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尊嚴·國家安全

　　——關于安全哲學的系列思考

　　江  涌

　　“面子”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恐怕還會是中國精神的綱領。舊中國積貧積弱，總是受人欺凌，缺乏自信，自尊心更加強烈，對面子尊嚴更加敏感。而今，中國的實力在不斷增強，維護國家尊嚴的能力也在不斷提高；中國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越來越明顯。有鑒于此，中國精神的綱領依然存在，面子觀也會不斷刷新。　　

　　中國精神的綱領

　　清代梁文科在《日省錄》中說道：“世上只為‘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為之疲憊，名行為之隳裂，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特定的人在特定場合，面子就是生命，丟了面子堪比喪失性命。得意時，榮歸故里，“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失意時，丟魂落魄，“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現實中，歷史上，如楚霸王項羽者當不在少數。

　　說“面子”。有關“面子”的表述，似乎沒有比魯迅《說“面子”》里更深刻了：“面子”，是我們在談話里常常聽到的，因為好像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只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1]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思想浩瀚豐富，文化博大精深，若是從中理出頭緒來，能提綱挈領，魯迅認定，非面子莫屬。

　　要面子，愛面子，有好的積極一面，自尊自重，自強不息。但是，消極面也很明顯。魯迅認為，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善于變化，于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2]大文豪在這里泄露禪機，要面子和不要臉，往往一體兩面，隨著時空而變換，最要面子的往往也最不要臉；在熟人面前、同行人那里、鄉黨族里“要面子”，甚至要足面子，至于在他鄉、在異邦、在權貴者、在洋人面前，可以“不要臉”，甚至最不要臉。

　　《說“面子”》說：“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面子；他既然沒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3]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身、一再輸掉里子的中國人，可以通過一些小聰明、小動作，認定這樣就可以挽回面子，十足的阿Q精神。阿Q精神，正是那個積貧積弱、任人欺凌時代的苦難國人的“精神綱領”，是弱國無尊嚴的象征。《說“面子”》又說：在上海，“吃外國火腿”（舊時上海俗語，意指被外國人所踢）雖然還不是“有面子”，卻也不算怎么“丟臉”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仿佛近于“有面子”。[4]毛澤東非常敬重魯迅，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5]。“魯迅的骨頭很硬，半殖民地的國家有像魯迅這樣硬骨頭是很可貴的。半殖民地的國家是窮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飽受壓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變成了洋人的奴隸，即買辦。上海有所謂‘外國火腿’，就是外國人踢了一腳，算作給一個‘火腿’。”[6]

　　面子與尊嚴。大凡越是常態，越是不經意，其實越是難以捉摸。“面子”常用好用，但是難以定義。魯迅曾經寫到，“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糊涂”。著名作家、翻譯家、語言學家林語堂就感到：面子這個詞不能翻譯，也不能下定義，它好像是榮譽但又不是榮譽，它不能金錢購買，卻給人以實質的光輝，它是空虛不實際的；就是這樣空洞的東西，我們中國人靠它活著。雖然每個人似乎對于面子所涵括的東西都有一些看法，但是很難對其作出精確的界定。[7]1944年，首個系統闡述面子理論的人類學家胡先縉女士，很勇敢地對“面子”概念作了學術性界定，“人因社會成就而擁有的聲望，是社會對人看得見的成就的承認”，認為“面子的建立最先是借由高位、財富、權力和才能，然后要運用手段發展出和某些名流之間的關系，同時，又要避免做出可能引起非議的舉動”[8]。胡先縉給出的定義和規范十分狹窄，可謂掛一漏萬，適合社會精英。一般小民百姓也講面子，只不過不如精英人士那么明顯罷了。

　　中文中，尊敬而莊嚴的尊嚴，在西方哲學看來，是私人任性必須面對公共規矩的產物，勇于決斷之感性必須服從注重推理之理性的體現。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將人區分為理性人和感性人兩種理想類型。這種二元論的人的理解構成了現代政治原則與法律制度的根基，無論人之尊嚴還是國家之尊嚴都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尊嚴被康德這樣表述：“在目的王國中，所有的事物要么有一個價格，要么有一個尊嚴。”[9]何為理性生命的尊嚴就此通過比較“價格”，亦即精明理性來獲得說明。“一個事物有價格，就可以用其他等值的事物對其加以替代，相反，一個事物超出了所有的價格，因而沒有任何等價物，它就具有尊嚴。”[10]在康德看來，尊嚴是人的內在價值。

