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唯物辯證法啟示我們，不平衡是絕對的，是常態；平衡是相對的，是非常態。世界發展史告訴我們，不平衡是政治經濟發展、市場調節的基本規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絕對規律抑或重要規律。因此，社會主義中國統籌發展與安全、實現可持續發展，就應當注重平衡發展，而不是偏執于不平衡發展。

　　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矛盾雙方在又統一又斗爭的過程中形成的此消彼長的變化，決定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時表現為平衡狀態，有時表現為不平衡狀態。平衡，是指事物發展過程中矛盾雙方有條件的、相對的統一，體現著事物發展的穩定性和有序性；不平衡，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矛盾雙方失去相對統一狀態，體現著事物發展的不穩定性和非有序性。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經濟社會發展，從某種視角看，是國民經濟中技術（部門）發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所推動的，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斗爭中，社會主義經濟不斷波浪式發展前進。1959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評論說：“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他們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技術部門出現以后，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更加顯著，例如，我們現在要搞尖端技術，就感到許多東西不相適應。教科書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發展。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么平衡？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①

　　社會主義國家因為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生產無政府狀態，因為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從而相對地減少經濟社會矛盾，使得經濟平穩增長、社會和諧發展、政治持續穩定。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毛澤東同志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絕對的。上層建筑適應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爭、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②

　　改革開放后，中國更加注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更強調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逐步調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比重不斷變化，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活力。”③由于各地區要素資源稟賦不同，在國家發展戰略安排上秩序有先后，黨和政府賦予的優惠政策有差別，如此造成范圍更大、層次更為明顯的不平衡性、不協調性。“發展不協調是我國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集中表現在區域、城鄉、經濟和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關系上。”④統籌發展與安全，在發展與安全之間，有一定的界限或度的問題，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協調性在一定階段、一定范圍、一定條件下，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但是超過一定界限和度，事物很可能向相反方向轉化，促進發展的積極因素不斷減少，累積風險的消極因素不斷增多，發展議題就會蛻變為安全問題，小的安全問題若不及時加以解決，很可能成為大的乃至嚴重的安全問題。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發現并論述了資本主義的個別企業、個別部門、個別行業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初步構成其關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思想。列寧在深刻分析他所處時代資本主義特征時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以及市場的統治，各個企業、各個部門和各個國家的發展必然是不平衡的。在1915年撰寫的《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經濟部門和各個國家在經濟上是不可能平衡發展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工業中的危機和政治中的戰爭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恢復經常遭到破壞的均勢。”“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⑤

　　不平衡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及大戰期間，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不平衡。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它的高級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出現了不平衡態勢：新興的美國和德國發展最快，老牌的英國和法國則相對落后了。隨著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因為資本積累而搶奪資源與市場、瓜分殖民地的矛盾也日益尖銳。矛盾斗爭的結果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戰爭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進一步加劇。在戰爭中，美國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日本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加，德國、法國和英國的經濟實力則受到嚴重削弱。戰爭直接導致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環節—俄國爆發“十月革命”，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世界經濟從此出現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并存的局面。

　　隨著社會主義蘇聯的誕生，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有了新的內容，既有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又有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不平衡。盡管蘇聯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但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現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后經濟恢復的速度不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發生了重大變化，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原有的主要存在于英美之間的矛盾，逐漸為英、法、美和德、日、意兩大集團的矛盾所取代，矛盾的焦點在于圍繞商品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及投資場所的激烈爭奪，矛盾的激化終于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均衡被再次打破，美國的經濟地位進一步提高，一度在資本主義世界居于絕對優勢，對國際事務頤指氣使，不可一世。德國、日本、意大利因受戰爭的嚴重摧殘，暫時退出了國際競爭舞臺，法國喪失了原先的重要地位，英國元氣大傷。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得到進一步壯大，形成了與資本主義相對壘的社會主義陣營。與此同時，“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之潮流浩浩蕩蕩，眾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紛紛取得獨立，大力發展民族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逐漸為自己贏得一席之地，即第三世界。但是，發展中國家內部情況千差萬別，其經濟發展也出現了不平衡的趨勢。這樣，二戰后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呈現多樣化趨勢，集中表現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⑥人類社會的發展道路“不會像涅瓦大街那樣平坦和筆直”，世界經濟在不平衡之中曲折前行。

　　發展不平衡加劇矛盾甚或引發戰爭。21世紀伊始，新興市場崛起，西方國家衰落，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1世紀前20年間，G8的經濟規模占世界的比重由47%降低到35%，發展中國家的份額空前提高，其中中國由6%躍升到16%。經濟是基礎，基礎結構變遷了，國際政治秩序會隨之改變。

