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1：焦裕祿事跡主要提供者劉俊生同志的一封信
附文2：坐牢十三年，去世時百姓沿途祭拜，哭聲動天：焦裕祿親密戰友張欽禮
附文3：圍繞焦裕祿和張欽禮的是是非非
前言
與對雷鋒的宣傳不同，在對焦裕祿的宣傳背后一直存在著關于“失真”的紛爭。這場紛爭到目前為止已持續了四十七年之久，仍然沒有平息的跡象。
對于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以下簡稱大通訊)的一些非議早在大通訊播出前后就已經開始了，只不過沒有公開而已。這些非議的主要觀點是：大通訊的一些情節“嚴重失真”，而“嚴重失真”的原因是：焦裕祿事跡的主要提供者張欽禮在介紹焦裕祿事跡時參雜了太多的假話。如：對焦裕祿的評價太高、把蘭考面貌改變寫的太好，最不能接受的是，大通訊把張欽禮樹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
實質上，非議的焦點就在張欽禮這個人身上。張欽禮是焦裕祿主政蘭考時的縣委副書記，主抓“除三害”工作。焦裕祿逝世后，積極宣傳焦裕祿的感人事跡，最終促成大通訊《焦裕祿》的問世。
1966年12月，蘭考文化大革命爆發，兩張矛頭指向大通訊和張欽禮的大字報貼向蘭考街頭，爭議由機關走向了社會，圍繞這些爭議，蘭考分成了兩大派。一派以張欽禮為首，另一派以縣委書記周化民為首。隨著文革運動的反復，這兩派時而上臺掌權，時而下臺挨整，不斷地“翻燒餅”，積怨越來越深。
文革結束后，在清理“四人幫”和“三種人”運動中，張欽禮這一派被徹底打翻在地，張欽禮也被捕入獄，判刑十三年。但是，這并沒有使紛爭結束，只是使紛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就在張欽禮被判刑的幾乎同時，大通訊《焦裕祿》的作者，新華社社長穆青重新出版了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文中除了將張欽禮三字改為副書記以外，基本沒有改動。這就招致已經掌權的反張欽禮派的不滿。他們多次以聯名寫信的方式向省委、中央反映大通訊《焦裕祿》的“嚴重失真”的情況，要求穆青認真修改，甚至用縣委紅頭文件的形式向省委打報告，但是穆青根本不予理睬。
在大通訊《焦裕祿》的作者穆青、周原的積極活動下，張欽禮于1988年底被提前釋放。在張出獄后，穆青以中國記者協會領導身份來開封看望慰問張，稱他宣傳焦有功;1998年2月23日，他邀請張作為特邀代表到北京參加<中華新聞>創刊50年座談會;1998年10月25日，<消息日報>上發了穆青與張欽禮的合影。
張欽禮自始至終都沒有認罪，出獄后一直向中央申訴，但開封地委拒絕受理。
張欽禮于2004年年5月7日逝世，蘭考有十萬群眾自發為他送葬。現在，張欽禮的墳墓周圍，有來自山東、河北、河南、主要是蘭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六十多塊，成了一片碑林。有的碑上刻有幾百人的名字。
張欽禮的逝世并沒有使紛爭就此平息，支持張欽禮的人們不斷地用多種方式為張欽禮伸冤呼吁，這些人中，有大通訊的作者穆青和周原以及周原的夫人陳健，有當年與焦裕祿張欽禮一起工作的干部群眾，甚至還包括焦裕祿的子女。就連撰寫《焦裕祿傳》的作者、電視連續劇《焦裕祿》的編劇、和央視《百家講壇》“焦裕祿”的主講人，在講述焦裕祿事跡時，都若明若暗地替張欽禮說話。
與此同時，反對張欽禮的人們也沒有因張欽禮的逝世而罷休。2009年元月，任彥芳寫的《焦裕祿身后：我與蘭考的悲喜劇》出版了，書的封底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推介詞。該書詳細介紹了有關大通訊《焦裕祿》“嚴重失真”和作者眼中張欽禮的種種“劣行”。其中正式列入“失真”的有13處，間接提到的失真有兩處。
幾乎在同時，陳健發表了《為張欽禮所作的申訴和補記》對任彥芳進行了反駁。
2009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到蘭考視察。接見的名單中除了焦裕祿的家屬外，還有一個特殊人物，就是給焦裕祿拍過照片的原蘭考縣委宣傳干事劉俊生，劉俊生是支持張欽禮一派的，也曾被定為“三種人”。據劉俊生透漏，習近平曾向他問及張欽禮的情況。對話原文如下：
習：“當年和焦裕祿一起帶領干部群眾除‘三害’的那位縣委領導是誰?”
劉：“縣委副書記張欽禮。”
習：“這位同志還在嗎?”
劉：“不在了，他去世了。”
當時的河南日報在宣傳焦裕祿事跡的報道中還出現了一段焦裕祿和張欽禮對話。
2009年8月，題為《舊傷未平新創深——初評任彥芳<焦裕祿身后----我與蘭考的悲喜劇>》的文章在網上發表，開始了對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后：我與蘭考的悲喜劇》一書展開又一輪的反擊。
2010年元月20日，任彥芳在香港《領導者》雜志發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功績與失誤，開始了新一輪的論戰。
2012年10月，電視劇《焦裕祿》開始播出，人們注意到，被指責為失真的一些事實情節在劇中仍然得到了表現，而且還出現了一個以張欽禮為生活原型的正面人物縣委副書記張希孟。
2013年6月，有人發表了任彥芳從海外發來的郵件，繼續重復對焦裕祿宣傳中“失真”的指責。
雙方論戰的文章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往往不能對對方的論點進行直接地有理有據地反駁，各說各話。比如對于任彥芳列舉的十三處失真問題，大通訊的作者周原，是通訊的第一采訪記者和作者，應該最了解情況，但對于任彥芳的挑戰，只用一句“不值一駁”來回應。對此，陳健對記者道出了自己的無奈”一一反駁這些細支末葉需要很多筆墨，而自己已經八十多了，無力和任彥芳打這種筆墨官司了”。至于曾經和焦裕祿張欽禮一塊工作的一些擁張派人士，也都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同樣存在這樣的無奈。另一方面，任彥芳對擁張派的反駁，不管多么有理有據，一律不予回應，在文章中照舊重復已被駁倒的內容。看來，要結束這場論爭，還有待時日。
經過梳理，針對焦裕祿事跡宣傳中的質疑問題分列如下：
1 焦裕祿的家庭出身是貧農還是中農
2 焦裕祿是不是到蘭考第二天就下鄉了
3 焦裕祿與張欽禮深夜談心之事是真是假
4 焦裕祿召開的車站之夜縣委會一事是否存在
5 車站之夜縣委會上是否學習了毛主席著作
6 回憶革命傳統的常委會是否召開過
7 馬福重是不是革命烈士
8 一個月犧牲9個區長是否事實
9程世平有沒有提出過“裝潢計劃”
10焦裕祿有沒有批評過程世平：“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嗎”
11焦裕祿的病床枕下有沒有兩本書
12焦裕祿有沒有對張欽禮講過臨終遺言
13焦裕祿有沒有送張欽禮一張自己的照片
14焦裕祿提出的藍圖在1966年是不是已經變成了現實
15焦裕祿事跡宣傳中有沒有夸大蘭考面貌的變化
16焦裕祿是否說過“張欽禮不合作，要求調離張欽禮”
17張欽禮狀告焦裕祿裝修縣委招待所一事的真偽
18張欽禮狀告焦裕祿購買議價糧的真相
19張欽禮有沒有去鄭州和焦裕祿遺體告別
20張欽禮為什么未參加在鄭州召開的焦裕祿追悼會
21張欽禮為什么未參加在蘭考召開的焦裕祿追悼會
22焦裕祿是否執行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
23張欽禮是否在省沙區造林會議上率先宣傳了焦裕祿的事跡
筆者本著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原則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一些調查研究和分析后，寫出了這篇文章。本文力求用確鑿的事實證據和嚴密的論證邏輯對這些問題進行考證，使事實真相最終大白于天下。
焦裕祿的“家庭出身”問題
大通訊兩處提到焦裕祿出身貧農。而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后》一書卻對此事進行了質疑。
任彥芳在書中說：“人家焦裕祿自己填表寫的是中農，給人改成了“貧農出身”.
首先應該承認，焦裕祿自己填表確實填的是中農。因為焦裕祿的少年時代，他的家境確實不算貧窮，焦裕祿還上的起私塾。焦裕祿填表填中農，依據的就是這個時期的家庭經濟狀況。所以，焦裕祿填中農，沒有問題。
但是，一個家庭的濟濟狀況不是一成不變的。時間到了焦裕祿的青年時代以后，他的家境已變得貧困不堪了，焦裕祿的父親因還不起債務而自殺。這樣的家庭已經不是中農而是貧農了。大通訊認為焦裕祿出身貧農，依據的就是后來的的家庭經濟狀況。所以，大通訊說焦裕祿出身貧農，也沒有問題。
可能有人會認為：一個人的家庭出身一定應該存在一個最權威最正確的說法，總不能中農正確，貧農也不錯吧?
確實，對于很多人來說，是存在一個最權威最正確的家庭出身。例如，土改前后出生在農村的人，他們的家庭出身就沒有什么可說的，貧農就是貧農，地主就是地主，都是在土改時官方劃定的。
但是對于土改前二十多年前或三四十年前出生的人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他們的家庭經濟狀況在幾十年里可能經歷了太大太多的變化。這就給判斷家庭出身帶來了一個選擇性的難題：是以出生時的家庭狀況為準，還是以幾十年后土改時的家庭狀況為準呢?是以家庭情況最富時為準，還是以家庭情況最窮時為準呢?
周恩來就曾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他是如何選擇的呢?
周恩來在談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時曾說：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小職員，他填表時是可以填職員的，也有人建議他填職員。但因為他的祖父、外祖父都作過清朝的官員，為了嚴格解剖自己，他最終填的是官僚地主。
假如有人在通訊里寫周恩來出身職員家庭，能說這篇通訊失真嗎?
所以，對于有著像周恩來、焦裕祿這樣類似經歷的人來說，他們在家庭出身這個問題上確實是可以有多種選擇的，而且都是正確的。
大通訊寫焦裕祿出身貧農，無非是說焦裕祿出身貧寒，歷經艱辛。這為他今后的成長打下良好基礎。這樣寫，無可厚非。
可能有人會說，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就家庭出身這個問題浪費這么多筆墨，實在是有些不合時宜。但是我認為，澄清這個問題還是有意義的。它可以使人們知道，即使是在焦裕祿家庭出身這樣的細節問題上，大通訊作者也是實事求是的，并沒有拔高夸大。
焦裕祿第一次下鄉的日期問題
大通訊在寫焦裕祿剛來蘭考時，有這么一句話：“第二天，當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已經下鄉了。”而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后》一書卻對此事進行了質疑。
任彥芳在書中說：“據縣委日志查，焦書記12月5日到蘭考，參加了縣三級干部會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12月7日，三級干部會結束;焦裕祿在會后總結三天，之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韓陵訪問調查;“。按這個說法，焦裕祿是第七天才下鄉的，其依據是縣委工作日志。
另外，《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一書明確記載：12月6日焦裕祿到蘭考報到，12月8日，焦裕祿和縣委辦公室干部張思義來到災情嚴重的城關區。按這個說法，焦裕祿是第三天下鄉的。
這樣，焦裕祿到蘭考第一次下鄉就有了三種說法：第二天、第三天和第七天。到底哪一種說法正確呢?
首先應該否定的是“第七天說”。因為“第七天說”的依據，縣委工作日志的記載并不可靠。
例如，縣委工作日志記載的“焦裕祿于12月5日來到蘭考報到”就是錯誤的。大量資料說明焦裕祿是12月6日來到蘭考的。
1 《焦裕祿在蘭考》一書中就明確指出焦裕祿到蘭考“這一天，是1962年12月6日”。
2 謝翠蘭在《焦裕祿關心檔案工作》中也說：“1962年12月6日，焦裕祿肩負著黨的重托來蘭考任縣委書記。”(檔案管理1990年05期)
3 原蘭考縣委新聞干事劉俊生在接受鳳凰衛視時說：“焦裕祿來的時候是1962年12月6號(鳳凰衛視6月20日《我的中國心》”)
4 《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明確記載：“1962年12月6日 焦裕祿到蘭考縣委報到。”
所以說焦裕祿12月6日來蘭考已為人們所公認，縣委工作日志記載的12月5日顯然有誤。筆者推測，12月5日很可能是焦裕祿調令上的日期。
據《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一書記載：“12月10日至14日 焦裕祿帶領社教工作組到韓陵公社進行調查研究，指導運動開展。”很可能是任彥芳把縣委工作日志上的這一記載誤認為是焦裕祿這一天才去的老韓陵。當然，這也是筆者的推測。
“第三天說”，與大通訊的“第二天說”一樣，都可以證明焦裕祿具有深入基層重視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一天之差，對于宣傳焦裕祿，不存在實質意義上的不同。
但是，長期以來總是有人拿這個問題來糾纏不休，企圖以此證明大通訊的所謂“嚴重失真”。因此把這件事弄清楚還是很有必要的。
應該說，支持焦裕祿第二天就下鄉了的證據是非常充分的。
人民日報在1966年2月28日第六版發表了署名為蘭考縣瓜營公社社長張士義的文章《焦裕祿同志的二三事》，該文披露了焦裕祿第一次下鄉的具體經過。
“一九六二年冬天焦裕祿同志來蘭考任縣委書記的時候，我正在蘭考縣委辦公室工作,……焦裕祿同志到蘭考的第二天，他就深入到城關公社老韓嶺大隊。那次是我跟他一起去的。
縣委辦公室干部張士義是當年與焦裕祿一起下鄉的當事人，它的證言無疑是最有力的。
那么，有沒有可能張士義把焦裕祿來蘭考的日期弄錯了，以至于把第三天誤認為第二天呢?
