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當口，西路軍大勢已去，危在旦夕！

　　毛澤東也不得不考慮“軍事增援”的效果和后果了。

　　3月9日22時，還不知道賀衷寒正在乘人之危搞了小動作的他急電周恩來：

　　甲、西援軍現停止于白楊城、青石嘴之間待命。

　　乙、徐、陳所部在沙河堡僅占地十里被敵包圍，糧水均缺，不能持久。

　　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決，并須速解免去軍事增援為上策。

　　丁、此事須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張沖、顧祝同即速辦理，并得確定結果如：

　　㈠二馬撤兵停戰。

　　㈡飛機送款彈。

　　㈢容許西路軍安全東還，或容許其去肅州、安西。[1]

　　這已經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無可奈何了。

　　不過這個時候他還沒有完全死心，軍事救援的行動仍未宣布終止——次日，他仍在向劉伯承、林育英詢問援西軍和船工隊到達的位置，并要求“援西軍到達白楊城后，應積極鼓動指戰員，克服困難，達成增援任務”[2]。

　　3月10日，周恩來會見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方得悉賀衷寒已在自己按雙方商定內容擬就的提案條文上作了重大涂改，遂于當日將賀衷寒所作的修改文本急電中央，并提出：“在小問題上可作些讓步，惟上述重大問題須中央考慮。認為這些爭執基本上還是民主政治和紅軍獨立領導問題，不是同顧、賀談判能夠解決好的”[3]。

　　同日，“徐陳”急電軍委：“昨晚敵以幾個團兵力，搶占我南、西柳溝野外中間地帶，我集兵出攻，激戰一夜未得出，因火力太弱，傷亡大，出擊不易，敵占野外沙灘，層層筑工（事）已將三十軍、九軍聯系截斷，現已無糧，仍戰中。附近地區均無糧缺水，轉移不易，只有堅決死戰，三百米內亦用電臺聯系，請天明與我們通報。[4]”

　　這個時候，“徐陳”也意識到，援西軍這股“遠水”已經解不了自己的“近渴”了。

　　這個時候，真就到了“誰也指不上，只能靠自己”的關頭了——但還是晚了。

　　3月10日夜，西路軍強行向西南方向殺出重圍。11日凌晨時分，進至梨園口。

　　喘息未定，尾追而至的“馬家軍”3個騎兵旅又3個步兵團又圍了上來。

　　又是一場血戰，幾乎是一步一個血坑，紅軍戰士用刺刀、大刀甚至棍棒與敵人浴血搏殺，“馬家軍”死傷枕藉，團長譚成樣、馬占成也被擊斃。但終因寡不敵眾，紅軍也付出了重大傷亡：九軍政委陳海松、二十五師政委楊朝禮、九軍宣傳部部長黃思彥、總部回民支隊副司令員馬有明等陣亡，五軍軍長孫玉清也身負重傷。

　　無奈，西路軍又連夜行軍百里，向康隆寺轉移。

　　同日，得悉國民黨談判代表賀衷寒在已商定的國共談判條文上搞了乘人之危的“小動作”，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極為憤慨，即電周恩來：“請你立即估計此刻去南京或牯嶺與蔣介石直接談判的可能性，張沖等現在是否不愿你見蔣？現在問題非與蔣談不能解決。黃埔系利在拖延，今日承認的明日又可反悔。如果承認賀衷寒所提各點不但非常危險，而且過幾天有可能連賀案亦被推翻，因此決不能同意”[5]。

　　12日，在為討論國共談判方針而緊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發言說：“我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國民黨談判應“先談原則問題，再談技術問題”，“國民黨代表應確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談”[6]；而張聞天在發言中也指出：“我們這方所提出的條件，已經是很低，沒有提出交換條件，以致對方采取（對）我方進攻，把談判變成一種收編的形式。我們必須改正這一形式，政治上要向他進攻，要使他轉變（為）防御的地位”，“恩來同志可以召回來，其余的人可以留下與之聯絡”[7]。

　　政治局常委們達成共識后，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林育英：

　　賀（衷寒）、顧（祝同）所提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于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成資產階級政黨之附屬品。關于此點，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立場，絕對不能遷就。在整個談判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立場。彼方所提如：一、劃去民選，二、分裂蘇區，三、派遣副佐人員，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員，五、縮小紅軍至二萬人，六、地方部隊由行營決定，七、改要求為請求，八、服從一切命令，九、置西路軍不提等，均須嚴拒，申明無從接受。

　　我們的最后限度：

　　一、三個國防師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一萬五千余，編制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

　　二、蘇區完整，堅持民選，地方部隊不能少于九千人。

　　同時，“抗戰準備”、“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釋放政治犯”、“民意的國民大會”等，必須與蘇區問題同時解決。

