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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的旗幟高高飄揚--焦裕祿同志逝世四十六周年

蕭甫 · 2010-05-02 · 來源:烏有之鄉
張欽禮與焦裕祿 收藏( 評論() 字體: / /
焦裕祿精神,其實質就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已成為衡量一個社會風氣健康的重要指標,以此為鑒,可以指導我們前進的方向。

焦裕祿的旗幟高高飄揚

——紀念焦裕祿同志逝世四十六周年

蕭 

 


        今年五月十四日是焦裕祿逝世四十六周年的紀念日,本文主要通過回顧焦裕祿在蘭考縣的戰斗生活來緬懷這位毛澤東時代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為了焦裕祿是事跡得到廣泛傳揚并且考慮文章的連貫,開頭對解放前焦裕祿的成長事跡作了一些簡要的介紹。

 

﹡          ﹡          

  

        一九二二年,焦裕祿出生在山東博山縣北崮山下一個農民家庭,但軍閥連年混戰和反動派的壓迫并沒有使這個被稱之為“中農”的家庭過上“裕祿”式的生活。“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家庭的貧苦不得不使小小的焦裕祿幫助大人分憂:嚴冬,他頂著寒風翻山越嶺,到漫山遍野砍柴火;酷暑,他冒著烈日下地拔草間苗收割。在上了兩三年學后便被迫輟學了。自從日本人占領了家鄉后,焦裕祿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了,這期間,他做過幫工、煤窯小工,又和同村的窮哥們搭伙拉過煤,一天下來累得要死,可是工錢只有不到半斤的橡子面,面對著家里六七張嘴,無異于杯水車薪。焦裕祿看在眼里,難過在心里,拼命的干活補貼家用,可是對于改善家里的條件仍然于事無補。就在這樣一個豺狼當道的舊社會的壓迫下,焦裕祿的老父親在地主的逼迫下懸梁自盡了,這年焦裕祿十九歲。

 

      “屋漏偏早連陰雨”,在父親死過后的第二年,焦裕祿這個家里唯一的壯勞力被萬惡的日本鬼子抓到城里的牢房里,這里是鬼子“馴服”中國人民和拷打抗日志士的地獄,也就是在這里他第一次聽到了“共產黨”三個字,當聽說這個“共產黨”就是為窮人做主,幫助窮人打天下的時候,熱血沸騰了,暗下決心以后一定要找到這個“共產黨”!在暗無天日的牢房中受盡折磨的焦裕祿在三個月之后被鬼子運到撫順的大山坑煤窯做工,在這里每天勞動時間超過十五個小時,還要受到鬼子和賊工頭的迫害。在和焦裕祿同住的二十三個難友三個月就被折磨死十七個。第二年,焦裕祿逃出了這個人間地獄回到了家鄉,舊社會到處都是“人吃人”,逃出了日本鬼子的刀山,又掉入了地主資本家的火海。回到家后不久,依然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活,于是就告別了老母親,帶著妻子和不到一歲的兒子背井離鄉來到了江蘇宿遷一個叫胡泰榮的家里當長工。這個年代就是“人死王八活”,這里的“待遇”一點兒也不亞于大山坑,焦裕祿患了重病,還要做工。連不到一歲的兒子也病餓而死!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后,聽說家鄉成了解放區就回到家里主動參加了民兵,擔負起保衛家鄉的任務。一九四六年春天加入了共產黨。入黨后,他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對敵的斗爭,積極配合正規軍作戰。一次,焦裕祿率領民兵在敵人的必經之路上埋下自制的石雷,但深受“土飛機”之苦的匪軍始終龜縮在老巢中不敢出來。為了能夠順利的完成任務,達到殲滅敵人之目的,他和幾個民兵“深入虎穴”,在匪軍據點的大路上埋下了連環雷后爬上附近的山坡上朝匪巢放空槍,敵人本想出去嚇唬嚇唬,氣勢洶洶的殺了出來。沒成想中了我們的圈套,被炸得魂飛魄散。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進入到了最后的反攻階段。焦裕祿被分派到河南開封的尉氏縣宣傳部當干事,不久就參加了淮海戰役的支前工作。支前完成后返回尉氏縣直接領導了大營區的剿匪反霸斗爭,起初由于土匪惡霸的肆意橫行,深受其害的當地群眾對揭發土匪有所顧慮,焦裕祿就深入到老百姓當中去了解實情,打消了他們的顧慮,又采取了“分化土匪、依靠群眾”的辦法將當地的匪首黃老三揪了出來,依法判處死刑,農民出了口惡氣,和共產黨走的更近了……后來焦裕祿從農村調到了洛陽礦山機器廠,直到一九六二年到蘭考。

