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6日，學院黨總支通知黨員下午集體觀看影片《焦裕祿》。

　　這部影片我大約10年前就看過。大致內容是講述在風沙、水澇、鹽堿等“三害”困擾蘭考地區，1962年冬，焦裕祿受上級委派，來到這里擔任縣委書記。為了根治“三害”，盡快幫助群眾脫貧，焦裕祿到蘭考后馬上深入調查，制訂治理方案。但救災物資運到蘭考，焦裕祿主動率領縣委干部去火車站卸貨、發貨，縣委副書記、縣長吳榮先對本應完成的工作坐視不管，還對焦裕祿帶頭工作感到不滿。縣園藝場老場長被活活累死，焦裕祿很受震動，決定為基層干部增加口糧配給，但有人卻在吳榮先的指使下向地委告狀。上級前來了解情況，幾百名群眾堵住會議室大門，為焦裕祿鳴冤叫屈。不久，蘭考又遇特大水災，焦裕祿強忍肝痛，沖在搶險救災第一線。但因長期操勞過度，焦裕祿的肝病持續惡化，于1964年5月14日晨病逝。他的遺體被安葬在了黃河故道的沙丘上，近十萬群眾自發為他送葬，以表達對這位好書記的敬愛、懷念之情。

　　因為以前看過，我就想著中午吆喝幾個同事一起喝幾瓶啤酒，扯扯談，下午看電影時剛好睡一覺，想著生活真是愜意啊。可是當下午影片開始后，我卻睡不著。重新觀看這部影片時，我注意到一些原來沒有留意過的細節，心中突然涌現出向個疑問來。

　　第一，焦裕祿到蘭考工作1年5個月，其中有2個月又值肝癌晚期，彌留在醫院，卻戰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風沙、鹽堿、內澇這“三害”。那么焦裕祿之前的蘭考縣委干什么去了?

　　影片中提到過王書記，說是王書記要調回開封了。于是，我就上網查了一下相關資料。

　　焦裕祿之前的縣委書記的確姓王，叫王金壁。這個人有些墮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風上有問題，與其保姆有不正當關系。第二是下去勞動的時候也是到條件最好的地方，到農村還帶著藤椅。第三，王金壁還被稱為“三排排長”。王某喜歡看戲。劇院里第三排17號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戲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間，群眾對此意見很大。如果王金壁沒到，戲就遲遲不能開場。群眾就諷刺地說：“不急，三排排長還沒到哩!”。第四，王某還命令村干部為他劃出一塊自留地，打的糧食，養的雞鴨，送到他家。

　　1962年12月5日，焦裕祿調來蘭考后，曾強調：要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對蘭考歷史要實事求是地說真話。1963年，正逢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高潮和“除三害”斗爭(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在經過充分調查研究之后，由焦裕祿主持，起草了給地委、省委的一個報告。現在再來看看這一份縣委報告，里面怵目驚心的事實，真讓人有今不如昔的感慨了。地處黃河故道的蘭考縣，在經歷熱昏年代的大折騰后，生產力被嚴重破壞，其農村情況竟比解放前的還不如了。糧食解放前是一億九百零二萬斤，到1962年竟降到了六千八百二十五萬斤;牲畜解放前是三萬二千頭，到1962年竟是二萬三千頭;耕地解放前是九十七萬畝，到1962年竟少到了八十九萬畝。蘭考非正常死亡的數字，當時也經過討論，但縣委多數同志不同意寫出來，焦裕祿聽取了大家的意見后，也同意不寫了，那個數字也是驚人的。蘭考縣大隊都開具證明，準許外出謀生，實際是討飯活口，中原各個城市，一群群衣不遮體的逃荒人把破碗一伸，口音都是“俺是蘭考的，成分貧農!”

　　焦裕祿這樣的縣委書記敢于實事求，承認過去幾年運動給農村帶來的現實災難，而且還勇于反思，能從實際出發找出解決的辦法。如果不是焦裕祿敢于對人民負責和對歷史負責，能這樣實事求是地寫出來嗎?直到今天，焦裕祿說得一句話，讓人難忘。他說：蘭考在1957年以前是黃金時期呀，蘭考的“三害”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是人為的錯誤造成的。我們把蘭考搞出了“三害”,把蘭考百姓害苦了，我們對不起老百姓啊。我們不能不拼命工作，讓蘭考改變面貌啊。焦裕祿就是這樣帶著對不起老百姓的心情，而去拼命工作的。