張欽禮的證言徹底否定了這一可能性。
張欽禮在一篇回憶焦裕祿的文章《我們的好班長》(發表于人民日報1966年2月19日第二版)中說：“我是在縣委會上第一次見到他的。………我一知道他是新來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時，便徑直地去找他，他不在屋。第二天又去找，他已經下鄉走了”
焦裕祿在來到蘭考的當天晚上就參加了縣委會，張欽禮所說的縣委會，顯然就是這次縣委會。張欽禮的回憶和張士義的回憶不謀而合，證明焦裕祿確實是第二天就下鄉了。
在大通訊發表后的一兩個月內，相繼出版了兩本詳細報道焦裕祿事跡的書。分別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焦裕祿在蘭考》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焦裕祿》。這兩本書都是作者們在蘭考各自進行了深入采訪后寫作而成的。書中披露了大量尚未人知焦裕祿事跡，其中就涉及了焦裕祿第二天就下鄉了的事實。
《焦裕祿在蘭考》一書雖然署名是中共蘭考縣委編寫組，但真正的作者是中國青年報記者張羽。書中說：
“……當天晚上，縣委開會，研究當前的災情和救災工作，焦裕祿同志也出席了會議。……。第二天一早，他來到縣委辦公室，打聽了一下，知道縣里城關公社災情最重，就和一個同志，騎著自行車，直奔城關公社。……”(引自《焦裕祿在蘭考》中共蘭考縣委編寫組 1966年4 月)
《焦裕祿》一書的第55頁有一段關于焦裕祿下鄉的記述：
“晚上，他參加縣委會議后，回到辦公室。………那個同志說到這里，焦裕祿笑了笑說………你告訴辦公室主任，明天咱就組織一些同志下去，摸一摸情況。
第二天，當人們還不知道新來的縣委書記是誰時，他已經帶著幾個同志，到災情最重的城關公社老韓陵大隊考察災情，調查研究去了。”
《焦裕祿》的作者之一是原蘭考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張清潔，這個描述應當是十分可靠的。
上述四篇文章均發表于文革前的1966年2月到4月，不會受文革派性恩怨的影響，因此，可信度極高。
這四條證據互相印證，已構成完整的證據鏈。所以說，大通訊里的 “第二天，當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已經下鄉了。” 這句話是有充分事實依據的。
那么焦裕祿第三天下鄉說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實，首次提出焦裕祿第三天下鄉的并不是《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這本書。早在1964年11月20日，由新華社記者張應先等采寫的《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新聞稿中，就第一次提出：“他到蘭考縣的第三天，就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
對于這種說法最先公開表示異議的是張欽禮。他回憶說：“他來到蘭考還沒有安排停當，就到城關公社去調查研究。”。(張欽禮 《學習焦裕祿同志的革命精神，改變蘭考的自然面貌》 河南日報 1964年12月19日)這里，張欽禮沒有沿用“第三天”的說法，而是用“還沒有安排停當”委婉地表達了對“第三天”說法的不同意見。
后來，穆青等人采寫通訊“焦裕祿”時，張應先等寫的《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新聞稿已發表一年了，穆青也專門看過這篇文章。沒有真憑實據，他是不可能憑空修改這個情節的。所以，穆青應該是確有把握后才推翻“第三天下鄉說”而采用“第二天下鄉說”的。
1990年，《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出版，該書又重新采用了“第三天下鄉說”。書中說，焦裕祿12月6日來到蘭考，12月7日焦裕祿在三級干部會上講話，12月8日焦裕祿和張士義來到城關公社。從此，眾多宣傳焦裕祿事跡的文章大都沿用了“第三天下鄉說”。
看來，沒有一定的把握，這本書也不會輕易改變大通訊的“第二天下鄉說”的。
“第二天下鄉說”與“第三天下鄉說”，到底哪個是真的呢?
最終揭開這個謎底的是時任縣委辦公室干部的劉俊生。他回憶說：“當時縣里正在開三級干部會，我和張士義分到城關公社這一組。因為城關公社機關離縣城很近，小組討論時會場就設在城關公社機關。12月7日一早，焦裕祿就和我、張士義等人去了城關公社。焦裕祿與老韓陵大隊的干部們在一起，參加了一上午的會議。”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兩種說法的分歧在于對“下鄉”一詞的理解不同。“第二天下鄉說”認為：12月7日焦裕祿來到城關公社這個基層單位，利用參加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了調查研究，就是“下鄉”了。而“第三天下鄉說”則認為：城關公社機關離縣城太近(離火車站僅有4里地)，焦裕祿去城關公社不能算“下鄉”，只能算是參加三級干部會。
這樣看來，兩種說法所依據的事實都是一樣真實的，只是由于對“下鄉”一詞的理解不同,才產生了“第二天下鄉說”與“第三天下鄉說”兩種不同的說法。所以我們可以說，兩種說法都是可以成立的，大通訊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什么“失真”的錯誤。
焦裕祿與張欽禮深夜談心之真相
大通訊有一段關于焦裕祿與張欽禮深夜談心的描寫。在談到當時蘭考工作的關鍵時，張欽禮認為關鍵“在于人的思想的改變”，焦裕祿認為“應該在思想前加兩個字，領導。”
任彥芳在《焦裕祿身后》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質疑：“當時了解情況的縣委常委，都懷疑是張欽禮編造的。大家說：焦裕祿調來，張欽禮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祿的這些話是在常委會上談的，也不是因和張欽禮交談受到的啟發。”
這些質疑根本站不住腳。
首先，焦裕祿與張欽禮原來素不相識，并無成見，“思想不一致”只能在長期的工作接觸中逐漸產生。說“焦裕祿調來，張欽禮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既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也不符合常理。
退一萬步說，即便當時就出現“不一致”了，以焦裕祿的思想覺悟和工作水平，正常的反應必然是積極與張欽禮進行思想交流、溝通，消除分歧，增強團結，以利于工作的開展。難以想象，焦裕祿會對于自己有分歧的縣委領導棄之不理。
據《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一書記載：“12月中下旬 焦裕祿到蘭考后，先后找縣委副書記、正副縣長、縣委常委等10幾位同志談話”張欽禮作為縣長、縣委副書記、縣委常委，焦裕祿找其談話應是是百分之百的事實。
也許有人會說：白天談話可能會有，但深夜談心不一定會有。曾任蘭考縣生產救災辦公室主任的吳思敬在其回憶文章《蘭考的記憶-張欽禮在蘭考的二、三事》中回答了這個疑問，吳思敬在書中說：
“一天晚上，在看書的時候，至今，我清楚的記得，我當時看的書是《野火春風斗古城》。當我打開書準備邊看書邊吸煙時，才發現沒有火柴了，我走出辦公室去借火柴，發現張欽禮辦公室有人說話，我知道張欽禮不吸煙，但那時經常停電，辦公室都有煤油燈，我就推開了張欽禮辦公室的門，看到焦裕祿也在，兩個人正在熱烈的討論著什么問題，當時已經是深夜了，我見他們的討論正在興頭上，就借了火柴后退了出來。我不知道我的所見，是不是穆青、馮健、周原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中記述的那一次，但焦裕祿深夜去找張欽禮談心或談工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張欽禮真相博客：《蘭考的記憶-張欽禮在蘭考的二、三事》)
最后分析一下任彥芳對談話內容的質疑。上述談話是在兩人之間進行的，并沒有第三者參加，有什么根據說談話內容不存在呢?
任彥芳的根據是：這些話是焦裕祿在常委會上說的，因此不可能和張欽禮說。這種邏輯真是莫名其妙。 “關鍵在于領導干部思想的轉變”這個認識不是焦裕祿天生就有的，也不是焦裕祿來蘭考當天就產生的，而是焦裕祿在基層調查研究，與其他領導干部廣泛交換意見，分析思考，逐漸形成的共識。和張欽禮深夜談心，交換意見就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所以說，焦裕祿在常委會上所說的觀點正是焦裕祿平時多次和其他領導干部交換意見的結果。同樣的話，對張欽禮說一次，在常委會上又說了一次，非常正常，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合乎邏輯發展的結果。
綜上所述，大通訊對焦裕祿與張欽禮深夜談心的描寫是完全屬實的。
焦裕祿召開的兩次縣委會的失真之辯
本節討論第四到第八個質疑問題
冬夜車站縣委會是大通訊中一段精彩的描寫。它描寫了焦裕祿為了改變縣委領導班子的思想帶領導班子到火車站看災民的動人情節。但是任彥芳在其《焦裕祿身后》一書卻對此事進行了質疑。
“這段風雪夜看災民的情節根本不存在，或是出乎張欽禮的編造，或是出于作者為了感動人的藝術想像。我了解了在家的常委劉呈明、李林鶴、趙玉嶺……，均說從沒有開過這樣莫名其妙的縣委會。”
任彥芳僅僅了解了27個縣委委員中的3個常委，就斷然否定這次縣委會的存在。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相反，我們可以舉出很多證據，證明“冬夜車站縣委會”是確有其事的。
張欽禮在他的回憶文章中回憶了“冬夜車站縣委會”的情況。(張欽禮：《回憶親密的戰友焦裕祿同志》河南日報1966年2月18日)
《焦裕祿在蘭考》中的“車站之夜”一章詳細地描寫了“冬夜車站縣委會”的情況。(中共蘭考縣委編寫組：《焦裕祿在蘭考》1966年4月 15頁-17頁)
當時蘭考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張清潔參與寫作的《焦裕祿》一書對“冬夜車站縣委會“也有記述，與其他文章不同的是，該記述披露了這次會議結束的時間：”縣委會整整開了一夜，天明的時候，會議才結束。“
《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中也有關于“冬夜車站縣委會”的記載：“一月初 一個寒冷的夜晚……”(中共蘭考縣委宣傳部 蘭考縣檔案局周長安、趙永祥、吳玉青：《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1990年12月 12頁)
200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開封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蘭考縣委聯合編著的《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焦裕祿》中也有關于“冬夜車站縣委會”的記載：“一月初 一個寒冷的夜晚……”
所以“冬夜車站縣委會”已是公認的事實。
大通訊還有一段焦裕祿召開常委會回憶革命史的描寫，任彥芳對此質疑說：
“一次專門開常委會回憶革命史的情節也不存在。從未專門開回憶革命史的常委會，這是作者根據當時形勢要求加上去的。”
這一次任彥芳更干脆，沒有舉出任何證據就否定了常委會回憶革命史的情節的存在。
但是，這一情節同樣也是很多宣傳焦裕祿文章里都確認的事實。例如:
張欽禮：《回憶親密的戰友焦裕祿同志》河南日報1966年2月18日
《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中也有關于“縣委會回憶革命史”的記載(中共蘭考縣委宣傳部 蘭考縣檔案局 周長安、趙永祥、吳玉青：《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1990年12月 13頁)
200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開封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蘭考縣委聯合編著的《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焦裕祿》中也有關于“縣委會回憶革命史”的記載(見該書77頁-78頁)
可見，這一事實也是無可置疑的。
焦裕祿召開常委會回憶革命史，有“曾經在一個月內有九個區長為革命犧牲”的回憶，
任彥芳質疑說：“查蘭考歷史無有一個月九個區長犧牲的記載”
《焦裕祿在蘭考》一書對此事有詳細的描寫，包括時間(1948年3月)、地點(考城)、人物(犧牲的區長革飛、曾憲玉、邊文學、焦慶雙等)等內容。面對如此詳實的事實，不知任彥芳如何解釋。
此外，《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焦裕祿》等書籍對此事都有記載。
焦裕祿召開常委會回憶革命史，還有“烈士馬福重被敵人破腹后，腸子被拉出來掛在樹上。”的回憶。
任彥芳質疑說：“馬福重不是烈士。他是先把槍交出來的后被敵人抓住處死的。”
關于馬福重的烈士身份，1966年10月楊捍東奉河南省委之命，專程到蘭考調查真相。調查中，為核實馬福重的真實身份，楊捍東到山東曹縣小楊口村，看到了馬福重家的烈屬牌，接著又按馬家指點，連夜趕往曹縣界牌村南地，在墓群中找到馬福重的墳塋，劃火柴照見墓碑，上寫“馬福重烈士之墓”。(韓德強：《圍繞焦裕祿和張欽禮的是是非非》)這說明，所謂“馬福重不是烈士”的說法是無稽之談。
其實，常委會回憶“一個月九個區長犧牲”也好，回憶“馬福重烈士犧牲也好”其目的都是為了說明革命的艱難、革命烈士不怕犧牲的崇高精神，以激發大家改變蘭考面貌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決心。大通訊寫這些，既不是要搞歷史考證，也不是要搞人物鑒定。任彥芳避開大通訊的宣傳主題，專門糾纏這些細支末葉，這不是雞蛋里挑骨頭嗎?
大通訊有一段焦裕祿組織學習毛選的描寫：“緊接著，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任彥芳質疑說：“焦裕祿在開會時講毛澤東思想方法，也學習過這些文章，卻從未這樣集中地學習今天稱為“老三篇”的文章”
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討論。一是有沒有“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這回事，二是究竟是在哪次會議上“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的。
關于第一個問題，有很多文獻可以證明，例如：
《焦裕祿在蘭考》一書的17頁:”……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記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
《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13頁：“1月上旬 焦裕祿組織縣委一班人學習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記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焦裕祿》一書的77頁：“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就連任彥芳也說：“焦裕祿在開會時講毛澤東思想方法，也學習過這些文章”
所以“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這件事實是沒有爭議的。
有爭議的是：學習的時間是不是確實發生在“車站之夜縣委會”上。
應該說，在有關焦裕祿的文獻中對這個問題的說法是有些差別的，而且有關兩次縣委會的內容也不盡一致。例如：
張欽禮回憶“車站之夜縣委會”時并沒有提到學習毛主席著作一事。
《焦裕祿在蘭考》一書把回憶革命史的情節也寫到“車站之夜縣委會”的內容中。
《焦裕祿》一書把“緊接著，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解釋為縣委會結束以后才進行的活動。
《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一書把學習毛著一事寫入“縣委會回憶革命史”的內容中。
怎樣看待這些現象呢?
