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據說，美國這次金融危機，其國內15000名經濟學家中，除極個別人外，全都事前無力預知，事后束手無策。這些將金融衍生品玩弄到極致，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學界精英們竟然如此低能？我不相信這種說法。我寧愿相信這是面對“皇帝的新裝”前景的有意識集體失語。因為，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席勒在2008年10月的《紐約時報》上說，數年前在邁阿密，一位出租車司機就指著到處都在蓋房子的建筑工地對他說，市場必將供應過剩，遲早會有大災難。出租車司機都能明確預知的事，經濟學家們會不知道？在美國，經濟學家們吃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飯，會有人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觀點看問題嗎？馬克思著名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有化而導致人民大眾相對貧困消費不足無法調和矛盾的科學論斷，他們既否認不了，只有佯裝不知，否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這碗飯就吃不成了。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的學術著作浩如煙海，似乎奧妙無窮，其實只有一個總課題，即：因上述矛盾無法調和而爆發經濟危機，想方設法延長兩次危機之間的周期，并在此期間盡量使經濟發展，市場繁榮。他們主觀上也可能欲避免經濟危機，而使資本主義世界，無論富國和窮國共同發展和繁榮，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痼疾在客觀上使他們的理想不可能實現，充其量可能在某一段時期窮富國家有限度地“雙贏”。之后，這種雙贏就難以為繼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將變本加厲地大行其道。人的先天本性是自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則使人的這種本性向損人利已、以鄰為壑的惡性方向發展，個人間如此，企業間如此，國家間也是如此。在這種經濟社會中，強者為王，爾虞我詐，1997年東南亞發生經濟危機不過是其中一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是市場經濟的新手，相對于老練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處于弱勢地位，在經濟交往中，只有吃虧上當的份。例如，以可以堆成山的幾億件衣褲鞋子去換一架大飛機；“以市場換技術”，我們的市場倒是慷概大方地相讓了，人家的技術換來了嗎？為了引進所謂“戰略投資者”，不惜大量賤賣礦山資源，并讓外資以“合資——虧損——獨資” 的方式吞并中國優質的國有企業，而當我們反向去買他們的資源和企業時，盡管高于市場價，卻莫不遭到阻撓和禁止。2003年，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以來，多家國有銀行在改制上市過程中先后引進境外金融機構，據說是為了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但借助此次金融危機的“機會”，這些前幾年超低價入股的境外投資者們多數選擇大規模套現中資銀行股票，輕易地賺得大錢而歸。我們的愿望竹籃打水一場空。　　

如今，單相思又有了新癥狀，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念叨起什么“相互幫助”、“共克時艱”、“攜手前進”之類“雙贏”夢囈。應當說，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大多數統治者在內，他們也希望如此，我們更是樂觀其成，舉雙手贊同了。但問題是客觀上根本不可能實現，因為我們要求的雙贏是平等的。他們則希望恢復經濟危機前上述那種“正常交往”情況。在美國人看來，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債券，使其保持透支消費能力，多采購中國商品，使中國企業少破產，工人少失業，就是幫助中國經濟增長和維持社會穩定，豈不是“互利”? 但中國什么人會認同這種“雙贏”模式? 只要中國追求強盛, 不甘心在產業層次上屈居人下, 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競爭, 就沒有調和的余地。　　

冷戰時期，在資本主義世界，誠然有過富強國家扶助相對貧弱國家的先例，例如二次戰后美國振興西歐諸國的馬歇爾計劃，在美國的卵翼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等，但那是當時美國為防止前蘇聯“共產主義擴張”，抵消社會主義影響，服務于其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略需要。這一時期的特殊情況并不適用于今天的中國。中國的改革開放，參與全球化經濟國際分工合作，美國自始至終都是將中國定位于低端產品的生產國，竭力阻撓我們往上進取。所以，盡管其在中美雙方貿易中嚴重逆差，也絲毫不放松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如此情況下，如何去“雙贏”？像迷戀和追求發明永動機一樣，我不懷疑某些執政者動機是好的，但你要當心人家將你當作傻瓜，從而成為歷史笑柄。　　

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了，爭霸世界的手段因而有所調整。例如，前不久美國新國務卿希拉里訪華，一反其前任常態，沒有談及中國人權問題，避免刺激中國。對中俄的態度明顯軟化，還表示要從伊拉克撤軍，甚至向“邪惡無賴國家”伊朗伸出橄欖枝。那都是因其力不從心，不得不作戰略收縮，目的并未改變。美國對中國態度突然溫和起來，也是因為要在其嚴重的金融危機期間暫時韜光養晦，而決非是對中國向其巴結討好進貢買債券的回報。　　

美國人的雙贏方案，簡單地說，就是其為延緩生產過剩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而鼓勵的透支消費生活方式難以為繼了，從而導致銀行因貸款收不回壞賬率高發生金融危機；美國人透支消費因而受限，影響到中國以外貿為依存的經濟出口減少，工廠大量倒閉，失業率飆升。只要中國把貿易順差儲備的錢拿出來，用于購買美國為補銀行窟窿而發行的國債，美國人就能繼續透支消費，帶動中國恢復出口增長，保持8%的GDP政績，豈不是雙贏？但以中國嚴重犧牲環境，大量消耗資源，廉價出賣苦力生產的商品，去換取美國國債，一種對中國來說實際上難以兌現的白條，恐怕沒有一個中國人會認同這種“雙嬴”模式——吃里扒外的買辦除外！　　

