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多棱鏡里的“五四”

皖河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五月四日，一群熱血青年不顧軍警鎮壓，舉行游行集會及各種抗議活動，不僅使國民政府最后被迫拒簽對德和約，有力狙擊了各虎狼帝國進一步覬覦中華的野心，而且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全新的時代。這本是海內外知識界的一個共識。然而，近十年來，關于“五四”，除了有某學人認為它留下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兩個精神病灶”，并因此而“至少虛擲了三代人的血淚精華”之評價外，鮮有其他觀點能留于雅堂之上。而某學人此觀點不只是因其與歷史評價迥異而顯得非常突兀，而且有辱于諸如聲稱“寧作自由鬼、不作亡國奴”不惜赴水自盡的京師大學堂學生等等“五四”先賢。
　　
　　兩個運動?
　　
　　某學人撰文稱，“1919年的巴黎和會是新文化運動的結束，也是“五四運動”的開始”，并認為“兩者之間的斷裂已經被‘五四’這一獨斷符號遮蓋”。
　　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有意進行切割，其實并非始于當下所謂“自由主義者”，而是始于當年的左派。但二者意趣相同。當下“自由主義者”割斷“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意在貶低“五四”，而抬高新文化運動；而1930年代周同予在《中學生》上發表《過去了的“五四”》，將“五四”與新文化分開，則意在貶低新文化運動，抬高“五四”的革命性意義，并且認為有人將“五四”與新文化放在一起，是借“五四”之威名提高新文化運動之地位。時隔六十年，同樣的做法，相反的目的，不禁令人有時空倒錯之憾。
　　但正如美國著名的“五四運動”研究者周策縱教授在其《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一書中所言：盡管有人總想切割“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而對于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五四運動”具有一種更廣泛的意義。“在流行的用法中，其含義既包括學生運動又指新文化運動。”“如果一位普通的中國學生被問及這個運動，他的回答一定包括知識分子的社會改革活動以及新文化、新思想運動?！鄙踔痢霸谀莻€運動以后的年代里，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政治領導者最終都贊同了相同的觀點”。周策縱還特別提到了民國時期獨立學者李長之的見解。周寫道：“一個幾乎不帶任何政治色彩的作家曾說，‘五四運動’當然不僅指1919年5月4日這一天的運動，而是指中國接觸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歷程，‘五四’不過是這個歷程中的一個指標?！?
　　不過仍然應該稍加分疏。盡管包括黨派與學界在內，都認為狹義上的“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一體，統稱之為寬泛意義上的“五四運動”，但著重點仍然有區別：左派著重點在于說明新文化運動在青年與政治上的意義；而右派則強調“五四運動”在文化上的意義。比如：賈逸君所著《中華民國政治史》(上海書店，1929年版)中就寫道：“‘五四運動’，雖為政治運動，實為文化運動之結果。”而何干之在《中國啟蒙運動史》中則干脆稱“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而有意思的是，國民黨政府于1944年4月16日接受中國文藝界協會的建議，把5月4日定為“文藝節”。
　　周策縱先生曾列舉了“五四事件(周以此區別于寬泛意義上的‘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一體的三個原因：一是“五四運動”的實際領導者，也是推動新文學、新思想以及社會改革的新興知識分子；二是這些思想改革家反軍閥反列強的理論基礎正是早先一群知識分子所提倡的民主思想；三是運動的精神不是單純的愛國主義，而是與民意至上、人權至上和思想覺醒等觀念密切相連的。