　　兩星期來彼方著著進迫，我們現應改換姿勢，將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介石解決問題。總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進攻的姿勢，只會有利于問題的解決，不會使談判根本破裂。[8]

　　中共中央這是要在政治上取進攻姿態來達成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

　　而西路軍這邊卻已到了最后關頭。

　　12日凌晨，“徐陳”再電軍委報告戰況：

　　軍委：

　　㈠西柳溝激戰四五日夜，敵集團強攻，我火力弱，死戰堡內外。又因無彈少糧，昨日我傷亡七百名：早移梨園堡，寨房小，又多近山，敵三個騎旅及步兵兩三團隨至猛攻。

　　㈡九軍子彈每人只有幾發，損兩個多團，海松犧牲，玉清、厚發等帶彩，行百里到番地康隆寺。敵騎在白天撲滅我二六四團全部共三四百人，現全軍不足五團，在野外老林中食騾馬續死戰。

　　㈢現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員，無日夜不戰，彈藥幾盡，疲乏大過，挖堡寨不易，現全軍決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

　　徐、陳[9]

　　“軍事增援”肯定是不趕趟了。13日2時，毛澤東電告援西軍首長：

　　㈠西路軍情況如所知。

　　㈡援西軍全部在鎮原、青石嘴線停止待命，加緊訓練。[10]

　　然而“徐陳”仍然寄希望于援軍到達，同日，他們致電軍委：

　　㈠我們十三日晨被敵猛迫進到西洞堡西邊九十里祁連山腹，全在山上露營，現敵已趕到，正持戰中。

　　㈡西路軍現不足三個團，雖精神團結，斗志堅決，但子彈幾盡，日夜連續血戰，受挫極大。

　　㈢附近皆高山險路，轉移困難，在這緊急情況下，望援西軍火速前進，估計援軍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內渡過黃河，先頭部隊渡河后即向涼州進逼，則圍可立解。西路軍現存的大批干部及積極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協同援軍解決二馬，否則全部危險性極大。時迫詞切，望即復示，并爭取白天與我們通報。[11]

　　援西軍這時才進抵鎮原，離黃河渡口還有近千里行程，怎么可能在“五日內渡過黃河”？西路軍如今僅殘存的三團，又如何“協同援軍解決二馬”？到了這個份兒上，真是覺得什么都是救命稻草了，唉……

　　當晚24時，軍委主席團復電“徐陳”：

　　我（你）們現在已處于特殊情況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決問題，必須立即采取特種方法達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們向你們提出下列事務和方法，請你們考慮決定一種：

　　率現存之三團人員向外蒙沖去。

　　率現存之三團人員打游擊戰爭。

　　以上方法不論采取那一種，均需將傷亡兵員安置民間，仍需采取自主自動姿態，均需輕裝，均需取變化不測戰術。如何，望立復。[12]

　　這也來不及了。

　　13日戰斗中，婦女團大部損失，被俘數百人。

　　14日天一亮，突圍而出的西路軍余部且戰且走，一路與尾追之敵激戰，進至康隆寺以南石窩山附近時又遭圍擊，西路軍總部供給部部長鄭義齋、三十軍組織部部長張卿云、三十軍八十九師政委張文德、七十三團團長孫漢言、三十軍宣傳部長俞榮華、二六五團團長潘傳品、二六七團政委黃英祥、二六三團團長熊發慶等在阻擊敵人，掩護婦女團及傷病員轉移時相繼壯烈犧牲。

　　全軍只剩兩千余人。

　　同日下午，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山召開會議。

　　會議根據陳昌浩的提議，作出決議并報告中央及軍委：

　　㈠今天血戰，部隊無彈，饑渴，損失甚大，已戰到最后，確實現存兩團余兵力，傷亡及犧牲團級干部甚多，只有設法保存基干。

　　㈡軍政會決定徐、陳脫離部隊，由卓然、先念、李特、傳六、樹聲、世才、黃超、國炳等組工作委員會，先念統一軍事指揮，卓然負政治領導，受工委直接指揮。

　　㈢西路軍堅決執行黨中央正確路線，絕無對南下時期曾一時反五次“會剿”，這是國燾錯誤，從未繼續。不過對敵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軍原[實]力并不能單獨戰勝二馬。望重新估計各軍和客觀事實。[13]

　　“西路軍原[實]力并不能單獨戰勝二馬”，真是血的代價換來的血的認識！

　　這個血的教訓，作為西渡之初追認和批準西路軍任務的中共中央肯定是需要記取和總結的。但對于開始信心滿滿打包票繼而游疑不已總是寄希望于外援的西路軍首長自己，更需要記取和總結——就在他們說這個話的前一天，他們還在向中央表示：西路軍余下的三個團“可協同援軍解決二馬”！而援西軍的兵力與西路軍殘存的三個團加起來，也只是他們西渡時兵力一半多一點，怎么就被他們認為是可以“解決二馬”了哩？