之前，借口中國貧窮，生產力落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國際分工中，拱手相讓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成為高科技新技術、新產品研制國，最重要的高端主機生產國，他們因而賺大錢；我們發揮“比較優勢”甘愿做配角，充當加工裝配國，人與物的原料供給國，人家高端產品的市場銷售國，我們只能賺小錢，據說也是一種“雙贏”模式，可能迫不得已，似乎情有可原。如今，這種舊的人家賺大錢，我們賺小錢的“雙贏”經濟增長模式沒有辦法轉變，新的以我們實物換人家白條的“雙贏”模式又形成了，連賺小錢都難了。成百億美元一次次地往美國送，讓他早日恢復元氣，再用強硬手段對付我們。　　

如此“中美國”“左右手”的“雙贏”模式，歐盟各國看得眼紅，這等好事怎么沒有我們的份？他們看得清楚，美國人之所以能如愿以償，是因為抓住了中國人韜光養晦，忍讓怕事的軟肋，時不時地無事生非找各種由頭敲打的結果。于是如法泡制。你欲息事寧人，一心一意謀經濟發展，他也想敲一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嘛。“自由、民主、文明”，講究“人權”的西方世界幾乎都鬧起來了，中國解放西藏農奴稱為“迫害”，極盡歪曲之能事，支持比歐洲中世紀教皇更殘酷的達賴喇嘛分裂中國，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拿好處過來，否則得寸進尺，沒完沒了，連解放農奴都要遭到攻擊，還怕沒有其它題目？越怕鬼越出鬼。　　

假使，我們委曲求全，發揚負責任大國風范，愿意充當冤大頭，一味讓利于人，若能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擺脫這次經濟危機，從而也有助于中國繼續外貿出口增長，保工廠開工，降低失業率，維持社會穩定局面，如此“雙贏”，算是有失有得，在視穩定為第一要務的執政者心目中，倒也不錯。但問題是，哪怕你愿意滿足訛詐者的胃口，也救不了他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曾多次發生過經濟危機，但時間都不長，之后便恢復發展。這次可能就不一樣了，此觀點根據何在？一個國家如同一個家庭，長期寅吃卯糧，透支消費，錢不夠用就大量借債，入不敷出，豈能持久？一段時期，人家看他這家人表面風光，信用尚好，愿意以其開出借條（債券）的形式借錢給他維持奢侈生活。這個國家就是美國，世界老大。如果他痛改前非，尚可救藥，今后也不影響他老大地位。但是他不，先是嫁禍于人，反指責中國的高儲蓄率，因為慷慨地借錢給他透支消費，失去控制。追根溯源，中國人才是此次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主要罪魁禍首，美國反倒是受害者。言下之意，中國有責任拿出錢來救助美國。但這歪理沒有人信，只得作罷。假使他從此洗心革面，少惹事生非，收斂一下侵略鋒芒，也可省下錢來為自己解困。但他也不，依然窮兵黷武，咄咄逼人，一國軍費開支幾乎等于全世界的總和。若是他國內的人愿意減少一點收入和降低一點福利，平衡收支，也可能逐漸擺脫困境。但他還是不。請看美國金融危機后，其國人的表現。美國一家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2008年虧損900億美元，需要政府1700億美元救助。但這家企業高管們在如此危急情況下，堅持要拿上億美元的年度獎金，理由是按合同辦事，不然會導致人才流失。什么樣的人才如此寶貴？即使讓我這個大老粗去就任這家企業的總裁，也沒有這大的本事虧損得這么驚人呀！后來還是動用國會力量才制止了這項荒唐之舉。通用汽車公司也伸手要救助。美國政府開出的條件是，企業先要提出改進措施。于是公司便和工會談判。企業虧損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該公司職工的工資福利遠高于其國內其他外國廠家同行，因而要求工人們犧牲一部分利益，共度時艱，但遭到拒絕。因為在政府和企業的博弈中，施救方比被救方更為弱勢。美國任何一黨的政府都不得不救，否則，如果聽任其破產意味著全球金融市場面臨崩潰危險和數以百萬計的人失業，其國內就會鬧成一鍋粥，誰也不敢冒此風險及其后果。為美國企業高管的巨額獎金和工人高工資福利埋單者，表面上看是美國的納稅人，但其政府會將此賬單轉移給世界其他國家。你不妨猜猜看，最后是誰充當了冤大頭？　　

我再提醒人們：一個國家猶如一個家庭。這樣，復雜的道理就變得簡單容易理解了。如果一個家庭長期透支，入不敷出而難以為繼了，應當怎么辦？顯然，必須節衣縮食，彌補虧空，逐漸使收支平衡。但他相反，要恢復所謂信心，即保持幾十年如一日地自吹自擂，世界上最美好的美國生活方式，以奢侈為榮，繼續刺激消費大手大腳地花錢。錢不夠花怎么辦？就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再向全世界去借，借新債還舊債，典型的龐氏騙局。美國納斯達克前主席麥道夫曾是這一騙局的高手，在資本主義金融市場上騙了幾十年，終于東窗事發。他向全世界騙了650億美元，最后他公司卻只有10億美元存量。騙來的錢基本上都打水漂了。美國國債與麥道夫公司債券性質完全相同，只是規模更大而己。　　

