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出路在哪里?
——為我的新書《大氣候》而跋
李昌平
2009年1月,據官方統計已經有2000多萬農民工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失業了。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很多人都希望鄉鎮政府承擔起責任,將“返鄉農民工”留在鄉村“就業”。在央視等主流媒體的操作下,一時間,農民工返鄉就業和創業在中國農村大地上蔚然成風了。這當然只是自欺欺人的秀!
現代化就是減少農民;
現代化的基本任務就是減少農民,減少農民也是實現現代化的根本途徑。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互為因果。
無論是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都只用了數十年時間就實現了現代化——將農民減少到了15%以下。中國現在的人均GDP已經達到3000美圓以上,世界上同等水平的國家,農民數量都在30%以下了。中國是人口特大型國家,雖然有其特殊性,但減少農民的速度實在是太慢了,必須加快速度。中國所處的現代化階段,不是要將失業農民工安置到農村就業和居住,而是要大力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步伐。
農民工返鄉就業是建“蓄水池”還是“堰塞湖”?
農民工返鄉,真的可以就地創業和就業嗎?真的是在建“蓄水池”嗎?
無論是先發國家還是亞洲“四小龍”,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都遇到過“經濟危機”,都經歷過階段性的大面積的工人(農民工)失業,最終都是立足城市解決了工人(農民工)就業和市民化。而將工人(農民工)問題轉嫁給農村沒有成功的先例,只有失敗的先例,那就是菲律賓。菲律賓曾經是僅次于日本的亞洲強國,被歐美國家譽為“亞洲典范”,1960年前后,菲律賓遇到了我們今天一樣的工人(農民工)失業問題,菲律賓軍政府強力推行土改,想將工人(農民工)失業問題引入農村加以解決,但最終以失敗而告終。這是因為在現代化過程中,農業比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如1980年代的農村有20%左右的專業戶和萬元戶,當時的萬元相當于現在的十幾萬元,現在將家庭成員進城做工人的收入統計在內也達不到“萬元戶”的水平。農業只能養活越來越少的農民,更何況農村出生的年輕人愿意做農民的越來越少呢?!菲律賓工人(農民工)的出路最終選擇了向海外“出口”勞動力,菲律賓現在海外打工的勞動力高達800萬人,占菲律賓總人口的10%,菲律賓2個年輕女子就有1個在海外做“菲傭”。
我國現在是8億農民為5億市民搞飯吃,是沒有前途的。如果將失業工人(農民工)引入農村加以消化,就會變成“9億多農民為3億多市民搞飯吃”的局面,更加沒有前途。農村的年輕人,做“餓死鬼”也會選擇城市,這是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引導失業工人(農民工)返鄉就業,這不是在農村建什么“蓄水池”,而是在建“堰塞湖”。
40歲以上的農民工,相當部分會逐年返回農村安居樂業,這樣的人每年都會有100-200萬人。但農村每年都會新增1000萬以上的勞動力,新增勞動力中的絕大多數,進城是他們的第一選擇,甚至是唯一選擇。城市之門要向他們打開,并幫助他們在城市安居就業,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安定和可持續發展。這是必須的,是國家和民族的信仰!
中國也可以向海外輸出勞動力,中國人口比菲律賓多10多倍,海外就業只是杯水車薪。
立足城市幫助農民工市民化;
農民工(工人)是勞動力,是財富的創造者,是消費者,是工人階級,是新市民,是公民,是國家主人。一個農民工(工人)在城市創造的價值至少比他在農村創造的價值高5倍,一個農民工(工人)在城市生活的消費至少是他在農村消費的5倍以上。財富集中在城市,農民工(工人)留在城市的就業機會和他們本身需求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比他們回鄉的就業機會不知大多少倍。所以,立足城市解決農民工就業和創業,比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要現實得多。從資源配置的有效性考慮,集中資源在城市解決農民工(工人)問題、比分散資源到農村解決返鄉農民的問題要高效得多。
城市政府立足城市幫助農民工(工人)就業和市民化,大有可為:
首先,城市政府應建設大量的新市民(新工人、農民工)社區,每個社區居住1-3萬新市民,政府為每個新市民提供18平方米左右的公寓房,價格不超過1500元/平方米;
其次,城市政府要在新市民社區提供和老市民同等的社區公共服務;
第三,城市政府要為新市民提供和老市民一樣的社會保障;
第四,城市政府要幫助新市民在城市創業和就業,如:扶持建設消費合作社、資金合作社、發展社區服務業等等,互為服務就是就業和創業。
…………
這都是政府應該做的,必須要做的,躲不掉、推不脫的!
