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停止西進后，每況愈下。
1937年1月12日起，高臺、撫彝相繼續被圍攻，西路軍陷入困境。
于是，西路軍“東返”之議，再度被提出。
這次“東返”是誰動議的，《歷史的回顧》的陳述是從1月16日開始的中央一系列指示，這當然與該書“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結論想吻合。然而筆者查詢1937年1月16日中央指示電后發現，中央在這個通報形勢、指示西路軍“提高政治工作和紅軍紀律”的指示中提到的關于西路軍行動部署的內容是：“同意西路軍在現地休息一個時期，集中全力乘機向東打敵，爾后以一部西進。在這種條件下，并大大向東擴張甘北根據地”。
中央“同意”誰的意見？“同意”自己的意見？
由于目前收集公布的電報并不完備，所以這個動議究竟出自何方何人，至少根據現在史料是難以定論的。雖然這次“東進”的確是別無選擇的選擇，細究誰為始動議者意義并不大。但作為一部重要歷史當事人回憶錄的編撰者來說，如此輕率落筆，雖然配合和呼應了這部回憶錄中“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結論，但卻不幸觸犯了史家大忌，而且大有“刻意附會”回憶錄署名人糾結心態之嫌。
1月20日，敵軍攻破高臺，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紅十三師師長葉崇本、政治委員朱金暢、紅三十七團團長吳岱期、紅三十九團政治委員何志余、原紅三十一軍二九五團參謀長張靜波等指揮員相繼陣亡，紅五軍主力三千余眾也損失殆盡。
1月21日1時，西路軍首長致電軍委主席團，報告當晚即開始東進的決定：“以乘綏東進擊敵，相機配涼、古，接通蘭州，增加抗日所聯軍之目的。決今晚全軍集結出動，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達古浪、土門地區，爾后向平番或靖遠集中”。
1小時后，毛澤東即電周恩來、博古，要求他們與東北軍商洽配合策應的事宜：“西路軍在高臺、臨澤一帶不能立腳，西進有窮十八站，二馬步騎又向西堵擊，二十日晨攻破高臺，董振堂同志犧牲，五軍損失兩個團，他們從本日起轉向東進，望速商于學忠準備派一部策應，并與交涉紅軍離開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該電中提到了紅五軍高臺失利董振堂犧牲的情況，這在1小時前“徐陳”來電中并沒有提及，毛澤東很可能是從二局截獲的敵電或其他渠道的獲知敵息中得知這個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報》有短訊：“一月二十日訊 高臺戰斗，擊斃匪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楊克明、二十四師師長、三十一師師長、參謀長、特務團長、匪軍共被我擊斃三千五百人”。
由此也可見毛澤東等如何密切關注西路軍情況的。
當晚20時，毛澤東甚至已在與周恩來等商洽西路軍東返后的駐節地點了：“西路軍東進，徐、陳電士氣尚旺，十天可達古浪，如該軍不再遭挫折，爾后當位于文、武。成、康地區。為此，我主力在陜南、甘南便可破壞南京把聯軍圍困于渭水以北之計劃”。
1月21日、22日，駐撫彝（今臨澤縣蓼泉鎮）、倪家營子的西路軍主力相繼突圍而出，開始東進。
幾天后的1月24日，軍委主席團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再度授予西路軍行動“自主權”，而這回更大，是“行動方向的自決權”：“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當派三十二軍、二十八軍適時到靖遠河邊策應你們過河”。
“如你們決定東進”？這至少也間接證實了，此次“東進”之議不一定是出自中央。
而同一天里，因日前東進受阻，西路軍首長自己開始猶豫起來，自己改變了“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達古浪、土門地區，爾后向平番或靖遠集中”的原計劃，轉為就地休整，當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軍委主席團：“東進按原定計劃，本以急行軍先敵搶到永昌為口號，但因撫彝部隊撤退，五軍部隊急須整理，未能脫離敵人，反被敵攔頭，西路軍全集中西洞堡，進行整理動員軍行動”，“敵集團騎兵行速，我則笨重至極，即用急行軍、夜行軍亦難擺脫敵人，敵住下則守堡寨，不易攻擊，這帶地道路少糧有限制，調動敵亦難，西路軍欲完成東進任務，必須克服情況地形上的諸多困難，延長時間以達黃河后”，“我方基本上堅決執行東進計劃，但因情況變化可能折轉西進或取民勤搶占定遠營，或繞道大通再到西寧或平番”。
這個時候，除了打氣鼓勁，毛澤東等已經沒法就其行動方向和路線再作“指示”了：再說什么都難以符合“徐陳”自己的判斷和決心！如此，才有了如前所述軍委主席團致“徐陳”的“西路軍自決行動方向”的“指示”。
雖然沒有“指示”，但軍委主席團在1月25日復徐、陳電中，仍然有委婉提示，如“在騎兵追堵下，欲圖急行避戰達到東進，危險較大，集結全軍、切忌分散，用堅決的戰斗，來完成東進”，“楊旅只一團余，在永登，難能給你們大的阻礙，在蘭州附近渡河，于學忠亦給你們相當的渡河援助，據調查黃河在靖遠中上段和蘭州上游部是結冰的，解冰當在一個月以后，但你們仍須自己確實查清”……
