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一個建議

沙黑

近讀《毛澤東選集》，因發現舊版與新版有一條注釋不同，涉及當年西路軍問題，故上網查找相關論文以求弄清，看到了“紅橋山”等網上作家的文章。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

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的最后的破產。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一九九一年二月在《第二版出版說明》中說，“這次校訂，在六十年代工作的基礎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來史料收集和學術研究的成果，對注釋文又作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增補。”

大約正因這樣吧，對毛澤東這句話的注釋也就出現了不同。其一九九一年版是這樣注釋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并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達甘肅會寧。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

而這條注釋在一九六四年版是這樣寫的：

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后，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仍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后，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余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對照二者，后寫的確實比先前的稍有具體了些，然而有一句話是含糊其詞的，即“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這句話，可分為前后兩截，可以說，后一截“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的指導方面的原因，只能聯系前一截的一句話來理解了：“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

雖然在這樣短的一條注釋中說清楚全部真相是不可能的，但像一九九一年版這樣寫，也是不妥的。經查網絡上關于“西路軍”失敗原因的爭論，歷史真相其實很清楚，并不能推翻毛澤東當年的論述：

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的最后的破產。

而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并無必要語及張國燾的深層動機，所以沒有談，其實張國燾的個人深層動機很清楚，署名“紅橋山”的網絡文章中說得當是不差：

張國燾連夜趕到漳縣四方面軍前方，對四方面軍將領哭訴：“我這個主席干不了啦，讓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陜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而后，堅持西渡方案，獲徐向前等四方面軍高級將領支持，決定西進。并電令在岷州的朱德、陳昌浩來漳縣再次會商，同時令部隊調動，準備西渡。 可以看出，張國燾主張西渡，主要目的是不愿與中央會合，怕“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錯誤被清算。這就是毛澤東說他“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的歷史緣由。

因此，建議“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下一次新版這套《毛澤東選集》時，吸取當前網絡爭鳴所揭示出的“西路軍”失敗真相，從而把這條注釋寫得更正確更明確些，從而不給歪曲事實、污蔑黨史的人以可趁之機。

附1：還西路軍以歷史的本來面目

——對《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一條注釋的辨析

孫煥臻1

內容提要：本文引用中央文獻室公布的資料就西路軍西征的由來，失敗的經過及其原因加以闡述和辨析。

關鍵詞：中央軍委  西路軍  張國燾   西征   失敗

關于西路軍的問題，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中，已作結論：“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個結論是客觀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實的。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第[25]條注釋“西路軍”（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頁），其中說“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在表述上似乎給人一種與史實不完全符合的感覺。筆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專家和同仁。

一、西路軍西征的由來

西路軍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而是張國燾嚴重錯誤造成的既成事實，圍繞這個問題大體經歷了三次大的斗爭。

第一次斗爭，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斗爭重點圍繞紅四方面軍是北進，還是西進。

紅二、四方面軍1936年6月會師后，張國燾雖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他企圖拉攏紅二方面軍支持他的反黨活動，遭到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堅決抵抗。經過朱德、任弼時，賀龍等力爭，終于迫使張同意兩軍一起北上與中央會合的行動方針。

黨中央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迎接全國的抗日高潮，于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后，合力奪取寧夏的戰役計劃，明確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軍的任務是在甘南活動，消滅毛炳文、王均部，發展蘇區，準備冬季新的行動。”[②]9月14日，中央軍革委又為占領寧夏，對三支紅軍主力的行動作出具體的部署，特別強調，“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并不使妨礙爾后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③]此后中央又多次強調，“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④]“奪取寧夏是打通蘇聯、發展紅軍，開展西北局面和對日作戰的樞紐。我們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一環。”[⑤]對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針，中央明確指出：紅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后，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強調，奪取寧夏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千祁留意，至禱至盼。”[⑥]

但此時張國燾又對北進方針動搖，于9月21日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地區，掉頭西進，打算迅速從蘭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進到涼州、永登地區，并認為先機占領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環”。實際仍不愿放棄脫離中央自成一個局面的企圖。經朱德等同志的堅決抵制和斗爭，并發電給中央：張不同意靜會戰役計劃，擬根本推翻，“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的，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⑦]又經中央的耐心說服與挽救；[⑧]加之在蘭州以西渡河困難，張國燾才不得不暫時放棄西進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繼續北進，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紅軍終于勝利會師。可以說，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既是戰勝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追剿和克服極端艱險的自然環境的勝利，又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退卻路線的勝利。

