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的錯誤都推給毛澤東——為什么“西路軍失敗”又重新成為一個問題了

　　老田

　　在非毛化浪潮中間，西路軍失敗一事算是異軍突起，多路人馬合作給毛澤東扣屎盆子，什么鬧眼子下蛆的人和觀點都出來了，很是熱鬧。老田對此下功夫甚少，在閱讀很多先進者的研究成果之后，產生了一點讀后感，這篇文章就是一個讀書心得。

　　西路軍過河，并沒有合法命令，說是分裂主義和逃跑主義，這帽子扣的正合適。分裂主義的內涵是張國燾自己承認的，要在遠離中央的地方建立一個獨立的根據地，堅決不跟你合作，盡可能找機會單干;逃跑主義是不相信可以對付蔣介石的正規軍，認定毛澤東等人主張的“堅持陜北”在蔣介石大軍壓力面前是不可能的，所以，四方面軍雖然是偏師，但是卻要在中央軍之前先跑到安全地方，脫離與蔣軍的接觸;分裂主義和逃跑主義合計起來，形成一個堅硬的沖動——只要不去陜北去哪里都行。

　　在對敵判斷中間，假如“堅持陜北”的設計站不住，紅軍真的需要向西逃跑的話，顯然是也應該是中央先跑，不能夠偏師先跑。這就涉及到到底誰是中央或者老大了，毫無疑問，此時張國燾已經取消了自立中央，不是老大了，沒有了先跑的理由，逃跑的話也應該是殿后的。把西路軍逃跑正當化的各種辯護詞，都強調這種或者那種西進理由的合法性，但是，任何逃跑合法性都不能夠讓老二先跑，西路軍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先跑的權利，把老大老二的位置擺正了，這個辯護詞就徹底瓦解了。

　　依據周軍(雙石)的研究，西路軍過河只有一個軍渡河具有中央命令——“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三個軍中，只有紅三十軍渡河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認可的。另外兩個軍都是先斬后奏或斬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實后，中央被迫認可的。”而且渡河目的是配合寧夏作戰計劃，而寧夏作戰的前提是拒止南敵;而不是為了開辟河西根據地。而建立所謂的河西根據地目的就是獨立于中央，是張國燾等人北上之前就已經確立的“分裂主義路線”。

　　1936年“10月24日，紅三十軍再次發起強渡，獲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陳昌浩提出‘三軍西渡’建議：‘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24日24時，中央致電彭德懷及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針：‘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25日，朱德、張國燾批準了徐向前、陳昌浩24日建議——請注意，不是中央!”【雙石：《西渡黃河·西路軍問題再考辯》(簡版縮寫)(1-6) ，載烏有之鄉網站：

　　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1/03/212138.html】

　　另據高戈里的研究，以“去新疆接受蘇聯武器”來為西進的合法性辯護，也是一個事后編造的說法，事先并不存在足以支持這個決策的任何靠譜信息，原先蘇聯人說武器送到定遠營(在西路軍前進的北方向而不是西方向)，是過河之后且確立了向西逃跑的目標之后，才臨時找了這么個借口，但蘇聯人改變地點的信息是在這個決策之后才通知過來的，所以，這個不能夠作為西路軍選定新疆方向的決策依據。

　　“1936年11月2日，已經西渡黃河的紅四方面軍首長致電中央，提出了與共產國際援助中國工農紅軍武器裝備的交貨地點背道而馳的進軍方向，由此透露了其西進的核心意圖并不是為了‘獲取國際援助’，是次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臨時改變了交貨地點，才補給了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的理由，也給幾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制造西路軍戰史‘陰謀論’者留下了一個可以瞞天過海的‘根據’。”為了顛覆歷史，夏宇立也真是拼了，連“時光倒流”的大神通都用上了，把后面的電報用于說明先前的決策。

　　【高戈里：辨析西路軍失敗原因的一封關鍵電報 ——兼駁夏宇立詆毀人民領袖的“陰謀論”，

　　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7/03/377465.html】

　　據老田訪問前中央檔案館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耿仲琳所知，某黨史寫作機構說“西路軍根據中革軍委命令渡過黃河”，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央檔案館里沒有這個命令，迄今為止，那些宣傳這個結論的人，也沒有人拿出這樣的命令或者電報作為依據，都是無證據的信口開河。

