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如果不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并“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頁。)。 新中國成立時，經歷了多年戰亂的中國千瘡百孔，國民經濟瀕于崩潰，形勢異常嚴峻。中國共產黨接手的是一個“飽經磨難的”、“被從幾個方向上深刻撕裂的社會” (參見〔美〕李侃如：《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頁。) ，“社會及組織機制支離破碎，公共秩序混亂，道德水準衰敗，經過戰爭蹂躪的經濟承受著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的沉重壓力。中國在經濟上的赤貧和軍事上的極度落后，給領導人富強國家的目標造成了巨大的障礙”(〔美〕費正清、麥克法夸爾：《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57頁。)， 因此保障民生事關國民經濟能否迅速恢復、新生政權能否維持和鞏固、人民群眾能否擁護共產黨執政等一系列根本問題。這期間，毛澤東大量審閱反映人民生活問題的文件，并做出批示，督促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 根據對現有文獻的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建國到1956年末，毛澤東關于民生問題的文章、講話、批示、書信等總計超過130篇。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解決民生問題的基本思路。

　　一、1949-1956年毛澤東關于民生問題

　　的思想和實踐契合了當時的歷史條件建國初期，毛澤東繼承并發展了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民生理論。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決定了民生問題的重點必須放在保障和改善人民的基本生活、文化教育、公共安全等方面。

　　(一)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生活。

　　毛澤東一貫重視人民的基本生活問題。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并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我們實行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就會擁護我們。我們也要給小手工業者找出路，維持他們的生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399頁。)。后來，在談到蘇聯的教訓時，毛澤東指出，“蘇聯的辦法是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與此同時，解決城鎮居民住房問題顯得同樣迫切，1951年毛澤東為解決北京房荒做出批示：“現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滿，必須有計劃地建筑新房，修理舊房，滿足人民的需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年版，第131頁。)

　　醫療衛生事關人民生命健康，為此毛澤東多次做出批示。以學生健康為例，他曾指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413頁。)他還要求全國各級黨委“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頁。)。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下，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愛國衛生運動，極大地改善了人民健康和城鄉衛生狀況。在恢復經濟的過程中，開源節流是一項基本原則，但毛澤東強調，“在實施增產節約的同時，必須注意職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記后一方面，那是不對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頁。)。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任編輯：張湘憶(實習)、孫琳)

　　毛澤東同樣關心就業、養老問題的解決。針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失業問題，他明確指出：“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業已開始著手采取救濟和安置失業人員的辦法，以期有步驟地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69頁。)， “必須認真地進行對于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于災民的救濟工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冊，第395頁。)當得知有一些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時，毛澤東批示道：“生計太困難者，先行接濟，不使挨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373 頁。)

　　在處理經濟發展和保障民生的關系時，毛澤東堅持適當安排、統籌兼顧，注意照顧不同利益。例如，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國家預算要保證重點建設又要照顧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業有所增加，人民是高興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票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復地解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59頁。)

　　(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建國以前，人民群眾被封建、奴化和迷信思想所控制，文盲比重很大。為改變這種面貌，使廣大人民成為具有更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的新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多次就教育問題提出要求。

　　1951年2月，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黨內通報提出，“土改完成，立即轉入生產、教育兩大工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127頁。)，把教育問題提到重要議事日程。當看到兒童讀物奇缺的報告時，毛澤東對有關負責人明確批示：“你們可以照你們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頁。)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教育部黨組關于大中小學教育和掃盲運動等問題的報告，報告就五年內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的規模提出了具體目標，即從 1952到1957年的五年里，“高等學校學生增加百分之二一八點二，增設高等學校九十五所……中等學校學生增加百分之二三○點四，增設中等學校三千五百所;小學學生增加百分之四○點九，增設小學七萬所;工、農業余初等學校學生增加十三倍，掃除工農文盲一億七千萬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頁。)。到黨的八大以前，文化教育和掃盲運動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群眾的素質不斷提升。

　　1956年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中，把下一階段目標定位于“在全國各地區努力掃除文盲，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文字改革，逐步地舉辦工農業余小學和中學，保證工農群眾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頁。)，為進一步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提出了明確要求。

　　(三)保障人民公共安全。

　　為鞏固新生政權，根除嚴重威脅人民群眾安全的土匪和反革命分子，建國后中共中央、毛澤東制定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 (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領導人民群眾開展了大規模的剿匪鎮反行動，于1951年基本完成任務，極大地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