　　面子有價，可用排場來顯示，可以錦衣玉食來裝飾，甚至可以用“巡按出朝，地動山搖”來展示。美國總統出訪，那個場面和陣勢，其面子不是十足百足，而是千足萬足，借此突出美國的“威嚴”而不是“尊嚴”。尊嚴無價，個體尊嚴如此，國家尊嚴更是這樣，體現一個國家獨立自主的性質和品格，不能用金錢衡量。民主政治是國家主權的體現，大眾民主具有最高政治神圣性，體現國格與國家尊嚴。但是，在資產階級國家，資本滲透乃至控制一切，政權主要是為資本積累服務。西方國家熱衷并不斷炫耀民主選舉，但是“一人一票”敵不過“一元一票”，壟斷資本憑借雄厚的財力，或直接向政界輸送自己的代理人，或通過兩邊下注（兩黨輪流坐莊制）的方式控制參選人，可以確保政權始終掌握在壟斷資本手里。

　　與此同時，美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為了在世界范圍內進行便捷的資本積累—控制一國政權進而控制該國經濟，就可以攫取持續高額壟斷收益—越來越傾向使用這個最經濟的手法，對目的國實施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和平演變往往是用金錢收買高官（包括親屬子女入學入職入籍等），顏色革命則是用錢收買（按日計酬）普通群眾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示威游行，甚或必要的暴力活動，最終顛覆一個國家政權。國家尊嚴無價，不能等價交換，但是壟斷資本為了資本積累和壟斷利潤，“既控制著報刊，又控制著政府”[11]，甚至要控制一切，國內通過“一元一票”替代“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國際通過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達到用金錢交換政權、控制主權的目的。

　　務虛名而受實禍

　　依照著名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面子可以說是一類較高層次的“尊重的需求”，即人格得到了體現，體現出復雜的實際、人際、心理關系。尊重是一類社會行為，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互動。人是感性和理性的集合體，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人（包括政要或外交人員）不會總是恰如其分地運用理性，并不能總是恰如其分給予或獲得他人的尊重。人有人格，在一般社會交往中，當人格受到損害時，就認為丟了面子；國家有國格，在國際交往中，當國格受到損害時，就可以認為國家尊嚴受到損傷。大國強國由于維護國家尊嚴能力強，反而在國家尊嚴上往往更具韌性和彈性；中小國家則相反，對尊嚴往往更加敏感。

　　當然，國家和人一樣，特別是代表國家的政要或外交人員，因為強烈感性，或因為失去理性，為了面子而輸了里子，這樣的情形事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中國現代史上，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汪精衛投降、張國燾叛變等無不演繹著為了面子而輸了里子，務虛名而受實禍，身敗名裂，禍國殃民。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了革命隊伍的純潔性，或為了彰顯徹底的革命性，最終都使革命事業遭受巨大損失。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沒有遵循價值法則，片面地搞“一大二公”，集體所有制從隊有到社有，甚至跳躍到全民所有，搞“一平二調”（分配中的嚴重平均主義，上級無償調撥下級物資）；搞“窮過渡”（認為越窮越容易實現共產主義）；搞“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糧食、大辦水利、大辦養豬），……脫離實際的“大躍進”，最后影響了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時說：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12]

　　政要面子關乎國家尊嚴，茲事體大。國家領導人的面子與該國的尊嚴有一致的地方，當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中蘇在不長的“蜜月期”之后，兩黨乃至兩國之間便陷入無休無止的爭執，有民族國家利益紛爭，有意識形態分歧，諸如對于集體農莊和人民公社的認知，對共產主義的定義，如何進入共產主義等。其中，誰更先進，誰更能代表社會主義，誰是老大，這樣的面子問題在蘇聯蘇共一方一直存在而且日趨突出，如此一來，交往中意氣用事越來越多。實際上，蘇聯比中國更要面子，不恰當地要面子而丟里子、圖虛名而招實禍。

