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同志，一個出身貧苦，在舊社會為生存所迫歷盡生活艱辛，慘遭日本侵略者與國民黨反動派非人迫害、摧殘的一個舊中國底層人民典型代表人物，直到抗戰勝利后才回到家鄉，在黨領導下參加民兵，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隨后對敵斗爭與建國后各項工作中均有突出表現。而進入人們關注視線并客觀反映了一個特殊時代好干部風貌的還是他擔任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的短短一年多時間，時值該縣遭受嚴重的內澇、風沙、鹽堿三害，他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領導工作方法，同全縣干部和群眾一起，與深重的自然災害進行頑強斗爭，努力改變蘭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舊忍著劇痛，堅持工作，被譽為“黨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鑄就了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

　　焦裕祿同志不幸病故至今整整50年了，半世紀飛逝光陰，滄桑巨變，這個社會早已今非昔比、物是人非。但焦裕祿同志作為縣委書記的好榜樣這一光彩形象，至今仍未隨著特別是所謂與時俱進的颶風而被人們忘卻。焦裕祿同志為黨獻身而忘我工作、為蘭考人民改變落后面貌付出了畢生之精力，但也為此收獲了蘭考1800平方公里大地和98萬畝耕地的大變樣，更還為后人留下了一處巍巍歷史豐碑。論及焦裕祿同志生前所擔任職務，最高不過縣委書記，而他短暫的人生年歷也在年僅42歲時不幸被肝癌作終結。但即便如此，蘭考人民牢記住了這位人民的好書記，中國大地上也到處流傳焦裕祿同志的感人事跡。

　　2014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7日來到他在第二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的聯系點——河南蘭考縣。習近平此行強調，要大力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在對標立規中查找差距，在上下互動中解決問題，在攻堅克難中提振信心，在思考辨析中把握規律，確保每個層級每個單位都真正取得實效。

　　據稱：

　　習近平一到蘭考，就直接前往焦裕祿同志紀念館。參觀焦裕祿同志紀念館的過程中，習近平認真聽取講解。遇到前來參觀學習的河南省中牟縣的黨員、干部，總書記說：“我們來是同一個目的，我也是來學習的”。習近平在紀念館會見了焦裕祿5個子女和當地部分焦裕祿式的好干部。聽二女兒焦守云說省里拍了一部介紹焦裕祿的紀錄片，他馬上轉頭叮囑中組部領導：“紀錄片可作為教材。”他說，時隔5年再來蘭考，再看紀念館和事跡展，仍很感動、很受教育。習近平說，5年前我到蘭考參觀了焦裕祿同志事跡展，今天來再次深受感動，引起心靈的共鳴。焦裕祿同志是縣委書記的榜樣，也是全黨的榜樣，他雖然離開我們50年了，但他的事跡永遠為人們傳頌，他的精神同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鋒精神等革命傳統和偉大精神一樣，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要永遠向他學習。

　　重訪蘭考，總書記多次動情回憶起40多年前學習焦裕祿的情景：“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我當時上初中一年級，政治課老師在念這篇通訊的過程中多次泣不成聲。特別是念到焦裕祿同志肝癌晚期仍堅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頂著肝部，藤椅右邊被頂出一個大窟窿時，我受到深深震撼……”

　　焦裕祿精神猶如一座豐碑巍巍矗立?？倳浾f：“我們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祿精神的影響，是在焦裕祿事跡教育下成長的。我后來無論是上山下鄉、上大學、參軍入伍，還是做領導工作，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18日上午，總書記在蘭考縣委老辦公樓舉行的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開門見山：“我之所以選擇蘭考作為聯系點，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因為蘭考是焦裕祿同志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是焦裕祿精神的發源地。我希望通過學習焦裕祿精神，為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正能量。”

