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在國家運行發展進程中，很多起作用的因素是可以說得清道得明的，甚至可以量化，一目了然；但是也有很多一直在發揮作用的因素卻是說不清道不明的。這些因素相互影響，并共同影響國家的盛衰興亡，這就是國家的命運，簡稱“國運”。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的一個文化生命不曾斷絕的國家，其中的影響因素概括起來有天時、地利，更有人和，即歸根到底是中華民族內在的自強不息。雖然遭遇千難萬險，經歷千辛萬苦，但是在千回萬轉之后，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活脫脫又一個“少年中國”。“五星出東方利中國”[1]，新中國鴻運當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

　　國家的命運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2]一代文豪魯迅先生曾經寫下著名詩篇《自嘲》：“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華蓋，原系貴人出行時由侍者舉著遮日避雨的似傘器具，后指貴人出行時表示身份的奢華儀仗。華蓋運，當指飛黃騰達的好運。然而，詩文開篇“運交華蓋”與后面字里行間表達的破落失意存在明顯矛盾。魯迅在《華蓋集·題記》這樣寫道：“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的。”簡而言之，《自嘲》詩文中“運交華蓋”的意思是倒了大霉！讓人無可奈何的大霉！

　　命運，即宿命和運氣，乃漢語中一個常用詞匯。一般來說，命為定數，指某個特定對象的天賦本性或自然稟賦；運為變數，指時空轉化，窮通變化。命運，可以理解為，某個特定對象于時空轉化的過程，或指事物由定數與變數組合進行的一種模式。命論終生，但是運在一時。

　　謎一樣的中國。哲學家、思想家以及革命家、政治家都很喜歡用“命運”這一概念。哲學家、思想家集中于思考人生、人類的前途命運；革命家、政治家集中于把握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努力把自己國家民族的命運（明天、未來趨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即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早已消逝，后人只能從遺留下來的斷壁殘垣、“折戟沉沙鐵未銷”的考古中，想象古國曾經的輝煌。毛澤東同志曾說：“一個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長的時間內保存下來，是有理由的，就是因為有其長處及特點。”[3]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國生生不息。歷史上中國曾經有多次危難，甚至面臨亡國乃至滅種危機（東漢末年的三國時期由于天災人禍，全中國僅剩700萬人口）。“我們好像長生不老的壽星公，活了幾千年，經過千災百難，如今還是和小孩子一樣。”[4]

　　聯邦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曾經這樣說過：“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古波斯人、印加人、瑪雅人、阿茲特克人，像中國那樣歷史悠久，能在經歷了一百年的慘然衰落和奇恥大辱之后重新振作起來，而且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極不尋常的，幾乎像謎一樣。”[5]偉大國家、偉大民族必然會出偉大英雄，像謎一樣的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多次在危難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挽救了中國革命，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國，挽救億萬人民于水火，成為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6]

　　毛澤東不僅改變中國人民過去的悲慘命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著他身后的中國發展趨勢，影響著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在一窮二白、積貧積弱的新中國，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初步完成工業化）與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物質基礎；他普及教育，億萬中國人民受益，堅定地反修防修，防止美西方和平演變，確保中國走在為人民服務（為絕大多數勞動人民謀福利）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他縱橫捭闔，高屋建瓴，劃分并影響“三個世界”，讓中國贏得朋友的尊敬以及來自對手的敬畏，讓一貫敵視新中國的美國擱置陳見偏見而貼近新中國，確立中、美、蘇大三角格局，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為世界一極奠定了秩序基礎。

　　天時與國運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百折不撓，歷久彌新，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概而言之，奧秘主要在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因素，得天獨厚，長期兼備。

　　氣候影響國運。在科學技術落后、生產力低下的時期，作為自然運行時序或自然氣候條件的天時非常重要。中國大部分國土處于亞熱帶和暖溫帶，適時的季風（濕熱同季）帶來適度的降水（一般400毫米以上），使高原大山在大江大河的沖刷下，在中下游形成寬廣肥沃的平原，非常有利于作物生長，有利于人類繁衍發展。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很早就出現并主要轉向農耕，畜力、鐵犁、水利建設等使黃河而后長江地區的農業較北方畜牧業和世界其他地區農業有著更高的生產力。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不斷發展累積形成發達繁榮的農耕文明。

