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外貿出口的拉動，現在由于全球經濟危機引發世界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方興未艾，和我們的主要貿易對象國，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華遏制政策力度不斷加強，這種增長模式難以繼續存在下去了，依靠內需消費取而代之，已經成了國內各派人士的共識。但問題是，消費內需有望擔當拉動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力量這一重任嗎？我認為沒有可能，其中道理已登載于《烏有之鄉》網站上的一篇文章，即《中國能避免經濟危機嗎》中闡述。但至少在近期，消費內需潛能卻是巨大的，因為中國現在國家和民間儲蓄總量卻非常可觀。

有鑒于此，中國一家準官方超級智庫開張伊始，就獻上一條令人振聾發聵的計策。他們認為，解決消費內需問題的關鍵在于“均貧富”。由聲名卓著人士組成的這家智庫果然超級，不同凡響，一語中的。我是在所住社區報攔上看到這條新聞短訊題示旳，沒有此計策詳細內容，所以無緣拜讀。我當時看后的感覺是啼笑皆非，這到底是時代悲劇，還是黒色幽默？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無數次的社會動亂，改朝換代，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多就源于在這個“均貧富”上出了問題。60年前的舊中國也不例外，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后來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早已徹底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現在，中國歷史上這個早已消失了的古老惡魔，怎么又重新出現了？人們大概無法否認，這是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產生的后果。私有化改革在一定時期內解放了生產力，但它的后果，即產生的貧富不均抑制了消費內需，造成產能過剩，使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又需要通過“均貧富”的革命手段解決。你認為這個問題帶給人們的感覺會是什么，應該哭，還是笑？據說目的在于解放生產力的私有化改革，現在必須通過公有化革命否定這種改革才能解放生產力，以避免發生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這種社會形勢肯定出于資改派人士的預料。

中國超級智庫這一矯枉修正之計，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但是，自此提出之后，中國貧富差距在縮小嗎？其繼續擴大的趨勢恐怕誰也否認不了。于是就產生了一個疑問，這條十分正確的計策，難道近水樓臺先得月，同智庫非常親近的中央執政者沒有采納，還是它的內容缺乏可操作性，或者根本就是藏在深閨人未識？恕我胡猜，最大的可能性，似乎是放的一通無實質內容的空炮。直白地說，就是這篇文章他們做不出來，只有一個空頭題目。這家由多名退休高官和著名學者組成的“豪華陣容”智庫，被媒體冠以“超級”，并沒有人懷疑其名不副實。對于他們來說，不論經歷與學識，解決這個問題太小兒科了，但我不敢相信智庫諸公的勇氣：自我否定的勇氣。因為，造成中國社會今天貧富差距懸殊的根源乃是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而他們中的某些人正是這一改革的鼓吹者和執行者，并為此名利雙收。盡管誰都知道，懸殊的貧富差距根源于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但這一改革卻是以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的名義而進行的，于是又產生了另一個問題，是必要和正確的嗎？至于形成貧富懸殊現狀的其中具體經濟政策因素，就不是所有人都清楚了。智庫諸公更是諱莫如深，不可能公示于眾。老粗班門弄斧，細說其詳。

首先，我們要辯明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是否有必要性和正確性。中國資改派代表人物趙ziyang有一句名言：“補資本主義的課”。這類代表人物推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有一大特點，用文革時的語言說，叫做“打著紅旗反紅旗”，盡量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庫中找依據。中國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勞動群眾（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下同）基本上像我老粗一樣，其實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知半解，并無深刻了解，只是出于階級本能地覺得，這一理論中提倡的核心原則內容，即消滅私有制，反對剝削，按勞分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而衷心擁護。資改派推銷其私貨時，開始還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是“曲線救國”，以售其奸。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引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認為中國超越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搞早了。確實，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兩個“決不會”的論斷：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應當如何理解與對待這句話？我們如果同右派糾纏于革命導師的個別論斷，那就上了他們的當了。馬克思主義之后，為什么會有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因為任何一種科學理論，都需要與時俱進地在繼承中發展。所謂發展，不僅是指言前人之所未言，還包括修正先行的科學理論中不適應現實的革命與建設的部分，即阻礙前進的部分。迄今為止，好像也是說鄧小平理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不敢說是獨立門戶，自搞一套。修正與修正主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們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那么，前后兩者以什么為標準而加以區別呢？錢（學森）老近年有一個言簡意賅的概括歸納：“離經不叛道”。這個“道”，即社會主義道路。世界上有各種牌號的社會主義，例如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就是其中一種。中國至少是直到今天，人們實行的或者聲稱在實行的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具體標準內容又是什么呢？鄧小平的權威解釋是：“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主要的方面。一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二是決不能導致兩極分化。” 言必稱鄧小平理論的執政諸公面對經濟社會現實，現已陷于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境地。這都是右派學者明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理論”幫倒忙惹的禍。

中國右派學者中的代表人物吳敬璉將公有制經濟體制稱為“舊體制”，而私有制經濟體制則是所謂“新體制”。他這個“新體制”在今天中國現實中的具體所指，就是資本主義初期原始階段的家族與合伙性質的私有企業，早已老掉了牙，“新”在哪里？他們喋喋不休，并且引以為豪，最愛說的一句話是：“（私有化）改革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力。” 全世界都認同了。因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GDP確實在連年大幅度增長。但要問一下，這個“生產力”指的是先進生產力，還是落后生產力？如果是后者，這種“解放”與“發展”是可持續的嗎？全球經濟危機一來，中國私有企業一下子就倒閉了四成，實踐似乎已經檢驗過了。

為了行文方便，我們姑且就按照吳學者的分類，顛而倒之，將公有制經濟體制稱做“舊體制”，私有制經濟體制則是“新體制”。我與　吳老　先生身份地位迥異，他是著名學者，我則是工人老粗。但咱倆卻是同輩，長時期地一同生活在中國，很多事情都經歷過。同是中國人，對某些事物的感受也應當是一樣的。先談一下當年毛澤東為什么要將資本主義的經濟“新體制”，改造成社會主義的經濟“舊體制”。毋庸諱言，當時進行的“新”變“舊”的經濟體制改造，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

我在以前曾膚淺地分析認為，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公有化改造，出于兩種原因推動。一是主觀上急于求成，希望早日進入社會主義；二是客觀上為了解決長期大規模國內外戰爭結束，革命有功之臣退伍后，按排職位的迫切需要。這兩種因素可能都有，但不是主要的。曾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應當記得，中國當時在國際上的處境非常嚴峻，帝國主義封鎖禁運，虎視眈眈，亡我之心不死，內戰也仍在繼續，雖然規模較小，但隨時可能重新燃起大火。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犧牲了幾千萬人，終于摘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取得了獨立自主，開始走向富強的革命成果，但仍存在失去的現實危險。過去這段歷史，吳敬璉們看來已經忘記了，所以他們才那么否定“舊體制”，認為是“失敗”的體制。果真如他們說的那樣嗎？我們不妨假設一下，當時如果不搞“舊體制”，而是繼續實行他們所鐘愛的“新體制”，情況將會怎么樣。

在那20年前，蔣介石國民黨中國的“新體制”剛剛經歷了“黃金十年”，GDP也是迅猛增長，養肥大了。掠奪成性的日本侵略者便來殺戮，制造一個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便死了30萬中國人。舊中國只有挨宰的份兒。因為他的“新體制”除了“漢陽造”步槍，幾乎生產不出任何一種值得一提的重工業中的軍工產品，拿什么去同侵略者對抗？那么，之前為什么不趁“黃金十年”的良機，發展重工業呢？因為當時中國“新體制”中的資本家們不愿干賠本買賣。實際上在重工業初創階段，他們也賠不起，不如干輕紡工業立竿見影，錢來得快。不論當年的“新體制”，還是今天的“新體制”，發展思路是一樣的。只有“舊體制”，即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制，從國家丶民族和人民的整體與長期利益出發考慮問題，才會相對而言地輕輕工重重工，優先發展重工業。當然也有例外，例如日本這樣的國家。中國當年甲午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賠款2億兩白銀，相當于其時日本年財政收入的3倍。日本隨即用賠款的8成資助其國內“新體制”發展軍工產業，然后恃強再去侵掠，形成“良性循環”。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上，中國在刼難逃。

殷鑒不遠。當年，中國必須實行“舊體制”集中力量以發展重工業。稍具歷史常識的中國人都明白其中道理，怎么作為知識精英人物的吳敬璉們反而搞不清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讓我們先看一下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的實踐。抗美援朝，中國是在美國軍隊逼近鴨綠江，顯然進一步欲置我于死地時被迫應戰的。后來戰勝，當然首先是由于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全力斗爭。但實事求是地說，沒有當時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在軍工設備上大力支援，也是不可能的。就像之前抗日戰爭勝利，如果沒有美國兩顆原子彈和蘇聯出兵中國車北，日本不會，至少不會在　1945年8月15日　投降一樣。毛澤東高瞻遠矚，深知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主要依靠外力是危險的。果然，后來中蘇交惡，兵戎相見，中國當時在世界上孤立無援。試問，如果我們不是在“舊體制”下已經建立起了初步獨立的工業體系，能夠生產許多軍工產品，特別是導彈核武器也問世于不久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了，還會有今天的改革開放嗎？

即使忘記了過去的實踐，今天的實踐就在眼前，難道也沒有看見？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靠投資激素刺激，揠苗助長，沒有可持續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四高”（高投資丶高污染丶高資源能源消耗丶高外貿依存度）“三低”（低端品丶低效益丶低工資）這種模式轉變不了，這是復辟“新體制”的直接后果。吳敬璉卻倒打一耙，歸咎于“舊體制”向“新體制”復辟沒有到位，真是豈有此理。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關鍵在于能否自主科技創新，發展高科技產業。改革開放以來，熱衷于發揮“比較優勢”，“新體制”中的私有企業，包括外資企業和某些中外合資企業，絕大部分生產的都是鞋子丶襯衫和玩具之類低價值產品，有幾種屬于高科技？近些年來，官方的外貿出口統計中，高科技產品比例似乎在連年大幅度增加，這是在忽悠人。所謂“高科技產品”，必須具備五種要素，即一，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二，掌握產品核心技術，三，關鍵部件基本自給，四，產品質量不遜于人，五，市場銷售利潤較高。前四種要素服務于第五種要素。“新體制”企業處于產品價值鏈的最低端，加工裝配成的“高科技產品”，外國人賺大錢，中國人賺小錢，除了滿足某些國人的阿Q心理，不能算數。“特別是”后30年，中國也有一些基本符合上述五種要素的高科技產品問世，但幾乎全是前30年毛澤東時代“舊體制”殘存下來的公有制企業所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總之，在加入WTO, 參與了經濟全球化“國際分工”后的今天中國,“新體制”根本不可能取得經濟高效益,“舊體制”才有可能, 雖然是潛在的, 需要公有制企業在改革其機制, 即引進民主機制和競爭機制之后。國有壟斷企業除外。其中道理我已在以前的文章中闡述了。但是, 我們今天在為促進消費內需而重行“舊體制”圴貧富時, 也要吸取新中國成立后, 對舊社會那種貧富差距懸殊的不公正現象矯枉過正的教訓, 因為這同樣不利于發展生產力。唯一正確的原則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我認為，改革開放前30年“舊體制”一統天下時，在實行“按勞分配”的過程中，最大的失誤, 是沒有注意利用和正確掌握這個原則，以充分調動勞動群眾“各盡所能”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各盡所能”與“按勞分配”未能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這個結論，我是根據自己幾十年工作實踐，以及所見所聞與親身體會而得到的，在拙作《國有企業振興方略----兼論中國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一書中有不少例證。毫無實踐經驗的右派書呆子們卻壟斷了話語權，大放厥詞，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舊體制”。