 

﹡          ﹡          

 

        一九六二年,正是自然災害最嚴重的一年,這年六月焦裕祿從洛陽礦山機器廠調回到尉氏縣,十二月來到“三害”(風沙、內澇、鹽堿)肆虐的蘭考縣,就在他去縣委報到的路上,看到沿街乞討的孩子追著他要飯時下決心要徹底改變蘭考的面貌。

 

        蘭考,當時一個人口三十六萬的小縣,是一個位于豫東沙地、黃河故道上的老災區。以“三害”為代表的天災給蘭考人民帶來了無盡的苦難,但是以“五風”為代表的人禍更是懸在蘭考人民頭上的一把利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來,同全國一樣,這里始終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路線;另一條就是以劉鄧為代表的形“左”實右的路線,其表現就是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的“五風”,已經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在出現“五風”苗頭的一九五八年就提出嚴厲的批評,“好良言難勸該死的鬼”,劉鄧在河南的死黨吳芝圃大放“衛星”,擅自提高征糧的標準,為了政績不擇手段,不惜以餓死人為代價,對于勇于抵制“浮夸風”的各級干部進行無情打擊,包括縣長張欽禮的蘭考縣兩千多名干部被扣上“右傾”的帽子,有的撤銷職務,有的被押到監獄里。正像黎陽在《“持槍搶劫”與“持權搶劫”》中分析:“許多人餓死并不是國庫無糧,而是官僚主義:把農民口糧征調一空冒充‘政績’,農民絕糧,而附近的國庫卻是滿的。餓死人并不是因為‘糧食減產’,而是因為官僚主義的麻木不仁。而官僚主義的麻木不仁則是‘修養黨’、‘精英黨’‘黨性’的產物:絕對服從上級要求,寧可老百姓無糧,也不伸手叫苦要求開倉放糧,而且嚴密封鎖消息,攔截老百姓逃荒求生,以免有損“大好形勢”,妨礙劉xx、鄧xx的‘政績工程’。”

 

        在形“左”實右路線和連續幾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下,一九六二年,蘭考的糧食產量降到歷史的最低水平,三十六萬人的蘭考僅外出逃荒的來百姓就有一半!只要是那個時期過來的河南人有著清楚地記憶。面對這種是非之地,開封地委選了幾位書記,有的都發了調令,都不愿意去。

 

        一個北風怒吼、風雪交加的晚上,縣委會議室內燈火通明,上任不久的焦裕祿心情沉重的對在座的縣委委員們說:“同志們,請大家跟我出去一趟,到車站看看。”那晚的蘭考火車站擠滿了正在等車去外地逃荒的群眾。焦裕祿當著大家的面說:“同志們,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到外邊去的。這不能怪他們,責任在我們身上,黨把這個縣的三十六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沒有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

 

        回去之后,焦裕祿建議取消了縣委干部的“特殊供應證”,反對干部的特殊化。(電影《焦裕祿》對這件事有著詳細的描寫,電影中的那個反對焦裕祿的“縣長吳榮先”的原型應該是縣委組織部長孫躍堂等人。)在縣長張欽禮的建議下,焦裕祿給大膽給抵制“浮夸風”、“共產風”而受到原縣委書記王金壁、縣委組織部長孫躍堂迫害的兩千多名干部平反,使蘭考各級領導班子的面貌煥然一新。試想一下,如果焦裕祿能夠親眼看到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會是多么的高興!他一定會親自上陣,去造走資派的反!造劉鄧官僚體制的反!!

