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包括三個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漢語大詞典》給“獨立自主”的解釋是：不依賴別人，也不受別人的支配或控制，按自己的主張和權利行事。名義上，聯合國由獨立的主權會員國自愿組成，各國享有平等主權，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但是，由于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始終揮之不去，沒有幾個國家能夠真正做到主權完全獨立，從而實現自主發展。此外，所有國家即便是大國強國，政權總是會受到階級、宗教和資本等勢力的影響，都有誰來當家作主的問題。資本無國界，資本勢力超越國家、影響政權，進而侵蝕主權。一些國家不斷走向政商合一，政權乃至主權為資本甚或國際壟斷資本控制，出現政商復合的“深層國家”，國家不是沿著民族民眾利益而發展，而是按著資本邏輯(利潤最大化)在演進，主宰航向的是金融寡頭，國家失去自主權利。

自主與不自主發展的國際啟示

近代以來英國的盛衰，提供了一個早先因為獨立自主而走向輝煌，而后因為政商合一、被金融資本控制而失去獨立自主并不斷走向衰敗的教訓典型。英國是孤懸于歐洲大陸的一個島國，曾經是歐洲(起碼是西歐)最貧窮落后的一類國家。近代以來，經過統治者的勵精圖治，逐漸成為世界上的“日不落帝國”，巔峰時期其投資占全世界的40%，貿易占世界80%。英國的發跡無非是獨立自主地發展經濟尤其是工業的結果，這是一個十分顯著的經驗。

工業化是近代化、現代化的核心，是一國實現繁榮富強的關鍵，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灣內所有的船。這是被世界歷史尤其是西方歷史反復證明的成功經驗。17世紀中期資產階級革命后，英國將當時先進國家的關稅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先進經驗、成功做法一一拿來比較研究，然后再根據本國實際適當加以運用。德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不無譏諷地強調，每一個歐洲大陸國家都是這個島國的老師，它的每一種工業技術都是向這些國家模仿得來的，它學會了以后就把這些工業建立在自己的國土上，然后在關稅制度下加以保護，促使它們發展。

紡織工業是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母行業。世界經濟發展史顯示，紡織工業(尤其是棉紡織工業)以投入少、見效快、積累多、拉動大等鮮明特點，而成為西方、新興市場等國家完成工業革命的先導產業。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民經濟投入產出表分析，紡織工業每增加1個單位的投入，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系數是1.25，高出各行業平均值25%，有效地拉動了農業、交通、建筑、衛生、石化、機械、物流、商貿等相關行業的發展。①靈活而自主的關稅政策是一個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體現，英國利用高額關稅甚或禁止輸入的保護主義政策，來促進本國毛紡織業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發展。正如眾多英國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都鐸王朝時期的產業政策才是英國崛起的真正秘密。至于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所鼓吹的比較優勢理論，那只是英國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后“發明”的一套說法，希望以此說服其他歐洲國家不再用產業政策扶植本國工業企業與英國競爭。②經濟史學家李斯特如此表述，“這本來是一個極尋常的巧妙手法，一個人當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上來”“然后向別的國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用著那種過來人后悔莫及的語氣告訴它們，它過去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于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③

其實，僅僅以“產業政策”進行經濟分析，會掩蓋英國發家致富的重要秘密，那就是損人利己的殖民主義政策。英國的富強建立在以紡織業為基礎的成功工業化基礎上，而英國紡織業的發展壯大則是以犧牲殖民地印度的棉紡織業為前提的。印度不但有著低廉的勞動力與原材料，而且有著相傳千年的經驗與技術，能生產出物美價廉紡織品，長期占有世界棉紡織品一半以上的市場。如果允許印度的棉紡織品自由輸入，那么英國的毛紡織業將會被摧毀，棉紡織業也會夭折，因為當時的毛織品在低價與舒適方面遠不及棉織品。