第二次斗爭，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圍繞對待寧夏戰役，是堅決執行中央部署“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首先應集中注意力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還是急于要四方面軍渡河西進？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中央軍革委把寧夏戰役作為在政治上軍事上打開新局面的決定的一環，抓緊進行部署。為此，中革軍委于10月11日下達了《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各方面軍作好渡河和攻擊寧夏的準備，從11月中旬起，以紅一方面軍的西方野戰軍全部和紅四方面軍三個軍，進攻寧夏，以紅四方面軍的另兩個軍，紅二方面軍全部和陜甘寧軍區獨立師，組成向南防御部隊。[⑨]為了實現寧夏戰役計劃，中革軍委命令，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區集結；二、四方面軍轉進至黃河以東，西蘭大道以北的通馬靜會隆地區休整補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戰役各項準備后，開始北攻寧夏，向南防御，阻敵北援。這是一個符合實際的完整慎密的作戰計劃。

但張國燾仍對中央有二心，繼續其分裂主義路線，企圖利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機會，將四方面軍全部渡過黃河西進，不去寧夏，而到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占塊地盤，搞“獨立王國”。

為了第一步擊破南敵，給第二步北攻寧夏作準備和配合河東地區擊破南敵，黨中央于10月24日電令“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10月25日又電令“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30軍渡河后，兩軍迅速占領黃河彎曲處西岸頭盧塘、井眼堡、大營磐、三塘驛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申，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之定遠營”。[⑩]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圍繞擊破南敵，北攻寧夏作準備。而張國燾卻抓住這個機會，準備推行其四方面軍全部渡河西進計劃。從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將30軍渡過黃河，還把總指揮部，九軍和五軍團，也陸續渡過河。中央發現后，毛澤東于10月26日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11]中央雖三令五申電張，按寧夏戰役的統一部署辦，但張終是不聽；置中央軍革委命彭德懷、劉伯承準備組織的海（原）打（拉池）戰役，重點打擊南敵這個全局于不顧，擅令四軍三十一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結果使海打戰役計劃落空。由于未能擊破南敵，致使我奪取寧夏計劃被迫中止執行。對此，彭總在回憶中，曾尖銳指出：“張國燾多次破壞了作戰部署，使我們不得不放棄豫旺以西大塊土地。如果我軍當時把王均部消滅……我軍就可能控制蘭州和西蘭公路以至甘肅全省。”[12]

第三次斗爭，是在11月上旬，主要圍繞河西的四方面軍是孤軍西進至涼州，還是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

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敵之阻擊，占領一條山和五佛寺一線。當時中央令四方面軍過河的主要目的，是為實施寧夏戰役作準備，并于10月28日電示強調：“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13]10月30日又電令河西部隊暫控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敵后繼續北取寧夏。在此，既明確指示四方面軍過河的任務目的，強調“緊靠作戰”，“北取寧夏”，又有警示張國燾，不要違背中央的意圖，擅自令四方面軍孤軍西進，被“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

然而，由于紅四方面軍前線領導人沒有從根本上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影響，沒有深刻的理解中央意圖，于是在11月初，即因該地人煙稀少、糧缺水咸，加上連日激戰，大部隊不能久停為由，數電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請示河西部隊行動方針，并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決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11月3日中革軍委致電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4]但張國燾卻于11月5日致電河西部隊，指令他們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在此，張完全無視中央的戰略意圖和指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針，而強調的是“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雖然張也看到被敵隔斷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電令陳昌浩等，“不可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15]又是“不可妨礙”，又是“不受一切牽制”。當然是指中央“妨礙”，“牽制”。這就從根本上與中央的方針相對立。由此種下了以后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正是根據張國燾的這些指示，河西部隊于11月6日向中革軍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至此時，木已成舟，中革軍委也只有電示“徐、陳向涼州進”，但仍強調他們：“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并于8日致電張國燾并陳昌浩等，答復徐、陳等七同志11月7日來電要求組織前委和軍分會，指出：“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其余名單照來電批準。[16]

這就是西路軍稱謂和西征的由來，在這里不難看出，西路軍之形成是張國燾，對抗中央統一戰略部署的產物，中共中央軍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中央對張國燾的分裂路線，既要堅持原則，以大局為重進行斗爭，又要注意團結，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決策上，采取協商態度，因勢利導，甚至作出必要的讓步。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關于“西路軍”的注釋中，肯定地說：“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似有不夠確切之嫌，或者說容易引起讀者的誤解。因此在此提出與注者商榷。

