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全世界的私有化鼓吹者都沒有作出任何無可辯駁的論證，說明為什么一定要把公有企業全都私有化才能增進人民大眾的福利。可是盡管如此，私營企業制度的癡迷者們還是把中國拉向了私有化的道路。特別是最近20年中，堅持走資本主義化發展道路、追求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勢力，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以新自由主義為思想理論武器，在中國也屢屢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

　　第一節 非理性思潮指導下的私有化行動

　　中國的私有化思潮是一種非科學、非理性的社會思想、心理逆流，不僅如此，它在最近20年中還轉化成了裹挾甚廣、混亂無序、破壞性很強的私有化行動。

　　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比主張私有化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要更走極端，他們習慣于簡單地、絕對化地斷定“國有企業一定沒有效率”、“為了提高效率就必須把國有企業私有化”。他們這種斷言性的說法本身就表現出，他們的私有化主張實際上來源于非理性的直覺。他們也從未提出過無可辯駁的論證來說明其私有化主張的正確性。

　　在最近20年的中國，為私有化主張提出了最著名的論據的有周其仁、張五常、張維迎等人。

　　周其仁斷定“國有企業必定所有者虛置”;張五常則曲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說”，斷言“人都是自私的，因此企業不歸其經營者所有就不會有效率”。這些表面上很合乎人們的直覺的論點意在直接導出他們想要的結論：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須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特別是將國有企業變成由其經營者私有。

　　張維迎最初還曾經建立了一個模型，論證國有企業必定是“委托—代理鏈條太長”，因而效率必定低。但是這個模型根本無視了管理國有企業的真正有效率的方法——根據企業的利潤來決定國有企業經營者的去留和報酬，因為這樣的管理原則將使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鏈條不再過長。后來張維迎對私有化主張的論證就日益接近張五常的思路。他曾經作出一個著名的分類，區分了“花自己的錢”還是“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還是“辦別人的事”，將它們組合成四種情況，來說明在這四種情況下自私的人的行為后果。根據他的這種分類，人們會得出結論：“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才有效率，為了達到效率，應當把國有企業都變成由其經營者私人所有。

　　他們這些論點的非科學、非理性，集中而突出地表現在王東京200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王東京的這篇文章實際上扼要地概括了周其仁、張五常和張維迎等人為私有化辯護的核心論點。在這篇文章中，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被婉轉地說成了所謂的“國有資產轉讓”。

　　王東京的這篇文章聲稱要回答“國有產權為何要轉讓的問題”，它提出的“歸總的答案是改善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該文說，“國企改革”實行過“利改稅”、“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造”，“效果均不理想。推究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歸根結底在于產權主體缺位”。“問題在于，雖然國有資產歸全民所有，卻并不是由全民支配。事實上，國有資產的支配權掌握在各級政府手里，而政府作為全民的代理人，再授權給企業經營管理者。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經營者只對政府負責，而真正的所有者，卻變成了局外人。”

　　“如果企業經營者能以全民福祉為重，恪盡職守，讓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便不會出現委托-代理問題。但問題在于，按照假設，企業經營者是經濟人。經濟學理論表明，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同樣存在有人們花錢辦事的四種類型：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求節約又講求效果;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求節約不講求效果;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求效果不講求節約;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求節約又不講求效果。”“國有企業的企業經營者恰好對應第四種方式，則不難理解國有企業中更容易出現委托-代理問題。”

　　“實際上，國有企業改革進行了20多年，至今所取得的成效仍然不大，其關鍵的原因，即在于國家獨資或一股獨大。股份制改革以前，經營者用國家的資金辦國家的工廠;股份制改革后，經營者則用國家的股份辦國家的公司。二者都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都沒有動力注重節約和效果，則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國有企業表面上在改革，而事實上其內在的機制仍沒有改變。近年來，非公經濟迅猛發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因為它是‘花自己錢辦自己的事’，有既講節約又講效果的機制。可見，國有企業要轉變現有機制、建立新的機制，就需要打破國家一股獨大的局面，讓非公資本加盟。如果非公資本遭遇屏障，不能投資國有企業，則國有企業的投資主體不能多元化，企業機制就難以轉變。從這個角度看，國有資產轉讓是合理的”。(王東京(2007))

