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是現代藝術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創立，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也為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但是，西方經濟學在拋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之后，便與科學漸行漸遠，越發混同于現代藝術。眾多世人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的國人，樂意接受西方經濟學尤其是金融學是一門科學。西方經濟學名為科學，實際是以各種科學外衣包裝，或至多潛藏一些真理性顆粒(如貼近統計方面)，盡管廣泛深入地運用數學，但是無論如何也畫不出一條光滑曲線，更不可能有兩條相交以結清市場的光滑的供求曲線。隨著經濟金融化的發展，成為金融資本工具的西方經濟學，實際上離科學體系還很遙遠，甚或漸行漸遠，本質上越來越近似(于)藝術。

以新自由主義為底色的當代西方經濟學，是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統治工具，是新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全球化下活躍著越來越多的“蔣干”或“芝加哥男孩”，他們把西方的“治國良方”照搬到母國，并在操作過程中與相關利益集團形成緊密的同盟，使之成為“代理”或“買辦”迅速暴富的敲門磚和欺騙大眾的意識形態。當代西方經濟學千篇一律以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為底色，沒有個性特殊性，所以在東道國很難服眾。例如，新自由主義可以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但是同樣的開放條件，幾乎都存在于一眾面向全球市場的國家，為何只有中國成功，關鍵的“黨的領導”“政府調控”“產業政策”等如何發揮作用，它們沒有解釋，也無法解釋，如此導致越來越多的“中國之謎”(如天量的M2卻沒有預期的通貨膨脹)，相應的對于美國經濟實力(制造業生產力競爭力)的滑落衰落，債務不斷創下新高，以及一而再的金融經濟危機進而社會政治危機，卻一直沒有良方。

2008年11月，英國伊麗莎白二世女王訪問倫敦政經學院，在與教授們討論經濟形勢時她發問：“為什么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它(經濟危機)?”為此，2009年6月17日，英國社會科學院專門召開了“國際金融危機：為什么沒有人注意到”的研討會。隨后33名英國經濟學家聯名給女王回信致歉，并做解釋：“抱歉，女王陛下，我們沒能預測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到來……沒能預測出這次危機的時間、幅度和嚴重性是許多智慧人士的集體失誤，無論國內還是國際上的學者，人們都沒能將系統性風險視作一個整體”，現在看來，“這已成為人們一廂情愿和傲慢自大的最佳例證”。在信上簽名的有教授貝斯利(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政治歷史學家軒尼詩、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財政部常務秘書尼古拉、匯豐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等。從回信中，我們看到了西方經濟學家的誠實。科學旨在預見，如無預見，即無科學。科學預見是人類認知和預測未來的一種重要手段，是對客觀事物發展趨勢所作的有科學根據的論斷。凡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科學理論，不僅可以預見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和將要出現的趨勢、特點，而且可以預見人類尚未認識的新事物和新現象存在的可能性，具有預見未來、指導未來的作用。原始占卜尚有50%的概率，西方經濟學者在大危機來臨面前集體失明失聲，足見西方經濟學早已失去它所鼓吹的科學意義。

著名學者張五常如是說，經濟學家預測成功的概率，與瞎貓碰上死耗子的概率旗鼓相當，一旦碰上，如保羅·克魯格曼，就會名揚天下。經濟學不同于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至今離正確精準的預測還很遙遠，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有鑒于此，經濟學家應當抱著謙虛謹慎的態度。然而，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信徒早已沒有自知之明，隨意搞預測，隨意開藥方，隨意“創新”理論觀點，而且語不驚人死不休，旨在亂思想，亂經濟，亂社會，也搞亂了諸多國家的政治。西方經濟學遠離科學，沒有掌握科學卻又以“專家學者”自居，到處指指點點、不時發表高論的西方經濟學信徒的表現更近藝術，不是古典藝術，而是現代藝術，即是那種屎尿可以入詩，可以裝進罐頭盒成為“杰出”藝術品的現代藝術。