　　某權威黨史著作稱：“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失敗。”另一部權威黨史則稱：“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10月25日渡過黃河;隨后，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和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據耿仲琳的講述，當時的大背景是蔣介石的中央軍嫡系入陜，對紅軍壓力極大，毛澤東他們主張堅持陜北，而張國燾及其手下則堅持西進，雙方最為具體的分歧就是“紅軍應該在哪里堅持”。張國燾部剛剛從“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的迷蒙中間醒來，知道蔣記中央軍不弱，預測紅軍打不過蔣部嫡系，肯定要失敗要逃跑，那還不如自己先跑，免得到時候渡口擁擠，這個畏敵如虎的看法在張國燾部下中間很有市場。但是，從中央蘇區來的土共，對蔣記很蔑視，結果在1936年11月的山城堡戰役中間擊潰胡宗南的一師一旅，滅掉232旅外加一個團，由此在陜北站穩了腳跟，這樣，西渡黃河就成了一個笑話，這個心理狀態可以解釋后續的很多事情，包括在河西戰場上指揮官們的踟躕心理。

　　要是毛澤東彭德懷失敗了，未能在陜北立住足，那西路軍的逃跑主義就是有預見性的正確路線了，毛彭就成了魯莽蠻干了，說不定張國燾可以借此重回中央一號，那么所有問題都不存在了，偏師先跑的程序瑕疵都可以掩蓋過去了。但是，老蔣和老胡格外不幫忙，未能實現驅逐毛澤東出陜北的目標，這就使得張國燾及其手下的一切算計，顯得拙劣不堪，真面目暴露無遺。

　　老蔣和胡宗南幫助共產黨內部兩個不同的判斷——到底是堅持陜北還是向西逃跑，厘清了誰是誰非，真實的歷史就是這么定案的。誰對誰錯實際上是由蔣介石嫡系部隊的戰斗力和負戰果說了算的，此外，任何的主觀判斷都不能夠算數的。因為土共內部的團結需要，這個是非不方便徹底亮明——畢竟同志們此后還要一起工作，所以土共決議只說死狗張國燾是右傾分裂逃跑，其他人的問題不說，這原本是心照不宣的事情。今天，西路軍問題已經成了非毛化的戰術支撐點，用于重寫歷史之際，從前基于土共團結需要的“各種忌諱”都不再成立了，所以，值得返回歷史現場去仔細考察一番。

　　在軍事戰術和對敵判斷方面，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表現出非常不同的戰略戰術選擇，江西根據地的反圍剿作戰，基本上是選擇“內線作戰”——把敵人放進根據地內部來打，較容易實現以弱勝強，且易于實現置敵于極度疲憊狀態再打，從而以較小的代價取得較大的戰果。而鄂豫皖根據地的反圍剿作戰近乎全部是“外線作戰”——在敵占區作戰，包括戰績最為顯赫的蘇家埠戰役也是在根據地之外的地域進行的，此種作戰條件下，敵方力量較少為疲憊拖累而削減，同時取得同等戰果付出的犧牲也較大，這個經驗基礎之上的算法，體現在決策中間肯定會相應地高估對手并看高困難。這個經驗眼光的不同，導致了對敵人力量估計的不同，由此也產生了堅持陜北是否靠譜的不同估計。

　　在西路軍的作戰選擇中間，外線作戰是一個較為持久的偏愛和選擇，這與江西蘇區的紅軍部隊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在陜北地區，對付國民黨中央軍的山城堡戰役也同樣是內線作戰的范例。內外線作戰的選擇，往往與根據地內部的政治建設緊密相關，群眾是否充分動員起來并參與助我卻敵，是一個根本性的差距，在鄂豫皖根據地時期敵軍進犯，地方政權建設很不落實，敵軍一到往往是組織群眾“跑反”——群眾自身都陷入困境，更無法幫助紅軍了，這就與中央蘇區的情況差距甚大，這個政治建設方面的差距影響到了軍事戰略的選擇。非常搞笑的是，老田閱讀某人的回憶錄，先讀到他把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戰術主張用自己的語言說一遍，說這些是他在實踐中間獨立體會到了的小克斯，后續回憶錄中間，記錄的各次作戰卻都是外線作戰甚至是攻堅作戰，看起來這個人就好像是“認識無比明白”和“打仗格外迷糊”的統一體。