 

        面對“三害”的肆虐,焦裕祿深入群眾,依靠群眾,他到受災最嚴重的老韓陵、黃樓調研,親自向老貧農請教,果然收到的不小的成果。“要想富,栽桐樹。挖窮根,種花生(蘭考方言為luo shen)”看著沙丘和堤埂,他有了一個設想,這些堤埂和沙丘可以植上樹,防風固沙,三五年后,這里就會出現一片綠洲,附近的土地也會變成肥沃良田。看著洼地他設想到,中間深處可以養魚,四周洼處可以栽上蒲,幾年后就是個大寶坑!面對著堿地他設想到這里不僅僅能熬鹽、熬堿,而且可以改造成良田!這就是焦裕祿對治理“三害”的初步設想。

 

       “設想不等于現實”這是焦裕祿經常說的話。在他的領導下,成立了除“三害”辦公室,抽出了一百二十名干部、農民和技術人員組成了風沙、內澇、鹽堿三個專業組,深入到重災地區,查風口、探流沙、找水路,研究災害的規律。焦裕祿和除災辦公室的成員戰斗在抗災的第一線,住到農民家的草庵里向他們請教治理災害的方法,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和勞動群眾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幾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號召各級干部、知識分子到農村參加勞動,體驗老百姓的生活,做到真正的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張欽禮后來說:“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焦裕祿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比我們任何人都多,都好。他為了盡到一個縣委書記的職責,除掉蘭考的‘三害’,造福蘭考人民,他帶著病體,嚴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灘里,在鹽堿窩里,在沼澤地里,拄著根棍子,背著干糧,帶領除‘三害’調查隊,把蘭考縣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蘭考一百多個生產大隊他幾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祿的身影是盡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邊喝河水,饑了啃的是自己帶的干饃,群眾給他燒開水喝,他說下雨缺燒的,不讓燒了。累了蹲在地上打個盹,終天沒白沒黑舍生忘死地工作,發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務死不瞑目……”

 

        “在開挖賀李河的時候,他跟群眾一起勞動,他背沙袋壓趴在地上,起幾起沒起來,是潘子春跑過去將焦書記扶了起來,攙到工棚里躺下。卓興隆勸他住院治病,休息幾天,他卻說,在除‘三害’大決戰的時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時候是有,等到同志們站在我的靈前說,焦書記,你安歇吧,你沒完成的除‘三害’事業,由我們來完成,到那個時候,我就休息個夠。這雖是風趣幽默話,卻體現了焦裕祿同志寧愿把生命獻給蘭考人民的忘我精神,這樣的好書記難道不是榜樣嗎?當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癥后,他沒有掉淚,平靜地說‘咱蘭考是災縣,我死后不要多花錢,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離開那里,要看著你們帶領群眾把沙丘治好’。”

 

        然而在毛澤東逝世后,這種“三同一等”被誣蔑為“極左”、“對干部的迫害”,一些御用文人更是因為到農村受了苦,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控訴文革的“罪行”,甚至還有個人編出了一本《牛棚雜憶》發泄內心極端不滿,這些垃圾不僅僅是對焦裕祿式干部的污蔑,更是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污蔑!

 

        有了這樣的帶頭人,老百姓的干勁兒能不高么?

 

        城關公社的韓村,在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每人只分了十二兩高粱穗。但是這年,韓村群眾在自力更生,在荒坡野地中就割回二十七萬斤干草,保證了牲口的糧草,又修理了農具購置的了架子車。

 

         秦寨所在的位置由于黃河決堤成了鹽堿窩,根據老農民的建議,只有將全大隊三千多畝土地地表以下兩三尺深的淤土翻出來才能保證糧食的產量,于是秦寨全村社員齊上陣,一場大規模的深翻開始了……

 

        趙垛樓全體社員采取“翻淤壓沙”的方法,將地表下的淤土翻出來蓋在沙地上,這樣,即使有了再大的風沙也揚不起來,種植的作物免受了風沙的襲害,像一個大膏藥貼在了沙地上。在汛期前搶修排水工程,開挖溝渠,終于戰勝了內澇這個頑疾。在七季絕收后的六三年獲得了第一次豐收,向國家交了八萬多斤糧食!

