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問題分析 　　

中國經過30多年的私有化原先的領導階級工人勞動者，已淪落為弱勢群體。中國社會基本上完成了倒退“補課”階段，再走下去，前途兇險。這一點，執政黨內有識之士大概都看出來了，所以才有“五不搞”，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之說。因而，如今應該是社會主義公有化和平演變提上議事日程了。老粗不揣冒昧，在政治經濟學界率先探索，以拋磚引玉。　　

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求在討論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也就是說，提出任何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都不能脫離現在中國的具體國情。暴力革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的經典教條，我們現在能采用嗎？可能，某些激進“左派”欲這么做，那就剛好與外國帝國主義和為美帝國主義利益效犬馬之勞的極端右派殊途同歸，帶路黨們正處心積慮欲在中國街頭挑起“顏色革命”呢。　　

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前身是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們通過手中的權力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化經濟制度，是通過和平演變的方法逐步實現的。難道我們不能也想出自己的方法，再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嗎？　　

如欲社會主義公有化和平演變，首先要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即在中國現時期歷史范圍之內的具體國情下，是否存在著社會主義公有化和平演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及使其演變成功的可能性，下一步才是為使演變成功如何具體地實行的問題。人們可能質疑，世界上只有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成功的先例，并無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國家，如何實行，能成功嗎？我認為即使前面沒有現成的路，也要不畏艱險披荊斬棘地去開辟，走的人多了，路也就自然地形成了。　　

既然，中國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現在正受到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吹捧，沉醉于“盛世”的自我欣賞幻覺中。也就是說，要他們回到馬克思指引的正確道路上來，難度很大。現在還看不到他們有迷途知返的跡象，雖然聲稱不搞私有化，但并未表現和落實在政策上。　　

因而，在資本主義和平演變中遭到損害的勞動階級中的許多人，特別是為他們代言的某些左派學者，絕望之余，對黨內走資派產生了痛恨之情，恨不得“千刀當剮唐僧肉”。我認為這種情緒即使可以理解，也是不可取的，因為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平演變事業非常有害。　　

我們應當認識到，走資派并非鐵板一塊。在這個群體中，他們在推行資本主義私有化中擔任的角色雖然一樣，但各人的主觀動機與發展趨勢則不相同，甚至可謂存在很大差異。只要共產黨組織還沒有改旗易幟，社會主義仍然是億萬民眾向往的道路，我們就不應當絕望。“僧是愚氓猶可訓”，曉以利害，走資派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可以“訓”得過來，成為走社派的。　　

今天，私有化改革帶來的無法遏制越來越嚴重的大規模貪腐現象，使共產黨形象被其黨內貪官們糟蹋得慘不忍睹。走資派官僚現在猶如駝子仰面跌倒，兩頭不落實：被他們大力扶持起來的資產階級及為其利益服務的知識界右派精英學者，已經尾大不掉，開始對共產黨不買賬了，而且越來越咄咄逼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企圖通過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如中國的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式人物取而代之；另外一方面，廣大勞動群眾也因政治地位日漸低下和經濟利益遭到損害而對統治者不滿。黨內走資派以為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通過二次分配，修修補補，解決民眾不滿問題，無疑于緣木求魚。　　

對于中國的走資派官僚來說，最理想的結果是像前蘇聯式的資本主義和平演變，全民所有制的國家資產按照權力大小瓜分，造成既成事實后卻能平安無事。但在今后新的世界形勢下，這一點已經不可能再做到了。不但不可能做到，對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前途命運將非常不妙，因為國內外敵人將利用人民的不滿，煽動街頭暴力，主要斗爭矛頭必然將引向他們。從而搞亂中國，分裂中國，徹底消除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霸權構成最大潛在威脅的隱患。到了動亂的那一天，像今天的中東北非某些國家一樣，國人都要遭殃，包括走資派官僚在內，而且，他們的命運和下場可能更為悲慘。　　

中國俗話說，不到黃河心不死，走資派官僚還心存僥幸。中國今天貪腐嚴重，貧富懸殊，之所以沒有發生動亂，是因為失業率較低，還在鬧“民工荒”呢，但這種好景不可能長久。中國經濟現在依靠兩大支柱撐著，一是房地產業，二是外貿出口。房地產業問題已有許多人論述過了，簡言之，房價與絕大多數民眾的收入相比，高得離譜，泡沫即使暫時勉強維持不破，停止繼續吹大，對這個產業也是災難性的，因為投機資本就會退出，為財富保值的人們更將停止進入樓市，這兩大購房主力不玩了，則意味著房地產業寒冬的來臨，那將使多少人失去飯碗？　　

外貿出口的前景也不容樂觀。雖然，后全球經濟危機時代，中國的外貿出口勢頭依然強勁，還能吸納很多勞動力。但在我看來，這是帝國主義設置的一個陷阱，國民經濟對外貿出口的依賴越深，經濟發展方式越難轉變，內需消費也越難替代。外向型經濟的特點，就是資源、市場和技術受制于人，帝國主義可以方便地用來扼制中國的脖子。人家會下手嗎？其可能性隨著國民經濟對外貿依存度越來越高而相應地越來越大了。　　

中國經濟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捆綁在一起，在此之前，有得有失。得不償失，還是得大于失？人們的看法是不同的，官方主流則認為是有得無失，而且，還認為獲得的好處無論怎樣吹噓都不過份。好吧，之前就算是這么一回事。但是以后還會如此嗎？恐怕要相反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同舟共濟，當然也興衰與共。他們之前經濟興旺，順利發展，中國也能利益均沾；但若他們經濟衰落，發展遇阻，中國也準備陪葬嗎？　　

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鬧經濟危機，本質根源是他們現在的生產力，維持不了其現有的生活水平。西方列強相對于發展中國家，他們較為富裕的生活水平來源何在？最初是依靠對外侵略掠奪，20世紀中葉以后，由于前蘇聯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影響，這一來源因遇阻力后來逐漸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利用以前掠奪來的財富而擁有的先發優勢，生產高端產品與發展中國家的低端產品交換，賺取的差價使他們能夠繼續維持高質量的生活水平。對于富裕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來說，現在的問題是高端產品與低端產品交換的價差，由于新興經濟體如中國的競爭而越來越小。例如石油價格，三四十年前，每桶只有二三美元，現已百元左右，而同期內，西方國家的高端產品卻未能按此比例提高。也就是說，不等價交換中獲得的利益，越來越難以維持西方發達國家現有的生活水平，遑論提高了。因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些“民主”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彼伏此起，恐怕永無平息之日。拆東墻補西墻的所謂救助，可能緩解危機于一時，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困境。他們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法英等國因何要干預利比亞局勢？為了“自由、民主、人權”嗎？扯淡！老殖民主義者以為現在已經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制約因素，又可以為所欲為了，企圖重溫侵略掠奪的舊夢。　　

西方發達國家高生活水平方式的來源，如上所述，第一種是依靠對外侵略掠奪，謂之“硬實力”；第二種是高低產品的不等價交換，可稱“軟實力”；第三種是透支消費，發展虛擬經濟，創設五花八門各種金融衍生品，從國內民眾和別的國家借來或騙來財富，供己揮霍，則為“巧實力”了。有史以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就靠這三板斧維持其生存與發展。　　

現在，對他們來說的問題是，這三板斧的功能已經先后失靈了。即以美國而論，他的霸權，特別是其最重要的軍事霸權與金融霸權的復興，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里根擔任總統時期。里根改變了其前任的作法，對前蘇聯采取攻勢，大肆擴軍備戰，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促進了美國的繁榮。從一定歷史上產生的效果看，他取得了成功，因而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此后的美國總統都繼承了里根的這一政策。可是，對他贊美有加的人們卻忽視了他付出的長期代價：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為最大的借債國。如同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取得這一成就所賴以依靠的經濟發展方式，付出的是資源惡耗，環境重污，勞工低薪的長期代價，是不可持續的。截止2010年，美國國債已經超過14萬億美元，同其年GDP基本相等。更嚴重的問題是，美國國債上限今后將不可逆轉加速度地提高，否則，到期的債務就無法償還，經濟將停滯，生活將下降，社會將動亂。就像中國的房價不可能遠離人民收入水平而無止境地上漲一樣，美國的國債上限也不能無節制地提高，直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陷于萬劫不復之境地。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日薄西山，在走下坡路了。世界銀行一項統計披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現在實體經濟每產生一美元利潤，就有14多美元的虛擬經濟等待著分紅。輕“實”重“虛”的根源，則在于企圖緩解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化和生產力社會化不相適應，消費需求不足導致產能過剩而爆發經濟危機的痼疾，使其延遲發作。但虛擬經濟泡沫再要吹大已經很難了，如果說還不是絕對不可能的話。曾經是世界上最大債權國的美國，經過30多年充當世界憲兵的花費和以透支消費為其特征的經濟發展，已變成最大借債國了。里根之后，歷經多任的美國總統都是寅支卯糧，到了奧巴馬任內，他不久前也不得不表示，今后過日子要“量入為出”。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世界老大——美國的經濟發展已是強弩之末了。歐盟更嚴格規定，在盟內各國國債占GDP比例指標早已大大地突破的情況下，今后年度財政赤字不得超過3%。這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就是主權債務危機一個接一個發生，社會動亂之火一個接一個燃燒。　　

