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的一天，我接到新鄉一位朋友的電話，他告訴我，任彥芳在網上發了一篇針對我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誰在為文革招魂，為什么？》（以下簡稱《招魂》）。我隨即上網查看了任彥芳的這篇文章，說實在的，任彥芳除了繼續重復他的一貫謊話連篇外，別無新意，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因此對任彥芳和他的文章不屑一顧外，只有一條我非常感興趣，那就是任彥芳聯合原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準備起訴我。說心里話，我一直期待著有這么一個機會和任彥芳對簿公堂。幾十年來，任彥芳一直在瘋狂的攻擊焦裕祿和張欽禮，謾罵共產黨和毛主席，污蔑社會主義制度。所以，當主流媒體沒有我們話語權的時候，對簿公堂倒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渠道。

蘭考再求證

    在接到新鄉朋友電話的同時，蘭考的許多老同志也看到了任彥芳的文章，紛紛打電話給我給予支持。為了拿出更加有力的證據回擊任彥芳，我決定再一次去蘭考。

    七月十二日和十三日，連續兩天的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都是在焦裕祿、張欽禮身邊工作的老同志。老同志們對任彥芳顛倒黑白、信口雌黃，置基本事實于不顧的伎倆義憤填膺。

    本來，我的《張欽禮真相：筆尖上的蘭考》（以下簡稱《真相》）一文，主要是針對杜君立的《焦裕祿的神話和張欽禮的悲劇》（以下簡稱《神話》）的，由于杜君立在《神話》一文中，大量引用了任彥芳和張申的話，有一些問題不能不展開說，這就自然而然的對任彥芳和張申的一些話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并以大量的事實根據，對杜君立、任彥芳、張申進行了批駁。

    其實，對任彥芳的反擊，蘭考由來已久，特別是由蘭考原縣委副書記楊捍東同志執筆、蘭考老同志共同參與的文章《舊傷未平新創深——初評任彥芳[焦裕祿身后——我與蘭考的悲喜劇]》和《千古奇冤冷民心——二評任彥芳[焦裕祿身后——我與蘭考的悲喜劇]》，已經把任彥芳批駁的體無完膚，現在一直查不到任彥芳針對以上兩篇文章的任何只言片語。不知是由于這兩篇文章的事實依據太過于詳實，還是任彥芳的黔驢技窮，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任彥芳的啞口無言、無以應對。

    跟任彥芳打筆墨官司，用《大通訊》主要作者之一的周原同志的一句話“不值一駁” 就可以說明一切。

在七月十二日和十三日的座談會上，與會者對任彥芳的《招魂》一文所涉及的新的所謂的“事實”，以自己的親眼所見，逐一進行了說明和批駁。

1966年7、8月份，縣級文化大革命尚未批準進行，身為第一書記的周化民，就利用“四清分團”改名的“文革小組”，發動機關干部用大字報圍剿身為副書記的張欽禮，身為地委常委、地委宣傳部長、坐陣蘭考主持四清工作的秦一飛，在機關干部“揪黑幫”的動員會上親自動員說：“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拔釘子，怕什么？頂多是個縣委副書記”，為此，張欽禮無奈拉周化民到地委打官司，周化民受到批評，回縣作了檢討。

    到同年9月15日，周化民又把批張欽禮的大字報張掛到縣委大院，讓外地串聯學生參觀。9月16日，就由北京大學等八個單位和部分縣委干部，同時貼出討伐長篇通訊的兩張大字報，將大通訊定為“修正主義的大毒草”，接著成立了揪穆青戰斗隊，到北京揪斗穆青，到鄭州新華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使周原東躲西藏才得以保全性命；并成立了“抓扒手”戰斗隊，在蘭考揪斗張欽禮，給張欽禮染黑手，戴高帽，使他不能工作，處于流亡之中。

    1966年12月25日，蘭考被批準開展農村文化革命。以焦裕祿所樹四面紅旗為主體的全縣農民、工人，僅僅按照中央的“十六條”，與否定長篇通訊的縣委機關干部辯論一個多月，就被地委、縣委定為“張欽禮反革命集團”，于1967年1月29日開始，進行了為時近兩個月的連續抓捕。鎮壓機關名義上是開封軍分區支左部隊，而抓人、捆人的都是周化民所支持的干部。此時，蘭考先后被抓進監獄的干部、工農群眾、青少年學生，計1260余人，蘭考關不下，分押到東明，杞縣監獄。焦裕祿生前的除三害辦公室干部、比較得力的助手、所樹紅旗隊負責人、所交農民朋友被一網打盡，極少幸免。