為舊制度招魂，不是理論創新而是沉渣泛起

近幾十年來，“代理”替代原來的“買辦”，在中國很是盛行。代理們將很多是階級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陳腐東西販運過來，如用于金融投機、欺詐的手法和工具，如曾經在中國絕跡的黃賭毒等，紛紛依照西方的花樣在中國翻新，都稱之為“創新”。市場調節，早就被證明有利有弊，是“財富魔法師”，同時也是“撒旦的磨坊”。伴隨著資本積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必然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積富積貧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但是，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偏偏只是宣揚市場調節的積極作用，而努力掩飾、忽視市場調節的消極作用，這也算是一種“創新”。如今，以房地產所代表的經濟周期滑入谷底，一地雞毛的殘酷性正在教育著億萬大眾，對市場機制的無盡贊美明顯收斂。

西方經濟學因為其藝術本性所以其創新總是那么多，那么快，那么令人意外。出于霸權國家給出的“窗口期”而急于“扳倒中國”的需要，中國的西方經濟學藝人常常赤膊上陣，語出驚人，混淆視聽，明明是“公有”與“私有”對應，卻制造出“公有”與“民營”對立;明明存在內外資的矛盾，卻用“民營經濟”掩蓋外資企業，將國有、私有與外資“三位一體”涂改為國有與民營的“二元對立”;改革開放后，明明是私有企業從無到有不斷擴張，公有企業(包括國有企業)不斷萎縮，從近乎獨占到不足三分之一，卻肆意渲染為“國進民退”;“民營經濟”被宣傳“五六七八九”的發展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卻有意忽視90%的數量卻只有50%的稅收。國家安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政治安全以政權安全為核心，自古以來稅收是政權安全的關鍵，是國家治理的前提。此外，一個既關乎國家發展又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指標，即龐大的“民營經濟”的利潤向何處去?多少用于積累，多少用于消費，多少在國內，又有多少潤到國外?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一些經濟學人混淆視聽，名義上為“民”發展鼓與呼，實際是為國際壟斷資本擴張代言，中國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由此不斷積累。

多年來，中國輿情中出現一種比較明顯的現象：即伴隨著壟斷資本的擴張與收縮之節奏，中國經濟學界、輿論界會出現相應的“理論創新”，實質是為壟斷資本的進一步擴張代言。上述的概念、觀念等“創新”，近乎都是在相應的節奏中出現的。如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以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確定不穩定不安定因素明顯增多，壟斷資本持續穩定獲取超額利潤的壓力增大，于是相關代理言論便又以“創新”名義噴涌而出：“人類社會五千年了，這幾千年的進步是私有制創造的，還是公有制創造的?全球范圍的大規模的公有制試點，以蘇聯為首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為什么現在還是糾結于這個問題，總是將私有制看作是萬惡之源?這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事實。”

對“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最早、最充分、最新之揭露，都不是無產階級及其理論家完成的，而是有良知的資產階級學者的杰作。英國的托馬斯·莫爾(1478—1535)的結論：“私有制是一切社會禍害的總根源”。意大利的康帕內拉(1568—1639)察覺：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德國的馬布利(1709—1785)說，財產和社會不平等使人變壞，“私有制是一切社會罪惡、暴政和奴役”的根源。法國的盧梭(1712—1778)認為“私有制產生貧富對立，是社會不平等和一切罪惡的、禍害的根源”。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在收入、資本、人口、增長率等方面的歷史數據，加上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揭示，不平等在資本主義歷史上長期存在、根深蒂固，并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得到解決，而不平等長期存在、根深蒂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已經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罪惡做了相當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只是旗幟鮮明提出了：“消滅私有制”的響亮口號。然而，今天一眾西方經濟學的中國信徒，卻為私有制平反招魂。