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西方列強統治者，他們服務于壟斷資產階級利益，因而不會將其困境歸咎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力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化矛盾帶來的結果。他們必然要轉嫁危機，尋找替罪羊，無事也要生非。強加給中國的罪名越來越多，其國內的高失業率，也說成是因為中國大量出口所致。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養肥大了，正好讓他們宰而分之，以挽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末日之災。特別是美國，他不可能放過中國。這是因為，美國單極霸權終止之日，便是其金融經濟崩潰之時。在今天的世界上，欲和平崛起的中國才是他的霸權既潛在又現實的主要威脅者，他會相信你的“不挑戰”之說嗎？中國購買美國國債已經超過一萬億美元，賄買安全，貪得無厭的美國人既不滿足，也不領情，就像在全球化經濟的世界上混，黑老大收取保護費，你流血流汗賺的錢中，大部分都要歸他所有理所當然一樣。肉包子打狗，國內反來對之聲也越越廣泛和激烈，終非長久之計。                                                   　　

總而言之，中國經濟若再繼續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濟捆綁在一起，兇多吉少。老粗上述這些道理并不深奧，走資派們會看不出來嗎？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走下去是死路一條！即使不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計，僅從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考慮，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沒有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化和平演變的理由，因為對他們來說，只有因先前誤入歧途而使自己陷于危難，消弭于無形的好處，而無壞處。但是，“妖為鬼域必成災”，走資派中也有極少數死不悔改者，主要是買辦官僚分子。他們是一群暗藏在共產黨內，以損害國內民眾利益而迎合帝國主義，特別是為美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賣國賊。　　

中國老百姓現在最痛恨的人是誰？無疑是貪官。人們都知道貪官有大小之分，但絕無人會認為還有好壞之別。老粗是持此可能遭人拍磚怪論的天下第一人。文革初期，有人發表文章說，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清官比貪官更壞，理由是清官維護封建王朝統治，貪官則可逼使貧苦民眾起來造反，推動歷史前進。我當時堅決地、激烈地反對這一觀點，主要是認為該文作者置人民大眾的痛苦于不顧。我現在看法相反，覺得某些“清官”很可能比貪官更壞。態度前后為什么不同了？彼一時此一時，國勢已變也。僅舉一個有典型意義的例子具體說明。　　

幾年前曾見報載，某市有位副市長因貪腐受賄而受到查處，后來被判了刑。人們莫不稱快，但是，且慢高興。這個貪官是怎樣被揪出來的？原來，行賄者是外國人，他們的錢不是白送給你的，當然要有回報。這位副市長利用自己的權力尋租，也給了外國人一些回報，有來有往，彼此相安無事。但是，后來可能是外國行賄者貪得無厭，要求越來越大，也可能是這位貪腐受賄者有自己的底線，有些事可以辦，有些事不能辦，不能辦的事就堅持不給行賄者辦。外國行賄者一怒之下便提供副市長受賄的證據材料給中國有關部門，這一貪腐事件就公開暴露了。這位貪官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要守住自己做官的底線，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他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像他某些不守底線的同僚那樣，外國行賄者就不會抖出證據材料了，他仍然可在臺上當他的“清官”。列位看官，你現在是否同意我的觀點：某些“清官”比貪官更壞，更危險？　　

不要以為見不得國人的陰暗勾當只有“天知，地知，我知，外國主子知。”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照毛澤東教導過的“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方法去觀察，不難看出你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　　

這些年來，中國出現了許多悖于常理匪夷所思的事件，這里只舉一個，就是某些部門的官僚頑固地推廣轉基因作物。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包括其國內民眾遭受饑餓折磨的國家都拒絕種植和進口供人食用的轉基因主糧。也沒有一位科學家(中國可能除外)經過嚴格的科學實驗，排除了人們廣泛存疑的轉基因糧食可能有的潛在的和巨大的危險性。俄羅斯科學院更已宣布，根據他們的實驗結果，動物食用轉基因糧食，三代后便會絕種。農業部官員比誰都清楚轉基因食物的危害，所以才在他們單位的幼兒園里，明文規定不許購買轉基因食用油，以防止其子女受害。科技部也深知轉基因食物在世界上名聲惡劣，人們避之唯恐不及，因而發文警告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禁止中國的轉基因食物混入，以消除外人之擔心。還發生了一件稀奇事：美國派駐中國推廣轉基因糧食的特使，不明國籍的流民——方舟子先生被襲，皮肉輕微受傷，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社會治安事件，竟然動用了上千警力限期破案。　　

什么人被美國人捏住了不可告人齷齪交易的把柄，在并無必要的情況下，突破了作為一個正常中國人的底線，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不顧中華民族可能亡國滅種的潛在風險，執意要在中國推廣轉基因食物？如果說這一極端反常現象不是在捏住了他的把柄的美國人教唆與逼迫下出現的，還另有原因的話，不妨也說出來，以釋眾疑。　　

假使現時期中國發生了社會動亂，可以想像得到，美國人的“維基解密”之類無所不曉的情報機構，或是官方，或是民間，將會給中國人送來“彈藥”，準確地說是“導彈”，專門定向對準那些還沒有突破底線的中國犯有貪腐行為的官員。而突破了底線的買辦官僚反會安然無恙，因為中國老百姓掌握不了他們的貪腐證據。君不見，現在許多有關中國的信息，都是“出口轉內銷”，美國人披露了以后，中國人才知道的。例如有一段時期，遭到大多數中國人反對的購買美國國債，從中國官方統計上看，似乎有所減持，后來美國人說了，中國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在英國倫敦以別的名義增持了幾千億美元呢。　　

階級斗爭是復雜的，切忌感情用事，必須理性對待。對于我們政治經濟制度原來存在的弊端，也不要諱疾忌醫，需要認真修正。現在，我也來談談所謂的“斯大林模式”問題。前蘇聯分崩離析之后，國內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致歡呼，“斯大林模式”在一個曾經的超級大國終結了。我對這個“模式”的看法是矛盾的：既肯定又否定，決定于不同的著眼點。所謂的“斯大林模式”，右派們指的是高度集權統一的國家計劃經濟制度。這個“模式”曾經是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的一場噩夢，現在在那個國家終結了，他們如釋重負，當然要歡呼了。　　

極端仇視蘇聯，曾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俄國扼死在搖籃里的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斯大林逝世時，曾評價他的敵手說：“他(斯大林)接手的是一個扶木犁的國家，逝世前已成為核強國了。(大意)”其間也就30年左右，而且這一驚世成就是在長期遭到帝國主義嚴密圍困和戰爭嚴重破壞情況下而取得的。斯大林依靠的是什么？就是高度集權統一的國家計劃經濟制度，即以他名字命名的“模式”。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落后就要挨打！”這句名言上世紀30年代首先出自斯大林之口。在一個弱肉強食，實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上，為了生存，因而打破經濟發展常規，優先發展重工業，不可避免地影響人民生活；實行政治專政(制)制度，不允許與掌權的中央領導人有不同意見，甚至即使是同為信仰馬列主義的黨內其他派別人士也不允許，否則嚴厲鎮壓！　　

事后，等到蘇聯站穩腳跟，解決了生存問題，并且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一大強國之后，就有人站著說話不腰疼，開始指指點點，這也不是，那也不對地挑毛病了，赫魯曉夫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什么斯大林獨裁啦，破壞民主啦，冷酷無情啦，在他的領導下人民生活貧困啦，等等，不一而足。人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斯大林當年照赫魯曉夫的一套行事，蘇聯還可能存在嗎？恐怕早已滅亡了。“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權統一的國家計劃經濟制度，對于早期建立時遭到帝國主義嚴重威脅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其存在與促使強大而必然要經歷這一模式的政治經濟根本制度。不論蘇聯，還是中國，實踐早已證明了這一點。直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令世界驚羨稱贊的中國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工作，和近年來，發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使高速鐵路系統工程科技領先于世界，依靠的也是高度集權統一的國家計劃經濟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如果有人諱言和否認這是“斯大林模式”，那又叫什么？難道是源自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動員運作模式？除了害怕中國強大的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帶路黨漢奸，任何一個愛國的中國人有誰希望廢除這種發揮積極建設作用的“斯大林模式”嗎？　　