    張欽禮一進監獄，就被砸上死刑犯的腳鐐，在獄中關押半年之久，捆綁批斗，游街100多場，每場批斗的核心內容，就是讓他承認向記者撒謊，寫出了長篇通訊。張欽禮不承認，就在眾目睽睽之下，緊繩、緊拷，直至打昏在地。張欽禮的這次災難持續到1967年7月28日，周恩來總理命令河南省軍區，從獄中接他進京，才暫告結束。

歷史再回憶

    任彥芳在《招魂》一文中這樣寫到：如果沒有張欽禮在1968年4月4日在大會的煽動，如果因此而全縣遭到毒打的四千多人，活活被打死的10人，逼死的54人，打傷致殘的413人，這些數字都不存在的話，我當然會支持對張欽禮平反。

那么，我需要問任彥芳的是：1968年4月4日蘭考究竟開了一個什么樣的大會？張欽禮又是怎么煽動的？全縣遭到毒打的四千多人的數字是怎么來的？活活被打死的10人都是誰？逼死的54人又姓甚名誰？打傷致殘的413人舉出幾個例子來了嗎？

據楊捍東《二評》載：問題出在1968年4月初。這年春，縣革委正在著手進行精兵簡政工作，4月初，中央發動批判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運動。4月4日縣革委、人武部為響應中央號召，舉行了縣直機關干部、群眾游行示威，游行前將周化民、秦一飛及二月逆流中捆人，打人最兇的龐寶繼、徐留根等12人作反面教員點名亮相，然后跟隨隊伍徒手游行。游行中，遭到上年坐監挨打的一些人的拳腳報復。此后，又有此類事件的零星發生。當時的張欽禮和縣革委態度很明確，認為在67年春坐監中的少數人擅自采取報復行為，系違紀、違法行為，必須堅決制止。為此，張欽禮及其他縣革委負責人每會必批評此類事件，甚至破口大罵。當年冬，張欽禮專題為此事辦了“拆墻平溝學習班”，讓雙方各自做自我批評，達成諒解。

    楊捍東同志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記述，是多么的高風亮節啊。

    任彥芳在《招魂》中繼續寫到：如果河南省高級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上說的原副縣長謝清渠，原宣傳部部長李林鶴，縣直機關秘書李仁德屢遭毒打含冤而死不是和張欽禮有關；如果原縣委書記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彎曲變形，縣長張維新被毒打骨折，縣委副書記劉呈明眼被打瞎肋骨被打骨折等這一切都不存在，都和張欽禮無關，我當然支持給他平反。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不得不提：無論是河南省高級法院的刑事判決書，或者是任彥芳的多篇誹謗文章，從來不提張欽禮從文革開始到1968年以前的事情。我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時間是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為標志的，按照任彥芳自己的說法：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是瘋狂的年代，讓人瘋狂”，而文革開始后的前兩年，1966、1967兩年又是“最瘋狂的”年代。那么，如果是張欽禮在“最瘋狂的”年代制造了“全縣遭到毒打的四千多人，活活被打死的10人，逼死的54人，打傷致殘的413人”這樣嚴重的事件，為什么此時的張欽禮自己卻被關押在蘭考的監獄里呢？

    令人拍案驚奇的是，任彥芳所列舉的原副縣長謝清渠，原宣傳部部長李林鶴的死，是張欽禮在1968年4月4日在大會煽動的結果。問題的關鍵是謝清渠、李林鶴、李仁德究竟是什么時間死的？

參加座談會的張明常、申顯魁是謝清渠上吊自殺的現場目擊者，而張明常又是把已經死亡的謝清渠從上吊的柱子上抱下來的。兩個人清楚的記得，謝清渠的死亡時間是1967年7月底。

據任彥芳自己在《焦裕祿身后》一書中交代：謝清渠自殺于1967年8月31日。

同樣，根據老同志們的共同回憶，李林鶴的死是發生在1968年的2月份。

任彥芳在《焦裕祿身后》引述周化民的回憶：李林鶴自殺于1968年初《新篇章》出來之后，也是在2月份。

縣直機關秘書李仁德的死，是因為他貪污二百多元黨費被揭發以后，縣直機關的干部群眾對其進行了批判，自己羞愧難當，服藥自殺。

問題出來了，既然謝清渠死于1967年7月31日，而張欽禮是1967年7月28日被周總理命令河南省軍區從蘭考監獄解救出并護送到北京的，無論從什么角度看，謝清渠的死跟張欽禮都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何來的張欽禮1968年4月4日的“煽動策劃”造成謝清渠1967年的自殺呢？張欽禮1968年4月4日的“煽動策劃”能造成謝清渠提前于1967年自殺，任彥芳演繹的太“演義”了吧？離譜的有點太“離譜”了。