“舊體制”曾實行過平圴主義分配，因為不利于調動勞動者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當然應當糾正。就像浴盆污水必須清除，但不能把盆內嬰兒潑掉。“舊體制”就是“嬰兒”，它與平圴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相反，而是違背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改革以后“撥亂反正”，實行的是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正”。近年來似乎不再強調了，據說這個口號已經過時，甚至是產生貧富懸殊的政策根源。我倒認為這一提法基本正確。問題在于根本沒有照著去做，如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是官方提的，在實行嗎？不但完全不顧公正，連效率也談不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優先講究效率非常必要，為社會公正而犧牲經濟效率，那是削足適履。國內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與低效率劃等號，那是別有用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維護或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以便于名正言順地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

記得列寧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原詞記不全了，大意是說，社會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因為它可能產生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從前蘇聯和中國前30年經濟建設實踐上看，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現象同時存在。即在宏觀上，兩國在一般正常年份，整體經濟發展速度，特別是高科技產品生產能力方面，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但在微觀上，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資產利潤率卻大多比外國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低下。就勞動生產率而言，其實“社”不如“資”。實踐同列寧的理論相悖。但我仍然認為他那一句話是正確的，問題在于我們的經濟實踐違背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一些重要原則和原理，例如按勞分配原則，也包括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原理。前文已述，后一種原理的違背乃迫于當時嚴峻的客觀形勢，不得己而為之。先舉個類似例征，解釋宏觀與微觀相悖現象。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金牌數量第一。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民眾的體質，一般地說要比中國人強壯，他們基層的體育設施也比我們完善，投入產出的效率更是高出一籌。若論這些微觀條件，我們獲得金牌冠軍實在太出乎世人意料了。中國之所以能取得這一宏觀上的輝煌成績，主要應歸功于舉國體制。沒有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這一社會主義“舊體制”，可能嗎？

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產利潤率也并非全都低下，也有少數企業，這里指的是競爭性行業中的企業，效率是很高的，超過了私有制企業。例如，老粗工作所在的湖北省前武漢印染廠，1958年投產，直至1980年代初期，20多年間，大多數正常年份，即計劃供應的電力和原材料能夠保證生產所需，一年的利潤和上交的稅收約為資產的一倍以上，甚至兩倍。試問，現在的私有企業有幾家可能實現？但據我的親身長期觀察與體會，本廠的潛能還大得很。

國有企業前武漢印染廠后來什么原因衰落與倒閉了？腐敗因素作祟，倒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改革開放以后，一些“新觀念”，即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之類沉渣泛起，開始搞亂了人們的思想。“老鼠”“蛀蟲”應運而生，并且越來越猖獗。上梁不正下梁歪，工人們受到嚴重影響，勞動情緒空前低落，違法亂紀現象頻繁發生，正常的經營與生產秩序都被破壞。一株大搖錢樹突然凋零，變作“冰棍”消失了。這個結果是“舊體制”造成的嗎？

“武印”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興盛雖是少數個例，但也足以表明，“舊體制”實現高效率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我們也得承認，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對此，我當年在工作實踐中有著深切的感受。改革之前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體制與機制，猶如浴盆里的嬰兒與污水。用污水擦洗嬰兒，如同以舊機制操作“舊體制”，社會主義面目和體質越來越走樣。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有兩個主要方面，即一是公有制為主，二是不能兩極分化，但他漏掉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另一個至關重要的主要方面：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而毛澤東則認為這是最主要的一個方面，否則前兩個主要方面就保障不了。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群眾路線。強調群眾的作用，在他的著作和講話中比比皆是。

在我的記憶中，建國初期貫徹群眾路線是比較成功的，標志表現就是較好地調動了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后來毛澤東退居二線，中央一線領導者在政策的具體執行上，就逐漸偏離此路線了，其特點是熱衷于形式主義，將群眾視作木偶。在表面上，勞動群眾仍然被稱作社會主義國家主人，但卻是“阿斗”式主人，只有被擺布的份兒。從那時起，勞動階級主人身份已經開始變得名不副實，現在干脆連名份也沒有了，成了“弱勢群體”。

毛澤東的偉大，或者如某些人所說的“錯誤”之處在于，他有與眾不同的高瞻遠矚的思維能力，能根據客觀現實形勢的發展，預測到未來歷史的走向。幸好，中國雖然多是目光短淺之輩，當時很不理解，但也不乏“亊后諸葛亮”，老粗可能就是其中之一。還有比我更差勁的，至今仍對當年毛澤東生前欲防患于未然的戰略部署莫名其妙，人曰亦曰什么“浩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一場全民動員大規模的“換水”運動，以新水換污水，以新機制換舊機制。文革之前，中國大多數企事業單位亊實上已經在蛻化變質，沿襲歷史上封建主義一套管理方法，簡而言之，其特點就是以上馭下。古代官吏稱作“牧”，如“荊州牧”。將老百姓當作羊群管理，提倡順從，對造反則深惡痛絕。現代的新提法是“做黨的馴服工具”。如果“牧羊”者始終以身作則，廉潔自律，倒不失為一件幸事，羊群安靜地吃草，幸福指數一定很高。但怎樣使執政黨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率先垂范呢？劉少奇的方法是勸其加強自我修養以堅定信仰，保持正確的工作作風與生活作風。毛澤東認為那靠不住，只有發揚民主，用以下制上的管理新機制，領導者置于群眾監督之下，真正成為人民公仆，而不是反仆為主的“公仆”，取代傳統的以上馭下的管理舊機制，社會主義江山才不會變色。你認為哪種方法有效？

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制度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制度孰優孰劣，爭論的焦點在于效率。我們討論和研究問題，應當有一個原則，就是要把問題限定在一定的歷史與地域范圍之內。在“一窮二白”基礎上自力更生，而且是在遭到帝國主義嚴密地長期封鎖禁運條件下創業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同依靠侵略掠奪詐騙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沒有可比性，栽樹和歇蔭兩個時期的條件也不相同，也難相比。不能將公有制企業在不正常的特殊年代的惡劣表現，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當作固定的比照標準。毛澤東發動與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他原來要使“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亂是手段，治是目的，先破后立，亂是為了治。摧毀官僚專政的舊機制，建立群眾民主的新機制，為其身后的中國社會主義永不變色提供制度保證。但他的心愿與計劃因其逝世而夭折。文革結束不久之后的中國社會，是舊機制亂過后還未完全還原，而新機制已沒可能建立的社會，也是已破未立之際，無政府主義因而填補真空大行其道的社會，總之，這個特殊歷史時期更是公有制企業表現極不正常的社會。可是，中國官場與學界右派人士，特別愛將這個時期的國企表現，同私有化改革后的私企比較，那當然后者的效率優于前者了。

即使是文革前的正常年份，雖然大多數國有企業并未按照毛澤東倡導的工業《鞍鋼憲法》行亊，而是仍在所謂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舊機制操作下，但因那個時候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多少發揮了一些作用，還是與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官辦企業有很大的不同。這些公有制企業的效率其實并不比過去和現在的私有制企業低下。今天的人們對過去年代大多沒有親身感受，難以比較，就拿現在來說。現在的國有企業基本上還是沿襲了文革前的那一套機制，但已有所變動。主要有兩點：一是分配上拉開了差距，既有正面影響，打破了平均主義，有利于調動職工積極性，也有負面影響，管理者與工人群眾差距懸殊，政治思想工作不再靈了；二是在組織結構上，卸下了“企業辦社會”的包袱，輕裝上陣。現在比較，公有制與私有制哪種體制效率更高？最近一段時期有兩條關于高科技產品新聞：一是中國高速鐵路列車系統準備出口俄羅斯；二是中國在　10月29日　宣布研制成功首臺千萬億次超級計算機系統“天河一號”，使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后世界上第二個能夠研制這一檔次計算機系統的國家。這些都是據稱沒有活力體制“僵化”的公有制企事業單位搞成功的。不要說這類世界頂尖級的高科技產品，即使是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中國處于資本主義初級原始階段的私有制家族企業和合伙企業，除個別外，一般地也沒有能力拿得出手。生產不出高科技產品，怎樣實現高效益？近來有報道說，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提醒和勸說資本家們，趁現在世界市場有所回暖之機，適時提高出口產品價格。可是這等好亊，私企老板們卻無人敢做，因為誰若提價，就會失去外商訂單。同行們都還在大打價格戰，競相降價呢。外商面對低端產品同質化嚴重，而且如散沙般的中國私有企業，只要各個擊破，擇廉而購，便可迫使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出口外銷產業的利潤越來越微薄，談何高效率？中國私有制企業低效率則有官方統計數據從一個側面證明。據報道，國家統計局近日披露，城鎮私營單位從業人員平均工資較低，2008年全國為17071元，只相當于現行勞動工資統計制度平均工資的58·4%。豈止是同公有制企業單位從業人員比較平均工資較低，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也大得很。國企職工的社會保障金，單位有未繳的嗎？如果有，大概也是少數，可是私企，不嚴格按照《勞動合同法》行事者，恐怕是大多數。

所以，最近一段時期，沿海外銷出口企業聚集地區又鬧起了“民工荒”。中國缺少勞動力？失業者數以千萬計。工資太低，沒有保障，勞動繁重，超時工作，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還不如在家勒緊褲帶好受一些。有媒體大聲呼吁，應該督促私企提高工資待遇。我要為老板們說句公道話，即使他們肯發善心，減少剝削剩余價值，大多數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今天的中國，私人資本家企圖依靠正當合法經營而發展壯大，那是很艱難的，除了彼此攀比誰能更多地壓榨勞動者以求生存，別無他法。因為在國際分工中，他們處于產業鏈中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環節。中國資產階級整體說來，現在已經是國際跨國公司大鱷們的附庸，可憐兮兮地從鱷口下撿些殘羹吃，再企望他們口下留情而分食于勞動者，即使督促成功，又能有多少油水？