　　對于為什么很多西路軍高官熱衷于西進計劃，張國燾自己提供的說法也很值得重視，他是這樣說的：“我們推測，斯大林贊成這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沖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陜北同志暫時保持相當距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總司令部則率原四方面軍和董振堂軍為左路，經岷縣，取道隴西通渭，折而向西，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而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墒?，后來的事實發展，這個計劃并沒有實現，這是四方面軍的失敗，也是我的失敗。”“我們認為蔣介石既能調動十幾師的嫡系部隊到甘肅來，那末張學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有大疑問了。如果我們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況之下，會被逼退往毛兒蓋一帶去，而“抗日”的口號已經叫出，再往南退就會影響士氣。如果我們突破敵人的包圍，向陜北前進，沿途會受到敵軍的截擊，而且所有紅軍都擠到缺乏糧食的陜北，反而引動敵軍集中包圍一處，自然更為不利。”“我聲明我主動的去陜北，一足以表示內部團結的誠意，一俟西進計劃順利實現，我決這樣做。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又批準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除了，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一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297、303、308-309頁】

　　就張國燾的回憶內容看，西進與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沒有任何關系——目的是要建立獨立中央的河西根據地，所謂的“奉中革軍委命令”“預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云云，完全是徹頭徹尾的瞎說，這業已遭到張國燾事先的系統反駁。顯然，西路軍各種匪夷所思的踟躕往復，不是出于中央命令的因變量，而是一種事先就已經定好的策略——是自變量，這個策略的核心理念是：獨立于陜北的根據地、獲得蘇聯人的支持、脫離蔣介石嫡系部隊的軍事壓力。在高戈里的文章中間，有一個分析也很重要——毛主席的威望在那個時候西路軍的高官心目中間還沒有多大分量，他們看不出來為啥子要聽你老毛的，他們一貫是跟著張主席的。這與后來翻案時期的說辭，就有了很大的歷史背景落差：現在把毛主席抬高的不得了，似乎一切都需要聯系著毛主席的指揮來解釋，當初可不是那樣的——張國燾另立中央為什么得到支持，說穿了只知道有張不知道毛是誰罷了。某人回憶錄中間拼命把莫須有的責任推到毛澤東身上，對于張國燾的責任則曲筆為之打掩護，這除了趨利避害的機會主義策略之外，老感情也還是在起作用的。

　　我們早就知道了“失敗是成功之母”，再來看看一場小勝利是如何成為失敗之母的。據雙石研究：“‘西路軍行動方向自決’的權力剛授予他們，他們又要選擇‘就地堅持’了?《歷史的回顧》關于這個選擇及其理由卻僅有簡單的一句陳述：‘二十七日，我三十軍在西洞堡地區潰敵騎兵旅，殲敵憲兵團，繳槍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軍用物資。但因東面有敵重兵圍堵，決戰不利，我軍復折回臨澤以南，進駐倪家營子’，……這個勝利不合適宜地解除了西路軍此前一直就有的對‘就地堅持’的游疑不定，他們又不愿意馬上東進了!”

　　【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1/03/212138.html】

　　對照著張國燾《我的回憶》來閱讀，很明顯：只要是有一丁點哪怕是虛妄機會，他們就要落實“在河西走廊站住腳”的初衷。結果，如雙石所言，“這基本上是西路軍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東返的機會，雖然不是最好的機會，但卻是最后一次機會。”“西路軍最后一次獲得生機的機會，在西路軍首長的徘徊猶疑中，喪失了!”(同上)

　　等到毛澤東去世之后，一些馬屁精文人，投某些心理狀態有誤的高官所好，想要把“蔣胡定案”——到底在陜北堅持正確還是向西逃跑正確——的歷史翻過來，所謂的歷史新解釋，不過如此。至于借機要鬧眼子下蛆的人，那就更屬于他們自己的心靈寫照了。耿仲琳更提到，因為搞翻案工作有著巨大的權力和利益指望，那就更是趨之若鶩了，有個朱某人一天仗都沒有打，就此弄了個少將。

　　除了認同于張國燾的分裂和逃跑這兩條選擇之外，還確實有著別的政見分歧，從大局判斷到戰術經驗方面的分歧都有。除了是否能夠堅持陜北的大局判斷不同之外(這個判斷據以作出是否需要逃跑)，在戰略戰術方面偏好流動作戰和外線作戰，也是與中央紅軍有差別的經驗。閱讀徐向前的回憶錄，他們從在鄂豫皖時期，近乎全部戰斗都是外線作戰的，包括著名的大勝仗蘇家埠戰役也一樣是外線作戰。內外線的區分，是與堅持穩定的根據地建設思路聯系在一起的，這兩點在西路軍高官的頭腦中還毫無基礎，至少在他們于河西失敗之前，對這兩點是沒有清晰認識的。