二、西路軍失敗經過

從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軍歷經4個多月浴血奮戰，終遭失敗，經過如何？

黨中央從一開始就時刻把西路軍的安危縈懷心頭，怕其被敵隔斷各個擊破。11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詢問：“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取得接濟的把握否？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的情形？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同西進比較困難更大，下決心西進。12日復電中央：“我們計劃第一步進占涼州、永昌，略作休整補充；第二步進占甘州、肅州，爭取年前接通新疆”。[17]因此，就戰略方向是東返還是西進，中央一再征求西路軍領導人的意見，絲毫沒有強加之意。這時，在11月1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時，毛澤東在作的報告和結論中，明確指出，“紅軍行動主要是向東”，并指出：“四方面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18]以上不難看出，決不是有人所說的是“中央軍委選擇了河西作為戰略方向”。[19]人大

西路軍貿然西進，11月15日占領古浪，18日占領永昌，21日占領山丹，進入甘北地區。11月16日至18日，九軍在古浪一帶同馬匪五個旅激戰，殲敵二千余人，我軍亦損失近半，撤出古浪。從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紅軍共殲敵五六千人，西路軍也減至一萬八千余人。這時徐向前認為，馬匪主力并未擊潰，紅軍有生力量日減，又無根據地，難以補充，是否冷靜分析一下形勢，以正確決定今后行動方向。但陳昌浩并未考慮這一正確意見，繼續按原計劃西進。

此時，河東形勢發生了對我有利的變化。11月21日，紅軍主力在中革軍委的正確指揮下，取得全殲胡宗南部一個師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敵對我之進攻。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其和平解決，我黨與張、楊公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又電西路軍，要其在永昌地區休整，伺機以主力東打，向駐蘭州的東北軍靠近，以便返回黃河以東。12月23日陳昌浩復電中央，認為接通新疆取得國際援助是目前“整個抗日陣線的迫切與極大要求”，西路軍雖已付出重大代價，但完成這一任務已無問題；如果東進，路程過遠，易遭敵騎兵截擊，“傷亡掉隊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達蘭州，至多只能起到鞏固蘭州的作用，策應主力行動其作用不大。”12月24日，中革軍委致電西路軍，指出：從整個戰略考慮，“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達到靜寧、會寧地區與東北軍靠近，并可有力推動時局發展。然而，陳昌浩仍然沒有認真考慮。[20]張顯然，中央軍委要西路軍東進，決不單是為了策應河東主力紅軍，更重要的是從整個戰略全局著眼，也是為西路軍免遭因孤軍深入，被敵隔斷并各個擊破的安危著想。而一再堅持西進，孤軍深入，不愿東返，則是陳昌浩所堅持的。怎么反說中央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缺乏長遠的戰略布置，致使西路軍的任務變得飄忽不定”？[21]

為了更清楚了解這段史實，不妨重溫一下這期間中央領導致西路軍的部分電報：

11月18日，毛澤東等復電徐、陳，強調：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進占去，紅軍回旋余地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距毛炳文。同時，加緊軍事訓練，恢復體力，檢查政治工作，教育每個指揮員會做群眾工作，與人民發生良好關系……電報還指出：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偏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同時致電張國燾等強調河東紅軍“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22]

11月20日毛澤東等致電徐、陳，指出：“主力在永昌，肅州之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以小部進占安西、敦煌”。23日又致電，指出：遠方（指蘇聯）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你們作戰方法應“集中最大兵力，包圍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鉗制敵之余部。如此方能從敵取得補充，方能予敵以重創，根本消滅其戰斗力，方能使敵知所警戒。應該力避如過去一樣的消耗戰，提倡集中兵力包圍消滅其一部的消滅戰，為此方能解決問題。”25日，再致電徐、陳：“毛炳文東撤利于你們發展。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后，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接著，該電又具體指出了戰勝敵人的八項軍事原則。“關于作戰方面：（一）集中兩個主力軍于一個有利陣地打馬部，不管敵是兩三個團還是五六個團，概用此法。（二）敵少，則主力從兩翼包圍，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敵后。（三）敵多，則以一部鉗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圍其一翼。（四）不論敵多敵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兩翼包圍時，不可平分兵力，應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兩團以上之敵，二兄均宜親自指揮，親自看地形，親授干部以機宜。惟須十分注意蔭蔽，一切高級干部均應教育他們蔭蔽，避免無益犧牲。（七）估計不能勝利之仗不打。（八）總之，不打則已，打則必須有所繳獲。與其擊潰敵許多團，不如干凈消滅敵人一個團。望酌行之”。[23]這是打破敵包圍，戰勝敵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戰原則。這些作戰原則都已為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的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所證明。可惜，西路軍的前線主要指揮員陳昌浩等并未認真實行。

