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愛國進步傳統論析

作者：梁柱

原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斗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新起點，是愛國主義的盛大節日。正因為這樣，對五四運動傳統的界定和闡釋，就直接關系到對這一運動的性質及其所顯示的近代中國社會走向的基本看法。近些年來，一些人竭力否定五四運動愛國的、進步的傳統，而把自由主義說成是當今中國應當繼承發揚的五四傳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0年前一位學者為《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所寫的序言，他對這種所謂的自由主義傳統作了刻意渲染和深化，認為這不僅是今天的北大實際是中國應該加以“復興”的“最要緊”的傳統，而且還要把它作為一種政治學說、經濟思想和社會政治制度加以實現，這樣才“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義作為當今中國要加以實現的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提了出來。此說一出，跟進者不乏其人。有些人稱贊這是“第一次破題”、是“發出自由主義公開言論的第一聲”，致力于把自由主義即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說成是五四以來的主流。這就從根本上歪曲了近代中國的歷史，抹殺和否定了五四運動的革命傳統。這是涉及對近代中國革命特別是我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是持肯定還是否定態度的大是大非問題，是涉及當今中國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倒退到資本主義去的根本原則問題。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它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賣國政府的腐朽統治，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是不可以任人宰割的，從而在近現代歷史上為中國青年和中國人民樹立了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反帝反封建的光輝榜樣，并培育了優良的革命傳統。五四運動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爆發的，它正是以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姿態，成為近代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轉折點，是愛國主義的一個新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持自由主義傳統論者首先否定五四運動的愛國傳統。作為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京大學，根據自己歷史發展的特點，把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概括為北大的傳統，這不僅反映了這所大學的歷史特點，也表現了五四傳統的深刻內涵。持自由主義傳統論者認為愛國是所有學校共有的，因而不能作為北大的傳統。為了把自由主義傳統說成是主流，連愛國的傳統都要加以否定，這是十分荒謬的奇談怪論。百年中國，內憂外患，積弱積貧，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在我國民族精神中所蘊含的憂患意識的基礎上形成了更加鮮明的愛國主義思想，并在這一旗幟下尋求救亡自強之道。百年北大特別是五四以來形成的愛國傳統，就反映了這樣深刻的歷史內涵，同時又體現了新的時代特點。其一，顯示了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當時進步青年學生在各個歷史時期，從五四運動到一二·九運動，從三·一八運動到一二·一運動，都是在國家和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站在斗爭的前列。他們斗爭的鋒芒始終對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他們奮斗的目標始終是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同人民革命的方向一致，從而為中國青年運動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歷史經驗。其二，把愛國主義斗爭同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相統一，走歷史必由之路。我們知道，不同的時代條件，愛國主義有不同的思想內涵和要求。在近代的起始階段，以林則徐為代表的愛國主義是和他們的忠君思想相聯系的，雖然他們的愛國情懷和無畏的犧牲精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終因這一歷史的局限注定了他們演出的是一出悲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愛國主義，則比較自覺地同民主主義的理想相結合，并取得推翻封建帝制這一歷史性勝利，但是，時不予我，外國有的，中國卻不能有。辛亥革命的結局及爾后的局面，深刻表明近代中國已經失去了通過發展資本主義求得富強的歷史機遇。歷史表明，只有當愛國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相聯系，并獲得掌握這一歷史自覺的先進政黨領導的時候，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理想與目標——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才有了真正實現的可能。而這正是五四時期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在新的世界觀指導下獲得的理性認識。從以上不難看出，五四運動的愛國傳統，是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內涵的，對后人富有啟迪意義。持自由主義傳統論者所以諱言愛國傳統，懼怕這種愛國傳統所揭示的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是因為這樣做，就要暴露所謂自由主義傳統的反歷史的本質。這正是這些自由主義論者、西化論者連愛國傳統都要加以否認的深刻原因所在。
　　五四運動是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也是偉大的反對舊文化、傳播新思想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時期的歷史表明，思想斗爭成為政治斗爭的先導，不斷深入的政治斗爭又進一步推動新思想的傳播。當時在中國的文化、政治舞臺上所涌現的眾多的代表各種文化政治思想的社團和愛國知識分子，他們多角度地探索中國的出路，尋求救國的真理。各種文化政治思潮和救國方案，經過比較和實踐的檢驗，證明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改造提供唯一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五四以來馬克思主義日益深入的傳播并逐漸被中國人民所接受，就成為歷史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前述能夠把愛國主義推向新的歷史階段的重要思想條件。
　　持自由主義傳統論者還進而竭力否定五四運動進步的、革命的傳統，特別是否定傳播、研究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他們說，近現代中國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文化守成主義、進化論思想、虛無主義，等等，都是以北大為重要的中轉站和發祥地才進入中國社會的。所以馬克思主義不能作為北大的傳統。這真是越說越糊涂了。既然都是作為中轉站和發祥地，為什么偏偏自由主義能成為北大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卻不能呢?這種偏見不能簡單地歸結于無知，而是他們要求自由主義化中國的—種自覺。我們要問，在當時確實存在的這些政治思潮中，究竟什么是代表北大、代表五四時期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呢?這必須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作出正確的回答。