　　多年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努力地韜光養晦。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依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而且按照西方多家權威機構的預測，中國在名義GDP上很快就會超過美國。作為規模最大、實力不斷增強、影響力不斷上升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于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濃重、霸權主義思想嚴重的美國，將國家安全戰略重點、國際矛盾斗爭焦點逐漸鮮明地指向中國，對中國的敵視越來越嚴重，對中國的遏制越來越嚴厲。一段時期以來，美國大搞“亞太再平衡”，積極謀劃“印太戰略”，極力策動日本、韓國以及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搞亞洲版北約，劍指中國，不僅發動一個個“要錢”的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更有“要命”的和平演變、顏色革命。在一系列“無硝煙戰爭”之外，美國在東海、南海、臺海不斷制造并擴大事端，向中國直接施加軍事戰爭威脅。

　　1916年，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中寫道：“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余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這就不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力圖打垮社會主義國家中勝利的無產階級的直接行動。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戰爭，從我們方面來說就會是正當的和正義的戰爭。這是爭取社會主義、爭取把其他各國人民從資產階級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戰爭。”⑦資產階級視無產階級、資本主義視社會主義為天敵，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曾經聯合圍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國，今天則正在加緊圍剿作為社會主義中流砥柱的中國。

　　核心—中心—外圍—邊緣—不平衡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當今是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世界經濟格局決定國際政治秩序，美國（以華爾街為代表）長期處于資本主義的核心，屬于資本富集的地帶，是資本運行最有效率的地帶，也是資本得到全方位呵護的地帶。核心地帶制定資本主義的游戲規則，決定世界運行的秩序，處在資本主義叢林之食物鏈的頂端。西方一眾經濟發達國家，即美國的盟友，經濟上受美國核心的剝削，政治上受美國核心的壓迫，與此同時，又與核心一道剝削壓迫廣大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與廣大發展中國家處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處于經濟受剝削、政治受壓迫，既窮且困的狀態。在體系外圍之外，即邊緣地帶，基本上是被資本遺忘的地帶，資本主義力量不愿觸及或鞭長莫及的地帶，不過往往也是地緣政治力量的邊緣地帶，即易于崛起的地帶。

　　實際上，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商品經濟的重要規律，是市場調節的必然結果。而且，初始的不平衡，經由市場調節（馬太效應）會更加不平衡。當資本實現跨越時空的“超限積累”后，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如此更加形象生動地詮釋了“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資本超限積累在時間上表現為經濟金融化，虛熱實冷，金融業超常發展，將未來利潤紛紛貼現到當下。資本超限積累在空間上表現為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就是以美元為標識的國際資本環流，美元從美國華爾街流出，最終帶著增加的利潤回到華爾街。美元向利潤率高的地區流動，賺取收益（達到經營目標）后會向安全高地匯集，最終流向資本主義大本營—美國華爾街（或許還有英國倫敦城）—被改造，凝聚，重新出發，再形成新一輪環流。廣大發展中國家，不管如何討好資本，至多只能實現一時的繁榮，之后便是動蕩和危機，是被收割之后的停滯和衰退，掉進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抑或“低收入陷阱”。

　　一段時期以來，一些人認定中國是通過市場經濟、參與國際分工而實現繁榮富強的，而且就在這近幾十年實現富強的，忽視前三十年的雄厚基礎，忽視政府的積極作用，忽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⑧

　　統籌協調我國區域平衡發展，縮小東西部差距

　　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客觀上的“不平衡”，主觀上應以“平衡”來對沖，使之保持相對平衡，這應當是國家治理的合理政策選擇。1956年，毛澤東同志用一個半月時間聽取了中央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后匯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一文，該文揭示了國家治理中十個方面的不平衡關系，而后實施的一系列以相對平衡發展為方針的政策，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深遠的指導和啟示意義。在此后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強調：“全國的平衡還是要的。沒有全國的平衡，就會搞得天下大亂。”

　　中國西北地區關聯國家諸多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屏障。由于自然和歷史的原因，西北地區各項發展指標，如生產力發展水平、科技創新水平、教育文化衛生水平等一系列現代化指標，都落后于東南沿海。根據傳統地緣政治理論，中國西北地區在地理上既是“邊緣地帶”東亞的一部分，也是至關重要的“心臟地帶”中亞的一部分，是世界地緣政治結構體系中的多元結合部，是中國國家安全的屏障。

　　中國西北地區資源豐富且品種齊全，不僅儲量巨大，而且相對集中，全國已經探明的160多種礦產資源中，絕大多數在西北都有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西北地區的資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支撐。中國現代化建設蒸蒸日上，資源需求缺口不斷增大，必須充分利用國際資源，而地處“心臟地帶”的中亞，富集油氣等礦產資源，通過經由新疆的油氣管線以及鐵路運輸，直接可以將這些資源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中國由此獲得便捷、可靠的能源資源保障。有鑒于此，中國只要經營好“上合組織”，與中亞國家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就會有一個穩定可靠的大后方，就能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心臟”，支撐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把西北這一昔日的社會發展的“后衛”，調換到經濟建設的“前鋒”。以新疆為代表的西北地區是名副其實的國家戰略縱深，也是強而有力的戰略實施臂膀。