　　說到動情處，他還吟誦了自己擔任福州市委書記時于1990年7月15日填寫、并在7月16日《福州晚報》上刊登的《念奴嬌·追思焦裕祿》詞：

　　“中夜，讀《人民呼喚焦裕祿》一文，是時霽月如銀，文思縈系……

　　魂飛萬里，盼歸來，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氣!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膽長如洗。路漫漫其修遠矣，兩袖清風來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綠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

　　總書記說：“這首詞我是有感而發，直抒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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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習近平同志對焦裕祿精神的贊同與胸臆直抒是發自內心而作，在焦裕祿同志去世50年后的今天，再次重喚與學習焦裕祿精神，表明還是不忘共產黨人的肩負使命與為人民服務目的，期冀以此尋回久違的優良工作作風與共產黨形象。于此作所謂走群眾路線的一個良好開端。

　　我們希望上述之目的能夠得以切實實現。

　　那么，焦裕祿同志身上都具有哪些歷史閃光點值得特別是今日作以重新發掘?

　　首先必須申明，焦裕祿只能是一個特定社會的典型人物代表。所謂社會的特定一詞，只能是以毛澤東思想作一切工作統帥與靈魂這個既定前提之下，事實也是，焦裕祿同志的個人成長與進步之路與那樣一個特定社會意識形態觀念的持續影響是不可分割的。他是建國后我黨領導干部中始終忠誠實踐毛澤東思想堅持繼續革命的楷模，而焦裕祿也只能是在公有制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發光散熱的楷模。同樣是焦裕祿，我們還知道他于私有化發展的舊社會，“父親焦方田走投無路，被逼上吊自殺”;“日偽統治時期家中的生活越來越困難”，焦裕祿“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遼寧撫順煤礦當苦工。因忍受不了日寇的殘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后因無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蘇省宿遷縣，給一家姓胡的地主做了兩年長工”。在給地主當了2年雇工的日子里，焦裕祿“住在地主家一頭是豬窩、一頭是牛草的小棚里”。

　　那時的焦裕祿，可有怎樣的一種精神值得人們大加贊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焦裕祿從宿遷縣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時他的家鄉雖然還沒有解放，但是共產黨已經在這里領導群眾進行革命活動，焦裕祿主動要求當了民兵”。“焦裕祿于1946年1月在本村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他又正式參加了本縣區武裝部的工作，在當地領導民兵，堅持游擊戰爭。以后又調到山東渤海地區參加過土地改革復查工作，曾擔任組長。解放戰爭后期，焦裕祿隨軍離開山東，到了河南，分配到尉氏縣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擔任過副區長、區長、區委副書記、青年團縣委副書記等職。而后又先后調到青年團陳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團鄭州地委工作，擔任過團地委宣傳部長、第二副書記等職”。“1953年6月，焦裕祿響應黨的號召，調到洛陽礦山機器制造廠參加工業建設。他在這個工廠擔任過車間主任、科長。在此期間，焦裕祿還到大連起重機廠實習了一年多。1962年6月，為了加強農村工作，焦裕祿又調回尉氏縣，任縣委書記處書記。同年12月，焦裕祿調到河南蘭考縣，先后任縣委第二書記。”……

　　也就是在來到蘭考擔任縣委書記的日子，焦裕祿同志才真正找到了奠定他此后人生光輝歷程的切入點。

　　“蘭考縣地處豫東大平原黃河故道，是個飽受風沙、鹽堿、內澇之患的老災區。焦裕祿踏上蘭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這個地區遭受連續3年自然災害較嚴重的一年，全縣糧食產量下降到歷年最低水平。他從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他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跑遍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在帶領全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爭中，焦裕祿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干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經常鉆進農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把群眾同自然災害斗爭的寶貴經驗，一點一滴地集中起來，成為全縣人民的共同財富，成為戰勝災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祿對同志對人民滿腔熱情。他常說，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他的心里裝著全縣的干部群眾，唯獨沒有他自己。他經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騎不了車，即使這樣，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頂住肝部，堅持工作、下鄉，直至被強行送進醫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年僅42歲。他臨終前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钪覜]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上述相關焦裕祿引用資料來自百度。