　　這一套胡言亂言把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的思想邏輯倒表述得清清楚楚，也把他們觀點的邏輯混亂表現得明明白白。他們為自己的私有化主張辯護時使用的理由，在邏輯上就講不通。

　　這些人鼓吹私有化的理由是，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在于企業經營者“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必然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要既講節約又講效果就必須私有化，讓企業經營者“花自己錢辦自己的事”。

　　但是王東京用這個理由論證的私有化主張，卻是“讓非公資本加盟”“投資國有企業”。如果“加盟”的非公資本所有者并不自己來經營他“加盟”的企業，則這種企業的經營者仍然是在“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恰恰按這些私有化鼓吹者們的邏輯，這種企業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其實，經驗事實已經證明，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主張“讓非公資本加盟”“投資國有企業”，是要讓“非公資本”的所有者來控制他“投資”了的原國有企業，作他“投資”了的原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即便真這樣作的話，如果整個企業的資金并不是全部歸“加盟”并經營著原國有企業的私人資本所有者個人私有，則該企業的經營者對于企業使用的不歸他所有的那一部分資金、特別是該企業中還殘存的國有股來說，也是在“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恰恰按這些私有化鼓吹者們的邏輯，這種企業也不可能有效率;要使這種企業有效率，就應當讓企業使用的所有資金都歸這個私人經營者所有——而這也正是這些鼓吹“讓非公資本加盟”“投資國有企業”的人最后所要達到的目的。他們正是要通過這樣一個過程，先“讓非公資本加盟”“投資國有企業”，再讓私人投資者掌握企業的經營權，最終讓這個私人投資者—經營者將企業的全部資金侵吞為自己個人所有。中國的許多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

　　極而言之，只要企業沒有完全變成由其經營者個人私人所有，特別地，只要企業還保有一部分國有股權，企業的經營者就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因此，想僅僅讓私人資本所有者“加盟”“投資國有企業”，而不把這個企業變為完全歸經營者私人所有，根本不可能解決企業中的人“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這個“根本問題”。

　　從十幾年前起，中國的私有化就大都采取了“實行股份制”的形式，許多人想通過“股份化”這條迂回的道路來實行私有化。可是這些人主張私有化的理由，卻恰恰會證明股份制企業的沒有效率。一個股份制企業可能由它的某個大股東經營，也可能由職業的經理人員經營，但是幾乎在任何股份制企業中，都會有一大部分股份的持有者不參加該企業的經營。股份制企業的經營者對這些不參加企業經營的股東來說，也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即使企業的股東都是私人股東也是如此。這樣，按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的邏輯，任何股份制企業、包括完全由私人股東出資的股份制企業，都也不可能有效率。

　　其實，就是在私營經濟的領域內，任何私營的股份制企業的經營者，或私營企業的職業經理人，也都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按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依據“花誰的錢辦誰的事”的思維方式所作的推論，這些私營企業都不可能有效率。這也就是說，如果真要把企業經營者“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當作企業經營有效率的前提條件，那么即使把所有的企業都變成了完全的私營企業，也必定會有一大部分企業是沒有效率的，而且幾乎所有的大企業都會是沒有效率的，因為私營的大企業幾乎都是股份制企業或由沒有出資的職業經理人經營。

　　即使一個企業的資本金完全歸其經營者私人所有，只要這個企業的經營中使用了借來的資金從而必須用其經營成果的一部分還債，這個企業的經營者就仍然在相應的程度上“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我們在現實中經常聽到負債多的企業抱怨它是在“為債權人打工”;經濟理論上現在討論的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資金市場中的“市場失靈”，其原因也在于，借債經營的企業實際上也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

　　總而言之，只要一個企業的經營中使用了不屬于其經營者私人所有的資金，其經營者就必定會在某種程度上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這個企業中就必定會存在委托-代理問題，對任何私營企業也都是如此。但是，金融交易發達、企業經營者大量使用他人資金進行經營又恰恰是現代經濟的特征，也是現代私營經濟的特征;這就意味著，即使是在私營經濟領域內，現代經濟的特征也同樣是企業的經營者“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存在著委托-代理問題。

　　在從“花誰的錢辦誰的事”方面尋找私有化的理由上，中國私有化的鼓吹者們還有一個最惡劣的手法，那就是抹殺企業中廣大員工的存在，拒不把對于“花誰的錢辦誰的事”的討論使用到企業的廣大員工身上。

