗徒具形式，封建性的軍閥勢力主導國內政治，以致出現恢復帝制和重建孔教的主張;國際上，一戰的發生和歐洲的毀壞凸顯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內在危機，知識界對西方的態度從崇奉和模仿轉向反思和質疑，進而開啟了東西文明的比較，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則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即經濟落后、政治分裂的中國有可能通過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實現自身的富強和對西方的超越，同時一戰后帝國主義國家締結的不義合約無視中國主權，更激發了中國社會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新文化運動”對于國內外時勢與中國問題解決之道的探討是相當復雜多元的，但其內在的邏輯演變仍有跡可循，總的來講，就是它強調的主題逐漸從“個人解放”向“社會解放”、從“新文化”向“新政治”的變化。特別是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使中國問題的實質及其解決之道逐漸清晰起來，那就是當時中國仍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中國問題的根源在于外有帝國主義侵凌、內有封建勢力結禍，因此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就是“反帝反封建”，而“五四”提出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口號的旨趣就在于此。

　　實際上，“新文化運動”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文化”運動。近代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但正是它們造就了新的社會風氣、新的政治形態、新的人格類型，正是這些合在一起構成了“資本主義文明”。在經濟社會較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更加重要，“文化”所發揮的能動性、創造性更加關鍵。“新文化”的目的和方向必然是要創造“新政治”、“新社會”和“新人”，而其基本途徑就是通過思想文化的“啟蒙”來促使人的精神意識的轉變和內在的“覺悟”。如果說在“五四”之前，“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之意還在于發現“個人”，激發“個人自覺”，實現“個人解放”，那么在“五四”之后，“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之意將是以“社會主義”超越“個人主義”，激發“民族”和“民眾”的自覺，實現“民族”和“民眾”的解放。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進一步使這種“作為救亡的啟蒙”成為通過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創造新國家新社會的覺悟和行動。

　　當然，有些“五四”的批評者也看到了文化與政治的緊密關系，因此不主張把二者割裂開來，而是提倡反思和批判“啟蒙”本身，否定“五四”甚至辛亥革命以來的革命史。近年來有些以“儒家”自居的人就是這樣。說起來有些怪誕，他們竟然對清末民初有些人主張的恢復“帝制”、建立“國教”大表認同，認為當年若是那樣做了，若是沒有“五四”以來的激進運動，中國的發展會更好，有些人甚至認為，那仍是當下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這種“政治復古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雜糅的產物，其實質才真是一種激進主義。與其說認同“帝制”必然導致的結果是不認可共和革命和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不如說正是因為不認可共和革命和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才認同“帝制”。不過，這究竟只是一種夸張搞怪的噱頭，不必太認真對待。

　　另有一類“五四”批評者，他們雖然不得不承認作為啟蒙與革命產物的人民共和國是文明復興的政治基礎，但卻同樣是堅決的反啟蒙者，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徹底清除所謂“啟蒙神話”或“民主烏托邦”的影響，因為在其看來，“文革”作為啟蒙的極致表現已經宣告啟蒙的徹底破產。這類批評者希望中國在政治和文化上都能告別破壞性極大的激進主義，用心姑且不論，但他們的替代方案卻是在家庭、社會乃至國家層面重建“儒教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既然同意人民共和國是值得保守的政治遺產，怎么又能同時否定人民共和國的價值基礎呢?這類批評者聲稱堅持中國思想的主體地位，其實仍深陷在西方既定的思想框架中，所以才常常以盧梭或托克維爾式的“公民宗教”來論證康有為式“孔教”的正當性，而忘了儒家思想的實質性突破和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乃是“以理性代宗教”。

　　還有一類論者認為，孔子乃“圣之時者”，真正的儒家必然會知時應變，既秉承儒家的真精神，又不拘泥某種既定的教條。他們傾向于有保留地接納“五四”的啟蒙立場，可以說，他們既是“五四”的批評者，又是“五四”的肯定者。一方面，他們肯定作為“五四”產物的中國革命與人民共和國，因為它們已是任何穩健的公共事務討論者都必須面對和接受的政治現實;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不可繼續堅持“五四”的反傳統主義，因為它已經完成了自己在特定歷史階段的使命。他們還認為，即便是“五四”的反傳統主義，其實仍體現了儒家傳統內在具有的自我更化、日新又新的生生不息精神。這種看法在某種程度上同時肯定了“五四”和儒家傳統，只不過仍需面對的一個難題是：呼吁“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業已生成了新的傳統，那就是現代中國的革命傳統，這一新傳統如何與當年“五四”所反對的舊傳統相融合呢?這或可稱為儒家與啟蒙或儒家與革命的關系問題，而其核心要義當是儒家與人民的關系問題。

　　正是在這里，我們觸及“五四”的“剩余”價值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已完成了它反對舊傳統的歷史使命，今天應該對傳統文化抱有更多的溫情，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回到“五四”之前的傳統。“五四”已然帶來了傳統中國的現代新生，已然在它開啟的啟蒙和革命的過程中創造了一種新的傳統，這一新傳統和舊傳統的最大區別就是“人民”終于獲得了主體地位。從“五四”批評者對待“五四”的不同態度，可以看出他們對待“人民”的不同態度：或者蔑視，或者懷疑，或者視為“個人”的集合，或者看作一個抽象符號。但在“五四”以及現代中國革命中生成的“人民”，既不高，也不低，既非“神靈”，亦非“烏合之眾”。現代意義的“人民”不是現成的，而是在與“人民”的先進代表——中國共產黨——的互動中，通過組織、教育、生產、戰斗等各種實踐活動才不斷生成的。“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力量，是使社會和人民自身獲得解放的力量。“五四”之前的歷次革命都以失敗告終，就是因為“人民”的力量未能發揮出來。在民國初年的共和危機和主權危機面前，“五四”第一次通過激發和顯示“人民”的力量而開啟了中國革命的新模式，最終歷經人民戰爭，創建了人民共和國。

　　人們總是在對歷史的反思中繼續前進，尤其是在經歷了重要的歷史關頭，通過對歷史上重大事件的反思和重估，可以更好地走向未來。同時，當人們對重大歷史事件進行反思和重估時，往往也是因為對于未來走向預先有了新的判斷和主張。“五四”就屬于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對它的反思也正是始于“文革”之后。今天的中國，處在走向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偉大復興新的歷史起點上，既不同于“五四”時期內憂外患的中國，也不同于“文革”之后百廢待興的中國，可以以一種更加從容、更加恢弘的氣度來謀劃未來。無疑，中國之為中國，是因為它置身在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傳統中，而“五四”及中國革命作為中華文明的自新之道，為中華文明指引了新的方向。否定“五四”，只會使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出現斷裂，使“中國”陷于狹隘固陋的境地。而接納“五四”及其所規定的新方向，中華文明才有機會使自身的生活理想成為世界性的普遍追求，因為它所立基的“人民”主體真正是世界性的。就此而言，“五四”仍能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供給源源不斷的“剩余”價值。同樣地，也只有在“人民”的實踐活動基礎上，儒家思想的某些“剩余”價值才可能重煥光輝。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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