兩天后的1937年1月27日21時，“徐陳”來電卻是舉棋不定：“敵已備于東，馬上東進時[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轉一時，求各個擊敵，爭取與進□，萬一東北地區受阻，可否即在現地區爭取時間。東進外務[援]必不可靠，可否再從遠方從新疆方面應援”，“實情望今夜速實告，以便可東則東，可西則[西]，接濟無望，即不能到安西”。
“西路軍行動方向自決”的權力剛授予他們，他們又要選擇“就地堅持”了？
《歷史的回顧》關于這個選擇及其理由卻僅有簡單的一句陳述：“二十七日，我三十軍在西洞堡地區潰敵騎兵旅，殲敵憲兵團，繳槍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軍用物資。但因東面有敵重兵圍堵，決戰不利，我軍復折回臨澤以南，進駐倪家營子”，可這又與該書稍前段落闡示他們準備東進時所稱“因為誰都明白，要么西進，要么東進，蹲在現地被動挨打，絕無出路”的理由相悖而難以互洽——想想月初吧，軍委剛根據他們報告的情況要他們“暫勿西進”，就惹發了他們一大通牢騷，甚至數十年后都余音不絕！
《悲壯的征程》中《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中說得稍微詳細一點：“28日，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軍不能自救東返。軍政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決定：集中兵力重返臨澤倪家營子。西路軍五軍、九軍、三十軍及總指揮部二進倪家營子，布防于方圓10里之地的43個屯莊。馬元海即調集兵力，從四面形成對西路軍的包圍，伺機發起進攻”。
其實他們停滯不前的真正原因是西路軍剛打了一個勝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揮紅三十軍主力在西洞堡、龍首堡地區反擊進攻之敵，擊潰馬步芳第一００師手槍團韓玉龍部，全殲青海省憲兵團，繳獲槍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軍用物資——這也是西路軍西渡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殲“馬家軍”團級建制單位的勝仗。
然而這個姍姍來遲的勝利起到的作用卻是負面的——這個勝利不合適宜地解除了西路軍此前一直就有的對“就地堅持”的游疑不定，他們又不愿意馬上東進了！他們又放不下“西進”獲取援助物資的期盼了，又開始指望中央已經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從遠方從新疆方面應援”了。
這基本上是西路軍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東返的機會，雖然不是最好的機會，但卻是最后一次機會。
西路軍最后一次獲得生機的機會，在西路軍首長的徘徊猶疑中，喪失了！
陳昌浩后來也承認：“在高臺以后，我們的信心確是缺乏，必須指出之”。
這話，應該不是違心之言。
結論：這次“東進”之議，實際上是西路軍脫離困境的最后一次機會。手中有了“行動方向自主”之權，他們猶豫不定，就地徘徊，喪失了最后一次東返的機會。如果說，此前他們把一切責任推給中央的說辭還有勉強能說得過去的理由的話，那么這回這個“坐以待斃”的決定，則完完全全是由他們自己作出的。
1984年，西路軍一位領導人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出版，回憶文字作出了與當年的陳昌浩迥然不同的結論，對陳昌浩所進行的反思和總結，予以了全盤推翻——在這部回憶文字中，西路軍的失敗原因被歸結為三點。
……假如西路軍渡河后，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有沒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這不是“事后諸葛亮”，我那時就是這種意見。再進一步說，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制三個師。盛世才后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當時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的戰機完全喪失。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這樣雖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起到了一時的策應作用，卻畢竟招致了西路軍覆滅的不幸結局。
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
這段文字論點值得商榷，論據也與史實不符，與原始文電不洽。