李林鶴的死，與謝清渠的死如出一轍，只不過李林鶴比謝清渠幸運，任彥芳沒有讓你提前那么長時間死，僅僅提前了一個多月。

張欽禮的“煽動策劃”從任彥芳的筆下流出了一個千古笑談：演繹觀止，也是天方夜譚。

    僅僅從上述三人的死就不難看出，任彥芳顛倒黑白的手段實在是太拙劣了，你能不能整點新鮮的？

    知道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吧。

這就是任彥芳自詡的“我的座右銘是我為民眾鼓與呼，不說真話不寫書”吧。

至于任彥芳的其他幾個疑問，包括他在《招魂》中關于張欽禮向省委寫的報告，我會在法庭上出示強有力的證據的。

證據再鎖定

    我在《真相》一文中提到：大通訊發表后，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中間，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共鳴，并且在全國迅速掀起了學習焦裕祿偉大精神的高潮。一時間，蘭考這座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城，迅速成為全國人民矚目的焦點。然而，在焦裕祿精神發源地的開封和蘭考,卻是另一番景象，當全國各地學習焦裕祿精神的人們蜂擁而至的情況下，開封和蘭考竟是死水一潭。

    任彥芳在《招魂》一文中寫到：一篇發在紅歌會網上，屬名第酒仙的幾萬字的長文，題目是《張欽禮真相：筆尖上的蘭考》。一開始便污蔑開封地委和蘭考縣委，在全國學焦裕祿精神時“開封和蘭考竟是死水一潭”，說自視自己是焦裕祿老上級的張申以及秦一飛、周化民等，如何風言風語譏笑焦裕祿。

    如果按照任彥芳在隨后寫的：“早在大通訊發表前十個月，就在地委支持下組成了《焦裕祿》電影三結合創作組，這是由地委宣傳部長親自領導的，我當時就知道，地委有向焦裕祿學習的通知，并給省委寫了報告。”那么，既然開封地委如此重視學習焦裕祿精神，為什么會出現省委書記劉建勛把張申、周化民“請”到省委呢？

    張明常是蘭考縣委辦公室主任，去省委匯報蘭考學習焦裕祿情況的時候，張申和周化民便帶上了張明常，整個匯報過程張明常親眼所見、親身經歷。座談會上，張明常再一次向我敘述了整個過程。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任彥芳在他的書中，也有這樣的描寫，算是不打自招吧。

    任彥芳的書中關于劉建勛批評張申等人的描寫：

    劉建勛：叫你們來主要是想和你們談談地委和縣委對學習焦裕祿的態度問題，你們在這問題上有問題！

    張申：焦裕祿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過去我們認識不到，由于認識不高，也學習的不好……。

    劉建勛：“你們的認識很差！”

    張申：“我們是有眼不識泰山吧！”

    根據張明常的回憶，劉建勛遠不止僅僅說了以上的話，劉建勛還說：學習焦裕祿精神有三種態度，一是認真的學習，積極的宣傳；二是河里尿泡隨大流；三是說長道短，譏語嘲諷。周化民不服氣的說：焦裕祿只是開了一個頭。劉建勛說道：這個頭開的好。周化民無言以對。張申接過話題說：我們回去以后立即成立領導小組，號召學習焦裕祿同志。這時，紀登奎問：蘭考還有困難沒有？要錢要糧沒有。張明常說：就是需要打井、架線。紀登奎說：可以。從省委出來以后，快上火車的時候，周化民對張申說：今天的事情不能讓明常說出去，必須拿黨籍做保證。

    任彥芳，是我在污蔑開封地委和蘭考縣委嗎？

    《大通訊》發表于1966年2月7日，按照任彥芳的說法，“地委有向焦裕祿學習的通知，并給省委寫了報告。”并且是《大通訊》發表的前十個月發的通知，那就應該是1965年的4月份。根據當時的新華社鄭州分社副社長張應先回憶：張應先1964年10月新任河南分社副社長，得知省委領導在會議上表揚了焦裕祿，號召全省黨員干部向他學習后，當即就赴蘭考采訪。

    這就證明，省委號召向焦裕祿學習的時間是1964年10月。開封地委發通知學習焦裕祿并向省委打報告，不可能早于這個時間吧？

其實，對任彥芳來說，無論我們拿出多么確實充分的證據，都無法讓其對自己的謊話有一丁點羞愧。

事實再證明

    任彥芳在《招魂》一文中，濃墨重彩的對張申進行了辯解，極盡溜須拍馬之能。殊不知明眼人一看就非常清楚，任彥芳“蘭考研究專家”的畫皮被撕下來以后，他急需一堵擋風的墻。因為任彥芳自詡為好朋友的周化民、秦一飛死了，他現在唯一可以利用的只有張申了。