　　中央電視臺2002年播出了電視劇《焦裕祿》，現在又在各大電視臺熱播。焦裕祿的老領導、曾任開封地委書記的張申同志談起，說這個電視劇編造的焦裕祿太離譜了，不少情節都背離了真實的歷史，是根據政治需要來圖解人物的，而且已經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焦裕祿是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之后來蘭考任縣委書記的，而十中全會的新精神是要鞏固集體經濟、大抓階級斗爭、狠批“單干風”的。作為新一屆縣委書記，焦裕祿的責任是要收回前兩年河南省委為了“緩解災害、借地度荒、耕種歸己”而劃給社員的借地，因為“借地”是十中全會所批判“右傾翻案”的具體表現。而電視劇卻恰恰相反，是焦裕祿在鼓動搞所謂“小片荒”,不僅將大片地分給農民，還親自帶頭開荒幫助農民。這是用今天的現實去寫當時的歷史了，作為縣委書記，焦裕祿根本不可能干出與上邊精神相悖的事情。按理說，電視劇允許編造一些情節，但不可背離歷史原貌或歪曲歷史，不然的話，讓虛假歷史充斥熒屏，真實歷史反倒會給虛無湮沒了。令人奇怪的是，經了這么多機構的審查，這部有違基本史實的電視劇，居然能順利通過并在黃金時段放映，太發人深思了。

　　假如焦裕祿地下有知，看到這個任人恣意打扮的電視劇，他這個主張講實話的老實人該會是何等的痛苦與不安啊!

　　第二，焦裕祿去世時，蘭考惡劣的生存條件并沒有改變。可是現在的蘭考卻改天換地了，是不是有人繼承了他的事業?

　　電影有個情節：焦裕祿到蘭考后，取消了縣委機關領導干部的特權供應，針對全縣脫產干部營養不良，26人因浮腫病死亡的現狀，用上級下撥的建賓館款子，到鄰縣高價購買了二卡車米面，給全縣普通干部增加每月3斤的補充。此事被舉報后，地委專員專程來蘭考核查此事，出于工作考慮，縣委副書記、縣長潘健主動承擔責任，焦裕祿當即指出，此方案是自己的主意，副書記潘健只是個執行者 。

　　我不由得想，真實中有沒有潘健這個人，于是我也用度娘查了一下。原來潘健是有原型的，真名叫張欽禮。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原來張欽禮的生平經歷是那么不簡單，原來焦裕祿的事跡是由張欽禮的講述而來。

　　2004年5月17日，蘭考發生了一件舉世無雙、空前絕后的大事。十余萬蘭考群眾跪地哭祭他們的老書記張欽禮魂歸蘭考。毛主席、周總理去世時，蘭考曾經有過這種場面。他們功高蓋世、澤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當然。焦裕祿去世時，蘭考也曾經有過這種場面。他帶領蘭考人民，奮不顧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職，成為縣委書記的學習榜樣，蘭考人民深情緬懷，合情合理。但是，張欽禮是何許人?為什么蘭考人民如此尊敬張欽禮。

　　北航教授韓德強在他的文章《圍繞焦裕祿和張欽禮的是是非非》一文中詳細介紹了張欽禮的生平經歷。

　　從1954年起，張欽禮就擔任蘭考縣長。從54年到57年，蘭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顯著。但1958年“浮夸風”一來，林子被砍光了，張欽禮還因為反對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內定中右，限制使用”的處分。

　　58年大躍進，中央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個字。到河南，丟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年秋收時節，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由全省各地區專員、縣長參加的糧食征購工作會議，逼著各縣縣長說假話，報高產，會議開了三天三夜不讓過關。第三天上午，省長吳芝圃親自到開封組督陣，發表《躍進的哲學，哲學的躍進》長篇講話。縣長們好歹加碼到500斤一畝，800斤一畝。但張欽禮發言說，他沒有見過紅薯畝產20萬斤，小麥畝產5000千斤，芝麻桿能打出油。蘭考報不出高畝產，其他縣報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評吳芝圃：“征購透底，再搞返銷，糧食搬家，勞民傷財。愛說假話的人，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不利，這個教訓要記取。浮夸風刮過了頭，最終是要害人的。風刮在下邊，風源在上邊。說白了一點，風源是在省委。”吳芝圃坐不住了，面帶怒色，揚長而去。接著，大會秘書處通知取消張欽禮的會議資格，遣送回縣，接受批判。一批就是8個月，張欽禮不檢討，不認錯。河南省委又給張欽禮又加了一頂帽子——“死硬派”，給張欽禮留黨察看一年處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級別降三級，到農村勞動改造。說實話的人遭了殃，浮夸風還能擋得住嗎?河南的浮夸風一刮就是三年，最終鬧得人人浮腫，大批餓死。