又像是一個人吸毒成癮，戒除不了，經濟依賴借貸而亢奮。誰都知道，這樣有害于其健康生存與發展，但他因不愿忍受戒毒必然要經歷一段時期的痛苦，徒喚奈何。他成為眾矢之的而不自省，竟然耍賴反歸咎于中國。上述那種顛倒黑白的談話可是美國政府中擔任要職和社會上頭面人物說的，全世界媒體廣泛報道了，中國主持和主張購買美國債券的官僚與學者不會不知道吧，有何感想？美國人說此話的目的當然是欲嫁禍于人，其邏輯是供毒者比吸毒者更可惡。假使咱們真的是毒販，有利可圖，也有一說，但對中國來說，稍具政治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看得清楚，現在還去購買美國國債分明是肉包子打狗的買賣，卻要堅持去做，這就使人難以理解了，難道其中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奧秘不成？　　

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唯一具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影響力，所以，世人無不希望其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早日結束。但人們可能并未意識到，從長遠觀點看，果然如此其實并不是什么好事。道理很簡單，如上文分析，只是使其經濟禍根更加積重難返而己。但資產階級政客都不會有長遠觀點，他們只追求自己任內的短期政績，以沽名釣譽。美國現在就有一位，即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他就任后在干什么？一是發表談話，鼓勵人們恢復信心，危機會克服的；二是籌集資金，一次又一次地撒向銀行和企業救市。虛實結合，效果如何？他已開出了一張支票，是否空頭，尚不得知。據《環球時報》　2009年3月17日　報道：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16日報道，美聯儲主席伯南克15日‘罕見地’接受了電視媒體采訪，并表示美國經濟衰退可能還將持續一年時間。　　

“伯南克上周日接受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的采訪，在被問到經濟衰退是否會于年內結束時，伯南克說:‘經濟下滑趨勢將會適度放緩,我們將看到形勢逐漸平穩下來。’伯南克曾在今年一月告訴美國國會說, 美聯儲認為經濟衰退將于今年結束,2010年將成為復蘇之年。在這次采訪中, 他堅持了上述觀點。伯南克說:‘我們將看到,經濟衰退可能會于年底結束,明年將迎來經濟復蘇。’他還表示, 最擔心美國公眾和議員不再支持政府旨在救助銀行體系的努力。”　　

伯南克兌現這張支票的根據何在？他諱莫如深沒有說，可能有多種因素吧，其中之一大概就是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中國已經承諾與他同舟共濟，繼續購買美國國債。但我們知道，美國海內外負債60多萬億美元，是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10多萬億美元的數倍，年財政收入2萬多億美元的20多倍，若其擴張的經濟政策和透支消費的生活方式不改，債務比率還將提高。中國即使傾全力幫他救市，每年進貢上千億美元，也是杯水車薪呀！他的前任卻沒有如此樂觀。引發這次危機的內情，世界上沒有人比格林斯潘更深刻了解了。格氏在一次美國國會上作證時說，這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百年一遇”。一年之內就想把它平息？美國著名戰略研究智庫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說，7000億美元救市，還不如發動一場戰爭。如果他認為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短期內很快就能克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出此下下之策？　　

有人可能會說，上世紀30年代初，美國也曾引發過一次資本主義世界的嚴重經濟危機，后來實行“羅斯福新政”，不是比較順利地克服了嗎？既有前例成功經驗，不妨如法泡制。但時過境遷，情況不同了。那時，美國是大債權國，現在則是大債務國。前患便秘，現是拉稀。老藥方用于治新病，將會是什么后果？　　

死馬還得當作活馬醫。但是，傳統老辦法不靈了。例如向全世界借錢一招，除中國外，即使美國最忠誠的盟友，都因自顧不暇，反而紛紛減持美國國債。在法國，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同其財政收入比較而過高，據其總理說國庫已經空了，政府拿不出更多的錢滿足公眾要求。應對經濟危機更是乏策，導致失業大幅增加，生活水平下降，雪上加霜，引起社會大眾不滿，而于　2009年3月19日　爆發超過250萬人的大罷工，全國一度癱瘓。其實，資本主義世界因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動蕩現在可能剛剛開始。美國倒是得天獨厚，還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利用美元霸主地位，開動印鈔機器，以此填補金融債務上的無底洞。伯南克已經黔驢技窮了，使出不顧后果的絕招，這大概就是兌現美國經濟年內恢復支票的主要措施吧。　　

據《環球時報》　3月20日　報道（記者馬小寧）：　　

“美聯儲　3月18日　出人意料地再次推出重磅救市措施：維持聯邦基金利率0到0·25%區間不變，同時一次性向市場投放1·05萬億美元的貨幣供應量：其中7500億美元用于增持房利美、房地美兩家公司債券；3000億美元用于購買長期美國國債。媒體紛紛用‘猝不及防’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項新政，而這也意味著美聯儲已經被迫使用‘撒手锏’——開動印鈔機——來拯救美國經濟。”　　

靠印鈔票緩解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就像癮君子在毒性發作時，為了減輕痛苦而加大吸食劑量一樣，即使吸后精神重又抖擻了，你認為這對他是好事嗎？　　