毛澤東當年在其主持撰寫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說，“斯大林的悲劇，他認為(某些錯誤行為)這是維護無產階級根本利益所必須的。”而實際上，毛澤東早在之前和以后，就較好地避免了斯大林犯過的錯誤。例如，紅軍長征時，張國燾分裂中央，有同志主張下手除掉他，毛澤東則認為黨內斗爭不能采用這種非正常極端手段。建國后，更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即使對待敵對分子，只要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也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對同志更應“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給出路”等等。但是，他在某些時候，例如文革期間，也像斯大林一樣“專制獨裁”，“破壞黨內民主”，因為他深切地知道，這才是維護無產階級根本利益所必須的。　　

但是，“斯大林模式”也有其可能壞事的另一面。在世界范圍內，堅定地信仰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人士中，第一個質疑與否定“斯大林模式”另一面的人，就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但他的否定是從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考慮出發，所站立場與資產階級右派完全不同，而是相反。例如，“斯大林模式”中的經濟部分，20世紀中葉，蘇聯推出了一個管理國有企業的“馬鋼憲法”，主要內容是搞“一長制”，實行官僚精英管理。毛澤東則針鋒相對，倡導“鞍鋼憲法”，要求政治掛帥，搞“兩參一改三結合”，實行大眾民主管理。　　

但這“鞍鋼憲法”，中國當年除了個別企業可能一陣風式地實行過，沒有哪一家廠長期堅持，因為屈從于“黨內民主”決策，全部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個“負責制”同蘇聯的“一長制”，其實本質相同，都是以上馭下方式，實行官僚精英管理。人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從那時起，中國國有企業實行的不是什么“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而是一直實行“鞍鋼憲法”，職工群眾當家作主，那么，后來的國企改革，可能搞“經理人收購”(MBO)，企業領導層空手套白狼，侵吞國有資產，而工人群眾則淪落為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嗎？　　

前蘇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左派學者幾乎都認為是出于個人因素的偶然性，沒有一人談到有其必然性，這個必然性的根源就是“斯大林模式”。毛澤東的偉人眼光真是遠大啊！　　

官僚精英治理下的“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欲長期堅持，必須具備一個前提條件：即其領導者不但堅定地信仰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而且還要是一位雄才大略，壓得住邪，使某些人不敢有復辟之想的偉人，否則，資本主義復辟就不可避免，時間遲早而已。原因很簡單，社會主義不能滿足掌權的官僚們利益最大化要求。代表這個官僚集團利益的人，哪怕是一個不入流的弱智政客，都可能有一呼百應的號召力，而成為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的一面旗幟。　　

因而，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公有制經濟制度恢復之后，企業管理方面不能再搞文革前的那種“斯大林模式”，而要搞“毛澤東模式”，或者叫做“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模式”，這是防止資本主義再度復辟的制度保證。　　

官僚精英運作下的“斯大林模式”，后天失調，導致效率低下，更給了資產階級以否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口實。公有制企業效率低下的原因則在于教條主義作祟，未能正確認識市場經濟及其競爭問題。同計劃經濟一樣，市場經濟只是一種工具和手段，其目的并不具有固定的階級性，既可能服務于資產階級的利益，也可能服務于勞動階級的利益，決定于這種工具和手段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怎么樣運作。不要搬出革命導師列寧的話來反駁我，我信奉“離經不叛道”原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其中發達國家，現在越來越頻繁和普遍地使用計劃手段調控其經濟運作，我們會認為他們已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了嗎？同樣的道理，是否使用市場手段運作，也不是判定我們國家經濟制度性質的主要標準。不要將市場化等同于私有化，那是兩碼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為什么要忌諱與拒絕使用市場手段呢？好吧，退一步講，市場經濟只屬于資本主義性質，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不能采用。那么，我們欲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只可能有兩種途徑：一是暴力革命，推翻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代之以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是勸說現任執政者改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假使他們也同意了，但在一個以私有制經濟制度為主導的社會上，依靠誰去搞計劃經濟，怎樣去搞，已經尾大不掉的資產階級會聽他們的嗎？這兩種途徑現在根本就不可行。那么，只能因噎廢食了，因不能搞市場經濟而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是我們愿意看到的結果嗎？　　

其實，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各有長短，不可偏廢。右派學者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在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并沒有排斥原屬于社會主義的一套方法、內容和手段，在這點上，服務于勞動階級利益的左派學者應當向他們的右派同行學習，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各取其長而避其短。　　

同對待市場經濟的觀點一樣，某些左派學者對待競爭的看法也失之偏頗。似乎競爭手段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專利，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只能合作，不能競爭。其實，競爭可分兩種：惡性競爭與良性競爭，不要頭發胡子一把抓，長短不分。資產階級右派攻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僵化”，“沒有活力”，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實踐表象而作出的結論，但這結論并非產生于其制度本身，而是教條主義者排斥競爭的結果。　　

國內外長期普遍地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相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強調社會公平，但缺乏經濟效率，選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只能犧牲效率。這完全是一種謬論。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是因為在生產效率方面，前者將大大地超過后者。但他指的是可能性，他這一理論的實踐者由于缺乏經驗，導致諸多失誤，因而未能實現他的預言。諸多失誤中，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時，制定的政策不講究策略，其中尤以排斥競爭為一個重要因素。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資產階級右派攻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出現的問題，并非沒有事實根據。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主要是由于我們在實踐中犯了錯誤，而使制度的聲譽受損。犯了錯誤并不可怕，怕的是不吸取教訓，甚至堅持錯誤。在左派的網站上，幾乎看不到對改革開放前30年在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所犯錯誤的反思。資本主義復辟為什么沒有遇到普遍的激烈的反抗，會那么輕易實現了呢？毋庸諱言，它的復辟，不僅在上層官僚集團，即使在下層民眾中，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這一事實值得我們深思。　　

我認為，問題出在高估人民群眾的思想認識覺悟水平了。這樣的“中間人物”可能占民眾中的90%以上：即他們并沒有永恒的主義信仰，而只有永恒的利益追求。左派的政治說教，只有建立在有利于他們追求的利益與時俱進地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才能使他們信服、擁護和支持。　　

新中國建立以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為什么有那么大的號召力，一呼億應？主要是因為當時干了許多使民心大快的實事：如一，抗美援朝，洗刷了中國百年的屈辱歷史，每一個中國人生下來身上都有的黑色胎記——“東亞病夫”被徹底清除了；二，土地改革，使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翻了身，不再遭受封建地主的壓迫和剝削；三，在毛澤東領導下，官員們為人民服務，廉潔奉公，蔚然成風；四，社會風氣也煥然一新，舊中國長期因襲下來的丑惡現象，如黃賭毒假騙黑腐匿跡銷聲；五，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從舊社會長期的30多歲，僅僅10年后，一躍而為60多歲，世界上哪個國家能實現這一奇跡？六，舊中國長期無法遏制的惡性通貨膨脹，新中國成立一兩年后，物價便從此穩定下來了……　　

但是，人民群眾的利益追求是不斷變化的，后來越來越希望在物質生活上能得到更多的改善，正是在這一點上，當時執政者做得較差。表現在經濟政策上，就是沒有十分正確地處理好人民群眾的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之間的關系，即重視長期利益，相對地忽視了短期利益。在當時，這么安排也可能是無奈之舉，不得不然。例如，高積累，低消費，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不能說是錯誤的，因為當時面對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威脅，必須采取這一政策，以盡快加強國防物質力量，擺脫落后挨打的危境。又如文革，毛澤東是為了防止未來資本主義復辟的長期考慮而發動的，我們也不能因為失敗了而否定它的必要性，但長達10年的動亂，也確實嚴重地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生活。還有“三線”建設，工廠靠山，分散，進洞，顯然不符合經濟規律，損害效率，但當時不那樣干行嗎？民眾不理解為了他們的根本性長期利益，而不得不在一定的時期內犧牲短期利益，當時的抱怨和不滿并不少見。恕我妄評，這也是毛澤東的悲劇！結果，他當初為了人民群眾的長期利益而作出的努力，現在都成了給右派執政者作的嫁衣裳，右派則貪天之功，據為己有，飲水詛咒掘井人，反將為他們打好了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貶得一無是處。　　

盡管當年為了人民群眾根本性長期利益而不得不犧牲短期利益，但我仍然認為，如果能預見到今天的后果，還是有可能給民眾的短期利益予以更多的重視。在這方面，我們今后的社會主義和平演變應當吸取此一深刻教訓。　　

右派政客就聰明多了，他們執政后就專門干立竿見影，在短期內便可能產生效果的賺錢買賣，只要眼前能取悅老百姓，籠絡人心，哪怕那么干留下嚴重后患也毫無顧忌。這些政客中，以胡耀邦最為突出，他的“有水快流”號召，堪稱發揮短期利益的巔峰之作。以前，人們守著金山過窮日子，他號召后，全國立即冒出了數以十萬計的小礦山，一鎬頭挖下去，礦產立即變成現錢，地方財政收入馬上直線上升，許多人也頃刻先富起來了。至于極低的開采率，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山河破碎，礦難頻發，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旗掩蓋下，曾長期略而不提。現在雖然開始提了，也是因為危害程度掩蓋不下去了。　　