農民工市民化,就是最大的擴大內需。農民工市民化,就是應對“經濟危機”的最積極有效的辦法。
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要統籌城鄉發展,這是非常正確的。可是,農民工(工人)失業問題一出現,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就異口同聲——“農民工返鄉”創業和就業。實際上,誰都清楚,如果“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有很大空間,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怎么會有70%之高呢?這分明是拿中央“統籌城鄉發展”開涮嘛,是幫助城市政府對農民工“掃地出門”開路嘛!也是在鞏固和強化“一國兩民”政策嘛!說白了,所謂的“農民工返鄉”創業和就業,實際上就是過去“收容遣返”制度的另一種表述罷了!
“外向型”工業化道路對減少農民和農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有限了;
減少農民!減少農民!!減少農民!!!是中國現代化的“重中之重”。增加就業!增加就業!!增加就業!!!是中國當前應對危機的“重中之重”。
在沿海發達地方的領導人一再強調要產業轉移和升級的同時,中央政府卻不斷出臺救“出口企業”的政策。從中可以看到發達地區的領導人讓“農民工返鄉”的意圖,也看到了中央政府讓“農民工異地就業”的努力。只可惜,中央政府花了大錢,不一定對農民工就業有好效果。
為什么?
因為中國的“出口拉動型”經濟,100元GDP只有35元轉化為國民收入,只有發達國家的一半。所以,農民工每月只有數百元的工資。“低工資、無社保”的農民工怎么可以市民化呢?“出口拉動型”經濟只可以幫助中國少數地方實現現代化。全球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發達地方必然要求“農民工返鄉”創業和就業——將全球經濟危機轉嫁給中國中西部農民和農村。20年的“外向型”工業化,等于中西部農民當了20年“長工”。這也正是30年來,我國農民絕對數由7億增加到9億的深層原因。
“中國制造”為了出口,出口創造農民就業,農民就業為了維持小農家庭經營的簡單再生產。這就是中國“‘小農家庭經營’+‘外向型’工業化”模式的發展邏輯。中國走“出口依附型”工業化道路,實在看不到9億農民的前途。隨著越南、印度等國家也加入到“出口拉動型”工業化道路中來,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不僅不能吸收更多的農民工就業,恰恰相反,會大規模“遣返”農民工,以實現局部地區的所謂的“產業升級”和“社會升級”。
現在張五常等權威的經濟學家主張廢除或停止執行《勞動合同法》,以期待進一步壓低農民工工資,維持中國“出口型”經濟的競爭優勢。張五常應該明白,在中國、印度、越南、巴西等后發國家都加入到“出口導向”模式行列之后,世界制造業發生了逆轉——數十億人為數億人搞“制造”了, “出口拉動型”發展模式沒有了前途——只能“制造”出更多的“農民工”,而不是市民。說白了,“出口拉動型”經濟是“只要(農民工)勞動力,不要人(農民工)”的“牲口型”勞動力競爭優勢經濟。即使將珠三角、長三角的農民工變成“牲口”,也維持不了其“出口型”競爭優勢。
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或是正道;
中國是一個有13億多人口的國家,農業生產過剩,工業生產也過剩,但70%的國民卻很窮,有效需求嚴重不足,不得不為了出口而生產;中國是一個資本過剩和輸出國家,但中國又是一個外資超國民待遇國家和外儲第一的國家;中國是一個資源嚴重短缺國家,但中國同時又是一個資源性初級產品出口大國和資源嚴重浪費的國家;中國雖然是農民最多、最窮、農產品過剩的國家,但中國卻是農產品市場最開放的國家之一。中國真是奇了怪了,像一個“瘋瘋癲癲”的主權國家!