首先，“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就不是事實：徐、陳在西渡之后擬定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自設任務就是“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中央在“作戰新計劃”中擬賦予西路軍的任務也是“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中央賦予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后朱德、張國燾給予他們的指示也是“利用目前時機在涼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區形成鞏固的新局面”。
而最重要的是，西路軍首長開始西進時給中央的包票也是“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這是徐陳于1936年11月12日回復中央電的內容，《歷史的回顧》予以了刻意回避。
當然論點的問題更大：如果在西進中不建立根據地，西路軍靠攏新疆又進不了新疆，隊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靠誰來提供物資？如果西路軍沒有根據地作為依托，則只能靠盛世才接濟，這靠得住么？如果盛世才叛變西路軍要出兵“收拾他”，以什么為依托？如果沒有依托，那會是誰“收拾”誰哩？
還有，既然“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那《歷史的回顧》中“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關，把玉門、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爾后“回師橫掃而東進”，那怎么又被認為是很切實際哩？“扣住嘉峪關，把玉門、安西、敦煌一守”，那邊廂那么荒涼，地理民情生存條件等比甘州、涼州一線還要困難，又怎么解決“要吃要住”的問題哩？
如果不是在駕馭戰局中發生帶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動，一敗涂地的。西路軍渡河之初，河西“四馬”猝不及防，慌亂不堪。我不論北進寧夏或西進新疆，均穩操主動權在手。那時是敵人被動而不是我們被動，是敵人畏懼我軍而不是我軍畏懼敵人。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路軍便轉入被動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滅。這種變化，正是喪失戰場主動權的結果。
……開始，我們對馬家軍的戰斗力估計不足，有輕敵思想，西進時兵力不夠集中，古浪一仗吃了虧。“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然而，當此之時，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擺在面前，壓倒了一切。我們想集中兵力，事實上卻集中不起來。河西走廊是條“弄堂”，地勢狹長，堡寨稀疏，走上幾十里地，見不著一戶人家。每個堡寨，一般頂多能夠容納一營的兵力，堡寨周圍，盡是荒涼的戈壁灘。兩萬多部隊停下來建立根據地，要占據地盤，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嗎？這樣，就在從山丹到涼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長蛇陣”。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齊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要想集中兵力擊敵，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還難。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主要靠什么作戰形式去爭取主動，消滅敵人呢？不靠別的，靠的是運動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誘敵深入，聲東擊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敵不意，飄忽擊敵，等等。這是我們的拿手好戲，是變被動為主動，以寡擊眾、以弱勝強的主要法寶。而西路軍卻固守一地，不進不退，被迫以陣地防御戰為主要作戰形式。敵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贏得打，打不贏也得打。敵人處于內線作戰地位，騎兵多，運動快，熟悉地形，能邊打邊補充，無后顧之憂。我們則完全相反，外線作戰，人地生疏，子彈打一顆少一顆，要兵員沒兵員，要補給沒補給，要援應沒援應。曠日持久下去，捉襟見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象這種打法，焉能不敗？!