　　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為了個人、團體利益，不僅全面否定斯大林，而且對列寧主義做了系統性修正，名曰理論創新，概括為“兩全”“三和”“三無”[13]。在“三和”思想指導下，蘇聯熱衷與美西方“平等友好”，熱衷美蘇作為超級大國的“首腦會晤”，還有四國“首腦會談”。當然，和美西方會談會晤，也沒有什么絕對的對與不對。問題在于，對待美西方資本主義，應當堅持斗爭與合作相結合，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在確定的戰略下講求策略。然而，實際上，蘇聯在與美西方合作時忘記斗爭，合作與斗爭不講究策略。1956年4月，赫魯曉夫訪問英國，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與英國實業家會談時即興說出，“我們一定要把你們埋葬”，引起美西方乃至世界輿論嘩然。1959年9月，赫魯曉夫應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邀請訪問美國，期間多次受到美國政商媒界就“埋葬美國”“埋葬西方”“埋葬資本主義”進行質詢，讓赫魯曉夫大為光火，甚至失態，不僅個人丟了面子，也影響到蘇聯尊嚴。原本試圖通過高端出訪增光添彩，沒想到，畫虎不成反類犬，弄巧成拙，更有圖虛名而招實禍。

　　赫魯曉夫在任時，為緩和美蘇關系，接受美國總統的建議，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中寫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擬了一個建議，要求美蘇大批交換大學生，總量可以達到一萬人之多。我甚至草擬了一封給布爾加寧（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想邀請數千名蘇聯學生到這里來，費用由我們來支付，并且由蘇聯人自己決定是否邀請同等數量的美國學生去他們的國家。”對于為何如此“大方”的目的，艾森豪威爾毫不隱瞞：“一批新人有朝一日將會在蘇聯掌權，我要努力爭取的就是這一代。”[14]在艾森豪威爾計劃要爭取的蘇聯那一代年輕人當中，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身列其中。雅科夫列夫1958～1959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所謂雅科夫列夫的“哥倫比亞尾巴”便由此而生）。據原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披露：“我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就從幾個可靠的渠道獲悉，雅科夫列夫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期間被美國特工機關收買并在蘇聯‘改革’期間接受過美國方面的指示。”[15]留美后的雅科夫列夫“鬼使神差”般一路順風被推到蘇共領導崗位，成為80年代后期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公開化、民主化”運動的主要推動者，被稱為改革的“設計師”，而戈爾巴喬夫只是改革的“施工隊長”[16]。“設計師”與“施工隊長”一道，用自殺式的改革終結了蘇聯，沒讓美西方費一兵一卒。“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印證了毛澤東早在六十年代初對蘇聯的預言。

　　褲子與核子。新中國誕生之初可謂一窮二白，帝國主義對中國實施嚴厲封鎖，以軍事對峙和武力威脅相向，統籌發展與安全成為國之大者。毛澤東一方面認定原子彈是紙老虎，另一方面又強調，“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17]。一邊倒的外交選擇，以及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中國贏得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極大尊重，以及經濟科技等諸多方面的大力援助。但是，當中國將目光聚焦到國之重器原子彈時，蘇聯猶猶豫豫，關鍵時刻撤走專家，中斷原子技術輔導，中國不得不獨立自主，迎難而上。在這樣的背景下，是否繼續研制有著巨大耗費的原子彈（后來初步核算，按照60年代中國物價水平，約合28億元人民幣），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議論。1961年9月，毛澤東在武昌東湖客舍與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交談，“我們也準備搞一點原子彈，哪年搞出來，我不知道。美國有那么多：是十個指頭。我們即使搞出來，也是一個指頭。”[18]