　　我們說，在領導蘭考人民治理風沙、鹽堿、內澇之患，使蘭考徹底改變舊有面貌的日子里，焦裕祿同志找到了共產黨人的正確人生坐標，焦裕祿的名字也與蘭考緊密相聯在一起，也為蘭考人民所牢記。也更由此而產生了焦裕祿精神，誕生了縣委書記的一個好榜樣。而此一切，與共產黨領導，與毛澤東思想的培育又是絲毫不能分開的。

　　試想，倘若當初在抗爭勝利后回鄉的焦裕祿，沒有參加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民兵組織，更沒有于此后參加共產黨組織，而是深具了時空穿透力，準確把握住所謂時代給予的機遇，而一頭扎進為自己以及小家庭謀利益的現實生活中，即便是后來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踐行，他也可以托關系、跑路子而選擇出國發展，那么，即使不排除后來會是巨富顯貴之身家，但中國卻將因此而缺失一個縣委書記的好榜樣，蘭考人民更會少了一個好書記。那么，還有后來被提出并號令學習的焦裕祿精神?

　　我們知道新華社記者穆青等人后來作過《人民呼喚焦裕祿》的長篇通訊稿，那么，人民呼喚焦裕祿，時代呼喚焦裕祿，是呼喚怎樣一個焦裕祿？是一個為黨的工作不計個人得失，不追求一己享受，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患難與共的焦裕祿？還是我們上述譬如的那樣一個置身于“先富”“探索”的焦裕祿？

　　即如穆青的通訊文章中講到：

　　“曲曲折折的歷史沒有磨滅刻在人民內心深處對焦裕祿的思念。隨著時光的流逝,一種呼喚焦 裕祿的激越之情,像江河大海的波濤,在共產黨員心中,在人民群眾的心中,更加激蕩不已 。”

　　“今年以來,已經有30多萬人來到墓前憑吊焦裕祿。”……

　　這里所說的“今年”，即指1990年。那么，至今又有24年過去，到焦裕祿墓前憑吊人們的又將增加了多少?

　　幸而是，特別是無恥文人精英還不曾利用焦裕祿同志之英年早逝來作對毛澤東時代與公有制發展道路的蓄意抹黑文章。試想，焦裕祿42歲不幸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倘以那些無恥無聊之輩的慣用伎倆或是例行文法，焦裕祿同志又豈不是被那個所謂“專制、落后、僵化”時代迫害致死?大約是焦裕祿是他們所認為的另類人物，不能作為他們圈內人對待，所以，才免了該特別是例行發揮。

　　我們還知道，在今日蘭考，有一種防風沙的梧桐，又還有當年焦裕祿同志親載的一個梧桐樹被稱作為“焦桐”，于此不免又聯想起了晚清重臣左宗棠西進收復新疆時帶領湘軍一路所植道柳的“左公柳”記載。在當時與曾國藩齊名的左宗棠，不能否認今日早已朽化成灰了，但左公柳卻依然迎風舒枝，見證著昔日左宗棠平疆治疆的文功武略;焦裕祿英年早逝，42歲時就以肝癌不治而撒手人寰，但蘭考人民以及中國人民都記住了焦裕祿，更還有今日的“焦桐”樹昂首挺拔，述說著一個共產黨人的為民情懷。

　　上述說了，焦裕祿只能是特定時代，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統領的公有制社會的典型人物代表。如同樹木不能離開根系與土壤環境而生存，焦裕祿產生的時代才是奠定焦裕祿精神的必須政治土壤。焦裕祿之所以能從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在舊社會四處奔波逃生，并且坐過牢與為地主“做長工”的極其普通之人，能成為新中國縣委書記的好榜樣，只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社會的必然現象，是毛澤東思想哺育的必然結果。

