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得到“行動方向自決”之權后西路軍首長的選擇及其理由，《歷史的回顧》中僅有簡單的一句陳述：“二十七日，我三十軍在西洞堡地區潰敵騎兵旅，殲敵憲兵團，繳槍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軍用物資。但因東面有敵重兵圍堵，決戰不利，我軍復折回臨澤以南，進駐倪家營子”[1]，可這又與這段文字稍前段落闡釋他們準備東進時所稱“因為誰都明白，要么西進，要么東進，蹲在現地被動挨打，絕無出路[2]”的理由相悖且難以互洽——想想月初吧，軍委剛根據他們報告的情況要他們“暫勿西進”，就惹他們發了一大通對軍委的抱怨！

　　《悲壯的征程》中《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中說得稍微詳細一點：

　　28日 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軍不能自救東返。軍政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決定：集中兵力重返臨澤倪家營子。西路軍五軍、九軍、三十軍及總指揮部二進倪家營子，布防于方圓10里之地的43個屯莊。馬元海即調集兵力，從四面形成對西路軍的包圍，伺機發起進攻。[3]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西路軍剛打了一個勝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揮紅三十軍主力在西洞堡、龍首堡地區反擊進攻之敵，擊潰馬步芳第一○○師手槍團韓玉龍部，全殲青海省憲兵團，繳獲槍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軍用物資——這也是西路軍西渡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殲“馬家軍”團級建制單位的勝仗。

　　然而這個跚跚來遲的勝利起到的作用卻是負面的——這個勝利不合時宜地解除了西路軍首長此前對“就地堅持”的游疑不定，他們又不愿意“馬上東進”了！他們又放不下“西進”獲取援助物資的期盼了，又開始指望中央已經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從遠方從新疆方面應援”了。如果說，此前他們把一切責任推給中央的說辭還有勉強能說得過去的理由的話，那么這回這個“坐以待斃”的決定，則完完全全是由他們自己作出的！

　　這個時候，中央還能說什么哩？已經給了人家“行動方向自決”的授權了呀！

　　1月2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博古，通報：“西路軍東進至山丹之沙河堡，敵集中防堵又不能東進，在該地回旋一時期，相機消滅敵人，近日打一勝仗繳槍二百余支”[4]。

　　毛澤東的這個信息不知源出何處——如果不是西路軍報告的話那就有可能是二局截獲的“敵息”，實際上很不準確：沙河堡（今臨澤縣城）在撫彝（今臨澤縣蓼泉鎮）東南，而不在山丹——西路軍這次東進連甘州（今張掖）都沒過，怎么可能已進至山丹？說實話，數十年后的筆者真愿意相信這個信息是真的，果如此，根據“徐陳”24日向中央報告的敵在“丹、永無兵”的情況，他們只要再鼓一把勁兒急行軍一個星期左右，就能進抵涼州附近了……

　　而就在當天，毛澤東還對西路軍東進存有一線希望，要周恩來、博古與東北軍方面協商，擬調動紅三十二軍、紅二十八軍和騎兵第一團準備接應：“請與王以哲交涉羅炳輝、宋時輪所部開至平涼附近策應，防胡宗南大軍由天水東進。和平解決后，羅、宋可由平涼向蘭州以西策應西路軍”[5]。

　　然而，西路軍最后一次獲得生機的機會，還是在西路軍首長的徘徊猶疑中，喪失了！

　　陳昌浩后來也承認：“在高臺以后，我們的信心確是缺乏，必須指出之。[6]”

　　2月1日20時，西路軍首長電告軍委：“為調動敵人尋機滅敵，全路軍于二十八日晚移沙河堡東二十里之倪家營，貿易好，糧可吃半月，群眾條件宜好”，“今晚兩日炮戰，掩護進犯，均被擊退，敵傷亡六百，我亦四百，堡寨密連，我火力太弱，滅之不易”，“我們決集力擊敵，并爭取時間休整，敵力求與我速戰，弱點多，現正在以全軍從戰術、政治、群眾滅敵，用后方游擊戰來戰勝敵人，但我人、物補充困難，故感困難滅敵”，……[7]

　　同日，“馬家軍”向倪家營子西路軍主力駐地發起瘋狂進攻，西路軍總部根據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的精神，致函馬元海，“派代表商洽一切”，但馬步芳始終未接受建議。此后，西路軍陷入十余日苦戰，雖殺傷“馬家軍”萬余，但自身損失亦重，危局日漸加劇……[8]

　　差不多與此同時，河東的中共中央也面臨一場危機——2月2日，東北軍內部紛爭釀出了惡果：孫銘久、應德田等少壯激進軍官槍殺了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將軍。王以哲是張學良親信，也是東北軍內部除張學良以外最有影響、最能維持東北軍內部團結的核心人物。消息傳開，東北軍內部立即產生分化，東北軍劉多荃部撤出渭南，開回臨潼向西安警戒，甚至向西安開發，誓師要“為王以哲將軍報仇”，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局面遭到嚴重破壞，沖突一觸即發……

　　雖然周恩來、葉劍英等為了避免事態擴大以盡力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立即秘密將孫銘久等肇事者送出了西安，使急于為王以哲報仇的人失去了對立面，避免了更為劇烈的沖突發生，但東北軍內部的政治分化已經難以逆轉，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足鼎立互為依存的關系也因此而被嚴重削弱，從而也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了紅軍在正進行中的國共和談中的地位。