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人間，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前幾年，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大潮來勢兇猛，連全民所有的國家資源也未能幸免。以產煤大省山西為例，官商勾結，許多煤礦落于私人之手，大富翁一下子就批量生產出來了。掠奪開釆，資源利用率極低，一般只有10%—15%，約為正常開采率的幾分之一。更駭人聽聞的是，死人的礦難事件從此頻繁發生，百萬噸死亡率飆升為世界之冠。長此以往，如何向子孫和歷史交代？執政者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實行兼并重組，將某些被私人攫取的礦井重新國有化。但是，主流派經濟學家們竟然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情況！” 他們寧要煤老板帶血的GDP，也堅決不要“公進私退”。歷史前進的車輪會因這類禍國殃民者的阻擋而倒退嗎？人們拭目以待。

吳敬璉之流販賣的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實踐中，實際上已經宣告完全破產。連美國這樣實行高度資本主義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都不得不控股某些銀行和企業，違背理念而尷尬地收歸國有。中國現在的“公進私退” 規模極其有限，只在局部地區和行業實行，他們就如喪考妣，竭力反對。其實，當前中外各國出現的國有化現象，都決非中央政府的政策本意。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來說，乃是犧牲資產階級的局部權益，丟卒保車，以挽救這個走向衰落的經濟制度。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其它可行的有效方法。中國站在主流地位的某些學者利令智昏，食洋不化，即使站在維護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立場上考慮問題，他們也是在幫倒忙，因為后果必然是引發社會動亂。私有制企業制度下帶血的GDP能長期繼續下去嗎？吉林通鋼工人誓死堅決反對“私進公退”，其他國有企業勞動者的維權意識也日益覺醒而跟著效法斗爭，你準備怎么辦，動用武警鎮壓，激化矛盾嗎？

美國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投巨資救市搞個別企業國有化，世界上包括弱智者在內，沒有一個人會認為是為了走向社會主義。那不過是特殊時期一種不得己的權宜之計，以便度過難關，而企圖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重現生機。實為以退為進。同美國一樣，中國今天的“公進私退” 也是一種暫時現象。資改派過去實行的私有化改革，由于缺乏經驗，而又急于求成，副作用實在太大，引起全社會絕大多數國民的震撼、不滿與憤懣。因而需要改變一下策略，并暫時讓步。其實，官方早已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應從競爭性領域內有序地退出。現在執政的權勢者代表中國社會上強勢集團的既得利益，必然一條道走到黑，怎么可能迷途知返？況且他們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正在興頭上。吳敬璉們擔心“公進私退”，中央政策變化，純屬杞人之憂。他們近日對此作出警示表態，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左派和右派都可能犯錯誤。兩派雖然錯誤性質截然不同，但有時候犯錯誤的原因卻是一樣的：缺乏經驗。例如，毛澤東發動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左派就完全不知道該怎么搞，而主席又不愿意將群眾當作“阿斗”，因為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是他的一貫主張，并身體力行。于是，造反派們由于缺乏經驗，像野牛進了瓷器店，亂闖一氣，結果造成很大損失，從而給了維護以上馭下傳統秩序者以否定與攻訐的口實。此為左派犯錯誤，右派利用的典型之例也。右派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欲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也因缺乏經驗，搞得民怨沸騰，廣受質疑。右派犯錯誤也被左派利用，不顧官方“不爭論”禁令，群起而攻之。老右輸了理，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遇到挫折，不得不作出暫時讓步。“公進私退” 即是一例。國慶游行突然加入“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也是為了安撫與穩定人心。人們不要被這些局部表象迷惑，公化私的演變仍將繼續。“改革”還會“深入”，不過“需要總結經驗，需要改善方法”。

在過去的年代，左右兩派都難免犯過錯誤。所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誰勝誰負，尚未最后決定。現在可以說是第二階段演變與反演變，而決非什么改革與反改革的斗爭已經開始。沒有人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范疇內自我完善的改革，反對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化改制。右派偷換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欺騙世人，道義上先輸了一局。如今，至少在學術理論界，兩派營壘基本分明了，這是好事。不像幾十年前，左右誰分得明白？毛澤東當年說：“搞社會主義，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那時誰理解了？幾億人中，可能一個都沒有！就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只有他老人家預測到一種以上馭下的傳統社會專制機制，必然會產生怎么樣的后果，欲破之而防患于未然，遺憾的是在以下制上新機制建立之前以失敗告終。

現在，右派吸取教訓，為最終實現其戰略目的而釆取的策略手段，逐漸清晰與明確；相比之下，左派至今仍處于迷惘之中，缺乏應對之策。表面上看，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陰謀的聲音在社會上似乎占了上風，實則處于劣勢，因為右派正利用其掌控的權勢，不斷造成既成事實，一步步有序地走向目的地，正暗自得意著呢。不過，他們也別高興得太早，未來不確定因素還有很多，中國到底何去何從，尚待左右兩派博弈的結果。

革命導師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原理，并非絕對地不可修正，有時根據客觀形勢的現實迫切需要，為了國家的安全保障和人民的長遠利益，還不得不那樣做。例如上文所述，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建國初期，就對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論點進行了修正。歷史實踐證明，這是正確的修正。但我們現在試圖修正的某個重大原理，我認為是錯誤的，這里指的是效率問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孰優孰劣，主要標準和根據是什么？列寧的論述就是效率。他認為社會主義終必戰勝資本主義，原因就在于前者將比后者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某些左派人士鑒于社會上貧富差距懸殊的現狀，現在強調公平是正確的，但若因此忽視了效率的重要性，那就本末倒置了。右派攻擊我們過去實行的社會主義是“共同貧困”，盡管原因復雜，也并非毫無根據，因而頗能迷惑一些只注重表象而無分析能力的人。我們現在還在為我們過去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嚴重忽視效率問題而付出慘重代價。資改派之所以能比較順利地復辟資本主義，正是利用了我們過去犯的錯誤。社會主義首先要解決經濟效率問題，站住了腳，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你能指望掌權的資改派解決“均貧富”問題嗎？

古今中外，有三種不同路線與性質的國有企業，即走官僚路線封建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走精英路線資本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和走群眾路線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這三種不同路線與性質的國有企業，效率是高低不同的。你可以根據實踐肯定前兩者路線與性質的國有企業效率不如私有企業，但在毛澤東時代，后一種路線與性質的國有企業，雖然是少數，但效率之高，難道不也是有目共睹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將這三種國有企業混為一談，目的是貶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

一般人也頭發胡子一把抓，分辨不清，往往搞錯了對象。最近有一例“公進私退”：山東鋼鐵業某家虧損的國企兼并了另一家盈利的私企，被右派利用來否定這一恢復公有制行為。生產力先進與否是相對的。就此個例而言，如果以經濟效率為評量生產力的主要標準，應當承認是落后生產力兼并了先進生產力。但可以肯定那家虧損的國企不會是走群眾路線的社會主義性質企業，要么是官辦企業，或者走精英路線，二者必居其一。我們需要探討的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國有企業，現在大多數為什么經濟效率表現不佳？果真是其體制決定的嗎？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包括官學商各界右派人士組成的資改派，為摧殘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而使盡了陽謀與陰謀。殷鑒不遠，今天的中老年人應該還可能記得。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逐步被摧毀，大致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或曰“摸石過河”階段。文革夭折之后，毛澤東心目中的社會新機制未能建立起來。公有制國有企業也是舊機制已破，新機制未立，處于不正常狀態。應當說在這一階段，后來成為資改派中的某些人，雖然骨子里蔑視公有制經濟制度，但還不敢放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甚至也可能有搞好“舊體制”的愿望。“舊體制”只是在文革結朿不久之后那段處于不正常狀態時期，效率才空前低下。在此之前，它的表現除個別例外，一點也不比1950年代初期和舊中國的私有企業差。特別是對于勞動階級中的絕大多數人的感受來說，有人會覺得社會主義“舊體制”比資本主義“新體制”差嗎？“鐵飯碗”，八小時工作制，完善的社會保障，等等，“舊體制”與“新體制”有天壤之別。所以，當這個階段提出“撥亂反正”口號，欲恢復文革前的“正常狀態”，少有阻力。“舊體制”中的大多數人也久亂思治，除了恢復舊機制秩序，別無選擇。但經過這次動亂后，人們的心態和情勢卻不同以往了，以上馭下的一套方法，特別是其中的監管方法失靈。有人自以為自己的理論高明，提出新的口號：“解放思想”，居然認為毛澤東思想不適應新時期了。這個口號本身并沒有錯，但它也有兩面性，實行結果可能正面，也可能反面，決定于社會機制是以下制上，還是以上馭下。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以下制上的群眾民主機制。而以上馭下的官僚專政機制，在毛澤東逝世后，也自上而下加速度走向反面。這個官僚專政機制乃萬惡之源。它就像一部變質處理器，即使原本正確的東西，一經它的處理，就變質了。其事例多得很，最典型如“企業自主權”，完全悖離了它的初衷，不是搞活，而是搞亂，為企業中有權勢的腐敗分子打開了方便之門。“摸著石頭過河”，不問方向和路線，亂摸一氣，公有制經濟制度從此走上衰落之邪路。

第二個階段，或曰渾水摸魚階段。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國有企業，與自近代洋務運動以來舊中國的“國有企業”，乃至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國有企業，有三個顯著不同的特點：一，政治掛帥，二，群眾路線，三，平均分配（同其他性質國企比較，相對而言）。整體說來，那個時代中國公有制企業制度的表現，并不像今天某些人說的什么“僵化”，而是保持了快速發展，特別是高科技產品，從無到有，層出不窮地涌現，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堪稱世界特大奇跡。“舊體制”的弊病也不少，如上所述，主要是對經濟效率嚴重忽視，影響到人民群眾生活改善緩慢。我也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深有體會。所以，像許多人一樣，聽說要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竭誠擁護。豈料后來改革被居心叵測之徒引向了邪路。

引向邪路先要否定“舊體制”。怎樣否定？從攻擊與廢棄上述三大特點開始。政治掛帥被換成政企分離，群眾路線由精英路線取而代之，平均分配一下子變成收入差距懸殊。這時，毛澤東逝世后，“舊體制”中以上馭下的舊機制，便無所顧忌地發生作用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即利益決定態度。如此改革，上層人士，其中當然包括企業領導者，無不欣喜，而下層勞動群眾，則幾乎普遍不滿，怨聲載道，但由于以下制上的新機制未能建立起來，徒喚奈何。