　　即如焦裕祿個人語錄如下：

　　“干勁不足的時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時候，就要加緊讀毛主席的書。”

　　“干革命工作嘛!總會有困難的。越是有困難，越要有雄心斗志，越有困難，越要學習毛主席著作。”

　　“你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依靠群眾，依靠集體，自力更生，團結抗災，戰勝困難，發展生產。”

　　“有黨的領導，有毛主席著作，有幾十萬人民，只要干，一定能在困難當中闖出一條路來，一定會改變蘭考的面貌。不讀報紙不知道天下大事，不看文件不能領會黨的政策，不讀毛主席著作就要迷失方向。”

　　“小梅(焦裕祿的女兒)，你從我手里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別的什么也沒有……，我留給你的，只有一部《毛澤東選集》。……你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那里邊，毛主席會告訴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怎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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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思考，為什么同樣一個焦裕祿，在國民黨蔣介石當政時被迫下關東、下煤窯、被日本人抓坐牢、為地主“扛長工”？而在毛澤東時代，卻能成長為領導干部，并成為縣委書記的好榜樣？

　　所以說，不對焦裕祿同志處身的客觀社會環境作出態度鮮明肯定，而只工具化、形式化或曰功利化所致使而提出學習焦裕祿精神，非但決難受到實質之效，并還將會實際淪為一場興之所至的政治笑柄。

　　特別是私有化改革后，一個村莊迎立潮頭、大出風頭。它就是安徽小崗。社會主義公有制制度下有一個舉國聞名的縣委書記，他的政績所在地是河南蘭考。蘭考縣還有一個韓村更值得一提，以便與小崗作以比較。

　　“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干勁，雙楊樹的道路。”這是焦裕祿當年在蘭考樹立的“四面紅旗”。

　　韓村在蘭考縣城西南部，屬于城關鄉，距縣城僅5公里?，F有人口591人，耕地1175畝。1969年時任韓村生產隊副隊長曹金堂回憶說，1962年秋天，韓村遭遇了毀滅性的澇災。當時，韓村的地勢很低，連日大雨后，地里全是小腿深的水，莊稼全部被淹死了?？墒牵谒?，毛根草和蘆葦卻長得很茂盛。當年冬天，政府給韓村群眾送救濟糧、救濟款時，韓村人沒有要。

　　冬天，水已經下去了，地上的枯草很多，韓村人全部到地里割草，韓村人發明了一種叫“胡轉刀”的工具。一根鐵锨桿前端固定一個1尺多長的木夾板，鐵锨桿與木夾板形成135度角。在木夾板上，再固定一把鋒利的單刃刀。韓村人站在地里，舞動“胡轉刀”，枯草就紛紛被割斷，倒在地上。當時，安徽有地方專門到韓村收草，大概是喂牲口，1斤草能賣1分多錢。一個冬天，韓村人每家都用“胡轉刀”“胡轉”出成山似的幾個草垛。那個冬天，韓村生產隊社員共割了27萬斤草。這些草不但養活了8頭牲口，賣的錢購買了7輛架子車，還購買了糧食，養活了生產隊的社員。

　　1963年9月，韓村被樹為“紅旗”。那年冬天，焦裕祿到韓村，還親自揮動“胡轉刀”，與社員一起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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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當年冬天，政府給韓村群眾送救濟糧、救濟款時，韓村人沒有要。

　　而小崗呢?

