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的科學和教育
韓毓海
《綠葉》雜志2009年第4期
摘要: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理解和評價,要從其歷史性的角度進行。對于新文化運動旗幟之一的“科學”,我們也要進行歷史的考察。科學是力量,是公理,是正確的人生觀的基礎,但在近現代史上也是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重要方式。破除科學的霸權和特權,積極將科學知識推廣到基層民眾中去,是五四以來直到現在的一個重要主題。
一、在歷史中尋求五四運動的意義
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現代史上,五四運動都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對五四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初期有胡繩的名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周揚的文章《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李澤厚的《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都代表了對關于五四運動的再思考。其中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更引發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史問題的深入討論,比如說:啟蒙運動與現代建國運動、特別是人民民主的革命運動之間的關系究竟怎樣?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建立平等的國民認同,這是否也是啟蒙的目標?如果象李先生所說的那樣,“啟蒙”與“建立現代國家”這兩個目標是對立和沖突的,甚至是一個“壓倒”另一個的關系,那么李先生所說的“啟蒙”的真正目標又是什么呢?即使現代中國的民主建國運動和革命運動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那么,對現代建國與革命運動的反思,是否也應該包括對啟蒙的反思?――如此等等。
李澤厚的文章并沒有否定五四,但他的邏輯中確實包含著對五四的一個批判性的評價,這與當下某些的“國學”的宣揚者簡單粗暴地指責五四“全面反傳統”并不一樣。當然,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五四和晚清的關系,比如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有“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說法,這與胡繩、周揚、李澤厚等的看法都有不同。王德威認為五四提出來的問題,特別是現代化的問題,包括科學和自由,乃至現代/西方、傳統/中國這樣的認識問題的方式,在晚清時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中都已經提出了。既然如此,五四的創造性在哪兒?它的獨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今天我們應該怎樣認識五四運動的意義和特殊性?
當然,這些問題既是學術問題,也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今天,如果我們不能回答五四所面對的各種各樣的挑戰與質疑,那么就可能會在一些重大的歷史事實上,背離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因為對五四的質疑從來不單純地是對那個事件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質疑?,F在海內外確實都有人認為: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完全是由中國共產黨在1930-1940年代為了政治需要而“編造”出來的,是毛澤東在《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這些重大歷史文獻中“虛構”出來的,甚至還有人認為五四運動以及中國革命打斷和干擾了中國現代化的步伐,因此需要對“五四的虛構”進行“解構”。
當然,晚清要搞現代化,蔣介石也主張搞現代化,而且蔣介石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就是全盤負面的。既有晚清的現代化、蔣介石的現代化,那么還要中國革命干什么呢?還要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現代化干什么呢?所以,今天的一個突出的問題起碼是:晚清的現代化、蔣介石的現代化與“五四”所呼喚的現代社會改造方案、與五四開啟的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究竟有什么不同?西方的、晚清的、蔣介石的現代道路與五四開啟的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道路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巴黎和會的歷史背景下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首先就在它于暴露了歐洲民族國家形式的政治體制存在很大的問題。歐洲的“文明國家”怎么會陷入這么殘酷的互相屠殺?