    作為焦裕祿的老領導，張申本應該同一切詆毀焦裕祿光輝形象的行為進行堅決的斗爭，用任彥芳的原話“張申是最了解焦裕祿的人”，那么，張申作為一個老革命、老干部，和一個惡毒攻擊毛主席和共產黨，惡意貶低、質疑焦裕祿精神的任彥芳同流合污，是年老糊涂了還是喪失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黨性了？或者是有難以啟齒的隱情？

    發生在1967年1月29日的鎮壓蘭考焦裕祿生前的除三害辦公室干部、比較得力的助手、所樹紅旗隊負責人、所交農民朋友的事件，并進行了為時近兩個月的連續抓捕。鎮壓機關名義上是開封軍分區支左部隊，蘭考先后被抓進監獄的干部、工農群眾、青少年學生，計1260余人，想必張申不應該忘記吧？

    那么，究竟是誰可以調動開封軍分區的部隊呢？秦一飛、周化民沒有這個權力和能力，而張申當時是開封地委書記、開封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和第一政委，沒有你張申的同意、授意、默許，焦裕祿生前的除三害辦公室干部、比較得力的助手、所樹紅旗隊負責人、所交農民朋友的1260多人會有此劫難嗎？

    這難道是我的誹謗嗎？

任彥芳在《招魂》一文中這樣寫到：下面是對張申更惡意的誹謗：張申看不慣焦裕祿這樣的官，他們等待時機下手，現在機會來了，張申授意，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祿精神，還要扼殺活著的焦裕祿精神的繼承者。

我在《真相》一文中的原文是這樣說的：秦一飛、周化民敢于這樣做，其實也是得到了張申等人的授意，所以才敢如此明目張膽、膽大妄為。其實，焦裕祿來到蘭考，并沒有批評誰指責誰，只是他的所作所為深深地刺痛了“老爺”們的神經，使他們心里不是滋味。在他們看來，焦裕祿這樣的官當著還有什么意思?他們看不慣，他們等待時機下手，現在時機來了。他們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祿的精神，還要扼殺活著的焦裕祿精神的繼承者。把張欽禮作為這一仗的突破口，極具爆破力，不僅他是焦裕祿精神的代表，還因此可以新帳舊帳一塊算，置他于死地。

明眼人可以看出，以上這段話是針對秦一飛、周化民說的，焦裕祿的墓碑是誰推倒的？回憶、紀念焦裕祿十萬多冊的書籍是誰下令付之一炬的？秦一飛、周化民有這個膽量嗎？

 說“還要扼殺活著的焦裕祿精神的繼承者”，也是有根據的，1967年鎮壓蘭考1260多擁護焦裕祿的干部群眾，1970年8月以后，林彪的黨羽王新在河南權勢熏天。他們說張欽禮是劉少奇的生產黨，搞物質刺激，只抓生產，不抓階級斗爭。這其中就有秦一飛，他又回到開封地委了。由于張欽禮影響大，他們名義上調張欽禮為鄂豫皖三省大別山防空指揮部指揮長兼信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實際上將張欽禮軟禁在大別山下的靈峰寺。張欽禮一走，縣、公社、大隊三級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著張欽禮蹲監獄的干部，引黃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都被關押起來了。

在鎮壓蘭考樹焦派問題上，張申即使是沒有直接參與，作為地委書記，所應該負的領導責任是推脫不掉的，而秦一飛、周化民向上謊報軍情，誣陷、鎮壓樹焦派的干部群眾，他們是罪魁禍首。這也可以證明，他們后來挨打受批斗是事出有因的，與張欽禮無關。

    這就是鐵證。

    栽贓陷害、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是任彥芳的一貫做法，而且說謊從不臉紅。

角色再起底

    任彥芳在歷史這個大舞臺上，究竟扮演的什么角色呢？

2014年6月18日，《烏有之鄉網刊》發表了一篇題為“《南周》吹捧的任彥芳是什么角色？”的文章，對任彥芳所扮演的角色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評價：任彥芳此人近年來不竭余力地造謠反毛，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他稱三年大饑荒時中國“風調雨順”，餓死幾千萬人是毛澤東對人民的犯罪。任彥芳對毛澤東主席可謂痛恨到極點，在多處文章稱毛主席為“暴君”。

更為可恥是，任彥芳認為三年自然災害是毛澤東對人民的犯罪。他在《對歷史負責，不要重復謊言》一文中稱，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三分天災也不存在”、“風調雨順”。任彥芳還稱，三年自然災害其間毛澤東沒有不吃肉，而是大吃烤魚、燜蝦、小乳豬。任彥芳在另外一篇文章《探求真相，尋求真理》中提到，三年自然災害是“毛澤東為首的少數操縱人民命運的人”對人民的“犯罪”