舊中國蔣記國民黨政府不敢干的事，例如給予外商以超國民待遇，他們也迫不及待干了，這么干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能在最短期內促進GDP增長。凡是長期才能見效的科研項目，即使這些項目事關國家和民眾的根本利益，在改革開放初期，也幾乎全部下馬，以將節約下來的經費，轉用于改善即期民生，那才是老百姓現在就能看得見的政績……　　

如今，右派政客聰明反被聰明誤，當初為追求短期效應而留下的長期潛在隱患開始發作了。改革私有化，經濟殖民化，資源消耗難以為繼，環境污染再難容納；產業結構調整步履維艱，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了；天量投資引發惡性通脹，“凱恩斯依賴癥”前景兇惡，不敢再犯；國民經濟主要支柱的房地產業，因樓市價格畸形，隨時可能撐不下去了；各級政府巨額債務一旦因而失去“土地財政”支持，銀行壞賬必然猛增，金融危機不可避免；私有化改革使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民怨日增；內需消費替代外貿出口成為拉動國民經濟主力的設想，永無實現之日……概而言之，“盛世”之國好景不長了。現在，當年以為執政者排憂解難面貌出現，蠱惑搞私有化的資產階級右派精英學者，似乎對原主子失去了信心，另尋新的靠山，越來越肆無忌憚要求改旗易幟了，搞“五搞”了。　　

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嗎？階級斗爭的最終目的，都要表現和落實在各階級的權利(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之爭上。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了，絕大多數人則處于“待富”狀況。現在的問題是這絕大多數人將永遠不可能隨先富階層之后而共同富裕。對這一點，資產階級右派學者大概也不得不承認，至少他們提不出可能共富的使人信服的理由。更糟糕的是廣大“待富”群體的境遇，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無法轉變的現實情況下，今后不僅再難以改善，而且很可能將惡化。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社會制度下，按資分配使然；其二，外向型經濟受制于人，在資本主義世界籠罩于經濟危機的陰影，而又無法擺脫的情況下，帝國主義不可能長期地讓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一枝獨秀，因為這關系到“自由世界”價值觀的破產，豈能容忍？他們時刻都在尋找機會下手，搞亂、分裂與滅亡中國。中國老百姓將像60多年前一樣，重新陷于苦難的深淵。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危言聳聽，我也無意理論。但是，中國社會存在著動亂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國內外有關高層人士大概已有共識，這一點否認不了。不然，怎樣去解釋中國官方異乎尋常高昂的“維穩成本”？據財政部2011年在全國“兩會”的報告，今年國家投入到警察系統、民兵以及法院和監獄等公共安全領域的預算為6244億元人民幣，比2010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國2011年公開的6011億元軍事預算。中國社會結構的脆弱，帝國主義者也早已看出來了。所以才有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到北京長安街街頭“散步”，國務卿希拉里不顧外交禮儀，公然發表煽動性指責中國的言論，唯恐中國版的顏色革命“拖一天，算一天”，“癡心妄想”拖過她的任期以后再發生，使她錯失為美國霸權建功立業，載入世界史冊之良機，急迫之情，溢于言表。等等跡象，可見端倪。　　

我們今天作為中國人義不容辭的任務，就是爭取時間，未雨綢繆。消除中國社會動亂的釜底抽薪之計，是搞社會主義和平演變，重新恢復公有制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當務之急則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內需消費取代外貿出口，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力，以擺脫受制于人的危險局面，不給帝國主義可乘之機。但是，消費欲成為拉動主力，必先大幅度提高人民群眾，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低收入勞動者的報酬，方有可能。現在中國經濟私有制企業已占絕大部分，政府即使多印鈔票，也到不了他們手中，指望資本家發善心增加工資更靠不住，況且在未能提高經濟效益的情況下加薪，可能加重通貨膨脹，抵消收入的增加。勞動者只能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請看一段統計資料：　　

“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的比重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在資本報酬上升了20個百分點中，外資可能占了更大的比重。　　

中國內需消費不足的根源即在于此：勞動報酬的GDP占比不斷下降，大多數民眾因而少有消費能力。這就是私有化改革隨之產生的結果。解決之道就是撥亂反正，再搞公有化改革，使公有制企業重新在經濟社會上占主導地位，勞動群眾免除了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剝削，從而提高薪酬收入，增大消費能力。而這正是社會主義和平演變所要爭取達到的一個主要目標。　　

下  “新工合”——實行“社演”的載體　　

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動。我們應當明白，僅僅只有“破”是不行的，哪怕你將私有化經濟改革批得體無完膚，聲名狼藉，但若沒有“立”，沒有具體可行的新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的替代方案，仍將無濟于事，因為上世紀中葉實行的依靠號召和行政命令搞的私有制工商企業社會主義改造那種方式，如今行不通了。我們要另辟蹊徑，改變億萬勞動群眾被壓迫被剝削的弱勢群體命運。　　

現在就讓我們設法開始“立”，尋求自強之道。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并非始于今日，已有幾十年歷史了。其中，不乏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或變通后使用。我回憶了一下中國經濟史，認為有三件事物揉合在一起，可以運用于我們今天社會主義公有化和平演變的經濟實踐中。　　

你知道中國現代經濟領域中的社會主義萌芽最先出現在什么時候嗎？是在面臨亡國危機的抗日戰爭期間。當年，宋慶齡和國際友人新西蘭人士路易·艾黎等人，領導與組織開展了名曰“工業合作社”(簡稱“工合”)運動。那個時期，一方面許多逃離淪陷區有勞動能力和一技之長的難民，因失業而生話無著，另一方面，市場上由于戰亂，日用工業品奇缺。在這種社會情況下，將失業者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既安頓了他們的生活，又生產了日用品供應市場，可謂兩全其美之善舉。當年的“工合”運動，曾在中國經濟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一筆。后來抗戰勝利，“工合”無疾而終。我對這一組織沒有更多了解，不知其詳。但我分析，這一合乎當時人群與社會需要的組織之所以解散，可能與領導力量薄弱有關。宋慶齡雖然德高望重，但她畢竟不是搞經濟的內行，也非其革命工作之主業，加上勢孤力單，在當時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限制下，未能扶持她組建的“工業合作社”這一社會主義萌芽繼續成長，雖然可惜，但能理解。　　

第二件事物，今天年逾古稀的人可能還會有印象。建國初期，有一個好像是叫做“全國商業合作聯社”的組織，只對入股社員開放，憑證在這個聯社下屬的門店購買商品。我當時年少，經常看到社店顧客盈門，生意非常紅火，與其它不需看“派司”購物的私商店家門可羅雀形成鮮明對照，感到好奇。我曾問過大人，為何如此？他們的回答是，聯社商品比較可靠，價格也便宜。可是，這么廣受歡迎的商業組織卻限制發展，不久竟然還解散了。當時，即在幾年后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前，它如同上述“工業合作社”一樣，也是一種社會主義新生事物，但它的散失，不可能再如同“工合”無疾而終是因為領導力量缺乏了。我認為很可能與當時某位中央領導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思想指導方針有關。在市場競爭中，生意都被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吸引過去了，顯然不利于鞏固從舊中國沿襲下來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其三，就是改革開放之前，曾長期實行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典型產物——統購統銷的經營方式了。近年來，人們在熱議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中國制造的商品，遠涉重洋后，在美國賣的零售價格竟然反而比國內便宜得多。慣于放馬后炮的經濟學家們分析原因，頭頭是道，但至今沒有一人明確地指出，這是中國廢除，美國采用統購統銷后產生的最直接最主要的結果。老粗不是自吹，早在20多年前便察覺和認識到其中的奧秘了。　　

我退休前在武漢一家印染廠工作。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廠生產的印染布由國家商業部門統購統銷，公有制經濟體制下，從未發生過收不回貨款事件。后來“市場化改革”，先從國營商業部門開刀，搞什么私人承包經營，此后賴賬事件經常發生，因而，統購統銷經營方式便終結了。企業取而代之的應對之策是新成立龐大的經銷部，自產自銷。面對的經銷對象，從單一的國營商業部門，變為眾多的私商。以前一個印染布品種機器可連續生產若干萬米，現在是多品種，少批量，一個品種往往只有幾千米，頻繁更換，質量不易保證，次布大量產生。企業組織型式，也從據說是“落后”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投入力量設計、經銷小，生產大)，向“先進”的兩頭大、中間小(設計、經銷大，生產小)的啞鈴型方向轉變。如此東施效顰的改革，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生產經營成本大幅度提高，羊毛出在羊身上，提高了的成本最后當然都由消費者埋單。　　