　　西路軍中間的那一票高官，偏好大范圍流動轉移作戰，甚至還由此形成了堅硬的經驗。這與中央紅軍因為堅持穩定根據地和內線作戰有別，因為只有建設了很穩妥的根據地，才會有內線作戰遠不同于外線作戰的算法——能夠以較低的損失獲得較大的戰果、并集中力量應付一部分弱敵或者疲憊之敵，這才需要作出內外線的區分，這是與四方面軍高官完全不同的認知狀況。就這樣，西路軍那群高官，先是在鄂豫皖堅持外線和流動作戰，失敗后率部從鄂豫皖轉進川東北，在那里獲得一個短期的巨大發展;然后竟然直接放棄根據地渡過嘉陵江，過了草地之后又回頭，試圖“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在川西建立根據地，在百丈戰役徹底失敗之后只好又掉頭爬雪山過草地，去了北方之后就西渡黃河還一門心思想要在河西走廊站住腳或者去新疆。這群人有一個共同的成功經驗：隨時可以換地方重來，在鄂豫皖失敗了，但是川東北不是取得了更大成功嗎?焉知新疆不是另外一個川東北。這與江西那一票人的經驗是相反的，那一票人受到老毛的不良影響，老是要建設穩定的根據地，想要長期蹲在一個地方搞事。

　　有些人總說西路軍誰誰要建立河西根據地，這個話也是純粹的想當然，西路軍很多高官對建設根據地毫無概念，其實也不會建設根據地，甚至不知道穩定的根據地有什么用。以根據地建設進行辯解說不過去了破產了，就繼續瞎扯說要打通國際路線去新疆。目的是要證實：不回陜北的理由很充分，還有好多種，可以交替使用。

　　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磨嘰，說是中央命令影響到他們“打通國際路線”去新疆的作戰目標，這個辯護詞是否成立，還可以通過其他的方法來檢驗。這個說法中間的“通”字，肯定是一個大大超過了西路軍兵力的過高目標，他們缺乏足夠卻敵、并守護通道安全的兵力和能力。而且，甘肅河西走廊解放前的綠洲面積只占百分之三(今天也只有百分之七)，居民很少能夠就地征集的給養不多，不要說卻敵并守護通道安全，大部隊在這樣的地域連必需的生存資源都大成疑問，古代這一路線上的大部隊行軍，前方需要小部隊鑿井備水，后方需要人運送糧草支持，沒有前后方支持的軍隊，是過不了河西走廊和吐魯番盆地的。

　　那么就退一步，“純粹逃跑去新疆”有可能嗎?作為沒有后方穩定支持的敗軍大部隊，給定沒有敵軍騷擾的條件，也完全沒有可能到達2000公里之外的目的地，就算是說得天花亂墜都不管用——過萬人一個多月時間的吃喝誰來支持?一個多月不吃不喝走到新疆，那就不是神話而是笑話了。西路軍唯一的生存出路，就是被他們戰場指揮官屢次浪費的機會——東返，而東返就與“建立獨立于中央的根據地”的初衷有違，因此，戰場上只要出現一絲可能性他們就會踟躕，據雙石的研究，至少出現過三次東返機會，其中第二次的機會最好，但均被戰地指揮官們浪費掉了。(同上)

　　在西路軍將領的頭腦被老毛的狹隘經驗完成洗腦之前，未加反思的戰法——流動作戰和外線作戰在西路軍高官頭腦中是占據主導地位的，也即是說，他們未能對弱勢條件下與強敵競爭的戰略戰術形成明晰概念——對弱勢競爭方略沒有清晰的認識，因此，西路軍的失敗除了張國燾建立“獨立于中央的河西根據地”的分裂主義影響之外(在延安整風時期提出反對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所謂分裂主義不過是宗派主義的一個特殊表現，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至今依然存在并在西路軍問題沉渣泛起時期繼續起作用)，在優勢敵人和不利環境之下，競爭方略的含糊，導致對戰機和脫險機會均未能及時把握，也就缺乏足夠決心在機會之窗關閉之前作出毫不動搖的決定，反而是各種僥幸心理和機會主義心態常占上風，因此失敗就有著相當程度的必然性。等到時過境遷之后，有些人把握到了一種新的機會主義好機會——把責任或過錯推卸到別人頭上去，把自己徹底洗白。而把共產黨歷史上的所有過錯都推卸到毛澤東頭上，同時把整個官場洗白的策略，則是一個權威文件所規定的占優策略——鄧胡記賬法。

　　二〇一七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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