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實際上中共中央也已有“回天乏術”之感了。

　　2月9日，國共兩黨正式談判在西安舉行，共產黨代表為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國民黨代表為顧祝同、張沖、賀衷寒。當日，黨中央致電周恩來，提出與南京政府談判的內容包括：“軍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編為十二個師四個軍，林賀劉徐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正彭副[1]”；12日，張聞天、毛澤東再電周恩來，希望南京政府能督促“二馬”“停戰讓防[2]”。

　　這都是些不靠譜的事情：南京政府雖然口頭上給西路軍指定了防地，卻屬“虛與委蛇”。

　　——這段日子他們還見天兒給馬步芳發祝捷電來著。

　　況且“天高皇帝遠”，就算他們是真心實意，也很難拿住“二馬”。

　　而同一天里，“遠方”也傳來了一個讓人高興不起來的“好消息”：對中國紅軍的援助物資已經追加到了2000噸左右，可以送到安西，同時還有50個在莫斯科熟練地掌握了炮兵、裝甲等項技術的中國同志，也將一同交給中國紅軍[3]。而據陳云、滕代遠等回憶，1936年12月底至1938年4月下旬之前，他們在靠近中蘇邊境的霍爾果斯等候回國期間，曾經見過蘇方準備援助的大炮和坦克（似應為適合西北進攻城堡作戰的輕型裝甲車）[4]。

　　這道遠水的確是越來越誘人了，可惜太遠了，還是夠不著呀！

　　——就算援助物資可以立即啟運，從數千里外運到安西，又該是什么日子了？

　　更何況，這個時候的西路軍，還能打到安西么？

　　那年頭，從蘇聯的阿拉木圖到新疆有兩條路線：北線——經塔城到烏魯木齊，這是一條商道，汽車（貨車和客車）不斷，從蘇聯回國的多數中國人都走這條路線；南線——經伊寧到烏魯木齊，在這條路線上只有馱運隊往來而無汽車行駛[5]。如果陳云、滕代遠等是在霍爾果斯口岸看到的這批援助物資的話，那共產國際和新疆方面選擇的物資轉運路線顯然是南線（可能是基于保密的考慮）。如此，這批物資要運往安西的時間，可能需要1個月以上。

　　2月13日24時，“徐陳”致電黨中央，仍然糾結于“四軍、三十一軍歸建”：

　　黨中央：

　　⑴關于此方針，我實情已經屢電詳陳軍委，西路軍全體指戰員苦心孤詣，消滅敵人的決心是沒有任何時候動搖的，但戰勝敵人仍須決定于敵我之武裝力量，主力如不夠時，必須另想辦法。正如五次圍剿未能沖破，結果仍須退出中央蘇區，并不是我們無決心戰勝敵人，而是由于當時新的情況，根據地不能不如此干去，更為有利于全局。

　　⑵“二馬”與我拼戰甚堅決，南京是有人暗中指使，利用蔣顧借口不能推詞，請詳考慮。

　　⑶我們詳細考慮及根據百余日苦戰的教訓，認為四軍、三十一軍此時不能歸還建制夾擊二馬，則西路軍無法完成西進任務，決心在甘州、撫高地區乘機擊敵，俟天氣稍暖即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因拚戰而不能根本戰勝敵人，持久消耗實為不利也。

　　⑷此上提議極重要，提出討論并速復軍政委員會。

　　軍政委員會[6]

　　該電中擺出“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例子跟中央“講理”，已有“逞口舌之快”之嫌了。而且這個理也講不過去：中央紅軍可是靠自己那點殘存力量沖破重圍萬里長征最后找到了落腳點啊！那他們又是憑什么擁有并保持了堅定的決心和信心哩？而該電中“俟天氣稍暖即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一句，說明西路軍首長無論對“東進”、“西進”還是“就地堅持”，全然沒了決心和信心，而要撿起他們在2月7日致中央電中那個“萬分必要”了！可這一來你要“轉”得過去，二來這“轉”的過程中，同樣也要支付“拼戰”和“持久消耗”的成本呀？

　　沒有戰勝這些困難的決心和信心，你們往哪兒走，都很難走通呀！

　　2月14日2時，毛澤東繼續電告周恩來，要其繼續促成“蔣指定涼州以西甘州府、肅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各縣在內”，指出“西路軍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貨物，主力在甘、肅二州地區。但須馬部退出該地”[7]；12日，再電周恩來，請其就西路軍問題與南京政府再作交涉：“第一步，電令二馬停戰讓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讓，同時派飛機送款彈去；第二步，派兵增援。結果盼復”[8]。

　　爾后，毛澤東還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為克服為和平統一而奮斗中可能發生的一切困難，為準備派隊增援西路軍”，“極秘密準備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準備能在一星期內行動”。[9]