　　這一說法受到了諸多支持。何干之在列舉“五四運動”的原因時，認為新文化運動所主張的民主思想與科學精神才成就了“五四”?！拔逅摹辈粌H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實踐：它是通過青年學生的街頭與媒體政治來實現其目的，而不是歷史上首先付諸如“暴動或起義”；而有意思的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在扮演了鎮壓者角色之后，最終也與現代政府一樣，是在民主的壓力前和平讓了步。“在不倫不類的共和制中屢遭流血的民主，得了世界大戰這一大屠殺的‘好處’，居然來了一個空前絕后的黃金時期，出現了被稱為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而主導“五四”一代人的另一個精神支柱“革新”則來源于科學精神。正是新文化倡導的科學精神，使得青年人相信：“宇宙是不絕的流轉翻新，社會是不斷的再生復活，人是不停的日新月異?！边@種觀念引導著“五四”一代人走上街頭，為更好的社會制度與更好的人生安排而奮斗。
　　與此同時，“五四運動”不僅沒有中斷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解放浪潮，反而把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解放風潮推向前進。胡適在1922年回憶說，“五四事件”之前，中國的新派期刊僅《新青年》、《新潮》、《新教育》等不超過十種，而在“五四運動”之后的半年中，中國出現了大約四百種新的白話文期刊，大約三百五十種周報。這其中，如《青年與社會》、《新社會》、《新中國》、《新人》、《新婦女》等等，皆以“傳播新思想，改造舊社會”為己任；與出版業迅速發展的同時，對新思想的迷戀也不斷增長。約翰·杜威于1920年來到中國講學并在中國呆了兩年，胡適為他當翻譯；羅素也來到中國，傳播英國的費邊主義傳統；泰戈爾也來華了?！啊逅氖录埃谥袊倘?、工人、教師甚至學生中很少有西方式的組織良好的團體”；但“五四事件”之后，“一種建立組織的新潮遍及中國各個城市，知識分子以更為民主和開放的方式來處理這些組織的事務。”(周策縱語)我們今天熟知的中國哲學會、新教育共進社、社會主義研究會、羅素學會、新學講學社、共學會、青年進步社等等都建立于“五四事件”之后；當然具有政黨性質的共產主義小組也是在“五四”之后建立的；“五四事件”之后，知識分子對大眾的普及教育活動也進入新階段，他們為中國普通工人與農民的孩子開辦了夜校；晏陽初在1920年根據他在法國教育中國工人的經驗，發起了著名的“平民教育運動”。等等。
　　也正因此，周策縱先生在其著作中，一方面在描述完“五四事件”之后，專門又寫了一章“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以專論“五四事件”如何將新文化運動推向更廣范圍與更深程度；另一方面，還將“五四運動”的后時間界限一直延續到1922年；而何干之則認為“五四運動”其實一直延續到1924年的科學與玄學"之爭，才宣告這場新文化運動的結束。
　　真不知某先生何來“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被‘五四’浪潮裹挾而去”之說!
　　再稍遠些說。“五四”以降九十年間，“民主”與“科學”精神又何曾斷過?當年延安政權對抗國民黨政府的利器不就是指稱后者“專制”與“獨裁”嗎?吸引百千萬知識分子奔赴新生政權的不也是因其允諾一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嗎?共產黨立國之初啟動大規模工業化計劃，不也是西方科學精神與工具理性下所前定的發展道路嗎?甚至1978年轉而搞市場經濟，同樣不也是我們相信理性與科學?
　　當然，九十年間，中國歷史的確歷經了百千流轉，甚至其間不乏流血千里，伏尸沃野，但中國九十年相當于西方歷史的三百年。我們今天某些智識者老說以歐美為師是回歸主流，這些智識者卻沒有看到這樣的現實：僅二百五十年前，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戰死的青壯年士兵人數就達五十萬，占當時總人口數的3％；僅僅不到一百年前，從1914年到1945年歐美接連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高達1.2億，占世界總人口數的10％；而僅僅不到五十年前，黑人在美國還沒有公民權!以此比較，中國在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過程中，歷經磨難，一步步逼近“科學”與“民主”的正果，“五四”以降三代人的血淚精華豈可以“虛擲”畜之?
　　
　　民族主義身負原罪?