……
還是認為只有一路西進，才能一了百了地解決問題，“運動戰”就是只朝一個方向去。問題的根子還是在“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建立根據地”就是拉成“一字長蛇陣”（這更象是要一路西進吧？）？“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怎么給下文哩？什么下文能讓當時的你們滿意哩？只能是不管不顧一路西進！哪怕是先跑到肅州、安西蹲下來，沒吃沒喝沒衣穿，也沒關系？
數十年后再重新檢點這些問題，無論什么人怎么去質疑，都難逃“站著說話不腰痛”的反詰。可問題在于：如果不考慮東返，除了“集中兵力”、“齊打齊進”，請問還能有什么贏得生存發展機會的更好辦法？“建立根據地”與“占據地盤，要吃要住”真得就對立得互不相容？中國工農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中的革命根據地，又有哪一個是僅靠“占據地盤，要吃要住”發展起來的？建立根據地的首要前提是“擊破敵人的進攻”！不擊破敵人，一切皆無從談起！而“集中以應付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這不也是紅四方面軍將士們在經營建設鄂豫皖、通南巴這兩大根據地的實踐中，多次使用過的有效辦法么？
而遍查1937年1月之前的西路軍作戰紀錄，沒有一個團以上建制的殲滅戰。
唯一的一個殲滅“馬家軍”團以上建制單位的殲滅戰是1937年1月26日的西洞堡戰斗，這個戰斗的勝利恰恰就是分兵駐守高臺、撫彝（今臨澤縣蓼泉鎮）、沙河堡（今臨澤縣城）的部隊被敵人各個擊破后，突圍而出的部隊在倪家營子附近全部集中了。
結果是一集中就打了一個勝仗，這難道完全是偶然的么？
“集中兵力”，始終是西路軍指揮決策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時任馬步青騎兵第五師參謀主任的吳輯癢先生曾從當年對手角度有過這樣的概括：
⑵紅軍在高臺、臨澤、甘州西南，同時占領各地，同時分散使用兵力。馬軍始終集中兵力，先高臺，次臨澤，后甘州西南。
[吳輯癢《河西戰役中紅軍同馬家軍實力對比情況（摘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回憶錄（上）》第59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歷史的回顧》還刻意回避了西路軍西進至高臺附近的1937年1月4日向軍委提出的“難以西進”的報告，而中央要其“暫勿西進”的電報也是根據他們的這個報告作出的，同時也刻意回避了同月21日西路軍東進又停止的原因完全是西路軍首長的自主決定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第三、機斷專行問題——在《歷史的回顧》中，認為這筆賬由中央和陳昌浩分攤：
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西路軍雖擔負著一個獨立作戰方向的戰略性任務，但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問實際情況如何，硬要下面貫徹執行。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他是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對西路軍的行動，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這個同志的精神狀態，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后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包袱沉重，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后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自居。