　　與此同時，國際上也出現了中國“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彈”“如果中國勉強要制造原子彈，人民將會連褲子都沒得穿”等輕蔑之語。鑒于當時的國內實際狀況，的確有人建議，原子彈項目緩一緩。但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陳毅在北京會見日本記者時激動地表示：“帝修反有原子彈、核子彈，了不起嗎？他們如此欺侮我們，他們笑我們窮，造不起。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這種勵志比喻所顯示的堅強決心、決絕意志得到國人高度認同，激發中國科技軍事人員的干勁。

　　隨著時間的推移，“核子與褲子之爭”早就有了分明的結論。褲子即便真的當了，沒了面子，只是一時的；造出原子彈，便有了里子，未來更有面子，國家更有尊嚴，說話就能算數，和平發展就有了保障。如此，不僅生產出更多的衣褲，而且順利地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64年原子彈成功爆炸后，毛澤東風趣地說：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勛章。

　　萬古云霄一羽毛

　　丟了面子，充實里子。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邊區斗爭形勢日益嚴峻。1938年八路軍留守兵團開始農副業生產，部分解決生活用品。1939年，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1941年6月3日，延川縣代縣長遭雷擊身亡，與此同時，安塞縣一農民的毛驢被雷劈死，這位農民咒罵：“老天爺不開眼，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劈了李縣長，劈死我的毛驢。”邊區保安處打算嚴肅處理，毛澤東得知此事后認為，老百姓“罵人也是一種提意見的方式”，他要求不要追究罵人的人，而是認真了解背后的原因。為此，黨中央成立了6人工作組，到固臨縣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調查，形成了十幾萬字《固臨調查》報告。

　　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作為紅色圣地，吸引越來越多的全國有志青年前來。同時，為了培養更多的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革命干部，延安辦起了多個學校。到1941年，陜甘寧邊區的脫產人員增加到7.3萬人。這么多人要吃飯，自然需要增加更多的公糧。抗戰初期，邊區群眾承擔的公糧只有1萬石，1939年是5萬石，1940年是9萬石，1941年猛增到20萬石。陜北當時人口不過一百三四十萬，人均負擔1斗4升。盡管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相比，并不算太重，但是畢竟快速增加了很多，群眾認為負擔過重，對政府有意見。這便是“農民因毛驢被雷劈”罵人的深層原因。

　　《固臨調查》等系列調查，找到了“雷聲、罵聲與民生”的關系。有了正確的調查，就有了發言權。黨中央指示有關部門，將征收公糧的任務從20萬石減少到16萬石，同時實行精兵簡政的改革以及大生產運動。1942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將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推向高潮。“一九三七年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每月有四十萬法幣，自從他發了法幣，我們就依賴這個法幣。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時就斷了，不來了。從此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想什么辦法呢？我們就下了個命令，說法幣沒有了，你們以團為單位自己打主意。從此，各根據地搞生產運動，產生的價值不是四十萬元，不是四百萬元，甚至于不是四千萬元，各根據地合起來，可能一億兩億。從此就靠我們自己動手。”[19]“雷擊事件”僅僅丟了毛澤東一時的面子，但是帶來“豐衣足食”的里子，更長足地充實了“密切聯系群眾”的里子，黨和人民群眾親密無間，從而更有領導力和戰斗力。《固臨調查》深刻啟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

　　像樸實農夫，似文雅書生。1938年毛澤東會見了首批赴延安采訪的中外記者，其中包括英國記者貝特蘭、美國記者王公達、中國記者舒湮、鄧靜溪等。一位記者這樣評論毛澤東：“他的外表很像樸實的農夫，但他的舉止卻似文雅的書生”，同毛澤東談話“聽起來似乎覺得‘平淡無奇’，過后想起來卻又‘雋永有味’”。[20]毛澤東外表很像樸實的農夫，舉止卻似文雅的書生，但是并不影響他那“掌上千秋青史，胸中百萬雄兵”的光輝形象，而且越是樸實，越是和藹可親，越是能襯托他的偉大與尊嚴。

　　1944年毛澤東會見中外記者參觀團，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潑斯坦在當時的筆記中這樣寫道：“我個人感覺，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后。”[21]愛潑斯坦的筆記反映出延安的和平安寧，更反映出毛澤東的平凡偉大。毛澤東拍照時不站在人群中間，這個說法有很多舊照為證。