　　穩定經濟秩序、抑制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不僅是人民所需，也可以贏得愛國民主人士和民族資本家對共產黨執政的信任。在七屆三中全會的書面報告中，毛澤東指出：“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業，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71頁。)到1952年，全國物價基本趨于穩定，黨和政府運用經濟杠桿取得明顯成效。

　　毛澤東還高度重視水利建設，為治理幾千年來危害人民群眾的水患，他多次就治理淮河、黃河、海河等做出批示，要求“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不宜久延，請督促早日勘測，早日做好計劃，早日開工”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85、86頁。)。 “毛澤東對水利的關心和重視是一貫的。為人民造福，是他在發展水利事業的基本指導思想。”(《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1頁。)在他的要求下，政務院從1950年起，每年都針對主要江河的水患多發流域，大力開展水利建設，極大地“減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有力地保障并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101頁。)。

　　二、1949-1956年毛澤東關于民生問題

　　的思想和實踐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點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內憂與外患并存，這個時期毛澤東關于民生問題的思想與實踐同建國以前和改革開放以后黨的民生理論與實踐都有明顯區別，既要贏得人民對共產黨執政的信任，鞏固新生政權，又要量力而行，以重工業為核心，保持對戰爭的警惕性，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與政治革命同步，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

　　毛澤東把完成民主革命時期的遺留任務作為保障民生的重要前提，并把兩者結合起來，同步推進。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對內消滅殘余的反動勢力，確保國內和平穩定，還要對外抗擊來自帝國主義的侵擾。毛澤東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提出總的方針“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398頁。)。與此同時，人民雖然為新中國誕生感到無比振奮，但同時也對國家的未來感到不安和焦慮。毛澤東曾描述道：“現在我們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搞得很緊張，他們皇皇不可終日，很不滿。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的工人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也不滿意我們。在大部分農村，由于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糧，農民也有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398頁。)這個時候如果不重視保障民生，就傷害了執政基礎，新生政權不可能穩固。

　　解決民生問題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實際。建國初期生產生活資料極端匱乏，因此利用當時的一切資源盡可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重要意義。1955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指出：“我們不否認，我國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還是比較低的。但是，人民需要的滿足決定于生產力的水平，決定于社會所擁有的現有物質資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須建立在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頁。)正是在尊重客觀現實的基礎上，中國才能夠取得巨大的發展，正如國外學者所評價的： “這個國家已在工業化的道路上起步，經濟增長速度給人以深刻印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雖然不大，但卻是頗為令人矚目的提高。”(〔美〕費正清、麥克法夸爾：《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57頁。)

　　(二)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工業建設的大局之間尋求平衡。

　　這一時期，如何利用十分有限的資金既保證工業建設，又同時改善人民生活，一直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關注的重點。

　　一方面，重工業是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中心，一切建設都要服從這個大局。例如，1953年陳云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會議上的報告要點稿》里提到：“目前的重點是只能放在國家工業建設，只有走這條路，達到改善民生的目的會更快些。”(《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 頁。)這種思想與當時歷史條件下照搬蘇聯模式有密切關系，是當時對外政策“一邊倒”的必然結果。

　　另一方面，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國家也不能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生產。毛澤東指出：“所謂工業為重點，并不是說對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顧，相反，是應當照顧的”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321頁。)，因為“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所以“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4頁。)。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不僅有利于保障民生，而且促進了重工業的發展。

　　(三)毛澤東親力親為與中央領導集體群策群力的有機統一。

　　毛澤東利用有限的時間與基層群眾保持通信，耐心詢問他們的疾苦，他還身體力行，用自己的工資和稿費接濟生活有困難的群眾。1952年，毛澤東在給易南屏的信中提到：“寄上人民幣三百萬元，借佐醫藥費用。鄉間情形，尚祈時示一二。”(《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頁。)“三百萬元” 為當時舊幣，相當于新幣三百元。 1955年，在給譚世瑛的信中提到：“情況困難，甚表同情，寄上人民幣三百元，聊為杯水之助。如有所需，尚望續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 101頁。)從1949到1956年，毛澤東以個人身份匯款給困難群眾的信件就有數十封，這些資助未花國家一分錢，彰顯了他對人民樸素而真摯的感情。通過書信，毛澤東掌握了人民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這一時期，周恩來、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也從具體實踐出發，為保障民生積極努力。例如，周恩來曾指出：“在我們的國家里，經濟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充分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須不斷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頁。)劉少奇也在八大上指出：“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改善職工生活，對于提高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具有重大的作用。”(《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頁。)

