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家既當婊子又立牌坊

葉勁松

8月22日，星島環球網以《中國貧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臨新挑戰》為題，講述了林毅夫對中國貧富差距的一些觀點。 　　

林毅夫受西方賞識而被聘任為世界銀行副行長，他和其他精英一樣，按照西方資本意愿，許多年一直極力推動我國向國際資本主義接軌，搞以私有化、市場經濟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這種改革，必然造成我國貧富懸殊狀況。林毅夫稱我國的貧富懸殊是“全世界貧富最懸殊的現象之一”，其實，出現這種狀況，這里面就有林毅夫、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的“重大功勞”。　　

但是，當私有化、市場經濟改革造成我國的貧富懸殊，引起廣大民眾對這改革的巨大不滿的時候，主流經濟學家們也出來“分析” 我國貧富懸殊的原因。不過他們的“分析”不是分析，是掩蓋，是企圖掩蓋正是他們極力推行的以私有化、市場經濟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是造成我國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當然，他們的“分析”不僅是掩蓋，而且還是打扮，他們企圖通過他們的“分析”，把自己扮成反貧富懸殊的斗士。主流經濟學家真是既當婊子又立牌坊。　　

例如，林說：“貧富懸殊部分要歸咎于中國經濟模式的根本缺陷”。“林毅夫批評，共產黨以‘效率’之名將企業利益置于勞工利益之上，將由此產生的所得不均問題留給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去處理。他寫道，‘在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確保窮人的收入增長高于富人，但這不應透過再分配來達成。’”林做出一副關心勞工利益，反對貧富懸殊的樣子。但在林毅夫話中，他回避勞工利益受損、貧富懸殊產生與發展，與產生人剝削人生產關系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關系。相反他還說，“一旦實現完整的市場制度，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會縮小。”在他話中，似乎是中國特殊的、不是“完整的市場制度”的“經濟模式”才造成中國貧富懸殊，而繼續“深化市場經濟改革”將縮小貧富懸殊狀況。　　

但是，林毅夫關于“共產黨以‘效率’之名將企業利益置于勞工利益之上”，而生產資料私有制、市場經濟下似乎不會出現“將企業利益置于勞工利益之上”，還能“確保窮人的收入增長高于富人”，并將縮小貧富懸殊狀況的說法，甚至經不起他們主流經濟學家經常宣揚的理論觀點的批駁。　　

主流經濟學家常說，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這個理論觀點的出現，是因為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壓榨表現出的資本的貪婪、殘酷是掩蓋不了的，為此，資本豢養的經濟學家就只能對其進行無害化的、“合理”的解釋。因此，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過是資產階級學者對資產階級對勞工的剝削、壓榨等損害他人利益的貪婪、自私行為，進行淡化、粉飾處理的說法。但是，即使不從資本對勞動剝削、壓榨的真實階級關系出發，而是從主流經濟學家也經常念在口上的、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這種粉飾性說法出發來分析，也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市場經濟的主要、強勢的市場主體——企業（實質是資本），在其與弱勢的市場主體——勞工的關系上，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必將使“企業利益置于勞工利益之上”，也必將使資本為主的富人的收入增長高于窮人，從而加劇勞動與資本間的貧富懸殊。　　

另外，即使是主流經濟學家編的一些書中，也可見到有關市場經濟將造成貧富懸殊這樣的論述。例如在吳敬璉（他可是因為極力鼓吹市場經濟和私有化而聞名）主編的一部工具書就講道；“在個人收入分配等方面，通過市場體系難以實現社會認為的公平。……由于市場經濟決定的個人收入的分配往往形成很大的不均等。而且對于那些缺乏掙取收入能力的人以及找不到工作機會的人，市場體系也不能提供支持或者維持他們的生存。這在西方經濟學中也稱之為市場失效，認為需要政府干預，采取措施來減輕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以及對不能維持生活的人給予一定的接濟，以防止社會的動亂。”（吳敬璉、張卓元主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百科全書》第17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政府對經濟的作用則表現在對國有化經濟的控制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規劃和宏觀調節，設法減輕或者消除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所帶來的由收入不均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大量失業和過度的通貨膨脹，以保證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一定的保障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發展。”（上書的第57頁）　　