對于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至于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置，則一概置諸腦后。我們之間的兩次爭論，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不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對我“開展斗爭”哩！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很深刻的。
……
這一條跟前面同樣的問題，不光是論點，論據也與史實不符，與原始文獻不洽。最起碼，“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就不是事實——這是有當年原始文獻檔案為證的！至于“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能拿得出手的例子只有一個，那就是那個根本就沒有付諸實施的“作戰新計劃”！然而現存的歷史文獻文電卻鐵證如山地證明：中央當時在“作戰新計劃”中并沒有要求西路軍配合的內容！而在西進中建立“建立根據地”，本身就是西路軍西渡黃河后信心滿滿向中央打包票要來的任務，中央在此重提也是為了“遠方”物資到達之前西路軍的生存大計著想！而且，河東三軍主力沒有執行“作戰新計劃”卻選擇了“就地堅持”，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中取得了山城堡之役的勝利，從而迫使剛剛西渡黃河尾追西路軍讓“徐陳”大為緊張的敵毛炳文軍掉頭東返，為“徐陳”解除了“后顧之憂”——這是誰在配合誰哩？
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的回顧》中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這三條“反思與總結”，并沒有包括作者自己在內——唯一的檢點是“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如此這般反思總結歷史責任的態度，與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報告書中的躬身自檢與承擔責任的勇氣相比較，不能不讓人在感慨嗟嘆之余，倍覺齒冷心寒！
這么大的失敗啊！身為領導人之一的當事人，怎么就這么一句話的擔戴？
《歷史的回顧》中的這三點結論，后來又基本照搬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成為權威的黨史、軍史結論。之后，以此三點結論為權威依據，某些史學家充分利用執政黨的宣傳工具廣為散布“毛澤東刻意出賣西路軍以扳倒張國燾”之“陰謀論”，并使之最終成為境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妖魔化毛澤東、否定中國革命的意識形態武器。
西路軍“蒙冤”？——五十年代西路軍將士的部分回憶文字 [ 雙石 ] 于:2011-02-28 05:59:12
1957～1959年間的西路軍將士的回憶文字
《星火燎原》第3輯中西路軍的回憶文字
程世才《血戰河西走廊》
秦基偉《苦戰臨澤》
周純麟《最后幾匹戰馬》
李天煥《走出祁連山》
戴克林《回到黨的懷抱》
程世才《歷史的結論》
《紅旗飄飄》第3輯
秦基偉《苦戰臨澤》
李天煥《陷入絕境以后》
肖永銀《從祁連山到隴東》
《紅旗飄飄》第10輯
李天煥《氣壯山河——紅西路軍遠征記》
1986年《星火燎原·紀念長征勝利五十周年專輯》
談清林《要革命，向東走》
邱正基《風雪祁連山》
肖永銀《奔隴東》
饒金才《王軍長帶領我們走出祁連山》
李寬和《黨在我心中》
龔興貴《孤雁歸群》
轉一個談清林的《要革命，向東走》給各位瞅瞅——