而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企業經營早已走向集中、巨型的壟斷階段。例如，以銷售額為標準，世界500強第一名，就是美國零售巨頭沃爾瑪。他現在“先進”的經營方式難道不是統購統銷嗎？“落后”的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早就有了；而中國現在學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營方式，還是包括舊中國在內幾十年或上百年前資本主義處于初級階段時的玩意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統購統銷，兩者的運作形式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機制內容。前者有競爭機制在運作，后者的致命缺陷，是沒有競爭機制。因為，領導商業工作的官僚們錯誤地認為，競爭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社會主義不能使用。教條主義者拒絕更換浴盆內的污水，結果連嬰兒也被人一起潑掉了。　　

中國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之前左派犯錯誤被右派利用的過程。社會主義和平演變也可以說是一場公有制經濟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繼往開來。現在輪到左派利用右派犯的錯誤了，不過，右派的錯誤不像左派的錯誤是主觀上人為認識上的問題所致，改正后就行了，而是其選擇的經濟制度本身客觀上固有的弊端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無法糾正解決。　　

對于欲實行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改革者來說，我們現在可資利用的最大財富是什么？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億萬民眾深受其害，深表不滿的社會丑惡現象，如社會上誠信缺失，道德滑坡，貪官泛濫，貧富懸殊等等。但人們最關心的還是勞動報酬微薄，市場物價高昂，特別是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證。這些現象的產生與出現在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之中，是必然的，而且，只要不回歸社會主義，將來也不可能消除。換句話說，我們的和平演變事業，只要能消除上述丑惡現象，就能得到民眾的擁護與支持，有成功的把握。　　

中國社會現在存在許多問題。既有大問題，如是否“五不搞”問題，決定于搞不搞私有化，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也有相對而言的小問題，我們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從解決當前人民群眾最關心的物價問題和食品安全問題入手，順勢而為，和平演變，逐步實現恢復公有制經濟制度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　　

我們可以成立上文所述建國初期全國商業合作聯社那種形式的企業，先易后難，由簡入繁，從小到大。開始主要解決食品安全等“小”問題，但發展后，將逐步開展包括工、農、商各業在內，有億萬民眾參與其中的合作社運動，我稱之為“新工合”運動，作為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和平演變的載體。　　

“新工合”實際上就是馬克思倡導的勞動者自由、自主的聯合體，也是毛澤東未能實行的理想中“鞍鋼憲法”，即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職工群眾當家作主辦企業的實踐載體。它的分配機制是能有效地避免資產階級剝削的按勞分配，它的運營原則是社會效益第一，經濟效益第二，它的奮斗目標是實行和平演變，使中國重新成為公有制經濟制度占主導地位的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個以社會效益第一為其經營理念和原則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企業，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利潤掛帥”企業性質根本不同，所以，“新工合”很自然地將會受到人民大眾的廣泛歡迎、擁護與支持。問題在于，怎樣保證我們的企業在經營中，能夠堅持落實這一自己獨有的理念與原則，并永遠不會變質？　　

首先，“新工合”的資本投入和利益回報方式與內容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它采用社會集資入股方式，集資人就是這家企業的股東，但股東們關心的不是利潤回報，而是在“新工合”所屬聯社購買的商品和服務的質量與價格能否從中受益。這與上文所述建國初期曾存在過的全國商業合作聯社的社員們購股入社的心態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入股多少不限，并對非社員也開放。每年派發不低于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不高于一年期銀行貸款利率的股息，以此利益回報機制根除投資人可能產生的唯利是圖而不擇手段的動機，而這種動機正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工商企業制造和經營假冒偽劣商品，包括有毒食品的最大因素。　　

還有一個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全國聯社最大的不同，即引進競爭機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可以說是學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長處，拿來為我所用。“新工合”所屬商社職工們的收入不是固定的，與其經營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掛鉤浮動。每個單位獨立核算。職工收入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工資，另一部分是獎金。獎金有無與多少，取決于該單位的效果大小，以此促進職工們經營積極性，努力提高銷售業績和降低經營成本。但也不一定經濟效益越好，他們的收入越高。因為，“新工合”同時還將引進民主機制，定期邀集社員代表開會，聽取意見，獎金分配的有無多少的決定權掌握在廣大入股社員的手中。只要這個單位的職工堅持社會效益第一，沒有發生損害顧客利益的事件和行為，經濟效益越好，收入才可以相應地越高，如若不然，不但不允許發獎金，嚴重瀆職的違反原則者，還可能被清除。以此分配與獎懲機制根除經營者可能產生的違法亂紀念頭。　　

只要我們始終堅持社會效益第一的特性，并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當然指的是良性競爭機制)和民主機制予以保證，那么，我們的“新工合”就會打造成天下第一品牌，還可能臍身于世界500強榜首，創造出天方夜譚式的奇跡。中國億萬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后，已經淪落為弱勢群體了，既是政治上的弱勢群體，也是經濟上的弱勢群體。無論什么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社會上，政治上的弱勢決定于經濟上的弱勢。但我們也不必妄自菲薄，悲觀失望。《國際歌》唱得好：“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方法就是走組織起來的聯合之路，首先在經濟上聯合。　　

有人會問，老粗設計的“新工合”，據稱是一家集工、農、商各業，欲成為超巨型的企業，這可是需要天量的資本金啊，而且，并不指望國家投資和銀行貸款，錢從何來？我的回答是依靠億萬勞動者的合作集資，發行“新工合”股票。我們并不排外，國內外資產階級有錢人也可以購買我們的股票。但“新工合”這家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企業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私有制企業，兩者的制度設計根本不同，即掌握企業發言權、參謀權和決定權的人，并非大股東，而是股民們選舉產生的熱心維護公眾利益的代表，哪怕這些代表的入股資金微不足道。如此安排的目的，還是為了保持“新工合”社會效益第一特性的可靠性。　　

在今天中國世風衰敗的社會上，誠信素質是無價之寶。“新工合”只要社會效益第一的經營理念與原則得到公眾認可，并在工作中采用競爭機制與民主機制，更摒棄傳統的公有制企業的官僚管理，那么，這家勞動者自由、自主聯合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經濟效益，就決不會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既然會有可靠的經濟效益，也就形成了集資——擴大經營——集資的良性循環，為做大做強，脫穎而出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了今天，再往前行，就遇到了這個經濟制度固有的生產力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化矛盾而使產能過剩危機的攔路虎，其中一個主要的具體表現就是社會資金找不著出路，在實體經濟中找不著出路就往虛擬經濟中鉆，現在虛擬經濟也出問題了。例如樓市的價格已抵近天花板，炒作空間越來越小，再鉆進去的風險則越來越大。準確地說，社會資金是找不著穩妥可靠保值增值的出路。　　

錢存銀行倒是穩妥可靠，但會不斷縮水。因為國家今后為了促進國內消費和防止境外投機熱錢進入，銀行將長期實行低于通脹率的低利率，也即負利率。　　

股市則有個“721定律”，即一般股民7成虧本，2成扯平，1成可能僥幸盈利。簡而言之，虧多賺少。大多數上市公司只想圈錢，每年從不發股息，股民指望的是從買賣價差中獲利，無疑于賭博。中國數以千萬計的股民，有一人認為參與股市是一條使自己的財富穩妥可靠地保值增值的理想出路嗎？不過，股市雖然做的是劫貧濟富的勾當，好在迄今為止，肉都是爛在了鍋里，賠本與賺錢的都是中國人，但是，以后可能是向外國資產階級進貢的工具了。　　

中國證監會人士不久前表態，國際版條件快要成熟，可能即將面世。也就是說，到中國A股市場圈錢的上市公司，將出現跨國公司的身影。中國股市有兩大特點：一是數倍于美歐成熟市場的高市盈率；二是上市公司大多不派發股息。老粗門外漢請教業內人士，高市盈率與不派發股息兩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因為股息數難以相應于高市盈率的股值，為了避免股值泡沫穿幫，干脆不派發了。不論有否，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跨國公司在中國A股市場上市，將是舊“上海——冒險家的樂園”的放大化。老冒險家地下有知，一定會感嘆其后輩在中國無償撈錢更肆無忌憚，方便快捷。而且，老冒險家撈錢主要利用當年中國人崇洋媚外心理，新冒險家除此以外，還要多虧執政的買辦官僚們的積極贊助，有意為之。至此，中國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開放的路線圖清晰可見了：先是付出瘋狂消耗資源，嚴重污染環境和拚命壓榨勞工的代價，積累了巨額財富，這財富的大部分則進了少數人的口袋，現在先富起來的富人們的財富又要向外輸出了。A股市場國際版便是主要的輸出渠道之一。　　

這些年來，外資銀行的狩獵目標瞄準了中國的富豪們。如幾年前，榮智健炒作與對賭不知什么金融衍生品玩意兒，一次就巨虧上百億元。更多的人則是委托外資銀行理財，結果錢被理得越來越少。但這類騙術大多是一錘子買賣，大概不會有很多人前仆后繼去冒險。當然，也可能有這樣的富人，以視有資格與外資銀行打交道為榮，甘愿送肉上砧板，作為換取自己身份地位高貴的象征，過一下“高等華人”癮的洋奴，但這種中國“特產”畢競是極少數。　　