美國的治本之道，其實也很簡單，一是放棄稱霸圖謀建立單極世界的目標；二是改變透支揮霍消費與其收入不相稱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看，美國人現在痛定思痛，似乎也在朝這兩個方向前進。例如，新任總統奧巴馬一上臺，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宣布從伊拉克撤軍，其國內鷹派人物國防部長一反常態，在五角大樓近來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淡化“中俄威脅”；加強金融監管也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但是，世人不要被這些表象聽迷惑，萬變不離其宗，美國上述戰略目標和生活方式是不會改變的。因為，經過其國內資產階級媒體長期宣傳熏陶，慣性教育思維，不論上層人物還是下層百姓，都認為實現和維持上述目標與方式是理所當然的。任何一名資產階級政客，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機制下，變的只能是手段，而決不被允許變目的。就像上世紀70年代，尼克松訪華，從越南脫身，也只是手段，目的是集中力量對付前蘇聯，取得爭霸的勝利。 美國人較高生活方式則已實現了，千百萬窮人竟然也擁有自己的別墅，但卻是寅吃卯稂，難以為繼。這種情況下，政客們唯一可行的手段，是像格林斯潘那樣，不斷創新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品，玩弄騙術，并不使之穿幫，從而維持經濟繁榮的假象，更使自己任內政績驕人。格氏此前就曾被其國人捧上經濟超人的神位。否則，如果你講良心，不愿自欺欺人，將會怎樣？那就可能成為眾矢之的和付出自己政治生命的代價。法國的薩科齊就是一個現實例子。據我所知，他因沒有美國人那樣美元霸主地位的條件，而財政入不敷出，只得以減少社會福利和降低人民收入不得人心的政策，挽救處于破產危境中的國家，所以引起眾怒。他才是實事求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真正忠誠的衛士！接見達賴喇嘛之類小伎倆，不過是欲轉移其國人注意力而己。至于有人發現薩科齊辦公室案頭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可能手不釋卷地閱讀，那是怎么一回事？如同美國人認真研究毛澤東軍事著作，他們都是在試圖找出對方的弱點，以便有針對性地設法“克敵致勝”，但他們恐怕越深入地研究越會失望。　　

現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資本主義前途不妙，中國人更應反思，為什么不走馬克思指示的社會主義陽光大道，而要改行邪路。不錯，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卻是不可持續的，這是因為有下列三大因素：　　

一、            飲鴆止渴。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在實踐中發生了錯誤，遇到了困難，不是找出原因糾正克服，或者是找錯了原因，為了清除浴盆內的污水而將盆內的嬰兒也一起潑掉了。有人將改革開放前的30年說得一無是處，后30年則盡量夸大成績，那是不愿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地分析的表現。影響一個國家前途強盛與軟弱根本性的決定因素是自主科技創新能力，在現實條件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是發揮這種能力的主要平臺。國企私有化就是在削弱這種能力，這也是中國現在無法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原因，因為自主科技創新能力越來越弱化了。　　

二、            殺雞取卵。為了追求GDP增長，“世界工廠”的中國不惜大量消耗國內資源。據專家說，產煤大省山西照現在這種規模繼續開采下去，幾十年后將無煤可采，問題嚴重性可見一斑。污染環境更嚴重到觸目驚心的程度。吃祖宗飯，欠子孫債，這種經濟增長模式還能持久嗎？　　

三、            舍本逐末。因為沒有能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實行“諸侯經濟”的中國各地紛紛將房地產業作為當地發展經濟的支柱產業，少有例外。賣地收稅，比起發展難度很大的高科技產業簡便多了。但請注意，當心重蹈美國之覆轍，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就是由房地產業的過度開發而引起的。　　

顯而易見，中國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在遭到此次全球經濟危機之后難以持續下去了，如果再不轉變，我們國家的前途恐怕不容樂觀。放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優良傳統的對外開放對中國經濟的作用，既有正面，也有負面，在外貿出口受阻的情況下，正面作用是否大過負面作用，值得研究。筆者在此“危言聳聽”：中國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經濟上暫時收到的“紅利”到此為止，拐點已經出現，今后將使中國開始走上一條盛極而衰的危亡之路！　　

二　　

上世紀3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當時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不但沒有受到負面波及影響，反而乘勢崛起。這次“百年一遇”的危機，也為中國化危為機，實現強國夢想，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不過，我們現在崛起的客觀環境條件，與當年的蘇聯大不相同。簡而言之，蘇聯當時實行“閉關鎖國”的計劃經濟，中國現在則是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但也有根本性的相同之處，即兩國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高度集權，中國的市場經濟自由化程度還是有限度的。蘇聯的“斯大林模式”曾被資產階級學者貶得一無是處，而罔顧歷史事實。中國聲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不愿一分為二地評價這一模式。倒是其國內人士在重新肯定斯大林的功績，當然也包括這位偉大的獨裁者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用他的敵人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一句話概括：“他接手時，俄國是一個扶木犁的國家，而在他去世前，已成為核大國了。”（原文記不清了，大意如此）幾十年后，世界經濟危機再次襲來，從社會主義的前蘇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俄羅斯這次與上次卻截然相反，倒了大霉，成為經濟危機重災區，經濟同比大幅度負增長。中國社會經濟模式盡管按照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不斷改革. 幸虧還不徹底, 中央計劃調控其實仍然在發揮慣性作用。如果金融經濟領域與全球化要求全面地接軌, 恐怕現在的日子會更難過。　　

