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蘭天考地　　

蘭考，位于豫魯邊界遼闊的大平原上，由于歷史上黃河的多次泛濫決口，使其到了共和國建國初期，形成了風沙、鹽堿、內澇三大自然災害，加上當時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的浮夸作風，讓本身就十分困難的蘭考百姓更是雪上加霜，在全國許多地方相繼出現了人數眾多的蘭考要飯大軍，這讓當時的蘭考領導班子倍感壓力。　　

本來，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時期和自然環境，蘭考不是唯一，而是全國眾多貧困地區的一個縮影。但是，隨后蘭考歷史上兩個特殊人物的出現，讓本無任何可圈可點的蘭考，成為全國的焦點。而在其隨后的幾十年里，給蘭考的許多黨員干都、甚至最基層的普通百姓，帶來了滅頂之災，時至今日，這種災難仍未消除，它還在深深傷害著許多人，更讓人如梗在喉的是有些人已帶著冤屈，永遠的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兩個特殊的人物是誰呢？一個是被譽為毛主席的好學生、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個是先是被譽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后又身陷囹圄十三年的張欽禮。　　

對于焦裕祿，我們無需再多費筆墨，大通訊以及后來眾多的文學作品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他和張欽禮珠連璧和的默契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大通訊該說的都說了。有些事情對于那個時代的人來說，他們是親歷者，最具有發言權。而對于后來者，他們也有許多不解。焦裕祿，一個普通的黨員，一個普通的縣委書記，一個因病去世的處級干部，他在蘭考工作一年多點，做了他應該做的份內之事，這在當時全國的干部中，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有些干部做的要比他更多、更高大。遠的不說，同在河南的林縣紅旗渠和時任縣委書記的楊貴，他們所處的險惡環境和重新安排林縣山河的豪邁精神，其影響力遠遠大于蘭考。做為因病去逝的焦裕祿，這也再正常不過了，肝癌晚期，在現在還是不治之癥，現代醫學至到今天還是束手無策。　　

張欽禮，土生土長的蘭考人，父親曾參加吳芝圃領導的農民起義，也是一位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老黨員。張欽禮從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十五、六歲也投身到了民族獨立的腥風血雨中，敵人為了抓到他，曾將他的新婚妻子劉秀芝抓去，逼她交出張欽禮。劉秀芝，這位也已參加革命的柔弱女子，以她對黨、對丈夫的赤膽忠心，拒絕了敵人的威逼利誘，喪心病狂的敵人最終決定將她活埋，千鈞一發之際，二好漢王拐子率戰友將已馬上就被活埋的劉秀芝從土坑中救出。建國后，年輕的張欽禮任考城縣副縣長、縣長，是新中國最年輕的縣長之一。蘭封與考城合并為蘭考縣，張欽禮任縣長，后任副書記兼縣長。后來，蘭考百姓對張欽禮有一個評價，說他是蘭考的活地圖，想必是他對蘭考全縣的每一個村莊、每一條河流、每一條道路都了如指掌的由衷贊譽。張欽禮的實干，在蘭考的干部和群眾中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善于動腦筋，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調查、有計劃、有安排、有落實、有驗收，總是事無巨細。當然，張欽禮也會因一些對問題不同理解，會和班子成員產生不同意見。特別是針對蘭考自然災害的治理上，他的一些想法同主要領導常常意見相左，這使他感到有一種拳頭打在棉花上，有勁使不出的感覺。隨后的三年自然災害，讓本來就落后的蘭考，更是雪上加霜，這讓他終日寢食難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焦裕祿來到蘭考，任蘭考縣委書記。大通訊是這樣描述的：“展現在焦裕祿面前的蘭考大地，是一幅多么嚴重的災荒的景象呵！橫貫全境的兩條黃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邊的黃沙；片片內澇的洼窩里，結著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鹽堿地上，枯草在寒風中抖動。”由此可見蘭考當年的凄涼景象和困難局面。大通訊中有一個重要的細節描寫，講的是焦裕祿找到張欽禮的徹夜長談，從此改變了蘭考的歷史進程，那就是成立除“三害”辦公室。張欽禮自告奮勇的擔負起了全縣治理“三害”的重任。根據史料記載分析，焦裕祿同張欽禮的不謀而合，既統一了縣委一班人的認識，又增強了全縣黨員干部的團結，從而更加調動了全縣人民的干勁。可以假設一下，如果不是后來焦裕祿因病去世，對焦裕祿和張欽禮來說，到一九六六年底，蘭考至少有四年的治理“三害”的有序工作安排和規劃，而這種有序可使蘭考的前進步伐會更好、更快。然而，這僅僅是一種假設。　　