　　實際上，在任何有許多員工勞動的企業中，企業的普通員工都是在“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越是歸私人出資者所有的企業，情況越是如此。真正徹底地按照中國私有化的鼓吹者們的邏輯進行推理，堅持“經濟人假設”，堅持“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不可能有效率，那就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任何私營企業，只要它不是純正的個體戶，而是在出資人以外雇用了多個員工，它就一定是低效率的，因為這個企業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在“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

　　現代經濟的特征之一是有許多大企業，這些大企業中有大量的員工在一起工作，一個私人所有的資金不能夠滿足這一個企業經營的需要。在這樣的大企業中，不僅經營者必定在某種程度上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而且從其最底層的工人開始，幾乎每個勞動者都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要消除“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的狀況，讓每個人都“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就等于要消滅現代的大企業，消滅整個的現代經濟。

　　這些對具體情況的討論并非是糾纏于細枝末節，而是觸及了私有化問題的根本。

　　我們最近十幾年中討論的私有化問題，并不涉及是否讓私人經營只宜于由真正的個體勞動者經營的企業，而是圍繞著是否要將需要有大批員工一起工作的公有企業私有化。在這種有大批員工一起工作的企業中，絕大多數人都是在“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連企業的最高經營者也必定在某種程度上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就是在真正的私營企業中也是如此。對于這樣的企業，無論如何徹底地將它私有化，也不可能使其經營者完全變為“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更不可能使企業中的每個人都變為“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要使這種企業中的人都變為“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本身就是一個荒唐的想法。把“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經營者“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作為私有化的理由，既不合乎實際，也不合乎邏輯。使企業中的人做到“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這一點，絕不可能成為私有化的真正立得住的理由。

　　把“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經營者“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作為私有化的理由這一點，最典型地表現了中國的私有化思潮的非科學和非理性。但是，堅持在中國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勢力卻利用并煽動這種非理性的思潮，在最近20年中展開了裹挾甚廣、混亂無序、破壞性很強的私有化行動。

　　中國最近20年的私有化行動打著“改革”的旗號，以“發展民營經濟”實際上是發展私營企業為號召，其具體做法則是，借口對公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進行“改制”和“股份制改造”，將公有企業變為少數人私人所有，特別是變為由企業經營者個人私人所有。

　　由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最高層領導至今也沒有公開宣布實行私有化的經濟政策，中國的私有化勢力不得不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實行公有企業的私有化。他們借口實行“企業改革”，否定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將公有企業的改革片面地曲解為公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并冠之以“企業改制”的稱號，在“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和“改制”的旗號下，大規模地、全面地將公有企業私有化。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這種以“產權改革”和“改制”為旗號的公有企業私有化運動，在中國已經肆虐了將近20年。

　　第二節 私有化行動的輿論準備

　　為了給私有化的行動作好輿論準備，中國的私有化勢力大造私有化輿論，使鼓吹私有化的謬論和荒誕口號滿天飛。

　　他們為私有化制造輿論的第一步，是抬出“經濟效益第一”的標準，抹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存在的必要性。公有制經濟的傳統維護者主張保持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性質，保持公有制企業在經濟中占優勢的比例，中國的私有化勢力則宣揚私營企業的效率高，政府為提高效率就應當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為了形象化地表達他們的這種觀點，中國的私有化勢力還提出了一系列標語口號：

　　——“不求性質，但求作用;不求所有，但求所得”;

　　——“不看比例看效率，不看成分看貢獻，不看規模看發展，不看性質看作用”;

　　——(對私營企業，)“你辦廠，我就業;你發財，我收稅;什么形式性質都無所謂”。

　　在形成了這樣的輿論和風氣的基礎上，中國的私有化勢力進一步制造出消滅公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實行全面私有化的輿論。為了給他們的主張提供依據，他們提出了著名的所謂“冰棍論”、“爛蘋果論”，說“國有企業就象夏天的冰棍，保持在手里的時間越長，化的就越多”;“國有企業是爛蘋果，不可能按好蘋果的價格賣出去”。以這樣的“冰棍論”、“爛蘋果論”為根據，他們編造出了形形色色的論調，以鼓吹徹底消滅國有企業，盡快實現全面私有化：

　　——“靚女先嫁，賣得越快越早越主動”;

　　——“產權至上，以賣為先”;