中國很多省的人口規模相當于歐洲幾個國家,發展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應該有巨大潛力。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的發展,對擴大就業、改善民生和城市化、農民市民化的作用應該遠遠超出“出口拉動型”經濟的作用;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的發展,對國家財力和國民財富積累、對有效內需的增長、對共同富裕和平衡發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應該遠遠大于“出口拉動型”經濟的作用。
13億人的中國,相當于數十個歐洲國家。中國不是要搞“航空母艦”式的大產業集團和巨大型城市。中國不是要變數百個奶制品企業為三五個大型奶制品企業,而是要變三五個大型奶制品企業為數百個中小型奶制品企業。中國不是要重點發展數千萬人的特大城市,是要重點發展許許多多數百萬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中國要擴大區域中心的政治經濟權力和功能,發揮中等城市和區域經濟在現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貿易和互惠互利為前提的對外貿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為了擁有更多的美圓儲備,是為了發揮比較優勢、改善民生、增強國力。改善民生和增強國力當以發展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為主,以對外貿易為輔。
以“村民集體資本主義經濟”實現6億農民小康
未來30年內,中國人口高峰不會低于15億,中國如果像先發國家一樣現代化,農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億多人,農民只有1.5億人。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速度驚人的快,很多資源已經不得不依賴國際市場了,但農民數還增加了2億多,總量高達9億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200萬人,再過30年,中國的農民數量可能也不會低于6億,如果低于這個數,除了資源供應會嚴重短缺外,社會穩定也難保證。30年后,城市市民9億人,農村(含鄉鎮)居民還有6億人。
鄉鎮以下的農村要留住6億人,并過上和市民差別不大的“幸福生活”,這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所在。農民不能一股腦的進城,應該有序進城,進城的生活水平和沒有進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這就需要安排好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
很多人認為,必須廢除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必須推行土地私有化。堅持土地私有化的人認為,只有土地自由買賣,私人資本就可以下鄉整合農村、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水平、農村勞動力也可以自由流動了。很多人堅定相信這是“效率最高”的土地制度和農業制度。
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者恒強,弱者恒弱,這是規律。中國農村是資源和人口矛盾極度緊張的國家,維持小農家庭經營,中國農民一萬年都不可能小康,只會越來越困難;依靠資本主導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產業化,只會使少數人更富,多數農民快速破產。6億農民,如果繼續維持小農家庭經營體制,毫無效率可言;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讓“公司+農戶”大行其道,資本會很有效率,但農民一定會大量破產,會產生大量“流民”,社會就會亂成一鍋粥。
既要有很高的效率,又不出亂子,只有學習大寨村,走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道路。在保留集體經營體制的同時,鼓勵發展村民集體資本主義經濟,可能是未來中國農村必然的選擇。集體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是土地成為集體經濟的資本,村民共享土地“農轉非”增值收益和資本化收益,農民分享農業產業化的全部收益。因為,只有這樣的制度選擇,小農才不會被逼破產,新農村建設——重點建設15-20萬個中心村(鎮)才可操作,鄉鎮以下才能夠留住6億人、并過上和城市市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生活。
中國的現代化,市場經濟體制是必須的,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制是基石,農地使用權家庭經營是基礎,合作經濟和新集體經濟是農村經濟的主流,城鄉居民國民待遇均等化是保障。這幾條是基本原則,都必須堅持。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
通訊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籃籌名座E-2-802室(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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