　　在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人們的生產生活更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對中國北方居民而言，天氣冷暖會產生巨大的生存壓力，其中的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矛盾隨著氣候的冷暖而張弛。研究表明，如果平均溫度降低1攝氏度，那么中國各地氣候相當于向南推移了200～300公里；如果降水減少100毫米，那么中國北方農區將向東南退縮100公里，在山西和河北則為500公里。[7]學界對氣候變化對中國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條件的影響已有規律性總結，學者程洪認為：歷史上北方農牧交錯帶是農業文化與牧業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區，對氣候變化極為敏感。張文木教授在《氣候變遷與中華國運》一書中指出，公元3世紀至公元6世紀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寒冷期，氣溫下降幅度較大，北方降水量明顯減少，造成農牧交錯地帶大幅度南移，迫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并對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間形成巨大沖擊，從而加劇農業社會的劇烈動蕩。筆者認為，氣候的變化是造成當時所謂“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形勢出現的最直接的自然外因。

　　根據西方權威機構氣象檢測，地球在變暖，而且未來全球變暖的可能性還在變大，氣溫升高的臨界點可能會突破。但是，這種全球變暖是在地球正處于大冰期背景下進行的，寒中夾暖。大冰期總體上對人類生產生活不利，但是大冰期當中氣候異常對地球上各類地區會產生不同影響。歷史表明，“氣候變暖變濕，意味著中國農區向北擴張，宜農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區變得不宜農作物的生長，農區向南退縮，宜農土地減少”。[7]氣溫變化與糧食產量的變化也有一定規律可循。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年平均溫度變化1攝氏度或降水量變化100毫米，中國糧食畝產將分別有10%的變化。[8]氣候變化會明顯影響生產生活，尤其是在生產力相對低下的農耕時期，而農業發展、收成好壞決定國祚的長短，這是古代中國國運興衰的一條重要線索。馬克思指出：我們在亞洲各國經常可以看到，農業在某一個政府統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個政府統治下又復興起來。收成的好壞決定于政府的好壞，正像在歐洲決定于天氣的好壞一樣。[9]近些年來，在地球氣候變暖的影響下，中國華北西北降水量明顯增加，南疆夏季時而暴雨成災，原先光禿禿的黃土高原已經被密實的森林覆蓋，沙漠中的綠洲在不斷擴大。這對西部地區乃至全中國來說，是極大的利好因素。

　　時代影響國運。在古希臘文明基礎上孕育生長的西方文明，在經歷黑暗中世紀之后尤其是資產階級革命后強勢崛起，并迎來工業革命時代。1793年英國國王派遣喬治·馬戛爾尼（1737～1806年）勛爵出使中國，整個使團共有700多人（包括軍事地圖繪制人員、情報人員、秘書、醫生、翻譯以及各個領域的專家），帶著600多箱禮品（包括各類先進的科學儀器、刀劍、槍炮、手工藝品、英王及著名人物的畫像等），乘坐大小船只共5艘，不遠萬里前來為大清帝國乾隆皇帝祝壽。英王派使團的真正目的是與清政府簽訂通商條約，為英國迅速發展的生產力開辟新的海外市場。然而，乾隆斷然拒絕了使團的請求，他在寫給英王喬治三世的《敕英咭利國王諭》（共976個字）中表示：“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乾隆皇帝又傲慢地指出：“天朝撫有四海，奇珍異寶，并不貴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后來學界認為，這是兩個世界的撞擊，“這場聾子的對話尚未開始就注定要失敗了。學術界爭論已久的馬戛爾尼覲見時是否下跪的問題并不單純是一場禮儀之爭，而是兩種文明的撞擊，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10]

　　近代工業文明從西方興起，工業文明以市場、礦物資源等而不僅以土地為價值載體，擁有更多的技術和更高明的戰術，工業文明明顯優勝農業文明（鴉片戰爭中英國只用7000人的海軍就打敗了擁有四五十萬陸軍的中國）。馬戛爾尼使華是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對話，而鴉片戰爭及其之后一系列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戰爭，則是堅船利炮的工業文明與刀槍劍戟的農業文明的戰爭，是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征服，中國一敗再敗是必然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禍“官”殃民，中國由此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大清乾隆皇帝為他的愚昧與傲慢付出了慘重代價，世界的主流與中心由東方讓位于西方。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歷史進程中，幾乎所有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帝國都衰落甚至解體了。