　　五四時期的中國，風云際會，各種社會思潮活躍。但在五四前期，包括李大釗在內的新文化運動戰士所要求的民主政治，仍然是屬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范疇。這時李大釗熱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說，是“唯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制度為其形質之政治”。即企求的仍是以議會民主為特征的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而他的唯民主義主張的主體，則是“由中流社會之有恒產者自進而造成新中心勢力，以為國本之所托”。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資產階級的身上。應當承認，任何思想家都只能依據歷史所提供的舞臺進行活動，在科學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之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還是唯一可供中國人選擇的出路。但在客觀上失去了這種可能的時候，就預示著新的歷史轉折將要到來。李大釗在政治上對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觀。他在1914年就曾無限感慨地說：“時至今日，術不能制，力亦弗勝，謀遏洪濤，昌學而已”。而當1917年張勛再演復辟丑劇時，他更為自己的理想王國夢幻的破滅而慨嘆：“一代華聲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這種感覺并非李大釗一人所獨有。魯迅后來也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這確實反映了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心態。這種彷徨和苦悶，既表明了他們對資產階級領導的這場革命結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現了他們經過對民主政治呼喚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當然，在這種失望和苦悶之中，還蘊含著對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1918年5月，李大釗通過自己深沉的觀察和思考后說：“中國人今日的現象，全是矛盾的現象，舉國人都在矛盾現象中討生活，當然覺得不安，當然覺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當然要打破這種矛盾的生活，以寄頓吾人的身心，安慰吾人的性靈”，“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這反映了歷史的要求，它也將由歷史的發展給與正確的回答。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振奮了中國進步思想界，李大釗首先把目光從西方轉向了東方，從歐美轉向了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
　　馬克思主義在這時傳入中國并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決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國工人階級正在日益覺醒這一重要的社會條件外，還應該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以極端尖銳形式表現出來，“舉世滔天之禍，全歐陸沉之憂”，使中國先進分子對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了極大的懷疑：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在中國接連破滅，“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噩夢”，陷入彷徨無路的中國先進分子不得不開始新的探索。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十月革命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新的典范。本來，社會主義對中國先進分子來說，還只是一種書本上的東西，陳獨秀在1917年初還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復雜，唯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于歐洲”。現在社會主義在東方的一個大國成為現實，這使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人類歷史和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啟迪了他們對指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馬克思主義的濃厚興趣。于是，他們開始學習“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五四運動后90年的中國歷史發展，證明了毛澤東論斷的正確性。正是由于這一理論的真理性、實踐性和開放性，使它能夠在五四時期眾多的新思潮中脫穎而出，并在實踐中發揮出巨大的作用。毛澤東所揭示的這一理論為客觀實際所需要并與實踐相聯系的特點，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工作中就已有了初步體現，這主要是：其一，早期共產主義者一開始就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單純的學理來研究，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世界觀加以運用的。在他們的傳播工作中，已經開始結合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初步探討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對象和新的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實際問題。比如，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中國民主革命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近代中國革命滲痛的歷史教訓都同這個帶有根本性的缺陷相聯系。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由感性進到理性認識的階段，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才實現的。其二，在早期傳播工作中，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的戰斗的批判的精神。真理同謬誤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在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進程中也充分表現了這個特點。像李大釗在熱情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特別致力于對唯物史觀的系統介紹，而這一科學的社會歷史觀，就是在批判各種舊的唯心史觀中確立起來的。他在考察中國社會改造問題時堅持革命的主張，遭到了實用主義者胡適的非難，說李大釗的主張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言”。李大釗旗幟鮮明地反駁了這種改良主義的錯誤主張，擴大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陣地。正如李大釗當時所描述的：“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里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其三，在早期傳播工作中，李大釗就對理論必須與實際相結合這一關系到中國革命成敗的重要命題做了最初的表述，并提出了共性應與個性相結合的精辟思想。他在回答胡適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詰難時，明確提出“宣傳理想的主義”和“研究實際的問題”，這是“交相為用”、“并行不悖”的。他強調要把“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他不僅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分析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問題，而且對未來社會主義的實踐，也強調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并提出要把共性和個性結合起來的重要思想。他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這個思想的深刻性，已為今天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命題所證明；這個思想的價值還不僅在其本身，更在于它所反映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理論必須與實際相結合的可貴的探索。所以，近代中國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和改變的歷史事實。