    同時，任彥芳在海內外多篇文章、多個場合吹捧趙zy、胡耀邦，鼓吹憲政，稱自己懷念“敬愛的趙zy總理”，呼喚胡耀邦、趙zy那個“最好的年代”“重新到來”。任彥芳要為89動亂平反，為劉曉波鳴不平，與反黨雜志《炎黃春秋》為伍，稱楊繼繩為“老朋友”，稱反毛反共人士李銳為“崇敬的老前輩”。

　　在反毛反共陣營當中，任彥芳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造謠抹黑焦裕祿、張欽禮，借此摧毀共產黨干部模范的崇高形象，全盤否定共產黨前三十年的奮斗史、建設史，配合反毛反共大本營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目標。在一次海外會議中，任彥芳稱，1980年，自己帶著專門的任務回到蘭考，就是要對穆青的大通訊做“實事求是”的調查，見到了“敬愛的總理趙zy”。由此可見，任彥芳污蔑焦裕祿是趙zy等資產階級自由化領袖給他安排的任務。時至今日，任彥芳已經炮制出許多“求真”焦裕祿、張欽禮的文字，由于帶有特有的政治目的，所以這些文字存在大量的造謠污蔑，已經遭到了網友徹底的批駁。

此人出版過多部著作，比如《焦裕祿身后》、《人怨》、《民怨》、《魂怨》等，流毒甚廣。今年3月份，習總掀起學習焦裕祿的浪潮，4月份，廣東人民出版社立即出版了任彥芳《我眼中的焦裕祿》一書，緊接著在5月份，《南方周末》炮制一篇推介任彥芳新書、抹黑焦裕祿的文章，再次暴露了任彥芳作為反共反黨排頭兵的政治角色與《南方周末》反毛反黨反國家反人民的政治立場。

1980年，根據任彥芳的“自供狀”，是自己帶著專門的任務回到蘭考，就是要對穆青的大通訊做“實事求是”的調查。善良的蘭考人民，起初認為任彥芳是再一次歌頌焦裕祿的，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當任彥芳離開蘭考以后，十幾條質疑《大通訊》真實的文章便出籠了。可見，任彥芳在1980年，已經加入了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陣營。

    “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任彥芳將其發揮到了極致，要想把焦裕祿精神抹殺掉，就必須把張欽禮打入十八層地獄。

英靈再呼喚

    座談會上，老同志們深情的回憶起焦裕祿、張欽禮同志的光輝業績，他們為有焦裕祿、張欽禮這樣的好書記，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下面我再一次記述一下張欽禮。

    2004年5月17日，蘭考發生了一件舉世無雙、空前絕后的大事。十余萬蘭考群眾跪地哭祭他們的老書記張欽禮魂歸蘭考。焦裕祿去世時，蘭考也曾經有過這種場面。他帶領蘭考人民，奮不顧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職，成為縣委書記的學習榜樣，蘭考人民深情緬懷，合情合理。但是，張欽禮在1978年被捕入獄，被判13年徒刑。出獄后既無黨籍，又無公職，三無基本生活保障，靠兒女贍養。這樣一位勞改釋放犯，這樣一位已經從蘭考公眾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書記，在這樣一個有奶便是娘的時代，在既無政府號召、又無媒體公告的情況下，在喪禮的組織者一再低調處理，一改喪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盡量回避群眾參與的情況下，單靠自發地口口相傳，怎么能夠聚集起十余萬蘭考群眾，讓他們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舉世無雙，空前絕后，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楊捍東是張欽禮喪禮主辦者之一，他后來回憶說：這次張欽禮的后事，我是這樣形容的。從場景上看，十里長街，十萬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學了，有些情景我還相當熟悉。在二十四史當中，也就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來，記載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書上說：海瑞病故在縣令任上，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張欽禮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個張欽禮，也是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仍然是這樣。這個場面比海瑞的恐怕還大。海瑞是病故在現任上，張欽禮是離開任上 27年后，并且有一段時間是在監獄中度過，他的身份又是勞改釋放人員，竟出現和海瑞一樣的場景。我說這就超過了海瑞。這樣一個人，得到群眾擁戴的人，群眾祭拜他時，靈車都走不動了，“張書記回來了，張書記回來了”。靈車走到跟前，一個人喊：跪吧!“撲踏”幾百人就跪下了。蘭考這個街走了四個多小時，我作為張欽禮的喪事主辦人，原來估計只有30分鐘就走完了。走完縣城，本來可以直著走去張欽禮家，但是有許多群眾早就在路上等著了。那是國道，為了不影響交通，堵塞道路，我們抄小路走了。路邊等待的幾千農民又連夜趕到他老家。下葬的時候，為了不引起人員傷亡，又提前改葬。因為光是蘭考縣城就有十萬人，加上全縣農村趕過來的人，如果下葬如期舉行，就會聚到十五萬人以上。張欽禮家鄉是一個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擠入十幾萬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傷，或者踩壞莊稼。五月二十幾號，小麥快成熟了，不能給群眾造成損失。張欽禮是5月7號去世，5月13號火化，結果放到5月17號下葬，為什么?因為5月14號是焦裕祿逝世 40周年紀念日，怕影響焦裕祿的紀念活動。蘭考人都知道啊，沒有張欽禮就沒有焦裕祿的典型。焦裕祿上天了，張欽禮下地獄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沖淡焦裕祿的紀念活動。所以我們就在焦裕祿的紀念之后，啟動張欽禮的喪事。