　　——“突出一個賣字，落實一個股字，抓好一個私字”;

　　——“差的送，好的賣，實行非公有化一步到位”;

　　——“國有企業改光了，就是改好了，改成功了”;

　　——“脫胎換骨，國退民進”;“退徹底”;

　　——出賣國有企業是“把(國有財產的)實物形態變為價值形態”。

　　在這樣的一片要消滅國有企業的全面私有化鼓噪聲中，某些能夠影響甚至決定經濟政策的人就形成了一個基本方針，要消滅公有企業，對公有制企業系統地進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這種系統、完全地私有化“改制”的方針實質上是一種“無論如何也要私有化”的絕對命令，它要求將處于任何情況下的任何公有制企業都變成由私人所有者控制。有些私有化“改制”的鼓吹者打著“將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變為股份制企業”的旗號，但是實際上主張的仍然是將所有的公有企業都變為由私人股東控制。

　　在這一基本方針指導下，1997年到2002年間，中國除少數幾個自治區以外的幾乎所有省級行政單位的政府都正式宣布“今后不再搞國有獨資企業”，許多地區的政府還正式宣布要將企業的國有股比重降到絕對的少數，諸如30%以下。在這種系統、完全地私有化“改制”的方針指導下，一種“不管怎樣也得進行私有化改制”的情緒籠罩了所有的公有制企業。這種“無論如何必須改制為私營企業”的氣氛本身就誘導出一系列行動，它們必然給公有財產和職工利益造成駭人聽聞的損害：

　　——在這種氣氛下，政府官員和企業領導不再想如何搞好公有制企業，而是想盡快使公有制企業消失，甚至千方百計地要消滅公有制企業。這必然使所有的公有制企業的經營效益進一步下滑。

　　——在這種氣氛下，政府官員把完成私有化的程度當成了“政績”，為完成改制任務而以一切不正常手段推動改制，各種損害人民財產和職工利益的做法因此產生。而在實際上，對公有制企業系統地進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這個基本方針本身就必定導致公有財產的賤賣。集中在短時間內大量出售公有企業所有權，一方面由于時間倉促而必然造成操作上的一系列不規范行為，由此而壓低公有企業的出售價格;另一方面，在短時間內大量出售公有企業所有權等于極大地增加了金融市場上的資產供給和資金需求，這本身就會極大地削弱資產出售方在交易中的議價力量，由此而壓低公有企業的平均售價。波蘭經濟學家卡齊米耶日·Z·波茲南斯基的著作《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估計，由于波蘭系統地實行完全的私有化，私有化進程中出售國有財產所得的金額只為其實際價值的九分之一!

　　這樣，“必須把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的主張表面上好象是根據“國有企業經營狀況不好”的判斷提出的，實際上全盤私有化的主張卻又反過來大大惡化了現有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由于“冰棍論”、“爛蘋果論”促成了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的主張，“冰棍論”、“爛蘋果論”本身就成了將國有企業變成“冰棍”和“爛蘋果”的主要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因素也在起著將國有企業變成“冰棍”和“爛蘋果”的作用，它們使現存的國有企業經營狀況惡劣，繼續不斷虧損，但是這些因素中沒有一個產生于國有企業的公有性質，有一些因素反而是由私有化的經濟政策導向造成的。左大培的《不許再賣》一書的第15章第2節對此作了深入的討論。

　　在上述因素中，有兩個重要原因造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惡劣和嚴重虧損：一個是在“改革”旗號掩護下的管理層經營腐敗，另一個是國有企業的員工在法律上不能解雇，而私營企業的經營方式又根本不顧及員工的福利。

　　除了產生“冰棍效應”的這兩個原因之外，還有其它一些原因也使當時存在的國有企業嚴重虧損。這些原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市場經濟中企業通常會發生虧損，而長期不關閉虧損的國有企業就會造成很高的企業虧損百分比;使國有企業經營狀況不好的另一類原因就是虐待國有企業的政策。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虧損的比例高于60%，但是這不能證明中國國有企業沒有效率。除了多年擔負過高的稅率這樣一些政策性的問題外，造成當時大部分國有企業虧損的主要因素，其實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很自然的因素，這個因素與企業的所有制沒有任何關系。

