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紡錘狀”收入分配格局　　

經過30年的持續改革，在收入分配領域改變了過去的所謂“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不公”，卻形成了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按權按資分配主導分配領域，按勞分配成了空洞的口號，整個分配領域秩序極度混亂、完全喪失公平和正義的嚴重局面。執政的黨和政府對此似乎見怪不怪，長期任其存在、任其發展。對于這種極其不合理、極其混亂的局面，廣大群眾和基層干部、絕大多數的社會成員都十分的不滿，因之嚴重地影響和威脅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有鑒如此，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了這個問題，會議確立了“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的基本原則，提出了“理順分配關系，完善分配制度，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根本差距擴大的問題”的任務目標（新華社　5月26日　電訊）。應該說，中央已經注意到并開始著手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然而，細讀中央的有關文件、文章，人們就會發現，執政當局所要建立的是一種所謂“紡錘狀”的收入分配格局。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格局呢？就是要形成一種中間大、兩頭小，即富豪人數較少、中等收入（又稱之為中產階級，下同）人口較多、貧困人口也相對較少的利益分配格局。這就是所謂“紡錘狀”收入分配格局的含義。當然，所謂“紡錘狀”的收入分配格局并非是現在才提出來的，早在幾年前就有人開始為建立這樣的收入分配格局制造輿論了；近期當局的決策，不過是將它公開化、正式化罷了。　　

任何理論，任何政策，都是一定的社會現實的反映，都代表了一定的社會階級（現在有些人極力回避提“階級”這個詞，而稱作“新的社會階層”）的利益。那么“紡錘狀”收入分配格局的理論反映了怎樣的社會現實呢？它反映的是由于長期推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所謂“大政策”和其他與之相配套的政策，社會中確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了”。應該說，這種“部分人先富”的局面的出現，不僅是改革理論和政策的必然，也是完全合乎改革的初衷的，因為改革的重要理論之一就是“普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只有極少數人富裕、大仍然處于相對貧困狀態才是社會主義。既然這種“部分人先富”的狀況是合乎改革的初衷的，那當然就是不能改變的了。　　

然而，在“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標實現的同時，原來最不愿意出現、也斷定絕對不會出現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局面卻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地出現了。這可不是一種好現象。它的出現和存在嚴重地威脅到社會的和諧和穩定，醞釀著社會的危機。而最怕危機爆發成沖突的是些什么人呢？當然不會是那些窮人們了，而只能是那些新富豪即新生的資產階級們。因為當危機一旦爆發時，利益受到威脅的不會是廣大的窮人，而只可能是那些新生的富豪們。這種現實狀況越來越令某些富豪們心中感到不安，也使那些一心為富人們的利益而奮斗的“改革精英”們感到了惶惑。為了維護富人們的既得利益，確保他們的財富和人身安全不受到任何威脅，確保他們進一步的發展和驕奢淫逸的生活不受到阻礙，也為了捍衛改革的這個最主要最“偉大的成果”，就必須要尋找對策。　　

大家都知道，我國的改革一直以來就有一個也只有一個參照物，那就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因為據說，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和斯大林也進行了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他們卻都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樣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因而他們的理論和實踐當然不能作為改革的依據了；從前的蘇聯“老大哥”呢？現在連它自己都已經解體了，因而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那些作法也是絕對不能作參照物的；至于中國自己，即毛澤東時代呢？雖然搞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卻據說把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改革正是要拿它開刀呢，所以對它就更不能有任何的借鑒了。于是乎地球上就只剩下一個地方可供效仿、可供參照了，那就是西方（即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和作法。因而，20多年來那些控制了改革話語權的某些“精英”們，一遇到中國社會中某某問題的處理辦法或者出路時，他們總是拿西歐和北美來作榜樣，一開口便是“西歐國家如何如何”，“北美國家如何如何”。關于中國應該建立何等樣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問題，他們當然也不能例外了。　　