從這些電報，至少我們可以看出三點：其一，黨中央極為關心西路軍的安危，擔心其被隔斷各個擊破；并且為盡力挽救西路軍免遭失敗，多次指示其行動方針，作戰的軍事原則，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原則以及著眼點放在建設根據地上；尤其強調，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其二，西進不僅自然環境不利，就是蘇聯也不支持，最好東進，至少也應保持東面的回旋余地；其三，河東、河西紅軍都應從全局出發，互相配合，互相策應；而不是單純一方策應另一方。試想，若是西路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動方針，軍事原則和政治工作去辦，每占領一個地方，應把著眼點放在“為創河西抗日根據地而奮斗”[24]上，會“付出極大犧牲，彈盡糧絕，兵敗祁涼”嗎？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勢變化，西路軍錯過東返時機，向西越走越遠，亦愈益不利，終招失敗。12月30日占領臨澤，1937年1月1日占領高臺。這里回漢雜居，人煙稀少，群眾基礎差，難以立足。紅軍只有消耗，而無補充。加之南靠祁連山，北臨沙漠和大山。部隊就在這幾十里寬的狹窄地帶。而陳昌浩把部隊從東向西擺成一字長蛇陣，分兵防守幾個支點，被動挨打，險入馬匪的四面包圍之中。當馬匪結全部主力來決戰時，西路軍亦采取以硬對硬，準備決戰。結果，當1月12日敵三個旅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圍攻高臺，我紅五軍團據城堅守待援，而援軍中途遭敵阻擊，大部傷亡，至1月20日，五軍團3000英勇健兒，雖前仆后繼，浴血奮戰，終遭全軍覆沒，軍團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壯烈犧牲。這一戰，實質是西路軍走向失敗的開始。此時，西路軍已剩下不到1萬人了，全部集中在張掖縣的倪家營子。黨中央獲悉西路軍危機，遂命劉伯承張浩組成援西軍，明確指示援西軍的任務是“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向西進，因為現在已經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時，還通過政治談判，表示愿付重金，爭取“二馬”停止對西路軍的追擊，以救援西路軍。這本是鐵的事實，而有人卻全然不顧，說什么“西路軍正是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增加了我黨在談判桌上的份量”。[25]

2月21日，西路軍鑒于在倪家營子困守無望，遂決定回師東返，到達甘州山洞堡一帶。在此，擊潰追敵一個旅，全殲敵憲兵團800人。如果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繼續東進，仍有擺脫困境，實現與援西軍會合的希望。然而，陳昌浩卻過高估計了這一仗的意義，認為敵我力量已起了重大變化，敵人的銳氣被挫傷了，要繼續西進，重返倪家營子，占領甘北。[26]致使西路軍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絕境。至三月中旬，西路軍幾近全軍覆滅，遭到失敗。

這時，中央利用統戰關系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名西路軍干部、戰士先后回到陜甘寧邊區。

三、關于戰略方向的選擇

戰略總任務，戰略方針，戰略方向三者緊密聯系，辯證統一。其基本關系是：戰略總任務決定戰略方針，戰略方針是實現戰略總任務的保證；戰略方針規定戰略方向，戰略方向體現戰略方針。戰略方向選擇錯誤，就不能保證實施戰略方針，當然，也就影響戰略總任務的完成。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戰略任務是：團結內部，聯合友軍，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達逼蔣抗日，停止內戰，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抗日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根據此戰略任務，1936年8月，黨中央提出的基本戰略方針是：逼蔣抗日，聯合友軍，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蘇聯，鞏固和發展西北根據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肅以東，根據此基本方針，中央又作了具體的戰略部署，其中“四方面軍占領臨潭、岷縣、漳縣、渭源、武山、通渭地區，盡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7]至9月，中央又具體部署了攻占寧夏的戰役計劃。其中，四方面軍主要控制西蘭大道，阻止胡宗南西進，10月底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并明確指出：“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還特別強調，寧夏戰役是“對于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要求“三個方面軍需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28]

據此戰略部署，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黨中央軍委，多次致電，反復強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三支紅軍主力要緊密配合。假如一方面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而失敗；四方面軍獨攻甘西也要失敗。如此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寧夏方免此失”。因此，“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但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的一環”。[29]