　　把自由主義說成是五四的傳統，他們主要的依據是五四時期風行一時的民主和科學思想。須知，民主和科學的口號，有五四前期和后期的區別，他們所依據和迷戀的只不過是已被歷史所發展、所代替了的舊的口號、舊的要求，即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
　　民主和科學作為鮮明的綱領性口號提出，是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1915年9月，陳獨秀在他獨力創辦的《青年》雜志創刊號上，首先揭橥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聲稱科學與人權(即民主)“若舟車之有兩輪”，“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新文化運動的戰士以義無反顧的精神，用民主和科學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衡量一切的標準，批判與它們不相容的舊思想、舊道德和舊文化。這場以傳播民主和科學為特點的思想啟蒙運動，就其深度和廣度來說，無疑都超出了其前輩。
　　然而，在五四前期所傳播的民主思想，仍然屬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范疇。它雖然在當時反對封建文化思想的斗爭中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并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就連李大釗的政治視野也不能不受到這種歷史的局限。例如，他從民族獨立的強烈欲望出發，具有鮮明的反帝愛國思想，但對帝國主義的本質仍缺乏清醒的認識，他曾認為像日本這樣的“官僚政治”國家具有對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國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則不會向外侵略。他猛烈抨擊了革命失敗后出現的假共和、真專制，但又把“民權旁落”的原因看作是“少數豪暴狡獪者竊權”。他提出“再造青春中華”的革命主張，但卻找不到使之實現的正確途徑；他雖然向往革命的變革，但又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從教育入手實現民權，等等。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李大釗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工作，給新文化運動的民主口號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使之發生了合乎新的時代要求的變化。從原來企求以民主為武器造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變為現在要求人民民主，即李大釗所說的“庶民的民主”、“勞工的民主”，并把爭取民主同社會主義聯接在一起。
　　這一新的認識，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指明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劃時代的意義，初步把中國革命同世界革命聯系起來，賦于民主口號以新的時代內容。李大釗透過當時反動派欺騙宣傳的迷霧，在一個歷史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就敏銳看到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他把18世紀的法國革命和20世紀的俄國革命作了比較，明確判定發生在不同歷史時代的法俄革命迥然不同的性質，說“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認為這一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預見到“20世紀初葉以后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于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他把十月革命比喻為“驚秋之桐葉”，“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并由此看到了建造新中國的一線曙光。他說：十月革命對于中國，“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著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工作。”往后，他更加明確地把中國革命看作是“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即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雖然早期共產主義者還不能科學地區分中國革命發展的兩個步驟，往往把社會主義作為直接爭取的目標，但是對歷史時代發展的正確說明，確是使原來民主的口號發生了質的變化。其次，深刻分析了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聯合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從而把爭取民主自由、民族獨立同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爭緊密結合起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人們普遍迷惑于所謂“公理戰勝強權”的謬說時，李大釗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揭露了這次大戰的真正原因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從經濟和階級的根源上開始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明確的認識。在五四運動中，他正確指出當時正在發展的愛國運動不能只限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撤換幾個親日派官僚，因為“現在的世界，還然是強盜世界”，引導人們把斗爭鋒芒指向整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同時，他還深刻地指出了外國駐華使館集中的地區“東交民巷里有我們的太上政府”，揭露了帝國主義是中國封建軍閥統治的靠山，是中國政府的操縱者。李大釗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深刻揭露并首先把反帝同反封建的斗爭連接起來的思想，正確回答了中國人民在長期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認識上和實踐上沒有解決的問題，也為近代中國先進分子熱烈向往的民主、科學指出了實現的正確道路。再者，闡明以人民群眾為革命主體的思想，從而把資產階級民主發展為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十月革命后，李大釗開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考察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他熱情歌頌在十月革命中表現出來的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認為這是滔滔滾滾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認為，今后人類發展的前景必將是“勞工的世界”。這時他已拋棄了要以中產階級為中心的舊觀點，斷定“民眾的勢力，是現在社會上一切構造的唯一的基礎”。他闡發了人民群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觀點，特別提出人民群眾要依靠聯合的力量，去“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由于李大釗這時已把人民群眾看作歷史的主體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開始用“平民主義”或“平民政治”代替“資產階級代議政治”的提法，要求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他后來在論述平民政治時，明確指出：“真實的平民政治非打破這虛偽的議會制度必不能實現”。這表明，李大釗這時所指的平民政治，已經是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對立、而與社會主義相聯系的民主政治。