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腐敗則發端于不正之風，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報銷私人用途費用等等，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甚至認為各種交易中的回扣也是搞活經濟的必要手段，有一段時期被各地官方認可而合法化。商品價格“雙軌制”又使“官倒”盛行。人們思想和經濟秩序都被搞亂了。受到亂象惡劣影響最大的則是公有制國有企業。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來。越來越多的國企從此轉盈為虧，包括敝廠這棵幾十年盛長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大搖錢樹也未能幸免，突然衰落而亡。僥幸活下來的，也度日艱難，需從銀行貸款維持生存，有借無還，金融壞賬比例飆升。問題分明出在錯誤的改革政策上，文過飾非，卻歸罪于公有制“舊體制”，真是豈有此理。如果說此前還只是認識問題，以后就變為利益腐敗問題了。此時，中國公有制經濟支柱搖搖欲墜，國民經濟真正是瀕臨崩潰邊緣，特別在金融方面。怎么辦呢？扔掉虧損包袱，一賣了之。于是官商勾結，避開企業群眾，暗箱操作。有的人空手套白狼，一夕之間暴發，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從此，某些有權勢的腐敗分子樂此不疲，一發而不可收。搞衰國有企業使之無法生存，創造條件私有化改革，乃是他們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渾水好摸魚，前提條件是先搞亂公有制經濟制度。

第三個階段，或曰“規范”調整階段。

生產力先進與落后以效率表現為主要衡量標準，與時俱進，在動態中相對地不斷發生變換。例如，中國清末洋務運動中出現官辦企業，機械動力大型工廠能夠生產一些在當時比較高級、重大產品，應當說是一大進步。可是這類企業經營不善，虧損累累，因此不可能推廣。于是能夠盈利的民辦企業取而代之，比起前者，無疑代表了當時的先進生產力。但是，這種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弱小企業，歷史實踐證明，它無力挑起民富國強的重擔，相反，倒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帝國主義列強欺壓的對象。新中國成立，私營企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后，變身為國營企業，相比過去，生產力得到解放與發展，曾是舉世矚目的事實。“特別是”以后的國有企業，因為改革掉了它上述的三大特點而被搞亂，效率狀況退回到舊中國類似的官辦企業了，重又代表落后生產力。私有化改了制，新時代的民營企業同舊時代的私營企業，新瓶舊酒，內容相同，生產力發展水平也難分高低。歷史車輪轉了一大圈之后，竟然又退回到了原點上，昔日被社會主義淘汰的資本主義原始落后生產力，咸魚翻身，又可以冒充今天的“先進生產力”了。

從此，開辟了一條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終南捷徑。在改制中，可能有數萬人突然暴富，與之同時，數千萬人失去飯碗。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數飆升，據說已達到非常危險的點位。隨著私有化改革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城鎮居民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也相應地逐步減小,1980年為17%,2000年為12%,近年來又有所降低, 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則在50%左右。居民消費占GDP比例，1980年為51%，2007年為35%，下降—35·9%，而在同期，美國則上升14·3%。中國居民消費比例下降不外乎兩種原因：一，低端產品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生產過剩，市場經濟條件下惡性競爭打價格戰，特別在出口外銷方面，效率（益）越來越低下。“先進生產力”代表們即使肯發善心增加勞動者的工資，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官商學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勢越來越強，對一盤散沙般的勞動群眾的剝削與壓榨力度越來越大。除此之外，還有第三種可能嗎？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人間，毎一個毛孔都滴著血。中國新生資產階級更是不斷突破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舊體制”不論多么“僵化”，任何一家國有企業都不可能，也決不會允許工傷的頻繁發生。但現在廣東和浙江私有經濟發達省份出現了“切指城”，每年工傷事故數以萬計，適應市場旺盛需求，竟然成立了手傷專科醫院。私人老板經營礦山，導致礦難頻發，百萬噸煤開釆死亡率，連年“榮膺”世界冠軍。每到年終，農民工為討要血汗錢，爬上高處準備跳下自殺，引起路人聚眾圍觀，成為中國特有的城市一景。在粉塵飛揚，沒有防護設備場所工作，無社會保障的勞動者成群地患上塵肺病，失去生存能力，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求人人不理，被迫無奈，發生了受害者自費“開胸驗肺” 的世界奇聞……

這些都是“新體制先進生產力” 為追求自身高效率利益而不顧一切地伴生的現象。當初，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提出建立所謂“現代企業制度”之時，敢說這個制度竟然包含如此內容嗎？那時，天真的人們還誤以為，大概像西方發達國家企業一樣，工人拿高工資，還有獨立于官方的工會有力地維護自己的權益。等到發現被忽悠上當，體會到了資本主義原始階段私有企業的這種德性，本已成舟，悔之晚矣。

不過，我們也得承認，上世紀末期私有制企業迅速發展，而同期公有制企業急劇衰落，形成鮮明對照，除了資改派分別予以鼓勵與摧殘的政策因素之外，也確實反映了在某些方面“新體制”比仍然實行舊機制的“舊體制”相對地優越，主要表現在分配上。在平常時期，大多數勞動者最關心的是自己的收入狀況。上文已述，“舊體制”的三大特點之一是平均分配。怎樣評價這一分配模式？應當一分為二，其優與劣隨時代和環境變化而異。在革命戰爭年代，動員廣大貧苦民眾推翻剝削人和壓迫人舊制度的反動統治，這一模式甚至是必須實行的，否則，革命就不可能勝利。其中道理已為歷史所解釋，不必贅述。即使在和平建設時期，只要“舊體制”中的另兩個特點，即政治掛帥與群眾路線（這里指的是當年大慶式，而不是形式主義的“政治掛帥”與“群眾路線”）繼續保持不變，平均分配仍然可能在一部分先進分子中發揮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人們的思想觀念轉變，開始更多地強調個人利益，平均分配的負面影響因而急劇地擴大。私有制企業利用其靈活的用人機制，以較高的工資待遇，吸引了公有制企業中的大量人才，特別是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跳槽，或以提前退休與停薪留職方式移情別戀。隨之，公有制企業幾代人花費了巨大精力與財力積累下來的成熟、高級和核心技術，無償地轉移到了私有制企業。這最初的國有資產流失，因無形而被忽視，至今甚至無人提及。

當年，私有企業一上陣，就把國有企業比下去了，凸現其相對而言的優越性。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走挖墻腳的曲線，多費一番功夫，直接將國企私有化，讓私人老板經營不是更好嗎？我們也要承認，當年這部分跳槽和后來加入改制為私企中工作的技術人才，比吃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原所在國企，就個人而言，客觀上確實能發揮更大的力量。官商學界主流人士現在津津樂道的就是如此之類私有企業的“活力”與“高效率”。但是，中國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這一“新生事物現象”，在迅速發展了幾十年后，開始轉化為負面作用了，并且再也不可能變回來。

某些事物的表象如果不深入探究，往往容易使人產生錯覺。資改派人士正是利用這一點推行其私有化路線。近二三十年來，主要由于效率的不同，相對而言，私有制經濟迅速發展，公有制經濟日益衰落。于是，主流派經濟學家們便據此歸因于前者有活力，而后者則“僵化”。怎樣看待這一客觀現象呢？右派學者談抽象理論，人們因迷惑于表象而被忽悠，我用具體實踐分析其中道理。讓我先舉一個例子。農村分田單干以后，相對于公社集體化吃平均主義大鍋飯時，單家獨戶的個人勞動積極性確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一舉解決了市場上農產品長期供不應求的問題。人們普遍叫好。可是很少有人問，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在一個什么樣的基礎上才能實現？之前，曾進行過二十多年的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僅大中小型水庫一項，就建設了8萬多座。拆散農村集體制度后，20多年只建設了800多座，為之前的百分之一。高粱是低產作物，營養價值也不高，但過去許多地方的農民為什么還要去種它？因為它耐旱澇，在坑洼不平的農田上，種植其它作物往往顆粒無收，而它雖然低產，卻適應性強，比較保收。合作化時代大規模進行了土地平整，加上水庫灌溉和排水渠道統一配套，高梁被其它高產作物取而代之。試問，如果沒有以前只有合作集體力量才能打下的基礎，還是靠天吃飯和種植低產作物，單干后哪怕你干勁沖天，能夠一舉實現溫飽有余嗎？

同樣的道理，中國私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離不開公有制經濟先前打下的基礎。也少有人問，那個基礎是怎樣打下的。私有制經濟時代有可能打下那個技術基礎嗎？現在某些右派權威人士，不知患上了健忘癥，還是利令智昏，睜眼說瞎話。他們一提起社會主義“舊體制”，似乎一無是處。我們今天有必要溫故知新。

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大規模建設需要，并且從長遠著眼，開辟了一條自力更生，迅速提高全民科技水平的新途徑。為此，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新風尚。在經濟運行中的具體措施之一，就是破除知識私有觀念，并在法律上修改舊規定。我記得在1958年就廢除了舊中國私有制社會沿襲下來的專利制度。更早之前，一馬領先，萬馬奔騰，被廣泛宣傳為社會主義特有的優越性，認為如果沒有這種優越性，中國就不可能后來居上，立足于世界強手之林中。例如，1952年，山東青島一位青年紡織女工創造了一種有利于產品優質高產的工作法，隨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郝建秀工作法》立即向全國推廣，國內數以萬計的紡織同行女工很快就掌握了她創造的這項紡織技術。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這可能辦到嗎？

當年，如此之類事例層出不窮。舊中國現代制造業極其落后，在今天看來非常簡單的產品，都要冠以“洋”字，如“洋釘”等。無論什么機器，更幾乎少有例外地姓“洋”。制造業基礎可謂極其薄弱，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技術人才嚴重缺乏。沒有金剛鉆，做不了瓷器活。后來，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成立不久，1956年，被認為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產品——國產噴氣式飛機就翱翔于藍天了。當然，這離不開前蘇聯的大力援助，但如果沒有相應龐大的技術工人隊伍，也不可能制造成功。兩三年后，自主研制的紅旗牌高級轎車又問世了。中國大量的科技人才是怎樣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神奇般地冒出來的？你如果參與了《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廣過程，可能就明白其中奧秘了。

再以本人親歷亊件為例。我青少年當學徒時，所在工作部門有一套比較復雜的技術，在師傅的傾心教授下，我和我的同事們不到半年就基本掌握了。師傅對我說：“如果在過去（舊社會）, 你們恐怕三年都學不會.” 我當時并不明白此話之所以然, 現在回憶分析, 主要原因是:

首先，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時代，提倡一心為公精神，并約定俗成，形成了風尚。人們以奉獻為榮，保守陋習則遭到鄙視，這種無形的動力與壓力影響到每一個人。同時，也有組織和機制的保障。例如，那個時代很多企業的黨組織熱衷于優先發展業務技術骨干分子入黨。這樣做的一個重要目的，不言而喻，是希望不斷加強企業的技術力量，以便完成生產任務。因為這些人入黨之后，無形中被罩上了一條“緊箍咒”，你可是先進分子了，工作中該有所表現吧，因而將自己掌握的技術“傳幫帶”給他人，就義不容辭了。也有身懷絕技的能工巧匠不愿傳技于他人，那就“重點培養”。某些工人因為有杰出貢獻，除了媒體大力表揚外，后來還被破格提拔，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甚至到中央當上了首長，如郝建秀、倪志福、吳桂賢等。這些先進典型人物在那個時代當官以后，依然保持勞動人民本色，從而在群眾中更具感召力，向其學習。當時的政治思想工作形成了良性循環，表現在經濟建設上，就是中國科技日新月異的突破。

當年師傅傾心傳授技術給我們，除了政治思想因素，更重要的是那時有“鐵飯碗”保障，沒有舊社會“教會徒弟，餓死師傅” 之虞。相反，如果傳授得好，每月還可評上先進，領導表揚，并獲得獎金，名利雙收。所以許多技術高手樂此不疲，原有的教完了，又會去創新更高級的。還因那時搞平均分配，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都只能同他人一樣，根據工齡長短晉升工資，不存在恃技術高超待價而沽的可能性。

有效即真理。突出政治要落實在業務上，即是有效的真理。崇高的政治理念與低俗的經濟功利，只要有利于社會主義和勞動階級，就不應當否定。可是，真理逾越一步便走向了謬誤。文革之前，突出政治的另一種版本與主張占了上風，即突出政治要落實在思想革命化上。何謂“思想革命化”？看不見，摸不著。這種主張不允許考慮個人利益。實則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時代應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錯誤的，其后果是長期壓抑了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私有企業能給從國有企業跳槽而來的技術人才以較高的薪酬，就像單干農民擺脫了實行平均主義的集體機制束縛一樣，迸發了更大的個人積極性，也使私企有了較高的效率。右派學者認為私有制經濟比公有制經濟更有活力，其中一個主要根據即在于此。但要知道，那套突出政治落實在思想革命化的極左做法，并非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制的固有弊端，而是操作公有制經濟體制所選擇的某一種機制錯誤，完全可以糾正，另換其它有效的機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甚至可以借鑒使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體制賴以有效運行的某些機制。有必要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體制嗎？倒是有必要改變條塊分割，各地諸侯獨立行事，充滿封建主義氣息的現行“新經濟體制”，恢復毛澤東時代全國一盤棋社會主義大協作的“舊經濟體制”。

過去發生的事情，叫好者與反對者皆有，誰是誰非，今天下結論為時尚早，也許近幾年內便能見分曉。現在，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問題是，由于資本主義全球經濟危機，中國賴以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外銷受阻，而且今后即使危機過去，也絕無可能像以前那樣出口連年大幅度增長。將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轉換到內需消費，已經迫切需要解決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但要促進內需消費，就得增加老百姓收入，特別是千百萬勞動群眾的工資收入；增加他們的收入，則要提高國民經濟的效率；提高經濟效率，必須調整產業結構，由低端品為主向高科技產品攀登，以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簡略地說，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現在決定于產業結構能否順利調整。可是，如今中國的企業大部分已經私有，他們有向高科技產業攀登的能力嗎？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空喊了10多年。實踐表明，與國企私有化相適應，中國企業的這種能力越來越被削弱了。道理很簡單，就像上述單干農民在集體合作化時代大規模興修水利等農田基本建設的基礎上，很快實現溫飽，但再向小康目標前進，則舉步維艱了；私有企業吃國企的現成飯，也利用得差不多，以后升級的科技產品，主要靠自己去創新，就力不從心了。

這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原始階段新產生的私有家族企業與合伙企業，處于分散弱小狀態，沒有力量投資于高科技研發，有研發力量者可謂鳳毛麟角。同行業的“鳳麟”們，又因缺乏統一計劃，互不知情，可能在重復同一項技術，整體上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其費效比與社會主義公有制體制不可同日而語。一家成功，絕不會與他人分享此項技術。企業之內，技術高超者為待價而沽，也必然密不傳技于人。中國又退回到舊社會那種技術傳授極其緩慢的社會機制中。一百所高等職業學校的功效，也遠遠抵不上一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大協作機制。所以，按照同樣一份圖紙施工，中國就生產不出與發達工業國家相同質量的產品，這是普遍現象，很少例外。原因就在于中國現在嚴重缺乏高級技術工人。發達國家龐大的高級技工隊伍，大多產生與形成于世代相傳，長期積累的企業環境中。中國私有企業哪一家有這樣的環境？直到現在，甚至連打算形成這種環境的想法都沒有。為降低眼前的成本，用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高級技工是實現科技人員科學創意必備的載體。中國的這種載體現在極其薄弱，而且將越來越薄弱，你今后怎樣去調整與提升產業結構？

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能否不斷升級，經濟的增長模式能否實現轉變，乃至能否走向民富國強的目的地，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其社會上技術傳承機制的優劣。這種機制的優劣，也是區分其經濟體制生產力先進與落后最重要的一個標準。有人對我這一觀點不以為然嗎？如果有，也請閣下亮明自己的觀點，讓大家評論。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不了，上述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開放政策下引進的外資企業壓制。先講一個故事。1946年，賣國媚外的蔣介石國民政府同美國簽訂了《中美商約》。條約規定，兩國互相給予對方以最惠國國民待遇。豈料該條約在國民參政會審議時，遭到許多參議員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中國是個窮國，沒有人會去美國投資，沾不到“優惠”的光，而只有美國人來華投資，必然對中國民族產業形成擠壓效應。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堅決反對。該條約因而難產。今天看來，反對者鑒于中國近代以來被西方列強侵略、欺騙與掠奪的慘痛教訓，可能神經過敏，但能說他們的反對理由沒有現實根據嗎？例如，當年上海有兩家食品公司，一是美資沙利文，一是中國泰康，兩家的餅干都行銷全國，但“泰康”就一直被“沙利文”擠壓，在市場上比較處于下風。還有英美煙草公司，盈利豐厚的高端香煙市場幾乎被他壟斷了。不勝例舉。歷史早已表明，在外資企業擠壓下，中國民族企業既難做大，更不可能做強。中國將相對而言永久地定位于低端品生產國，成為資本主義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除非認同買辦漢奸的觀點：投資于中國的外資企業，就是中國企業。

飲水詛咒掘井人，世界上沒有比這種行為更荒唐和無恥了。現在引進外資的開放政策為什么能順利進行，少人反對？因為中國近代以來淪落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段不堪回首的慘痛歷史，經過新中國前二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的洗禮，在戰勝了國內外階級敵人陰謀破壞的情況下，人們已經淡忘，不再敏感了。一邊在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打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基礎上，盡情享受著和平與發展的紅利，一邊卻極端蔑視地詛咒這一強大而堅實基礎賴以生成的“僵化舊體制”。2010新年伊始，中央電視臺播出電視連續劇《奠基者》，真實反映了那個時代以余秋里王進喜為代表的革命干部和先進工人的事跡與功業，雖是典型，但非個例。當年，在“僵化”的“舊體制”下，動員全國力量搞大會戰，五湖四海不同單位的人們，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英雄的大慶石油工人懷著國家主人翁的心態，工作中“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的大無畏創業精神，今天走資派官僚鐘愛的不“僵化”的“新體制”中，恐怕連影子都看不見。我們無怨無悔于為了社會主義祖國強大而經歷過的艱苦，但不能容忍任何人對在偉大領袖毛澤東領導下取得了彪炳史冊成就的時代竟加之誣蔑！

被吹捧為具有活力的“新體制”，現在遇到了大麻煩。在外資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在華企業的擠壓下，中國私企不可能做強而實現高效率（益）。這是因為，外企在資金籌措，管理水平，科技實力，資源配置，營銷經驗等等方面，都比中國私企占有絕對優勢。近年來的一個經濟新動向，跨國公司紛紛在華設立研發機構，資改派還將這一現象當作“政績”，真是匪夷所思。當年，私企從國企挖走大量技術人才，現在，財大氣粗的外企也如法泡制，來挖中國私企的人才墻腳了。所以，中國經濟制度只要是以私有制企業為主，必然在全球經濟高效益高科技產品方面，競爭不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為技術差距只會越來越拉大。中國私企的發展空間，也只能限定在被西方發達國家淘汰轉移出去，我們發揮“比較優勢”而接手過來的低效益低端產業。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今生來世，命中注定與高效率（益）無緣了。更糟糕的是，即使這種生產低端品的低效率（益），也因今后外銷出口受阻，難以為繼了。

引進外資的開放政策，開始吃的是甜頭，促進了GDP增長，有利于中國經濟量的擴大。但是擴量飽和之后，造成產能過剩，現在要吃苦頭了。因為如上文所述，這一政策從正面作用開始轉向負面影響，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質的提高，阻礙著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也窒息了中國經濟實現高效率（益）的可能性。從世界范圍宏觀上看，上世紀末期開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大公司加速兼并聯合，構建超強的巨型跨國公司，在世界上實施一種中長期的市場控制戰略。這種戰略通過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分工安排來實現。具體地怎樣“分工”？他們依仗技術強勢地位，牢固地成為新技術丶新產品的研制國, 最重要的主機生產國, 而技術相對弱勢國家, 例如中國, 則定位于附件生產和加工裝配國, 原料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的供給國, 市場銷售國。 西方列強倡導的經濟全球化分工的目的, 簡略通俗地說, 就是讓他們賺大錢, 我們賺小錢.。中國經濟體制在同時期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做大做強，反而化整為零，原本一個國家“大老板”整體所有的公有制企業體制，加速改革成萬千個分散的私有制企業體制。倒行逆施，積極配合西方騙子的安排。

讓我引用一篇文章中所述實例，看引進的外資在怎樣壓制中國的產業向高效益空間發展。據《環球時報》　2009年10月29日　登載作者劉云的文章，題為《中國造船業別當韓日的小跟班》。原文如下：

“目前，中日韓三國造船業的競爭格局頗類似魏蜀吳的三國鼎立。今年，這一格局似乎發生了改變：英國克拉克松公司2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韓國造船業累計新接訂單量首次被中國趕超，今年中國新接訂單全球第一的地位已成定局。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韓國造船業依然是絕對的覇主。　　

“韓國造船業的軟肋是其鋼鐵業規模偏小，因此韓國船舶工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船用鋼板嚴重供不應求和價格猛漲的問題。韓國造船業也受到焊工嚴重短缺的困擾，任何一艘船舶都是用大量船用鋼板一塊塊焊接出來的。造船廠中，焊工占技術工人的比例超過80%，而韓國年輕人都不愿到造船廠當又苦又累的焊工，造成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韓國船廠焊工年薪竟高達5萬美元，這讓韓國企業難以承受。造船還需要占用很長的海岸線，而在人多地少的韓國，找適合造船的海岸線很難，即使找得到，土地所有人的要價也太高。

