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前中國金融安全的幾點思考

江涌
《國有資產管理》2009年第4期

隨著冷戰的結束與全球化的興盛，大國之間的兵戎相見漸行漸遠，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無硝煙戰爭”，傳統安全的地位正在更多更廣的時空中被非傳統安全所替代，經濟安全日益凸顯。作為經濟安全的核心，金融安全是指一國在其金融發展過程中具備抵御國內外各種威脅、侵襲的能力，以確保金融主權不受侵犯、金融體制不遭破壞、金融財富不會大量流失、金融體系正常運行的一種態勢。金融安全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與經濟全球化有著密切的關聯，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其視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中國改革開放與社會發展已進入關鍵期，國內經濟社會矛盾匯焦于金融。在國際環境日趨復雜險惡、內在脆弱性不斷加劇的夾擊下，中國金融業依然詬病叢生，依然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社會和諧、國家崛起的最大風險因素，依然是中國經濟安全的最薄弱環節。

一、態勢嚴峻

國際金融動蕩持續不斷。起始于2007年4月的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于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之下，呈現出明顯的非典型與間歇性特征，至今非但沒有任何緩和的跡象，反而流露出惡化態勢。相關大國應對乏術，國際政策協調乏力，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股市、匯市、期市風雨飄搖。這對市場日趨開放、又適逢經濟下行周期的中國，形成了巨大的經濟與金融壓力：內需疲弱，外貿下滑，企業倒閉，店鋪關張，員工下崗，經濟與社會矛盾凸顯；與此同時，股市低迷，房市高危，儲備縮水，匯市飄忽不定，銀行壞帳面臨反彈，中資機構境外投資巨虧，經濟社會矛盾越來越匯焦于金融。

美元資產面臨嚴重縮水。截至2008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1.95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7％，約占世界外匯儲備的29％。中國的外匯儲備構成中美元資產一般占三分之二，此外諸多中資機構也持有巨額美元資產。在舉世都在持續且紛紛減持美元資產的態勢下，中國卻在不斷增加，并一舉超越美國的政治盟友日本，成為美國的第一大國債持有國。有專家認為，從短期來看，中國很難通過減持美元資產來規避美元貶值以及美元資產違約率上升的風險，因為這將有可能導致手中持有的美元資產的市場價值下降。但是，這無法合理解釋他國減持與中國增持的原因。長期以來，缺乏黃金支持的美元一直呈現貶值態勢，近年來隨著美國赤字的不斷加大，美元貶值趨勢更加明顯。盡管國際金融危機使美元出現“回光返照”的現象，但是美國現如今金融救援與經濟刺激計劃所耗費的天量資金，勢必主要通過發行美元來解決，如此未來美元必將重復大幅度貶值的歷史，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再度面臨大幅度縮水的威脅。

商業銀行抗拒風險的能力薄弱。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始終是金融業的核心，因此一旦銀行業出現問題，勢必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目前以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的金融風險仍主要集中于銀行業，具體表現在：國際競爭力低，創新能力不強，內部治理問題嚴重，主要停留在吸納存款、對外放貸、賺取息差等傳統業務，經營收入主要來自息差。在發達國家，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平均水平一般在40%-50%，匯豐、渣打、花旗等國際知名銀行甚至高達七成以上，與資產、負債業務一道，構成商業銀行經營業務的三大支柱。而工行、農行、建行的息差收入占其總收入都在90%以上，中行在80%以上，其他股份制銀行也都超過70%，中間業務收入所占比重較低，僅限于銀行卡、結算、代收代付、電子匯劃、代理保險和基金等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品，業務的集約水平和服務檔次不高。由于過于依賴息差收入，因此對政府的依賴過大。此外，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問題依然嚴重，操作風險突出，大案要案不斷。盡管中國沒有經歷金融風險的集中和大規模爆發，但中小金融機構的經營危機乃至存款擠兌事件仍時有發生，直接威脅到銀行體系的穩健運行。