中國存在著富強崛起的可能性。但是，我們的敵人必然會吸取前蘇聯強大起來的歷史教訓，干擾、遏制與破壞中國崛起的進程，阻止我們到達目的地。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因而，我們今天很有必要深入探討與規劃中國崛起進程中趨利避害的應對之策。　　

我們制定與執行政策，不論內政政策還是外交政策，總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無疑都應當是為了中國的富強。但是，主觀上的愿望要與客觀上的效果相合，如果不合，則必須修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僅適用于毛澤東思想，也應當適用于鄧小平理論。任何偉人和權威人物的言行與生前制定的政策，都可能包含有正確與錯誤的兩部分，繼承他們遺志的后人則需要根據實踐結果的正負效應而堅持或修正，否則，不是又在搞新的“凡是”嗎？　　

我們先來審視一下這些年來的政治外交政策。總的來看，似乎是在堅持這么一條原則：韜光養晦，小不忍則亂大謀。具體的政策內容就是讓步與送禮。考慮的是息事寧人，免受干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能說這一政策考慮是錯誤的，但是效應如何？且看實踐。我們今天研討外交問題，撇開意識形態，只談國家功利。你以為放棄毛澤東時代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帝國主義及各國反華勢力就會同你和平共處，不來找麻煩了？按照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的辯證唯物論觀點，同敵手打交道，和平只有在有理有利和有節的斗爭中才能取得。這有正反兩方面的典型例子：1972年尼克松萬里迢迢跑到毛澤東書房來移樽就教，和1999年美國轟炸機發射精確制導炸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前者是在中國大力支援越南抗擊美國時期實現，后者則發生在百般討好美國之時，無原則的讓步招來禍患。進入新世紀以后，國庫里有了一些依靠賣苦力換來的外匯儲備。以為讓步還不夠，于是又輔之以送禮。豈料越是讓步與送禮，人家越是鬧得歡。以前還是恃強凌弱，現在競然以小欺大了。勒索也越來越頻繁，時而灌迷魂湯，時而戰爭威脅。中國什么軟肋被人抓住了？因為中國是“世界工廠”，外貿依存度畸高，經濟主要依靠商品外銷而增長，全球化市場經濟中，各國顧客都是“上帝”，豈敢得罪？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政策和非毛化后的外交政策兩相比較，孰優孰劣，實踐已經先后檢驗過了。回顧毛澤東時代，他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面對不懷好意的敵手挑釁，堅決回擊！如此幾個回合，就不會再有人來找麻煩，受窩囊氣了。但要這樣做，前提條件是必須改變主要依靠外貿出口發展經濟的模式，避免被人裹挾。一個國家的崛起，首先要建立在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基礎上。而現在則是人皆可以我為挑釁、出氣和批評對象，泱泱大國，尊嚴何在？　　

中國和平崛起的第二個必要條件，是要斷然地脫離與美國緊密的金融聯系，避免為其陪葬。根本不存在“中美國”“雙贏”的可能性。所謂“相互依存”，完全是損己利美的陷阱。請牢記中國諺語：“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特別是對待美國人。美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最大的潛在敵國”，稱霸世界的主要障礙，因此必欲像對前蘇聯一樣置我于崩潰而后罷，這一基本國策不會隨著其總統人選的更迭而改變。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向他的金融經濟輸血，使他能更有力地挑釁與損害我們？國際上有人分析，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幾千億美元軍費，實際上由中國人通過認購美國債券而買單，并非無稽之談。這些年來，美國不斷地來找中國的麻煩，制造事端，其中目的之一可能就是當作籌碼，引誘和迫使中國繼續購買美債。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要不買，就加大挑釁力度施壓。中國現在是在花錢買平安。這種態勢要徹底地變過來。我們手中不是已有上萬億美元的美國各類債券嗎？今后不但不應當繼續增持，還要當作政治籌碼，反而逼迫他停止向我挑釁，否則就大量拋售！不錯，這樣做也將使我遭受巨大損失，但若沒有壯士斷臂的決心，我們將遭受他無休止的折騰！外部環境惡劣，必然影響中國興起。　　

歷史的經驗可供借鑒。新中國建國初期，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無視中國一再警告，越過三八線迫近鴨綠江，導致中國志愿軍入朝參戰。結果美國吃了大虧，中國也損失不輕。但我們這次損失沒有白費，后來越南戰爭再起，毛澤東發話了，美陸軍不得越過十七度線。美國人再不敢將他的話當作耳邊風了。再后來，美國總統尼克松和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還成了好朋友。世界政治博弈，欲不付出一定代價而取勝，沒有那便宜的事。在這方面，毛澤東才是世界上大師級的政治人物，他同敵手博弈始終掌握著主動權，不像現在處處被動。犧牲短期的局部性利益，換取長期的根本性利益，乃是外交的應有之義。中國沒有，也不會去損害他人，但也不能一味忍受而讓霸權主義者無休止地加害于我，企圖使中國像前蘇聯那樣崩潰。我們若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氣魄，沒有敢于斗爭的決心，沒有昭信天下的行動，美國及其盟國是不會收手的，而且，今后可能更變本加厲。不要怕同他翻臉，我倒認為早日戳穿所謂“相互依存”“同舟共濟”之類虛偽的窗戶紙更好。世界性經濟危機給我們提供了這種契機。　　