　　
　　“五四事件”產生的導火索是在巴黎和會列強出賣山東權益于日本。因此，青年學生把斗爭的矛頭直指帝國列強以及與帝國列強相與勾結的內賊，這放在1840年以來的歷史大勢下，不僅中國人理解，而且海外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如費正清、周策縱等也都理解。也因此，“五四”以降也是有“公理”的。但偏偏不知觸動了1999年某學人的哪根神經，認為“五四事件”開啟了民族主義，更指這是一“精神病灶”。
　　也還是有一說一，先且只說巴黎和會之事。一戰結束，中國因作為協約國盟軍之一是戰勝國，而當年統率八國聯軍的德國是戰敗國。于是，中國人理當有足夠的理由與權利收回德國強占的中國領土與利益。但在由美、英、法、意、日五強主導的凡爾塞和會上，竟然支持日本接手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而從甲午戰爭到1915年的“二十一條”，日本為禍中國最烈；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列強支持日本行使權利，理由竟然是中國政府此前與日本政府有“密約”在先。面對此局面，海內外華人組織與團體屢屢對巴黎和會施加各種壓力及影響，試圖有所改變，但最后都被列強拒絕。于是，1919年5月4日這天，北京大學愛國學生聯合其他高校共三千多人，率先進入天安門廣場，開始了一場“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愛國學生運動。
　　周策縱先生反復強調，除了火燒曹宅之外，整個運動非常平和，反而是后來北京政府的野蠻鎮壓激起騷亂。對此，甚至剛到中國的杜威在6月20日給他的女兒寫信都這樣說：“整個事件看來是計劃得很周密的……要使我們國家十四歲多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并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到他們的隊伍，那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列強的心虛自不待言，內賊更是心虛。后來相關檔案表明，曹汝霖的確早與日寇暗通款曲，不僅替日本政府完成對中國經濟侵略與經濟壓力出力，而且從中撈取個人好處，其名下個人資產至少有兩千萬之巨，“實超當年和坤之數”，后因接洽西原借款有盜用嫌疑而被交法辦，逃往日租界受保護；日侵華戰爭期間，又出任華北偽組織咨詢委員，與日本人合作開礦。而章宗祥也對日本的許多借款負有交涉之責，更于1918年9月在答復日本關于山東地位提議時，簽署了“欣然同意”的換文，直接導致巴黎和會中國被動；章后來也曾任華北偽政府咨詢委員。
　　因此，學生針對列強與這樣的內賊發起抗議運動，何來狹隘民族主義?
　　但某學人還是扯到了義和團，就差咬牙切齒地罵“五四”一代人是義和團的“孽種”。說他們的共通之處在于拒斥現代西方文明；當然在海上文人之上還有南方某位老先生，更把1840年以來中國反強權的歷史全改寫成了“反文明”的歷史，也包括了“五四”。而立論之據正在于他們都認為中國現代化正是借道于西方的“進入”。
　　所以本文在此旁出說說“義和團”。
　　不知道唐德剛先生是否是看了類似言論有感而發。在其《晚清七十年》一書中，他對引發義和團運動的“曹州教案”前因后果進行了辨識與梳理，得出這樣的結論：“若說教案完全起于中國老百姓的排外行為，這分明與事實不符；若說帝國主義在中國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強詞奪理的胡說。這些都是歷史上扳搖不動的事實，我不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認的?！彼€對義和團有這樣的描述：“在這批英雄好漢江湖豪杰的眼光中，他們所見到的只是洋人的橫蠻、教民的仗勢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德軍占領膠州灣向內陸進襲之際，官兵雞飛狗跳，總兵被俘，在如潮的難民、兒啼女叫聲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護之下的教民，道左旁觀，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相形之下，不但強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這樣一來，不但民教雙方陣線分明，地方各種教門、拳會、會黨，也會認為政府過分孱弱——‘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則江湖豪杰乃至當地武生士紳，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鄉為國仇洋滅教為己任了?！碧葡壬€悲憤地寫道：“入侵者的殘暴。就更罄竹難書。清末民初各種中外沖突中，雙方死傷數字大概可說的一千比一。洋人如有一人殞命，無辜華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幸的是，在類似情況之下慘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揚天下，垂譽后世，但是陪他們一道喪命的數千名華人包括婦孺，那就死得蟲蟻之不如了。在那庚子年間，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死掉千萬個華民，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一個。”
　　唐先生當然也譴責了義和團的無知與野蠻。他同時也看到了帝國主義善惡兩面性：“其‘善’的一面，則籠罩在由西歐開始的現代文明各方面的向外傳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為‘德先生’；則形而下者，則是‘賽先生’了。而擴張主義的‘惡’的一面，則是歐西白種民族國家利用其先進科技成果，向落后地區奸擄焚殺，作其赤裸裸的掠奪、侵略和侮辱。因此，這一現代的歐西擴張主義，其‘善’的一面的傳播，雖非其原來的‘動機’，然其‘結果’則不無可取……無‘西風東漸’，讓我們‘洋化’一番，我們早起不刷牙，豈不難過乎哉?這一點我們就要拜侵略者之賜了?！?