房地產市場風險不斷加大。中國房地產市場吹起的大泡沫至今尚未被有效擠壓與釋放。國際上衡量房地產健康程度的通用方法是，單位房價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即“房價收入比”。世界銀行認為，正常的“房價收入比”發達國家一般在1.8-5.5之間，發展中國家則在3-6之間。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房地產泡沫最嚴重的佛羅里達也未超過6，而中國諸多城市超過12。中國金融界一直將住房信貸視為優質資產，并沒有對住房按揭貸款進行“優次”劃分，而且在實際放貸操作中，提供不實收入證明等虛假文件的比比皆是。隨著中國經濟步入下行周期，房屋銷售持續不振，房價也在不斷下滑，潛在風險正在暴露。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硬著陸”幾率甚大。鑒于國內銀行近年來一半左右的新增信貸資產與房地產相關，不斷加大房地產風險，對中國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金融監管滯后。金融市場的穩定、金融效率的提高以及金融安全的有效維護與金融監管直接相關。長期以來，中國金融一直奉行著嚴格的分業經營與監管模式。商業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交叉領域被列入禁區，從而束縛了中資金融機構積極從事金融創新的手腳。與此同時，金融監管機構在相關利益集團的影響下，實行片面開放策略，導致了過度開放、嚴重不對等開放與不均衡開放。中國的開放度不僅在眾多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而且在一些領域就連身為經作組織成員國的日本與韓國也難以望其項背，尤其是在部分金融領域，甚至可以說已經走到世界前列。如美國的各種金融監管措施多達1000多條，外國尤其是中資金融機構在美國金融市場拓展舉步維艱；西方對中國只是“前庭后院式”的開放，而中國對西方則是“登堂入室式”的開放，外資在華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甚至法外特權，在中國大肆攻城掠地，為所欲為，而中資在西方市場屢遭挫折，步履維艱；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一直超過對內開放，嚴格限制民間資本進入，在外資金融機構于中國高歌猛進之時，非國有中資金融機構的生存空間卻日益狹窄，眾多中小型中資機構紛紛成為外資的附庸、代理。

金融主權與話語權受到侵蝕。金融是個雙刃劍，兼有積極與消極兩種功能，不僅是資源配置的手段、服務實體經濟的工具與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是財富分配的手段、經濟強權的工具，還是大規模殺傷力量，因此金融直接或間接涉及國家經濟主權。中國是個金融弱國，各類經濟與金融主權正受到日益嚴重侵蝕，時下最為突出的就是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在境外強大的壓力下，中國有關金融監管部門竟然“自廢武功”，曾明確表明“中國并不在意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涉外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渠道影響著中國金融改革與開放的決策，而中國的一些金融部門與機構不顧中國國情，盲目照搬美國的金融發展模式與金融標準，時時處處“以美為師”。2006年8月28日，全球最大的金融期貨交易所——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推出人民幣對美元、歐元及日元的期貨和期權交易，這使境外人民幣遠期報價對境內人民幣報價產生壓力，直接影響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主導權，進而影響到跨境資本流動，由此強化了人民幣匯率浮動走勢的不可控性和不確定性預期，加劇匯率風險。

二、成因復雜，審慎應對

金融安全是相對的，金融安全可在金融高度抑制下取得，但是犧牲金融效率的金融穩定、遏制金融創新的金融監管，遲早會引發金融不安全。實現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徑在于，不斷促進金融創新，提高金融效率，與此同時要不斷強化金融監管，保持金融穩定。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與金融穩定的平衡，是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平衡。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經濟全球化態勢下，金融領域是競爭最激烈因而風險程度最高的領域，沒有風險就沒有金融活動，因此想要杜絕金融風險是不可能的，要想尋求金融的絕對安全也是不可能的。

保持金融主權獨立是維護金融安全的基本前提。國內外有金融專家研究，如果美國的金融危機再過兩年爆發，對中國金融部門的影響肯定會更大，甚至是滅頂之災。因為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美資金融機構與相關人員早就被中國一些政府部門、地方政府或中資機構邀請擔當顧問或奉為座上客，中國諸多金融改革開放的路線圖基本是由美國人（機構）設計，近乎全盤照抄美國模式。如：鼓勵金融機構積極從事資產證券化等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獨立的與高杠桿運作的投資銀行，高薪但缺乏約束的職業經理，滯后的監管思路，會計、審計、信用評級等金融中介的發展模式，等等。2001年，XX會頒布“補充審計16號文”，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資時，財務報告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由此美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一舉壟斷中資機構融資審計的高端業務。