 

        那些在前些時間鼓吹“浮夸風”、“共產風”的家伙,從極“左”跳到了極右,在經濟出現困難以后就在農村大肆鼓吹“三自一包”,瓦解集體經濟。自己搖身一變成為“實事求是”的代表,自己造成的苦難扣到了人民公社的頭上,為解散集體經濟鳴鑼開道。在這種情況下,雙楊樹的社員自覺抵制住了這股邪風,依然堅持集體化的道路,焦裕祿知道后高興的說:雙楊樹這種雷達不散,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精神值得學習!

 

        為了徹底的根治風沙,在焦裕祿的帶領下大面積的植樹造林開始了。經過一年多的造林,全縣一萬五千個沙丘被封,栽種的數目有七百四十二萬株。

 

        后來,焦裕祿把這種群眾創造概括為: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干勁和雙楊樹的道路。

 

﹡          ﹡          

 

       “你從我手里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別的什么也沒有;我留給你的只有一部《毛澤東選集》。”這是焦裕祿臨終前對兒女的遺囑。

 

        在焦裕祿調到蘭考前,他就患上了肝病,以他這種情況完全可以推掉這份出力不討好的工作,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老本住進療養院療養,但是焦裕祿作為一個毛澤東思想教育出來的干部在人民最困難的時候毅然選擇了另一條路——和三十六萬蘭考群眾戰斗在一起。

 

        對于自己的病,他沒有在乎,忘我工作的同時又忍受著劇烈了肝痛,實在受不了時就把腳踩在椅子上用膝蓋頂著疼痛的部位,或者用茶缸抵著藤椅,一面頂著肝部,久而久之,藤椅被頂出來了一個大窟窿。張欽禮勸他住院療養,他卻說:“一住院,聽到的都是病。跑進了病的圈子,輕病也能重三分,堅持工作,工作的樂趣可以驅除疾病的痛苦,這樣對戰勝疾病反而有利。”病魔無情,隨著病情的加重,焦裕祿不得不從縣醫院轉到開封市,又從開封轉到鄭州,之后又到了北京。最終被確診為肝癌晚期。

 

        在彌留之際,他心里裝的依然是老百姓:蘭考的群眾正在受苦,吃這么貴的藥,我咽不下去。每逢有蘭考的同志來探望他的時候,他總是不等人家坐穩,就開始詢問縣里抗災的情況:泡桐種的咋樣了?翻淤壓沙工程搞得咋樣了?五保老人救濟沒有?……一天,他把女兒叫道自己的病床前,留下了他對兒女的最后遺囑:“你從我手里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別的什么也沒有;我留給你的只有一部《毛澤東選集》。”這就是一位毛澤東時代縣委書記的遺產,有了千千萬萬這樣的干部,何愁實現不了四個現代化?!反觀現在的“公仆”們,怪不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過時了”、怪不得“初級階段要管一百年”、怪不得“權力不用過期作廢”——原來黨變修了!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清晨,焦裕祿帶著沒用徹底治好“三害”的遺憾走完了他四十二年的人生。當焦裕祿的遺體被運往蘭考安葬時,幾十萬蘭考群眾自發戴孝來悼念這位好書記,這就是公論。

 

﹡          ﹡          

 

        焦裕祿逝世后,直到一九六六年《人民日報》發表了穆青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焦裕祿的名字才在全國傳揚開來。說到宣傳焦裕祿的事跡,就離不開蘭考縣縣長張欽禮。

  