　　然而，唐先生最妙的是下面的評論：“可是這一類‘原本無心’的‘牙刷主義’的傳播，終抵不掉他們那‘存心作惡’的炮打火燒、走私販毒、‘華人與狗’等等罪惡行為。這‘惡’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了?！薄拔覀內绻豢匆娙藱?、民主、科學、技術，而忘記了那殺人放火、販毒走私、血淋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本質，而胡吹或變相的胡吹，說什么‘白種人的負擔’，把販毒走私，說成只是提供一般商品；殺人放火，是為幫助落后地區開化，不得已而為之；武裝侵略，是幫助愚昧帝國加入‘世界社團’，納入‘條約體制’，那豈不是變成了‘魔鬼的辯護士’、殺人犯和毒梟的律師了?”
　　說到底，中國的民族主義并沒有原罪，身負原罪的恰是西方虎狼帝國。
　　與義和團的民族主義不同的是，事實上發端于西方的現代民族主義更是民族國家形‘成、鞏固并通往現代化的思想資源?！拔逅氖录卑l端于義和團運動二十年后。主導“五四”的是有西方知識背景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靠迷信與氣功扭系人群的蠻民。他們用從西方傳過來的民主觀念與科學精神為武器，反抗西方列強覬覦中華的野心；同時要求國家內部進行類西方民主憲政的制度變革，這本是現代民族主義的健康表現，何來什么“精神病灶”?
　　且退一步說。某學人所列舉的“五四”街頭游行、“文革”中火燒代辦、1997年的“中國可以說不”、1999年的北大女生當場提問美國總統，總也比不過帝國僅以“可能威脅安全”就悍然出兵伊拉克阿富汗這樣的“激進”，但不見那位“從雪竇山下到哈佛燕京”的某先生譴責后者半句，反而譴責前者“荒誕”，這位海上學人真是堪稱唐德剛先生筆下“魔鬼的辯護士”啊。
　　
　　說什么民粹主義
　　
　　某學人認為“五四運動”遺留下另外一個精神病灶是所謂“民粹主義”。據其考證，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這個俄式社會主義在它的家鄉就與上一世紀的俄國民粹主義難解難分，因而也感染上了中國。還有更進一步的論證，說民粹主義是農業社會的流毒，只有市場經濟才能開出民主憲政。
　　國內一說到民粹主義，一般都會說到俄國的“村社運動”。其實，美國近現代史上也曾有民粹主義。喬治·斯蒂納等人在《企業政府與社會》等著作中有詳細的記載。
　　十九世紀中葉，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政府，“不信任普通公民，稱‘人民是只大野獸’，極力倡導經濟精英統治”，使得“企業團體的政治勢力迅速增長”，而“強調田園生活、公民民主和人權的農耕主義意識逐漸成為美國社會價值觀的支流”。其結果，“在內戰后的一段時期內，大企業以從未有過的方式控制著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公司操縱整個國家的政權是常有的事。”比如，“西弗吉尼亞和肯塔基為煤業公司所操縱。紐約、許多中西部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則為鐵路公司所控制。蒙大拿州的政治勢力則控制在Anaconda銅礦開采公司手中。在俄亥俄州、德克薩斯州、賓夕法尼亞州，石油公司居于主導地位。在華盛頓特區，企業也居于主導地位。在共和黨的連任期間，從1868年的Ulysses S，Grant到1900年的William McKirdey，大公司對一連串傾向于企業的共和黨總統的提名和選舉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在國會中，受企業金錢的支使，一些參議員甚至公開代表某個公司或某個行業?！?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民粹主義運動。民粹主義者指責說，“華爾街擁有整個國家。政府已經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不再依賴于人民并為人民服務，而是華爾街的政府，為華爾街服務。這個國家中的大多數普通民眾成為奴隸，而壟斷者則成為奴隸主”。民粹主義者提出，應該由政府擁有鐵路與金融性企業，要監督并控制大企業對政治的影響，尤其是對美國參議院直接選舉中的影響。這場民粹主義運動一直跨越到進步運動時期并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在參議院，修易·龍作為來自路易斯安娜的民主黨中的民粹主義者，倡導窮人起來與富人斗爭，起來譴責富有的統治階級。在他看來，這一階級是由掌握大量資產的摩根、梅隆以及洛克菲勒所控制的。在1934年，修易·龍制定了一項財富重新分配計劃，對大的財團和公司征收資產調節稅，重新分配貨幣收入，保證每戶人家每年獲得五千美元的獎勵和二千五百美元的收入。為推行這一計劃，修易-龍建立了一個分享社會財富的基金，在1935年。這個基金吸收了五百萬名會員。然而，在這個計劃執行之前，修易·龍就被暗殺了。而“足以使他的支持者感到欣慰的是，隨后，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倡導了溫和式的改革。”
