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搏弈：政協委員女富豪張茵建議取消無固定期限規定

    據中國網 2008年03月02日 07:33:29稱：曾經在2006年胡潤百富榜上成為內地首富的東莞玖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今年也作為連任的全國政協委員，來到北京參加兩會。昨天張茵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次她準備向大會遞交三份提案，其中一份就是建議繼續完善《勞動合同法》，她認為新法提出的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相當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鐵飯碗,建議修改為簽訂為期3—5年有期限的勞動合同。
 
    新法讓不少企業轉移投資嗎？

    張茵認為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后，給一些企業增加了很多成本支出和風險，為此很多企業都在少請人，或者干脆轉移投資。據安永、普華永道等著名會計師事務所的調查，現在尋求將企業轉移到越南、印度的人絡繹不絕，有些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甚至選擇結業關閉，我國的經濟基礎并沒有達到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人口卻比他們高很多，現在非常需要這些外資和民營企業，來保證低文化層次人群的就業。如果任其發展，勢必會導致國內就業率下降，這對低文化層次、技術含量不高的人群沖擊更大。

    對此張茵建議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完善《勞動合同法》，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項條款。而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無論對資方還是無技術的勞動者，都是一種壓力，建議改為簽訂為期3—5年有期限的勞動合同。她還建議在提前解除勞動合同方面，給予企業更多的經營自主權，對合同期未滿的員工，如勞資雙方不能協商一致，企業可以通過依法補償的方式，提前解除勞動合同。

    然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常凱博士在接受<<經濟觀察報>>答記者問時則認為：很難說就業就比勞動保護更重要。目前我們的國家究竟是什么問題最突出？是社會不公。即使我們就業充分了，但礦難不斷，經常有上百萬人得職業病，很多人干了一年拿不到工資，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嗎？現在勞工權益保護所引發的勞資糾紛已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社會問題已經開始影響到經濟發展。

　　提出《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會導致就業形勢進一步惡化，這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臆斷。應該說，我們目前市場化的企業基本上是人事相符的，如果你要大批裁員，只能是放棄某些業務。市場上優勝劣汰，一些企業退出、破產等被淘汰這是正常現象。這個空缺將有更有競爭力的企業來補充。勞動合同關系與就業關系密切相關。規范勞動合同關系只能使就業關系更加規范，決不會導致就業惡化。

　　《勞動合同法》的爭論實際上涉及到整個改革的整個指導思想。談到這個問題，恐怕還得講些和反思改革相關的話題，這里的大背景是發展和公平問題。
 
    常凱說的好：我們決不是不要發展，現在爭論的問題是怎樣去發展。還應該說明，所謂“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還應該包括社會發展。只拿經濟發展作為標志是一種片面的發展觀。其實，西方國家也不是只將經濟發展。比如，美國和歐洲他們的企業勞動力成本占多少？利潤占多少？中國的老板賺多少錢自己心里清楚。這些年我們GDP提高這么快，勞工成本占多少？民營企業賺那么多錢，哪兒來的？我們的經濟是誰推動起來的？沒有將近兩億八千萬的工資勞動者，沒有那些國企工人和農民工，哪來中國的“經濟奇跡”？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企職工和農民工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沒有這兩部分人的犧牲我們經濟根本上不去。但是，勞動者并沒有同時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根據最新統計，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4.6！兩級分化已經極為嚴重。這種情況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工人的反抗，罷工、請愿、農民工用腳投票。盡管理論上我們的勞動力供過于求，但現實情況是許多企業招不到工。這種用工短缺、勞資沖突等現象，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就發展階段而言，我們總不能永遠停留在原始積累階段吧，改革三十年了，我們應該越過這一階段了。

　　這些年，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直都在下降，而且整體比例太低了。我們只是要把勞動成本拉回到合理和適度的區間。我們過去的高速發展有相當不健康的因素在里面。現在我們的問題不是要追究誰的責任，算舊帳，問題是我們不能再繼續下去，我們必須要調整。