一九三六年秋，我們西路軍孤軍深入甘肅河西走廊地帶，在那里受到了“五馬”（即西北地區馬步芳、馬鴻逵……等匪幫的統稱）匪幫的幾次分割包圍。雖然我們也打了一些勝仗，但終因長期征戰，人困馬乏，經過涼州（武威）、二十里鋪、山丹、大浪、永昌、高臺等戰斗之后，主力損失很大。十二月中旬，我們三十軍的后方機關和部分部隊，還有五軍、九軍的一部分，其中多數是婦女和傷病員，又被敵人三面圍困于甘州（張掖）南，喇嘛寺對面的雪山上。情況危急，已經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
“難道真的革命到底了嗎？”當時，我心里亂極了，不斷地回想起長征以來所經歷的一切。雖然我只有十七歲，但我已經明白，除了革命，我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就是拼，也要拼死幾個敵人。這時，我多么希望有一個指揮員，來指揮我們的戰斗啊。夜晚，月色慘淡。一陣陣北風吹到我們還穿著單衣的身上，從脖子一直冷到腳跟。雪地里出現三三兩兩的人影，緩緩地向前移動著。我不知道他們要干什么，忙趕了上去。原來，同志們一個個互相靠攏在一起，商議怎樣應付眼前的情況。“沖下去，寧死不當俘虜”的決心，在沖擊著每一個紅色戰士的心。眼前，就靜待著指揮員的一句話了。
但誰是指揮員呢？半天不見動靜。停了一會，才看見從黑暗里閃出一個戴飛機帽的人。當時，西路軍在服裝供給上，只有團以上的干部才有這種長長護耳的飛機帽。他慢慢地走上一堆凸起的雪堆，象是要說什么，但半天又沒有出聲。這時，我只恨時間過得太慢，急得發了瘋似地看著他，想著：“快下命令吧，我們沒有一個孬種。”
“同志們，親愛的紅軍戰士們……”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吐。
我不知道他為什么要講得這樣沉重。“我，同意你們的意見，寧死不屈……”
借著從云縫里擠出來的月光，我看見指揮員的右手在面前晃了一下，接著說，“但是，大家想想看，我們沒有子彈，援兵也接應不上，憑著你們負了傷的身體，去和敵人的騎兵拼命，行嗎？”
一下把我們都問住了。這時，誰也沒有吱聲，繼續聽他說下去，“再說，我們還有大部隊（當時指揮員們都不敢直說黨中央及毛主席的名子，而用“大部隊”來代替）在東方……”“東方？”這句話大家都好象沒有聽懂。打秋天以來，我們一直是往西走的，但是他仍重復地說著，“是啊！在東方，在陜北。今天晚上，我帶你們鉆進深山，先甩掉敵人，然后，為了縮小目標，大家分散走。”說到這里，他突然把聲音提高了說，“要革命，就向東走！”他講得那樣肯定，那么自信。他的話已在紅軍戰士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心里重復著“要革命，向東走”的話。想著想著，恍然大悟。我們在西邊，也實在走夠了，不是被包圍，就是被打散。對，應該相信他。但這個指揮員是誰呢？這個問題沒來得及問明，部隊往深山老林里沖去。終于，突破了重圍。
馬家匪幫搜山以后，又派騎兵追趕過來，漫山遍野地搜索追蹤，還在山谷、要隘，設下關卡，前堵后擊。不知多少同志遭到了他們的屠殺，但活著的，仍然想盡一切辦法避開敵人，繼續向東走。
出了包圍圈以后，我和三個戰友在一起，摸索著前進。陜北在哪里？誰也不知道，但覺得朝著出太陽的方向走，就沒有錯。為了避開敵人，我們把白天和黑夜顛倒過來。白天認準了方向就睡覺，晚上走路，走著走著，我們又三三兩兩地碰到一起。走了三四天，又是二三十人的一支小隊伍了。
走過了多少彎彎曲曲的道路，繞過了無數道封鎖線和關卡，我們來到了青甘公路（由青海西寧至甘肅甘州）。白天，我們隱蔽在公路西邊的山腰上，準備晚上繞過去。
這天夜里，黑云象一塊氈子一樣，不時地遮擋著昏暗的月亮。
我們一直等到半夜，確實沒有一點動靜了，就一個個跟手鑷腳、彎腰弓背地往公路上摸去。我因傷口沒好，身體虛弱，一會兒，就拉下了。我忍著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趕，心里默算著：過了公路就沒有事了。突然，一陣馬蹄聲從左右兩邊傳過來，一片粗野的喊叫聲響起來：“站住，不許動！”緊接著就是一陣扭打聲和同志們的呻吟聲。它們象一盆盆冰水潑在我身上。我趕忙轉身往后跑，躲到了一堆碎石子后面。隨著敵人的搜索，我的心璞通直跳，但始終沒有被他們發現。
聽著敵人走遠了，我才冷靜下來。這時，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深深地感到孤獨無助。回想著每一個同志的面容，我傷心地哭起來了。哭了一會兒，看天快亮了，我想，哭有什么用呢？還不如趁著天黑爬過公路去。于是，我擦干了眼淚，向公路對面走去。