　　在斯蒂納看來，美國民粹主義運動當然有其落后的一面，這主要表現在“民粹主義者后來發展到譴責整個工業化的不良后果，譴責整個資本主義，而主張回到農業經濟時代。后來與馬克思主義合流”。但斯蒂納同時指出，民粹主義對于精英與寡頭政治的批評?！耙罂刂拼笃髽I實力的濫用”，作為最“可貴的政治遺產，被帶入了二十世紀，尤其是羅斯福新政”。
　　而在斯蒂納的筆下，羅斯福新政最主要的手段是“抑制精英與寡頭主義”?！巴ㄟ^干預銀行業和工業，加強勞工聯盟，并改善社會保障”；“建立起了一個廣泛而復雜的規范性結構，以便在大資本與原本處于弱勢的工人之間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但相對于民粹主義者激進的要求，羅斯福更為溫和一些”。然而，“杜邦、通用汽車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羅斯福的自由游說者，反對新經濟政策，反對社會保障。許多經理憎恨羅斯福。他們認為，他把共產主義帶到美國，并且把他的名字改為斯大林·Delano·羅斯福。在1935年，為阻止一項限制企業權力的法案通過，一些資本家聯合起來向國會發了二十五萬封信和電報，并組織一項流言活動，說羅斯福是瘋子?！?
　　而歷史業已證明，由于新經濟政策吸取了民粹派“那些完全平等和人道，并且重新主張農耕主義的傳統”，才使美國避免了發生由于勞資過分對立而可能導致的“民粹式的顛覆性災難”。羅斯?！安粌H為日益擴大、有力和積極的聯邦政府奠定了基礎，不僅拯救了資本家，而且拯救了整個資本主義”。
　　通過回溯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所謂“民粹主義”與什么農業社會或市場經濟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民粹主義實質上是對精英或寡頭主義的反彈，農業烏托邦不過是民粹主義者回不去但又必須拿出來抵抗現實的幻想。而要消除民粹主義的危險，最好的辦法也是首先消滅精英或寡頭主義。只批評民粹，而不從源頭上根除精英與寡頭主義。與只批評民族主義，卻無視帝國主義虎狼成性在前一樣，是某些智識者的傲慢與偏見!
　　還是回到“五四運動”本身吧。以筆者有限的閱讀范圍，海內外研究“五四”諸學者，除了文中所指這位海上學人之外，并沒有別人從“五四運動”本身中嗅到什么民粹味。倒是“五四運動”另外一層意義被多次提起，即知識分子與勞動者相結合，使得“五四運動”區別于此前的各種運動或革命。正如周策縱先生所言，“在社會秩序變革中，往往是知識分子首先開始在思想意識方面對現狀的反叛”；但在“五四運動”中，“青年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思想、制度和習慣，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舉起了義旗。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反帝活動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實業家的支持”。毛澤東盡管認為“‘五四’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但仍然指出，“五四事件”發展到“六三運動”(指北京、上海等地工商業開始罷工罷市)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他接著總結認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順便說一句，“五四”時期，毛澤東本人在《湘江評論》上所發表以支持“五四”學生運動的《民眾的大聯合》，被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羅家倫稱贊為對學生運動最準確的解釋，同時也受到傅斯年等人的賞識。
　　實際上，“五四運動”之后，共產黨闖入政治舞臺。的確端賴于他們把“五四運動”時期得到的“大覺悟”即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運用得十分熟稔。而與此相反，“五四”之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后來轉為保守或消極。成了無足輕重的政治砝碼。他們無視緊迫的經濟問題，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渦，他們沒有認識到知識分子對其他社會勢力的領導作用，也沒有認識到中國軍閥主義的本質及中國人民厭惡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原因。最后，由于他們躲入學術研究領域，所有這一切使他們失去了與大多數青年和人民群眾的聯系”。(周策縱語)
　　由此看來，自由主義者沒有資格抱怨“五四”之后領導權的喪失，因為他們當初就“不屬于民粹”，不屑于為伍于工農；可想而知，今日如果自由主義者仍然不理民間疾苦，罔顧大眾好惡，甚至以非為是，只作一廂情愿的“思想或學問”，也將永遠只限于“書齋里的革命”。
　　
　　誰的“五四”?