這些唯歐美是崇的“改革精英”們經過長期研究發現，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里雖然早就存在且一直存在著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局面（不然怎么叫做資本主義呢？），可是多年來他們的社會卻一直比較穩定，并沒有出現什么大的動蕩和危機，革命的事多年來更沒有發生。這是為什么呢？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那里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紡錘狀”的。在“紡錘狀”狀態下，中等收入的人口占多數，他們因為經濟和政治地位以及思想觀念都與富豪比較接近，又有窮人在旁邊作比較、作反襯，因而不會產生對富人階級的不滿情緒，不會構成對富豪階級的威脅；窮人雖不滿富豪，卻只是少數，因而翻不起向富豪們造反的大浪來，這樣一來，富豪們就安全了。這的確是一個好經驗、好榜樣。這樣的好經驗、好榜樣當然要照抄照搬過來了。這就是他們提出在中國形成“紡錘狀”收入分配格局的依據，也是他們提出建立此種收入分配格局的目的和動機之所在。明乎此，人們就不難明白這個理論和政策究竟是為誰著想，是在維護誰的根本利益了。　　

根據“改革精英”們所發現和發明的這個理論和政策，中國在收入分配領域下一步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在確保富人的既得利益不受窮人們可能的損害的前提下，對收入分配政策作調整，辦法是擴大中等收入人口，通過政策來增殖他們的財富，使他們足夠強大，強大到能夠成為“紡錘”的中間部分，從而在富人和貧困人口之間形成一道鞏固的屏障，使窮人即使是再窮，日子再難過，也因勢單力薄而無力興風作浪。這樣一來，中國倚靠改革開放的“好政策”而暴發起來的新興資產階級不就安全了么？社會的長治久安不就實現了么？中國貧富懸殊的社會“新秩序”、“新格局”不就建立起來了么？改革的目標不就最終地實現了么？看來，這的確是一個很理想的局面。　　

人們不難看出，這個“紡錘狀”的收入分配理論，有兩個基本點，一是確保在改革中暴富起來的富豪們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二是確保有一個貧困群體的永久性存在；而后一個人群的永久性存在，正是前一個人群的利益和需求得到確保的條件，因為無論是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看，以及從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富豪們的驕奢淫逸總是以窮人的走途無路為條件的：沒有窮人的走途無路，就沒有富人的驕奢淫逸，反之，富人的花天酒地，從來都是以窮人的奉獻和痛苦作為條件的。比如說，“富貴生淫欲”，這是古往今來的普遍現象。而如果沒有窮人群體的存在，那些富者、貴者、富而且貴者們到哪里去尋找滿足其淫欲的工具即年輕貌美的異性呢？可見，所謂建立“紡錘狀”收入分配格局的理論和政策，完全是為富豪們的利益而設計的，因而它是徹頭徹尾的“富人經濟學”。　　

不要以為這個理論和政策只是少數“改革精英”們的鼓吹，從30年改革的實踐看，一旦他們的理論被付諸實施，其作用將會是很大的。就像“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理論和政策持續實行的結果，果然產生了一個新興富豪階級一樣，“紡錘狀”的理論和政策一旦付諸實施，也必將會如愿以償：形成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同時保留一個人數足夠富豪們需要的窮人群體。這原因就在于政治權力有著巨大的作用——只要政權的決心已經下定，再“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就極有可能會在中國大地上產生，一個足夠富人受用的窮人群體也得以在中國大地上保留。因為雖然“改革精英”們是以神化“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鼓吹政府不要有任何作為而著稱的，然而當他們覺得需要政府為某個目標發揮其強力作用的時候，他們發揮起政府的作用比起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來，常常還要厲害。這從沿海幾個經濟特區曾經的迅速崛起中，人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　　

當然，世界上的事物常常都不是那樣地十全十美，那樣地以某些“改革精英”們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這一點也從30年的改革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雖然從理論方面來說，“紡錘狀”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再好也不過的分配格局了。但是，它在實際上是否行得通也還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退一步說，即使是這個分配格局真的建立起來了，估計也還是會有“美中不足”的。比如，像這樣為了極少數富人們的利益而硬性地要讓一部分人“享受”貧窮的理論和政策是否會得到窮人們的理解和接受？他們是不是就真的能安心受窮、安分守己？中產階級能不能忠實地成為富豪階級的安全屏障？中國社會就能夠因此而實現永久的太平嗎？以及如果這樣的格局真的建立起來了，那么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等等這些也都是值得打上問號的。因為改革的實踐已經告訴人們，“改革精英”們雖然處處都以其洋主子的理論和作法為榜樣，總是亦步亦趨地進行效仿和照搬，必欲將中國的一切觀念、制度和生活方式“改革”得與其洋主子們完全“接軌”才感到心里舒坦，卻常常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條，那就是中國的國情。須知，任何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東西，都將注定是要破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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