張欽禮


        張欽禮,一九二六年出生,土生土長的蘭考人。從小隨父母參加抗日戰爭,一九四三年參加地下黨。從一九五四年一直擔任蘭考縣縣長。一九五七年,一小撮右派分子在蘇東事件的影響下,看到時機已到,便向共產黨發動進攻,要求“輪流坐莊”、“共產黨下臺”。所以一場反右派斗爭在毛澤東的發動下開始了,毛澤東設想全國右派人數在四千到五千人,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那個人為了顯示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一場“按指標抓右派”的“反右”運動下來全國共抓“右派”五十五萬人,是毛澤東設想的十倍還有多!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更是不甘落后,凡是與他們意見相左的統統打為“右派”,張欽禮因不贊成這種形“左”實右的做法,受到“內定中右,限制使用”的處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中,吳芝圃逼著各縣縣長“放衛星”,張欽禮當場發言道,他沒有見過紅薯畝產20萬斤,小麥畝產5000千斤,芝麻桿能打出油。蘭考報不出高畝產,其他縣報的也是假的。還直接批評吳芝圃:“征購透底,再搞返銷,糧食搬家,勞民傷財。愛說假話的人,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不利,這個教訓要記取。浮夸風刮過了頭,最終是要害人的。風刮在下邊,風源在上邊。說白了一點,風源是在省委。”緊接著就是“留黨察看一年處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級別降三級,到農村勞動改造”。一九六零年底,張欽禮突破重圍,冒死進京上訪,見到了毛主席、周總理,才將實情向他們和盤托出。后來,吳芝圃被免去省委書記之職,但仍受劉鄧的保護,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將其揪了出來。隨之張欽禮也被平了反,回到蘭考縣工作,但仍受吳芝圃的死黨王金壁等人的排擠,直到同年十二月焦裕祿調到蘭考情況才有所改善。

 