　　勞動保護和經濟發展，并不一定就是負相關的關系，處理好了，它也可以是一個正相關的關系：越是勞動保護做得到位，勞動者越穩定，勞動關系越和諧，經濟發展的速度就越快。否則。我們將來的社會成本會很高。

　　低勞動成本已經在世界上不可持續，入世以后勞動標準與國際經濟貿易掛鉤是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勞工標準不是你想怎么壓低就怎么壓低。如果我們把低勞動成本稀釋到全世界，就會遭到很多國外工會的反對，所以各國抵制中國產品，老板和工會都會起來一起來抵制。目前，在國外反傾銷訴訟我們幾乎都是敗訴，再加上“質量問題召回”等貿易糾紛，我國在國際貿易競爭中面臨日益嚴重的挑戰。 現在一些國際經銷商甚至標榜我的產品是“非中國制造”。中國在國際競爭靠吃勞動力紅利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們企業如果意識不到這點的話，沒有這種國際眼光，被動的事、難受的事還在后面。

　　我們的雇主在整個20年勞動關系發展歷程當中，根本就沒有遇到對手。中國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分散的，中國的雇主遇到過真正的工會嗎？遇到過工人的集體抗衡嗎？企業善待一下員工，你的利潤降低一點，對企業長期發展有壞嗎？認為資本養活了勞動者，太片面了，起碼應該是大家共同創造的。

　  而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部長劉繼臣則認為：有專家說法　“鐵飯碗”是誤解：

    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李援在做客央視時表示，“鐵飯碗”是對“無固定期限合同”這一概念的誤解，因為新法規定，無固定期限合同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它和固定期限合同一樣，只要出現解除合同的法律條件，都是可以解除的。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部長劉繼臣認為，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并非只對勞動者有利，因為一個臨時性的工作崗位很難想象能夠建立起感情，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有利于勞動者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家，共同把企業搞好，形成勞資共贏的局面。(來源：南方都市報　記者 游星宇)因此，張茵所言：新實行的《勞動合同法》提出的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相當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鐵飯碗，對資方和無技術的勞動者，都是一種壓力。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并非只對勞動者有利……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有利于勞動者把企業當成家，共同把企業搞好，形成勞資共贏面。

    可見政協委員女富豪張茵建議取消無固定期限規定是蹩足資本家只看到眼下利益的"近視眼"之見！

    現附常凱博士答<<經濟觀察報>>記者問后半部分，供朋友們一讀。意在使大家對勞資關糸、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和矯正、工會的作用，與有法必依勞資雙方主體資格平等與防止并盡快消融訂立勞動合同"形式上的平等掩蓋著事實上不平等的情形，以求社會和諧發展！

    經濟觀察報：你說這幾年經濟發展主要靠低勞動成本推動，但中西部勞動成本更低，卻沒有東部發展得快。在計劃經濟年代廉價勞動力也大量存在但那時候卻沒發展起來。

　　常凱：實際情況恰恰和你說的不一樣，東部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中部和西部的低勞動成本發展起來的。珠三角是低勞動成本最密集地區，十年間，農民工工資基本沒漲，相對于CPI，實際是負增長，但公務員的工資漲了將近九倍。這公正嗎？

　　勞動力市場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和矯正

　　經濟觀察報：你對目前中國勞資關系大體的判斷是什么？

　　常凱：這三年我們作了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題為“當代中國勞動關系的特點和趨向研究”，基本結論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化已經完成，但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化和勞資關系市場化是非常不規范的，不規范的表現就在于權利不對等，力量不對等，勞動關系調整機制不健全。