2006年1月，XX會2號令（《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規定，“發起人股東中應當包括合格的境外戰略投資者”，即中國境內新建股份制銀行必須有外資參股。由此不難看出，一些部門對外資（主要是美資）已經達到頂禮膜拜的程度。正是有了時下的世紀金融大危機才使中國相關部門放緩了“以美為師”步伐。

保持金融主權獨立不僅不能“以美為師”，更要防范美國金融霸權，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美國濫用金融霸權是當前國際金融動蕩的總根源，是主權國家金融安全面臨的最大風險因素。在布雷頓體系下，美國在獲取霸權利益的同時，還承擔著穩定國際金融的責任，但是現如今，制造國際金融動蕩，從動蕩的國際金融中火中取栗，已成為美國金融霸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綜觀本次金融危機不難看出，美國于危機前通過四處兜售金融衍生產品轉移金融風險，危機后則不斷通過操縱利率、匯率以及“購買國貨”等手段拼命轉嫁危機，美國濫用金融霸權的面目昭然若揭。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寅吃卯糧，幾乎沒有什么積蓄。如今，在美國金融救援與經濟刺激計劃所耗費的巨資的重壓下，美元大幅度貶值在所難免。因此，持有尤其是增持美元資產是極其不明智的，中國外匯儲備必須多元化。

長期以來，美國一方面大肆鼓吹“黃金無用論”，另一方面卻在大量儲存黃金。中國居然偏聽偏信，不僅官方不儲備黃金，而且還限制民間儲藏。在美國積累起8000多噸黃金時，中國的黃金儲量一直只有600噸。與此同時，還持續出口數以萬噸計的白銀，即用真金白銀換回美元紙幣，再用美元大量買進美國國債囤積。如今，在黃金白銀持續上漲、美元不斷貶值的情形下，相關部門決策者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與棘手性。經典著作早就清晰揭示，“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黃金的貨幣功能不是人為就能夠取消的。1999年，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強調：“黃金代表了世界貨幣的最終支付手段，黃金永遠不會被拒收。”從本質上說，黃金才是整個世界貨幣體系中的戰略制高點，誰擁有黃金的定價權，誰將擁有世界貨幣的發行權以及對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權。在美元仍然處于國際貨幣支配地位的態勢下，適量的黃金與其它戰略物資儲備最起碼可以對沖美元貶值的風險。

保持金融與宏觀經濟的穩定是維護金融安全的基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一系列的金融危機表明：金融雖然難以立國與強國，但是可以弱國，甚至可以亡國。通過片面發展金融業來追求經濟增長與繁榮，無異于飲鴆止渴。金融業的功能更多的是分配財富，過分強調金融業創造財富，則會助推虛擬經濟的膨脹與經濟的泡沫化。因此，金融發展應立足于實體經濟，為實體經濟服務。

長期以來，以高盛、美林等為代表的美國投資銀行，叱咤國際金融風云半個多世紀，是華爾街經濟活力與美國金融權力的象征。如今，五大投資銀行一夜間消失，或破產“蒸發”（如貝爾斯登、雷曼兄弟），或并購“嫁人”（如美林），或改行“轉業”（如高盛與摩根士丹利）。美國的金融業正在退縮到以存貸為基礎的商業銀行傳統經營模式，德國與日本的穩健的金融發展模式再次得到了肯定。

有鑒于此，中國應不斷規范市場秩序，提高商業銀行的內部治理水平，鼓勵行業競爭，拓展中間業務能力。當然，中國不能迷信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市場的金融發展模式，而應從本土的金融需求出發，從本國的國情出發，來設計金融服務的功能、特點與方式，在金融穩定的基礎上提高金融效率，在有保障的金融監管條件下促進金融創新。密切防范股市、房市等易于出現泡沫的行業出現大起大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發展，為金融穩定、金融安全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

有效的金融改革與適度的金融開放有利于增進金融安全。在金融封閉的情形下，僵化的銀行體系制造了數以萬億計的不良資產，成為中國金融業的最大不安全因素，因此中國的金融改革與開放不能應國際金融危機而停止步伐。不改革與開放顯然是等死，但是不當改革與開放無異于找死。以擴大開放、促進競爭、提高效率來增進金融安全，以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通過集體的智慧與力量來保障金融安全，應當成為中國持久的戰略選擇。