　　直到西路軍失敗后回到延安，脫離了“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環境，身為原西路軍主帥之一的陳昌浩才真正對這個問題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擊退二馬的進攻與根本實現消滅二馬不同，根本戰勝二馬非西路軍所勝任，即令援西軍到達與西路軍夾擊二馬，也只能做到粉碎其進攻。而根本消滅二馬，亦非援西軍所能勝任。[14]”

　　3月15日，西路軍工作委員會致電軍委主席團和黨中央，還在說道“解決二馬”：

　　⑴為適應目前戰略環境，為保存力量，分為三大支隊活動。張榮（注：即畢占云）率十五團及彩號及特務團一部為一支隊，約一千余人，槍百余；樹聲率二十團及騎兵兩連共約七百人為一支隊；先念率三十軍之基本主力約五個營為一支隊，工委會隨此支隊行動，今晨到祁連山腳的番人地區。距龍首堡約兩天路，地形險要。明日擬在此休息。

　　⑵現馬敵仍以全力對付我們，現因我軍分散活動，彼亦分散兵力。

　　⑶地形、及糧食、彈藥沒法解決，刻下不能（有）較大的活動，且難（以）持久。

　　⑷我們極望援西軍迅速渡河以達配合主力消滅二馬，決定甘北之目的。如何請示。[15]

　　這也難怪，他們遠離中央，不知河東大局的變化。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啊。

　　這個時候，在中共中央的進攻姿態逼迫下，西安的國民黨談判代表已被迫作出讓步。同日，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對正欲離開西安返回延安的周恩來聲明：賀案作廢，仍以3月8日周恩來所擬提案作為雙方談判基礎[16]。

　　3月16日，徐向前、陳昌浩在警衛人員護送下，開始東返。

　　同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甲）既然張、顧不采用賀案，你即在西安頓住幾天待命。（乙）惟要顧祝同電兩馬停戰，否則要顧（祝同）擔負西路軍損失的全部政治責任。[17]”

　　然而這也是股遠水，解不了西路軍的燃眉之急。共產黨的政治進攻姿態可以唬住國民黨這個大塊頭，卻未必能震住馬步芳、馬步青這些地頭蛇——話說回來，就是國民黨中央政府乃至蔣介石本人，也不一定隨時都能拿得住這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土軍閥。

　　后來顧祝同也的確如約給“二馬”發停戰電來著——葉劍英甚至還守著他發過。

　　可惜，作用有限。

　　3月17日，中央及軍委致電李先念、李卓然：

　　先念、卓然同志：

　　（甲）同意你們成立工委會，并分為三路游擊。

　　（乙）你們應以主動的游擊戰爭，獨立爭取自己的生存及發展，反對過去靠人而不靠已被動而非主動的機會主義路線，過去領導一貫違反中央及軍委指示，致陷西路軍于今日地位，你們應該堅決反對此種錯誤路線，而在新的精神上執行主動的依靠自己與群眾力量的方針。

　　（丙）東北軍調豫、皖、蘭州、平涼、固原等處由中央軍接防，我們四軍、三十一軍現到鎮原不能西進。

　　（丁）顧祝同已電“二馬”停戰，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們行動應完全放在獨立自主的方針上面。

　　中央及軍委[18]

　　至此，作為一支紅軍主力的西路軍，已基本解體。

注釋

　　[1]《毛澤東為援救西路軍須督促張沖、顧祝同即速辦理并得確定結果致周恩來電（1937年3月9日2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毛澤東關于援西軍政治動員致劉伯承、林育英電（節錄）（1937年3月10日）》，《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第176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3]《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57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4]《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南、西柳溝戰況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3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719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張聞天年譜（1900～1978）》第435～第436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719～第720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7]《張聞天年譜（1900～1978）》第436～第43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8]《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720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的指示（1937年3月12日）》，轉引自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第43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9]《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柳溝梨園堡康隆寺戰斗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3月12日1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毛澤東關于援西軍停止待命加緊訓練致劉伯承、張浩等電（1937年3月13日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報告在祁連山上與敵血戰形勢危急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3月1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行動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3月13日2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徐向前、陳昌浩脫離部隊等致中央及軍委電（1937年3月1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7～第96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89～第99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西路軍工委決定部隊分為三個支隊分散活動致中央及軍委電（1937年3月15日1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722頁[注]1，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17]《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722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18]《中央及軍委關于同意成立工委會并分三路游擊給李先念、李卓然電（1937年3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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