　　經濟觀察報：那么，是不是站在勞動與資本對立的立場上來立這個法？想保護勞動者，而結果卻適得其反。你有這個感覺嗎？

　　常凱：我們不是鼓勵勞資對立，我們希望勞資和諧，《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恰恰是在保護勞動者的基礎上要追求和諧。為什么現在不和諧呢？因為勞工權益被侵害。不解決這個矛盾怎么能和諧？不能說一提保護勞動者就是主張勞資對立。《勞動合同法》是在保護勞動者的基礎上促進勞資共同發展。難道這個法律會促使勞動者的利益更加被侵害嗎？不能把一些企業的違法行為造成勞動者的傷害記在 《勞動合同法》的上面。

　　經濟觀察報：我們已經從理論上承認“勞動力商品”和“勞動力市場”《勞動合同法》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有點倒退？《勞動合同法》是不是把勞動力市場里面的一些自發秩序給破壞了？

　　常凱：勞動用工由行政化的用工到市場化的用工主要是通過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也接受供求規律的調節，但勞動市場不同于商品市場、技術市場和資本市場，它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勞動力市場交換的是勞動者所擁有的勞動力，跟勞動力是直接相關的是“人”。勞動力是需要社會生存的，生存權對于勞動者說來這是基本的權利。國際勞工組織有個口號叫“勞動力不是商品”。至少在我看來勞動力不是一種純粹的商品，是一種很特殊的商品，勞動力市場決不會完全靠市場自動就能夠調節的，它必須依靠公權力的介入。資本的力量過強的時候要抑制資本，勞動者力量過強的時候要抑制勞動者。后者通常都是工會力量很強，譬如：不是某工會會員的話你都不能進入某個行業，工資決定需要有工會的同意。這當然是不行，法律要介入。市場經濟的勞資關系是規范的勞資關系，是受約束的勞資關系。在我們的勞動力供過于求的情況下，我們的勞動力市場恰恰是過于自發了，恰恰是缺乏規范。

　　經濟觀察報：問題是我們的工會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尤其是現在農民工越來越多，他們更沒有自己的組織。

　　常凱：這個問題你提得很有價值。市場化的勞動關系的調整，應該是一種集體勞動關系的調整，但中國上沒有達到這一程度。在市場經濟國家，工人和雇主之間通過工會達成平衡，而我國的勞動關系還是一種個別的分散的、不對等的勞動關系。尤其在企業層面，勞動者，并沒有形成一種集體的力量，在勞資關系中缺乏要價權和話語權。我想這也是我國現在制定《勞動合同法》的特殊意義。

　　經濟觀察報：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勞資爭議中，我們有的工會組織反而站在資方一邊。

　　常凱：這個問題就更有中國特色了。應該說，全總和地方工會組織還是在努力代表維護勞動者權益，特別是在《勞動合同法》制定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有相當多的企業工會不能有效地代表和維護工人利益，甚至出現你說的那種情況，這就致使中國的集體勞動關系難以形成，勞動者個體的力量是無法和企業去要價的，也是無法協商的。工會的這種狀況必須要改變。《勞動合同法》有許多關與工會的規定，這不僅是工會的權利，更是工會的責任和義務。工會能否有效地履行自己的法律職責，是這部法律能否有效實施的一個關鍵問題。

　　經濟觀察報：是否《勞動合同法》的規定過嚴了，和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們的這種規制程度如何？

　　常凱：市場經濟國家的勞動關系調整包括兩種途徑，一種途徑是政府規定最低勞動標準，主要包括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等，以及勞動關系處理程序；另一途徑是勞資雙方按照程序規定自行處理勞資事務，主要包括工資的決定、爭議的處理等，具體方式是通過組織成立工會、談判、罷工、參與等手段。《勞動合同法》所涉及還是第一種途徑中的相關程序的規定，而且還是個別勞動關系即勞動合同關系的程序要求。而其中的相關規定，如無固定期限合同、終止補償等早已是國外通行的做法。對于實體權利如工資工時勞動條件《勞動合同法》并沒有涉及，只是規定必須執行《勞動法》的規定否則要負違法責任。

　　和市場經濟國家勞動立法相比，我們的規定還是相當寬松。我們的老板自由自在、為所欲為慣了，所以，稍微有點限制就受不了了。

　　不要再抱著“比較優勢”不放

　　經濟觀察報：有學者認為，《勞動合同法》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套上了金箍，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危害和隱患。你怎么看？