焦裕祿雖然在蘭考工作僅一年多時間，可他的精神讓許多人敬佩和感動。這其中感受最深的非張欽禮莫屬，這也給后來蘭考和蘭考的黨員干部、普通百姓帶來沉重打擊和災難埋下了伏筆。在這里，需要埋怨張欽禮的是，如何對待焦裕祿，是上級黨組織的事，而你繼續干好自已的工作也就罷了，又是在全省會議上介紹焦裕祿的事跡，又是新華社記者的采訪，你何必呢？大通訊的發表，加上中國頭牌播音員齊越飽含深情的播音，再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剛結束，中國正需要焦裕祿這種典型，這就馬上讓蘭考這個以前默默無聞的豫東小縣，突然間聞名全國，蘭考從此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曾有人揣測過張欽禮此時此刻的用心，說他是想推出焦裕祿以撈取政治資本，從而達到當縣委一把手的愿望；還有人猜測后來局勢的發展張欽禮也無法駕馭，只能咽下焦裕祿這枚苦果。張欽禮宣傳焦裕祿事跡的初衷，由于張欽禮已于二００四年五月七日去逝，我們無法親自核實，但就張欽禮一貫的工作作風和他的行為，撈取政治資本的揣測不值一駁；更令許多蘭考人不解的，焦裕祿的夫人徐俊雅親自出面給中央寫信，指出大通訊的幾處不實，這也為極力想否定焦裕祿精神的資改派們提供了口實，這也算是一種大義滅親吧。不知后來張欽禮知道這件事后，心里會是一種什么滋味，他為樹立焦裕祿這個典型而付出的慘痛代價值嗎？焦裕祿的幾個子女因為焦裕祿，都仕途順利，官運亨通；而張欽禮的幾個子女全都在靠做生意過活，不過，這幾個子女在蘭考的口碑，遠遠勝過焦裕祿的幾個子女。　　

張欽禮幾經浮沉，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干預下，他開始主政蘭考。從此張欽禮在蘭考這個舞臺上，使他的領導藝術和務實作風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如網的溝渠使內澇無蹤，如繁星的樹木使風沙無痕，特別是引黃灌淤工程，不但改造了鹽堿地，更使蘭考二十七萬畝土地，成為旱澇保收、穩產高產的良田。與此同時，蘭考的工業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可以說從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蘭考的變化是有目共睹的。　　

說到這里，還有兩個人不得不提，一個是時任開封地委宣傳部長的秦一飛，一個是焦裕祿的繼任者，時任蘭考縣委書記的周化民。據和秦一飛共過事的人講，秦一飛是一個報復心特別強的人，屬于小肚雞腸類型的人。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秦一飛對張欽禮欲置于死地而快的呢？從資料上看，確實沒辦法理解，一個共同的看法是，張欽禮在宣傳焦裕祿事跡的事情上，不向上級領導請示，擅做主張。并且秦一飛認為張欽禮言過其實，焦裕祿的事跡沒有那么偉大，所以，在全國都開始轟轟烈烈的學習焦裕祿事跡的時候，在開封、在蘭考基本上沒什么動靜。而作為焦裕祿繼任者的周化民，他對秦一飛惟命是從，對他來說，只有自己比焦裕祿更貼近群眾，做的工作比焦裕祿更多，蘭考的干部群眾才會認可他，這無形中讓他感到了空前的壓力，認為張欽禮給他出了一個大難題。他們的消極抵觸情緒，被省委領導發現后，給予了嚴厲的批評，省委書記劉建勛專門將他們兩個叫到省委，這讓秦一飛和周化民感到極無顏面，認為是張欽禮告的狀，所以對張欽禮的恨也由此而生。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蘭考也和全國一樣，形成了兩派。在捍衛焦裕祿精神和反對焦裕祿精神而形成對立，漸漸的反對焦裕祿精神的一派占了上風，在軍隊的介入下，支持焦裕祿、張欽禮的干部群眾遭到空前鎮壓，以致蘭考監獄人滿為患，許多人被轉至東明、杞縣等地關押，張欽禮更是遭受非人折磨。在周總理的干預下，河南省軍區將張欽禮放出并護送到北京，當周總理見到已不成人樣的張欽禮的時候，悲憤之情難以言表。張欽禮從北京回到蘭考后，他不計前嫌，團結蘭考的廣大干部群眾，將一門心思全部用到了發展蘭考經濟上。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也就罷了，當張欽禮們也沉浸在一九七六年勝利的十月的喜悅之中時，全國的兩案清查運動開始了。這次，張欽禮就沒有前幾次牢獄之災那么幸運了，那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在，他有地方可以訴冤，而這一次是那么的讓他始料不及。說起“三種人”，不論怎么靠，張欽禮都沒資格享受這份“殊榮”，說他在文革中積極追隨林彪、“四人幫”，這更是無稽之談，文革中他的被捕入獄，正是林彪在河南的追隨者王新一手制造的；關于“四人幫”，想必后來“揭、批、查”運動中的主要領導者們，他們“高瞻遠矚”，從一開始就同林彪、“四人幫”做了堅決的斗爭，而張欽禮們就只有“追隨”的份了。　　