“這些問題怎么解決？韓國人想到了中國。這幾年，已有多家韓企在江浙海岸和渤海灣投資建設所謂“造船廠”。這些“造船廠”并不是完成整個船舶的建造，而是利用中國廉價的海岸線土地資源，請中國的廉價焊工把中國產的廉價船用鋼板，造出最廉價的“船殼”，再將這些“船殼”運回韓國完成高附加值部分的船體建造。僅韓國三星重工去年在中國完成的“船殼”產量達到30萬載重噸。看著韓企因此獲利豐厚，日企也開始在中國投資建“船殼”。

“在國民經濟116個產業部門中，船舶工業與其中97個部門有直接或間接關聯，同時船舶配套產品涉及到360多個學科和專業，是一個人力、資金和技術均密集的產業，在人力、資金上，中國具有優勢，在技術上進步也很快，加之國內外龐大的市場需求，這就為中國船舶工業技術的突破和創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事實上，在中國裝備制造業領域，船舶工業是唯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業，我們理應加快其發展。這不僅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船舶工業作為軍民結合的產業，也有重大的政治、軍事意義，只有船舶工業做大做強，將來才能為中國海軍提供先進設備。

“從2003年起，國際船舶市場進入牛市，需求旺盛，沿海一些民營企業自發開始了產業升級，將原來用于技術含量低的服裝、玩具、鞋等產業的投資轉向投入造船業。比如根據《浙江省‘十一五’船舶工業發展規劃》，到2010年，浙江造船產能將達到650萬噸，其中資金主要來自民營企業。這本是好事，但韓日企業在我國沿海投資造“船殼”，只會加劇造船業技術含量最低的“船殼”部分產能盲目擴張，同時還會大幅降低韓企造船成本，削弱中國船舶的低成本優勢，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也會受到影響。正如一位韓國人所說：‘在大連造‘分體式船體’ 的成本比韓國本土制造低30%以上，中國的廉價鋼材和人力不用白不用’ ，這顯然不利于我國船舶工業的技術升級和沿海地區的產業升級。”

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鐘情于“比較優勢”，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即使是“在我國裝備制造業領域，船舶工業是唯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業”，各地諸侯也要爭先恐后地發揮這種“優勢”，心甘情愿地當“韓日的小跟班”，自斷高效益財路，去造低效益的“船殼”。

作者針對這種不利于我國船舶工業發展的現狀，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眾所周知，鋼材是一種高污染、高耗能產品，國家提倡鋼材以自用為主，不僅不鼓勵鋼材出口，相反還通過加征出口關稅的方式對部分鋼材品種出口加以限制，那么，韓企造“船殼”出口就有變相大量出口鋼材的嫌疑。為確保我國造船業的競爭優勢，抑制競爭對手造船業的發展勢頭，對出口船用鋼板征收高額出口關稅勢在必行。甚至可以為了減少韓企來華只造“船殼”的掠奪方式，對出口的“船殼”一律視作中國出口的船用鋼板，征以高額出口關稅。

“同時，筆者認為，應當嚴禁沿海地方政府在‘船殼’制造上盲目招商引資，更不能給予外企更多優惠。各級政府還可積極扶植地方船廠和配套設備廠進行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對地方船舶工業進行科學布局，珍惜我們寶貴的海岸線資源，要為我所用，而不是被競爭對手和外資利用，這樣才能寓軍于民，做大做強船舶工業。”

應當說，作者的建議切實可行。我認為很可能采納這一建議，因為，現在資改派權勢人士一定急于在提升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方面，為私有企業找一個突破口。船舶工業既是中國唯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裝備制造產業，也就是說，私企在技術上又可從國企那里找現成飯吃了，不妨故技重演，再去挖科技人才為己所用。但是，鑒于現實教訓，資本主義原始階段的家族企業和合伙企業，要想做大做強綜合多門高科技含量的船舶工業，恐怕力不從心。況且，國企在經過一段不正常時期以后，已走上正軌，再去挖人不像以前那樣容易了。所以，即使采納了作者的建議，調整引進外資政策，為中國私有企業施展拳腳提供充足的空間，他們也演不出精彩的好戲。

在今天的中國，產品科技含量相對較高的私有企業，許多都是國有企業的原班底子。在國企改制的風潮中，一賣了之，造就了不少空手套白狼的富翁。請問，這些暴發戶中有幾個具有企業家的素質？除了仿制和抄襲，他們這些年來又拿出了多少值得一提的創新高科技產品？外資企業有高薪待遇，國有企業有前途理想，私有企業有什么吸引高科技人才？因而，在中國經濟舞臺上，私企根據其素質與能力，只適合拾遺補缺，充當配角。

但是，中國官學界的走資派們，不顧經濟社會的客觀事實，更是逆社會主義道路而行，偏要讓私有企業不自量力充當中國經濟舞臺上的主角。他們將這些年來私企的發展吹得天花亂墜，也可以對私有化帶來的社會極端不公正現象及其危險后果漠然視之，但否認不了中國資本主義原始階段的家族企業與合伙企業的低效率（益），其主要表現就是低端產品同質化嚴重，各自為了生存而惡性價格競爭，并壓低職工工資，而且，這一現象將無限期地延續下去。中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也因私企吸納勞動力的比重不斷提高而日益降低，有人能扭轉這種反比趨勢嗎？現在這一比重不僅已低到與發達國家相比難望人家之項背，甚至不及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曾幾何時，學術界資改派人士引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頻率非常之高，現在好像對這一語句越來越不感興趣了。那是因為他們用以復辟資本主義的實用主義“理論”，可能產生短期實踐效應，但經不起長期實踐檢驗。中國私有企業在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量的迅猛增長以后，始終無力創新提高產業結構，一遇全球經濟危機，出口受阻，就陷于了發展困境而無法擺脫。一些主流經濟學界的大方之家，如吳敬璉，鴨子死了嘴巴硬，不愿老老實實認錯，還繼續在到處趕場演說和發表文章，不怕貽笑于尊重客觀事實的常人。前不久，他將“經濟模式難轉變”，顛倒是非地歸咎于私有化“體制改革不到位”。最近，他又發表高論，試圖籠絡人心地指出：“增加勞動者收入才能擴大內需”。請看一則報道：　　

“《中國改革報》　11月23日　刊發經濟學家吳敬璉的文章說，目前單純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做法無法持久，必須通過產業提升，使普通勞動者收入持續增長才能擴大內需，保持經濟長期健康增長。

“吳敬璉介紹, 在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中, 目前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仍然是負數; 內需對GDP貢獻略有增長, 但很不明顯; 真正在拉動GDP增長的是投資的擴大, 今年政府投資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30%.

“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只能是短期行為，不可能長期持續。因此只有讓老百姓花錢，以消費拉動GDP持續增長才是當前最合理的。目前消費不夠的根本原因是收入不夠，尤其是普通勞動者和專業人士收入，就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增加就業。發展模式轉變的核心在于產業升級。”

他的這一建議是十足的偽善。既然實踐早已表明，私有制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越大，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就相應地越低。一方面鼓吹私有化，一方面建議增加勞動者收入，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誰掏腰包增加勞動者收入？顯然主要是吸納了大多數勞動力的私有企業老板們。但他們在無力提升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而效率（益）低下的情況下，即使肯發善心加薪，也無此能力呀！

當初，誰也沒有預料到經濟改革會是這樣一種結局。官方及其寵信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謀士們說，公有制“舊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其定義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經分離，管理科學”。他們聲稱，只要做到了這四條，中國經濟的效率就能大為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也將相應地增加。現在看來，他們當初開的是忽悠人的空頭支票。但他們的首要目標倒是實現了，即公有制“舊體制”企業經過“改革”，大部分產權已經清晰地私有化了。　　

今天，人們都在反思改革，右派精英人士也不例外。不過，我們與他們的反思思路完全不同。我們認為，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是沒有前途的，再走下去，對國家、民族和人民來說，后果不堪設想，應當迷途知返。他們的看法則相反，聲稱改革的方向和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只是不該將家族與合伙性質的資本主義主義原始階段的私有制企業，冒充“現代企業制度”，弄巧成拙。

綜上所述，可以斷定，中國經濟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化，億萬勞動群眾將永遠處于貧困狀態，所謂擴大內需消費無從談起，但卻能使一小部分人富起來。所以，代表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資改派利令智昏，不會改變將“產權清晰”作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首要目標的基本路線。但“一賣了之” 那種露骨地攫取屬于全民所有的國有資產作法，因為震動太大，影響社會穩定，除資改派中個別狂熱分子外，大概不會釆用了。取而代之的將是上層官僚領導暗箱操作，企業職工渾然不知的股份制改造，逐漸地完成變國企為私企，甚至外企的既定目標。在此之前，攫取國有資產的暴發富豪中，有些可能是沒有什么背景碰上機遇的幸運兒。今后，這種人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將被撇除在外，因為，國有企業私有化改制進入了調整“規范”階段。

調整與“規范”國有企業股份制私有化改造，終于給予了中國股市以一個新的功能。大家知道。中國股市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比較，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沒有反映宏觀經濟形勢晴雨表的功能，經常失靈，甚至與經濟形勢相反，漲跌完全沒有規律；二，沒有優化資源配置功能，股民像是在賭場上押注；三，最主要的是沒有社會財富增量功能，很少有上市公司像外國企業普遍實行的那樣，長期穩定地給股民派發股息。企業圈到錢后，更無還本付息壓力，所以也不像銀行貸款那樣，到期還有人來催還債務，因而也促進不了上市公司領導層改善經營管理。總而言之，中國股市對于經濟建設毫無正面積極作用。數以千萬計思想比較活躍，智商也可能較高的人群，對整個社會來說，他們是在將自己的精力與智力，浪費于一個沒有財富增量功能的投資活動中。

中國股市建立的初衷, 是為當時不正常經營時期的國有企業圈錢解困, 避免國有銀行貸款壞賬率飆升, 轉嫁風險于社會民眾.。如果說轉嫁風險也算是一個有利于國家的正面作用, 那么, 時至今日, 這個正面作用也走向了反面.