　　著名抗日愛國將領、詩人續范亭（1893—1947年）在1942年寫了一首詩《贈毛主席》：“領袖群倫不自高，靜如處子動英豪。先生品質難為喻，萬古云霄一羽毛。”[22]其中，“萬古云霄一羽毛”一句，出自唐朝杜甫的《詠懷古跡·諸葛大名垂宇宙》，或可解釋，三分天下，在后人看來已是赫赫功績了，然而對諸葛亮來說，輕若一羽。另據《成都武侯祠匾額對聯注釋》：羽毛，比喻人的聲望。諸葛亮的名望高入云天，獨一無二，萬古莫及。諸葛亮所施展的僅是其才能百中之一，他猶如翱翔于云端中的鳳凰，世人所見，只是其絢麗身軀的一片羽毛。

　　領袖面子與國家尊嚴。毛澤東一生只出了兩次國，去的都是蘇聯。第一次是1949年隆冬，新中國剛剛建立，一窮二白，有求于人，東道主是世界共產主義領袖斯大林所領導的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沒有給毛澤東這樣一個大國大黨領袖應有的尊重，兩個多月的訪問多半時間是受冷落的，以至于美國政要造謠、西方媒體炒作：毛澤東被斯大林扣壓軟禁了，以強行“將中國北部地區實行合并”。第二次是1957年初冬，毛澤東攜帶著抗美援朝勝利、“一五”建設成功到蘇聯勸和促談（赫魯曉夫當家搞得社會主義陣營雞犬不寧）。事先，赫魯曉夫告知毛澤東，蘇方將組織200萬人上街歡迎，毛澤東謝絕了：能省的節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讓300人歡迎，再加上儀仗隊。蘇方尊重中方的建議，在機場舉行了簡樸的歡迎儀式，毛澤東發表了簡短的演講，對蘇聯的盛情表示感謝。在這個本質上依舊奉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中，國家（領袖）面子與尊嚴，是靠實力能力支撐的。心虛的蘇方擬200萬人上街歡迎是給面子，自信的中方只接受300人歡迎，個人面子和國家尊嚴，在言中又盡在不言中。

　　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樸實謙遜態度，大大增加他在黨內的威信，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威望，黨內同志自覺捍衛領袖的形象和尊嚴，自覺維護領袖的地位。1964年，蘇共發生內訌，勃列日涅集團拱掉并取代赫魯曉夫集團，時隔不久，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赴蘇聯訪問。在蘇聯政府舉行的十月革命節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先后向周恩來總理提出，“不要在政治上耍魔術，不要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魯曉夫再妨礙我們”[23]。周總理隨后就馬利諾夫斯基挑釁事件，向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導義正詞嚴指出：這是對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侮辱，是對我黨、我國人民和代表團以及我個人的侮辱……這個問題性質很嚴重，必須先解決這個問題，才有可能談其他問題。勃列日涅夫極力辯解說，馬不是主席團委員或候補委員，他的話不代表主席團看法。作為中央委員，他也無權這樣發表個人意見。

　　實際上，蘇共一貫以父子黨而不是兄弟黨對待中共，蘇聯不斷以大國沙文主義以及社會帝國主義對待中國，這一態度并沒有隨蘇共蘇聯領導人的更迭而改變，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只是黨內國內權力更迭，蘇聯對外政策沒有改變。為了維護黨和國家的尊嚴，為了堅持獨立自主，中蘇關系惡化不可避免。1989年，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曾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系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24]