　　“停戰讓防”基本上是一張“畫餅”，讓南京“派飛機送款彈”更是“畫餅”一張。形勢逼迫得毛澤東也不得不考慮“派兵增援”了。而“派兵增援”一來很可能要破壞國共雙方剛剛就“停止內戰”達成共識的大局，二來也需要西路軍在援兵到達之前能夠堅持得住，三來還要動用各種辦法擺平或打通沿途各種可能的阻礙——特別是國民黨中央軍部隊的阻礙，這也需要南京政府的認同。

　　這都是些很難靠得住指得上的事情——明知是“與虎謀皮”卻又不得不謀。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不可能不明白這是很難靠譜的事情，所以中央書記處和軍委主席團在幾天后的2月17日致“徐陳”的聯署電中特別指出：“據你們自己與當前敵人力量對比的情況，依據國內與西北的環境，如果蔣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馬向你們進攻，又不愿主力紅軍派兵向你們增援，則你們的唯一的方針，是調動敵人尋求機會逐漸削弱之與各個擊破之，以便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中央蘇區突圍如果不能戰勝敵人的圍追堵截，便不能達到在西北建立根據地、開展新局面的目的”。在同意西路軍首長“春暖以前在撫臨地區尋機擊破（敵）”的意見后，對他們“俟天氣稍暖即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之提議則提出了置疑：“你們春暖后向大通行動的提議戰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當作調動敵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爾后仍然回到甘州、肅州區域，并向安西呢？還是想占領青海呢？”，還是希望他們堅定決心與信心，“爭取在春暖以后向肅州、安西行動”。[10]

　　黨中央在這份電報中還對西路軍首長提出了“過去錯誤”的問題：“你們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后的勝利是與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系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11]”

　　中央的這個批評數十年后受到了一些人的垢病，但筆者認為這個批評并沒有說錯什么，而且也是西路軍首長提出“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例子跟中央逞口舌之快后的合理反應：從“南下”到“西進”，“過去錯誤”難道不是結結實實擺在那兒的？難道當事人就沒有在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的基礎上更新認識更新方法的必要？……

　　然而這時西路軍的情況已經非常危殆，西路軍首長就算是能及時反思也很難趕上趟了。

　　——中央該電發出兩天前的2月15日，“馬家軍”已改“圍困”為強攻，所屬各部均向倪家營子地區的西路軍展開全面攻勢。當晚，紅三十軍二六五團夜襲威狄堡（今臨澤縣新華鎮）附近白家莊敵人彈藥庫，焚毀軍火20大車。但此小勝已無法挽救大局，此后戰斗更趨激烈，雙方都損失慘重……

　　——2月16日，杜義德、劉慶南奉西路軍首長之命率剛剛重新組建的騎兵師向東出擊，以牽制和吸引圍攻西路軍主力的“馬家軍”東向。這支僅400余人的騎兵隊伍在3天多的時間里疾馳了500余里，19日進至永昌東南東大河河壩地帶時，被馬步青騎兵第五師一個團追上，雙方激戰競日，西路軍騎兵師突出包圍，被迫向南轉移至祁連山麓。爾后在接到西路軍首長西返的命令后又轉向西進，于當月24日回到倪家營子。

　　西路軍騎兵師這次東進至永昌東南，距涼州已不足兩日行程。而此間“馬家軍”正集兵甘州西南地區圍攻西路軍主力，涼州城駐扎的是胡宗南部補充旅一部，因受國共和談剛剛達成的共識所限，胡部主動進攻的積極性不會比“馬家軍”更高，西路軍騎兵師倘繼續東進，或有可能獲得一線脫困脫險的機會。

　　然而這些忠勇的將士們忠實執行了西路軍首長的命令，毅然踏上了重歸困局之路。

　　［參見圖9-1：西路軍騎兵師東進永昌及重返倪家營子（1937年2月16日～24日）］

　　因西路軍失敗后銷毀了大量的電報，其內部的指揮決策的電報目前難以尋覓，筆者暫時無法判斷西路軍首長這個決定的意圖何在：是吸引敵軍東向以掩護西路軍繼續西進哩？還是為“俟天氣稍暖即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探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騎兵師這次東進，基本上是勞而無功，并沒有起到西路軍首長希望的“牽制大量敵軍東向”的作用，對西路軍面臨的困境和危境也并無改善。

　　這同時也說明，如果西路軍主力此前斷然東進，也并不是沒有保存骨干求得生機的機會。

　　而此間的毛澤東等也在盡力為組織援助而四處尋找統戰關系和籌措援西軍所需資金。

　　2月18日20時，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多方設法找人去青海，西路軍問題解決甚關重要”[12]；21日15時，再電周恩來：“西路軍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甚盼于二、三日內帶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13]。