總而言之，“新工合”上市，可為中國人，特別是廣大勞動群眾辛苦掙來的血汗錢，提供一條較好的出路，在現時期，不妨參照CPI指數派發股息，以穩妥保值。這家勞動者自由自主聯合體的社會主義性質企業，它與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根本不同點是按勞分配，而非按資分配。所以，它的每個獨立核算經營與生產單位獲得的利潤，除照章納稅，再扣下使資本保值的股息和上交占利潤小部分給有關協作單位作為運轉費用外，大部分由這個獨立單位職工協商分配。擴大經營與生產規模，也不是像私有制企業那樣主要依靠資本積累，而是向總部申請需要付息的資金。從資本運作的形式看，“新工合”總部更像是一家上市銀行，但它與其它銀行也有三點不同之處：一，吸納存款(出售股票)是根據“新工合”所屬企業發展的需要，在認為有利可圖的情況下，才予以收儲；二，“新工合”經營中若發生意外，也可能延遲派發股息；三，股票單價基本上與人民幣現金等值，可以自由過戶轉讓，但若退存是否允許則視當時有關情況而定，不像銀行那樣隨便。　　

上文所述，是我對“新工合”在資本金運作方面的初步設想和設計。當然，以后根據實際情況，具體細節還可以集思廣益不斷修改、增補與完善。但基本原則，即企業權屬和分配原則不能更改，也決不允許更改，否則，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就變質了。　　

讓我將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設想繼續下去。中國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起始于農村，即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單干，經過30年的實踐，惡果已經顯現。但重新恢復集體合作的經濟組織，卻非易事，主要是因為單干的個體農民們重走合作之路，現在還缺乏一種基于利益吸引的外部推進動力。農民是現實主義者，如果沒有這種不僅眼前看得見，更重要的是能夠親身感覺得到的現實利益的動力，即使吃盡單干的苦，但若嘗不到集體化的即期甜果，他們也懶得立即組織起來。　　

例如，河南南街村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合作化之路，已成為農民共同富裕的先進樣版，據說每年都有許多人慕名前去參觀取經，但為什么還是少有效仿者，就是因為缺乏上述那種動力。　　

“新工合”就能為全國信仰現實主義的農民兄弟們提供這種動力。因為它屬下的商業合作聯社，為了取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必須做到所銷商品質量可靠，價格比較便宜，以惠及自己的顧客。怎樣做到質量可靠，價格便宜？其中關鍵一環，就是把好進貨關，而要把好此關，則非實行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購統銷不可。　　

多年以來，食品安全事故頻發，各種假冒偽劣甚至有毒有害商品充斥于市。人們大多歸咎于監管不力。其實，即使監管者非常認真負責，也追究不易，因為散落于各地今存明亡的私人個體經營與生產的產品無法監管到位，即使再擴充10倍監管力量，也辦不到。所以，“新工合”只能同像南街村這樣有良好信譽的合作化經濟實體打交道，而不會與單干農民和私營廠商發生買賣關系。　　

分散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體，從田頭到零售市場，中間要經過許多環節，每經過一道環節，就增加一道費用，使整體流動費用高昂。據說，我國目前生鮮產品的流動費用占產品成本70%左右，錢都被中間商賺走了。如果農民組織起來，以合作社為單位，“新工合”直接統購，然后在其屬下商社分銷，中間環節便都免了，這降低了的成本，大部分可使合作社農民提高收益，也就是說，農民們只要組織起來，便能立竿見影地得到好處。　　

立即得到好處的還有，現在個體農民購買生產資料，如種子、農藥、化肥等，在私商處常常遇到假冒偽劣產品，防不勝防，而且零購價格也貴。組織起來以后，由“新工合”批量供貨，既比較便宜，質量也可靠。　　

曾見報載，某地土壤氣候適宜獼猴桃生長，是這種水果的大產區。產地政府為了打造這一水果品牌，下令轄區種植戶不許使用膨大劑之類激素助長，但還是有少數農民偷偷使用。當年收獲季節，私商前來收購，按“質”論價，外表壯大賣相好的獼猴桃能賣個好價錢，老實聽從政府法令者則吃了虧。以后大家都學聰明了，膨大劑“先進經驗”從此推廣開來。但好景不長，消費者覺得獼猴桃口感大不如前，特別是知道其種植生長過程中的真相后，這種水果的銷量便一落千丈。中國還有多種農產品發生過類似事件，曾給有關農民造成很大損失。欲將當地特產發展成為持久可靠支柱產業的地方政府聽著，出事以后再亡羊補牢，恢復信譽恐怕要花費很長時間，也可能從此一蹶不振。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將單干農民組織起來，成立利害與共的統一聯合體，讓“新工合”利用其信譽，盡快地為你們的產品打開銷路。　　

與計劃經濟比較，市場經濟的一大特點是要做廣告，以利于推銷商品，獲取利益。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者做廣告的方式卻截然不同。簡略地說，前者是言傳，后者是身教。前者要花大價錢，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消費者買單。例如某些日用化妝品，廣告費就占了成本的一半：后者則一毛不拔，效果卻反而可能比前者大得多。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企業“新工合”本身，就是一個品牌。它銷售的商品不是靠自吹自擂的廣告吸引顧客，而是以其社會效益第一的經營理念與原則，并有可靠的機制予以保證，而使消費者信服。概而言之，就是發揚建國初期全國商業合作聯社早已證明行之有效的優良傳統，兩招鮮，吃遍天，一是質優，二是價廉。　　

所謂質優，包括保證經銷商品，特別是食品的安全性。因為“新工合”是一個超巨大型的的全民參與的集體合作經濟組織，統購統銷的每一種商品，金額很大，所以它有條件和能力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商品監測、甄別和篩選機制，確保經銷的每一種商品的質量。例如，現在消費者大眾很關心的許多轉基因食品，如甜椒、西紅柿、木瓜等，由于買辦官僚故意不作為，早已非法潛行入市，但人們卻渾然不覺，因為市場上沒有標識。“新工合”就可以為消費者把關，將這類對人體風險不確定的食品拒之門外。　　

近些年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權力部門紛紛設立自己的基地，雇用農民工生產不施化肥，不用農藥的蔬菜，和雞、豬、魚飼料中不放任何添加劑的綠色安全食品，專供本部門機關大大小小官僚及其家人食用。這類“特供”中心正隨著中國食品安全形勢日益嚴峻而加速度擴展開來。顯然，不能指望只顧自己的執政官僚解決中國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問題。那么，我們只能繼續受害，長期忍受食用有害食品慢性自殺的折磨了？也不是的，我們也可以成立自己特大型的“特供”中心，即“新工合”，為民解憂。只是希望和要求官僚們自己活也讓老百姓活，綠燈放行“新工合”這一將惠及億萬民眾的公益事業。如果一方面放縱轉基因食品泛濫，另一方面又堵塞弱勢群體勞動者的自救之道，假使如此倒行逆施，恐怕真的可能官逼民反了。　　

在舊中國，糧店銷售的大米一般分為三等，即一道機米、二道機米和三道機米。三道機米碾制的次數最多，稻谷出米率最低，口感最好，因而價格也最高。肉眼怎樣分辨呢？米色越白，表明碾制次數最多，高度白米即三道機米。米商便利用人們的這一心理錯覺，普遍地在稻米加工中摻入白石粉，以提高白度，既能增重，賣相又好，售價也高。米業這種陋習可能已有超百年歷史。解放后不久，國家實行糧食專營，開了一次全國糧食工作會議，一紙決議禁令，從此大米加工中就根絕摻入有害于人體健康的白石粉了。　　

改革開放以后，私營糧商重出江湖。他們在面粉加工中摻入增白劑，據說每斤只需增加一兩分錢，面粉便從低等變成高等的了。曾見報載，天津有家國營大面粉廠，花了幾千萬元巨資從國外購置了一整套高級加工設備，生產的優質產品因為成本和售價較高而賣不出去，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國有企業效益不佳，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破產倒閉了一大批，當然有多種原因，在作假行賄方面落后于“有活力”的私有企業，名牌不敵雜牌，難道不是主要原因之一嗎？　　

“新工合”就要為這類恪守職業道德而遭不公正對待的國有企業打抱不平，為其產品統購統銷，既是對消費者負責，讓他們避免上當買劣質品，商社堅持長期這樣做，從而使自己的信譽越來越好，同時，也支持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　　