　　新中國成立之初一窮二白，機械化生產力在工業總產值中只有17%，工業總產值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僅為12.6%，少得可憐的近代新式工業分布極不平衡，70%左右集中在沿海⑨，內地的工業，也主要集中在少數大城市。過去，大西北近乎與近代新式工業絕緣。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努力縮小國家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狀態。“一五”期間（1953～1957年）蘇聯援建了156個項目，涵蓋所有工業門類，實際建成150個，包括106個民用工業項目和44個軍工項目，覆蓋17個省區，大部分在東北和中西部。1964～1980年的“三線建設”覆蓋13個中西部省區，總投資2052.68億元，超過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40%,400多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人次的民工，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口號下，建起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進一步優化了中國的工業與生產力布局，提高了中國工業化水平，有效地平衡了地區間發展差距，增進了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全。

　　改革開放后，為加快經濟建設步伐，政府采取一系列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開放政策，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經濟迅速崛起，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區。但是，這也使得一度縮小的沿海與內地、東部與西部的差距又被拉大。沿海地區集中了大量的稀缺資源，如相對充裕的資本、較好的基礎設施、優惠的外國投資、熟練廉價的勞動力，內陸地區的有限優勢，如廉價土地和勞動力，只能是相形見絀。沿海和內陸省份發展差距不斷擴大，這在教育、預期壽命、住房條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收入上都表現得十分明顯。這種鴻溝使富裕省份和工業化城市持久從內陸獲得廉價勞動力，使差距更大。要扭轉這種趨勢，不能單純依賴市場機制，必須實施一項較大的、更注重平等的發展政策。

　　平衡發展是統籌發展與安全的必然要求

　　西方發展經濟學的不平衡發展理論認為，一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必須首先將有限的資源用于發展那些有優勢的地區，在這些地區建立若干個增長極或增長中心，在增長極中創建一個或多個推進型企業，以促進這些地區的飛速發展。等到這些增長極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逐漸向外圍地區和其他不發達地區擴散，最后達到所有地區較為平衡的發展。⑩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實現平衡發展，更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真實的資本主義邏輯，亦即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資本積累的邏輯是，一端是財富積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最后，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而且，在缺乏有效機制約束和保障的前提下，不平衡發展只會導致更加的不平衡。法國著名學者《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大數據揭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貫穿《21世紀資本論》這本名著的基本邏輯是，資本積累（富人收入）達到一定規模后會自動增長，而且資本積累的增長速度會高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馬克思和皮凱蒂先后從微觀和宏觀、歷史和現實、理論分析和數據歸納得出清晰結論，資本主義或市場調節必然走向兩極分化，具有近乎不可辯白的真理意義。

　　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是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技革命突飛猛進，生產力快速提高，財富被極大地創造出來，但是世界上的發達而富裕國家還是那么幾個，集中在八國集團（G8）。主要原因是，即便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有了一定發展，或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富人們必然會轉移財富，出現資本大挪移，匯聚到資本主義大本營。德國著名經濟史學家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告誡，商人沒有祖國，“假使由于他的活動，有些人無法在祖國生存，不得不向國外逃亡，這個時候他還可以為這批移居者作出安排，從中博取利潤。在戰爭時期，他可以向敵人供應軍火。假使可能的話，他未嘗不可以把祖國的田地出賣給外國，當他賣到最后一塊地時，他還可以溜到船上，把他自己輸出國外”?。

　　發展不平衡尤其是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會不斷地、嚴重地侵蝕共同體的基礎。今天，中國的高端產業、增長動能、生產力、財富集中在東南沿海，但是，百年變局所體現的地緣政治局勢日趨緊張，如若美西方主導“三海”聯動，那么來自海上的戰爭威脅就越來越大，而中國海權劣勢長期存在，短時期難以消除。安全態勢倒逼中國必須轉變發展策略，應當更加注重西北地區的發展，加大力度從不平衡發展轉向平衡發展。

　　結語

　　適度的可控的不平衡，可以促進資源跨越時空流動，可以活躍經濟社會文化，但是不平衡的加劇（超過一定的界限）會影響經濟增長、社會和諧、政治穩定乃至國家安全，所以相應的政策取向應當以平衡政策進行對沖，縮小地區、城鄉、體腦三大差別之鴻溝，以及諸如經濟和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諸多不平衡，避免形成日趨嚴重的疊加風險。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頁。

　　3(2)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2013年11月15日）。

　　4(3)習近平《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30日）。

　　5(4)《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553、554頁。

　　6(1)江涌：《不平衡：世界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經濟評論》，2001年第4期。

　　7(1)《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72頁。

　　8(1)《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9(1)這里的“沿海”，指的是長春以南，京漢、粵漢線以東，包括廣東全省和北京至鄭州一段鐵路沿線的各城市。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頁。

　　10(2)郭熙保、陳澍：《西方發展經濟學中的地區不平衡發展理論》，《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5期。

　　11(1)〔德〕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頁。

　　12(2)選自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7日。

　　13(3)〔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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