    所以，張欽禮的喪事是一喪三改，改喪期，改道路，改埋期。結果，張欽禮埋的時候連一般農村的農民的葬禮都不如。現在的喪事是大操大辦，大收禮，但張欽禮的是一分錢不收。這二十多年來，葬禮的規格越來越高，場面越來越排場。但是，參加張欽禮喪禮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鍋熬菜，不夠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詞中給他戴了四頂帽子，前三頂是老百姓給戴的，“張青天”、“新包公”、“活地圖”，再加上《人民日報》的通訊中稱他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這算第四頂帽子。我給他總結有三個無人可比：共和國開國以來對蘭考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貢獻無人可比，樹立焦裕祿這個典型的功勞無人可比，勤政廉潔一塵不染的作風無人可比。他是一個暫時被埋沒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給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張欽禮靈車的人群中，有的大標語寫著：張欽禮，我們給你平反了。在蘭考發生的這場反反復復的斗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一個縮影。這場斗爭還沒有完結，還在繼續。人民的事業自會有人民去實現!

    人民呼喚焦裕祿、張欽禮！時代呼喚焦裕祿、張欽禮！！歷史呼喚焦裕祿、張欽禮！！！

法庭再相見

    說不完的蘭考，講不盡的故事。

    筆者實在無法一一批駁任彥芳的謊話了，好在任彥芳和張申除了繼續打筆墨官司外，還準備打一場實實在在的官司。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期待，也是蘭考人民的期盼。

    任彥芳在《招魂》一文中挑戰說：我的座右銘是我為民眾鼓與呼，不說真話不寫書。我歡迎對我書中不真實地方的揭露，只要你說的是真實的，我便接受并改正。我只是說明，我寫的每句話都是有來源的，或文字或口述，我個人沒有必要像某些人那樣為了什么目的胡亂編造。但我絕不容許那些對我人格的辱侮。這點我要保留起訴他們侵犯名譽權的權利。只是我沒有時間和精力辦這事。任何犯罪都要準備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說任彥芳啊，別在干嚎了，還“保留起訴他們侵犯名譽權的權利”干嘛？現在就起訴吧，我已枕戈待旦，準備接受“法律的制裁。”

任彥芳在《招魂》一文中還替張申捎話說：張申老人說：這個化名第酒仙的是何人，說出真實姓名，居住地點，他可以到法院去告我；說給他，讓他報出真名實姓和地點，我可以向法院告他誹謗我。不要利用互聯網誹謗人，這是法律不容許的，因為這不是你們夢想的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了。

    同樣，我也非常期待你張申的起訴，不過，說實話我還是有點擔心你的精力和身體吃不消，畢竟是一個九十五高齡的人了，再氣出什么病來我可擔待不起，但是你可以委托任彥芳來打這一場官司。

至于“報出真名實姓和地點”，任彥芳不是“蘭考的研究專家”嗎？他一個電話打到蘭考就知道了，你就不用費力勞神了。

    切記！切記！

    任彥芳的《誰在為文革招魂，為什么？》，再一次舉起“文革余孽”這根大棒：“他們一心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幻想第二次文革的到來。只有第二次文革到來，他們才能把這案翻過來，但這是中國人民不允許的，歷史不許倒退，不允許封建法西斯復辟。”

    把反對自己觀點的人斥為“文革余孽”，是任彥芳之流慣用的手法。我們還是用事實說話吧：

大通訊的作者穆青、馮健、周原，一直是張欽禮堅定的支持者，一直為張欽禮奔走呼吁，但他們在文革中因寫了“焦裕祿”而多次受批斗、受迫害。他們能是“文革余孽”嗎?

《焦裕祿傳》的作者陳新、殷允嶺，電視連續劇和小說《焦裕祿》的作者何香久，百家講壇《焦裕祿》主講人周文訓等都在其作品里替張欽禮說過好話，他們能是“文革余孽”嗎?