全球經濟危機使出口受阻, 而國內消費又不振, 國民經濟靠什么拉動? 當然是投資了， 于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應運而生.。銀行超常規大量放貸, 企業因而輕易地獲得了巨額資金.。可是, 實業經濟因為出口和消費市場沒有相應的商品接納能力, 貸款若全部用之于發展生產, 將造成產品積壓。但為了促使GDP增長而實行的低利率貸款不用太可惜了，很自然地，企業便會將一部或全部銀貸投入股市，企圖利用積極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吹起的資產泡沫從中獲利。既是泡沫，終必有破滅的一天。當那天到來的時候，企業投機于股市的銀貸資金的虧損風險，歸根到底，難道不是要轉嫁給銀行，亦即國家了嗎？

中國股市的負面作用，除了上述對整個社會來說，使數千萬股民浪費精力與智力于沒有財富增量功能的投資活動之外，另一個同樣嚴重的負作用是拉大初次分配中已經非常懸殊的貧富差距。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有賴于培養一個人數比例占國內人口總數盡可能大的中產階級階層。中國股市的作用與此目標背道而馳。那些股市中極少數暴發的億萬富翁盈余的錢從何而來？因為中國股市沒有促使社會財富增量的功能，所以，只能來自于虧損的數量眾多的股民。而在炒股的人群中，可能大多是中產階級分子。騙取他們的錢財，實際上是在動搖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

曾見一家官方媒體渲染一個炒股者的傳奇經歷。此人原始資本僅有7000元，10多年來，搏擊股海，出死入生，多次化險為夷，現在竟然成了擁有2億元財產的億萬富翁。這家媒體沒有介紹的是，在同時期，又有多少股民財富虧損縮水，甚至傾家蕩產？典型開路，整個中國社會都沉浸在不勞而獲暴富的幻想中。

從一個資本金不足萬元起家，10多年間在對社會毫無貢獻的情況下，就成為一個億萬富翁，可能還覺得這種速度太慢了。于是，進一步徹底“解放思想”，超前觀念。人有多大膽，中國富豪數超英趕美的速度就能有多快，掀起了一股規模空前的大躍進“造富”運動高潮。創業板在股市中應運而生，一下子就產生了成百名億萬富翁。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讓我抄錄《上海證券報》評論版主編時寒冰　2009年10月15日　發表于《環球時報》上一篇文章中的一段內容，題目是《警惕暴富神話催生投機欺騙》，有助于人們了解創業板的運作和隱患：

“創業板剛剛揭開面紗，暴富神話就開始演繹，而且令人眼花繚亂，目不睱接。據報道，神州泰岳的自然人萬瀛女（80后），僅僅用22萬現金便獲得的88萬股神州泰岳的賬面價值便飆升至5104萬元，‘僅僅兩年投資收益超過230倍’；樂普醫療高管蒲忠杰，上市后身價將陡增至17·53億元……在首發的創業板10家公司中，至少有6家帶有家族式企業的特征，‘夫妻店’和‘父子兵’的家族式暴富成為創業板造福特征之一。

“以目前的創業版市場來看，財富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源于某種‘轉移’，少數人的暴富是以普通投資者承擔更高成本和更大風險為代價的，發行的高市盈率即為其典型特征。第一批發行的創業板上市公司的平均發行市盈率為52倍，第二批達到57·51倍，其中發行市盈率最高的鼎漢技術，達到驚人的82·2倍。高市盈率在孕育出暴富神話的同時，也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對于普通投資者而言，他們入市的目的，是為了分享創業者的成果，但原屬于他們分享的利潤已經通過高市盈率悄悄轉移，留下的是高風險。由于絕大部分創業版上市公司高市盈率發行，發行人凈資產急劇增加，而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盈利能力很難同步增長。這很容易影響股價走勢，一旦股價下跌，將扼殺掉普通投資者的熱情。

“更嚴重的是，一些公司可能由于管理運營不力而退市，導致投資者血本無歸，失去支持創業版的積極性。別忘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者，一直都在狂熱與蕭條的起伏中接受洗禮，短暫的狂熱熄滅之后，留下的會是什么？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一夜暴富的神話，所埋下的一個更大隱患是逆向激勵。逆向激勵與正向激勵相對應，它是指由于制度設計的瑕疵，導致出一個與設計目的完全相反的狀況。推出創業版的目的是什么？是為投資者和具備優秀成長性的企業提供一個便利、疏通的投資和融資平臺，這些具備優秀成長性的企業在得到寶貴的資金后，擴大研發和開拓市場的投入，更快地發展，實現投資者和企業的雙贏。

“問題在于，如果企業在得到資金后，首先就完成了一夜暴富的夢想——他得到的財富甚至超過他預想中經過多年奮斗才能得到的財富，那么，他還有動力前行嗎？對于創業版的發展而言，這是一個致命的隱患。暴富神話可能使創業者喪失斗志，轉而以投機和欺騙，以度過套現日為主要目的，從而背離創業版設立的初衷。”……

豈止是創業版，整個中國股市的功能，可能是主要的唯一功能，是“轉移”財富，而不是增量財富。而且，這種轉移速度是驚人的，絕對可以名列第一于世界股票史上。據胡潤富豪榜主持人胡潤說：“對那些在中國擁有1000萬美元資產的人士來說，他們比在西方擁有同等資產的富人更有機會將財富迅速擴大到1億美元。” 這種“機會”從何而來？其中一個主要源泉就來自于股市。另據美國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公司和凱捷咨詢公司新近出爐的一份研究報告稱，在金融危機影響下，中國逆勢而上，仍將引領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富翁的增長，百萬富翁人數已經超過英國位居全球第四。同天，胡潤中國富豪榜也顯示，中國的超級富豪在金融危機期間大幅增加。美聯社的報道評論說，盡管經濟下滑，中國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富翁人數仍從去年的101位增長到了130位。在2003年，中國還沒有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翁，如今中國這個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胡潤排行榜制作人說，大約還有100位富翁保持了低調，游離于榜單之外。億萬富翁的真正數目可能是榜單的兩倍。到2009年，中國最富有的1000人擁有5710億美元的財富。更重要的是，這種“創富”還在加速度進行著。

據說，推出創業版初衷，是激勵中國企業創新精神，催生出像微軟、思科和英特爾那樣的高科技巨人，促進中國產業升級換代，為“調結構”服務。我認為這簡直是天方夜譚的笑話。完全找錯了調結構的主要依靠對象，恐怕連萬分之一的成功希望和可能性都沒有。首先，創業板成功的起碼條件，是要建立在股市主要市場成熟和健康發展的基礎上。中國股市還像個賭場，而且是規則還很不完善的賭場，有這個條件嗎？其次，創業板上市公司要經得起公眾的質疑，至少要使人們相信，他可能有發展前途。可是，投資的股民們從媒體上了解到的，幾乎沒有一件是有關上市公司企業的經營內容，而盡是些“八卦”新聞，稍微沾點邊的，也不過是企業的家族背景，法人的財富排行榜上的名次之類；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上文所述，中國經濟社會存在著外資企業的嚴重擠壓，弱小的私有企業沒有一家可能在高科技方面脫穎而出，成為跨國公司的競爭對手。現在的經濟社會，已不是愛迪生時代，高科技企業成功有賴于建立綜合系統工程，單打獨斗根本成不了大事。日本1963年開始，也曾搞過創業板，但長期萎靡不振，德國1997年創立的創業板市場更是只維持了6年。中國私企在科技創新賴以成功的綜合社會條件遠遠不如日德，不要癡人說夢了。

股市產生社會財富增量功能，歸根結底，有賴于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指望投機欺騙和吹大泡沫，那是靠不住和長不了的。那么，現在中國實體經濟的情況如何呢？其發展嚴重依賴于房地產業及其相關產業，可謂中國現在唯一的主要支柱產業。房地產業雖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并在高速發展，但在中國，它已越來越弱化了購房者的自住功能，而越來越強化了富人們投機獲取暴利的功能，與虛擬經濟的股市殊途同歸，在拉大社會財富差距。

據有關報道分析，中國的財富創造，現在大多由城市化進程所驅動，而房地產行業是最大的受益者。在2009年胡潤富豪榜前10位富豪中，有8位的主業為房地產開發或涉足房地產業。而在前100位富豪中有51位涉及房地產領域。房地產行業名副其實占據了中國財富的半壁江山。

極少數房地商產的暴富，轉移走了“房奴”們也許要掙大半輩子的血汗錢。不過，比較起來，這一危害還算輕的。請聽一位專家的“盛世危言”：

“據《經濟參考報》　10月27日　報道，學者羊慧明等業內人士近日表示，如果國內一線城市房價繼續被哄抬抄高，將可能重蹈東京樓市“急漲長跌” 的覆轍。一些經濟界人士認為，當前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很高，風險已經很大，前車之鑒不能不重視。

“事實上，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還不到東京的1/10，而房價已比肩東京，一套　100平方米　的普通公寓（清水房）房價達200萬元人民幣以上。

“京滬人圴收入要達到東京的水平，起碼還要15年。換言之，京滬房價已經把未來十五年的空間都透支了。日本的地產泡沫是一個富裕社會的泡沫，都拖垮了日本的經濟，而中國還是一個整體不富裕的社會，出現超過日本的房地產泡沫，其災難性后果將比日本更可怕。

“從一個國家來看，房地產沉淀的社會資金越多，對其他領域的發展越不利，沒有一個國家因房地產發達而成為世界強國。從一個企業來看，沉迷在房地產就會喪失斗志，荒廢主業。

“日本泡沫經濟時代購買不動產越多的大企業，受到的拖累就越大。當前，內地樓市正在克隆香港的模式：一旦把‘地王’抄高到世界之最的天價，拿得起地的開發商就越少，最后形成寡頭壟斷，他們就可以隨意拔高房價，弁取驚人的暴利。

“靠非理性拉高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拉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并可能使整體經濟和社會受害。”

據我所知，類似有理有據的文章，海內外早有多位著名學者不約而同發表過了，執政者豈有不知之理。而且，日本、美國、迪拜，接二連三地由房地產泡沫破滅引發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殷鑒不遠，難道會置若罔聞，不愿吸取教訓？當然不是。但執政者很可能也有其不得不維持泡沫的考慮。因為，如果對房地產業風頭正盛，推動當前經濟順利發展之時，突然煞車，不再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加以扶持，這根主要支柱一倒，中國經濟隨之便會立刻陷于危機而停止增長，勢必影響社會穩定，甚至可能天下大亂。因而，必須培育經濟新的增長點，即新的支柱取房地產業而代之。在培育新支柱增長的過程中，才能相應地“且戰且退”，逐漸減小金融財政扶持房地產業的力度，以消除隱患。