歐洲在這方面有反思,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就是一個典型代表;而這同樣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個很重要的內容,關于“中西文明比較”甚至“優劣”的討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人們對歐洲文明特別是歐洲現代政治文明很少懷疑,更很少有人能把歐洲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理解為互相毀滅的、通過武力保持的一個平衡。同時,歐洲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產階級的關系,這時也被全世界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歐洲民族國家的規模是由戰爭的規模決定的,而戰爭的規模是由為戰爭提供貸款的資本家和銀行家決定的,這就是歐洲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的真實關系。16世紀以降,在歐洲各個政治體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過程中,18世紀以來,在歐洲以爭奪海洋霸權為起因的對于非洲、美洲和亞洲的殖民戰爭過程中,才逐漸產生了權力集中和資本積累緊密聯系的、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體制,這個體制的實質是強制和資本積累。這樣的認識問題的視野和方式,在晚清的時候當然不可能達到,因為全世界都是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才逐漸開始認識到的。中國也是這樣。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作為新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崛起,表明了這種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體制被復制到東方和亞洲所產生的后果,五四運動直接導源于對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的抗議,而這種抗議本身就包含著對于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體制的批判和拒絕。
我們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東方雜志》充滿了對于國際形勢的討論,即使今天看來,這些討論也是非常新穎、深刻和全面的。它全面評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戰局發展情況,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會對中國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重要的是,這些討論,呈現出一個由戰爭所造成的全新的世界局勢和全新的世界結構,這種全新的認識世界的方式,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震動非常大。后來,《東方雜志》相當一部分作者變成了《青年雜志》的作者,比如胡適就是《東方雜志》推出來的。他曾經提出“建立軍隊還不如建立大學更好”,這也是在歐洲戰爭的背景下才有的觀點。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背景,它使中國乃至世界對于歐洲文明、特別是歐洲政治文明的歷史和實質有了超出晚清的更為深刻的認識和洞察。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也出現了不同的國家發展道路。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迅速崛起,它只是象征性地參戰了一下,但主要是大規模地向歐洲提供戰爭貸款。以前的歐洲戰爭貸款都是在歐洲內部的大資本家、大銀行家當中籌措,但這次不一樣,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以發行“公共債券”的方式成了歐洲的債主,歐洲資產階級淪為美國國家和“美國人民”的債務人。這不但反映出歐洲在經濟上起碼相對于美國是不行了,更重要的是美國的迅速興起,顯然與它不同于歐洲的國家體制有關,這就是指美國的“平民主義”政治體制。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曾經說到美國的特殊性,他說美國的階級關系相對歐洲簡單,因為都是移民,所以美國沒有歐洲的貴族傳統,這種“天然的平民主義”與歐洲完全不一樣。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也認為美國沒有貴族,所以很容易產生“國家的專制”或者”大多數人的專制”即“平民的專制”,這二者雖然結論不同,但出發點是相同的。在五四之前的中國,盡管魏源也曾經在《海國圖志》中謳歌過美國獨立戰爭,他把美國的獨立看成是反抗歐洲帝國主義宰制的成功方式,但是,只有在一戰之后,全世界才一下子都認識到歐洲確實不是唯一的榜樣,歐洲式的道路起碼不是唯一的出路,更認識到歐洲文明的問題,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自由、民主、富強的更佳范本是美國,特別是美國民主和共和制度所保障的“平民主義”傳統。