然而，鑒于先前金融的過度開放、不對等開放與不均衡開放，應密切關注與防范相關部門、利益集團“拉大旗做虎皮”，借深化金融改革與擴大金融開放之名，行進一步擴張部門利益、集團利益之實。因此，全社會都來監督相關部門利益、集團利益的無度擴張。金融改革與開放關系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人民財產安全，絕對不能再由幾個人或幾個部門自行決定金融改革與開放的政策與自我績效評判。政府應廣開言路，多匯集民智，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及時調整金融改革與開放的步伐。在國際金融持續動蕩、國際壟斷資本主導國際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強權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前提下，中國的金融改革與開放一定應更加穩妥、謹慎，必要時犧牲一定的效率與利益，換取金融穩定與安全是值得的。金融開放、金融發展本身不是目的，開放與發展應當為實體經濟增長、社會發展、民生改善、國家富強服務。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動力源泉，同時也是金融風險的重要源泉，因此在積極鼓勵、支持、促進金融創新的同時，一定要加強金融監管，包括政府的監管、行業自律以及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

保守與落后使中國金融業較少遭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世紀金融大危機也蘊藏著百年難逢的大機遇，保守與落后也嚴重制約了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的步伐，參與國際競爭，與國際金融機構展開對等競爭，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捕獲“收拾殘局”的機遇。從屢屢失算、失手的對外“抄底”成績來看，從金融危機仍在不斷惡化、依然深不見底的態勢來看，中國金融機構應本著謹慎趨利、重在避害的指導道思想，抓緊眾多跨國金融機構遭受危機重創的時機，苦練內功，鞏固、提高在國內金融市場的地位，在跨國金融機構收縮且關切中國利益的國家與地區，適當拓展業務與市場。

中國資本市場：誰來看門

江 涌
 《世界知識》2009年第5期

　　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在中國攻城掠地，異常活躍，占據中國市場份額的63％，中資評級機構迅速邊緣化。中國信用評級業正繼會計審計行業之后，面臨被三大評級機構掌握、壟斷的危險。而且，三大評級機構的活動往往超出一般經營性領域，不僅損害著中國的經濟利益，也威脅著中國的國家安全。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任何時候都必須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應當成為我們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以及對外工作、對外開放的準繩。經濟主權是政治主權的基礎，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保持經濟主權的獨立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提，也是實現經濟繁榮、國家富強、民族自決的重要保障。信用評級機構本身開展主權評級業務，直接或間接關系到一國的經濟主權。當今，國際信用評級業是個高度壟斷的行業，穆迪、標普、惠譽三大評級機構在中國異常活躍，明里攻城暗中掠地。繼會計審計行業后，中國信用評級業正陷入外資評級機構掌控、壟斷之中，而且，這些評級機構的活動往往超越一般經營性領域，直接威脅中國的安全。

　　特權主要來自美國政府

　　三大評級機構之所以能夠危害一國（東道國）的主權與安全，是因為它們有一種介乎市場私權與政府公權、或兼有私權與公權的獨特權力，而且一直在積極運用這種權力。它們在不停地給別的機構與國家打分、評級，說三道四，指指點點，但是“誰來為信用評級機構評級”則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三大評級機構的權力主要來源：
　　一是美國政府授予的壟斷經營權。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C）于1975年認可穆迪、標普、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并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NRSRO的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評級公司的壟斷地位。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前主席理查德?謝爾比指出，穆迪和標普幾乎遇不到什么競爭，主要因為這兩家公司得益于“受控特許”。
　　二是市場公信力。經過百年的積累，評級機構樹立起市場公信力。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是信用評級機構存在的前提與基礎，三大機構也不遺余力地宣傳它們是如何一貫地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但是，一系列嚴重問題乃至危機出現，使三大評級公司存在的前提與基礎正在受到廣泛質疑。正如胡總書記所說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一個黨、一個國家尚且如此，企業、機構更是這樣。
　　三是政府認可強化。三大機構的評級結果為美國監管部門所認可，并作為重要的監管指標來監督金融機構，如規定銀行、保險公司、養老基金不能購買低于一定等級的債券，以及金融機構資產組合的質量由外部評級機構來測算等。長期以來，美國的標準就是國際標準，因此很多國家的監管部門便沿用或默認美國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擴張了三大機構的權力。
　　四是美國政府的極力庇護。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評級公司肆意出售AAA等高標號評級，SEC嚴格限制其他公司進入資本評級市場。在2001－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財務丑聞曝光后，SEC在諸多壓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一家評級公司為NRSRO。后來在多方壓力下，又增加了幾家，但是遠遠無法挑戰三大機構尤其是穆迪與標普的壟斷地位。此外，名義上信用評級受SEC監管，但事實上三大公司極少向SEC報送相關資料，SEC的例行檢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總是會傾向腐敗，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真理。個人如此，政府如此，評級機構也是如此。
　　三大評級公司所標榜的“科學”集中在評級模型上。根據本人的研究與觀察，所謂評級模型，故弄玄虛成分比實際科學成分要多。而且，評級模型以及相關數據很少更新，在美國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對新興市場時間更長。全球化下的經濟越來越變幻莫測，評級公司“以不變應萬變”明顯不合時宜。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從數學意義上講堪稱一流的模型，也無法捕捉到驅動全球經濟的全部主要變量，更難以預測出金融危機或經濟衰退的出現。當評級公司不斷出錯、屢屢讓眾人大跌眼鏡時，社會便呼吁要評級公司公布評級模型。歐盟早就要求美國增加評級機構評級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國的拒絕。美國當局稱，評級模型作為評級技術的載體，是評級機構的核心競爭力，應該受到保護。2006年9月29日美國出臺的“信用評級法案” 規定，評級模型可以作為商業機密受到保護。
　　所以說，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權力主要來自政府，其強大力量來自國家，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勵三大評級機構的壟斷。為什么會這樣呢？道理很簡單——“政企合作，實現共贏”。