　　講面子更講真理

　　要面子，更要里子。1793年大清帝國皇帝乾隆拒絕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的通商請求，約半個世紀后，爆發了鴉片戰爭。當時的中國經濟一直是世界第一，依照一般經濟學邏輯，中國保持“泱泱大國”的面子，是有龐大的經濟底氣的。然而，經濟的重要性不僅在量，更在質，經濟的質集中體現在經濟結構、生產力、競爭力。事物的結構決定著事物的功能與屬性，決定事物的質量，農業之于工業，人力蓄力之于機器，個體手工勞動之于大規模生產，金木水火土之于聲光化電，刀槍劍戟之于堅船利炮，……凡此等，東西方、中國與英國不同的經濟結構，決定著中英不同的經濟質量，決定了不同的競爭力。馬戛爾尼率領5艘艦隊，攜帶600多箱禮品，其中有多種先進的科學儀器、槍炮等先進工業產品，代表先進生產力，一律被乾隆皇帝蔑視為“奇技淫巧”。大清故步自封，從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可能與機遇。經濟規模GDP是面子，生產力、競爭力是里子。發展是硬道理，是真理，不只是一般的GDP之經濟增長，更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競爭力的提高。

　　按照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1700年到1820年，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經濟（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而且占世界經濟的比例從22.3%增長到32.9%，經濟規模是英國的7倍，但是在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敗于英國。1870年中國的GDP仍是英國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總和，但是1860年英法聯軍打到北京，火燒圓明園。1884～1885年，中國的GDP是法國的2倍多，但是在中法戰爭中“不敗而敗”（前線打贏了，后方談判認輸）；1890年，中國的GDP約為日本的5倍，但是1894年甲午戰爭中一敗涂地。大清帝國徒有一個靚麗的經濟外表，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對外斗爭外行，壓迫人民內行。

　　講真理，不講面子。1945年5月9日，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作了《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的報告，要求共產黨人“把面子丟開，講真理”“是什么就是什么，該怎樣就怎樣”。[25]這對于糾正當時黨內存在著的“驕傲之氣”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堅持和弘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陳云說：“共產黨員參加革命，丟了一切，準備犧牲性命干革命，還計較什么面子？把面子丟開，講真理，怎樣對于老百姓有利，怎樣對于革命有利，就怎樣辦。”共產黨人從來都是講真理不講面子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應該怎樣就怎樣，如果時刻把“面子”擺在第一位，討論問題就會自覺“站隊”，分析問題就失了“準星”，解決問題就會摻雜個人感情、得失，于己有利的“點點頭”執行、不利的“擺擺手”搞變通。長此以往，黨員干部就會是非不分、真假難辨、思想混亂，嚴重破壞黨內政治生態。“如果我們的同志都把心擺得非常正，非常實事求是，毫無個人主義，可以抵得十萬軍隊，一百萬軍隊，這是無敵的力量。”共產黨員從來都是講真理不講面子，沒有什么錯誤不能改正，沒有什么面子不能舍棄，沒有什么挫折不能克服。

　　講真理不講面子，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從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的記錄，到岳麓書院的牌匾，再到中共中央黨校的石碑，成為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說易行難，跨越真理，有時哪怕只是半步，也會成為謬誤。經濟是基礎，經濟有數量與質量，夸大經濟量而忽視質，就會變成謬誤、荒誕。1958年“大躍進”，神州近乎處處“放衛星”，地方面子大比拼，虛假數字一個比一個高，結果害己害人。《人民文學》當時刊登了一首“新民歌”：“大紅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當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澆。”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強調，“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作詩不一樣，要懂得作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么端得起來？”[26]

　　講真理不講面子，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講黨性不講私情、講真理不講面子。”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黨之所以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不走彎路，而是從不諱疾忌醫，敢于堅持真理，勇于直面問題，善于修正錯誤，具有自我修復的能力。

　　講面子和講真理的辯證統一。今天的一些經濟學者還在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高談闊論中國經濟坐二望一，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如此似乎就能壓倒美國、鎮住美國霸權。根據麥迪森的估算，在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中國經濟規模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為32.9%，而當時的美國經濟只占1.8%，世界排名第9。然而，1844年，經濟上毫不起眼的美國便將不平等的《望廈條約》強加給中國。麥迪森認為，中國GDP被美國超過的確切時間，是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1895年。另據經濟史學者貝羅克的統計，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寶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國搶去。