美國長遠的最大目的是稱霸，建立全球仰其鼻息的單極世界，而賴以實現的主要手段則是利用美元的“帝國貨幣”地位。他既然要稱霸，就必然地要同中國和平崛起的利益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我們的目標是民富國強，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被人欺負。現在，美國賴以實現長遠目的的主要手段遇到了嚴重麻煩，美國的“帝國貨幣”地位開始搖搖欲墜了。自作自受而不思悔改。他已經沒招了，不惜飲鴆止渴，冒進一步動搖美元帝國貨幣的風險，大印鈔票。從而使世界經濟運作中開始形成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美國印鈔彌補虧空，各國預期美元美債貶值，于是減持，美國印鈔機器更加繁忙。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其含義是，即使對不斷咄咄逼人加害于我的敵手，我們也要寬宏大量，不計前嫌，不要乘人之危，大量拋售美國債券。但條件是，今后不得無事生非，再來加害我們。防人之心不可無，美國要中國為其金融危機買單，設置圈套讓我們鉆，一反常態套近乎，肉麻地發明了“中美國”一詞，似乎在這個世界上，他們同我們穿起了連襠褲，還有比這更荒謬的嗎？　　

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濟全球化中同床異夢，大難臨頭各自飛。各國皆以美國救市舉措為傍樣，群起效尤，搞買本國貨的貿易保護主義，愈來愈多的央行悄悄地加入“印鈔票”行列。目的是以鄰為壑，輸出衰退于各自國門之外。唯獨中國不知發揚哪門子風格，不顧自己國內老百姓的愿望與利益，反而割肉飼虎，增持美國債券。但問題是，這次百年一遇的全球經濟危機，規模和嚴重程度遠非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可比，也決非短期可以克服。假使一兩年內經濟危機像美國的頭面人物聲稱的那樣觸底反彈了，對世界來說反而是壞事，因為禍源沒有消除，積重將更加難返。前文已作分析，禍源乃是美國的透支消費生活方式，和為了稱霸到處干涉而難以支撐的龐大軍費開支。其欲壑難填，你那區區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哪怕全部無私奉獻出去，也救不了美國，更救不了世界。這筆錢不足以救別人，還是留著用來救自己吧。　　

我們參與全球化經濟合作，目的應當是更有利于實現民富國強。30年來，以資源與環境為代價，在連年外貿出口順差中，賺取和積累了巨額財富。這條路由于世界危機的爆發而不可能繼續順利地走下去了。其實，此路不通的一天遲早要到來。政客執政的特點是只管眼前，混過去再說，罔顧未來。但歷史是公正無情的，后人終將作出正確評價。在美國，格林斯潘這位曾被其國人捧上圣壇人物頭上的光環已經消失。當初，他在不觸及和消除資本主義固有禍根的情況下，發揮極其高超的金融運作技巧，一次次地化解了正在形成的危機，反使經濟逆勢上揚。若非如此，美國的經濟問題怎么會累積成“百年一遇”的嚴重程度？中國經濟領導者正在重蹈其覆轍，可謂異曲同工，也試圖在不觸及與消除經濟病源的情況下，避過這次危機。我不懷疑，在一定時期，像美國人以前曾經做到過的那樣，中國的政客們也有足夠的手段和把握克服現在出現的經濟困難，但從長遠觀點看，也不過是在加劇矛盾，而不是減輕矛盾，更不是解決矛盾——深層次的根本性矛盾問題。　　

我們假設最樂觀的估計，一兩年內情況果真好轉。盡管在前不久召開的G20峰會上，加強美國金融監管問題不可能取得實質性的解決，因為限制美國人透支消費，改變生活方式，就是限制他的經濟發展，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下，兩者呈正比例關系，他怎么可能認真執行？發行超主權國家“世界幣”也必然議而不決，至少在一二十年內是不現實的。但是世界各國為了顧全大局，還是通力合作，大印鈔票刺激經濟救市，并且不可思議地取得了超乎想像的理想效果。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信口開河，今年底經濟危機結束的預言實現了，世界貿易也恢復正常。顯然，若真如此，也正是時下我們所期望的。中國人又有了吹噓的資本，因為在假設克服了這場百年一遇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中，社會主義中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最大作用，功不可沒，理應受到世人的恭維。中國不負眾望，尤其是不負美國人之望，繼續舍己救人增持美國債券，使其恢復透支消費信心，保持最佳生活方式，有條件大量采購中國商品，又使中國依賴外貿出口的GDP增長得以繼續，官僚們也可省心，不用設法轉變經濟模式了。　　

但是，即使這次全球經濟危機很快結束，國際貿易恢復正常，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長期噩夢也將從此開始。經過這次嚴重危機，最樂觀的人大概也不會指望中國今后的外貿出口額，像過去二三十年那樣，連年都呈兩位數遞增。即使你堅持現在這種經濟模式，繼續污染環境和消耗資源以保持GDP增長，認為在這方面還有“發展空間”，但由于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發達國家金融衍生品之類寅吃卯糧的騙術穿幫，銀行以往的大量壞賬更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消化，在此期間的過度貸款行為必然有所收斂，而使其國民的消費量也將相應地減少，這就影響到中國出口的增長勢頭。也就是說，中國經濟賴以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今后不可逆轉地要從外貿轉向內需。　　