        此后,焦裕祿和張欽禮并肩戰斗,為徹底改善蘭考的面貌奮斗著,直到焦裕祿逝世。一九六五年底,中央派人到蘭考采訪焦裕祿的事跡,張欽禮花大量時間介紹焦裕祿。而新任的縣委書記周化民、宣傳部長秦一飛極為不滿,他們說:“焦裕祿到蘭考才一年零五個月時間,其中還有兩月住醫院,干出了啥成績?是啥典型?宣傳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鹽堿、看蘭考人窮得兩人合穿一條褲子?”、“張欽禮是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張欽禮據理力爭,反問他們“下基層多少次、對老百姓關心過多少”。終于他的意見獲得了大多數人的同意,報道出來后,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當權派們千方百計的保護自己的狗命,秦一飛搖身一變,成為蘭考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組長,周化民為副組長,指鹿為馬,倒打一耙,到處揪斗群眾,把張欽禮、潘子春、卓興隆等一千二百多名干部打成“三反分子”、“反對焦裕祿”,到處游街。只要有群眾他他們說話,不是被抓進監獄,就是被當街活活打死。他們炮制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是一株修正主義的大毒草》,指使黨徒砸毀焦裕祿的墓地,把十萬多冊學習材料被付之一炬。焦裕祿生前樹立的韓村、秦寨、趙垛樓和雙楊樹四個紅旗大隊,被打成“修正主義大隊”和“頑固大隊”。離城不遠的三義寨公社,被縣委內的走資派依觀點的不同劃“解放區”、“游擊區”和“敵占區”。他們還在全縣大搞所謂請罪運動。而在幾十里以外的開封市,堅決捍衛焦裕祿的開封“八二四”造反派正在受到保守派的圍攻,這就是兩個階級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文化大革命就是讓群眾有說話的自由,群眾為焦裕祿、張欽禮申訴的信件雪片般地飛向中央,秦寨大隊的貧農李占榮還跑到天安門毛主席像前長跪不起、嚎啕大哭,為張欽禮鳴冤叫屈。四個紅旗大隊的社員、因抵制“浮夸風”受到迫害的干部他們組成了蘭考衛焦造反派和以周化民、秦一飛為首的走資派(保守派)作堅決的斗爭。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著手解決河南問題,宣布河南“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等造反派是革命派。周總理接見了張欽禮。挑動武斗,打砸搶的保守派受到處理,鎮壓河南革命群眾的何運洪做了檢討。張欽禮被任命為開封地委常委兼書記、蘭考縣委第一書記,他領導的造反派捍衛了焦裕祿的旗幟。回到蘭考,為在“白色恐怖”時期受到迫害的干部、群眾平反。繼承了焦裕祿的遺志,領導三十八萬蘭克人民戰天斗地,開展了“引黃灌淤”工程,共挖3000萬土方,基本完成了趙王河、黃河清故道、隴海路兩側、黑龍潭、四名潭、東大淖、楊橋大淖、老牛圈26萬畝沙堿荒地的改造,使老災區變成了糧食囤。僅一九七三年年,全縣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條,配套支渠154條,拆除阻水工程164處,共完成1171萬土方,基本達到排水暢通。全縣治沙造林共計19萬畝,占沙荒面積的80%治理鹽堿地22.7萬畝,占鹽堿地的86.3%。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危害蘭考多年的“三害”在蘭考徹底消失了。然而,隨著毛澤東、周恩來的逝世,“揭批查”運動開始了。一九七八年,張欽禮在引黃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區中級法院逮捕(此時,蘭考縣突然劃歸給周化民盤踞的商丘市)。以“煽動文化大革命”、“亂黨、亂軍”、“ 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編造焦裕祿事跡”等莫須有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包括當年四個紅旗大隊黨支書(除韓村女支書楊素蘭逃出來之外)全部被捕,另外還有當年反對“浮夸”、跟隨焦裕祿、張欽禮除“三害”的一千二百多名老中青干部統統被扣上“xxx”的帽子被捕判刑,很多人死在獄中,其中還有張欽禮的弟弟。與此相反的是,當年大搞“五風”,餓死人命的省委書記吳芝圃在一九七九年被徹底平反,鄧xx在其悼詞中說:“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一九七八年,在一片“撥亂反正”聒噪聲中,當年的蘭考縣宣傳部長秦一飛作為“飽受文革迫害”的老干部,升至開封市委副書記。他親自下令將焦裕祿紀念館關閉封存,焚燒大量的材料。并說:“焦裕祿精神早已過時了,焦裕祿的這個展覽館占地這么大,根本沒有幾個人參觀,沒啥存在的價值了,還白白養了一些人在這里面,不如把它關閉。”直到一九八九年“風波”過后,“毛澤東熱”在神州大地興起,焦裕祿紀念館才重新開放。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在資改派理論的指引下,焦裕祿這樣的干部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少了。所以,在這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社會主義”國家里紀念焦裕祿有著特殊的意義:今天的一切,絕不是什么“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而是來源于在毛澤東時代千千萬萬焦裕祿、陳永貴、張欽禮這樣的公仆帶領億萬人民的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要說“改革開放偉大成果”是我想到一個老工人在解釋“為什么現在80、90后也崇拜起毛澤東來了”的話——“這要感謝xx同志這個‘好教員’” !

 

焦裕祿的革命精神永存!

焦裕祿的旗幟高高飄揚,

焦裕祿的事業無限榮光。

根除三害立志愿,

重災區里擺戰場。

戰天斗地改造世界,

艱難困苦無阻擋。

昔日荒地變良田,

喜看稻菽千重浪!

 

焦裕祿的旗幟高高飄揚,

焦裕祿的精神永放光芒。

全心全意為人民,

主席教導永不忘。

人民群眾的勤務員,

縣委書記的好榜樣。

永遠立根群眾中,

魚水之情比海洋!

 

焦裕祿的旗幟高高飄揚,

焦裕祿的贊歌傳四方。

堅定不移的革命派,

戰斗在農村心向黨。

革命的理想高于天,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

高舉焦裕祿的偉大旗幟,

奔向偉大的共產主義前方!

                                                    2010.5

參考文獻:

《焦裕祿》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縣委書記的榜樣》 穆青

《圍繞焦裕祿和張欽禮的是是非非》 韓德強

《“持槍搶劫”與“持權搶劫”》 黎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論—第二篇第二十七節<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水陸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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