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教育公平的討論有很多種不同的切入點。社會學家從教育作為決定社會流動的角度來探討公平性，經濟學家從教育市場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方面探討公平性。在當前中國的公共空間里，也充斥著形形色色關于升學、擇校、教育實踐的論述。通過本文我想分析的是教育平等這個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和它所體現的當代意識形態。

　　我把這個討論限定在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范疇，或者更具體的說，是有社會公共資源所支持的面向大眾的教育系統(而不是，相對的，私立教育體系)。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是歷史學家，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David Labaree所提出的經典問題：現代教育的目標是什么?Labaree針對這個問題有一系列精彩的論述，雖然是建立在美國的歷史脈絡之上，但我認為對當下的中國教育之爭有很強的借鑒作用。他考察了學校教育制度在現代國家社會和經濟脈絡里所扮演的角色。作為一個公共制度(public institution)，現代教育除了需要國家的支持之外，也要讓民眾、教師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感受到必要性而愿意參與其中。因為現代教育這一制度設計并非不言自明的。

　　為什么要花錢受教育？

　　這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因為教育工作者需要向廣大的民眾說服教育的必要性，以換取在經濟上和政治安排上的支持。Labaree在他關于美國教育史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提煉出3個價值取向：民主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社會效率(social efficiency)、以及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

　　民主平等讓政府和持進步觀點的人們看到了教育作為改變社會現狀，傳播進步價值觀的作用。現代教育在國家建設中起了不可缺少的意識形態支撐和教化作用。簡單來說，這個觀點認為教育的目標是培育公民;而社會效率則從經濟效率的視角出發，讓商界和經濟界人士們認識到受過教育的人能夠促進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然而對于參與教育的個體來說，民主平等只有很弱的號召力，而社會效率只有對統治階級或者有能力配置經濟資源的階層(如企業主)才說得通。個人最看重的是社會流動的目標。教育讓普通百姓的孩子能夠通過正式的渠道獲得和他們父母不同的地位。Labaree很清楚的指出社會流動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視角下，教育是一種屬于私人的產品。它許諾給個人選擇權(freedom of choice)，同時展現給個人無窮的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只要你有能力，你可以通過教育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人。在這個視角下，學校是否有助于為國家和和會培養人才是次要的。個體需要的是那個能夠幫他們比別人更有競爭力的憑證。對于個體消費者來說，“一樣的教育”是他們最不想要的東西。而這種訴求在現實的表達不僅在于對教育分層的接納，也是對于教育資源均等化的冷酷拒絕。這個意識形態一方面而言對于傳統等級制社會而言是一種進步觀念，而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幻象(下文詳述)。

　　為什么教育要分化？

　　Labaree的理論框架同時指向了一個現代教育的制約因素：在現實中，學校教育不是一個人在社會階梯上的終點，而必然與就業市場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教育的發展無法獨立于社會經濟結構之外——事實上大量的教育公平的悲劇正是由于參與者們忘記了這一點，個體的的理性在社會層面反應出的常常是非理性——當就業市場的最終狀態是高度分層化的，教育體系變會內化這種分層的狀態。教育結果的分層狀態從社會效率的層面來看是天經地義的，而持有民主平等價值觀的人則強烈反對，因為公民之間應該是平等。但是在美國的歷史中，由于學校的地方化屬性——也即由社區選民最終決定要如何辦學——最終決定意識形態拉鋸的卻是消費者精神。

　　在民族國家沒有建立全國性的教育體系之前，絕大部分的教育通過私立形式。在這個小規模市場下，私人學校不用關心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因為能夠享受得起私立教育的一般而言是非富即貴的特權階層。他們的子女不必要通過公開競爭的方式來獲取職業。而在現代民族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市場條件下，教育成為了個人向上流動的新途徑。當代的選賢為能/賢能政治(meritocracy)支持者們執著于究竟哪一種社會分層的方式更能體現公平性的時候，被擱到一旁的重要現實是，不管采取何種方式決定分層，分層本身的合理性是沒有人質疑的。