　　三、1949-1956年毛澤東關于民生

　　問題的思想和實踐的歷史評價這一時期，毛澤東關于民生問題的思想和實踐，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改善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贏得了民心，為鞏固新生政權，恢復經濟社會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和黨的執政地位奠定了基礎。

　　改善民生的實踐有效地滿足了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求，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獲得了群眾的支持。“新中國是一個人人感覺自豪的國家--控制了通貨膨脹，廢除了外國人的特權，鏟除了腐化，公民們都參加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如修理公共設施，開展掃盲運動，防止疾病……，等等。”(〔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頁。)1954年湖南韶山鄉全體農民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全鄉農民大家富裕，共同上升，增加了生產，改善了生活，并以更多的糧食支援國家建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640頁。)正如薄一波所言：“我國的工業化和我國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密切結合著的……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之所以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就是因為這一事業不僅同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同人民群眾當前的切身利益也是一致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245頁。)

　　(二)為完成這一時期的各項歷史任務奠定了基礎。

　　民生的改善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他們踴躍參加經濟社會恢復和發展的各項任務。李富春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總結道：“全國解放以來，我國各民族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是逐步地提高的。……由于物價的穩定，就業人數的增加，工資的提高，農村中土地制度的改革，城鄉人民的收入都有增加，人民的物質生活相當地改善了，文化生活也隨著活躍起來了。”(《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 頁。)中國共產黨在民生問題上取得的成績，極大地推進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社會主義改造等重大任務的完成。“在毛的領導下，中國人民不愁吃穿，沒有失業，生活安定，他們個個都有一種自豪感，人人爭做貢獻。”(〔美〕R特里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頁。)同時由于黨和政府重視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也為穩定國內局勢、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為新時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積累了經驗。

　　毛澤東民生思想與實踐具有一個重要前提，即“最有決定性的是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國繁榮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復她的地位”(〔美〕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頁。)。正是基于這樣的愿景，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民生問題做出很多艱辛而又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為中國共產黨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借鑒。從提出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檢驗各項工作得失成敗的標準到黨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再到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的過程中，積極改善民生，努力為人民群眾謀福利。

　　當然，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毛澤東關于民生問題的思想和實踐也是處于探索當中，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存在著時代局限性。

　　(一)照搬蘇聯的發展方式和階級斗爭的思維定勢成為進一步改善民生的最大障礙。

　　建國后，“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我們黨把蘇聯發展重工業的道路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輕工業的道路作為兩條對立的工業化道路在認識”。 (石仲泉：《毛澤東的艱辛開拓》，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頁。)這種觀念導致中國與其他效仿蘇聯的東歐國家一樣，在實踐中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損害。雖然毛澤東等人一直對照抄蘇聯“不滿意，心情不舒暢”，要求以獨立思考的精神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并且蘇共二十大破除對斯大林的迷信等歷史事件都為這一探索提供了難得的契機，然而隨后出現的波匈事件、國內罷工罷課、大鳴大放等又令毛澤東錯誤估計了階級斗爭形勢，致使改善民生的各種努力中斷。

　　(二)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對民生政策重視不足，成效不明顯。

　　一方面，由于國家把建設重點主要放在重工業上，導致一些地方偏重發展軍事工業、機械制造業，忽視農業、輕工業和商業，造成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夠明顯。這個問題在八大以后也未得到有效解決。另一方面，由于“五反”運動過度打壓民族資本，“一度造成社會上的緊張氣氛，資本家驚惶不安，私營企業生產下降，市場清淡，稅收減少，失業工人增多，基本建設項目紛紛推遲”(《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226頁)這些失誤對人民日常生活造成不良影響。

　　(三)解決民生問題的思路處在起步階段，對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準備不足。

　　如在鎮反運動中，有些地方和干部把“‘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片面理解為‘寬大無邊’，致使一些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使長期受他們欺壓的群眾感到不安”(《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第47頁。)。又如在合作化過程中出現了新的富農階層，致使農村兩極分化重新出現。毛澤東于1955年指出：“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255頁。)

　　總的來看，1949-1956年毛澤東初步形成了解決民生問題的思想，并積極付諸實踐。雖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實踐中存在一些偏差，但依然取得了重大成就，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作出了貢獻。毛澤東的艱辛探索為中國共產黨解決民生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作者鄭云天，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北京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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