　　資本主義在發展積累資本的同時，也不斷發展積累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高級壟斷階段即帝國主義，世界也由此進入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雖然帝國主義勢力實力強大，用新舊殖民主義牢牢地控制世界，但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蘇聯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環節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突破，這聲炮響也驚醒了沉夢千年的古老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中國人民，憑借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一系列反帝防修斗爭，不斷自我革命，守正創新，將國家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盡管國際反華勢力、境內外敵對勢力無所不用其極來阻止中國前進的步伐，險和難不斷向我集聚，但是時和勢在我一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勝算在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

　　傍大腕不如綁國運。在帝國主義時代，國強才能民富，民富必須國強，尤其是強大國防（建立起軍事政治經濟金融等“高邊疆”），否則人民的財富一夜之間就會被掠奪被席卷。在國泰基礎上暢談民安，在和平前提下謀劃發展。巴菲特以長期價值投資與簡樸生活聞名，他之所以成為股神，甚至被渲染有“奧瑪哈的神諭”（The Oracle of Omaha），核心就是生長在美國、以華爾街為舞臺。美國在過去百年的國運（世界霸權），為股神的誕生奠定了“天時”“地利”的條件，華爾街則為股神提供“人和”的基礎。多年來，很多中國投資家都躍躍欲試花重金“與巴菲特共進午餐”，以圖沾染王者榮耀，獲得投資發財秘訣。

　　地利與國運

　　地緣可以改變。中國有著非常獨特的地形地理地緣，四面為大海、大川、大山、大漠環繞，有著天然的屏障，域外強敵不易入侵，內部在斗爭合作中不斷融合成中華民族，逐漸形成大一統體制。毛澤東注意到中國地緣政治的這個特點，1956年3月8日，他在聽取交通部匯報時說：“中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易進來。”[11]學者胡阿祥主編的《中國歷史軍事地理要覽》這樣表述：“由于這種自然阻隔及地理位置所造成的政治版圖，也很不容易無限地擴展，從秦帝國的統一到清帝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穩固，歷史中國的版圖雖有變化，但都沒有越過這種自然的阻隔，久而久之，這種穩定的地域便成為一種較固定的心態，沉積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之中。”奉行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民族價值觀的“中國是亞洲的重心，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12]

　　大海，萬里波濤，游牧時代、農耕時代是一個很好的安全屏障。魏晉以后，大江大河的沖積平原、河口三角洲，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最富庶、社會最繁榮的地區，背靠大海，天塹無涯。但是，資本主義海外貿易發展、工業革命帶來海運技術進步，使海洋成為便捷的交通紐帶。中國數千年來所倚重的海洋天塹完全消失，將國家民族最柔軟的腹部呈現給了西方列強，由此引致帝國主義一次次入侵。孫中山認為“自世界大勢變遷，國力之盛衰強弱，常在海而不在陸，其海上權力優勝者，其國力常占優勝”。[13]毛澤東強調，“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14]。

　　英國政治地理學者P.奧沙利文研究認為，“河內離蘇聯邊境最近的地方有2000英里，但是筆直地穿越喜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線距離超過5000英里，美國港口圣地亞哥與河內之間跨越9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運輸的費用是陸路托運的1/10，因此就水陸運輸成本的意義而言，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兩點之間直線最短，其前提條件是在平面上。即使在平面上，如水面（又有河面、湖面、海面差異）、草原、平原、沙漠等，因為阻力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交通成本，換算成實際距離也不相等。在實際的地球表面，有高山大川丘陵盆地，由此形成的立體距離遠較平面距離為長。交通通信技術革命真正實現了“天涯若比鄰”，霸權主義的美國成為世界各國的“鄰國”。參照西方以及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經驗教訓，如若統籌好發展和安全，有了強大的國防尤其是海軍，將海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沿海的安全劣勢就有可能成為發展優勢。辯證而言，今天中國沿海尤其是東南沿海匯聚了中國最先進、最集中的生產力，貢獻著國家最大份額的稅收和就業，緊密關乎著國家經濟安全，鑒于此，中國必須擁有強大海防，否則日愈富裕的中國就很難安然入睡。