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及此后的廣州亞運會，科技部都專門發文，要求舉辦部門采取切實措施，嚴禁轉基因食品混入會場，以防止外國來賓誤食。發文的目的，顯然是為了讓外賓放心，不因恐懼到中國后要吃轉基因食品而疑慮重重，裹足不前，影響中國舉辦的世界矚目的盛會效果。幾次發文起了作用，盛會都未因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外國運動員和工作人員以此為藉口而拒絕來華。但隨著轉基因食品在世界上的名聲越來越兇險，卻不可能不影響到越來越眾多的外國人不敢來華旅游，因為沒有辦法防止他們誤食。　　

中國社會上數以百萬計的飯店餐館，不論高級，還是低端，食用油都是擇廉而購，合理合法地使用轉基因的。不能說沒有幾家使用非轉基因的傳統國產天然食用油，但肯定沒有使用地溝油的多。為了美味，迎合顧客胃口，使用各種有害于人體的違禁調料和添加劑，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可是該行業的潛規則。至于店家采購菜肴原料，哪是轉基因，哪是非轉基因，因為不是自己吃的，恐怕沒有人會自找麻煩費神打聽和追究其來源。外國旅游者會自帶飯菜來華么？　　

國內外每年在外進餐者數以億人次計，其中很多人高度關注食品安全。但在私有化后，今天以中國之大，卻找不到一家能使人放心地避免風險的飲食之地了。任何一名私人資本家欲抓住這一巨大商機，都不可能成事，因為首先難以得到民眾的信服與認可。“新工合”就可以當仁不讓地主辦一家廣布全國的飲食加盟企業，方法也很簡單，由有飲食行業經營與技藝的勞動者自由自主地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個合作制餐飲店館，經過審核合格后加盟。糧油、調料、魚肉、家禽和蔬菜等一切入口的東西統一配送，不允許自購和自制，輔之以經常性的監管，違犯規則的單位和個人堅決除名。　　

“新工合”還有一項現在就需要義不容辭擔當起來的任務。中醫藥是歷經幾千年而不衰的祖國瑰寶，如今卻面臨衰落的危險。因為，私有化后，在“貓論”影響下，包括藥農藥商在內的一些中國人唯利是圖而道德空前淪喪，生產經營的藥材質量大不如前，因而不少中醫開出的驗方失靈了。長此以往，將是怎樣的后果？挽救的辦法，就是由“新工合”統購統銷，中醫開出的方子去“新工合”屬下的藥店購買，或中醫院藥材讓“新工合”批發部供貨。　　

有病吃不起藥，這一老百姓普遍遇到的困難，也只有“新工合”才能緩解。發改委從1998年起，至今已下達了27次藥品降價令，共涉及162個常用品種。可是越降反而越貴，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來，因為降價后的藥品利潤低，代理商停止供貨，醫院停止開方，藥廠停產，似乎消失了。其實，降價藥并未停止產銷，而是新瓶裝舊酒，經過改名變新藥，再高價上市。所以，中國“研制”的“新藥”數量世界第一，無疑是醫藥改革的偉大成果之一。例如硝酸甘油，是一種用于心臟病的急救藥，曾經出現在2007年發改委頒布的第21次藥品降價、限價目錄里。在2007年降價后，100片裝的只賣4塊9，每片5分錢不到。然而，如今市場上已經找不到這種低價的硝酸甘油了，要么被救心丸一類中藥代替，要么換個包裝和名稱成了新藥品，6角8一片。發改委，求求你，行行好，可憐可憐老百姓，以后不要再下什么“降價令”行嗎？　　

解決的辦法也很簡單，“新工合”開辦專門產銷私商不經營的廉價藥廠店，薄利多銷，一樣可以獲取經濟利益，還能得到因獨家堅持社會效益而花錢也買不到的廣告效應，何樂而不為？　　

“新工合”肩負的使命，除上述例舉的之外，最重要的則是轉變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方式的性質與內容主要是指：一，經濟發展從主要依靠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二，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從主要依靠外貿出口轉變為內需消費。兩者密切相關，乃是因果關系。即不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為主，中國不可能主要依靠內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如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為主，中國就只能主要依靠外貿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而主要依靠受制于人的外貿出口的不可靠性和險惡性，前文已述，不用多說。簡而言之，“新工合”應運而生于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走向衰落，中國經濟增長已難以為繼，正其時也。　　

中國現行經濟無可置疑是低效經濟。這有兩個層面，一是國家層面，因為中國是選擇“比較優勢”而加入全球化經濟的國際分工中，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外貿出口既是以低端產品為主，即使有一部分高端產品，核心技術與關鍵部件也大多依賴于人，產業鏈中參與的是獲利最少的加工環節，所以賺的是小錢，大錢則拱手讓人；二是勞工層面。國家層面的經濟既是低效益，因而中國絕大多數勞工的工資也隨之非常微薄，普遍地約在西方發達國家工人的10%以下，而且增薪空間也不可能很大。　　

就像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采用的是和平演變手段，我們恢復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手段也是和平演變一樣，買辦官僚廉價出賣國有資產給予國內外資產階級，是所謂市場行為(其實都是“公仆”違背“主人”意愿，越俎代庖的行政行為)，我們也以真正的市場行為收回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應有而被流失的利權。這就是組織自由自主的聯合體——工業合作社。　　

勞動者通過組織工業合作社，就能避免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剝削，在短期內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只要利益目標是可信、可望而又可即，他們一定會感興趣，并且行動起來。　　

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是按資分配，企業產生的效益，勞動者分到的是小頭，其勞動剩余價值部分，即大頭則被國內外資產階級拿去了。換句話說，如果大頭剩余價值不被剝削，留給自己，勞動者的收入就可能成倍地增加。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增加收入后錢的流向是不同的，前者主要用于投資，后者則是消費。中國經濟今后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是投資有余而消費不足。若不改變分配現狀，產能過剩危機將更趨向惡化，終必釀成災難。　　

假使，適應于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需要，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性質，勞動者自由自主的聯合體——工業合作社，今后如雨后春筍般產生，則意味著經濟發展從主要依靠受制于人的外貿出口，轉變為以內需消費為主拉動方式，將指日可待地實現。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危機隱患便能根除。　　

數年前有關部門就披露，在中國28個主要工業行業中，外資在其中21個已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也都由外資控制。而高技術產業外資控制度已達到近70%的水平。近幾年由于右派學者瘋狂地鼓噪“國退民進”，買辦官僚也加緊推行經濟殖民化的賣國政策，外資控制中國產業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到了今天，中國經濟被西方列強跨國公司殖民化的后果開始殃及老百姓了。　　

例如，每個人生話中都離不開的日化用品，今后將不得不忍受外資壟斷企業隨意漲價之苦。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稍有名氣的日化品牌一個個淪落于外資之手：美國莊臣公司接管上海家化美加凈，歐萊雅收購小護士，拜爾斯多夫拿下絲寶日化，強生收大寶于旗下，法國香水巨頭科蒂則迎來外嫁的中國護膚品公司丁家宜……中國知名品牌相繼陷落以后，外資公司就占據了國內日化市場的絕對領導地位：以營業收入計，外資日化三強中，寶華在華年銷售額超200億，聯合利華和歐萊雅在100億左右，而國內數千家公司，大部分年銷售額在1億以下。百億級別的企業如立白和納愛斯，主打產品都是價格低廉的洗滌用品，盈利水平遠不能同外資相比。　　

買辦官僚們“政績”何在？改革開放后一個曾長期實行的政策是所謂“以市場換技術”。以日化用品產業而論，市場倒是完完全全讓給外商了，可是換來技術了嗎？反而，許多中國民族企業以自己技術為基礎創立的品牌，卻被原外國競爭對手不用經過市場競爭，輕而易舉地壓滅了。舉一反三，中國其它產業的命運也大多如此。從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買辦官僚們功不可沒啊！　　

如果讓出市場后，能換來外資企業對中國職工給予像對其本國同等的薪酬，我也會為之叫好，但可能嗎？恐怕遠在10%以下。此外，還讓外商享受超國民待遇和偷漏稅收的便利。對外開放的“政績”，簡而言之，就是GDP增長面子上好看，利潤的大頭則讓外商帶走！　　

既已如此，我們現在怎么辦？有人認為，中國如今國庫里美元過剩，可用來將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的外商股份收歸國有。這可行嗎？如果中國現在還是公有制經濟占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且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內需消費，采用這一革命行政手段倒是可行，但是，如今中國已加入WTO，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受制于人的外貿出口，就不可行了。其中道理，不難理解。即使將來中國經濟重新以公有制企業為主了，我也反對排斥外商，因為那將失去“鯰魚效應”，而是主張在公平的條件下，各種所有制經濟彼此平等競爭。我就不相信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競爭不過外國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　　