為保護毛紡織業、促進棉紡織業發展，英國棄而不顧物美價廉的印度紡織品，寧可使用質量較差、價格昂貴的本國紡織品。英國通過殖民戰爭控制了印度，在印度實行殖民統治，實行有利于自己而有害于印度的不平衡關稅政策。如1699年英國議會通過《羊毛法案》，以全面的高關稅甚至禁止進口的方式保護本土紡織業;與此同時，要求印度實行自由貿易，以低關稅進口英國紡織品。直到1812年，英國對從印度進口的花布還征收高達71.7%的進口稅。1830年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包括本土生產的棉紡織品已經有了明顯的價格競爭優勢，然而直到1846年，才勉強通過廢除《谷物法》而開始自由貿易進程。這時，英國與印度的紡織品競爭的攻守之勢易位了，孟加拉國乃至整個印度的悲劇也就這樣開始了。

黑格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過兩次;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④。歷史事變在英國也會以悲劇和笑劇出現兩次，只是次不落帝國”，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又在分崩離析中不斷走向衰落。自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后，資本借革命之便，逐漸接近并最終實質性掌握了國家權力。資本擅長金錢游戲與資本杠桿，同時控制報刊和政府，通過權錢融合，實現資本積累。其實，這是中國人幾千年前就認識到而堅決抵制的“終南捷徑”。政權被資本控制后，國家便會逐漸失去了自主，不是按照人民的意志，而是按照資本積累最大化的邏輯運行。正是在資本的綁架與控制之下，英美乃至越來越多的國家失去獨立自主，走上了經濟金融化、權力寡頭化(所謂“深層國家”)的邪路。

近代中國“不能發展”的原因

中國農耕文明發達，官僚階層將科技發明視為奇技淫巧;士農工商的階層劃分，抬高士農、蔑視工商，影響制造業、商業、物流業的發展。凡此種種，為生產力的發展套上了層層桎梏。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⑤千百年間，近乎于一個模樣，在中國一慢二站三回頭中，歐洲奮勇發力，乘資產階級革命與科技工業革命之風快速波浪前行。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輸入，中國小農經濟逐漸解體，資本主義得到初步發展，但是由于沒有獨立的主權，沒有可以有效保護幼稚產業成長壯大的經濟政策，生產力進步十分緩慢。鴉片戰爭后，中國的主權隨著一次次反1854年就由西方列強掌握，清廷海關總稅務司1863～1908年由英國人赫德擔任，四十多年間，海關稅收從白銀500多萬兩上升到3000多萬兩。海關稅快速上漲，是大量工業品進口和資源等初級產品出口的結果，尤其是太平軍占據富庶江南地區而失去大部分漕運鹽課收入后，清廷不斷增進對帝國主義與殖民制度的依賴。當這種依賴由被迫走向自愿之后，半封建半殖民地愈發成為民族經濟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辛亥革命爆發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部分掙脫了封建枷鎖，從而有了一些發展。除鴉片戰爭后被迫開放的沿海沿江地帶外，在東北、四川、云南等一些偏僻邊遠地區的城市或重鎮(殖民主義鞭長莫及的地方)，民族工業(集中為民用輕工業)有了一些生機。但是，中國對西方列強的依附關系(即半殖民地處境)沒有實質性改變，如從袁世凱的《二十一條》到蔣介石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都在不斷出賣國家主權，民族經濟從根本上難以得到發展。晚清狀元張謇，利用沿海沿江的優勢，以及上海開埠后的人才渠道優勢，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無暇顧及中國市場之際，在以南通為中心的長江口一帶，將民族工業、地方經濟搞得有聲有色，并積極致力于社會建設與各種民生事業發展。然而，好景不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盡管中國也是戰勝國一方，但是依然沒有改變“西方在餐桌旁，中國在菜單上”的悲慘命運。而當帝國主義列強回過頭來之后，一度紅紅火火的中華民族經濟，很快便黯然失色。