　　事件當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急電周恩來、博古并告彭德懷、任弼時：“必須十分注意你們的安全，情況緊急時立即移至三原”[9]。次日14時，周恩來與博古商定：博古、葉劍英、李克農等大部人員轉移至駐三原縣的紅軍駐地，周恩來獨留西安善后。

　　而在幾天前的1月31日，彭德懷、任弼時鑒于西安方面的緊張形勢，曾提出了一個“紅軍在西線取攻勢”的建議：“集中最大主力在麟游、靈臺、歧山等地域，首先消滅李及蘭師、第二十四師及胡宗南之一部，然后吸引朱紹良部南入乾縣、寶雞之線，空出后路打通與肅州聯系”，但該建議的動作幅度極大而且是否能達成預想效果難以評估，還有可能危及“三位一體”各方利益與正共同尋求之和平大局，再加上“二·二事變”的影響，故毛澤東于2月3日回電是：“野戰軍行動須待周副主席與友軍商定”。[10]

　　雖然從“事后臭皮匠”的角度來考量，彭、任建議恐非保全和平大局之良策。但至少也能說明：他們是如何地牽掛著正在河西走廊浴血苦戰中的那支友軍的！——手心手背都是肉，那都是些扛著同一面紅色軍旗的革命戰友啊！

　　2月4日，周恩來致電張聞天、毛澤東等，報告“[國民黨]三中全會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統一，團結御侮。估計容共案不能提出”，“蔣對西北領導必著著進逼，最后有取甘省可能”，“內戰有避免可能，但政治分化必加緊，對紅軍必給更多困難”，“分化目標首在東北軍，張回來希望極少”，“對西北民運必有相當壓迫和分裂”等等不利情況，同時也提到了“與友軍商定”后正通過統戰關系為西路軍脫困的措置：“西路軍除要顧電二馬外，并擬托于（學忠）、鄧（寶珊）設法，以便送錢去接濟，須與顧面商。其他則須去寧解決。”[11]

　　2月6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以“萬萬火急”聯名致電周恩來，希望他即與東北軍于學忠部商洽“調一、二師進駐永登、紅城子一帶，一部向古浪伸進”，而且要“以快為好，因西路軍甚須于之配合”[12]。

　　這些辦法是不是指得上在人而不在已——而且一時半會兒肯定是指不上的。

　　而西路軍首長的仍然處在游疑之中，決心難定，還是寄希望河東出兵相助。

　　2月7日，“徐陳”致電中央，在報告了“雖處境極困，然精神振奮”等部隊狀況后，又提出了他們對情況的估計和要求：

　　⑴西路軍單獨在洪水[引者注：指洪水堡，今民樂縣城]、高臺行動，到一月到兩月爭取滅敵一部，但欲迅速與徹底滅之尚屬不易，這不能不使西進困難。

　　⑵目前東進，在擊敵有利條件下較易做到，如延擱根本大計，反長二馬之力，爾后擊之更加不易。

　　⑶我處倪家營到洪水約一九○里，沿途糧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六○里路[引者注：似指今青海省門源縣境內的大通河流域]，并須三天露營。北大通糧多河大，正月底開冰。九十里到大用再一百二十里征收。西寧一路人眾糧多，酌路不便放大隊齊進，非萬分必要時，不采用。

　　㈡西路軍暫在原地區行動，重要是滅敵西進，不過欲便此目前實難實現，還須由抗日方面給敵實際威脅以分散敵力，使我方擊之更易，或在可能條件下，以四軍一部西進夾擊，則加速殲滅該敵，否則不但對西路軍，而且對整個抗日局面均有妨礙。[13]

　　西進？東進？從這里看不出他們究竟拿沒拿定主意，但總的看法是“西進困難”，卻又沒有拿出斷然東進的決心，仍然要求“四軍一部西進夾擊，則加速殲滅該敵”。河東主力正準備應付“東北軍內亂”可能導致的危局他們不知道情有可原，可河東主力即或能分兵前來“西進夾擊”，路上至少也得走一個月呀，這股遠水，還能解西路軍之近渴么？

　　西路軍首長在此電中還提出了“經洪水（今民樂縣城）進入青海大通河流域”作為“萬分必要”時之選擇，但既沒有說明理由也沒有說明目的何在？可以看出來的是，他們寄希望于不經嚴重戰斗而走出困境。而問題是：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不經過嚴重戰斗，還能走出困境么？

　　更看得出來的是：西路軍首長此刻方寸已亂。

注釋

　　[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6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6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3]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悲壯的征程（下）》（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第309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4]《毛澤東關于羅、宋部可出平涼及西路軍東進受阻致周恩來、博古電（1937年1月28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毛澤東關于羅炳輝、宋時輪部開平涼準備接應西路軍致周恩來、博古并告彭德懷、任弼時電（節錄）（1937年1月28日）》，《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第171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6]《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8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徐向前、陳昌浩等關于敵強我弱決心集力擊敵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2月1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悲壯的征程（下）》（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第31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9]《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關于情況緊急時立即移至三原致周恩來、博古并告彭德懷、任弼時電（節錄）（1937年2月2日）》，《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第172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10]《彭德懷、任弼時關于紅軍應在西線取攻勢致周恩來、博古并報軍委主席團電（節錄）（1937年1月31日）》，《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32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11]《西北和平解決的前途和我們的方針（1937年2月4日）》，《周恩來軍事文選㈠》第602～第603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12]《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關于與于學忠商調一、二師進駐永登紅城子與西路軍配合致周恩來電（1937年2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徐向前、陳昌浩關于目前情況力量之估計與西路軍之行動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2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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