焦裕祿的事跡來源于人們的回憶。而由于時過境遷，回憶往往與事實會有些出入，所以不同人的回憶就有了差別。
通訊報導的客觀真實性不等于現場錄音、現場錄像式的報導。為了使通訊的主題更突出、更鮮明、更感人，必須對實際生活中的素材有所選擇、有所取舍、有所調整，有所提煉。這不叫失真，更不是虛構，恰恰是通訊報導的優勢所在。
就“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這件事來說，既然事實是確實存在的，有爭議的只是事件發生在哪一次會議上，穆青選擇其中一種說法寫入大通訊，也是無可厚非的。
另外一個關鍵證據是：大通訊稿件清樣發表前，蘭考縣常委會對稿件中的事實進行了核查。常委們都是“兩次縣委會”這件事的當事人，如果事實不存在，肯定會有人會提出異議的。而“兩次縣委會”這件事當時并沒有人提出異議。這就說明，常委們認可了“兩次縣委會”事件的存在。
最后談一下本文引用文章的客觀公允性。張欽禮的文章和《焦裕祿在蘭考》一書都是在文革前發表和出版的，可以排除文革派性恩怨。《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一書作者之一周長安，《焦裕祿》一書作者之一張清潔，曾聯名寫信反映大通訊“嚴重失真”問題，想必這些書的內容不會偏袒大通訊吧?
《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焦裕祿》一書是由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開封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蘭考縣委聯合編著的。客觀公允性不言而喻。
至此，任彥芳在其書中提出的有關焦裕祿召開的兩次縣委會的5個所謂“嚴重失真”問題，都證明是不存在的。
“焦裕祿批評裝潢縣委計劃”的事實真相
本節討論第九到第十個質疑問題
大通訊有一段關于焦裕祿批評縣長程世平的描寫，大意是程世平提出了一個裝潢縣委領導干部辦公室的計劃，遭到了縣委大多數人的反對和焦裕祿的批評，最終放棄了這個計劃。
任彥芳在《焦裕祿身后》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質疑：“事實是蘭考接待領導的住所沒有被子，飯堂沒有桌子和坐物，開封專員孫玉尊提議改善一下條件，焦裕祿是支持此事的。只是找不用布票的布和等外木材做了一些被子和桌子。
任彥芳的這種質疑實際上是“文不對題”，把領導辦公室裝潢計劃和縣委招待所改善計劃混為了一談了。
大通訊原文是這樣說的：程世平“提出了一個裝潢縣委和縣人委領導干部辦公室的計劃。連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換一套新的。為了好看，還要把城里一個污水坑填平，上面蓋一排房子。縣委多數同志激烈地反對這個計劃。……”。經過焦裕祿批評和耐心說服，最后，程世平“認識了錯誤，自己收回了那個“建設計劃”。
從大通訊原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事情的起因是裝潢計劃，縣委多數同志和焦裕祿反對的也是是這個裝潢計劃，最后程世平收回的還是這個裝潢計劃。所以，裝潢計劃是整個事件的核心。
任彥芳要證明大通訊在這個問題上失真，就應該拿出真憑實據，證明根本不存在那個裝潢計劃，或程世平提出的計劃里不存在那些鋪張浪費的內容。
但是，在任彥芳的書中，根本就找不到這樣的證據，就連裝潢計劃這個詞也沒有出現過一次。相反，他用大量的文字描述孫玉尊專員如何看到縣委招待所的簡陋，如何提議撥資金支持改善縣委招待所以及地委檢查組調查等等。這些描寫對于證明裝潢計劃的存在與否是毫無用處的。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們綜合任彥芳書中的材料和大通訊里的有關材料列出事情的全部經過。
第一段， 蘭考招待所沒有被子，飯堂沒有桌子和坐物，開封專員孫玉尊提議改善一下招待所條件，批了一筆資金，用來改善蘭考招待所條件。這一段，大通訊根本沒有涉及，也無所謂失真問題。
第二段， 之后，程世平乘機提出了一個裝潢計劃，用于裝潢縣委領導干部辦公室。但遭到了縣委大多數人的反對和焦裕祿的批評，最終放棄了這個計劃。大通訊就是寫的這一段，而任彥芳的書中一字未提。
第三段， 程世平放棄那個裝潢計劃后，和焦裕祿一道，按當初與孫專員商量的計劃，做了被子和家具，改善了縣委招待所。這一段，大通訊也沒有涉及。
第四段， 地委檢查組來蘭考調查做被子、家具之事，作結論說：被子、家具應該做，但是否快了點、多了點。并沒有深究。這一段，大通訊也沒有涉及。
第五段， 焦裕祿在常委會上談到此事時認為：雖然按需要也不算多，但蘭考是災區，對群眾還是有一些不良影響的。這一段，大通訊也沒有涉及。
由此看出，任彥芳對關鍵的第二段只字不提，而對一、三、四、五段這些與大通訊沒有關系的事情上用大量文字進行詳細的描寫，就是要把水攪渾，以便渾水摸魚。
從任彥芳引用程世平的一段話里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混水摸魚的：“寫焦裕祿的那篇大通訊上……說我要裝潢縣委……說換了桌、板凳，那事是孫玉尊專員提出來的，焦裕祿同意的……是我和老焦一塊到木材公司買的等外品……怎么安在我身上?算在我一人頭上?……那不實事求是呀……”
“說我要裝潢縣委”，卻不說清楚要裝潢的是縣委招待所還是縣委領導干部辦公室，這種模棱兩可的表達就給下一步渾水摸魚留下了空間。
“說換了桌、板凳” ，這一句話是關鍵之處，因為“裝潢縣委辦公室”只是一個計劃，還沒有實施就胎死腹中了，大通訊并沒有說縣委辦公室換了桌、板凳，換了桌、板凳的是縣委招待所。這樣，就把大通訊沒有說的話強加到大通訊上，偷偷地把“裝潢縣委”換為裝潢縣委招待所了。
“那事是孫玉尊專員提出來的，焦裕祿同意的……是我和老焦一塊到木材公司買的等外品……怎么安在我身上?算在我一人頭上?……那不實事求是呀……”，偷換概念以后，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大喊冤枉了。
綜上所述，在任彥芳質疑大通訊失真的文字里，沒有提出一條能否定裝潢計劃存在的證據。
那么，有沒有肯定裝潢計劃存在的證據呢? 有的。
早在大通訊發表前的1964年11月，新華社記者張應先、魯保國、逯祖毅等采寫的《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新聞稿中就講到了此事：“今年春天，縣委有的干部主張把縣委機關搬到北邊的大堤上，重新蓋一批新房子……”
不久，河南日報文章《焦裕祿同志，蘭考人民懷念你》也講述了這個事情。(黎路、薛慶安、劉俊生《焦裕祿同志，蘭考人民懷念你》 河南日報1965年1月7日)
這就是說，連同大通訊在內，共有9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文章里都報道了有關“裝潢計劃”的事情。這就有力地證明了“裝潢計劃”存在的真實性。
當時的縣政府辦公室主任樊哲民也證實程世平確有“裝修縣政府辦公室”的想法。樊哲民回憶說：“蘭考縣政府駐地，很早以前是文廟，日本鬼子侵略時期是偽縣政府，日本鬼子的顧問在跨院里蓋了兩層樓房。歷年多任的縣長都住在這個小樓上，人們稱它為縣長樓。縣長樓年久失修，非常破舊。程世平當縣長后，也住在這個樓上。他多次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談起裝修縣政府辦公室的想法。有一次程世平對我說，辦公室墻體起堿起的太厲害，他打算給辦公室裝上木頭墻裙。不過后來焦裕祿對此提出了批評，裝修計劃并沒有實現。”
另外，大通訊稿件清樣發表前，蘭考縣常委會對稿件中的事實進行了核查，在稿件中，常委們都是裝潢計劃這件事的當事人，而當時為此事還進行過激烈的爭論。如果事實不存在，肯定會有人會提出異議的，而裝潢計劃這件事當時并沒有人提出異議。這就說明，常委們認可了“裝潢計劃”事件的存在。
下面討論一下與此有關的另一個所謂“嚴重失真“問題。
大通訊在敘述焦裕祿批評“裝潢計劃“時引用了焦裕祿的一句話：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
任彥芳認為，這句話是焦裕祿對卓興隆說的，大通訊用在了程世平身上，就是“嚴重失真”。這種觀點令人可笑，實在經不起推敲。
焦裕祿并沒有宣布過他一句話不能說兩遍，為什么對卓興隆說過的話就不能對程世平說了呢?事實上，焦裕祿說過的很多個性化的精辟的語言,比如“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干部不領、水牛掉井“、“要親自掂一掂災害的份量”、“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等等都是多次在干部和群眾中反復說過的。特別是”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這句話，用在程世平的裝潢計劃上是再合適不過了，因為裝潢計劃內容之一就是把破椅子換成新椅子。所以，焦裕祿用”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這句話批評程世平，不但有可能，而且有極大可能，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任彥芳在這個問題上對大通訊的指責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焦裕祿的枕下遺物之謎
大通訊里有這么一句話，焦裕祿死后，“人們在他病榻的枕下，發現了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后》一書卻對此事進行了質疑。任彥芳在書中說：為此情節，我找到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風，守鳳說：“我爸爸去醫院什么書也沒有帶。他臨終對我說：‘……你已經工作了，爸爸沒有什么禮物送給你……家里的那套《毛澤東選集》，就算送給你的禮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媽媽收拾爸爸遺物，他的枕頭下哪有《毛澤東選集》和《共產黨員的修養》啊?大通訊上寫得不對。”
任彥芳引用焦守鳳的話作為自己質疑的證據，看起來非常有力，沒有什么毛病可挑剔了。那么，大通訊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下面這些更為有力的證據說明，毛澤東選集》和《共產黨員的修養》確實是焦裕祿逝世后在醫院留下的遺物。
“省委、地委的負責同志，曾多次去醫院探望他，有時還見他拿著毛主席著作，在用心地學習。(《焦裕祿在蘭考》中共蘭考縣委編寫組 1964年4月)”
時任開封地委組織部長的王向明回憶說：“想起焦裕祿同志危重住院的時候，就好像看到他一手按著肝部，一手拿著毛主席著作在學習。”(王向明《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河南日報1966年2月)
焦裕祿夫人徐俊雅在回憶文章《永遠的懷念》中說：“老焦在身體極度虛弱，生命的最后一息，還要堅持每天學習毛主席著作，……”(化漢三 《難以忘卻的懷念》1992年12月)
時任河南醫學院內科教研組副主任的段芳齡回憶說：“……他似乎已經知道患的是不治之癥，但他仍然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他枕頭下的兩本書 《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他必讀書籍。”(段芳齡《他頑強地和疾病作斗爭》)
《焦裕祿在蘭考》一書收錄了焦守鳳《回憶爸爸》一文，該文回憶，焦裕祿曾對焦守鳳說：“小梅，你從我手里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別的什么也沒有……我留給你的，只有一部《毛澤東選集》。不過我手邊的這一本，現在還不能給你，當我活著時，我還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毛澤東選集》就作為我留給你的紀念品。你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那里邊，毛主席會告訴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怎樣生活……
1990年，焦守鳳接受記者王鋼采訪時說，父親說：“爸爸工作幾十年，也沒啥好留給你的，這套《毛澤東選集》、這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你，毛主席會教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王鋼：《爸爸的凝視---訪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風焦守云》 河南日報1990年5月16日)
請注意，這里焦守鳳轉述焦裕祿說的是“這套《毛澤東選集》、這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你”，“這套”、“這本”這兩個詞恰好證明了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兩本書是存在于焦裕祿身邊的。
二十多年后的2012年，一篇采訪焦裕祿二女兒焦守云的通訊報道又提到了這件事：“在彌留之際，焦裕祿把大女兒焦守鳳叫到了身邊，把一本《毛澤東選集》和一本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交給她說：“你要好好學習，書里邊會教你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丁》作者：謝中 來源：《刊授黨校》2012.7)
上述不同時間、不同人物提供的事實互相印證，有力地證實了這么一件事：焦裕祿住院期間確實是把《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帶在身邊的。
焦裕祿住院帶上這兩本書是為了閱讀的，按常理推斷，這兩本書必定應該放在隨手可取的位置，如床頭、枕邊、枕下、床頭柜上等。大通訊用“枕下”這個詞實際上是一種形象化的說法，泛指床頭附近。就像說：“某夫婦膝下一雙兒女活潑可愛”，人們并不會真的到他們的膝蓋下面尋找這對孩子一樣，人們也不會真的認為寫了“枕下發現”，而實際上書在枕邊被發現就是“嚴重失真”。
那么，任彥芳引用的“焦守鳳證詞”是怎么回事呢?。
其實，任彥芳所引用的證詞存在一個大漏洞，那就是沒有注明證詞產生的時間。這不是任彥芳的疏忽大意，而是他不敢把證詞的產生時間公布于眾。正因為如此，為了弄清證詞的真相，我們有必要弄清證詞產生的時間。
據任彥芳說，此證詞是他親自詢問焦守鳳時得到的回答，所以證詞產生的時間必定發生在任彥芳在蘭考工作期間。根據任彥芳在他的書中提供的材料，任彥芳在蘭考工作有兩個時期，一是1965年3月到1966年3月，二是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由于大通訊發表于1966年2月，所以第一個時期基本可以排除，于是證詞產生的時間就可以確定在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之間。
任彥芳在書中披露，他曾被蘭考縣委從河北借調到蘭考參加了針對大通訊失真問題的地縣調查組。調查時間就是從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由此可知，任彥芳是以地縣調查組的身份向焦守鳳進行調查詢問的。
現在有必要交代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了解蘭考文革過程的人都知道，文革中圍繞大通訊“失真”和張欽禮的是是非非，蘭考分成擁張和反張兩大派。隨著文革運動的反復，這兩派時而上臺掌權，時而下臺挨整，不斷地“翻燒餅”，積怨越來越深。1980年10月，正是河南清查運動的高潮，反張派上臺掌權，擁張派的人馬被徹底打翻在地，判刑的判刑、開除的開除、免職的免職。張欽禮就在當年8月被判刑13 年。屬于擁張派的焦守鳳雖然由于焦裕祿女兒的特殊身份，處境比其他的擁張派稍好一些，但也失去了原有的所有領導職務，處境也是非常艱難。
在這種情況下，面對大權在握的反張派對立面，面對傾向性明確的地縣調查組，作一些違心的陳述也就在所難免了。對此，善良的人們都會給予充分的理解的。
至此，80年焦守鳳的證詞問題已真相大白。
把90年焦守鳳的談話和80年焦守鳳的證詞相對比，哪個是事實的客觀陳述，哪個是違心的無奈之舉，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
結論：大通訊關于“枕下遺物”的描寫，千真萬確
但是，雖然證明了大通訊所寫焦裕祿枕下遺物之事確系事實，但仍然存在一些謎團沒有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焦裕祿逝世前對焦守鳳的談話。這個談話雖然在焦守鳳的回憶文章里和記者采訪焦守鳳的報道里多次披露過，但具體內容卻很不一致。
第一種表述：(焦守鳳:憶爸爸 1966、1992)
“小梅，要聽媽媽的話，幫助媽媽帶好弟弟妹妹，你參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沒有什么送你，家里的那套《毛澤東選集》，就作為送你的禮物吧!那里邊毛主席會告訴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
第二種表述：(王鋼：關于焦裕祿的一篇流淚的報導1990)
“小梅，爸爸的病治不好了。你是老大，擔子重，要和你媽把弟妹們撫養大，不要給組織上添麻煩，提要求……爸爸工作幾十年，也沒啥好留給你的，這套《毛澤東選集》、這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你，毛主席會教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還有這塊手表，跟爸爸這么多年，留給你，看見它就看見了爸爸……”
第三種表述：(焦守鳳:憶爸爸《焦裕祿在蘭考》)
“小梅，爸爸的病治不好了。”
“小梅，你從我手里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別的什么也沒有……我留給你的，只有一部《毛澤東選集》。不過我手邊的這一本，現在還不能給你，當我活著時，我還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毛澤東選集》就作為我留給你的紀念品。你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那里邊，毛主席會告訴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怎樣生活……你要好好學習，嚴格要求自己，以雷鋒為榜樣，爭取早日入黨，當一個紅色的接班人。”
另外，還有一些文章，內容雖然大體與上述三種表述之一相同，但總有某些細節不盡相同。原因何在呢?