同時,蘇維埃政權的誕生,以及蘇聯以與整個歐洲資本主義體系“脫鉤”的方式,走出了另一條路。晚清時人當然都認為不跟著歐洲走是沒有希望、沒有出路的,可是一戰之后,蘇聯卻成功地“脫鉤”了。當時中國知識界迫切地想知道蘇聯和歐洲“脫鉤”的后果,包括是否一旦與歐洲“脫鉤”,這個國家就會餓死,因此《京報》才派瞿秋白前去考察。他寫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讓中國知識界認識到在歐洲之外有新的道路。這就是后來我們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戰向全世界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課題,這個課題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歐洲文明的迷夢破產了。它也迫使中國選擇一條新的道路:而最終這就是工農聯盟、人民民主的現代化道路,用毛澤東的話說:“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還有一個問題也很重要:從1840年到1915年,在整個晚清的過程中,中國的角色當然就是向西方(主要是歐洲)學習,老老實實、亦步亦趨的作歐洲的“學生”,盡管先生不斷的打學生,但一代代中國人為了國家富強、民族生存,還是要向西方學習一切東西,要堅定不移地走西方的道路。是五四運動扭轉了這一切,包括它如果不是從根本上,也是從極大的程度上扭轉了晚清以來中國/傳統,西方/現代的觀察問題的基本方式。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西方的先進知識分子,把思想和探索的焦點轉向中國,轉向北京、上海和南京,而不是歐洲,更不是日本。中國成為現代人類思想、文化發展的焦點、成為探索新的人類現代道路的起點,這也是自晚清以來的第一次。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在于它的世界影響,在于它在現代世界視野中的價值。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五四不僅僅是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世界的。
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羅素和杜威,作為當時西方世界最偉大兩位思想家、西方最核心的兩位學者,他們都是在五四運動中來到中國,他們不但觀察五四運動,也親身參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論辨中。而他們自己觀察世界的方式,他們的思想體系本身,也都是在中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羅素和杜威的思想不但極大的影響了中國和中國知識界(這一點我們過去強調的比較多),而且,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極大地影響了杜威和羅素思想的發展和轉變(這一點我們卻幾乎沒有強調過)?!皩W生”影響了“先生”、改變了“先生”,這更是自1840年以來的第一次。
在結束了不愉快的日本之行后,美國哲學家杜威于1919年4月抵達中國,恰趕上了五月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中國知識界的創造性和思想活力、中國社會廣泛的民主訴求,與戰后蕭條、悲觀的歐洲和軍國主義統治的保守日本恰成反照。這不但改變了他原初的行程(杜威本來打算在中國呆一個月,結果留住了兩年),更改變了他的思想,改變了他對世界形勢和人類命運的估計。這就是他所說的:“任何一個真正想了解亞洲和東方,任何一個想真正了解人類未來命運者,今天的中國就是他尋找答案的地方”,包括他認為,中國一定不會走精英教育的道路,一定會開創一條教育與勞動、知識與社會相結合的現代知識道路。英國哲學家羅素,訪華后在1922年完成了《中國問題》一書,正是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美、日關系的分析,羅素預見了下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也正是親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羅素才預言了中國必將找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古老文明走向現代的道路。1965年,當這本寫于43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著作再版時,撫今追昔,羅素這樣欣慰地寫到:“中國人民歷經磨難,他們偉大的英雄主義拯救了他們,他們應該成功。祝愿中國成功!”
因此,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才能認識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意義,這個意義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世界。只有在一個真實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五四所開創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價值和意義。今天有很多學者,包括李澤厚、王德威,甚至包括某些概念化地宣揚“國學”的那些人,他們當然都提出了值得考慮的問題,像任何歷史運動一樣,五四當然有它的局限,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從最根本的意義上看,這些五四的批判者們卻起碼是忘記了去真實地觀察當時的世界形勢,在他們身上,我們恰恰找不到五四時代的世界視野、天下胸懷、人類擔當和政治決斷意志,在我看來,視野的日漸狹窄,這反而是80年代以來學風中特別值得警惕的,也恰恰是我們應該向五四先驅者們學習的遺產。而且我認為,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知識,我們一方面追求它的客觀性的具體來源,但同時也應該追求它的歷史性,不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怎么能夠作出判斷呢?歐洲的知識、包括“啟蒙”當然都不是普遍的,而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產生的。