　　成為美國強權的工具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曾說：“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的力量說不上誰更大。”兩個力量，任何一個力量都強大無比，如果兩個力量結臺，當然更會所向披靡。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穆迪與標普不僅通過大力宣傳．積極公關等多種手段建立市場信譽，影響與操控市場，謀取壟斷利益，而且還通過多種渠道與方式（如暗中利益輸送、直接向本土評級公司購買、聘請政府官員講座或擔任咨詢師、與高校及研究機構搞學術合作等），獲取各類商業與非商業信息，然后利用這些信息，獲取不當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協助美國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
　　第一，配合美國公司的經營擴張。評級公司的評級直接決定融資成本，制約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已變相掌握了企業的生殺大權，這種權力正被悄悄運用于美跨國公司全球擴張與經營戰略。日本證券市場相對閉塞，長期為本土四大券商壟斷，美國投資銀行垂涎已久。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是穆迪與美國金融機構聯手，使美林公司接管了山一證券，原本屬于山一的50間店面、2000名精干員工以及經營技巧，都歸屬美林。
　　第二，擾亂主權國家的經濟秩序。評級公司作為一個公共服務機構，本只具有引導資本市場的服務性功能。然而，穆迪與標普的權力不斷膨脹，幾乎充當金融市場的調節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在2002年的工作文件中嚴厲批評三大評級公司“倉促下調評級，致使局面惡化”。亞洲金融危機時，三大評級公司經常急劇下調受影響的東南亞國家的評級，嚴重加劇了市場恐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盎格魯—亞美利加體系”首當其沖，欲以金融立國的冰島更為堪憂，然而標普、惠譽落井下石，連續下調冰島主權評級，冰島銀行業由此幾乎崩潰，面臨國家破產的險境。2008年11月，標普將韓國七家主要銀行的信貸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引發了韓元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跌幅。韓國《國民日報》援引該國證券市場一位高級人士的話說，這些評級公司似乎是有意從亞洲金融市場淘金。
　　第三，直接為美國政治利益服務。三大評級機構用不同的標準——三重標準，來衡量本國和他國的信用等級。他們對美國本土市場存在的問題經常視而不見，而對他國的金融市場動態則往往“明察秋毫”。目前美國積累了11.3萬億國債，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0％，超過60％的國際警戒線，而且債臺仍在不斷高筑，巨額財政赤字使美國經濟更難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如果再加上或有負債（即過去事項引起的，未來可能發生的各類潛在債務，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退伍軍人福利等），美國的債務規模超過53萬億美元，人均17萬多美元，超過其人均財富15萬多美元，從一般財務視角看已經破產。但是，三大評級機構給美國的主權評級依然保持AAA級別。此外，與美國親善的國家，一般都會受到“特別關照”；相反，與美國關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國家，往往會受到別樣的“特別關注”。
　　有研究顯示，東南亞金融危機是美國對東盟欲吸納緬甸加入不滿的一次報復，而穆迪和標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馬來西亞總理就此嚴辭批評西方信用評級公司缺乏客觀，助紂為虐。美國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德國一直加以反對，兩國的裂痕加深。 2003年3月，德國企業接二連三地被標普降低信貸評級，由此導致包括最大的鋼鐵制造商蒂森?克虜伯在內的相關企業股價跌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亞全力支持美對伊戰爭，標普將澳外匯債務評級升至AAA最高級。德國政府為此曾憤怒不已，明確表示向美國信貸評級領域的“霸權”發起反擊，并要求歐洲信貸機構聯合起來抗衡美國評級公司。