由于筆者只是一個普通的草民，無緣當面咨詢當事人，所以只能根據現有材料作一些推測。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轉述造成的。焦裕祿和焦守鳳的談話是父女間的親情談話，它不同于開會講話，更不同于寫文章。這類談話往往無拘無束、無邊無際，想到哪里就說到哪里，話題不斷地切換，顯得沒有條理。焦守鳳的回憶不是談話錄音，它是焦裕祿原話的轉述，對于有些記者的報導來說，就成了轉述的轉述。
既然是轉述，就有一個對有些雜亂的原話進行一些必要的梳理、調整和去舍的問題，而每次轉述時的梳理、調整和取舍都不會完全一樣，所以就出現了談話在不同的報導里不盡相同的現象。
第二個原因是，回憶文章可能是焦裕祿談話中的某個時段的部分內容，每次回憶的時段不同內容就會不同。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們根據現有材料加上必要的推測對當年焦裕祿和焦守鳳的談話進行一次償試性的復原。(以焦守鳳的口吻)
走進病房一看，我心里一驚，一個多月不見，爸爸瘦多了，幾乎使我認不出來了。爸爸倒很坦然，他慈祥地望了望我，示意我坐到他的床邊。爸爸頭一句話就問我，“小梅，蘭考淹了沒有?你把咱縣的實際情況告訴我!”
我回答道：“我最近沒有去蘭考，聽說沒有淹。”
爸爸不相信地說：“我知道。我要趕快把病治好，馬上回去干工作。”
爸爸還問弟弟妹妹怎樣，說爸爸很想他們
爸爸知道我考上農貸員后，很高興，說：“小梅，要聽媽媽的話，幫助媽媽帶好弟弟妹妹，你參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沒有什么送你，家里的那套《毛澤東選集》，就作為送你的禮物吧!那里邊毛主席會告訴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
當母親徐俊雅出去打水時，父親說：“小梅，爸爸的病是治不好了，你是老大，擔子重，要和你媽把弟妹們撫養大，不要給組織上添麻煩，提要求……”我不讓父親往下說，安慰說：“你的病，來省醫院一治準好”。父親說：“爸爸工作幾十年，也沒啥好留給你的，這套《毛澤東選集》、這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你，毛主席會教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不過我手邊的這一本，現在還不能給你，當我活著時，我還要學習毛主席著作。還有這塊手表，跟爸爸這么多年，留給你，看見它就看見了爸爸……”
上述談話明顯分為兩個時段，第一時段是徐俊雅在場時的談話，談話的氣氛還比較正常，特別是談到焦守鳳考上農貸員已正式參加了工作時，焦裕祿把《毛選》作為禮物送給女兒，還流露出一絲喜悅之情。
但是，當徐俊雅出去打水時，隨著焦裕祿的一聲“爸爸的病是治不好了”，談話氣氛驟變，成了一場生死訣別的父女親情傾訴。《毛選》由“禮物“變成了“遺物”，還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手表都作為“遺物“留給了焦守鳳。
這樣，我們就清楚了。“……家里的那套《毛澤東選集》，就作為送你的禮物吧!……“這段話是在開始時段，徐俊雅在場時焦裕祿說的話。而“……這套《毛澤東選集》、這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你……”這段話是徐俊雅不在場時焦裕祿對焦守鳳的臨終交代。兩者都是真實的。
那么，焦裕祿為什么要單獨對焦守鳳作臨終交代呢?這里要說明一個有些讀者可能還不十分清楚的一個情況。這個情況就是，焦守鳳不是徐俊雅的親生女兒，徐俊雅是焦裕祿的第二任妻子。盡管徐俊雅對焦守鳳視同親生，關系也十分融洽，但畢竟是不一樣的。焦裕祿自知不久于人世，在辭世前對焦守鳳作一些較多的關愛，也是人之常情。
焦裕祿臨終時與焦守鳳的父女親情傾訴，情真意切，催人淚下，但這個感人至深的素材為什么沒有被寫進大通訊里呢?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篇幅限制問題。因為焦裕祿的感人事跡實在是太多太多，用穆青的話說就是“就是把素材堆起來，也是一篇好通訊。”所以，即使是長篇通訊，也是無法把焦裕祿的所有事跡都寫出來的，只能有所取舍了。
第二個原因是，這個素材牽連到焦裕祿的一些個人隱私問題，如徐俊雅的繼母身份及焦裕祿的兩次婚姻等，都是有些敏感的問題。大通訊的作者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謹慎態度充分體現了對當事人的尊重和人文關懷。這和現在某些無良記者為了一己之利，不惜侵犯他人的隱私的惡劣行為形成鮮明的對比。
由于上述兩個原因，穆青等作者面對這個素材陷入用之不便，棄之不忍的兩難地步，權衡利弊后，最終以淡淡的一句話定稿“人們在他病榻的枕下，發現了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在文革中，由于劉少奇的這本書成了《黑修養》，這句話成了大通訊的一條罪狀。
某人以嘲笑和興災樂禍的口吻提到了這件事:”歷史對記者開了玩笑，沒有想到不久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的著作成了《黑修養》，紅衛兵質問穆青：你為什么把毛主席的好學生，說成是劉少奇的好學生，他無言以對，因為這是記者硬加上去的。”(任彥芳：《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功績和失誤)
現在已經知道，焦裕祿帶《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住院是確有其事的。那么面對紅衛兵的質問，穆青為什么無言以對呢?這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三個問題。
其實，穆青如果為了自保，只要把手里的真憑實據拿出來就行了，自己就可能擺脫干系。但是，這樣一來，壓力就會轉向向他提供素材的焦守鳳。在當時劉少奇被打成最大的“走資派”的形勢下，任何與劉少奇有聯系的事情都是很危險的，如果進一步追究下去，連焦裕祿本人的光輝形象也會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保護焦裕祿形象、保護焦裕祿家人不受牽連，“無言以對”是最好的辦法。但這樣一來，穆青就得承擔“誣蔑焦裕祿為劉少奇的好學生”的罪名。這在當時是有很大風險的，但穆青毅然承受了。
于是我們明白了：穆青面對紅衛兵的質問“無言以對”，不是因為弄虛作假，不是理屈詞窮，而是保護焦裕祿形象、保護焦裕祿家人的高尚義舉。
這樣，任彥芳抹黑大通訊的企圖就又落空了。
焦裕祿對張欽禮的臨終遺言之真相
大通訊有一個動人的情節，寫焦裕祿逝世前和張欽禮的談話,以及最后的囑托：“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后》一書對此事進行了質疑，認為與事實不符。說：張欽禮去看焦裕祿,焦的妻子就在身邊,他們只說了幾句話,張欽禮便走了。焦裕祿的這段話是對地委領導講的。大通訊卻安在張欽禮頭上,造成了“最親密的階級戰友”的印象。
為了證實自己的論斷，他還引用了焦裕祿夫人徐俊雅的話：“老焦住院時跟他說過那話嗎?那些話是跟地委組織部長王向明、省委組織部長張健民講的，根本沒有跟張欽禮說……“
這段話與任彥芳在其書中列舉的其它所謂證據一樣，沒有時間、沒有地點、沒有人物(不知道徐俊雅是對誰說的這段話)、沒有背景(徐俊雅是在什么情況下說這些話的)，因而它的證明力是很值得懷疑的。
另一方面，有很多證據都證明了，焦裕祿對張欽禮留下臨終遺言是確有其事的。
第一，就在焦裕祿向省、地委負責同志留下遺言僅五天之后，張欽禮就在省沙區造林會議上講到了焦裕祿的臨終遺言，這在當事人新華社記者魯保國、張應先和河南日報記者李光照的回憶文章里都有記載。(劉春杰：《發現焦裕祿的前前后后——訪原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魯保國》生活時報1999年05月14日 張應先：《焦裕祿事跡怎是樣被發現的》 李光照《學習和宣傳焦裕祿的三次高潮》》新聞愛好者：上半月 2004年第12期)
那么，張欽禮有沒有可能從其它渠道得到焦裕祿向省、地委負責同志留下遺言的信息呢?