　　
　　九十年彈指一揮間。關于“五四運動”，事實肯定只有一個。但各種黨派、學閥、資本家、平頭百姓，都出于自己的目的看待“五四”，解讀“五四”。這本不奇怪。而如果有研究者翻開九十年間關于“五四”評論的各種言說，仍然可能為中國不同年代中思想及觀點的雷同而感到奇怪。
　　仍以海上某學者的觀點論，除了將“五四事件”與新文化運動進行切割這一做法不新鮮外，認為“五四事件”要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出現負惡責這一觀點，也早已有之。一當年“五四”健將之一、后變為保守派的曾琦，也曾這樣“反思”：“五四運動”是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下，掩蓋了鼓吹中央集權統治的一場民族主義的學生和民眾運動；“尤其是運動期間誕生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信奉的蘇俄政策，更是始料未及的災難”。
　　且不說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僅就把共產黨與“五四事件”直接聯系在一起，周策縱先生認為不妥。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開始是在“五四事件”之后。此前，“從李大釗的著作中尚看不出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1919年2月前后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重點研究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有組織的研究直到1920年春天才開始”。
　　而且，更進一步，從周策縱先生的研究中，還隱含著這樣的有趣結論：某些反社會主義的保守主義者，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中國出現的責任推給“五四運動”，正好與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觀點相吻合。因為在政治斗爭中，左派共產主義者非常看重“五四運動”的領導權爭論。因此，早期的李大釗與陳獨秀，盡管“從未認為這個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所激發或是共產黨領導的”，但已經認為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活動是“五四運動”精神的發揚光大；而到延安時期，毛澤東更是敏感地認識到“五四運動”政治意義的重大及領導權之爭的重要，因而在1939年所發表的《五四運動》的文章中，首先把“五四運動”提升為“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樣的高度，接著又說，“中國無產階級開始獨立登上歷史舞臺”。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干脆寫道：“‘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逅倪\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
　　也就是說，如果把“五四運動”的真相放在一邊，當年因反社會主義而遷怒于“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者，其實與社會主義左派在看待“五四”上都有著同樣的觀點：即認為“五四事件”要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出現負責。而這樣的觀點與其說是學術研究得出的結論，毋寧說是這些“主義者”政治傾向“下的蛋”。今天中國某些自由主義者仍然熱衷于此爭議，不但不能證明其無褊狹，反而證明其對政治的興趣遠超過學術或思想。
　　讓當下類似某學人這樣的許多自由主義者憤憤不平并難以釋懷的是，“五四”一代人最后多投向“法俄”而不是“歐美主流”。對此最近李零先生在《讀(動物農場>》一文中有這樣絕妙的解釋：“西方列強一向操縱落后國家的政變和內戰。……它們支持的都是‘弱國中的強者’…全是各國的保守勢力?！薄白杂墒澜绲拇砣耍麄兇淼牟⒉皇潜緡拿裰鳎菑妵诤Ｍ獾睦妗！薄爸袊锩鼮槭裁磿贿叺?道理很簡單：北伐，只有前蘇聯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前蘇聯運動。”
　　李零先生此說法可謂一語中的。“五四”一代人最后倒向法俄而不是某學人所認為的歐美主流，道理也正在此：想當年巴黎和會前，中國人為作為一戰勝利國放假三天，舉國慶祝，就是以為主張“公理會戰勝強權”的美國威爾遜總統將為中國人的正當要求撐腰。但不想，威爾遜主導的和會卻公然把中國山東主權用于討好更強大的日本，這種出賣行徑對中國人的傷害是無以復加的。當時的《上海學生罷課宣言》中就這樣寫道：“全世界本來都傾聽威爾遜的話語，像是先知的聲音，它使弱者強壯，使掙扎的人有勇氣。中國人一再聽說過了……威爾遜曾告訴過我們，在戰后締結的條約里，像中國這種不好黷武的國家，會有機會不受阻礙地發展他們的文化、工業和文明。他更告訴過我們，不會承認秘密盟約和在威脅下簽訂的協定。我們尋找這個新紀元的黎明，可是中國沒有太陽升起，甚至連國家的搖籃也給偷走了!”