　　1960年12月上旬，張欽禮冒著生命危險進京上訪，周總理對河南的情況有所了解。到1961年6月，吳芝圃被免去省委書記一職，中央派劉建勛接任。劉建勛到任后，首先將一批受吳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復生(省長)、楊玨、王庭棟、邢照堂、陳冰之、張欽禮等。河南的人民總算是撥云見日了。但是，劉建勛雖然將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卻沒有將吳芝圃帶出來的一群壞干部撤下去。事實上，吳芝圃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雖無實權，但威勢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飄著大團大團的黑壓壓的烏云，只在烏云的縫隙處漏出一點陽光。

　　張欽禮得到過總理的肯定和鼓勵，劉建勛親自替張欽禮平了反，恢復了縣委副書記、縣長之職，但張欽禮從鄭州回到蘭考，卻仍然只能在家呆著。主持蘭考縣委工作的仍然是緊跟吳芝圃的人，就是那個王金壁，他不但沒有通知張欽禮到任，甚至沒有給張欽禮落實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監委書記劉銘榜不得不親自出面，給張欽禮辦平反手續，并補發了1264元工資。張欽禮長期受迫害，貧病交加，本來特別需要這筆錢，但他卻把錢全部捐給了蘭考的生產救災。從落實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祿同志上任蘭考縣委書記，張欽禮在蘭考縣委仍然受到排擠。雖然身為縣長，卻空有一腔改造蘭考的熱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河南省長吳芝圃調離后，原蘭考書記王金壁也被調走了。但是，張欽禮并沒有被起用。蘭考是個窮縣，干部都不愿意來。開封地委選了幾位書記，有的都發了調令，都不愿意來。最后把洛陽礦山機械廠的焦裕祿調來了。他一到蘭考，就發現了張欽禮的冤屈、干勁和才華，和張欽禮結合在一起了。在張欽禮的建議下，焦裕祿大膽給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蘭考各級領導班子的面貌煥然一新。張欽禮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規劃。焦裕祿和張欽禮齊心協力，帶領干部和群眾查風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內澇，深翻土壤，治理鹽堿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使蘭考的自然面貌和農業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焦裕祿死后，開封地委不是將深得民心的張欽禮提成縣委書記，而是派一個叫周化民的當書記，地委宣傳部長為秦一飛。焦裕祿逝世兩個月后，蘭考的“四清”工作開始了。張欽禮首當其沖，被當成“四不清”干部，靠邊站，接受審查。張欽禮名聲大，又查不出問題，只好恢復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處處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進展緩慢。

　　1965年底，穆青來采訪焦裕祿的事跡，縣委第一書記周化民說：“我不太了解情況，張欽禮是蘭考土生土長的，又與他共事，對他比較了解。今后來記者別找我了，就讓張書記介紹吧!”這樣，張欽禮就花了大量時間對焦裕祿的事跡做了生動詳細的介紹，一介紹就感動了穆青。穆青聽后，感動地說：“我參加工作28年了也沒有哭，這次被焦書記的精神感動得流下了眼淚，這是咱的寶貴財富，我們要重新報道焦裕祿。”他們本來是想報道整個豫東災區的面貌，經過張欽禮介紹后，決定著重報道焦裕祿的事跡。那天晚上7點開座談會，張欽禮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紹，穆青就開始流下眼淚，晚上談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動了，他才作出報道的決定。《人民日報》宣傳焦裕祿的長篇通訊發表在1966年初，通訊上把張欽禮稱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

　　1966年“5•16”通知發表，文化大革命開始了。“5•16”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在蘭考，秦一飛搖身一變，成了蘭考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組長，周化民任副組長，四清工作團就地轉化為文革領導小組，他們組織“造反派”，將張欽禮定為黑幫，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蘭考縣委、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貼出大字報“批判《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還派出“糾穆青戰斗隊”到北京抓穆青。1967年2月，張欽禮、潘子春、卓興隆等跟著焦裕祿除“三害”的縣、公社、大隊三級骨干分子1207人全部被當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抓起來，游街示眾。