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兩案清查運動？當時的中央為什么要搞這么一個運動？搞這樣一個運動要達到什么一種目的？所謂的兩案清查運動是指深入揭、批、查與江青反革命集團有牽連的人和事，思想上清除其流毒和影響，組織上進行整頓，把一些幫派人物從領導班子中調整出去。　　

張欽禮與這些靠上邊嗎？請看如下事實：　　

一、1967年1月29日，開封軍分區支左部隊進入蘭考當天，就通過傳單和有線廣播宣布，張欽禮是蘭考最大的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貧下中農衛焦司令部”是張欽禮的反革命集團，堅決予以鎮壓。當即由“衛東林焦”的成員帶領和指認，抓捕張欽禮及“衛焦”組織負責人和被認為支持“衛焦”的各級黨政干部。抓捕行動持續到同年的3月上旬，總計將張欽禮等各級領導干部，“衛焦”組織的農民、工人、學生1260多人抓進監獄，蘭考關不下，分押到杞縣、東明監獄。凡焦裕祿生前在蘭考樹立的模范人物，除三害辦公室人員，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的，寫回憶文章紀念焦裕祿的各級干部，直至在蘭考為焦裕祿這一典型說過公道話的外地學生都被一網打盡，極少幸免。　　

二、1971年初，林彪在河南的死黨王新把持了河南大權，把張欽禮調往信陽地區，隨即派軍宣隊進入蘭考，批判張欽禮的“生產黨”，文革初期大反焦裕祿的“衛東林焦”的頭頭們，又乘機掀起派性惡浪，對1966年、1967年他們曾經關押捆打過的“衛焦”組織的干部和群眾實施了第二次全面迫害。他們首先免去了上至革委會，下至農村生產隊，工廠車間班組中所有持過“衛焦”觀點的人的職務。再次形成一派掌權的政治結構后，進而對免職人員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處分，又把數百名抵制他們派性報復的職工，干部拉到外縣以辦學習班為名，長期剝奪人身自由。在非法逮捕十多人，意欲繼續更大規模逮捕時，趕上林彪叛逃之事公開，才暫時停手。而張欽禮事實上而被軟禁在大別山中。　　

十年文革中，張欽禮是否有可能、有本事在蘭考組織一個反黨的幫派體系？他本人是否夠得上“四人幫”的成員？甚至在粉碎“四人幫”的前一分鐘他是否知道中央有個“四人幫”？至今沒有人能做出理性的回答。但是，在1977——1978年的清查運動中，張欽禮卻作為“四人幫”在蘭考的骨干而鋃鐺入獄，判處重刑；張欽禮主持工作時的各級領導成員作為“四人幫”的幫派體系而一道被“粉碎”。　　