由此我們可以說,五四是劃時代的,它當然不同于晚清。而且它也沒有簡單地反傳統,它是反“傳統主義”,“傳統主義”把傳統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就是尊孔讀經變成袁世凱復辟的意識形態,所以它才反對這個尊孔讀經。與某些人斷言的恰恰相反,五四以科學和民主的方式,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發展。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顧頡剛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成果,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用唐德剛的話來說,五四完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范式”的革命。
五四開創了一條中國的、人民的現代道路,這是不同于西方、不同于傳統――當然更不同于晚清的道路,我們今年依然走在五四所開創的這條中國的、人民的現代道路上,這是一個基本的結論。在我看來,起碼到今天為止,各式各樣的五四質疑者和批判者們,依然無法動搖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結論。
二、從北大看現代中國的科學發展
把對于科學和科學主義的反思與對五四的質疑聯系起來,主要是夏威夷大學歷史系的郭穎頤提出的現代中國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思潮的說法,實際上這種說法跟奧地利學派哈耶克提出的關于“自由”的思想有關系,出發點都是思考“科學”和“自由”的關系問題。郭穎頤認為五四以后中國形成了一個“科學迷信”,認為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要用科學的方式來解決,最后的結果就是科學形成了一個霸權,形成了一個機制、一個體制,直白地說就是造成了用工程技術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方式,因而妨礙了社會自由。
這個問題單純從理論上講恐怕比較復雜,一方面它確實觸及了一些現象,比如在大學里的指標化、數字化、統計化,你教授要發表多少文章、上多少電視,等等,也就是說它變成了一套技術管理手段,起碼對學術自由是有一定的約束。大的方面,比如說我們現在作許多工作其實都是如同救火隊那樣,關心的只是用技術的方式處理、控制各種危機和問題,至于我們的工作的目的,至于我們社會發展的大目標則很少有人關心,這當然是一種工程技術的處理社會問題的辦法。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近代以來中國追求民族獨立、追求國家主權、追求個人自由的努力都是高舉“科學”的旗幟。而在我們今天的很多人那里,問題恰恰恐怕是失落了旗幟和信仰,就剩下一堆工具和手段,這當然是個很大的問題。
至于哈耶克關于“自由”的那些說法本身,恰恰就是建立在一套自然法則的基礎之上,包括他推崇的市場拜物教,其基礎就是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因而,我傾向于認為哈耶克關于自由的理論本身就是一套意識形態,它是在冷戰的背景下,為了反對凱恩斯主義,反對歐美的社會民主主義,為了對抗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作為冷戰意識形態而被推廣的。
說到五四與科學的關系,我們可以具體地通過北京大學的歷史來看科學在中國的命運。作為一個新的學校和學術體制,北大的歷史和發展,是跟科學在現代中國的命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從初創時期來看,京師大學堂跟以前中國的學校不同,首先是它提倡“實學”,這實際上是科學在中國的第一個說法。它強調科學是可實驗的、可驗證的、可積累的,因此京師大學堂有一個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具備圖書館和實驗室,這跟以前中國的學校很不一樣。因為它對知識的理解就是實學。只有實學有力量,它是用于自強的,所以學生的學習目的不是修身,而是“經濟”,也就是“經邦濟世”。
當嚴復經吳汝倫推薦到京師大學堂做譯書局總辦后,他所作的工作是如何把“自然的法則”和“社會的法則”結合起來,并且運用到中國的社會改革和國家自強運動中,并為這個社會改革運動提供指導或者合法性。他翻譯的一系列作品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北京大學的教材,包括《天演論》、《社會通詮》等。嚴復的翻譯所強調的不僅僅是現代知識,而且更是作為“法則”的現代知識。他的翻譯提供新的知識,同時也結合當時的世界背景,指出這些知識代表世界上的“普遍的公理”。而且,這些知識不僅僅是自然的法則,而且同時也是社會的法則,比如他講自然的世界,不僅是在講物種的事情,而實際上是在講政治、現實意義上的“保種”。他所說的“群學”,也不是簡單指一些人群,而是指按照普遍法律和市場關系組織起來的機構,包括國家和社會。