　　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經營環境千變萬化，突然的宏觀經濟沖擊、行業特有的問題以及經營者的一時失誤都在所難免。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常常會由于這些偶然的沖擊而陷入嚴重的虧損以致倒閉。2005年發表的一份全國工商聯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非國有的所謂“民營企業”平均壽命只有不到3年，民營企業有60%在5年內破產，有85%在10年內消亡。這些“民營企業”的倒閉當然是因為它們不再能盈利，而這些不盈利的企業如果還經營下去的話，當然就會成為名符其實的“冰棍”和“爛蘋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營企業”也一樣會成為“冰棍”和“爛蘋果”。

　　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國有企業虧損其實很正常，因為到那時為止，十多年中幾乎沒有再興辦任何新的國有企業，幾十年中也沒有關閉過多少國有企業，那時的國有企業絕大部分運營了20年以上，而20年前開辦的國有企業也幾乎百分之百存在到了那個時候。按中國“民營企業”的倒閉率，20世紀90年代中期存在的那些國有企業中應當有90%已經因為無法扭虧為盈而倒閉，它們當時還存在只是因為在那之前基本不關閉國有企業。那時國有企業只有60%多虧損這一點，只能說是證明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比私營企業有效率。如果非要用“冰棍”和“爛蘋果”來比喻的話，應當說國有企業成為“冰棍”和“爛蘋果”的概率比私營企業要小得多。

　　造成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虧損比例高的最后一個原因，是20多年來的經濟政策系統性地虐待大多數國有企業。這種錯誤的經濟政策表現于在20多年中一貫對國有企業竭澤而漁，而這種對國有企業竭澤而漁的政策，又集中體現在超比例地向國有企業收稅上。諸如此類的經濟政策一直在加重國有企業的負擔，從而加劇了國有企業的困境，它對國有企業的困境也要承擔重要責任。

　　左大培在《不許再賣》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上述因素。這些論述說明，將國有企業說成是“冰棍”和“爛蘋果”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有些人相信這種說法，是出于非理性的直覺和對某些現象的錯誤概括;而那些在中國鼓吹私有化的人宣揚這種論調，則是為以全面私有化消滅國有企業作輿論準備。

　　第三節 五花八門的私有化行動

　　在對公有企業實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這個基本方針指導下，中國最近十幾年充斥著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企業私有化“改制”行為。一些地方的政府機構口講“發展是硬道理”，卻將私有化的企業改制當成了自己的中心工作;就是在規劃當地的經濟發展戰略時，也往往是巧立名目，以改革、發展之名，行瓦解、摧毀公有制經濟之實。

　　就發展經濟來說，由于中國社會人際關系中的“低信任度”，中國在發展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上碰到了極大的困難。對并非自己親屬的人不真誠、不信任、不自愿進行有組織的合作，使中國的私營部門無法集聚足夠的資金和技術人才來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更無法建立和經營需要大量資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業。中國的傳統私有制越發達，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的這些障礙反倒顯得越嚴重。正是為了避開人際信任度低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的障礙，中國才需要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術人才和資金，研究、開發、學習和采用先進技術，建立和經營大企業。(左大培：《不許再賣》，第16章)

　　但是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們卻反其道而行之，把發展經濟變成了他們摧毀公有制企業的借口。在完全私有化的“企業改制”這個基本方針指導下，他們打起“發展經濟”的旗號，以種種鼓吹私有化的輿論作掩護，實行了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私有化“企業改制”：

　　——他們鼓吹“淡化所有制觀念，強化發展意識”，只把私營經濟、引進外資作為發展經濟的“生長點”，而把國有企業當“包袱”甩掉“賣”光，把城鄉集體企業私有化;

　　——他們借口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化公為私，發展私營經濟;

　　——他們利用權力，權錢結合，縱容甚至鼓勵管理層收購，實行所謂的MBO，或暗轉公有資產建立私營企業;

　　——他們逃避中央和人民群眾的監督，采取“先作后說”、“做了再說”、“做了不說”，“不宣傳，多批次地賣，退，靜悄悄”、造成既成事實的欺騙手段，把公有制企業私有化。

　　——他們制造“非公有制經濟比重最高的地區最先進，國有經濟比重高的地區最落后”的輿論，鼓吹落后地區向先進地區學習就要“提高民營經濟的比重”，從而盡快地將公有企業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不同，效果就不同”，推動各地區之間開展私有化的競賽。