這下子麻煩就來了。 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化經濟改革, 大部分企業已為私人所有，從而使生產力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化的矛盾，私有制經濟制度下人民群眾相對貧困消費不足產品過剩引發危機的資本主義特征的矛盾逐漸出現。以前這個矛盾之所以沒有出現，是因為被大量出口外銷化解了。現在外貿形勢因全球經濟危機而驟變，出口增長勢頭受阻，甚至不增反減。以后形勢即使可能好轉，但像以前那樣連年大幅度遞增的勢頭恐怕不可能再現。它的化解產能過剩危機的主要作用消失了。今后，這個主要作用須由消費內需取而代之，這就辦不到了。發揮消費內需推動經濟發展主要作用的前提條件是不斷地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在社會上私有制企業占大部分比例的情況下，欲實現此目標無疑于癡人說夢。中國最大的國情是人多，隨著技術進步，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村潛在多余勞動力數以億計。前幾年千載一遇的“民工荒”不會再有了。相反，因產品銷售同產能相比相對疲軟，高失業率已經出現，而且將趨向嚴重化。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勞動力商品價值規律是隨行就市。這一商品因高失業率而嚴重過剩，所以，對于大多數勞動者來說，今后的實際工資收入只會降低，而不可能提高。中國老百姓整體而言收入增加不了，怎么去發揮消費內需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作用？　　

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處于初級原始階段的中國在外貿出口不再能發揮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的主要作用情況下，今后爆發經濟危機的幾率將可能更大。這是因為：一，中國熱衷于發揮“比較優勢”放棄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在參與全球化經濟國際分工中，甘居下游，生產的大多是產業鏈中低效益的低端產品，廣大勞動者的工資當然也相應地比生產高科技高效益產品的發達國家同階層者低得多，據有資料披露，約為人家5%左右。大多數老百姓收入微薄，囊中羞澀，消費能力低下。二，也是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更大可能爆發危機還在于貧富差距及收入分配更加懸殊和不公。據官方媒體引述一家國際權威機構評估數字報道，中國現在千分之一家庭擁有國民財富41·4%，又有一說是千分之四家庭擁有70%。至于分配不公事例，公開報道已是觸目驚心，不必贅述。如果改革不從資本主義私有化邪路轉移到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正道上，這種現狀是不可能改變的。少數富豪擁有巨額金錢主要用于投資，若是投資樓市和股市，因為“兩市”從長遠看，總體上都沒有財富增量功能，不能當作主要方向。中國富人只能投資實業才是賺錢的長久之計，產能因而便進一步提高。上述一低一高的矛盾若是解決不了，經濟危機能不發生嗎？　　

經濟危機的表征就是社會上大量裁員減薪，導致消費內需更加不振，并形成惡形循環，最終引發動亂，危及統治。盡管可能如此，比起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憂心忡忡，中國卻是個例外，克服這次危機的信心十足。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外匯經過去幾十年外貿順差積蓄和向外大量出賣資源與國有資產而儲備雄厚，在一定時期內，可以不靠印鈔，不引發通貨膨脹的條件下，投入巨資刺激經濟，增加就業，促進消費。例如2009年一出手就是4萬億元，并在年度內實行9500億元財政赤字，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等等。但這種措施只是治標之策，不可能根除危機隱患。還是那個比方，一個家庭入不敷出，動用原有儲蓄補貼，可能解一時之困，但終非長久之計，因為總有補貼完了的一天。財富生產力比擁有財富本身更重要，你得解決增加家庭收入這個根本問題。據財政部最新統計顯示，源于低迷的經濟形勢，2009年1月，全國財政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17%。無法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患上了“凱恩斯依賴癥”，將來必然有一天難以為繼，經濟危機到時還是不可避免，延后而己，反因矛盾積累而可能更加嚴重。　　

執政者當然明白, 外貿受阻的新經濟形勢下, 保內需增長的重要性。所以不再強調穩妥，轉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據有關報道，中國各家銀行在2009年頭三個月借出去的資金比以前12個月還要多，每月都是一萬多億元。巨額貸款投向企業用于發展生產。可是大多數企業的問題是產能過剩，銷售困難，而不是商品供不應求，產能因缺乏資金未能充分發揮。顯然藥不對癥。企業獲得貸款在實業生產中用不出去，便投向虛擬經濟，股市因而回暖，“晴雨表”再次與經濟表現逆勢上行。病急亂投醫卻自鳴得意，聲稱中國巨額救市資金沒有用于補銀行窟窿。其實，五十步笑百步而己。美國現在是慌于補銀行窟窿，中國則是在忙于制造銀行窟窿。比起深度陷于資本主義金融經濟危機泥淖的美國，中國誠然還處于初級階段，但這值得慶幸嗎？　　