這里還需要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張欽禮主政蘭考期間都干了什么？　　

在農業上，縣委帶領干部和農民群眾又用引黃灌淤，稻改，再改造27萬畝沙荒、鹽堿為世代可耕的良田，開通了歷史上沒有開通的排澇河道，排澇能力達到50年一遇的標準，根本上消除了“三害”，實現了焦裕祿的遺愿。在此基礎上，以每年500眼的進度大搞井河建設，結合打井，平整土地35萬畝，至76年底，共建成45萬畝井河雙保險、機電雙配套的穩產高產田，全縣230多個大隊，每隊都擁有2臺大型拖拉機，實現了耕作機械化。蘭考這個吃糧靠返銷的老缺糧縣已能向國家提供3000萬斤余糧，100萬斤油料，80萬斤皮棉的余糧縣了。　　

在工業建設上，張欽禮在第一次主持工作時興建5座大廠的基礎上，再建5座國營大廠，50多座社、隊集體工廠，所生產的磚瓦機、變壓器、電動機、潛水泵、深井泵、四輪拖拉機均為省內外的領先產品，紅葡萄酒、白葡萄酒是香港的搶手貨，供不應求。企業的發展促使財政好轉，至1976年，蘭考已達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而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蘭考，財政入不敷出，國有企業全部賣光，職工全部下崗，僅每年就需向上面要三個億，才能維持政府機構的運轉和公務員的工資。　　

“四人幫”有一個罪名叫禍國殃民，而他們的所謂“追隨者”張欽禮，不但沒有禍縣殃民，反而改變了蘭考落后面貌，實現了焦裕祿的遺愿，誰見過這樣的“追隨者”？　　

還得說一下秦一飛和周化民，在逮捕張欽禮的同時，蘭考莫名其妙的從開封地區劃歸商丘地區，待張欽禮被判十三年重刑后，又重新劃回開封，而此時商丘地委書記又恰恰是周化民。在蘭考劃歸商丘的一年時間里，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蘭考的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文革以來的第三次大換班。凡是文革初期發表過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祿事跡言行，參加過或支持過“衛焦”群眾組織的各級領導干部，不論錯誤大小，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免職，一律作為清查對象，縱橫掃蕩，不留出路。凡是加入過“衛東林焦”組織，整過張欽禮及其支持者的人，不論有無劣跡，不論能力如何，統統破格提拔，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緊隨張欽禮被捕、被判，蘭考的“清查對象”中有50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擊判刑的快車于79年12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曾有人問過周化民，你當過蘭考的縣委書記，情況你都了解，蘭考不至于如此吧？周化民說，那還不是張欽禮得罪了秦一飛，秦一飛有人，冤也得判。　　

其實，在兩案清查運動中，河南不僅將運動擴大化，而且相對于前幾次運動來說，又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錯案。蘭考如此，全省許多地方如此。有人作過這樣一個統計：在兩案清查運動中，被捕、被抓、被判、被開除公職、黨籍、被撤職的，全國有13多萬人，但河南就達10萬多人，而蘭考也有50多人被判刑（被開除公職、黨籍、被撤職的沒計算在內）。　　

焦裕祿和張欽禮都己作古，在蘭考這個祭壇上，他們演繹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我相信，既使時光倒流，張欽禮也會選擇宣傳焦裕祿的事跡，可焦裕祿呢？你會不遺余力的選擇宣傳張欽禮的事跡嗎？在天堂，你哥倆好好議下這個話題好嗎？　　

歷史是一面鏡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國共兩黨之爭已成歷史，一笑泯恩仇，那些雙手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戰犯如沈醉之流也不過被禁十年而遭特赦；共產黨創始人毛澤東主席處理黨內路線斗爭“大部不抓、一個不殺”，對另立中央的張國燾還盡力挽留。毛主席、周總理逝世后，有人另辟蹊徑，口頭上說取消階級斗爭，實際上則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在黨內大開殺戒，對堅持毛澤東革命路線的人關的關、殺的殺，無任何底線。張欽禮冤案說明了什么？當法律一旦成為當權者泄私憤的工具，“是非”與“公平”都成了兒戲。執政者踐踏法律、蔑視公平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不僅是張欽禮及其家人的悲哀，也是共產黨及整個社會的悲哀。這一蘭考現代祭壇上的奇觀將為歷史留下懸案，或許會成為共產黨內斗之經典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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