　　這樣，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潮，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原來的舊民主主義開始向新民主主義轉變。這一變化，適應了新的時代要求和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把民主的精神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
　　李大釗不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賦于民主以新的時代內容，而且還在中國的科學領域，初步建立了有別于自然科學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的內函。
　　民主和科學是相互聯系的。在五四前期的民主和科學思潮中所講的科學，還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這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努力傳播并運用西方自然科學領域的新成就及其中自發的唯物論思想，去同鬼神迷信、封建教條等唯心主義作斗爭。如果說，這時的啟蒙思想家們在自然科學方面，大體上是擁護唯物論的，那么，在社會歷史觀方面，則仍然停留在進化論、唯心論的認識水平上。
　　李大釗是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先驅。他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嚴重存在的唯心史觀迷霧，并運用這一新的歷史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社會的問題。他在傳播和論述歷史唯物主義方面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社會歷史領域，以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以階級論取代了進化論，奠定了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的基礎。他相當準確、深刻地把握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將無產階級的唯物史觀和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觀作了原則的區別。他指出：“舊歷史的方法與新歷史的方法絕對相反”，舊的歷史觀，即唯心史觀，是“尋社會隋狀的原因于心的勢力”，而新的歷史觀，即唯物史觀，則是“于人類本身的性質內求達到較善的社會情狀的推進力與指導力”。他對社會歷史變動的原因作了深層的分析，認為“經濟的生活”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基礎，人民群眾“生產衣食方法的進步與變動”是社會歷史發展的關鍵力量。因而離開了“物的勢力”，便不能理解歷史變動的真因，從而在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指明了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同時，他又認為社會的進步不是等待“經濟生活”的自然變動，而是肯定“一切進步只能由聯合以圖以進步的人民造成”。他認為階級斗爭學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特征，在階級社會里各種政治活動，“其根本原因都在殊異經濟階級間的競爭”，因而在當代的解放運動中，只有用這一學說發動工人運動，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發揮，經濟制度的變革才有可能實現。根據上述觀點，李大釗號召人們摒棄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樹立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新歷史觀。他進而提出歷史研究的任務在于“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即把歷史科學作為“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于其中發見歷史的必然的法則”。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認識和傳播，使我國的歷史學逐漸成為研究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
　　李大釗傳播唯物史觀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歷史和社會問題，初步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導革命實踐斗爭。他認為，“凡一時代，若經濟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化”。他運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具體分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與上層建筑，第一次對五四時期展開的思想文化戰線的斗爭作了科學的論證。他認為中國封建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文化思想，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基礎結構”的反映。“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2000余年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做中國人的‘萬世師表’”，而是因為“他適應中國2000余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這是孔門教條得以沿襲的深刻根源。他認為，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重大變動，近代的思想潮流也發生了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方面，為封建經濟基礎和專制制度服務的孔門倫理，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另一方面，“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他特別強調，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勞工階級的覺醒，產生了“勞工神圣”的新倫理、新觀念，工人階級必將通過對社會的根本變革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他的這些精到的見解，從根本上批判了封建復古主義的種種謬論，令人信服地說明了一個歷史法則。在近代中國，封建倫理道德的根本動搖和新思潮的興起，都是不可逆轉的。
　　李大釗在考察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時，對于根本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作了更加明確的論證和表述。還在五四前夕，他在《廢娼問題》一文中，就提出了“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主張，他說： “根本解決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后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稍后，在他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篇論文中，又在理論上進一步論證了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見解。五四以后開展李大釗與胡適派的爭論，即“問題”與“主義”之爭，實質上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一次大論戰。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堅持了中國社會問題應當“根本解決”的革命主張。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科學地論證了：只有根本改變舊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之后，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才能隨之解決。并強調階級斗爭是實現“經濟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過這次論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當時先進分子所關注的中國社會改造問題指出了正確的道路。