回答是：不可能。
一是從時間上說，從焦裕祿5月13日留下遺言到5月18日張欽禮在省沙區造林會議上講到了焦裕祿的臨終遺言，僅有五天。而焦裕祿的臨終遺言，在當時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傳播范圍非常有限。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張欽禮不可能從其它渠道得到焦裕祿向省、地委負責同志留下遺言的信息。
二是，當時蘭考縣的干部群眾，包括縣委領導，都不知道焦裕祿向省、地委負責同志留下遺言的信息。在民權開會的張欽禮自然也不會知道焦裕祿13日遺言的信息。
這就是說，從5月13日焦裕祿留下遺言到5月18日張欽禮到民權會議上作典型發言，張欽禮與知悉焦裕祿遺言的人接觸，得到焦裕祿13日遺言的可能性等于零。
既然張欽禮在省沙區造林會議上講到焦裕祿遺言時并不知道焦裕祿5月13日留下的遺言，那么張欽禮講到的焦裕祿遺言只能是焦裕祿在5月10日對張欽禮留下的。
第二，根據縣委通訊干事劉俊生回憶，1964年8月29日，張欽禮給河南省委寫了一份《關于蘭考人民除“三害”斗爭中焦裕祿事跡的報告》，報告里又一次提到焦裕祿的臨終遺言。省辦公廳主任郝友三閱后認為很好，打印80份，分送省委領導。省委一位副書記讀了這個報告很感動，在一次會議上，表揚了焦裕祿：有一位縣委書記叫焦裕祿，他活著抱病治理三害，死后又要求將他埋在沙丘上，看著人民治沙。這又一次證明了焦裕祿確實對張欽禮留下了臨終遺言。
第三，張欽禮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學習焦裕祿同志的革命精神，徹底改變蘭考縣的自然面貌》，文章里提到了焦裕祿的臨終遺言，文章說，焦裕祿鄭重地對我說：“我死了`要把我埋到蘭考的沙丘上，我活著沒有看到蘭考面貌的徹底改變，死后我也不離開那里。”這篇文章登在1964年12月19日的河南日報上。作為焦裕祿的夫人，徐俊雅不可能沒讀過這篇紀念焦裕祿的文章。但當時徐俊雅并沒有表示過不同意見。
上述這三件事實，都發生在穆青、周原到蘭考采訪的一年前。當時，誰也想不到焦裕祿會成為轟動全國的大典型，所以，張欽禮不存在編造焦裕祿臨終遺言借以出名的動機。所謂“借編造焦裕祿臨終遺言來騙取親密戰友身份”的謊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四，有人證明：焦裕祿確實說過兩次臨終遺言。這個人名叫穆東起，他回憶說：“我原在省委組織部作干部保健工作。焦裕祿住院的時候，我和他在一起……。就在他已經知道自己的病是不治之癥的時候，仍然念念不忘蘭考。他不止一次要求：“我死了，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只好。”“(穆東起：《他心里只有黨，只有人民》 河南日報1966年2月14日)
穆東起原為省委組織部干部，發表此文時，任滑縣老廟公社黨委副書記。穆東起除在焦裕祿住院其間與蘭考有短暫的接觸外，與蘭考毫無瓜葛，這段回憶的客觀公正性是沒有問題的。
最后，我們從相關事件的因果邏輯關系上看焦裕祿對張欽禮留下遺言的必然性。
根據搜集到的公開資料，我們對張欽禮到醫院探望焦裕祿的經過作了詳細的梳理，茲將相關事實列舉如下：
1 5月10日，醫院發出第一張病危通知書，張欽禮到鄭州看望焦裕祿。(《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焦裕祿》)
2 張欽禮先去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組織部負責同志把兩張診斷書的事，都給他說了。(《焦裕祿在蘭考》)
3 省、地委負責同志先去看望焦裕祿。焦裕祿問自己的病情：“我的病到底還行不行?”但領導并沒有明確回答。(穆東起：《他心里只有黨，只有人民》 河南日報1966年2月14日)
4 省、地委負責同志走后，張欽禮進入病房看望焦裕祿。(王`威、張耀達、李智、宋景獻、木森：《焦裕祿》)
5 焦裕祿問病情，張欽禮無奈暗示了病情(《焦裕祿在蘭考》)
6 焦裕祿留下臨終遺言(《焦裕祿在蘭考》)
這幾件事，互為因果，環環相扣，焦裕祿留下臨終遺言是事情發展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
現在討論焦裕祿向張欽禮問病情這件事的真實性。5月10日，醫院已發出第一次病危通知書，焦裕祿病情嚴重惡化。自己的病情到底如何，應該是焦裕祿關心的一件大事。焦裕祿關心的事，在沒有解決以前是不會放棄的。這是焦裕祿的性格。例如，焦裕祿見焦守鳳、見劉俊生、見張欽禮，第一個問題都是蘭考淹沒淹。這說明了焦裕祿身在醫院，心系蘭考的崇高品德，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焦裕祿對自己的病情也是遇到機會就會詢問的。特別是焦裕祿剛剛就自己的病情剛問過省委、地委領導，而且沒有得到明確的回答。在隨即張欽禮又來探望情況下，再次詢問病情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如果不問，反而不合情理。
所以，焦裕祿向張欽禮問病情應該是真的。張欽禮在焦裕祿的一再催問下，無奈用“組織決定”暗示了病情。這也在情理中了。
如果這兩件事都是真的，那么焦裕祿留下臨終遺言就是事情發展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焦裕祿在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結束時，第一個要做的必然是想向組織表達自己的臨終愿望，而張欽禮是蘭考縣委副書記，正是向組織傾訴心愿的合適人物。焦裕祿不能未卜先知，他不知道在他的生命結束之前還會有更高的領導來看他。所以，在知道自己生命即將結束時，首先對張欽禮留下臨終遺言，是焦裕祿的必然選擇。
綜上所述，焦裕祿向張欽禮留下臨終遺言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2012年播出的電視連續劇《焦裕祿》是得到中央領導和焦裕祿二女兒焦守云認可的。關注張欽禮命運的人們會欣慰地發現，以張欽禮為生活原型的劇中人物縣委副書記張希孟，終于以一個正面人物形象出現在電視屏幕中，盡管語言和行為都不多。特別令人欣慰的是劇中關于焦裕祿臨終遺言的場景。焦裕祿講述臨終遺言時，省委、地委負責同志和張欽禮都在場聽到了。在焦裕祿講述臨終遺言時，特寫鏡頭三次掃向張欽禮，以強調這個事實。這就意味著中央領導和焦裕祿的家人都認可了焦裕祿對張欽禮留下臨終遺言這一事實。
張欽禮九泉之下有知，也應該感到一絲安慰了吧!
焦裕祿照片事件之謎
大通訊在講述張欽禮去醫院探望焦裕祿時講到了：焦裕祿從懷中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送給了張欽禮。
任彥芳在《焦裕祿身后》一書中提出了質疑：“焦裕祿送給張欽禮照片的情節屬于子虛烏有。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說：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沒有帶著照片，他從哪兒拿照片送給張欽禮呢?
據當事人談，焦逝世后，需要焦的照片，平時，焦裕祿不愛照相，家里沒有存著照片，急得沒法兒，便去省委組織部，從焦裕祿的檔案里找出他填表時貼的照片，取下來了。
張欽禮如何有這照片，并拿出來讓記者們看了。這在當時是個謎。”
與之相反，張欽禮則公開明確宣布：焦裕祿在醫院確實送給他一張照片。“在我的案頭掛著他那張臨終前在醫院給我的照片”。(張欽禮 《我們的好班長》 人民日報 1966年2月19日)
在這件事的當事人中，一個說有，一個說沒有，而最關鍵的當事人焦裕祿已去世，這就給事件的真假判斷帶來很大的困難。只能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進行分析判斷以推斷那一方的證明力較強。
首先看徐俊雅的說法，多年來人們之所以認為徐俊雅的證詞是所謂“王牌證據”，主要是徐俊雅俊具有的焦裕祿夫人的特殊身份所致。如果用理性的態度，站在證據學的角度來看，徐俊雅證言也就是一份普通的證人證言，與其他當事人的證言相比，其證明效力并沒有，也不應該有特殊之處。
從徐俊雅談話來看，包含三個內容。一個是說“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沒有帶著照片”，這是關鍵證詞。二是說，焦裕祿家里找不到照片，無奈從檔案里取出一張焦裕祿的照片用于追悼會。三是說：張欽禮手里的照片就是開焦裕祿追悼會所用的照片。
關于第一點內容，由于至今沒有其他證據對其給予佐證，所以可以認為這是一個孤證。第二點內容，由于有其他當事人佐證，可以認為是事實。但這一事實與焦裕祿送沒送照片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第三點其實是一個判斷，但此判斷并沒有確鑿的依據。準確地說，應該說張欽禮手里的照片與開焦裕祿追悼會所用的照片用的是同一底片，這是符合事實的。但這一事實并不能證明張欽禮手里的照片就是開焦裕祿追悼會所用的照片，因為同一張底片可以洗出很多一模一樣的照片來。
綜上所述，徐俊雅證詞只是一個沒有其他證詞佐證的孤證。
現在再來看看張欽禮方面的情況。
除了張欽禮的公開證言外，還有一個物證，這就是張欽禮手中的焦裕祿照片。張欽禮的證言和手中照片，互相印證，使張欽禮證據的證明力倍增。任彥芳等極力想證明“張欽禮手里的照片就是開焦裕祿追悼會所用的照片”以打掉這個有力的物證。但是恰恰是任彥芳自己，為了證明張欽禮和焦裕祿不睦，舉出很多證據，以證明張欽禮根本沒有去鄭州參加祿的追悼會。(見任彥芳《焦裕祿身后》一書)但這無意間也排除了張欽禮在鄭州焦裕祿追悼會期間取得焦裕祿照片的可能性。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無奈之下，任彥芳只好說“張欽禮如何有這照片，并拿出來讓記者們看了。這在當時是個謎。”
另外，筆者還發現了一個有利于張欽禮而不利于任彥芳的證據。據時任開封地委組織部副部長的程約俊回憶：“在辦理焦裕祿后事時，家里和身上找不到一張照片。無奈，……只好……從焦裕祿同志檔案中取下來一張放大。”(程約俊 《受命赴蘭考》引自化漢三 《難以忘卻的懷念》1992年12月)
如果真如徐俊雅所說：“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沒有帶著照片”。在辦理焦裕祿后事時，徐俊雅顯然在場，為什么還要從焦裕祿身上尋找照片呢?這只能說明，焦裕祿住院時，身上是帶有照片的，只是由于焦裕祿臨終時把照片送給了張欽禮，所以在焦裕祿身上才沒能找到照片。這又一次印證了焦裕祿送照片給張欽禮的事實。
現在可以對比雙方證據的證明力了。
任彥芳一方，僅有一個孤證，孤證不立，證明力本來就不強。下面這兩件事實，又使它的證明力大受影響。
一是上面所述程約俊的關于從焦裕祿身上尋找照片的回憶與徐俊雅的孤證相沖突。
二是任彥芳引用的徐俊雅有關否認焦裕祿有兩次臨終遺言的證詞，已被大量確鑿證據所否定，焦裕祿臨終對張欽禮講述遺言，已幾乎成為公認的事實。
所以，任彥芳的所謂證據，已經沒有多少證明力了。
再說張欽禮一方：擁有張欽禮證言、照片物證和程約俊證言三個證據，而且能夠相互印證，已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兩相對比，不難得出以下結論：焦裕祿臨終送張欽禮照片，是可能性很高的一個大概率事件。
焦裕祿“藍圖”、“文章”的時態之爭
本節討論第十四個問題和第十五個問題
大通訊的最后一節有這么一句話：“三年前焦裕祿倡導制定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
任彥芳認為這句話的時態不對，應把完成時改為進行時，他在《焦裕祿身后》一書中質疑說：“只要是到過蘭考參觀的人們都能感到當年蘭考的現實。很顯然，記者以激情之筆寫下的是他們的幻覺：如果把“已經”換成“正在”，則實事求是。“
大通訊說的是“藍圖已經變成了現實。”，要判斷這句話是否屬實，首先要了解藍圖是什么，再了解當年蘭考的現實是什么，最后才能得出結論。
關于藍圖，大通訊講的很清楚，就是1963年7月由焦裕祿主持、張欽禮起草制定的《關于治沙、治堿、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設想》(草案)。
從“藍圖”的標題就可以看出，這個規劃的目標是三五年內實現的短期目標，而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實現的的長期目標。焦裕祿是非常實事求是的，他知道把一個貧窮災區縣變成一個富裕豐產縣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必須經過數十年長期的努力。焦裕祿的《關于治沙、治堿、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設想》(草案)。只不過是焦裕祿改變蘭考面貌的第一張藍圖。如果焦裕祿沒有過早地去世，可以相信，隨著藍圖不斷地變成現實，焦裕祿一定會制定出第二張、第三張…..等等一系列藍圖出來，促使蘭考面貌不斷地改變。
作為改變蘭考的第一張藍圖，里面可能有一些關于改變蘭考的長期目標的設想。但這個規劃真正規劃的是三五年內就能實現的短期目標，這是不爭的事實。
為了促成藍圖變成現實，焦裕祿還制定了《關于造林防沙的實施方案》和《排澇治堿實施方案》，發動全縣黨組織和群眾對藍圖進行了“目標分解”。哪是生產隊辦的，哪是大隊辦的，哪是公社辦的，哪是縣辦的，都繪制了分期分批治理的圖樣。1年計劃應作什么工作，2年計劃應作什么工作，3年計劃應作什么工作，都經過群眾討論，報上級批準，然后實施。(見《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 109頁)
由此可見，焦裕祿的藍圖并不是虛擬的、抽象的符號，而是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可核查的工作規劃。而且，目標已經按一年、二`年、三年等不同的時段層層分解到從縣到生產隊各級組織中去。焦裕祿藍圖變成現實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從附表1中列舉的一些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焦裕祿藍圖確實變成了現實。
附表1 蘭考縣“除三害”情況匯總表
治沙治水治堿
初始狀況
沙荒24萬畝、沙丘261個、沙丘群63個沙龍17條、占地1萬9千畝畝全縣共有阻水工程164處，受水害的耕地面積30余萬畝。
全縣有鹽堿地26萬多畝
治理規劃
爭取在三五年內恢復到1958年以前的林區面積(19萬畝)五年后起防風固沙作用見《排澇治堿實施方案》見《排澇治堿實施方案》
實施情況
林區面積已達19萬畝，封閉沙丘四百四十多個，面積達一萬五千多畝開挖了13條骨干排水河和一千多條小支河還有數千條小排水溝渠，構成了巨大的排澇網絡。約十萬畝鹽堿地得到初步改良
實際效果
1965年一冬一春刮了72次大風，卻沒有發生風沙打死莊稼的災害，19萬畝沙區的幼林，鎖住了風沙。1965年秋天下了384毫米的暴雨。由于排澇網絡的作用，全縣沒有一個大隊受災。全縣第一年糧食增產2335萬斤，增長37%。
第三年糧食達到自給。
本表數據來源：
穆青、馮健、周原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人民日報1966年2月7日
張應先等 《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 河南日報 1964年11月22日
薛慶安、劉俊生 《蘭考縣認真總結“除三害”經驗》 河南日報 1965年 4月4日
新華社鄭州十七日電 《蘭考大地發生巨大變化》 河南日報 1966年2月18日
中共蘭考縣委編寫組 《焦裕祿在蘭考》 1966年4月
周長安、趙永祥、吳玉青 《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 1990年12月
任彥芳及其所代表的某些人認為焦裕祿藍圖沒有變成現實的理由就是，蘭考面貌雖然有所改變，但遠沒有達到徹底改變，還有沙丘，還有鹽堿，還有貧困，所以只能說正在改變。
任彥芳們這是在偷換概念，把三五年就能實現的短期目標偷換成幾十年才能實現的長期目標，然后指責焦裕祿藍圖目標沒有實現。
問題在于，焦裕祿藍圖里并沒有說三五年后樹苗能長成參天大樹，也沒有說三五年后能徹底消滅沙荒、鹽堿和水害，更沒有說三五年后蘭考能徹底擺脫貧窮。任彥芳們用長期目標來檢驗一個短期規劃完成與否實在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任彥芳還質疑說：
“大通訊作者在下一段的抒情中，顯然用了夸張的描繪：“焦裕祿生前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萬蘭考人民在蘭考大地上集體完成了”。
這里應該把完成時改為正在進行時，方為實事求是“
焦裕祿生前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顯然就是那篇“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對蘭考實施除三害藍圖規劃以來工作的總結和展望，準備在河南日報上發表的。大通訊這里把“藍圖”又比喻為“文章”顯然是一種抒情的寫法，含義與上一句是一樣的。所以說，文章由” 由三十六萬蘭考人民在蘭考大地上集體完成了“也是符合事實的，道理和前面所述道理一樣。
說大通訊夸大了蘭考的變化，把蘭考寫的太好，這種指責在任彥芳的書中多次出現過。但是任彥芳從來沒有指出大通訊描寫蘭考的那些具體變化是夸大的。其實，大通訊對蘭考的變化是有具體描寫的，例如：
一九六五年糧食已經初步自給了。
一九六五年蘭考縣連續旱了六十八天，從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一九六五年次大風，卻沒有發生風沙打死莊稼的災害，十九萬畝沙區的千百條林帶開始把風沙鎖住了。
這一年秋天，連續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縣也沒有一個大隊受災。
蘭考災區面貌的改變，還只是蘭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開始。
任彥芳能指出那一條是假的嗎?