西方列強，其軍艦可以在中國沿海內河自由航行，租界遍及各個開放口岸，在華洋人手握領事裁判權而橫行霸道。國家沒有獨立自主權，經濟社會無以發展。全面抗戰爆發后，青霉素成為救命藥，也是搖錢樹。鑒于遠距離運輸的高昂成本，美國考慮在中國大后方生產青霉素，以方便在中國戰場上使用。但是，作為官僚資本的代表，擔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卻公開說：“外國進口的盤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國何必要自己生產。”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賺到錢。⑥官僚壟斷買辦資本，通過倒買倒賣，可以坐享巨額利潤，完全省去“必須干的倒霉事”而“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賺到錢”。這便是舊中國的發展狀況。

中國共產黨逐漸走上獨立自主道路

在政治上獨立自主，在經濟上自力更生，在文化上有民族特色，這是共產黨立黨建國的基本經驗。⑦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成長在思想、組織、經濟等多方面得到了共產國際(背后是蘇共蘇聯)的很大幫助，從黨的二大開始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會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尤其是蘇共蘇聯的意志，來指導安排中共的策略與行動，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成長發展也受到諸多羈絆，甚至出現重大損失。最嚴重的損失就是右傾和“左”傾導致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但是，黨內一直有諸多人士不愿端共產國際的碗，主張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毛澤東、澎湃、方志敏等為代表的部分共產黨人，堅持到農村中去，組織工農武裝，搞政權割據，從“打土豪，分田地”，到成立蘇維埃政府征稅籌款，再到組建國家銀行印錢發鈔，在自力更生中不斷發展壯大，因“底氣足”“腰桿硬”而“有力量”，敢于并能夠獨立思考，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我們過去就是由先生抓著手學寫字，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⑧但是，獨立自主的道路是曲折的，走起來很艱難。抗日戰爭爆發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努力排除“遠方”(共產國際)指派的“欽差大臣”(王明)的干擾，即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進行獨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⑨獨立自主一方面是相對于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獨立自主;另一方面也更為重要的是，相對于共產國際在政治上的獨立自主，但是無論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能否實現獨立自主，關鍵要看在經濟上能不能自力更生。

“七七事變”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時刻，由此倒逼統一戰線加快建立。工農紅軍接受改編，有了領取“政府撥款”的優待，這使得部分共產黨人有了等要靠的依賴。但是，中國積貧積弱，國民政府尚且囊中羞澀，哪還有“閑錢”供給“八路”。“沒有錢、沒有飯吃，那該怎么辦?無非三種辦法，第一餓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餓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產。我們來一個動員，我們幾萬人下一個決心，自己弄飯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統統由自己解決。”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還時常回憶“大生產運動”，用于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激勵。“一九三七年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每月有四十萬法幣，自從他發了法幣，我們就依賴這個法幣。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時就斷了，不來了。從此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想什么辦法呢?我們就下了個命令，說法幣沒有了，你們以團為單位自己打主意。從此，各根據地搞生產運動，產生的價值不是四十萬元，不是四百萬元，甚至于不是四千萬元，各根據地合起來，可能一億兩億。從此就靠我們自己動手。”?

新中國成立后，獨立自主的黨際交流政策自然地拓展延伸到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由于驅逐出一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美西方由此仇恨敵視新中國，采取遏制政策，實施貿易禁運。結果呢?毛澤東這樣說道：“我看，禁運對我們的利益極大，我們不感覺禁運有什么不利。禁運對于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設有極大的好處。一禁運，我們得自己想辦法。”?由于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獨立自主，其領導建立的新中國也必然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新中國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發展