　　而也恰在美歐再次無恥地背叛中國的時候，北方新生的蘇俄政權宣告將廢除舊沙俄時期與別的國家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并電報中國將放棄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及其他一切地區。為此，前蘇聯代表甚至已到了中國。盡管后來前蘇聯外交很快由國際主義回歸國家利益，但已是“五四事件”多年后的事，而且與美歐赤裸裸的背叛仍然不可同日而語。
　　主導這個社會的絕非只有理性，正如主導某些自由主義者態度的毋寧說是理性，不如說是信仰甚至好惡一樣。今天以理性苛求“五四”一代人沒有把對美歐背叛的憤怒情緒、與向美歐學習的理性追求進行切割，未免太“事后諸葛”了吧?
　　況且，僅就“五四”一代人中大多數而言，并沒有細分什么“法俄”還是“歐美”，而是一個籠統的西方概念，那里就代表新社會與新人類。這也是即使是1940年代的延安政權也經常宣示要學習歐美式民主，并試圖與歐美親善，只不過再次由于美國的“一邊倒”，才有了后來的“別了，司徒雷登”。
　　九十年后的今天，因寫作此文，筆者翻看了當時學生運動時期大量的演說、傳單與出版物，突然有了這樣一種想法：在一個觀念與利益沖突日深的社會中，想還原“五四”本來面目已是不可能的事。但只有一件事是不容否認的：“五四事件”本身是一場青年人的運動，是中國歷史上首先接觸到現代文明、接受了現代教育的一個年輕世代，通過現代民主慣用的方式，對帝國主義列強及其國內買辦表達他們的憤怒與不屑，對他們理想中的新社會與新人類表達他們的愿望與追求。
　　所以，我把“五四”一代人稱為“新青年”，而且是由“中國少年”成長起的“新青年”一代。也就是說，“五四”一代人不僅僅算是《新青年》所倡導的具有“科學”與“民主”精神的一代新青年，還應該遠算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變革者所倡導的具有“少年中國”精神的“中國少年”。一個突出的例證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包括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人都曾是“少年中國學會”人物。其中，胡適在“五四運動”前夕寫過一篇題為《少年中國之精神》的文字，提出“少年中國”的人生觀包括以下三個內容，即批評的精神、冒險進取的精神與社會協進的精神。他還寫道：“我們要做一個人，豈可貪圖自在；我們要想造一個‘少年的中國’，豈可不冒險；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大舞臺，我們既上了臺，便應該老著臉皮，硬著頭皮，大著膽子，干將起來；那些縮進后臺去靜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著雙手只會看戲的人，也都是懦夫?！彼€特別指出：“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敗，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他更以詩人般的浪漫預言：“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是有大不同。但又有大相同!
　　九十年前的5月4日，當那些從現場往校園返回的青年學生們回望由他們點燃的趙家樓大火時，他們不知是否想到，他們的行為有著如此深刻的歷史與文化意義，并在九十年間引發了如此之多的紛爭：自此以降的中國各種思潮包括當下的所謂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家，從更根本的意義上仍然在與1919年對話。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瓢底該如何評價這九十年間的中國變化?或者說，九十年前那些“五四”先賢們提出的問題，真的在歷史中獲得了解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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