現在有兩個問題是：一，可能取代房地產業，成為新的經濟支柱產業是什么？二，這個新支柱產業能成大氣候，持續發展嗎？先談第一個問題。2009年歲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今后國民經濟發展重點要放在“調結構”上，而不能再是強調GDP增長。如同內需分為投資內需和消費內需一樣，結構也有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之分。我是個工人大老粗，經濟學外行，不知這次中央會議“調”的是哪門子“結構”。我的理解，如果指的是經濟結構，那就可能涉及“公進私退” 還是“公退私進” 的政治敏感爭論內容。在右派經濟學家的語義中，國有企業私有化改制，也被認為是“優化經濟結構”。但這種倒行逆施行為，遭到越來越多的人士反對。所以，估計不應當是。更可能指的是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又可劃分為兩種，一種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結構；另一種是第二產業中高科技產業與一般產業的比例結構。有人傾向于調整前一種產業結構。他們認為，中國第三產業比重同發達國家相比太低，卻不明白它與第二產業的質量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發達國家生產的是高端品，產生高效益，其勞動者工資占產品成本的50%左右；中國生產的是低端品，產生低效益，工資只占產品成本的10%上下，因此大多數是低收入窮人，第三產業發展空間怎能與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服務業占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80%以上，那是因為他能利用美元霸主地位，玩弄金融衍生品之類騙局，騙遍全世界。中國有這個條件嗎？只有被騙的份。會議公報中有“自主創新”字眼，“調結構”應當指的是發展高科技產業，以便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第二個問題，即上述目標可能實現嗎？這就決定于經濟結構的性質了，即中國經濟是以公有制企業為主，還是私有制企業為主。前者可能實現，當然指的是實行毛澤東倡導的《鞍鋼憲法》，勞動群眾當家作主的公有制企業。其中道理，我以前曾在多篇文章中闡述，不再重復。權威精英學者則另有完全相反的高見，并被執政者采納。現在就讓我們簡略地分析一下，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是否相吻合，在解決“調結構”問題上可能有效嗎？吳敬璉們認為，經濟增長模式之所以難轉變，是因為體制改革不到位。好吧，那就一條道走到黑，徹底私有化。國有企業改制，以前是“抓大放小”，中小國企在改制運動中幾乎全數盡私。那么請問，改制后數以萬計的私有企業中，這些年來有幾家是在自主創新發展高科技產品，為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作出了貢獻？如果有的話，也是鳳毛麟角。倒是殘存的國有大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多少還搞出了一些高科技產品，為中國人挽回了一些臉面。現在有人又在打大型國企主意，準備將之出賣了。

賣國賊們賣的策略與途徑也可能與時俱進。過去那種“一賣了之”，赤裸裸地攫取國有資產，天怒人怨，不能再搞了。其實，當時白送，也有不得己而為之的因素，因為資產階級還未來得及形成經濟上的強勢群體，只能讓他們空手套白狼。現在不同了，股市和樓市成批量地產生億萬富翁。只有轉移財富功能的股市和趨向投機功能的樓市能長盛不衰嗎？所以，這些富翁將會為自己的資金尋找新的出路。吳敬璉們的私有化“理論”，正好迎合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財富繼續增值的利益需要。通過股份制改造，即私人資本參股，可能避免引起社會震動，甚至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公有制國企私有化。

資改派一口咬定，私有企業具有活力，唯一實踐根據，就是在過去年代曾迅猛地實現了產品量的擴張，使中國成為肥大國家。但因此而推論，認為私企今后在產業調結構質的提高上，也可能表現不俗，就毫無根據了。

據國際權威科技排行榜披露，中國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僵化”的公有制企業一統天下的年代，科技競爭力曾排在世界第13位，后來隨著“具有活力”的私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加大，相應地下降到第31位。要是體制改革如吳敬璉們之所愿，徹底到了位，殘存的大型國企也改性了，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希望，恐怕將更加渺茫。

你知道中國現在科技競爭力為什么比以前不升反降嗎？從宏觀上看，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的思想觀念也必然隨之改變。參與全球化經濟，強調國際分工，發揮比較優勢，自力更生原則當然要被認為是“閉關鎖國”而遭否定廢棄。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按其經濟規律行事，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應而不惜飲鴆止渴，便成為從上到下經濟社會的時尚。造不如買的洋奴哲學從此大行其道。例如汽車工業，同外商合資，人家的現成技術拿來就用，產品立刻可能達到世界同步水平，何須自設研發機構，增加不必要的成本？不如撤掉。自主創新的社會需要大幅度減少了，科技競爭力能不相應下降嗎？

宏觀的思想觀念也必然影響到社會上人們的微觀行為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提倡勞動光榮，宣傳勞動創造世界，與此觀念相適應，各級人大也大多是勞動者的先進代表。也就是說，人們的觀念與行為服務于其追求的目標。現在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時代，目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富起來，人們的觀念與行為當然也需要隨之改變。中國另一位著名的主流派經濟學家——茅于軾的最新研究成果，為服務于當今社會實踐，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理論。他在武漢《長江美聯大講壇》的一次演講中說：“這個世界上誰勞動得最多？應該是工人和農民。如果說勞動創造了財富，那么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現實不是這樣。” 茅于軾說，他想了很多年以后，最后才悟出真相——不是勞動創造財富，而是交換創造了財富。

勞動群眾的政治地位，已由30年前的九天之上，降至今天的九天之下。經濟地位也被官方的分配政策按排在最低層次。現在，咱們連僅有一點聊以自慰創造財富的榮譽地位，也被精英學者推翻了。他們認為，這一榮譽應由擅長于“交換”的億萬富翁們享有。茅于軾驚世駭俗的新論可謂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真理”。試看今日中國社會上為自己“創造”了億萬財富的成功人士，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身份都是“交換”者，而非勞動者。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工人農民應當得到最少，因為根據茅于軾的“理論”，勞動者不創造財富，理所當然沒有資格分配較多。但這種理論與實踐在社會上廣泛地產生了一種負作用。因為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誰都想把別人的財富“交換”過來，成為成功人士，而不愿自己的財富被“交換”出去，成為失敗人士。廣大勞動者不論在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和榮譽地位等方面，顯然是今天社會上的失敗人士。你愿意倒這個霉嗎？

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其社會上人們的擇業觀念，曾有一種傾向，即“逃離工科”，金融類文科則是熱門。原因也很明白，后者比前者錢來得快。但時至今日，已經嚴重影響到其國內產業的提高，甚至開始動搖了其“科技立國”的根本。日本的有識之士正在反思，呼吁吸取教訓，力圖糾正。中國今天的情況同日本當年非常相似。請看摘錄的幾例新聞報道中的標題和部分內容：

——“高科狀元扎堆經管”，“紛紛涌向最有‘錢途’的專業。”

——“工科冷文科熱，中職招生遭遇冰火兩重天。”

——“中國成人才流失數量最大國”，“百萬精英滯留海外拷問留學潮”。“據《廣州日報》　7月21日　報道，有數據顯示，自1985年以來，清華大學高科技專業畢業生80%去了美國，北京大學這一比例為70%。”“中國社科院《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中承認，中國流失的頂尖人才數量在世界居于首位。”“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王通訊曾總結了人才大戰的10種武器，比如在華設立研究機構，合作辦學設獎等隱形手段。據了解，2003年左右，清華大學近百種獎學金里，外企公司占了一半，北京大學總額400多萬的獎學金中，外企占了300萬元。而商務部公布的2006年統計表明，外國公司在華投資設立的研究中心將超過800個。”

人們要問，“僵化”的“舊體制”時代，那么多的海外一流科技人才不惜拋棄僑居國優裕的生活條件，紛紛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怎么到了有活力的“新體制”時代，私企卻留不住人才？

——“‘海歸’中為何少見高科技人才”?“據中國科協日前的一份報告顯示，改革開放以來，高科技人才出國深造者達70余萬，學成歸國者不到1/3，即使‘海歸’，也有不少人歸而復歸，或‘人歸腦不歸’，仍在為海外公司的研發體系效力。”

同建國初期大量高科技人才回國效力相反，今天“海歸”中大多是搞金融的。當年，那些海外歸國的高科技人才為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今天“海歸”的金融經濟人才會發揮積極作用嗎？尚待歷史檢驗。不過，現實檢驗已經開始顯示了：

——“央企投資金融衍生品屢遭巨虧”。“正當業界將目光聚焦迪拜債權危機時，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李偉在　11月30日　《學習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披露央企投資金融衍生品出現巨虧的事實，讓業界一片嘩然。”

“李偉透露，數據顯示，目前有68家央企從事金融衍生品服務，主要涉及期權、結構性存款等。截止2008年10月底，央企從事金融衍生品業務合約市值為1250億元，形成了114億元的浮動凈虧損。其中境外是大頭，浮動凈虧損112·7億元。”

國內央企領導層中的土包子，知道“金融衍生品”的奧妙嗎？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國際投行惡意兜售帶有欺詐性的，設計復雜的高風險產品，他們怎敢與之交易？如果沒有在美國喝過洋墨水的“海歸”金融人才從中推薦、聯系和操作，是不可想像的。

——“明天的‘蔡祖泉’在哪里”。“《新民晩報》　7月20日　刊登怡然的文章說，蔡祖泉，這個在四五十年前因‘做燈’出名的工人科學家，離開塵世了。

“蔡祖泉16歲就到中法藥廠玻璃制造車間當學徒，一干10年。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學的　周同慶　教授、　方俊鑫　先生承擔了國家研究X光管的任務，他們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術的助手，點名要了蔡祖泉。3個月后，藥廠少了一個玻璃生產工，而中國的電光源事業多了一位開拓者……我把這段文字粘貼在MSN上, 發給了　周同慶　教授的兒子，他十分感慨地說，那時技工的水平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如今去哪里找當年的蔡祖泉？

“蔡祖泉的起點是技工。而技工對于企業的生產流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讓人扼腕的是，這條‘起跑線’的被冷落，甚至被拋棄，已然是不爭的現實，其直接后果便是‘技工荒’的出現，尤其是高級技工捉襟見肘。蔡祖泉離去之際，如果我們能深刻反思我們的人才觀、價值觀、教育觀、就業觀，從而立志打造一個有利于明日的‘蔡祖泉’成長成才的體制機制。那么，蔡祖泉也將笑慰天堂了。　　

根據上文所述分析，可以認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不了；經濟增長模式轉變不了；低效益、低工資提高不了；初次分配勞動者收入增加不了；二次分配懸殊的貧富差距不但縮小不了，還將繼續擴大；外銷出口連年大幅度增長的勢頭持續不了；天量投資追求的短期效應長久不了；內需消費欲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主力的希望實現不了；包括高校畢業生在內，大規模失業引發社會動亂的隱患消除不了……如此諸多問題的產生都源于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資改派官僚及其寵信的學者能解決嗎？可以肯定，一個也解決不了。他們開出的藥方，或南轅北轍，繼續忽悠；或一筆帶過，不知其詳；或諱疾忌醫，故作鎮靜。但是，這一大堆無法解決的問題時間拖得越長，積累越深，爆發也將越重。舍本逐末，建立在房地產業沙灘上經濟高樓的泡沫輝煌還能維持多久？

中國社會的大麻煩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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