　　由上可見，五四以后的科學思潮，已經是包括自然科學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兩方面的內容，使社會科學成為指導革命斗爭和社會進步的銳利武器。
　　民主和科學口號在五四后期的發展和質的變化，反映了歷史的巨大進步。而今天仍然要把自由主義作為五四的傳統要求人們加以實現，就是一種開歷史倒車的反歷史的要求。
　　誠然，作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義，在五四時期確曾存在過。如五四時期形成的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它包括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部分人。五四運動后，隨著斗爭的深入，這個統一戰線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傳統，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加以發展；另一部分人則向右發展，走所謂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他們雖在反封建斗爭中起過一定作用，但最終走向了歷史的反面。這兩種思潮的不同發展趨勢及他們之間的交鋒，可以說是貫穿于五四以來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而人民革命的勝利則為它們作出了公正的結論和歷史性的選擇。在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就針對美國政府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身上的幻想，指出：他們看見了什么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到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帚’”。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和歷史的結論。由此可見，怎么能夠把五四時期歷史發展中非本質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為主流傳統加以頌揚，并要求今天的中國加以復興和弘揚呢?
　　今天持自由主義論者對歷史作出他們的判斷： “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并認為，“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在所有制與經濟體制問題上的立場一向是旗幟鮮明的”，特別要人們認識“市場經濟必須發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義是作為19世紀初出現的資產階級的一種政治思潮，它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民主口號按照資產階級政權確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補充，主張個人活動和發展的完全自由，實現毫無限制的企業主的自由競爭，擁護實際上有財產約束的競選制和兩院制議會，等等。很清楚，作為一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所要求所維護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制度。
　　事實上，持自由主義傳統論者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他們認為，這種自由主義，“曾有九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續地、徹底地、大規模‘肅清’”了，現在的任務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國復興”，使“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而他們所要求的自由主義，正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更有論者還以20世紀中國的評判者自居，公然說：“反觀世紀初從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終是自由主義，雖然它在一定時期為激進主義所掩蓋。中國的近代史其實是一部自由主義理想屢遭挫折的歷史”。“九曲黃河終歸大海”，現在到了該實現的時候了。他們明白無誤地把矛頭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并不奇怪，而是真實反映了這些年來出現的那股來勢迅猛的私有化思潮。從這里不難看出他們熱衷于把所謂自由主義傳統強加給近代中國的真實的和最終的意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自由主義的說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層“普世價值”的包裝，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應該引起我們足夠清醒的認識。
　　如上所述，五四運動之前近80年中國人民的奮斗歷史，在客觀上都是以發展資本主義來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但歷史證明近代中國已經失去了獨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機緣；而五四運動之后90年的歷史發展又證明，只有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人民民主革命，才能獲得真正的民族獨立，為實現國家富強創造一切必要的條件，中國正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使國家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偉大成就。如果今天拋棄這一切，去接受被他們認為“最好、最要緊”的自由主義的圈套，其結果會是怎樣的呢?基于對中外歷史經驗的深刻理解，鄧小平明確指出：“這個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在他看來，十多億人口的中國還處于落后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的少數人會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億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擺脫不了貧困，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這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要求將社會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多數人要淪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也就是說，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以社會的兩極分化為前提、為條件、為過程的。這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將是一個十分悲慘的境遇，是已經獲得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容許的，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勢必導致國家四分五裂。而且在國際強權政治、資本壟斷的情勢下，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沒有能力參與競爭的，其結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個或某幾個大國，失去民族獨立的地位。這表明，這種自由主義的說教，反映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逆向發展的要求，是要把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引向資本主義的邪路上來。因此，我們一定要發揚五四愛國進步的革命傳統，自覺地抵制自由主義的說教，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偉業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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