　　同日，又電西路軍首長，鼓勵他們“自力解決難局”[14]。

　　當晚，西路軍從倪家營子再次突圍，向西北方向進至威狄堡（今臨澤縣新華鎮），卻因地形不利難以組織防守，又被迫星夜退回倪家營子，繼續與圍攻之敵展開激戰，處境愈加險惡。

　　相較于毛澤東的心急如焚，彭德懷、任弼時、左權等則保持了相對冷靜的態度。

　　21日，他們聯名致電軍委主席團并周恩來：

　　一、西路軍目前處在一種嚴重關頭，野戰軍亦處在團結友軍，保障和平，推動全國抗日運動之關鍵時刻，如以主力出援，于軍事上、政治上均不利，如以三分之一兵力出援，不易完成任務。

　　二、由淳化地區出動，經寧縣、瓦亭、隆德、單家集至一條城，需二十天；由一條城至張掖，需十五天至二十天，以上共需四十天，以現在部隊的質量，如此長征，減員必然很大。

　　三、四十天內，如時局有不利之變化，增援無效，進退維谷，困難更大。

　　四、根據南京昨晚根絕赤禍決議，我們最好采取明智外交途徑解決，否則以適當力量向蘭州上游西寧威迫，以求達到接出西路軍之目的。[15]

　　這個意見很可能也很容易被時人或后人責之為“見死不救”，但卻是一個看似冷峻無情卻也客觀實際的意見，句句都說得在情在理。那年那月那日，“推動全國抗日運動”的“大局”在河東而不在河西，這是一個冰冷得像鐵板一樣的事實！在這個“大局”之下，紅軍向西進攻無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是大為不利的！

　　然而毛澤東仍然決心要出兵增援——此時的毛澤東，似乎把紅軍內部團結對于“推動全國抗日運動”這個“大局”的長遠影響看得更重。而像這樣反反復復的救援西路軍的舉措，如今卻被所有妖魔化毛澤東的西路軍史學家們有意無意屏蔽了。

　　22日13時，毛澤東電復河東部隊前敵指揮部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任弼時和周恩來：“西路軍已至極危險時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該軍失敗則影響甚大”，“增援軍擬以十五軍團、三十一軍（或四軍）、二十八軍、三十軍及騎兵第一團組成之，以伯承任指揮，張浩同去”，“估計增援軍到達靖遠（或狄道），西路軍嚴重情況即可減少，到達永登即可解圍，彼時西路軍即向安西增援，或仍東回，或向甘涼取貨物，并改造西路軍”[16]。

　　病急亂投醫，此間的毛澤東已經著急上火得要向“二馬”發射“銀彈”了——2月24日20時，他在致周恩來電中提出：“聽說馬步芳很愛錢，請你考慮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二馬有代表在西安否？[17]”

　　同一時間里，“徐陳”也在催促增援：“欲戰勝此敵，只要八個足團，一兩千騎兵，帶足較強火力及山炮迫擊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這樣兵力過河，以歸還建制名義向涼州進攻。我們適時夾擊，可徹底消滅此敵，奪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遠方，實現根本大計，無論對西安之和平或戰爭計，無論對中國紅軍及西路軍計，此為上策，望軍委考慮，希予采納。[18]”

　　2月26 日22時，軍委主席團決定援西軍的組成：“增援軍決以四軍、三十一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及騎一團充之”、“伯承接電即到淳化待命”[19]。

　　1小時后，軍委主席團復電西路軍：“固守五十天，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20]”。

　　目前收集到關于增援西路軍電報中，有6份都是在2月27日簽發的，而且其中3份還是同一時間簽發的，內容都是調集和確定兵力和日程，督辦器材、彈藥、糧草，征集船工，籌措經費……，等等——那個時候，國共和平談判正在進行之中，中共中央已經在2月10日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中作出了“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等“四項保證”[21]，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籌糧籌款的辦法也已經不能采用，共產國際答應援助的款項（兩筆共20萬美元于1937初陸續匯到了上海宋慶齡處）又尚未送達——即或送達了也要先償還欠張學良的借款，蘇區和紅軍的經濟窘迫狀況也可想而知。而為給援西軍籌足經費，中央緊急“搜刮”了紅一、紅二方面軍的現款，甚至還停發了慶陽步校和陜甘省委的飯錢——要他們“自己撙節渡過，候南京談判弄好得錢后才有款發[22]”，而邊區后方機關已實行“裁員減膳”，裁員2000多人，伙食費也降到“每人每月不超過三元”[23]。