　　命運可以改變。根據神話傳說或宗教敘事，東西方歷史上，都有大洪水的經歷與記憶。面對泛濫肆虐的洪水，西方人選擇躲、跑，在神的啟示下建造諾亞方舟，移民，殖民，千年一貫；中國人直面危險，迎難而上，如大禹治水，精衛填海。中國人民從來不向命運屈服，而且勇于革除天命，自強不息，奮起抗爭。讓高山低頭—愚公移山，叫河水讓路—修都江堰。改變地形地貌地緣，也就改變了“風水”，化水害為水利，實質是改變了生產力，改變了國運。

　　據史料記載，到秦王政元年，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秦國力強大，有了東擴滅六國而一統中國之志。其他六國在正面戰場屢戰不利的情況下，開始使用“奇襲”之陰招來阻撓秦國力的膨脹。燕國太子丹選擇的是派荊軻刺殺秦王，擒賊先擒王；而韓國另辟蹊徑，選擇“疲秦”策略，派該國著名水工鄭國前往秦國，說服秦王建設運河，引水至關中以澆灌農田，以增加糧食生產。對于這一可以解決東征軍糧問題的良策，秦王從善如流，很快接受。水渠運河建設周期長達十年之久，這期間秦國確實“無暇東顧”，客觀上起到了“疲秦”、延緩秦國東擴的效果。當韓國的計策被暴露后，鄭國向秦王解釋道：“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鄭國的解釋合情合理，正中秦王謀萬世統治的雄心壯志。實際上，鄭國渠這條運河確實達到了“萬世之功”的效果，灌溉關中農田達四萬頃之多。秦國有了這個大糧倉之后，在第一時間發兵滅掉了“主使者”韓國。韓國通過修運河的“疲秦”圖謀，反倒成了“強秦”計劃。鄭國渠作為關中第一個水利工程，作用惠及千秋萬代，經歷后人多次擴張改造后，至今灌溉著超過60萬頃的農田，成為關中地區農業發展的重要經脈。

　　歷史上，中國人民開鑿的大大小小運河難以數計，最著名、影響最大的當屬京杭大運河。大運河是經過多個朝代開鑿積累，最后在隋煬帝時一舉完成的。然而，運河開鑿勞民傷財，民怨沸騰，隋帝國國力嚴重透支，像秦帝國一樣二世而亡，國祚短促。“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典出《孟子·梁惠王上》）。京杭大運河的“始作俑者”似乎的確沒有好下場，但是為中華民族的發展繁榮卻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人為可以改變局部命運，前赴后繼，不斷改變一個又一個局部命運，最終量變引起質變，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命運。正是一代又一代人民的自強不息，最終導致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

　　穩住西北經略東南。新中國定都北京，不是隨隨便便的，當中有很多故事，其中1949年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毛澤東與王稼祥關于定都的聊天早已成為一段佳話。歷史上，國都選址即定都立都是關系到王朝長遠利益的大事，歷代王朝在定都之前，會常詳查天下地理大勢，選擇那些能夠使王朝江山永固的“不傾之地”。按照中國傳統方位分法，居西居北為上游，居東居南為下游。南北合論，以北治南，北方勝于南方；南北分論，以西治東，關中勝于關東。因為中國地勢西高東低，大河東流，居上游，占高地，可以君臨天下，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無論在地理環境（如安全防御）、物質基礎（如物資供給）上還是在意識形態（如政治心理）上都占據優勢。歷史上，周、秦、漢、隋、唐、宋、元、清皆為居上游者勝，唯一例外的是朱元璋立足江淮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時隔不久，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再現以北治南的歷史。依據以北治南、以西治東的地緣政治規律，從中或可悟出歷史經驗教訓。

　　人和與國運

　　古代建國立都除了注重地利，還必須關照人和，顧炎武指出，兩者“得全者昌，失全者亡”。[15]即不僅有地形地貌地勢，更有地上的人民眾寡，人事和協，人心向背，得道多助，天下順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人事和協，民心和樂；或人心歸一，上下團結。中華國運生生不息，有封疆之界，有山溪之險，有兵革之利，更有民族厚德載物、自強不息。

