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今年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圍繞著新文化運動與“啟蒙”的討論再次成為思想界的熱點。八十年代之后，關于“啟蒙”的討論主要是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還不夠徹底，還要用西方的“普世文明”對愚昧落后的“黃色文明”進行一次徹底的“新啟蒙”，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新啟蒙”所激烈批判的對象。而今年對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則有一個明顯的轉向，那就是保守主義話語開始占據主流地位。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要求反思新文化運動和“啟蒙”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破壞，并要求新文化運動對當前中國種種道德亂象承擔歷史責任。最近，秦暉在清華大學發表了一篇關于新文化運動的演講。他認為，新文化運動值得反思的一點在于搞錯了斗爭的主要敵人，斗爭的對象不應是“儒表”，而是“法里”，結果造成“中國既沒有實現西方的所謂的自由民主，憲政法制，也沒有保留下來儒家的仁義道德那種東西……這么一百年，我們實際上做的還是法家的那一套，只是講的變成了馬克思主義。”本文作者對于秦暉的觀點做出了回應。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我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每當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紀念日的時候，各路思潮都要表達自己的看法。近年來的一個新現象是，在紀念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各路保守主義紛紛出場，譴責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如何如何。

　　與保守主義的態度似乎不同，秦暉先生則是試圖調和儒學和五四，他的觀點是歷史上的儒學和“秦制”并不相容，并且舉出了清末一些儒學人士向往西方制度，反對君主專制作為依據。這個似乎很有說服力，但是仔細考察一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秦暉先生的想法是無法成立的。首先，秦暉對古代儒家和法家乃至當時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描述并不準確。誠然，中國古代的部分儒家對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度，尤其是對其在明朝和清朝的制度提出過批判。但是，絕大多數儒家和古代中國制度之間是結合得很好、很緊密的——這一點即使秦暉先生也是承認的。那么，為什么這些“主流”的“法儒”或“道儒”(這是秦暉先生自己采用的術語)不是儒家的代表，而極少數對君主制度提出批評的儒生就能夠代表“真儒”、“純儒”呢?這未免太過牽強了。儒家固然有所謂“從道不從君”之說，但是這個“道”本身難道不就已經是服從君主制的代名詞嗎?第二，法家也好，道家也罷，其觀念和儒家之間真的有秦暉先生認為的那樣大的區別嗎?眾所周知，儒家并不承認起碼的人身自由和抽象法權平等，是赤裸裸地鼓吹等級制和人身依附的。在這個問題上，儒家和法家、道家(以及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思潮和學說)并無本質區別。以秦暉先生最喜歡拿來和儒家對比的法家而論。法家主張的固然是絕對的君主權力，但是儒家并沒有反對君主權力本身，而是主張官僚地主等等社會上層和君主共享權力。換言之，儒家和法家的分歧除了具體統治策略(例如法家更多采取直接暴力鎮壓)之外，充其量只能說是對統治階級范圍和其具體構成方式的分歧。古代社會的社會統治，無論是(士族或庶族)地主對于佃農等，以及家內奴隸、男權等問題，也就是社會統治的問題，完全沒有出現在儒家的議程上，就像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統治問題沒有出現在自由主義的議程上一樣。很明顯，這樣一種狀況在二十世紀是絕對不可能維持的。這些方面的社會運動，作為一個基本的歷史常識，是遍及20世紀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儒家沒有阻止這些運動的魔力或法力。第三，秦暉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定義是“大共同體”，他自己對儒家的說法是“小共同體”。暫且不論其它問題，這兩種共同體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呢?兩者的權力結構又是怎樣的關系呢?秦暉先生并沒有回答，歷史上的這個問題且不論，五四運動的時代，北洋軍閥統治和士紳們的“小共同體”是結合在一起的，換言之，所謂“小共同體”并沒有秦暉先生賦予的那種魔力和法力。第四，秦暉先生大力贊揚晚清部分儒者向往西方當時的政治制度，并以此作為儒家可以如何如何的依據。但是，只要我們考察一下當時西方的政治制度，就知道其中的奧妙何在。大家都知道，19世紀下半葉的西方各國尤其英國，就政治制度而言，尚未實現普選權，仍然是一小撮上層權貴完全宰制政治領域。秦暉先生提及的那些儒生所贊揚的正是這樣一種制度。很難想象，這些儒生們不會阻擋人民進一步的訴求(這一點我以為看一看近鄰日本就知道了)。綜上所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儒家為主要敵人并不是秦暉先生認為的那樣，是前者的“錯誤”，恰恰相反，是中國社會進一步深入發展的必然。或者更準確地說，秦暉先生把主要問題限定在政治領域本來就是無法做到的。

　　當然，秦暉先生并不是無緣無故地推崇儒家的。秦暉先生和他的自由主義同儕們一樣，定義了一個現實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獨立于、脫離于社會權力存在的政治權力。因此，自由主義的“馴化權力”實際上是要把政治權力納入維護社會權力的軌道，使得政治成為維護既有社會權力的工具。秦暉先生和他的自由主義同儕們所推崇的，無非是讓資本主義擁有“普遍性”(當然，這只能是形式上的)或者說葛蘭西意義上的“霸權”，能夠較為順暢地、“和平”地進行統治，能夠完成再生產。秦暉先生對儒家、民族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的推崇，很明顯都是服從于、服務于這個目的的——當然正如前面提到的，秦暉先生的調和不一定能夠成功。秦暉先生劃的那條“共同的底線”，不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別名么?秦暉先生對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共同的底線”的人士比如列寧的態度也早已眾所周知。

　　至于其它各路保守主義人士對五四的“批判”，我認為這里只要提出一個問題即可：保守主義真的像其鼓吹者認為的那樣不僅人畜無害，而且是“自由衛士”嗎?還是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歷史吧。由于我國近代保守主義一敗涂地，我國的保守主義者們青睞的是歐洲和美國的保守主義。首先是美國的保守主義。國內的保守主義者們通常會大力表揚美國保守主義是如何“捍衛自由”的，但是，正如每一個熟悉美國歷史的人們都知道的，美國保守主義的“捍衛自由”實際上意味著通過包括暴力在內的手段維護美國資本主義的既有結構。美國保守主義不僅從來是鎮壓美國工人運動的急先鋒，而且也是反對女權運動、和種族主義密切結合。總之，美國保守主義是和美國社會的一切進步力量對立的。其次是歐洲的保守主義。歷史上歐洲保守主義對一切進步力量的鎮壓已經是歷史常識了。特別是一戰之后，普魯士權貴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納粹上臺，奧地利的保守主義勢力直接赤膊上陣發動政變，意大利法西斯背后也有意大利保守主義勢力的幫助。除此之外，歐洲其它國家的保守主義勢力也都和各自國家的法西斯主義不同程度地結合起來：這一點在東歐各國尤其明顯。總之，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保守主義的要義都是維護一小撮權貴的統治，維護既有的社會結構、社會不平等以及剝削壓迫。那么，很自然地，他們對一切追求進步的社會運動采取什么態度就不言而喻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倒是想把這些保守派人士的“批判”視為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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