　　為焦裕祿、張欽禮申訴的信件雪片般地飛向周總理，秦寨大隊的貧農李占榮還跑到天安門毛主席像前長跪不起、嚎啕大哭，為張欽禮鳴冤叫屈。周總理派記者到蘭考暗訪，了解到實情，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指示周總理：“河南的蘭考、林縣這兩個先進典型，要保護，不準打倒!”這樣，總理將張欽禮接到北京，當著河南省軍區各級領導的面，宣布撤銷下令逮捕張欽禮的河南省軍區政委何運洪的命令，任命張欽禮擔任7249師空降師政委。在周總理聯絡員的安排下，張欽禮還在北京向30萬工人做了18場報告，推動“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回到河南后，張欽禮還被任命為開封地委常委兼地委書記，兼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張欽禮回到蘭考，首先給被關進監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干部、群眾平反，恢復他們的名譽，安排他們回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對跟著周化民的干部，不開除黨籍，也不關進監獄，而是團結他們一道工作。從這時起到 1970年8月近3年時間里，張欽禮帶領蘭考干部和群眾“引來黃河水，重新安排蘭考大地”，引黃灌淤工程共挖3000萬土方，基本完成了趙王河、黃河清故道、隴海路兩側、黑龍潭、四名潭、東大淖、楊橋大淖、老牛圈26萬畝沙堿荒地的改造，使老災區變成了糧食囤。

　　1970年8月以后，林彪的黨羽王新在河南權勢熏天。他們說張欽禮是劉少奇的生產黨，搞物質刺激，只抓生產，不抓階級斗爭。這其中就有秦一飛，他又回到開封地委了。由于張欽禮影響大，他們名義上調張欽禮為鄂豫皖三省大別山防空指揮部指揮長兼信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實際上將張欽禮軟禁在大別山下的靈峰寺。張欽禮一走，縣、公社、大隊三級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著張欽禮蹲監獄的干部，引黃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關押起來了。

　　1971年9•13事件后，周總理派康克清到蘭考調查，解放了被關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種類型的學習班，也了解到張欽禮落難的消息。1972年11月，周總理派河南軍區司令員張樹芝找到張欽禮。張欽禮再一次受到總理的接見，王新同期被捕。

　　張欽禮回蘭考以后，恢復了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給遭批判和關押的干部們平了反，補發了工資。一度停工的引黃灌淤的幾十處工程又恢復起來。從1973年到1977年，是蘭考人聚精會神搞建設的四年。僅1973年，全縣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條，配套支渠154條，拆除阻水工程164處，共完成1171萬土方，基本達到排水暢通。全縣治沙造林共計19萬畝，占沙荒面積的80%治理鹽堿地22.7萬畝，占鹽堿地的86.3%。至此，蘭考的“風沙、內澇、鹽堿”三大災害再也不能為非作歹了。

　　1976年周總理和毛主席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捕。全國各地開展“揭批查”運動，即揭發批判“四人幫”，清查其幫派體系。在河南，劉建勛被停職。吳芝圃時期的省委秘書長戴蘇理升任了河南省委書記，那時的組織部長趙文甫則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書記，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屬于開封地區的蘭考被劃歸了商丘管轄。張欽禮成為蘭考“揭批查”的目標，被免去全部職務。1978年10月16日，張欽禮在引黃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區中級法院逮捕。逮捕時的罪名居然是：“扒開黃河大堤淹蘭考人民”(即引黃灌淤工程)。

　　1979年12月24日，張欽禮被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3年，判刑時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飛、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全黨，欺騙全國人民的欺騙罪;而且再一次，蘭考縣、公社、大隊三級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獄，并且被正式判刑。