　　也就是說當代教育公平的探討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的：即所有人最終會被分配到差異巨大的就業市場上去，但是我們要找到一個“公平”的方法來進行分配。不管是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對這個大前提堅定不移。而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時代精神的體現。所有參與者都承認這是一個結局不平等的游戲，但我們要找到一個公平的游戲規則。這個吊詭的對立統一推動了人們一方面接受經濟就業的不平等，從而要求教育的高度分化的;而另一方面則又高呼教育不公平。而后者不正是前者的自然結果嗎?試想，對于教育參與者來說最大的噩夢是：所有人獲得是一樣的教育，從而在就業市場上需要發明新的分層機制。

　　文憑歧視為哪般？

　　對于經濟就業不平等的接納引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文憑主義(港臺翻譯為升學主義，Credentialism)當一個人從教育體系里畢業就業的時候，由于就業市場和在學校內獲得知識技能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導致就業市場無法識別出每個畢業生的真實能力。絕大部分的勞動分工看重的并非求職者的能力，而是其形式的表達——學歷、文憑。社會學家Randall Collins在70年代末《文憑社會：教育和分層的歷史社會學》( Credential Society: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發現了文憑在當代美國經濟結構中的核心地位。由于教育體系最終和就業市場對接，而雇主無法準確識別每個應聘者的能力，他們往往退而求其次，即通過文憑來判斷人才的優劣。新的階層化是以文憑展開的，而非經濟學家所鼓吹的“技能”。在一個社會的主體就業市場上，沒人能說清楚究竟技能代表的是什么，但是文憑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實上我們可以爭辯說，對于大部分的制造行業和服務業工作，高中、乃至初中文憑足以。而當義務教育已經幾乎普及高中的今天，理論上技能的普及應該是同步的，但是我們看到工作的競爭只增不減，在教育機會普及的現代社會下，文憑的貨幣化價值卻分化了。

　　我們不妨考慮這樣一個例子。當大學還是精英化狀態的時候，一個大學文憑幾乎就是就業的保證，不管是來自于哪所大學。而當大學被普及之后，普通的大學文憑迅速貶值，而能夠保值的——能夠保證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換價值——則是精英大學的文憑。這就是大學之間的分層化：你有985， 我有211。美國大學有常春藤、州立旗艦(state flagship university)、贈地大學(land-grant university)、以及二級州立大學、社區大學。每種大學的文憑在就業市場上的價值是完全不同的。在大學內部，分層也同樣出現，經院管院的文憑和社科人文明顯不同。與此同時，大學的普及導致了高中文憑(包括職業學校)的迅速貶值，盡管和高中教育相關的人力資源水平也許適合今天大部分的服務性崗位工作。為了獲取就業，人們的動力自然就變成了爭取精英大學里精英專業的學歷。在該過程里，往往出現的情形是教育的擴張比就業的擴張來得快(和容易)。在沒有本質上改變教育的前提下，升級一所專科院校變成大學和多印幾張文憑比多創造出一些工作機會要來的容易的多。所以上一層教育的普及是和該階段教育的分層和下一層交換價值的衰減密切聯系在一起。當代教育的討論平等只局限于受教育權而非教育結果上，同樣都接受大學教育，有的學生獲得最好的教育，有的則只能重新回到他們的社會位置。

　　為什么教育要披著民主的外衣？

　　但這正是我們的時代精神的體現，社會流動由于有其進步的民主面孔而被普羅大眾所接受：在教育市場上，人人平等競爭，以能力分高下。不可否認，這對傳統社會是一大進步。而自由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和其相鏈接的分層化的教育體系，被看做是調節教育發展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如國家的政治干預。正是個體消費者對于高等教育的渴求(由于其非常高的交換價值)，從而推動了教育一點點向上普及。為了能夠一步爭先，個體的理性訴求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差異化，而非均等化。或者教育的均等化是一方面以教育結果的差異化而另一方面是受教育機會的大眾化這兩者并行不悖的。