嚴復認為科學首先就是法則,作為法則,它在邏輯上嚴謹自恰的,它有一套自律的功能,法則的世界是一個規范的世界,法則是不能違背的,但法則能夠成為知識的對象,法則是可以傳授和學習的。科學是普適的法則,而學校的作用就是傳授法則和制定法則,這些法則不但可以運用在自然中,也可以運用在社會當中。這是嚴復對于中國科學的想法,當然其中確有科學主義的趨向。比如他翻譯甄克思的《社會通詮》?!渡鐣ㄔ彙分v人類有三個不同的組織形式,氏族社會、宗法社會、國家社會。甄克思的著作并沒說這三種組織形式之間有一個普遍的邏輯發展過程,他只是根據研究的不同對象分別敘述為三個章節,原作中這三章之間是分立的。但嚴復用一個歷史線索把它串起來,把所謂自然科學的、調查式的方式變成了一個社會、歷史的發展的線索,變成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和不能違背的社會進化法則:由氏族入宗法,再進入國家,而中國正處在由宗法社會進入國家的階段。
在晚清的時候,僅把科學當成求富求強的手段,接受科學是因為它有用、有力量。而到嚴復時就有一個變化,他認為科學是一個公理,科學首先是不能違背的法則,法則是有普遍性的,法則的世界是規范的世界,學校的目的就是研究,傳授和制定法則,包括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接下來就到了蔡元培的時代。蔡元培遇到的問題主要是中西文明的沖突、現代知識體系和傳統知識之間的矛盾,這當然也牽扯到科學在中國的命運。由于科學往往被理解為西方的知識或者“西學”,它與西方的形象和西方勢力在中國的作用是緊密聯系著的。甚至五四時期深受科學影響的胡適,也說他在知識方面是從西方的,在倫理方面是從中國的。王國維也說,科學可信而不可愛,哲學可愛而不可信,可信與可愛的沖突就是中西文明的沖突。蔡元培意識到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有這樣一個沖突,他在北大當校長提倡“兼容并包”,所要解決的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五四后期爆發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核心就是爭論科學究竟能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而蔡元培通過北大學科內部的劃分,在某種意義上解決了這一爭論提出的問題。他把中國傳統的知識變成文學、心理學、哲學等所謂人文學科,一方面把它們科學化了,因為只有在科學的背景下它才有價值、有意義;另一方面表明,它們也不是無法成為現代知識對象的“玄學”,可以吸納到現代科學體系中來。他本人運用現代歷史科學的研究法,把中國的經典當成歷史材料進行發掘;張君勱等人則把心學改造成心理學;馮友蘭等人則運用德國唯心主義的方法確立了中國哲學和哲學史;魯迅和胡適則通過文學史、文學理論等現代研究方法改寫了中國傳統文學定義,從而在現代教育體制內重建了知識性和規范性的文學。
這個意義同樣是兩方面的,就文學來說,一方面文學和文學史成了可以教授和考查的知識;另一方面,文學系從胡適之后就成了不培養作家而培養文學史和文學批評人才的地方。由此看來,蔡元培所謂的”兼容并包”治校理念的核心,其實就是“分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學科建設”。它其實就是用分工和技術的手段來解決科學所面臨的那些問題,通過分工的方式力圖去化解現代知識內含的那些基本矛盾.
三、現代科學道路的反思
五四運動涉及兩個關于科學的更深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提出,科學是力量(晚清),是公理和法則(嚴復),也是正確人生觀的基礎。甚至現代知識內含的矛盾,也可以通過科學的分工和學科分化方式來解決(蔡元培)。但是,問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社會矛盾、現代知識所內含的那些基本矛盾,果然是可以通過科學的手段、通過學科分化的方式得以解決嗎?我認為完全不是這樣。
這就涉及到科學在現代中國的另外一個含義,這個含義也是五四揭示出來的,這就是:包括科學在內的現代知識,也曾經是西方帝國主義支配中國的重要方式。1904年,有一個傳教士阿瑟·史密斯(即明恩溥)寫了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性格》,這個史密斯給當時的美國總統寫信,認為中國有強烈的排外思想、民族主義情緒。他建議美國政府以庚子事件中清王朝賠款的一半,大約1100萬美元在中國建立一個學校,即清華學堂。他說中國正臨近一次革命,如果哪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和引導這一代年輕中國人,它就能在精神和商業領域取得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就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自己,并使這個潮流擴大,那么就一定能用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這里,現代知識和教育的目的在帝國主義國家而言,很明顯就是一個知識投資,是以知識的方式支配和控制中國的手段。由此可見,在西方世界的支配中,不僅有資本的支配,還有科學和知識的支配。所以后來錢學森要說,科學是無國界的,而科學家是有祖國的,這代表了較早一代知識分子的覺悟。