任彥芳在書中拿蘭考的鹽堿地來說事：“隴海路兩邊村的鹽堿地一片白呀!那是六萬二千畝不毛之地呀”據此證明大通訊的夸大。
應該承認，蘭考治堿的成效雖然也取得不少成績，但相對而言，沒有治風沙、治洪水的成績突出。蘭考鹽堿地的根本改造是焦裕祿逝世后，在張欽禮主政蘭考期間，用黃河水灌淤的方法完成的，那已經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當時的鹽堿地只有局部改良，確實沒有得到根本改造。
但是大通訊并沒有否認這個事實。查遍大通訊講述除三害成果的段落，只能查到治風沙，治洪水方面的成果，并沒有治鹽堿方面的成果。僅在抒情部分寫了一句“幾輩連茅草都不長的老堿窩開始出現了碧綠的莊稼，”。這也不能算夸大吧?
而且，大通訊描述除三害成果時遺詞造句也是很嚴謹的：
說的是糧食“初步自給”，并沒有說“完全自給”。
說的是老堿窩“開始出現了” 碧綠的莊稼，并沒有說“完全變成了” 碧綠的莊稼。
說的是生產隊“沒有受災”，并沒有說獲得了“好收成”，更沒有說是“大豐收”。
大通訊還特別指出“蘭考災區面貌的改變，還只是蘭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開始。”
這哪有一點夸大的影子呢?
所以，任彥芳的這一質疑也是站不住腳的。
焦裕祿與張欽禮關系真相
本節討論第十六到第二十一個問題。
四十多年來，圍繞著焦裕祿的宣傳，張欽禮的名字始終若隱若現地出現在宣傳焦裕祿的文章中。研究焦裕祿在蘭考的活動史，研究宣傳焦裕祿的來龍去脈，張欽禮是一個絕對繞不開的人物。本節就焦裕祿和張欽禮的關系問題作一個粗淺的探討。
關于焦裕祿和張欽禮的關系，始終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張欽禮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持這種觀點的人包括：大通訊《焦裕祿》的作者穆青、周原及夫人陳健，還有曾經和焦裕祿、張欽禮一起工作過的縣委工作人員，更多的是基層農民群眾，包括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面紅旗大隊。另外，焦裕祿的子女也屬于這個隊伍。
他們提供了大量事實證明自己的觀點。
焦裕祿一到蘭考，就在改變蘭考面貌，除三害的問題上和張欽禮一拍即合，思想上保持了高度一致。
當焦裕祿了解到張欽禮雖然平了反，但縣委還給他留有“尾巴”時，極為憤慨，宣布為張欽禮徹底平反，怕以后再有反復，還發了紅頭文件;
焦裕祿重用張欽禮，讓他主管除三害工作，還成立了除三害辦公室，使張欽禮的理想和才華得到充分的發揮。
焦裕祿的除三害藍圖《《關于治沙、治堿、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設想》(草案)。》就是焦裕祿委托張欽禮起草的。
焦裕祿住院治病前夕，曾委托張欽禮把自己未寫完的文章《蘭考人民多奇志 敢叫日月換新天》繼續寫完，充分表達了對張欽禮的信任。
張欽禮和焦裕祿志同道合，為除三害共同奮斗，焦裕祿逝世后，張欽禮又積極宣傳焦裕祿的感人事跡，最終促成大通訊《焦裕祿》的問世。所以張欽禮作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是當之無愧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張欽禮不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而是焦裕祿的對立面。持這種觀點的人有：原開封地委、蘭考縣委一些領導干部和縣委機關的一些工作人員。他們的對張欽禮的種種非議集中反映在任彥芳的書《焦裕祿身后》和網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功績和失誤》中。
下面我們就對這些非議進行一些分析。
非議之一 焦裕祿狀告張欽禮“拒不合作”
原開封地委書記張申回憶：“焦裕祿去了蘭考，……..。后來焦裕祿來地委匯報工作，他對我說：張欽禮同志很不好合作，有許多事，他采取不合作態度，對程世平同志也總指責，使程世平也不好工作。地委是否考慮把張欽禮調出蘭考?我勸說焦裕祿：這個同志有很多優點，對蘭考很熟悉，你剛去不久，要多依靠他。你好好團結他工作吧。焦裕祿表示接受我的意見，之后，聽說他與張欽禮合作的還可以。”
首先我們考證一下這段對話發生的時間。由于對話里有“你剛去不久，要多依靠他。”這句話，可以斷定張申和焦裕祿這段對話可能發生在1963年春夏以前。因為焦裕祿1962年12月6日到蘭考，到1963年春天已經4個多月了，如果再晚，就不能叫“不久”了。
但是，對話里還有另一句話，張欽禮“對程世平同志也總指責，使程世平也不好工作。”
那么，程世平是什么時間到蘭考工作的呢?請看程世平本人的回憶：
“我是從地委調到蘭考去任職的……我還沒有去報到卻病倒了，住進了醫院，一住就是三個月。等到9月份病好出院趕到蘭考時，焦裕祿正領著縣委一班人開會哩。……”(見程世平的回憶文章《時代的呼喚》 發表于化漢三主編的《難以忘卻的懷念》)
從上述回憶里我們可知，程世平去蘭考的實際時間是1963年9月。
這一來，就使張申這段回憶無法自圓其說了。因為焦裕祿講這段話的時候是剛來不久，這時程世平還沒有來蘭考，何來“張欽禮指責程世平” 呢?
如果焦裕祿與張申的對話發生在程世平到蘭考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自圓其說了呢?還是不行。
首先，張申談話里明確指出“焦裕祿剛去不久”，程世平到蘭考時，焦裕祿已在蘭考十個月了，能說“不久”嗎?
其次，程世平與張欽禮原來素不相識，相互間產生矛盾也需要一個積累過程，最少也得兩三個月吧，那么焦裕祿與張申的對話就應該發生在1964年1月。這樣一來，又與張申的另一句話發生了沖突。
張申的回憶最后說“之后，聽說他與張欽禮合作的還可以”。
從1964年一月到三月二十三日焦裕祿離開蘭考治病，僅僅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間還夾著焦裕祿回家探親的半個月。何來“之后”?何來“聽說他與張欽禮合作的還可以”呢
謊言，總是編不圓的。任彥芳可能沒有想到，自認為天衣無縫的謊言會在程世平去蘭考的日期上露出馬腳。
所以，張申這段回憶，內容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無法采信。
事實真相是，地委要調走張欽禮，而遭到了焦裕祿的堅決反對。下邊是縣委辦公室張士義的回憶內容：
1963年5月的一天，縣委辦公室干事張士義接到地委書記的一個電話，要找焦裕祿，張士義找到焦裕祿，把電話交給他與地委書記通話。張士義在旁邊聽到：地委打算把張欽禮調走，想征求焦裕祿的意見……焦裕祿說：“欽禮同志不能走啊，他對蘭考情況比較熟悉，我們配合的很好，開展“除三害”工作，我離不開他……”。(張士義有親筆證言)
另外，當時的縣委常委劉呈明的回憶文章中提到一件事：“1963年四月間，縣委召開了三級干部會議，會上明確了專人(張欽禮)負責抓除三害問題，當張欽禮同志在會上表態，要下決心根除三害時，焦裕祿插了句話：‘三害不除，死不瞑目。’”(見劉呈明的回憶文章《英雄面前無困難》 發表于化漢三主編的《難以忘卻的懷念》)
劉呈明的回憶說明了，早在63年4月，焦裕祿就把除三害這個重中之重的工作交由張欽禮負責，這說明了焦裕祿對張欽禮的器重，而張欽禮的表態和焦裕祿的插話也說明焦裕祿和張欽禮的合作是很默契的。
由此可見，所謂焦裕祿狀告張欽禮拒不合作，純屬無稽之談。
非議之二 張欽禮向上級告焦裕祿“裝潢辦公室”
關于改善縣委招待所的事情，前邊已經講過了。任彥芳借此事又開始指責張欽禮：“張欽禮知程世平在為辦公室做新桌凳，十分不滿，他便給省委、地委監察部門寫信告了。”
對于這一指責，任彥芳舉不出什么證據來證明，只是引用了一段焦裕祿在一次常委生活會上的講話來暗示：“這一段常委之間和縣委委員之間有容易造成不團結的因素，有意見要當面談出來。最近做了些家俱，修了下房子，地委也來檢查了。”
這段講話未免讓人聯想到，地委來檢查“做家具、修房子”與“不團結的因素有關”，暗示“是張欽禮告狀導致地委來檢查”。
但是，我們要提醒讀者，任彥芳引用的這段話是經過精心加工過的。我們來看一看未加工過的原話是怎么說的：“另外這一段常委和縣委委員之間有容易造成不團結的因素，最近有個苗頭，如那天蘇和程愛云同志，因開會問題大街上都吵起來了，這樣不好。
再就是最近做了些家具，修了下房子，地委也來檢查了。”(黑字體是被任彥芳刪掉了的內容)
把原話與任彥芳引用的話加以對比就會發現二者之間表達的意思截然不同。從原話看，“不團結的因素”只是個“苗頭”，其表現就是“那天蘇和程愛云同志，因開會問題大街上都吵起來了”。而“最近做了些家具，修了下房子，地委也來檢查了。”已經是與“不團結的因素”無關的下一個話題了。
而原話經任彥芳移花接木式的一加工，就變成了“不團結的因素”導致“地委也來檢查了”。
這樣的證據一經戳穿，就一錢不值了。
所謂張欽禮向上級告焦裕祿“裝潢辦公室”的問題完全是無中生有。
非議之三 張欽禮向上級告焦裕祿“違反國家糧食政策”。
任彥芳說：“當時蘭考的糧食困難，干部浮腫，肝炎厲害，焦裕祿到過不少干部家去，都反映吃糧問題。連累帶餓，死了二十七個同志。當時的縣長程世平是從豐收地區的滎陽調來的;縣委辦公室主任劉長友家是登封，糧食也有議價的。焦裕祿提議讓他倆去購點議價糧來給大家補充一點營養。
這一建議讓張欽禮知道了，他不正面向焦裕祿提意見，卻采取了給省、地委寫信告狀的手段。說這是違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不久，省、地委派出了聯合調查組來蘭考查此事。這才知道只是議論過，并沒有去購糧，不存在問題，也就過去了。“
“1995年程世平病故后，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焦裕祿傳》里，對老程和劉長友去滎陽登封購議價糧事做了正名，說“這批糧食確實把些干部群眾從饑餓和死亡中救了出來”，看來是真的買來了糧食。但據縣委副書記劉呈明回憶，并沒有成為實事，就受到了省地委的“檢查”。“
從任彥芳上面的敘述來看，購議價糧一事到底存在與否，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他的目的是通過此事引出“張欽禮狀告焦裕祿“這個話題。
任彥芳的敘述源于程世平的一篇文章(見程世平的回憶文章《時代的呼喚》 發表于化漢三主編的《難以忘卻的懷念》)。但是這篇文章并沒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訴大家，而是又用了渾水摸魚、移花接木的手法為自己的錯誤行為開脫。
其實，當時實際上并沒有買議價糧，這一點縣委辦公室主任劉長友和縣委副書記劉呈明都有回憶。程世平為什么要說買了議價糧呢?他是為了把買議價糧和他后來挪用救災代食品的錯誤行為混淆在一塊，并連帶上焦裕祿，以便博取不明真相的讀者的同情。
這篇文章確實欺騙了不少人。電影焦裕祿、電視連續劇焦裕祿、焦裕祿傳、小說焦裕祿等作品都描寫了購買議價糧這件事，而且說成是在焦裕祿主導下搞的。這就完全違背了事實。
事情真相是這樣的：
據縣委通訊干事劉俊生的回憶，1964年4月，焦裕祿已經住院，由程世平主持蘭考工作。程世平挪用了群眾救災款購買了一批代食品，然后把這批代食品換成了糧票，而后又用這些糧票補貼了干部。后來省委了解到這件事，對蘭考進行了通報批評。劉俊生的回憶文章里曾提到了這件事。(劉俊生 《在焦裕祿身邊工作》發表于化漢三主編的《難以忘卻的懷念》)
筆者在河南省檔案館查到了這份編號為“豫發 (1964) 144”的中共河南省委文件，文件標題就是《關于蘭考縣挪用群眾救災代食品補貼干部的通報》。這就進一步證實了劉俊生的說法。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
一 省委查處的不是“違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而是“挪用群眾救災代食品補貼干部”
二 此事件發生在1964年4月由程世平主持蘭考工作時期，這時焦裕祿早已住院，此事與焦裕祿沒有任何關系。
三 指責張欽禮告狀，任彥芳并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四 即便是張欽禮告的狀，那也是堂堂正正的行為。因為“挪用群眾救災代食品補貼干部”等于是干部向饑餓的群眾口中奪食，是非常錯誤的，應當舉報。
五 即便是張欽禮告的狀，那也是告的程世平，與焦裕祿一點關系也沒有。
所謂張欽禮狀告焦裕祿，純屬捕風捉影。
非議之四 張欽禮不去鄭州與焦裕祿遺體告別
任彥芳說，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去世的噩耗傳來，縣委同志們都流著淚，要求去和焦裕祿的遺體告別，縣委領導代表大家的心去鄭州安葬自己的戰友好班長。只有張欽禮沒去。
這完全是謊言!