　　教育市場在學校和就業市場之間建立起了一個中間地帶。這個交換地帶的一邊是工作，另一邊是受過教育的大眾。而建立起的聯系就是通過文憑。對于持進步觀點的人士來說，文憑這一交換形式，讓有才能的學生脫穎而出，而不用受其家庭背景的影響(meritocracy)。只要個人能夠獲得更高的教育文憑，那么社會流動就不再遙遠。而在這個邏輯之下，社會的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就既不像傳統社會里以家庭背景決定，也不如左翼人士認為的完全以階級背景劃分。從而給資本主義社會帶上了民主的面具。而之所以是面具而非實質，乃是因為在高等教育逐漸普及的今天，文憑的交換價值并非等價。這里又有一個階級視角存在，當受教育權被從社會上層手中被解放出來時，社會中下層得到的卻已是貶值的憑證。優勢階層依然通過學校間和學校內部的分層，以及更進一步的，國家教育體系之間的分層維持他們在今天整個全球化條件下的就業市場分配的優勢。

　　但是，讓個體的能力競爭來取代政治安排或者是家庭背景成為公平的形式，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意識形態：教育是為了自己出人頭地，通過形式化的競爭的方法獲取社會流動/資本。盡管社會底層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但是他們成功爬上教育金字塔的可能性依然很低，他們所受教育的質量和那些明星學校相比仍然相差很遠。當社會優勢階層可以把經濟資本轉化文社會和文化資本傳遞給下一代，對于形式公平的追求是不是變成了一個自我否定的命題呢?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應星和劉云衫二位教授批評梁晨、李中清教授的《無聲的革命》一書時提到“用政治手段強行限制和剝奪部分公民的教育權利，又用政治手段強行將另一部分人塞進大學的做法，不能被稱之為是真正有進步意義的教育革命”，沒有觸及到教育公平的實質而且是保守的。梁李二維提到激進(雖然失敗)的政治試驗，是有進步意義的。而我們對它所代表的反抗既有社會的金字塔形政治-經濟結構的認識仍然剛剛開始。

　　為什么教育變商品？

　　而對于經濟就業不平等的接納引出的第二個問題，則回到了馬克思關于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分離的學說。Labaree認為由于就業市場對教育的交換價值(就業、社會流動)的重視要遠勝于使用價值(知識)，所以理性的學生對于學習本身的興趣弱過對于學習的憑證(token of learning)的追求。所謂的憑證，就是諸如考試分數、績點、文憑等形式。和進步主義思潮所看重的“學習過程”所背道而馳的是，市場的邏輯判斷一個人的價值是在于他能不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而在工作中不會有人關心應聘者到底數學學到多少，英文掌握多少。雇主們根據一紙簡歷，看是什么學校畢業的，績點如何。在一個信息不充分的市場化條件下，教育的交換價值大大高于其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的濫觴凸顯出教育的商品屬性：如果獲得教育只是為了換取一份更好的職業，那么理性的選擇就是因為付出最小的代價來最大化回報。君不見大學校和中學課堂里無精打采的學生?交換價值取得主導地位弱化了學習的內在價值。由于市場信號導強調的是學習憑證在就業市場上的購買力，至于學什么，怎么學的問題被大大的忽略了。只要考試考過，學分到手，沒有人在意到底學到一些什么真知。于此同時，這種形式主義不但削減了學生學業學習興趣，同時也削減了教師的職業化的可能性。和其他專業技術工作不同，教師工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的投入和配合。當學生對于學業只是追求結果而不論過程，如何期望老師能夠專業?

　　現代教育的危機在幾個不同層面展開。一方面，個體對于學歷的需求推動教育領域的迅速擴張。同時伴隨著內部的快速分化。從效率的角度，這是極大的不理性。如果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給職業崗位填缺，為什么需要那么大學畢業生?另一方面，以消費者訴求為特征的現代教育體系弱化了學習的功能。“你能獲得一份學歷，但是得不到真正的教育”，變成這個文憑主義時代的寫照。第三，我們對于教育公平的關注局限在了教育體系及其形式，而忽視了教育不過反映了社會中更多的不平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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