私有制是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制度

私有制分兩種，一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另一是生活資料私有制。消滅私有制主要指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制是剝削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無論如何狡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是丑陋的，是不合理的。私有制的存在是同社會生產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它們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在一個國家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尚未充分的階段，如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用于多元經濟發展，促進公(集體)私(個人)兩個積極性，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并不能肯定私有制相對于公有制的制度優越性，更沒有什么道義上的優越性。無產階級政權國家在特定時空中允許私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合理性，并不能肯定損公肥私、化公為私、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合法性。封建社會相對于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相對于封建社會，其私有制在不斷合理與進步，但是過去的相對合理與進步，不代表現在甚或將來的合理與進步。“兩個決不會”表明保存私有制在現階段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必然表示私有制的先進性與優越性。“兩個決不會”必將被“兩個必然”所代替，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一切鼓吹私有制如何如何好，好得不得了的理論觀點，不是什么理論創新，而是沉渣泛起。今天，即便普通大眾也能夠明白，私有制所謂的高效率，往往是剝削的高效率，是個人財富聚斂的高效率，以及將財富向境外轉移的高效率，以所謂“涓滴效應”來論證私有制所謂合理性和優越性，實際上與大眾、社會和國家沒有一毛錢的關系。

堅守正道，推陳出新

將私有制存在的有條件進步性與合理性，試圖變成無條件的絕對合理性，這類經濟理論“創新”，絕不只是相關專家的一時性起、漫無目的。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這樣一個早已被視為公理的科學結論翻案、翻新，他們顯然是有政策要求甚至法律要求(重新釋法甚或修法)的，那就是要修改憲法，改變社會性質，將私有制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看到有為私有制翻新翻案的，還要看到要為“民營經濟”晉位的：“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國有企業是民營企業的補充”，這就直接否定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

公與私不只是經濟利益，更有思想道德，關系著中國的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著名的民主主義革命者章太炎曾經指出：無道德者不能革命。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代人吃了幾代人的苦，無數先烈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甚或全家人性命，旨在讓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不再(或少點)吃苦犧牲。與這些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戰士相比，今天一眾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只能是“完美的蒼蠅”。國家治理者，權位顯赫者，作為社會精英，理應有著更高的道德情操。“無道德則無革命”的思想準則，自然要求不斷革命，以保持較高的甚或高尚的道德水準。甘于奉獻，敢于擔當，勇于負責，不把問題、爛攤子、疑難雜癥留給后人，是治理者應有的道德素養;更不能為了一己之利，不負責任地制造問題風險，幸福這一輩，貽害數代人。有鑒于此，作為先進群體代表的執政黨要不斷增強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以黨的偉大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的社會革命。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以革命性保持純潔性和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的必然選擇。革命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底色與本質。然而，又有所謂“新理論”叫囂，“黨要主動轉型，理論上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心態上從在野黨轉變為執政黨，治理方式上從地下黨轉變為執政黨”。這些都是借言論自由、學術百家爭鳴、理論創新之名，打出為“私有制”正名、為“民營經濟”鼓與呼、為“革命黨”改旗易幟的組合拳，代理人們旨在動搖基礎、顛覆秩序、扳倒政權的意圖昭然若揭。

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根本，是地地道道的國之大者。“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我們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長期堅持，決不動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啟示我們：我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我們堅持加強黨的領導和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相結合，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相結合，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統一，堅持試點先行和全面推進相促進，既鼓勵大膽試、大膽闖，又堅持實事求是、善作善成，確保了改革開放行穩致遠”。

我們既要敢為天下先、敢闖敢試，又要積極穩妥、蹄疾步穩，把改革發展穩定統一起來，堅持方向不變、道路不偏、力度不減，推動新時代改革開放走得更穩、走得更遠。創新，不是沉渣泛起，舊制翻新，不是隨便創新，胡亂創新，要守正創新。守正是指固本培元、堅守正道、堅持真理，即按照事物的本質要求和發展規律辦事;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拋棄中國的本和源、根和魂而去肆意創新，只能是歪門邪道，最終會撞得頭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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