　　常凱：首先一個問題是，是不是《勞動合同法》對于企業進行了不合理的約束？一些企業反對這個法律，其實自己并沒有認真研讀，而是聽別人反對他也跟著反對，所謂“一犬吠形眾犬吠聲”。而輿論的誤導更加劇了一部分企業的恐懼感。

　　我覺得，除了一部分企業原本就存在著違反勞動法的情況而對法律自然抵觸，相當一部分是沒有準確理解法律的規定，存在著誤讀。比如無固定期限合同。無固定期限合同是國際上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普遍采用的一種合同形式，但它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是鐵飯碗，解除不了，它沒有任何特殊的待遇，它和固定期限合同一樣，遇到合同可以解除的條件仍然可以解除。在這點上，企業仍然有自己的權力。說企業解雇不了工人了，那根本沒有看法律條文。其實，《勞動合同法》對于企業解雇權利不但沒有限制，而且擴大了，第39、40、41條等等。比如特別有一條，企業轉產、技術革新和經營方式調整，也可以變更勞動合同，這條規定國際上很少有。在市場經濟國家，老板裁員是非常謹慎的，特別是美國。因為一旦裁員被員工起訴，說你是不公正待遇或就業歧視，如果敗訴賠償數額十分巨大。而且還有工會盯著，一旦出現勞動爭議企業就非常被動。

　　當然，《勞動合同法》是約束企業的，法律責任一章16條其中14條是企業的責任。問題是這些約束是否必要、是否合理。如果這個問題不搞清，泛泛的一談約束就成了“緊箍咒”，就會影響經濟發展。這種論證方法是有問題的。

　　經濟觀察報：我國產業結構層級還不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占有相當比重，這個“比較優勢”還暫時不能丟。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和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對中國的勞動者和經營者都十分重要，外商也很看重我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最近韓資企業、臺資企業大量撤離珠三角，與這個法的實施是不是有很大關系？

　　常凱：我覺得，一個后發國家在沒有資本、技術等優勢的情況下，靠低廉勞動力打一個發展的底子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問題是這能不能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中國近20年來靠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成就不小。但同時也造成了社會沒有同步發展的問題，兩極分化，分配不公，社會矛盾突出，勞資矛盾尖銳，尤其是忽視了廣大勞動者權益保護。我們并不是說要立即放棄低勞動成本的優勢，我們只是說：我們應該開始改變這種狀況。

　　臺資、韓資撤資的問題，并不僅僅是因為《勞動合同法》。投資者會有多種考慮，他不可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要到各地去投資。撤資有許多原因，如人民幣升值、關稅調整、退稅改變、稅收調整、環保整治等等。當然，勞動法制越來越嚴格也是一個因素一個契機。也可以說，《勞動合同法》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不是《勞動合同法》限制了外資經濟？這個法律哪條增加企業成本了？哪條限制企業正當經營了？說實在的，這個法律對于企業勞動力成本直接提高的規定就一條：勞動合同終止的時候要補償，而且還是有限制的。最低工資標準、社保、勞動條件、職業衛生、休息休假，這些以前的勞動法律都規定了，這個法律根本沒涉及這些。一些外資企業有壓力，主要是在勞動法規的執行方面過去欠賬太多，很多企業往外撤不是現在的事，一直在盯著，只要對他不利，他就要走。有些企業該走就得走，中國不保護那些不規范的專門搞血汗工廠的企業，那些不規范工廠的效率本來就很低。我想除了外資企業以外，國內的企業將來可能也會被淘汰一大批，好事。

　　法律不存在“豁免”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據說立這個法的時候德國模式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但德國模式存在失業率高等很多的問題，印度等其他國家在立法過程中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你怎么看？