　　在大通訊《焦裕祿》的作者穆青、周原的積極活動下，張欽禮于1988年底被提前釋放。2004年5月17日，蘭考發生了一件舉世無雙、空前絕后的大事。十余萬蘭考群眾跪地哭祭他們的老書記張欽禮魂歸蘭考。焦裕祿去世時，蘭考也曾經有過這種場面。他帶領蘭考人民，奮不顧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職，成為縣委書記的學習榜樣，蘭考人民深情緬懷，合情合理。但是，張欽禮在1978年被捕入獄，被判13年徒刑。出獄后既無黨籍，又無公職，三無基本生活保障，靠兒女贍養。這樣一位勞改釋放犯，這樣一位已經從蘭考公眾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書記，在這樣一個有奶便是娘的時代，在既無政府號召、又無媒體公告的情況下，在喪禮的組織者一再低調處理，一改喪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盡量回避群眾參與的情況下，單靠自發地口口相傳，怎么能夠聚集起十余萬蘭考群眾，讓他們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舉世無雙，空前絕后，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楊捍東是張欽禮喪禮主辦者之一，他后來回憶說：“這次張欽禮的后事，我是這樣形容的。從場景上看，十里長街，十萬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學了，有些情景我還相當熟悉。在二十四史當中，也就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來，記載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書上說：海瑞病故在縣令任上，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張欽禮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個張欽禮，也是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仍然是這樣。這個場面比海瑞的恐怕還大。海瑞是病故在現任上，張欽禮是離開任上 27年后，并且有一段時間是在監獄中度過，他的身份又是勞改釋放人員，竟出現和海瑞一樣的場景。我說這就超過了海瑞。這樣一個人，得到群眾擁戴的人，群眾祭拜他時，靈車都走不動了，“張書記回來了，張書記回來了”。靈車走到跟前，一個人喊：跪吧!“撲踏”幾百人就跪下了。蘭考這個街走了四個多小時，我作為張欽禮的喪事主辦人，原來估計只有30分鐘就走完了。走完縣城，本來可以直著走去張欽禮家，但是有許多群眾早就在路上等著了。那是國道，為了不影響交通，堵塞道路，我們抄小路走了。路邊等待的幾千農民又連夜趕到他老家。下葬的時候，為了不引起人員傷亡，又提前改葬。因為光是蘭考縣城就有十萬人，加上全縣農村趕過來的人，如果下葬如期舉行，就會聚到十五萬人以上。張欽禮家鄉是一個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擠入十幾萬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傷，或者踩壞莊稼。五月二十幾號，小麥快成熟了，不能給群眾造成損失。張欽禮是5月7號去世，5月13號火化，結果放到5月17號下葬，為什么?因為5月14號是焦裕祿逝世 40周年紀念日，怕影響焦裕祿的紀念活動。蘭考人都知道啊，沒有張欽禮就沒有焦裕祿的典型。焦裕祿上天了，張欽禮下地獄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沖淡焦裕祿的紀念活動。所以我們就在焦裕祿的紀念之后，啟動張欽禮的喪事。

　　所以，張欽禮的喪事是一喪三改，改喪期，改道路，改埋期。結果，張欽禮埋的時候連一般農村的農民的葬禮都不如。現在的喪事是大操大辦，大收禮，但張欽禮的是一分錢不收。這二十多年來，葬禮的規格越來越高，場面越來越排場。但是，參加張欽禮喪禮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鍋熬菜，不夠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詞中給他戴了四頂帽子，前三頂是老百姓給戴的，“張青天”、“新包公”、“活地圖”，再加上《人民日報》的通訊中稱他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這算第四頂帽子。我給他總結有三個無人可比：共和國開國以來對蘭考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貢獻無人可比，樹立焦裕祿這個典型的功勞無人可比，勤政廉潔一塵不染的作風還無人可比。他是一個暫時被埋沒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給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張欽禮靈車的人群中，有的大標語寫著：張欽禮，我們給你平反了。在蘭考發生的這場反反復復的斗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一個縮影。這場斗爭還沒有完結，還在繼續。人民的事業自會有人民去實現!”

　　寫到這里，焦裕祿的故事基本完結。便是我想說的是，我們黨有沒有問題?有，而且有大問題，這個問題從我們黨建立之初就一直存在。熟悉黨史的同志都知道，我們黨從一開始就存在左右之爭，一下左一下右，而且最殘酷最激烈的斗爭從來就不是在黨外而是在黨內。正如毛主席講的“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黨一直存在左右之爭，這個路線爭論在建國后更加隱蔽更加激烈，正因為它隱蔽，所以廣大黨員群眾看不清歷史和現實真相，被蒙弊被欺騙，認為造成中國今日之問題都是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所造成的，而很少有人想，中國今日之問題，正是因為我黨沒有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所造成的。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現在所謂的共產黨怨聲載道，但沒有出現大的動亂，是因為廣大人民群眾希望我黨的優良傳統能夠回歸，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黨員能像焦裕祿、張欽禮一樣，回歸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上來，而不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幣服務這條道上越走越黑。否則，一個不為人民謀福利的黨，一個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政黨，終將會被人民群眾所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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