　　人心向背決定國家國運。古時堯重用舜、商湯重用伊尹、文王重用閎夭與泰顛，從而實現天下大治。統治者昏庸，親近小人遠離賢良，治少亂多，社會失序，人民揭竿而起，推翻反動統治，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中國歷史正是在治亂周期中螺旋上升的，成就中華生生不息而又坎坷不斷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有立場覺悟、有知識文化、有智有勇的“賢良之士”的集體組織。早在1938年毛澤東同志就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16]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尚且如此求賢若渴，建設時期更是這樣。1949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接見傅作義和綏遠軍區負責人時說：“中國永遠是黨與非黨的聯盟，長期合作。”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國家建設人人有責，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后來強調，“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云、梁漱溟、彭一湖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17]中國的工業化在抗美援朝之后，得到了蘇聯的大力支持，但是還有一部分獨立自主，上海作為新中國的重要工業基地，主要是依靠舊社會的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搞起來的。“我們對革命是內行的，但是對科學、文化就不內行了，那就有必要使用這些知識分子”。[18]正是因為干部任用搞五湖四海，人才使用不拘一格，民主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不斷興旺發達。

　　當然，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不僅僅依靠社會精英，更依靠億萬勞動人民。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民群眾當中蘊藏無窮的智慧力量。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堅持群眾路線，就要堅持人民是決定我們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19]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人心齊泰山移，知政失者在草野，在市場化全球化加劇、社會多元化的今天，人心就是力量，人心向背最終決定著政黨命運、國家國運。

　　改革開放，守正創新，超越自我，實現新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不過“新”有很多形式和內容。“我們把木頭的棋子換成象牙的棋子，這種改變對于系統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假如我們減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數目，那么，這種改變就會深深影響到‘棋法’”。[20]“減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數目”，會深深影響到博弈規則、下棋方法，這才是革新是革命。革新革命，新陳代謝，是社會發展的源頭活水，是民族進步的不竭動力，是國運昌盛的大本大源。“革命是為建設掃清道路。革命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把經濟制度加以改變，把政府、意識形態、法律、政治、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根本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于發展生產”。[21]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為中國持續快速地發展生產力掃清了障礙。

　　改革開放，是繼新民主主義革命后“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人民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不斷革除阻礙發展的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國家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人民生活從短缺走向充裕、從貧困走向小康。

　　1978年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9次全國代表大會致辭中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的落后面貌，是一場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

　　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自民黨副總裁二階堂進時明確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如果不改革，前景就困難，我們必須邁出這一步，進行改革。盡管有風險，我們也要大膽干。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時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22]“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100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23]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情況復雜的超大規模經濟體。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強調，“要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我們黨是一個擁有9600多萬名黨員、49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大黨，肩負著團結帶領億萬人民完成歷史使命的重任。大黨大國，既是我們辦大事、建偉業的優勢，又使我們治黨治國面對很多獨有難題。

　　歷史長河奔騰不息，時代考卷常出常新。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

　　時運輪流轉。中世紀的中國可以說相當于今天的美國，或者更強。根據馬可波羅的描述，中國是一個神話般存在的國度，遍地都是黃金，空氣都是香甜的，就跟今天一些中國人到美國的感覺一樣。也正是在大致相同的時期，很可能是因為背的包袱太重，中國發展停滯了，被西方超過了，而后被列強打翻在地，成為被隨意欺侮的對象。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如今，中國人民自立自強，勇立世界潮頭，穩舵揚帆奮楫，向著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闊步前進。

　　注釋:

　　[1]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在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一處古墓中發現一漢代織錦護臂，上織有八個篆體漢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2]羅隱：《籌筆驛》。

　　[3]《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頁。

　　[4]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8頁。

　　[5]赫爾穆特·施密特、弗朗克·西倫：《理解中國》，梅兆榮等譯，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頁。

　　[6]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6日）。

　　[7]轉引自葛全勝等：《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8]同上，第112頁。

　　[9]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 頁。

　　[10]【法】阿蘭·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1頁。

　　[1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4頁。

　　[12]《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頁。

　　[13]《孫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4頁。

　　[14]《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頁。

　　[15]顧炎武：《歷代宅京記序》，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頁。

　　[16]《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

　　[17]《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頁。

　　[19]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6日）。

　　[20]費爾迪南·徳·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28~129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頁。

　　[2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頁。

　　[23]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強調，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2012年12月7日至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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