吳敬璉主編的1993年出版的書中,白紙黑字寫著市場經濟“難以實現社會認為的公平”，并且會造成個人收入“很大的不均等”，造成“貧富懸殊”。對此，應該“政府干預”、“政府對經濟的作用”來“減輕”這種貧富懸殊。而歷史實踐也告訴我們，我國在精英們搞的市場經濟改革前，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統治地位，當時的貧富懸殊遠比現在小。　　

而林毅夫的講話中，舉不出有關經濟統計數據或事例來支持自己的市場經濟能夠縮小貧富懸殊的觀點；甚至不能用簡單道理說明,市場經濟為何能縮小貧富懸殊。一個嚴謹的學者,提出一個論點,應有大量論據來給予支持，這本是常識，但林先生卻作不到這一點。也就是說，林毅夫只是提出一些不能用論據、論證來自圓其說的的觀點。　　

其實，正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下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壓迫（現代生產資料私有制只可能在市場經濟下運作），損害勞工利益，使資本聚集巨額財富，產生了勞動和資本間貧富懸殊的嚴酷現實。因此，不僅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中國有嚴重的貧富懸殊，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美國也有嚴重的貧富懸殊。可以證明這點的統計數據比比皆是，我們可以略舉一些。　　

    1992年3月，美國國會預算局發表的一份報告說，從1978年到1989 年的幾年間，美國占家庭總數1%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了77%，占家庭總數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卻下降了9%，占家庭總數20%的較低收入的家庭也下降了1%。在美國總共6600萬個家庭中，在這幾年里有2460萬個家庭的收入減少了，不僅沒有分享到美國經濟發展成果，反而情況惡化了。在這幾年里，美國家庭納稅后的總收入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凈增了7,400億美圓，其中96%被收入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7,400億美圓的60%。市場經濟下，美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是這樣幾乎全被以資本家為主的富人所占用。　　

    1995年4月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沃爾夫為紐約20世紀基金會撰寫的報告，援引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統計數字指出，占美國全部家庭總數1%的最富有家庭擁有美國全部財富的比例：70年代中期是20%，1989年激增到39%，1992年更增加到42%。沃爾夫的報告說，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了。對此，在談到亞當.斯密認為市場經濟中那只“無形的手”給“社會帶來好處”時，沃爾夫教授說：“競爭那只無形的手不是友善的手，不是仁慈的手，”“其它工業化國家的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來減輕‘那只手的打擊’，因此按照比例，它們的貧困程度不那么嚴重，過分富裕也少了些。”　　

    1996年3月29日，美國最大的資產階級報紙──《紐約時報》報道，蘭德公司經濟學家林恩.卡羅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經濟政策評論》上發表文章說，90年代以來美國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進一步加快。在美國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時，占人口10%的美國窮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國一般人（這中間包括大量的“中產階級”）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就股票資產而言，全美國77%的股票、債券和共同基金掌握在占人口5%的最富有家庭手中，而占人口80%的中、下層家庭只擁有上述資產的1.8%。　　

2007年10月14日， 星島環球網一名為《國稅局：貧富差再加劇 高收入者收入創新高》的文章寫道：“根據美國國稅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美國人2005年的收入所得占據全國總收入的兩成多，創下一戰以來的歷史新高……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數據顯示，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國總收入的21.2%，……同時，美國人口中的一半屬于低收入，這一群體卻變得更窮。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國總收入的12.8%，這比2004年的13.4%有所降低，也低于2000年的13%。”　　

2008年7月23日，星島環球網刊載了名為《美國人收入差距擴大 最富人群升至70年高點》的文章，文章寫道，“美國人的收入差距正在擴大。根據美國國稅局最新發布的數據，……1%最富有美國人2006年在全美調整后總收入中所占比例為22%，高于2005年時的21.2%。”　　