我一個人孤孤單單地走著。走的路對不對，心里一點數也沒有，反正向東走就行。這樣走了十幾天。有一天，天剛黎明，我遇到一個年齡比我小的小鬼。他一見我，就流露出一種驚奇的目光。我也象在什么地方見過他一樣，向他看了幾眼。后來終于想起來了，原來他是新劇團的小演員。這個原來愛唱愛跳的小鬼，現在瘦得只剩皮包著骨頭了，兩眼凹得很深，幾。寸長的頭發蓬松著，拄著根小棍呆站在那里。望著望著，我的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還是我先開口說：“小兄弟，你上哪兒去？”他一聽我的四川話，猛地一頭栽到我懷里，大哭起來。好一陣，他才止住了哭聲，仰著臉，問我：“向東走，真能找到大部隊嗎？”
我心里正在難受，能不能找到大部隊，我心里也沒有數。
但我到底要比他大，我決心帶他一塊走。我說：“小兄弟，跟我一起走吧。上級不會騙咱的！”兩人中式蹣蹣姍姍地朝著出太陽的方向走去。
向東走。走著走著，已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間。不幸，我和“小演員”在甘泉子附近，被關卡上的敵人盤問住了。匪兵一聽我們是四川口音，不容分說，把我們綁了起來，押到涼州，關進了監獄。從那時起，我跟“小演員”分開了。
監獄里關著一千多個難友，絕大多數是紅軍戰士。我們幾十個、幾百個的被關在一個個陰暗的房子里，每天都有不少同志被敵人拖出去審問、拷打，也不知有多少同志被敵人殺害了。
一個多月后，我們被押出去修路。我因年紀小，編在小鬼班里。修路時，我們周圍都有匪軍監視，一不順眼，就要挨打。我因為抬不動大石頭，常常被打得渾身一道道血痕。有好多同志被這樣折磨死了。
有一天，聽說逃跑了幾個人。是真的嗎？要能逃出去該多好啊！但怎樣逃呢？我真想和誰商量商量，但試了幾次，都沒有敢張嘴。要是“小演員”跟我在一起該多好啊！
轉眼到了九月，國民黨突然給我們發軍衣，每人還給了兩塊錢，想引誘我們給它當兵，還說：現在為了抗戰，共產黨已經投降了國民黨，紅軍也改編為八路軍了。我們聽了，不敢相信。但卻使我們知道，共產黨還在，紅軍也沒有被消滅。因此，想逃跑的人就更多了
有一次，我抬不動沙石，被監工拿洋鎬把子打了一頓，身上、腿上、手上都冒出了鮮血，幸虧一個三十來歲的難友，把我扶到帳篷里去。我又疼又傷心，就抽抽噎噎地哭起來。哭著哭著，那個難友突然說：“你想跑嗎？”
我一下愣住了，看著他半天沒敢說話。他又說：“你要想跑，明天，我們帶你出去。”
聽著他的聲音那樣的親切，我一把抓住他說：“愿意，往哪兒跑啊？”
他說：“明天晚上，等人睡定了，你就悄悄地溜到西邊……”說著，他輕輕地把帳篷揭開一道小縫，指著離山不遠的一個帳篷說，“那邊看得松些。先跑出去，再折向東……”“向東……”
我重復了一句。
他又嚴肅地對我說：“你要是不愿意，可千萬別告訴人。懂嗎？”我點了點頭，還想再間些什么，但他說：“時候不早了。”就上工去了。
他出去以后，我一直在想他那絡腮胡子，河南口音，細高個子。他大概是一個老同志吧！一定要跟他跑出去。
當國民黨兵多可恥。想著想著，就好象我真的出去了一樣，身上也不覺得疼痛了。
好容易等到第二天晚上，大家都睡定了，我按指定的地方找到了他。我們一共聚集了六個人，向西逃去。果然，匪兵沒有發覺。飽了幾里，又向南走了一陣，才折向東走。為了避免目標過大，我們不得不分散走路。分散前，他又問我：“兩塊錢還在嗎？”
“在！”“
好好留著路上用。”又說，“一個人也不用害怕。一直向東走，一定會找到主力。”說完，我們就分手了。以后，我再也沒見到他。
又走了五六天，我來到蘭州城外。望見了滾滾的黃河，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但黃河的鐵橋被白匪卡死了，沒有證件，根本別想過去。我只得在河西邊的一座破廟里住了下來。白天餓了，就到附近的一個小飯店里買兩碗稀飯吃。不能過橋，也不敢遠走。這時正是九月底，蘭州郊區的工人、農民、學生，到處在宣傳抗日。我急得直打轉，卻想不出一個主意。
飯店老板是一個很善良的小老頭。他看我天天上他家吃稀飯，就懷疑起來。有一天，他故意跟我說：“現在的年青人，都上前線打日本鬼子，你怎么還在這里閑逛？”