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風、焦守云，一直為張欽禮冤案奔走呼吁，她們能是“文革余孽”嗎？

最近，《炎黃春秋》刊登了陳健的文章《張欽禮案的前前后后》，這么說，陳健和《炎黃春秋》也成了“文革余孽”嗎？

以上這些人士，他們的政治觀點也許不盡相同，但在張欽禮案的問題上，立場卻驚人的一致。這說明公道自在人心，一個有起碼良知的人是不會為“立場”而罔顧事實的。只有為一己私利不惜出賣靈魂的人才歪曲事實，誣陷他人。任彥芳是不是這種人，相信法庭會作出正確的宣判的。

（根據后來查證，任彥芳文章最初發表在《五柳村》網站上，題目是【來函照登】《我要為焦裕祿老領導張申老人說話》（任彥芳），其中【來函照登】是網站編輯所加。《誰在為文革招魂，為什么？》是一位網友在轉載是加的。特此說明）

2014年8月20日

附：《南周》吹捧的任彥芳是什么角色？

　　今年，習近平以焦裕祿為榜樣，在黨內開展干部的學習活動。5月30日，《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題為《展現真實的焦裕祿》的文章，該文為曾景忠執筆，在文中重磅推出一個所謂焦裕祿研究專家任彥芳，進而引用任彥芳的“一手資料”，以“歷史求真”的名義對焦裕祿進行造謠抹黑，達到其陰險的目的，比如干擾破壞習近平開展的“學習焦裕祿”的活動，阻擊共產黨的自凈自救探索等等。

　　《展現真實的焦裕祿》執筆人為曾景忠，此人被愛國網民視為美蔣余孽，他為蔣介石翻案，發表過《蔣介石的思想資源》、《蔣介石向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嗎?》等系列文章。

　　通觀《南周》該文，所有的論據支撐點都集中到任彥芳身上，曾景忠無非扮演了一個搬運工或者傳聲筒的角色。那么，這個任彥芳，到底是何來歷?

　　任彥芳此人近年來不竭余力地造謠反毛，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他稱三年大饑荒時中國“風調雨順”，餓死幾千萬人是毛澤東對人民的犯罪。任彥芳對毛澤東主席可謂痛恨到極點，在多處文章稱毛主席為“暴君”。

　　任彥芳不單是否定前三十年，他更要否定整個60年，污蔑共產黨體制為“專制體制”，稱共產黨政府為“專制政府”。他在一次海外研討憲政的會議上表示：“60多年來就是一個說人話受災難的歷史。”

　　同時，任彥芳在海內外多篇文章、多個場合吹捧趙zy、胡耀邦，鼓吹憲政，稱自己懷念“敬愛的趙zy總理”，呼喚胡耀邦、趙zy那個“最好的年代”“重新到來”。任彥芳要為89動亂平反，為劉曉波鳴不平，與反黨雜志《炎黃春秋》為伍，稱楊繼繩為“老朋友”，稱反毛反共人士李銳為“崇敬的老前輩”。

　　在反毛反共陣營當中，任彥芳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造謠抹黑焦裕祿、張欽禮，借此摧毀共產黨干部模范的崇高形象，全盤否定共產黨前三十年的奮斗史、建設史，配合反毛反共大本營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目標。在一次海外會議中[1]，任彥芳稱，1980年，自己帶著專門的任務回到蘭考，就是要對穆青的大通訊做“實事求是”的調查，見到了“敬愛的總理趙zy”。由此可見，任彥芳污蔑焦裕祿是趙zy等資產階級自由化領袖給他安排的任務。時至今日，任彥芳已經炮制出許多“求真”焦裕祿、張欽禮的文字，由于帶有特有的政治目的，所以這些文字存在大量的造謠污蔑，已經遭到了網友徹底的批駁。

　　1. 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時代

　　任彥芳認為共產黨的體制是“專制體制”，毛澤東是暴君，紅歌是“頌揚暴君”的歌曲。他在《重慶隨筆之三：由渣滓洞到提籃橋的思考》[2]一文中提到，“而那些歌頌暴君的歌曲卻仍作為紅歌宣揚。我們在渣滓洞一邊，便聽到紅歌在播放。還把他當成大救星，當成有恩于百姓的恩人頌揚。暴君的幽靈還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任彥芳污蔑毛澤東想當專制皇帝，是暴君，鼓吹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他在《背民心亡黨國，順民心萬古存》[3]一文中稱，“資本主義倒叫老百姓喜歡”、“資本主義就是自由，就是能吃上飽飯，就是過富有日子，就是讓人說話”，“老百姓知道資本主義不是可怕，反而是比毛澤東讓搞的社會主義讓老百姓喜歡哪”。該文接著歸納了毛澤東有三條病，想當皇帝的病、疑心病和忘性病。