　　這樣輿論與行動相互配合地推進私有化，結果是大大減少了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企業的比重，削弱了二者的主體地位。

　　在這樣一種繞著彎子逐漸推進私有化的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極具中國特色的私有化方式。在最近十幾年中，按這些方式進行的所謂“企業改制”絕大多數都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私有化，而且是只讓極少數人或資本巨頭掌控企業的“權貴私有化”。這種“企業改制”給公有財產和職工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損害。而按這些方式進行的“企業改制”都服務于貫徹一個基本方針，即要對公有制企業系統地進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

　　所有這些做法，都不僅嚴重損害了公有制經濟和公有企業，損害了原公有企業職工的利益，而且還直接增強了新生私營企業主的經濟實力，靠直接掠奪公有經濟而養肥私營經濟，不僅嚴重地擴大了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差距，而且破壞了起碼的公平準則。

　　第四節 愈演愈烈的公有企業私有化之風

　　在對公有企業實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這個基本方針指導下，使用上述各種五花八門的私有化企業“改制”手法，中國最近十多年中刮起了不斷升級、愈演愈烈的侵吞國有資產、出賣國有企業之風。

　　到目前(2007年)為止，還沒有權威性的統計資料系統地說明中國的私有化進行的實際情況。我們只能根據自己聽到的各方面的片斷反映，來大致地估計中國的私有化的實際進展。

　　從統計數字上看，20世紀90年代初一度成為集體所有制企業主力的農村的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已經幾乎不存在了，尚未倒閉的企業差不多都已經完成了私有化，尚能經營并且仍然保留了公有性質的原農村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寥寥無幾。

　　普遍的估計是，屬于縣以下行政單位的國有企業也已經所剩無幾。原來屬于縣以下行政單位的國有企業不是已經倒閉，就是完成了私有化。許多人都估計，尚未倒閉的原來的省屬和市屬國有企業也大多已經完成了“企業改制”，至于這種改制究竟將私有化進行到了什么程度，還是一個很難搞清楚的問題。

　　許多中央直屬的國有企業實行了部分或整體的“股份制改造”并股票上市，這按西方國家的標準也是實行了部分的私有化。除此之外，中央直屬的國有企業基本上都還沒有實行私有化。但是，在2005年前后，中國的幾個主要的國有銀行相繼實行了“股份制改造”并引進了“外國戰略投資者”。按照西方國家的標準，這無疑也是部分地實行了私有化。

　　原中央直屬、省屬和市屬的國有企業基本上都是大型或中型的國有企業。因此，大致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尚未關閉的原小型國有企業可能基本上都被私有化了，而大型和中型的國有企業中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尚沒有完成私有化。

　　白重恩等人提供了一套有關國有工業企業私有化情況的統計數據(白重恩等，2006)。他們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工業企業數據庫，時間跨度為1998至2003年。該數據庫涵蓋了全部國有企業和銷售額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企業，每年的企業數目在16萬家至19萬家不等。那些在1998—2003年都有數據的企業共有61163家。白重恩等人把實收資本百分之百屬于國有資本(國家資本金和國有法人資本金)的企業定義為國有企業。按照這個定義，那61163家企業中有17126家在1998年是國有企業。

　　白重恩等人認為這17126家企業中有1630家企業填報的實收資本數據可能有錯誤，因而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剔除了這些企業。在剩下的15496個1998年的國有企業中，有12630家(占81.5%)企業直到2003年都一直保持著百分之百的國有資本，而其它的2866家企業則在此期間實行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化改制。

　　根據白重恩等人的分析，按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改制國有企業占1998年國有企業的比例排序，改制比例最高的三個省份依次是江蘇(45.44%)、山東(31.38%)和四川(31.16%)，而改制比例最少的三個省份依次是天津(4.23%)、貴州(5.36%)和西藏(7.14%)。按各行業改制國有企業占1998年國有企業比例排列，改制比例最高的三個行業依次是制藥業(43.63%)、飲料加工業(36.00%)和化學纖維制造業(35.00%)，而改制比例最低的三個行業依次是其它采礦業(0.00%)、煙草加工業(3.95%)、水的生產和供應業(3.97%)。

　　2003年以后中國還在實行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制”，因此白重恩等人提供的上述數字當然不會是至今為止國有工業企業私有化改制的全部狀況。中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改制的情況到底如何，這本身就是一個有待我們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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