另一個問題就是科學和勞動的關系。科學在歐洲誕生的時候,它跟勞動的關系非常密切,比如航海活動帶來了靜物繪畫和編目知識的繁榮。它跟技術的拓展也有聯系,促成了工業革命的那些技術進步,為工業革命、現代生產力發展奠定基礎的那些成就的發明人,大多數都是普通勞動者,很多人甚至不能讀書寫字,愛迪生就是其中的代表,發明機車和抽水機的也是普通的礦工。因此,科學和勞動的關系是一個更為真實的社會關系,而成體系的科學理論,包括前面所說的自然法則的制定、社會法則的制定卻都是在此之后才完成的。這一點是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富蘭克林他們都講過的。按照康德、黑格爾的看法,未來的世界要通過教育和勞動把人變成人,馬克思也是這樣認為的。后來馬克思卻看到康德、黑格爾幻想的破滅,因為教育和勞動的分離,教育成了受教育者的特權,勞動成了勞動者的宿命,兩者之間產生了差距,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勞動異化和知識的異化。
這個問題在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和整個世界其實都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五四時期到北大演講的美國哲學家杜威,主要就是講教育、科學和社會的關系,他針對的就是這個問題。杜威學說在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認為科學必須來自于社會、運用于社會,教育不能脫離社會,甚至不能脫離生產勞動,教育必須為社會服務,杜威的這個想法是美國式的平民主義思路。我們說平民教育、科學教育的平民化,這些都是五四時代杜威從美國帶進來的。晏陽初是耶魯的學生,雷潔瓊、費孝通也是抱著平民教育的理想從英美回國搞平民教育、農村教育,在農村普及科學知識。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也受到了這個影響,他除了把人文學科納入科學范圍之內,對教育的平民化也有重要貢獻,如允許女生進學校,開辦夜校,提倡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等等。留法勤工儉學活動,就是蔡先生提倡、章士釗支持的,毛澤東就是這樣來的北京,周恩來、蔡和森、向警予、鄧小平等就是這樣去的法國。后來毛澤東搞土地革命,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把啟蒙運動推到農村去,辦夜校、辦走讀學校、辦平民學校,這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是美國現代教育的進步理念,這個平民教育的方式對于中國的科學普及,科學社會化、科學大眾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解放以后,中國的科學和教育發展是極其迅速的,這個成就絕對不能否認。其中一個就是科學知識的普及和識字率的提高,這是過去戰亂時無法可比的;另一個就是把科學、文化的重心放到基層去。這是上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設想,當然后來搞成一個政治運動、一場“教育革命”這當然欠考慮,欠考慮不是說今后就不要再考慮了,相反,它的基本精神今天必須嚴肅地繼承和繼續考慮,中國是個農民、農業大國,教育與中國這樣的國情相結合,過去的一個典型的就是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它在創辦的時候是這樣一個設想:不要國家一分錢,召集村里的勞動能手來一邊生產,一邊學習;學了科學知識之后又回到村里去做勞動骨干、科學骨干。這個學校到80年代后期才被改造成國家出錢養著的江西農業大學。它的辦學模式其實是五四的一個產物,就是半工半讀,勤工儉學,就是要把科學知識推廣到中國的基層中去。沒有把科學知識推廣到農村去,怎么會有中國農業的巨大發展?袁隆平的道路對不對?今天看來當然是對的。精英主義的教育道路在我們這樣一個勞動者占大多數的國家是否走得通?這也是值得思考的。
我們今天回頭來看科學在中國所經歷的過程,一方面要看到它代表了知識一個偉大的轉換和革命,代表了新的世界的法則的確立、新的教育法則的確立,最終是一代現代新人的確立。因為蔡元培先生把人生觀問題也放到科學里面來,它的方向最終就是毛澤東說的:有覺悟的、有文化的現代勞動者。另一方面,中國現代科學教育制度的形成發展本身,也是一個不斷對現代科學進行反思的過程。這不僅包括哈耶克、郭穎頤說的那些問題,即把科學誤用到社會當中去,用工程技術的思路包打天下、處理一切社會問題。而更重要的問題:一個是現代科學知識的產生在西方很特殊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背景之下,它作為一個利器,它在現代集權主義和資本積累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用愛因斯坦的說法就是:西方科學的發展與殺人技術的進步總是聯系在一起,這是科學家最大的悲哀。對于科學的控制尤其表現在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對于世界霸權的攫取。從這個角度反思科學的時候,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就會象錢學森那樣看到科學知識本身是無國界的,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科學本身不僅僅是形成了一個霸權,科學甚至還是一個特權,即在現代教育體制當中有資格接受教育的人才有資格去談科學,掌握科學知識對于形成和鞏固社會特權是有幫助的。因此,今天如何將科學知識更好地推向基層,如何反思精英式的教育體制,這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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