中蘇關系惡化乃至往來中斷，有客觀國際大趨勢，也有中共擺脫蘇共、中國擺脫蘇聯控制以確保獨立自主的積極努力。毛澤東曾說：“我們對你們是沒有秘密的。我們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你們都知道，你們有一千多個專家在我們這里工作。我們相信你們，因為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列寧的后代。”?但赫魯曉夫領導的蘇共利用在華專家，為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服務，甚至直接要挾中國，干涉中國內政，像對待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對待中國，要求建立蘇中聯合艦隊，在中國南方建立雷達站以供蘇軍使用，這直接有損中國主權與尊嚴。為維護主權與政權安全，為維護獨立自主，中方果斷地拒絕了蘇聯方面的無理要求，蘇共則相應實施報復要挾，撕毀各類合約，撤走所有在華專家，中斷所有合作項目，中蘇關系必然走向惡化。

勃涅日列夫上臺后，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更為嚴重，甚至赤裸裸地干涉中國內政，中蘇兩黨關系更加惡化。鄧小平曾說：“應該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系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中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從不拿原則做交易。沒有堅強的原則性就沒有靈活的策略性，中國一貫地堅持獨立自主，如此堅強的原則性為靈活的策略性提供了基礎，真正做到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亂云飛渡仍從容，我們在復雜的國際斗爭中站穩腳跟，統籌兼顧發展與安全，維護好自己的核心與重大利益。

中國正是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建成了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中國堅持獨立自主，但是從不排斥積極爭取利用國際和平環境與外部資源來努力發展自己，只是不會以犧牲國家主權、民族尊嚴、核心利益為代價籌碼。20世紀50年代，中國得到蘇聯156項重大工程項目援助，為國家工業化奠定基礎;70年代初，中國順利實施“四三方案”，用美西方比較先進的技術設備改造升級中國的工業化，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起飛奠定了堅實的經濟技術基礎。實際上，無論是先前的“一邊倒”，還是后來的“一條線，一大片”，中國始終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鄧小平同志告誡：“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

改革開放后，中國與美西方之間不僅有商品、服務的交易，更有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流，還有文化、思想、意識的交鋒。在商品、服務貿易上，多年來，中國用低附加值商品交換高附加值商品，以競爭性商品交換壟斷性商品。但是，中國依靠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逐漸超越了立足眼前利益的比較優勢，最終確立起放眼長遠利益的競爭優勢，努力實現產業升級，可圈可點。但是，在教育人才、文化思想上，中國長期處于“赤字”且還有不斷擴大的態勢。盡管相關政策上依舊強調“獨立自主”，但多部門、地方、群體、個人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西方標準來衡量“績效”，用西方價值觀來分析解決問題，甚至用西方的批評或褒獎來衡量我們的事業的失敗與成功。如在教育上，“有的跟國外機構設置的評價體系走，一切以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情況排次、定序、論英雄”?。“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所以，新時代的中國的獨立自主，應當是涵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獨立自主，既有在對外交往、國際關系中保持獨立，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維護與塑造國家安全;更有在國內政治、國家治理上保持自主，堅決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可持續發展。

結語

獨立自主，認知難，實踐更難。獨立，不依附不隸屬，國家不受任何外部勢力的干預與影響;自主，自己做主，政府以民族利益、人民大眾利益為出發點與落腳點。獨立自主就是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獨立自主是我們黨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黨和人民力量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必然結論。“堅持獨立自主，就要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自力更生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奮斗基點，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堅持自力更生，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

注釋：

①《紡織工業“十一五”發展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https://wwwhtbprolndrchtbprolgov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fggz/fzzlgh/gjjzxgh/200709/P020191104623184046056.pdf。

②丁一凡：《歐洲若為產業政策正名，不是壞事》，《環球時報》2019年3月14日。

③[德]弗里德里稀·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07頁。

④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頁。

⑤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四》，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

⑥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頁。

⑦印尼總統蘇加諾總結歸納的三項原則，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頁。

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頁。

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頁。

⑩《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頁。

?《關于國際形勢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11頁。

?《關于國際形勢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10頁。

? 1958年6月17日，毛澤東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提要上的批示，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頁。

?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時的談話，《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頁。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的談話，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2019年3月18日，習近平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

?2015年12月11日，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 2013年12月26日，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2022年8月16-17日，習近平在遼寧考察時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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