　　任彥芳認為三年自然災害是毛澤東對人民的犯罪。他在《對歷史負責，不要重復謊言》[4]一文中稱，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三分天災也不存在”、“風調雨順”。任彥芳還稱，三年自然災害其間毛澤東沒有不吃肉，而是大吃烤魚、燜蝦、小乳豬。任彥芳在另外一篇文章《探求真相，尋求真理》[5]中提到，三年自然災害是“毛澤東為首的少數操縱人民命運的人”對人民的“犯罪”。

　　2.任彥芳要為89動亂平反，為胡耀邦、趙zy翻案，為劉曉波鳴不平

　　任彥芳在《我把黨來比母親--六十年日記回憶》[6]中稱，“我與共產黨母子聯心的感情一直到1989年6月”，“這個月發生的事情……讓一切正直的共產黨員不可理解”，任彥芳還稱共產黨比國民黨統治還壞，甚至比歷史上所有時期都壞。任彥芳替胡耀邦翻案稱：“從胡耀邦身上看到了黨的希望，他是人民的兒子。”

　　鼓吹胡耀邦、趙zy是任彥芳一貫行為。2012年10月5日，任彥芳參加在紐約舉辦的“胡耀邦趙zy精神與憲政轉型研討會”[7]。會上，任彥芳做了發言，對新中國做了全盤否定，稱“60多年來就是一個說人話受災難的歷史。”在會議發言中，任彥芳飽含感情地念了一段受趙zy接見期間自己寫的散文，“作為對趙zy總理的懷念”。最后，任彥芳稱：“我懷念趙zy總理，懷念胡耀邦書記，呼喚那個最好的年代，希望這樣一天重新到來。”[8]

　　2010年1月2日，任彥芳與辛子陵等人一起為89動亂的主要煽動者劉曉波鳴不平，稱共產黨為“專制獨裁”，希望中國“民主化”，即不要一個黨、一個主義。任彥芳稱89動亂是“讓所有正直人都覺醒的年月”。[9]

　　3. 任彥芳與《炎黃春秋》、李銳等關系密切

　　任彥芳稱自己常去《炎黃春秋》，認為《炎黃春秋》是“中國惟一能說歷史真相的雜志”、“包容著全國人民的心愿”，該雜志副社長楊繼繩是他的“老朋友”，[10]《炎黃春秋》寫手、反毛反黨反人民反國家人士李銳為“崇敬的老前輩”。 并稱要和李銳等人一起，到中共二十大的時候，推動政治改革完成，實現“由專制到民主”的“轉變”，即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推翻共產黨的領導。[11]

　　《炎黃春秋》常年從事反毛反黨造謠工作，是國內旗幟鮮明地大搞歷史虛無主義、鼓吹憲政、圖謀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大本營。近期因精心策劃了“馬克思主義是歷史虛無主義”而被輿論界推向風口浪尖，許多網友呼吁取締該雜志，徹查該雜志幕后黑手。

　　從上述資料可看出，任彥芳是一位徹底的反毛反黨反國家反人民分子。此人出版過多部著作，比如《焦裕祿身后》、《人怨》、《民怨》、《魂怨》等，流毒甚廣。今年3月份，習總掀起學習焦裕祿的浪潮，4月份，廣東人民出版社立即出版了任彥芳《我眼中的焦裕祿》一書，緊接著在5月份，《南方周末》炮制一篇推介任彥芳新書、抹黑焦裕祿的文章，再次暴露了任彥芳作為反共反黨排頭兵的政治角色與《南方周末》反毛反黨反國家反人民的政治立場。

　　注：

　　[1] 紀念胡趙基金會"中國憲政改革"研討會7：任彥芳發言視頻http://www.youtube.com/watch?v=eJuw-m725Yc)

　　[2]《重慶隨筆之三：由渣滓洞到提籃橋的思考》http://minxin.bokee.com/6943987.html

　　[3]背民心亡黨國，順民心萬古存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107/13/337837_8552962.shtml

　　[4] 《任彥芳：對歷史負責，不要重復謊言》http://minxin.bokee.com/6993076.html

　　[5] 《任彥芳：探求真相，尋求真理》http://minxin.bokee.com/6962414.html

　　[6]《任彥芳：我把黨來比母親--六十年日記回憶》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04/23/16239_98004108.shtml

　　[7]2012年10月5號，紐約舉辦“胡耀邦趙zy精神與憲政轉型研討會”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872

　　[8]紀念胡趙基金會"中國憲政改革"研討會7：任彥芳發言視頻http://www.youtube.com/watch?v=eJuw-m725Yc)

　　[9]《又一批中共老黨員聯署為劉曉波鳴不平》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00201-liuxiaobo-83245227/460689.html

　　[10]《任彥芳日記：一路三思》http://minxin.bokee.com/6945671.html

　　[11]任彥芳：“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才是最可怕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b1b782d0101hc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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