　　損害中國利益與主權

　　三大評級機構長期以來堅持以美國的價值觀來審視亞洲文化與市場環境，以至于他們對亞洲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對中國則更是“特別關注”。中國經濟高增長和良好發展預期全球為之矚目，但是，2004年前，標準普爾依然宣布維持其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的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限）。由于一國機構、企業評級不得超過該國主權評級，困此，中國的企業、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2004年迫于中國的壓力，標準普爾將中國的主權評級調升到BBB＋，2005年調為A－；2006年再調為A。在全球遭遇經濟寒冬時，中國是為數極少的陽光地帶，但是所獲得的評級不僅與美國，而且與眾多發達國家、新興市場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仍有差距。我國的主權信用級別被人為壓低，這不但嚴重影響我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還導致我國政府、特別是企業到海外融資的成本大大增加。
　　2003年底標準曾爾宣布，中國除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兩家政策性銀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業銀行都在BB以下，不具備投資價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將中國金融機構定為“垃圾等級”，另一方面卻高調肯定中國金融機構參與國際化的努力，這就示意：只要積極參與國際化，引進海外投資者，就能獲得更高評級。中國金融機構為了國際化，紛紛股改上市、走向全球，引進境外投資者。這自然給外資壓迫中國金融機構降價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的公開發行價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給戰略投資者——美國銀行的價格僅為每股1.19元。三大評級機構在中國攻城掠地，異常活躍，占據中國市場份額63％，中資評級機構迅速邊緣化。中國信用評級業正繼會計審計行業之后，面臨被三大評級機構掌控、壟斷的危險。而且，三大評級機構的活動往往超出一般經營性領域，不僅損害著中國的經濟利益，也威脅著中國的國家安全。
　　三大評級公司尤其是標普和穆迪的壟斷與危害，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知。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信用評級看成是一項非常特殊的行業，扮演著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看門人”的角色，涉及國家主權，關系一國經濟、金融與信息安全。歐盟早就對美國的評級機構存有不滿。此次金融危機，給歐盟一個極好的機遇。根據歐盟委員會的建議，今后在歐盟境內開展業務的信用評級機構必須向歐洲證券管理委員會統一登記注冊，以獲得經營許可，并由各成員國證券主管部門負責監管，從而結束了信用評級機構長期游離于歐盟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的局面。立法建議在得到歐盟成員國和歐洲議會的批準后，有望在一年后生效。
　　中國應當積極呼應歐盟的義舉，積極發展民族評級業，維護國家經濟主權與經濟安全。首先，金融危機再次清晰展示，“美國制造” 神話破滅，三大評級公司所標榜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是徹頭徹尾的偽善。進一步認清三大評級公司的特權以及協助美國搞強權的實質，消除對三大評級公司的迷信與盲目追捧。其次，由于中國信用評級業多頭監管，有利就趨之若鶩，有責則相互推諉，因此，應盡快統一對信用評級業的監管。另外，加強對在華活動的三大評級公司的監管、監督，包括媒體監督與其他社會監督，減少直至消除對三大評級機構的依賴。第三，整合評級市場（機構多、經營亂），肅清假冒中資機構（名義中資，實際外資），促進本土評級公司的發展。在中國資本市場蓬勃發展的今天，中國有理由、有能力扶植本土評級公司、民族評級機構的發展。建議未來本土融資、人民幣各類債券發行、機構資產的審核等多方面業務，應當由本土評級機構來完成。
     
      注：2009年1月10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中國銀行業協會、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等四家單位主辦了《金融危機后信用評級的地位與作用論壇》，本文是作者的演講稿，略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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