　　科技革命加持，加上兩次世界大戰大發橫財，到1950年，美國經濟規模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高達27%。盡管如此，也沒有超出中國歷史的輝煌。1950年，朝鮮內戰，美國介入，越過三八線，直逼鴨綠江。新中國何去何從，出不出兵，艱難抉擇。1950年，當年美國的工農業總產值達1507億美元，占全世界的2/3，而當時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僅人民幣574億元[27](1955年發行新版人民幣新舊兌換1∶10000，類推1950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1∶2.75）。如果加上服務業，美國的經濟規模則會大得多（1950年美國GDP總量為2848億美元，占全世界近1/3），中國經濟只是美國一個零頭。工業化是一個國家強大的關鍵，而標志國家工業化水平的鋼鐵，1950年美國鋼產量達8772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47%，是中國的144倍，美國人均可以生產半部汽車，而中國只夠打一把菜刀。其他數字，如作戰力量上，中國的海空軍才著手組建，無實戰能力；陸軍裝備，美國一個師有800門炮，中國志愿軍三個師才有50多門炮，遠不如美國。如果只是算經濟賬，看數字，如果認定“強權就是真理”“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內”“唯武器論”等，那么朝鮮戰爭這個仗根本就沒法打，不能打，要打必輸無疑。但是，中國最終出兵，憑借反對霸權主義的道義占地、“鋼少氣多”的強大意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靈活用兵戰術，最終贏得了勝利。抗美援朝的勝利表明，黃油與大炮，只是面子，并不代表真理。

　　1962年，為反擊印度對中國西藏和新疆邊界地區的蠶食，中國軍隊進行了自衛反擊戰。根據麥迪森的統計，1962年中國的GDP只比印度多8%，人均GDP比印度低約30%。但是，戰場形勢卻是明顯的一邊倒，印度軍隊不堪一擊，被當時的英國報紙形容為“刀子割黃油”。對印自衛反擊戰，實現了當年毛澤東所預見的“我在想，戰爭與和平是一對矛盾，又是統一的。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爭取到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和平”。中國迫不得已的自衛反擊，旨在謀取和平，實現自己的發展，表明了面子和里子以及講面子和講真理的辯證關系。

　　人要有尊嚴地活著，國家應有尊嚴地存在。當今世界依舊奉行叢林法則，貧弱國家往往沒有尊嚴可言；富裕但是主權不能獨立的國家，同樣難有尊嚴。國家尊嚴的取得需要有相應實力和能力。昔日，犯我大漢者雖遠必誅；今天，“我們堅持國家利益為重、國內政治優先，保持戰略定力，發揚斗爭精神，展示不畏強權的堅定意志，在斗爭中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國發展和安全主動權。”[28]

　　注釋：

　　[1]魯迅：“說‘面子’”，見《且介亭雜文》。

　　[2]同上書。

　　[3]魯迅：“說‘面子’”，見《且介亭雜文》。

　　[4]同上書。

　　[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0頁。

　　[6]《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頁。

　　[7]林語堂：《吾國與吾民》，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頁。

　　[8]胡先縉：《中國人的面子觀》，載于《中國人的權力游戲》，黃光國主編，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年版，第57~78頁。

　　[9]轉引自張龑：《康德論人之尊嚴與國家尊嚴》，《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

　　[10]轉引自張龑：《康德論人之尊嚴與國家尊嚴》，《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

　　[11]《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0頁。

　　[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524頁。

　　[13]兩全，全民國家，全民黨；三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三無，無武器，無軍隊，無戰爭。

　　[14]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譯，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頁。

　　[15]李慎明主編：《歷史在這里沉思——蘇聯解體20周年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頁。

　　[16]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譯，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頁。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頁。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頁。

　　[19]《關于國際形勢問題》（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411頁。

　　[20]鄧靜溪：《毛澤東先生會見記》，1938年3月24日，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頁。

　　[21]伊·愛潑斯坦：《突破封鎖訪延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頁。

　　[2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頁。

　　[23]參見中蘇兩黨會談記錄，1964年11月8日。轉引自《毛澤東傳》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3頁。

　　[2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頁。

　　[25]陳云：《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陳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頁。

　　[26]《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頁。

　　[27]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頁。

　　[28]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

　　（本文原載《國有資產管理》2023年第5期，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來源：國有資產管理

　　作者：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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