在我這個工人大老粗看來，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就是如此簡單明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但是，海內外某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為什么那么復雜，晦澀難懂呢？故弄玄虛乃是為了蒙蔽群眾，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的政治需要，也是保持他們的飯碗需要。就像上文談到的美國金融危機，幾年前大街上就有一位出租車司機預測到了，而其國內書齋里一萬多名經濟學家卻都諱莫如深一樣。這次為了應對世界經濟危機而召開的G20峰會，據說“取得了出乎預料的成果”。我看是又在忽悠全球愚民百姓，目的是安撫人心。在這些樂觀的預言中，中國的經濟形勢被認為是最好的，能夠首先擺脫這次經濟危機。這一點我倒是認同，但這是好事嗎？如果我們辯征地用長遠觀點看問題，分明是壞事。此話怎講？就像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職期間，他面對逐漸逼近的美國金融危機而采用的應對之策，一次次地予以化解，但結果還是逃不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特有的周期率，最后反而使危機的嚴重程度積累成“百年一遇”。只要中國己經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經濟制度形成危機的矛盾的基本面不改變，必將重蹈美國之覆轍。　　

在這次危機之前，得益于大量外貿順差，中國一直是財富增量國。現在形勢逆轉，支出大幅度增加，收入大幅度減少，開始出現財政赤字，入不敷出了。而且，在無法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情況下，這種形勢今后將難以緩解，只會是惡化。因為高失業率將長期存在，不利于社會穩定，危及統治。所以，中國老百姓忽然欣喜地發現，經濟危機反而給自己帶來了福音，曾長期被忽視的社會保障措施突然密集地出臺。但這類善政需要多花錢。與此同時，為了多出口和少關廠，各種減免稅收的力度一再加強。這一增一減的逆差虧空，短期內可以填補，因有以前財富儲蓄，可是，能長期維持嗎？也就是說，在經濟矛盾基本面沒根本變化的條件下，利用原有儲蓄以促進投資內需和消費內需，投入補貼的力度越強，短期內可能取得的成果將會越大，但是，對長期的經濟危害卻是越重，而且，發生危機的周期也將越短。短期成績與長期后果，兩者是一種反比例關系。只要將一個國家的經濟情況比做一個家庭的生活開支，就不難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不久前，吳邦國委員長在一次視察中說，要把解決當前困難同可持續發展問題結合起來，在產業升級和自主科技創新上下功夫，無疑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但怎樣去做到？還待我們探討。綜上所述，我概括地認為，中國要以這次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為契機，迷途知返，改弦易轍。因為從長遠觀點看，現行的是一條走向衰亡之路，在參與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交流中，從獲利(僅指國家財富增量, 不計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成本和不算付出社會風氣嚴重惡化代價)變為失利，拐點己經開始出現了，而且再也不會轉正。所以，必須將資本主義私有化的改革轉變為社會主義制度——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一舉改變當前嚴峻局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執迷不悟陷于困境之時，悔之晚矣！　　

老粗是個退休工人，位卑未敢忘憂國。近一年來，寫了幾篇“論文”，內容多為批判性的，強調資本主義私有化經濟改革之不可行，也難持續，因為是飲鴆止渴，危害后遺癥嚴重。不過在此之前，已經先立后破，具體地、系統地提出了我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自我完善改革的建議，以拋磚引玉。這就是曾連載發表于《烏有之鄉》網站上，題為《振興國有企業方略——兼論中國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一文。我認為，不論毛澤東“閉關鎖國”計劃經濟時代，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時代，都要一分為二地評價，都是既有成績，也有問題。而兩者產生問題的根源卻是相同的，即都沒有正確實行馬克思主義賴以贏得億萬勞動群眾擁護與支持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不同的是前者搞平均主義，后者則貧富懸殊，一個左的壓制，一個右的扭曲。“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當今社會主要矛盾，抓住它并且設法解決，中國社會上其它一切問題，當然也包括民富國強的和平崛起問題，便都可能迎刃而解了。　　

解決主要矛盾的關鍵則在于振興國有企業，振興國有企業又主要依靠于充分發揮“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人員（包括國內科技人員和引進科技人員）的作用。中國古代戰國時輔佐齊桓公的謀略家管仲曾說：“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在這方面，中國應當學習美國。世界各國人才，主要是科技人才大量地趨之若鶩于該國，是成就其成為超級大國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授魚不如授漁，人皆明白此理。中國不可能依賴進口高科技產品而實現現代化，況且許多核心技術和尖端產品不論花多少錢也買不來。　　

現行的發揮“比較優勢”，出口廉價低端品，換取大量外貿順差結余的外匯再去買美國債券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一條被剝削、被損害，淪落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經濟殖民地的危亡之路，而且市場銷售主動權操在人手，人家可利用來挑起各種事端，我們則總是被動地窮于應對，這種窩囊氣在“閉關鎖國”時代受過嗎？這次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既是挑戰，其實更是機遇，像前蘇聯上世紀30年代抄底世界高科技人才，乘勢崛起的機遇。巨額外匯儲備用之于大量引進我們急需的科技人才，不失為用匯的一條主要出路。但要取得期望的高效回報，使之為提高中國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服務，還須依靠國有企業中的廣大勞動群眾，授權于他們運作。老夫在拙作《國有企業振興方略》中已有具體而詳細的闡述，有興趣的人士不妨在《烏有之鄉》網站查閱。　　

中國興亡，在此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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