我這里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指的是采用毛澤東倡導的“鞍鋼憲法”模式，走群眾路線，由職工群眾自由自主聯合當家作主的企業——工業合作社，簡稱“新工合”，以區別抗日戰爭時期曾存在過的舊時工業合作社。它將由什么人組成呢？仍以日化用品工業為例。首先，由該工業原民族企業中的某些職工主動地另起爐灶，以收回被外商鳩占鵲巢占領的產業失地，挽回中國的利權。背叛社會主義的買辦官僚出賣了他們，使他們淪落為外國資產階級的雇傭勞動者，“新工合”則又可使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真正的企業主人。在新成立的“新工合”所屬企業中，他們負責企業管理與技術生產，資本籌措和市場營銷則由“新工合”代勞。兩者在經營上屬于協作合同關系，每家企業加盟后在服從與遵守“新工合”制定的規則前提下，獨立生存與發展。　　

在今天的中國具體國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按資分配的情況下，國內外私有企業產生的利潤，資本家拿大頭，勞動者分小頭，甚至零頭的分配格局是不可能改變的。原私有企業職工，如果在“新工合”幫助下，自己勞動產生的剩余價值免被資本家剝削，如是在被外商壟斷的日化高端產品企業，自立門戶后，收入將至少提高2—3倍，也可能4—5倍，甚至更多。　　

“新工合”發展壯大的動力源自因勢利導，而非政治說教，更不是行政命令。馬克思認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恩格斯也說：“不能指望從人的‘美好情操’中，而只能從人對現實利益的追求中去尋找人的行為邏輯。”只要人的主觀上自私要求，客觀上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社會，有利于人民大眾，我們就應當予以鼓勵，并幫助其實現。那么，“新工合”有利于國家、社會和人民大眾表現在哪些方面呢？舉其重要者有：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以私有制企業和按資分配、后者則以公有制企業和按勞分配為主。今后，當中國現在還存在的國有企業與新生的“新工合”發展到占據國民經濟主體地位，而國內外私有企業退居其次之時，我們就可以說，社會主義和平演變成功了。這種演變的推進過程，乃是勞動者與資本家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彼長此消的過程，也是內需消費取代外貿出口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力，逐漸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　　

——“新工合”相對于私有制工業企業，必然將產生較高的經濟效率，因為它有職工當家作主的民主管理機制和避免資本家剝削的按勞分配機制予以保證。職工群眾為搞好自己的企業而充分發揮主觀能動積極性，其結果則表現在職工較高的收入上，并形成良性循環。這將對現在中國的半封建主義、半資本主義性質的走官僚與精英混合路線的國有企業職工產生影響，他們會要求改變現在的管理機制與分配機制，走毛澤東“鞍鋼憲法”模式的社會主義路線，因為只有那樣，才能改變國企效不如人的情況，在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增加工資收入。　　

——現在有不少私有中小企業前身原是國企，后來搞經理人收購(MBO)，被私有化改革變更了所有制性質。昔日的共產黨公有制企業領導干部，竟然一夜之間變成了私有企業老板。但是，他們中的部分人是“被資本家”，當年被走資派上級強令式的改制，只得隨波逐流，并非其之心愿。因而，我相信其中有的人處于身份尷尬、同企業勞動者感情對立的境地，心情是矛盾和痛苦的，特別是在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重新高漲之時。一些依靠剝削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甚至利用和借助權力損公肥私掠奪國家資產的億萬富翁留在或拉進共產黨內，這個黨還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其實踐的黨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有富豪加入共產黨，但他們是在為了革命信仰而放棄自己的財富之后。例如共產黨早期農民革命領袖彭湃，他原是廣東海陸豐地區的大地主，后來把自家的田契都燒了，主動地分田地于貧苦農民。今天在私有化改革時期的“被資本家”們，也面臨著他們人生的一大抉擇：要么魚目混珠、在民眾眼中被視作階級異己分子留在黨內，要么忠于自己當初的入黨誓言，忠于社會主義，主動地退出企業產權，使自己重新成為一個合格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中的先進分子。“新工合”可能是現在這些私有企業回歸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的一個合適載體。我們要掌握一個原則，這個回歸完全是自愿的，并且有關各方協商進行。要吸取上世紀中葉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強扭的瓜不甜”的經驗教訓。　　

——中國現在高校畢業學生就業難。“民工荒”的社會上怎有此難？原來，因為中國經濟發揮的是“比較優勢”，企業需要的大多是做加工裝配體力話的打工仔(妹)。在今天的中國，知識改變不了命運，高校學子薪酬民工化，是不甘心低就，才發生這種情況。他們的出路何在？右派學者忽悠說，學習美國先進經驗，個人創業，將來成為企業家。但是，中國有風險投資家嗎？資金從何而來？創業第一步你就邁不動。“新工合”業務的重點，就是發展中國高科技產業。那些學有成就，掌握了高端科技知識的高校學子們，你們以后就可能有用武之地了，方法是依靠集體智慧和力量，志同道合者組織起來，成立工業合作社企業。在實踐中摸索，詳情以后再述。　　

——隨著私有化改革的不斷發展，中國越來越多關系到民生的重要產業失陷于外商，使其占據壟斷地位，可以在市場上隨心所欲地操縱產品價格。中國老百姓則成為受害者。買辦官僚在犯下這一禍國殃民的罪行后，有時行使管控權力，像煞有介事地警告外商不得漲價，不過是為應付民情而故作姿態而己。例如，曾以聯合利華散布日化用品漲價“謠言”為由，象征性地對其罰款200萬元。可是罰單開出不到1月，那家日化業跨國公司就漲價了。作為參照，此前歐盟對聯合利華等日化業巨頭曾處以3·2億歐元的反壟斷罰款。凡是被外商壟斷的產業產品，如食用油等全都大幅度漲價了。在一片漲風中，老百姓不能指望私有企業發揮制約外商的作用，他們不推波助瀾、助紂為虐就不錯了。今后能有效地遏制住跨國公司巨頭在中國隨意漲價，以攫取暴利的力量，只能是“新工合”。但是，外國壟斷資產階級在中國的代理人——買辦官僚會答應嗎？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得而復失了。讓我們重溫毛澤東的教導：“階級斗爭是個綱，綱舉目張。”中國老百姓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都將自覺或不自覺地，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這一場斗爭中去，也即是在創建“新工合”的斗爭中去。　　

在買辦官僚和帶路黨看來，毛澤東時代建立的高度統一集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至今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殘存的影響與勢力仍在發揮著促使中國強大的作用，成為他們賣身投靠帝國主義的最大障礙，所以，必欲徹底清除。而我們勞動者則認為，根據歷史和現實經驗，這一“專制”制度，乃是中國賴以屹立于世界強者之林和億萬民眾擁有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根本保障，須臾不可離棄。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能在短短3年后，災區民眾居住等生活水平恢復，甚至超過震前，就有賴于這個“專制”制度，如果中國是一個多黨制和聯邦制的所謂“民主”國家，30年也未必辦得到。這種例子很多，毋庸贅述。但是，這一共產黨領導的制度今后若要不被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政改陰謀廢除，在當前的中國具體國情下，則有賴于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載體——“新工合”的成功創建和發展壯大。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數以億萬計的“新工合”社員們，出于維護自己勞動者的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的需要，將會誓死捍衛這個政治經濟制度。　　

今天，中國社會的萬惡之源，乃是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但是，只要共產黨執政地位沒被推翻，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核心內容的憲法繼續存在，人民軍隊也并未變質，那么，我們就仍有紅色翻盤的希望。“新工合”就是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化和平演變成功可賴以依靠的希望載體。演變成功后，今天社會上的許多負面現象也才有望使之趨向正面。因為，“新工合”是一個收入可能較高的群體組織，并將成為一條就業的主渠道，社會上許多人必然鐘情于它。但要加入其中，因為彼此利害相關，必先經過相互間的擇優選取錄用。那些誠信缺失者，道德滑坡者，能力低下者，都將被淘汰篩出門外。社會風氣因社會需求改變而改變，也將使應試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其中道理，不難理解。　　

假使社會主義公有化和平演變失敗，后果也是可以預見的。若是那樣，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終將顛覆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在資產階級右派精英、買辦漢奸帶路黨的推波助瀾下，中國如帝國主義之所愿，分崩離析，急劇衰落。就像一百幾十年前的大清帝國，億萬民眾從“乾隆盛世”一下子陷于遭受西方列強侵略、掠奪和壓榨，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也如前蘇聯改旗易幟后，其國民中許多人很快變成赤貧的窮光蛋，此前幾十年積累的國民財富大幅度縮水。后來是依靠出售豐富的資源，又能在國際市場上賣得好價錢，才逐漸脫離困境，恢復元氣。(中國可沒有那個條件)到了那時，中國老百姓的怒火將會向誰發泄？　　

但我相信，今天中國現任和離任的高級領導人中，不乏頭腦清醒，居安思危人士，更決不會缺少像宋慶齡那樣德高望重，憂國憂民而又熱心公益的革命左派。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平演變事業也與他們的利益和命運相關，更需要他們保駕護航，積極支持，因為萬事開頭難，何況我們的事業很可能遭到為帝國主義和外國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買辦官僚的刁難、阻礙和破壞。　　

中國的命運正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全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