　　真是急眼兒了！

　　史載：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紅軍的后勤保障面臨著突出的問題：供給量急劇增大，糧食、經費嚴重匱乏。這時，陜甘寧地區的紅軍已達7萬人，以平均每人每月用糧45斤小米計，全軍每月用糧需要315萬斤。此外，每月的伙食費、辦公費和津貼費需要50萬元，還有醫藥、無線電器材、軍工材料等物資的購置費。時值冬季，全軍急需配發冬裝，而7萬套棉衣的制作費即需33萬元，加上購置棉被、棉帽、棉鞋、大衣、手套等，所需費用數額更大。陜甘寧邊區經濟落后，嚴重缺糧，又是回漢民族雜居區。根據黨的民族政策，紅軍不得向回民籌款。蘇區內流通的貨幣既有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行的“蘇票”，也有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和黃金、白銀等硬通貨，其中“蘇票”只能在蘇區內的漢民和紅軍中使用。這些情況，給紅軍的后勤保障帶來了嚴重困難和巨大的壓力。[24]

　　山城堡戰役后，毛澤東還曾致函楊虎誠，商借救急款項：“叨在抗日友軍之列，擬向兄處暫借三十萬元。除以十萬元請兄處代購彈藥外，二十萬元作為給養被服費。如承兄慨允，請分批撥付，部隊驟增，無米難繼，不得不向兄閣下作庚癸之呼，閣下交友出于至誠，諒不固拒其請。還期約明年三月，決不失信。另備輕機關槍一百挺，如兄處需此，敬以奉贈”[25]。

　　瞅見沒有，輕機關槍一百挺！連“革命武器”都要拿出來換飯錢了！這都難成啥樣了？

　　至于共產國際援助的那筆“20萬美元”的援款（折合法幣約67萬元），就算是能全部及時送到蘇區，那也只能是救得了急，卻救不了窮！所以，早在三大主力會師前夕的1936年9月間，毛澤東、周恩來等軍委領導人就已主動將津貼費由原來的12元降為5元，各軍團參謀長、政治部主任也由原來的8元降至4元——到了1937年4月，干脆就來了個“絕對平均主義”：全軍指戰員每月5角錢的鞋襪費被取消，津貼費一律為每月1元，部隊用糧由每人每天2斤降為1.5斤，機關人員由1.5斤降為1.25斤。[26]

　　這當口的共產黨和共產黨軍隊，就一個字兒可以形容：窮！

　　窮得叮當響！

注釋

　　[1]《與南京談判的主要內容（1937年2月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㈠》第79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張聞天、毛澤東關于同國民黨談判原則的批復（1937年2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571～第572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蘇聯軍委致中共中央軍委電（1936年2月9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2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4]《陳云年譜（1905～1995）·上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20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騰代遠《憶由蘇聯赴新疆迎接西路軍》，《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1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但據李立于一年前的1935年8月3日《就阿拉木圖的工作給米夫的報告》給出的信息是：從阿拉木圖到新疆哈密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經伊寧到烏魯木齊，一條是經塔城到烏魯木齊。前者系馱運路線，無汽車通行，路途較近；后者系商道，可通汽車（但要繞行）；（《李立三就阿拉木圖的工作給米夫的報告（1935年8月3日于莫斯科•絕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第3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5]《李立三就阿拉木圖的工作給米夫的報告（1935年8月3日于莫斯科•絕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第34～第4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6]《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為完成西進任務的新提議致中央電（1937年2月13日2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毛澤東關于向寧方要求增加防地致周恩來電（137年2月14日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毛澤東關于西路軍問題作兩步交涉致周恩來電（1937年2月15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軍委主席團關于準備增援西路軍致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2月X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戰略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2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戰略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2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毛澤東關于設法找人去青海解決西路軍問題致周恩來電（1937年2月18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毛澤東為出兵援助西路軍而籌款致周恩來電（1937年2月21日15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中央和軍委鼓勵西路軍自力解決危局致徐向前、陳昌浩及軍委前委電（1937年2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172～第173頁，1998年3月第1版。

　　[16]《毛澤東關于增援西路軍問題致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等電（1937年2月22日13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7～第94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7]《毛澤東為西路軍回黃河以東與馬步芳交涉致周恩來電（1937年2月24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徐向前、陳昌浩關于戰略方針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2月24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毛澤東關于增援軍立即準備完畢致彭德懷、任弼時等電（1937年2月26日2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軍委主席團關于固守五十天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2月26日23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1]《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1936～1938）》第157～第158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22]《毛澤東關于抽款補充援西軍的經費致彭德懷、任弼時等電（1937年2月27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3]《葉劍英年譜（1897～1986）》第15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24]《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一卷（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48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25]《毛澤東關于聯合抗日救國等問題致楊虎城信（1936年12月5日）》，《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70～第171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26]《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一卷（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484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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