　　筆者此前文章《特別是發展，小崗急需反思，還有誰更需要反思?》http://oisum.com/Article/shiping/2013/12/310728.html

　　中提及：

　　“1978年，小崗村擁有五百一十七畝耕地和十頭牛，也就是說1955年到1970年這15年間小崗村年均每畝耕地生產糧食133000/517/15=17斤。生產水平小麥每畝需種子15~20斤。”——數據參考擴展閱讀《風起青萍末》

　　我們再進行分析，517畝耕地，全村100多人，人均5畝左右耕地，都還是地道的農民，那又怎么連自己都養活不了？而后面的說法即如“1955年到1970年這15年間小崗村年均每畝耕地生產糧食133000/517/15=17斤”，而“生產水平小麥每畝需種子15~20斤”，即就是說，幾乎是每畝土地的收成都不及或是勉強能抵上播種的種子數量。這倘若是真的，每一戶、每一個小崗人，還是趕快尋個地縫鉆進去吧。

　　我們且不用中國農民傳統的樸誠與勤勞品質來要求如“特別是”所稱1978年“大包干”以前的小崗人，即就是一個四肢健全、智力沒有缺陷的普通人，給他5畝土地，當然還有進行農業生產所需的基本生產資料，也不至于播種多少種子，來年才收獲多少糧食？但若是那樣，但若15年一直是那樣，那么他被餓死或是羞死也是理所應當的了。

　　至此，小崗人，我為你們汗流浹背了。但不知你們還會怎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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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韓村沒有如同小崗一樣在特別是私有化改革后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一面旗幟。為什么?

　　小崗有四處討飯的傳統，還有伸手要國家救濟的傳統，更還有據稱是“冒死按下血手印”要求土地私有化的創舉，那么，蘭考韓村能與小崗相比嗎?

　　但若是將小崗放在蘭考，有焦裕祿那樣的縣委書記，又不知小崗的命運該發生怎樣的變化了？

　　但歷史沒有假設的，若有的話就太可怕了。但若將焦裕祿放在特別是今天，他又將怎么樣?還會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與時俱進擺脫當初“僵化、落伍、封閉”的那一套領導方法與思想原則?否則，若以“不換思想就換人”的“不爭論”式強橫，焦裕祿就該到另外一個封閉地方去閉門思過了。也就是說將與他的同事、搭班張欽禮同志共命運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焦裕祿當初不幸英年早逝豈不是一種命運悲劇中的幸運?

　　也許焦裕祿放在今天，對于時下的種種詭變會大惑不解。也許會如網友那樣質疑道：一邊大踏步私有化，一邊叫學焦裕祿，唱的是哪一出？

　　無論怎樣說，都無法避免的理論與現實沖突或曰悖逆是：

　　共產黨領導與私有化發展的客觀矛盾。也可具體視作為今次而論的焦裕祿精神、總書記所提及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鋒精神等革命傳統和偉大精神與私有化社會物欲當先、金錢至上觀念所致的劇烈矛盾沖突。而此一矛盾沖突也正以各種形態的具體化凸顯日益沖擊與撞擊著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底線，破壞與朽化一個黨組織所依憑存在的理論依據，此非但客觀導致共產黨不斷遭遇執政挑戰的可能性呈現，更是造成當下許多積重難返、怵目驚心社會問題的總根源。而此，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最為關鍵問題。

　　而無論是“蒼蠅、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宣示從嚴治黨、從嚴治軍的態度還是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更或是宣稱“啃硬骨頭”的不斷深化改革，都將是對上述沖突或曰悖逆的一種解決之道?還是依然“摸著看”的舊徑沿襲?而從某種意義而論，上述問題不能求得總解決，那么，任此沖突或是悖逆不斷演續下去，決難以作出任何樂觀化預期。

　　既如此，焦裕祿若在今天會是怎樣?這個問題還真不好作答的。

　　參考文章：

　　習近平：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http://henan.sina.com.cn/news/z/2014-03-19/0735-132793.html

　　習近平就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提出四個方面

　　http://news.sina.com.cn/c/2014-03-19/082429742265.shtml

　　習近平：干部要把焦裕祿精神當鏡子

　　http://news.hexun.com/2014-03-19/163188619.html

　　【新華網】穆青 馮健 周原：人民呼喚焦裕祿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11/01/content_5277209.htm

　　蘭考縣“韓村精神”歷久彌新 已劃入新設的工業區

　　http://news.dahe.cn/2014/03-17/1026886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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