事實是，當時包括張欽禮在內的全體常委都去鄭州與焦裕祿遺體告別了。告別后，程世平和劉長友留在鄭州，包括張欽禮在內的多數常委當天就返回了蘭考。縣委辦公室的張世堂可以證明此事，因為是張世堂為常委們買的火車票。
非議之五 張欽禮拒不參加焦裕祿追悼會
焦裕祿逝世后，先后在鄭州和蘭考舉行了兩次追悼會，但張欽禮都沒有參加。對此，任彥芳質疑道：“連焦裕祿追悼會都不參加的張欽禮后來怎樣又成了全國皆知的“焦裕祿親密戰友”呢?”
參加焦裕祿追悼會，只是悼念焦裕祿的一種形式，但決不是唯一的形式。參不參加焦裕祿追悼會與和焦裕祿關系好不好，沒有直接的關系。
張欽禮之所以沒有參加5月15日在鄭州舉行的焦裕祿追悼會，是因為他要去民權縣參加“省沙區林業會議”。這個會議5月16日正式召開，5月15日必須報到。這個事實是沒有爭議的。
張欽禮雖然沒參加鄭州焦裕祿追悼會，但他卻在“省沙區林業會議”上向全省代表介紹了焦裕祿的感人事跡并引起了新華社記者魯保國的注意，為向全國宣傳焦裕祿做了很好的鋪墊。這能說張欽禮對焦裕祿漠不關心嗎?
任彥芳還說，5月22日這天，在縣禮堂召開焦裕祿同志追悼會，各公社，大隊都選代表參加。縣委常委都來了，唯獨不見張欽禮。領導派通訊員孫培謀去叫張欽禮。去了兩趟，也沒有叫來張欽禮。
張欽禮為什么沒參加蘭考焦裕祿追悼會呢?這和在民權舉行的省沙區林業會議有關。蘭考焦裕祿追悼會與張欽禮在民權林業會議作典型發言是同一天。張欽禮為了籌備和參加蘭考追悼會從民權趕到了蘭考，但主持會議的副省長王維群不同意，堅持要張欽禮到民權作典型發言。于是就發生了張欽禮在蘭考追悼會召開前夕匆匆從蘭考趕往民權的情況。
我們先說明和澄清幾個事實：
1 典型發言那天是5月18日
劉俊生說：“5月18日是大會典型發言，張欽禮留著淚，介紹蘭考的造林情況……“(劉俊生 《蘭考有個張欽禮》 黨史文匯 2007年第12期)
當時參加會議的河南日報記者李光照的回憶文章也證實了劉俊生的說法：“張欽禮作典型發言。他一開始就兩眼流淚,哽咽著說:“三天前,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因患肝癌在鄭州搶救無效逝世。我是處理完他的喪事,趕來參加會議的。“(李光照《學習和宣傳焦裕祿的三次高潮》》新聞愛好者：上半月2004年第12期)
焦裕祿是5月14日逝世的，按”三天前“推算，發言那天恰好是5月18日。
2蘭考焦裕祿追悼會與張欽禮在民權林業會議作典型發言是同一天
根據劉俊生轉述張欽禮的回憶，張欽禮原打算在焦裕祿追悼會那天請假回蘭考，但王維群副省長不同意，他說：“會議上，還讓蘭考作沙區造林經驗介紹，你回去怎么辦?“這就證明了” 蘭考焦裕祿追悼會與張欽禮在民權林業會議作典型發言是同一天。“
張欽禮在典型發言中說“我是處理完他的喪事,趕來參加會議的。”這句話也能證明蘭考焦裕祿追悼會與張欽禮在民權林業會議作典型發言是同一天。
3 蘭考追悼會召開前，張欽禮已回到了蘭考
大通訊《焦裕祿》作者周原的夫人陳健曾轉述了時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的卓興隆經歷的一件事：
“在蘭考舉行的焦裕祿追悼會靈堂兩側掛了一幅挽聯“揮淚繼承壯士志，誓將遺愿化宏圖”。開會前，地委一位領導看見了，喝令拿下并說：焦裕祿并不是什么“壯士”，你們也化不了“宏圖”。卓興隆拿下挽聯去找張欽禮，張說：“掛上，我負責任”。說罷才急匆匆趕到鄰近的民權縣參加會議。“
既然“卓興隆能拿下挽聯去找張欽禮“，這就證明了張欽禮當時就在蘭考。
既然張欽禮“說罷才急匆匆趕到鄰近的民權縣參加會議。”這就再一次證明了”蘭考焦裕祿追悼會與張欽禮在民權林業會議作典型發言是同一天。“
任彥芳所說的“領導派通訊員孫培謀去叫張欽禮“也證明了張欽禮當時就在蘭考。
縣委通訊員張世堂回憶：“鄭州追悼會的第二天，焦裕祿母親和哥哥住在縣委招待所，由我負責照料。由于過于悲痛，他們中午飯和晚上飯都沒有吃。我向張欽禮匯報，張欽禮就過來見他們母子……”這也證明了張欽禮16日就在蘭考了。
4 蘭考焦裕祿追悼會召開日期是5月18日而不是5月22日
如果張欽禮的典型發言日期是5月18日，而蘭考焦裕祿追悼會與張欽禮在民權林業會議作典型發言是同一天，那么蘭考焦裕祿追悼會召開日期自然就是5月18日。但是這就與5月22日在蘭考召開焦裕祿追悼會的說法產生了矛盾。
當時的縣政府辦公室主任樊哲民回憶，蘭考追悼會離焦裕祿逝世不會超過4天，而22日離焦裕祿逝世已達8天之久，所以22日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縣委通訊員張世堂回憶，16日晚送走焦裕生母子后，又過了一兩天，就參與了追悼會會場的布置工作。按他的說法，焦裕祿追悼會肯定也不會是22日。
所以，蘭考焦裕祿追悼會召開日期是5月18日而不是5月22日。
上述幾個事實得到確認后，我們就可以清晰地勾畫出張欽禮那幾天時的行蹤。
5月15日，鄭州焦裕祿追悼會召開的當天，張欽禮去民權省林業會議報到。
5月16日，張欽禮從民權趕回蘭考，參與籌備蘭考焦裕祿追悼會并準備參加焦裕祿追悼會。
5月18日，由于副省長王維群不同意張欽禮參加蘭考追悼會，堅持要張欽禮回民權作典型發言。所以在蘭考追悼會召開前夕，張欽禮處理完掛挽聯問題后，匆匆趕回民權，在林業會議上作典型發言。
于是我們可以知道，在張欽禮作典型發言的時候，蘭考焦裕祿追悼會可能還沒有結束。張欽禮思想還沉溺于對焦裕祿的無盡思念之中，所以張欽禮發言開始講的那些對焦裕祿充滿感情的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于是我們也可以知道，張欽禮沒有參加蘭考焦裕祿追悼會，完全是為情形所迫的無奈之舉。張欽禮對焦裕祿的深厚感情人所共知，日月可鑒，不是任彥芳等幾句不實之詞所能撼動的。
最后再戳穿任彥芳抹黑張欽禮的一個謊言。關于“領導派通訊員孫培謀去叫張欽禮。去了兩趟，也沒有叫來張欽禮。”這個說法，筆者詢問了當時的通訊員張世堂。張世堂說：“這完全是胡扯!當時孫培謀已調離縣委辦公室，是程約俊讓我去叫張欽禮的。我到張欽禮辦公室一看，門已鎖了，就回去向領導匯報了。哪有叫兩趟的事?”
在這樣的小事上，也要編謊話、做手腳。看來，為了抹黑張欽禮，任彥芳是不擇手段了。
非議之六 焦裕祿住院時曾提議程世平主持縣委工作，并指出“欽禮有能力，但思想很不健康，有個人主義，驕傲自滿情緒嚴重。”
一把手縣委書記住院治病，二把手縣長臨時主持工作，這是一般慣例，非常正常。如果說不讓張欽禮主持工作就是關系不好，那么，豈不是說，焦裕祿與其他七個沒有主持工作的常委的關系都不好嗎?
至于說焦裕祿指出了張欽禮的一些缺點，即便是真的，那也沒有什么不正常的。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誰能沒有一點缺點錯誤呢?張欽禮也不可避免會存在一些缺點和錯誤。這和他與焦裕祿關系沒有必然的聯系。
另外，這個說法出自程世平的一面之詞。我們已經知道，程世平在“裝潢計劃”和“購買議價糧”這兩個問題上都說了假話，這一次他的話有多少實話呢?天知道吧。
非議之七 焦裕祿逝世后，張欽禮一次也沒有去看過焦裕祿的家屬。
筆者就這件事詢問了張世堂，張世堂說：“焦裕祿逝世后，焦家就剩徐俊雅一個女人和一堆孩子。張欽禮可能感到去焦家有所不便，所以去看望的次數不多。但這并不代表張欽禮不關心焦裕祿家屬。焦裕祿逝世后，張欽禮就對我說過，焦書記去世了，以后你要多去老徐那里看看，幫她買煤、買糧食，干些家務活。以后我就經常幫助徐俊雅干家務活。”張世堂還回憶說：“1973年張欽禮從信陽調回蘭考，是我接的他。他一回來就說，先到老徐家看看吧。首先看望的就是徐俊雅。”
另外通過焦裕祿子女對張欽禮的態度也能說明張欽禮對焦裕祿親屬的關心。張欽禮病危時，焦裕祿的子女都去看望張欽禮。張欽禮追悼會上焦守風與張欽禮的子女站在一起，因為悲痛過度，哭昏了過去。在為張欽禮立的一塊碑上就有焦守風的名字，焦守風還代表立碑者在立碑儀式發表講話。
如果張欽禮從不關心焦裕祿親屬，焦裕祿的子女能對張欽禮有這么深厚的感情嗎?
說張欽禮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是指在革命事業基礎上的親密戰友關系。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人友誼，更不是建立在吃喝玩樂基礎上的酒肉朋友。一些人總是企圖在一些生活小事、細枝末葉上尋找張欽禮不是焦裕祿親密戰友的“證據”，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焦裕祿和張欽禮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基礎之上的“君子之交”，是某些人的狹隘胸懷永遠無法理解的。
焦裕祿和“階級斗爭”
任彥芳在其文章《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功績與失誤》中就階級斗爭這個問題對焦裕祿和大通訊進行了質疑。他在文章中說：大通訊《焦裕祿》“把焦裕祿到蘭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長、費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壓力最重的事情丟掉沒寫。這就是作為一個黨派來的縣委書記，他在忠實地、真誠地執行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即以階級斗爭為綱，抓農村的兩條路線斗爭，剎單干風，鞏固集體經濟。”
“焦裕祿到蘭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長、費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壓力最重的事情”真的是“階級斗爭”嗎?請看下面的事實：
焦裕祿在蘭考狠抓“除三害”，親自主持制定《關于治沙、治堿、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設想》(草案)，，決心改變蘭考貧窮落后面貌。并說過三害不除，“死不瞑目”。這里并沒有提階級斗爭。
焦裕祿親自樹立的蘭考四面紅旗，都是在生產自救、除三害方面的典型，沒有一個“階級斗爭”方面的典型。
焦裕祿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里，也根本沒有提階級斗爭。
焦裕祿病重住院期間，經常念念不忘的就是蘭考的生產和“除三害”情況。他多次詢問蘭考大雨后麥子淹沒淹，讓拿一把秦寨的麥穗給他看。也沒有問階級斗爭的事。
焦裕祿的臨終遺囑，講過兩次。都是說要求把自己埋在蘭考的沙丘上，看著蘭考人民治好沙。這里也沒有提階級斗爭的事。
另外，不單是穆青等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沒有提階級斗爭，早在1964年11月由張應先等采寫的消息《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一文，對階級斗爭也沒有提一個字。
翻閱一下當時發表的大量蘭考干部群眾回憶焦裕祿的文章，全部都是焦裕祿關心愛護群眾、領導人民群眾戰天斗地除三害，改變蘭考面貌的事跡，也沒有發現有焦裕祿抓階級斗爭方面的東西。
在1966年春天，階級斗爭的口號已經很響亮了，如果焦裕祿真的有什么突出階級斗爭先進事跡的話，一定逃不過眾多記者和廣大干部群眾的眼睛，一定會被報道出來的。所以，上述事實明白無誤地說明，“焦裕祿到蘭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長、費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壓力最重的事情”是除去三害，改變蘭考貧窮落后面貌，讓蘭考人民過上好生活，而不是什么階級斗爭。
上述事實也明白無誤地說明，不是記者們故意回避階級斗爭，不寫階級斗爭，實在是焦裕祿確確實實沒有什么“狠抓階級斗爭”的突出事跡可寫。
但是，任彥芳為了達到貶低焦裕祿形象的目的，挖空心思，搜羅了一些材料，甚至把文革紅衛兵大字報上的內容也拿來充數，以證明焦裕祿是突出階級斗爭的。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些所謂“階級斗爭”的材料。
1 焦裕祿積極貫徹八屆十中全會議精神
這里首先澄清一個事實，八屆十中全會精神并不是僅僅只有階級斗爭。
根據全會公報，全會通過了三個決議，即關于農業的決議、關于商業的決議和關領導干部交流的決議，而這三個決議中都沒有涉及到階級斗爭問題。在全會公報的34個自然段中，講階級斗爭的只有一個自然段。而且在講了階級斗爭后，馬上就說：“八屆十中全會認為，我國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是：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發展農業放在首要地位，正確地處理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堅決地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這就是說，中央心目中“我國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是經濟建設，并不認為階級斗爭是“我國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
所以，焦裕祿來蘭考沒有突出階級斗爭，而是突出經濟建設，既是符合事實的，也是符合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精神的。積極貫徹八屆十中全會議精神與突出階級斗爭并不是一回事。
2 焦裕祿組織幾十人的階級調查隊，深入農村，進行為時一個多月的深入細致的階級調查，掌握社會各階級的動態。
從焦裕祿調查的內容來看，主要還是有關蘭考救災、生產方面的內容。這從焦裕祿調查報告題目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參見焦裕祿《關于城關區老韓陵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第一步工作情況的報告》)
3 召開幾次三級干部會，揭開了階級和兩條道路斗爭的蓋子，打擊階級敵人的進攻，組織貧下中農階級隊伍。狠抓了生產救災，副業生產和除三害工作中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
這些話都是照抄中央文件里的口號。是所謂“套話”、“官話”，現在不也這樣嗎?