　　常凱：我從未說過要勞動合同立法要參照德國模式做，我僅僅是說那種模式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利。《勞動合同法》無法學德國經驗，因為德國經驗主要是集體勞動關系調整，工人委員會、工人參與制、共同決定制、工人董事，工人監事，我們離這一步距離大了。簡單地說德國的高失業是由此造成的就未免有些簡單。現在罷工到處是但德國沒有。在德國，失業也不是流離失所，它有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需要提及的是，包括美國、法國、英國、印度在內，維持勞工平衡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工人有自由組織工會權利和罷權利。這才是企業的最大的壓力。比如，越南、印度的投資者就遇到了大量工人罷工的困擾。我們不希望通過罷工來解決勞資問題，我們也不鼓勵罷工。但我們應該從根源上解決引發罷工的原因。

　　經濟觀察報：長三角、珠三角的企業都在研究設法對這個法律如何規避或變通，這樣以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會不會大打折扣？

　　常凱：法律實施有過程，有成本。

　　但即使是在勞動力市場最自由的美國，也不能去這樣做的。去年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將美國聯邦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從目前的每小時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幅度提高如此之大對于企業的壓力可想而知，但也沒見美國雇主群起發對，要求修改法律呀。國外在制定法律時，人們積極參與、游說，但法律制定出來后，都要無條件遵守。這是常識。

　　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法律法規的立法達到 《勞動合同法》公開化，網上、報紙上各個系統征求意見，總計達19萬多條。工商聯、企聯、私營企業家、外企協會，美商會、歐洲商會都提過。不能說這個法律對我不利，就可以規避、可以不執行。你我認為《刑法》不好，能隨意犯罪嗎？

　　現在有一種誤導，好像企業都反對這部法律。其實并不是這樣。國有企業討論的問題是如何執行。外資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絕大部分認為這部法律是可以接受的，有些企業在操作上甚至超過法律規定，如上海西門子電器有限公司，2007年4月份全員轉為無固定期限合同；麥當勞工資平均上漲30%；富士康作為有70萬員工的中國最大的制造企業，規定八年以上連續工齡即可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

　　經濟觀察報：有人提出對中小企業應該豁免 《勞動合同法》，你怎么看？各國對中小企業都采取保護發展的政策，因為，某種程度上中小企業也是弱者。

　　常凱：說中小企業是弱者，必須要明確這個弱者是相對誰來講。中小企業相對于大國有企業、跨國公司是弱者，相對政府是弱者。對于中小企業的這種弱者態勢，應該予以扶植和保護，包括稅收調整、免除苛捐雜稅、技術支持、資金和項目支持等。但這不是勞動法律調整的內容。

　　而在勞動關系中，中小企業企業相對于勞動者是弱者嗎？不論多小的企業，對于員工而言通常都是強者，是主動者。我們不能你欺負我我就欺負更弱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勞動合同法》調整的是什么關系呢？調整的不是政企關系，也不是企業和企業的關系，它是調整勞動合同雙方主體的關系，如果說在勞動關系調整中，要以“弱者”為名義豁免中小企業的法律責任，是沒有依據和道理的。

　　而且，在實際當中，一些規范的中小企業是能夠接受 《勞動合同法》的，抵觸和反對的是那些原本就不規范的企業，是那些原本就欠賬的企業。法律并不是你覺得不好就可以不執行，就可以 “廢除”、“修改”、“緩行”。對于法律缺陷和不足，當然可以討論如何修改完善。但在對于法律的基本態度上，我們應該尊重和敬畏、而不能輕薄和蔑視。我們不能讓那些規范的守法的中小企業再吃虧。中小企業有規范的有不規范的，《勞動合同法》就是要保護那些規范企業。實際上，勞動合同的問題恰恰是在中小企業普遍存在。我們應該積極引導中小企業準確把握法律，通過企業轉型加強管理來適應法律的要求，而不能加劇他們對于法律的恐懼感和抵觸感。因此，豁免中小企業的意見，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說法。(來源：經濟觀察報) 2008-3-2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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