從美國上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的數據表明，因為資本將其利益“置于勞工利益之上”，以“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形態出現的美國大資本家庭成員收入，其收入增長遠高于勞工大眾收入增長（并且在許多時間里，很多勞工大眾實際收入是負增長），導致大資本收入在全國總收入中比重越來越大，勞工大眾收入在全國總收入中比重越來越小。美國約3億人口，2005年，300萬“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的總收入，是“美國人口中的一半屬于低收入這一群體”（這一群體占美國人口一半，約1.5億人）的總收入的1.65倍。在被主流經濟學家稱為“市場經濟楷模”的美國，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連資產階級辦的星島環球網也說“貧富差再加劇”。　　

 林毅夫極力鼓吹用市場經濟來緩解貧富懸殊，林毅夫說，“在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確保窮人的收入增長高于富人”。但是，作為“市場經濟楷模”的美國做到了嗎？市場經濟分明將加劇貧富懸殊，他卻說他將用市場經濟縮小貧富懸殊，明明是要將勞動人民推向更深的貧富懸殊深淵，他卻做出他是將民眾救出深淵的樣子。分明是婊子，硬要立牌坊。　　

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實踐告訴我們，要消滅貧富懸殊，必須消滅產生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計劃經濟。這樣才能消滅剝削和被剝削，才能為消滅貧富懸殊，建立和諧社會打下基礎。相反，企圖在維持生產資料私有制、市場經濟情況下消滅貧富懸殊，不是幼稚，就是欺騙。　　

鏈接資料

2008-07-22 　　

中國貧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臨新挑戰 　　

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中國13億人口的消費市場令各國商家垂涎。國際品牌從必勝客到勞斯萊斯無不愈來愈仰賴中國市場來帶動成長——中國零售銷售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21.4%。卡地亞珠寶和萬寶龍墨水筆的廠商Richemont上周才表示，其季度銷售強于預期，是拜中國大陸和香港需求強勁之賜。　　

　　路透社報道，但據世界銀行的統計，雖然富豪數目日益增加，2005年時中國仍有2.04億人每天生活費不到1.25美元。所得如此懸殊，是中國最大的社會及政治難題之一，這也讓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新論文頗值得一讀。　　

　　在出任世行高位前，林毅夫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經常對政府提出發展建議。在澳洲國立大學和Asia Pacific Press共同出版的論文集《中國的兩難(China's Dilemma)》中，林毅夫指出，貧富懸殊部分要歸咎于中國經濟模式的根本缺陷。　　

　　林毅夫批評，共產黨以“效率”之名將企業利益置于勞工利益之上，將由此產生的所得不均問題留給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去處理。他寫道，“在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確保窮人的收入增長高于富人，但這不應透過再分配來達成。”　　

危及社會穩定　　

　　林毅夫稱，企業或許因政府著重“效率”而財源滾滾，但這不過是因為政府給予庇護，令它們免于面對市場競爭，且可獲得國家巨額的補貼。“然而這些獲利基本上是一種財富轉移，勢必會導致社會不穩，”他警告稱。　　

　　林毅夫的建議可歸納如下，看起來像是激進的宣言：　　

　　——中國必須推動小型銀行來幫助小型企業成長。他抨擊目前體系讓國有銀行放款給大型企業進行資本密集的投資，而像是農民若想貸款添購雞舍則根本求助無門。　　

　　——應顯著增加對資源企業征稅。林毅夫指出，稅費太低讓一些礦產和石油公司大發利市，進一步扭曲收入不均的情況。中國對這些企業的稅費率僅1。8%，美國則為12%。　　

　　——盡可能打破壟斷、鼓勵競爭，這將可降低產品及服務的價格以及企業利潤。　　

　　林毅夫稱，“一旦實現完整的市場制度，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會縮小。”而事實上，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是擴大而非縮小了。　　

　　亞洲開發銀行去年的報告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93年的40.7竄升至2004年的47.3，已處于典型的拉美國家水平。印度的基尼系數明顯較低，為36.2。(在所得完全平均分配的社會，基尼系數為零；所得全部集中在一個人手上，則基尼系數為100。)　　

　　以另一指標衡量，中國在1978年展開市場改革時，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的2.6倍，而到2006年時已擴大至3.3倍。林毅夫稱，這是全世界貧富最懸殊的現象之一，他寫道，“古諺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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