4 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號召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打退“牛鬼蛇神”的猖狂進攻，剎住資本主義黑風。
焦裕祿抓的四清運動，是依據中央關于社教的《前十條》文件進行的，當時是起到積極作用的，四清中的擴大化錯誤主要發生在1964年下半年。這在中央81年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有定論。(決議原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份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
5 為了拼湊焦裕祿所謂“狠抓階級斗爭”的材料，任彥芳不惜借用文革紅衛兵的語言，把焦裕祿抓的正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經濟工作和文化工作等也看成階級斗爭，如：
堅決依靠靠貧下中農，抓典型、樹樣板，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鞏固了集體經濟;
狠抓縣委內部的思想斗爭，促進縣委思想革命化
他帶領縣委舉辦大型階級教育展覽，憶苦思甜;他指示劇團大演革命現代戲，巡回演出，占領農村文化陣地，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
任彥芳把這些正常工作都看做階級斗爭，正好說明任彥芳頭腦中”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陰魂未散。
綜上所述，任彥芳羅列的所謂焦裕祿執行“以階級斗爭為綱錯誤路線”的材料，有些是在當時的一些“套話”、“口號”，還有一些其實就是正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經濟工作和文化工作，任彥芳羅列的這些所謂焦裕祿抓“階級斗爭”的口號下面，沒有一點實在的東西。我們要問，焦裕祿揪出了幾個階級敵人?姓什么叫什么?焦裕祿揭發出了幾件階級敵人搞破壞的具體事實?時間、地點、人物、過程?焦裕祿在抓四清工作時錯誤地打擊了那些基層干部?恐怕任彥芳一個具體例子也舉不出來，因為這樣的事實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焦裕祿在蘭考，既沒有突出階級斗爭，也沒有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他突出生產救災、除三害、發展集體經濟，執行的是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所謂“執行錯誤路線”的帽子是扣不到焦裕祿頭上的。
任彥芳說：焦裕祿：“忠實地、真誠地執行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即以階級斗爭為綱，抓農村的兩條路線斗爭，剎單干風，鞏固集體經濟。”
任彥芳還說：焦裕祿“不可能對毛澤東的“反修防修以階級斗爭為綱”有絲毫的懷疑。如果說,他不這樣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懷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祿了!”
這樣的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無論是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還是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以及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都沒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最早見于1963年9月中央為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制定的《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后十條”)中，中央于1963年11月14日下發通知要求向下宣傳傳達，而焦裕祿在4個月以后就離開蘭考去治病，不久就去世了，他如何執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呢?
任彥芳把焦裕祿傳達八屆十中全會有關階級斗爭方面的講話稿中的一些內容抄錄下來，以證明焦裕祿是堅決執行錯誤路線的。其實，那些講話只是對中央精神的傳達。原原本本地傳達上級包括中央的方針路線精神，本來就是一個縣委書記的職責所在，無可厚非。
前面已經用大量事實說明了，焦裕祿在蘭考，既沒有突出階級斗爭，也沒有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他突出生產救災、除三害、發展集體經濟，執行的是黨中央的正確路線。看問題要看事實，看行動，而不是單單的一個講話。
這里還要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從1962年冬到1964年春，即焦裕祿在蘭考期間，黨的大政方針政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這個問題在81年中央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有明確的結論，決議說：這個時期“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并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由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從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這就是說，當時左傾錯誤只是表現在局部，在全局上還是執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焦裕祿在蘭考執行的大政方針路線與全黨全國一樣，都是正確的。
這也可以說明，為什么焦裕祿在蘭考沒有突出階級斗爭，而是突出生產救災、除三害、發展集體經濟的事跡，不但沒有遭到各級領導的批評，反而得到了地委、省委直至中央的認可和表彰。
任彥芳一方面千方百計地把“執行錯誤路線”的帽子扣到焦裕祿頭上，另一方面卻言不由衷地說，這樣作“絲毫不會影響他本身的光輝!”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任彥芳一再指責大通訊沒有寫上焦裕祿關于階級斗爭的一些講話內容是回避歷史、剪裁歷史，強調只有寫上那些內容，才算是實事求是。這是把通訊報導和歷史檔案管理混為一談了。
作為對歷史檔案的要求，首先就是要保存歷史檔案的原貌，不允許有任何的改動，哪怕是一個錯別字、一個標點符號，都要原汁原味地保存好，以供后人研究。從這個角度上說，對于檔案中焦裕祿的講話，包括涉及到階級斗爭的講話，都要原封不動地保存好。這一點應該說蘭考縣檔案館已經做到了，因為任彥芳所引用焦裕祿的講話就是從檔案里抄來的。
但是對通訊報導的要求就不同了。通訊報導不是焦裕祿歷史檔案材料記錄，不是焦裕祿講話的實況錄音，更不是焦裕祿一言一行的實況錄像。把焦裕祿的一言一行像記流水賬一樣統統記錄下來，既無可能，也無必要。
通訊報導寫焦裕祿，宣傳焦裕祿，就必須對反映焦裕祿言行的大量生活素材進行整理、篩選、提煉、加工，對素材有所取舍，有所剪裁。所以，通訊報導對素材的“剪裁”，不但不是“剪裁”歷史，而且是更集中、更強烈地反映歷史的本質。對素材進行“剪裁”不但是應該的而且是必須的。
大通訊沒有涉及焦裕祿有關階級斗爭的言論，正是為了更集中、更強烈地反映焦裕祿“心里裝著全體人民”、“三害不除，死不瞑目”等優秀品質，根本不是什么“失誤”，恰恰是大通訊的成功之處。
最后，總結一下本文的幾點結論：
1焦裕祿到蘭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長、費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壓力最重的事情”是除去三害，改變蘭考貧窮落后面貌，讓蘭考人民過上好生活，而不是什么階級斗爭。
2焦裕祿在蘭考，既沒有突出階級斗爭，也沒有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他突出生產救災、除三害、發展集體經濟，執行的是黨中央的正確路線。
3 “以階級斗爭為綱”口號產生于焦裕祿去世前不久，焦裕祿與“以階級斗爭為綱“沒有關系。
4 焦裕祿在蘭考的工作，包括所謂“六包責任制”，都得到了地委、省委直至中央的認可和表彰。
5 根據焦裕祿有關階級斗爭的只言片語，就武斷地認定焦裕祿是錯誤路線的執行者，這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思維。
5 沒有寫焦裕祿有關階級斗爭講話的內容，不但不是“剪裁”歷史，而且是更集中、更強烈地反映了焦裕祿優秀品質的本質。
任彥芳指責焦裕祿執行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這就暴露了任彥芳等人“貶低焦裕祿、反對宣傳焦裕祿”的真實面目。但是客觀的歷史事實是篡改不了的，焦裕祿高大、英雄的形象是永遠活在人民心中的。
“張欽禮最先宣傳焦裕祿事跡”的歷史事實不容否定
焦裕祿逝世后僅幾天，張欽禮就在省造林會議上介紹了焦裕祿的感人事跡，這一事實已被很多文章報道過。
但是，任彥芳在《焦裕祿身后》一書中卻對此事進行質疑，否認此事的存在。任彥芳拿李作明的一篇文章作為靶子：
“1964年5月在民權縣召開的河南省沙區造林工作會議上張欽禮在會上宣傳焦裕祿……全是謊言!一篇文章說：“第二個發言的就是前兩天在焦裕祿追悼會上致悼詞的蘭考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李作明：《焦裕祿身后幾十年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原周末》 1999年7月)。事實是，焦裕祿的追悼會在鄭州舉行，張欽禮根本就沒有參加，怎去致悼詞?張當時只是副書記，縣長是程世平，更沒有張欽禮在此會上講兩小時焦裕祿事跡之事。””(任彥芳 《焦裕祿身后》247-248頁)
誰要是不知道“忽悠“是怎么回事，任彥芳上面這段話完全可以做典型教材。本來明明說的是省造林會議上張欽禮有沒有宣傳焦裕祿的問題，給任彥芳一“忽悠“，就變成了張欽禮在焦裕祿追悼會上致沒致悼詞的問題。省造林會議變成了焦裕祿追悼會，宣傳焦裕祿變成了致悼詞。之后，任彥芳再次“忽悠“，致悼詞又變成了宣傳焦裕祿，而焦裕祿追悼會則變成了”此會”。最后結論是：張欽禮沒有在”此會“(焦裕祿追悼會)上講兩小時焦裕祿事跡之事。這不是一句廢話嗎?折騰了半天，在證明”張欽禮在省造林會議上宣傳焦裕祿“一事“全是謊言”方面，任彥芳沒有拿出一星半點有用的事實根據來。
應該澄清的一個問題是，李作明文章中關于”第二個發言的就是前兩天在焦裕祿追悼會上致悼詞的蘭考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這句話確實有不準確的地方，這一點，任彥芳批評的沒有錯。任彥芳正是利用了該文章的錯誤，偷換概念，把“在省造林會議上張欽禮有沒有宣傳焦裕祿的問題“偷換成”在焦裕祿追悼會張欽禮有沒有宣傳焦裕祿的問題“以混要是聽，這固然暴漏了任彥芳手法的卑劣，但蒼蠅不盯無縫的蛋，誰讓文章存在漏洞呢?所以，宣傳焦裕祿張欽禮，實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就會授人以柄，給人以借題發揮的機會，影響宣傳的效果。
張欽禮在省造林會議上最先宣傳焦裕祿事跡，這一事實是有確鑿證據的。
當年采訪過焦裕祿事跡的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魯保國回憶說：“1964年5月份，河南省在豫東民權縣召開沙區造林會議，新華社河南分社派魯保國參加會議采訪。……根據會議的安排，張欽禮代表蘭考縣作典型發言。張欽禮流著淚介紹蘭考縣的造林情況、成績和經驗，還介紹已故縣委書記焦裕祿對蘭考縣除“三害”(風沙、鹽堿、內澇)作出的重大貢獻和感人事跡，介紹焦裕祿同志全身心地實踐黨的宗旨，與蘭考人民結下的深情厚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焦裕祿同志臨終時痛惜地對張欽禮說：“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當介紹到這里時，張欽禮激動得已是泣不成聲。會場上，不少同志都流了淚，整個會場產生了強烈的向焦裕祿同志學習的共鳴。“(劉春杰 《發現焦裕祿的前前后后——訪原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魯保國》《生活時報》1999年05月14日)
魯保國的回憶得到了時任新華社河南分社副社長張應先的佐證。張應先回憶說：
· “我們召開了記者情況匯報會，研究制定宣傳報道計劃。會上我第一次聽到焦裕祿的名字。提供線索的是農村組記者魯保國。他說，今年5月省里召開豫東沙丘造林會議，蘭考縣縣長張欽禮在會上除匯報本縣造林情況外，還介紹了蘭考縣原縣委書記焦裕祿帶領全縣人民抗擊自然災害的事跡。記者的介紹一下子把大家帶到了遭受內澇、風沙、鹽堿嚴重災害的豫東平原上。1962年冬天，組織上派焦裕祿到蘭考任縣委書記。他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同縣委一班人制定了三年改變蘭考面貌的規劃，表示不達目的死不瞑目。后來縣里的人心凝聚起來了，形勢好轉起來了，但焦裕祿卻積勞成疾倒在還沒有治理完的沙丘上。他臨終時念念不忘蘭考人民說：“我活著沒有把沙丘治好死了也不離開這里，我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讓我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張應先 《焦裕祿事跡是怎樣被發現的》民族魂網站)
另外，當年參加省造林會議的河南日報記者李光照對此事也有詳細的回憶：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同志1964年5月14日病逝。三天后,省政府在民權縣召開林業現場會,當時我作為河南日報記者前去采訪。……張欽禮作典型發言。他一開始就兩眼流淚,哽咽著說:“三天前,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因患肝癌在鄭州搶救無效逝世。我是處理完他的喪事,趕來參加會議的。焦裕祿同志臨終時對我說:“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他哭著說著,全場400多人深受感動,抽泣聲響成一片,我也止不住掉下淚來。接著他介紹了焦裕祿率領全縣人民除“三害”(風沙、鹽堿、內澇)植樹造林的感人事跡和經驗體會“(李光照《學習和宣傳焦裕祿的三次高潮》新聞愛好者：上半月 2004年第12期)
魯保國、張應先、李光照，這三位省林業會議的見證人都是新華社記者或河南日報記者，他們原本就與蘭考沒有什么瓜葛，也從未卷入蘭考文革的紛爭。所以，他們的回憶，客觀公正性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這三人的回憶，互相印證，有力地證明了“張欽禮最先宣傳焦裕祿事跡”是確鑿無誤的歷史事實。張欽禮不愧為“宣傳焦裕祿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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