我一聽，也不好說什么，隨便回了一句：“抗日行啊，可我到哪兒去抗日呢？”
“現在到處都是國軍。我把你送到國軍里去吧！”
我搖搖頭說：“我不當兵。”
“為什么呢了”我覺得他的眼睛注視著我。我不能告訴他我是紅軍，就胡謅著說：“我要呵家看看，又過不去橋，父母都老了……”
他見我不吐真言，就把我拉到一邊說：“你要不愿意當國軍，我有一個朋友，能把你帶到抗日的地方去。行嗎？”
這句話問得我莫名其妙，就說：“到哪兒去？”
他笑笑說：“到那兒你就知道了”
我更是奇怪，但又想，不管怎樣，只要能過橋就好了，就答應了他。第二天，果然來了個工作人員模樣的人，把我帶過鐵橋，又一直把我領到蘭州東門汽車站，給我找了個地方住下，說是等車去西安，并說到那里才能找到工作。說完，給我留了些錢就走了。蘭州東來西往的汽車多得很，要等什么車呢？我又不敢亂問，只好將信將疑地等了四五天。
第五天，突然來了一部大卡車，他不知從什么地方又出來了，對我說：“這趟車是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坐上吧！”
“八路軍？”我一聽，馬上想起監獄中白匪的話來。八路軍不就是紅軍嗎？我正想問他，他卻又不見了。這時，車上已有好幾個人。我也不敢問誰，一路上總想著他和那個小老頭。他們都是什么人呢？
汽車一直開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門口。剛下車，就過來一個穿著軍衣，戴著國民黨帽徽的人接我們。我吃了一驚，難道真如白匪說的那樣，紅軍投降國民黨了嗎？我被騙了嗎？跑吧，又怕跑不掉，只好硬著頭皮跟進去。他把我帶到一間小房子里，和氣地招呼我說：“可別出門亂跑，免得惹事。”
接著，他出去給我拿了一床棉被和一套灰色的新棉軍衣來。“這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仔細地想著，覺得他這些舉動，都不象國民黨當官的樣子，心里才比較安定了些，但仍然不相信這就是紅軍的地方。他給我的帽子，我也不敢戴。五天過去了，一位干部找我談話。他好象看透我的心思一樣，一開口就說：“八路軍就是過去的紅軍，是為了團結抗日才改編的，它還是共產黨的隊伍，總部在陜北延安……”
“陜北！我聽說過……”沒等他說完，我就一下跳起來了，并把自己的遭遇全都向他倒了出來。幾天來的悶葫蘆打開了，心里亮堂了，連房子也好象一下亮了許多。他也替我高興，并告訴我說：“過幾天有汽車去延安，可以把你帶去。”又說，“你到了這里，就算到了家了。”是的，這時我真的象到了家了，興奮得不知怎么才好。
到了延安以后，我被編在總部通訊連當通信兵。有一天，我到北門外的一個窯洞里去送信，遇到一位瘦瘦的首長。他聽我是四川口音，又看我個子不大，就問我過去是哪個部隊的？我說是西路軍回來的。他一聽我是西路軍突圍出來的，親熱極了，忙搬了凳子給我坐下，又倒了杯茶遞給我。我看看這位首長，和我穿的一樣衣服，一點架子都沒有，也就毫無拘束地坐下來。他笑著說：“真巧，我也是西路軍回來的。”
象是見了老朋友一樣，一路上的千辛萬苦，一下子都在腦子里集攏起來。我恨不得一F子都講給他聽，但又不知從哪兒說起。經他一問，我就談起來。
等我說完的時候，他問我：“你可知道西路軍的總指揮是誰？”
“徐向前！”我毫不遲疑地回答了。
“你認識嗎？”
“見過面，記不清了。”
這時，他象逗孩子似地笑了笑說：“你看我象不象？”
“啊！”我猛地站了起來，一下就看清了：“真是您！”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
誰能想到呢？在我面前的就是我們過去的總指揮。我真后悔不該把自己的苦談得那么多，站在那里不知該怎么才好。這時，徐向前同志也站起來，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說：“向東走，這條路算走對了。”
直到回到住處，我還一直在想著，總指揮他那堅定而又親切的音容笑貌，似乎在哪里見過、聽過。我后悔起來，為什么沒問他一聲，“您是不是在月亮底下教我們向東走的那個指揮員？”如果不是您，那又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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