張國燾從其分裂主義路線出發，表面上同意黨中央的戰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搗鬼，總想把四方面軍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獨立王國”，同中央分庭抗禮。因此，在戰略方向選擇上，在三支紅軍主力會師前，他企圖西進而反對北進；會師之后，張國燾又根本不顧中央的統一部署，擅令四方面軍主力西進“出涼州”而“不愿出寧夏”，致使海打戰役計劃被破壞，寧夏戰役計劃落空；進而造成四方面軍主力分兵西進甘北，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滅。然而，這一切，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西路軍廣大指戰員是不清楚的，或者說是不了解張國燾的包藏禍心的。當然，作為前線主要指揮員的陳昌浩軍事指揮失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考察西路軍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是真正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當然，西路軍的失敗，對于廣大西路軍指戰員來說是沒有責任的。同樣，這也是黨中央早已作出的另一合乎歷史事實的結論。當時，西路軍廣大指揮員并不知道張國燾另有野心，還以為這是黨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揚地踏上了征途。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繼，英勇奮斗，同優勢的敵人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附2：雙石：西渡黃河·西路軍問題再考辯--簡版縮寫（1）

　　中共中央西渡黃河的目的是為了寧夏戰役計劃，但張國燾的想法卻不同：他的意圖是紅四方面軍部隊渡河后即轉向西進，奪取河西走廊，獨創一片天地，以實力取得在黨內斗爭中的有利地位。關于這個想法，他國外流亡時寫下的回憶文字中并不隱諱，而且稱他的這個想法得到了紅四方面軍領導層“多數人”的支持：“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待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進之前，張國燾不愿意紅四方面軍部隊與國民黨中央軍硬碰，這個實力要用在渡河西進解決“馬家軍”上——當時中央也好，張國燾也好，都對馬家軍的力量估計過低。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㈠（簡版縮寫）

　　西路軍失敗成因問題，主要可以歸結于以下幾個關鍵性節點中：

一、西渡黃河

㈠西渡黃河究竟是為了什么？

　　這個問題要分兩點來說，因為中央的目的與張國燾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⒈中共中央的目的

　　西渡黃河的目的是執行中共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紅四方面軍以三個軍的部隊渡河作戰，也是中央在“十月份作戰綱領”里作出的渡河作戰兵力劃分。但十月份作戰綱領不是作戰命令，只是一個意圖，渡河作戰也不是十月份的內容。中央預計的渡河作戰時間是11月中旬以后，其原因有三：
　　⑴共產國際援助物資預計12月才運至中蒙邊境，運抵預定接濟地點定遠營（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的時間更靠后，紅軍渡河后要在定遠營取得援助物資后才能攻擊銀川等堅城。否則紅軍將徘徊于堅城與沙漠之間，難以生存。
　　⑵在同心城一線集結的紅一方面軍渡河部隊因造船技術的原因，只能在結冰季節履冰渡河。
　　⑶要接應正向甘北（今寧夏南部）轉移的紅二方面軍部隊。
　　另外，渡河作戰的前提條件是要拒止南敵——保持西蘭大道十月份于我手，否則敵軍有可能長驅中寧、中衛一線，隔斷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渡河部隊。
　　這個任務主要是由紅四方面軍的部隊擔負。

⒉張國燾的目的

　　中共中央西渡黃河的目的是為了寧夏戰役計劃，但張國燾的想法卻不同：他的意圖是紅四方面軍部隊渡河后即轉向西進，奪取河西走廊，獨創一片天地，以實力取得在黨內斗爭中的有利地位。關于這個想法，他國外流亡時寫下的回憶文字中并不隱諱，而且稱他的這個想法得到了紅四方面軍領導層“多數人”的支持：“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待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進之前，張國燾不愿意紅四方面軍部隊與國民黨中央軍硬碰，這個實力要用在渡河西進解決“馬家軍”上——當時中央也好，張國燾也好，都對馬家軍的力量估計過低。

㈡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是奉誰的命令？

　　這個問題也得分別來說。
　　如果非要簡單地說，那就是：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三個軍中，只有紅三十軍渡河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認可的。另外兩個軍都是先斬后奏或斬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實后，中央被迫認可的。
　　還有，了解這段史實時一定要注意紅軍三軍會師后的指揮格局和背景：
　　⒈中共中央，位于陜北保安，除了中央書記處、軍委、中央等名義發出的電報，此間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署名發出的電報，均可以視為代表中央意圖；
　　⒉紅軍總部，以朱德、張國燾為代表，當時正從會寧到關橋堡的轉進途中。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期間，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被授權“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聯絡。”
　　⒊10月28日后，彭德懷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受命指揮河東三軍部隊，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針，組織實施海打戰役。

⒈紅三十軍西渡黃河事前得到了中央同意

　　紅一、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后，中央授權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并要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會商并“按照十月作戰綱領準備，作出寧夏戰役計劃綱要”。
　　10月16日，朱、張決定紅三十軍在靖遠黃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試渡，并提出三十軍渡河后九軍跟渡的建議。同時將中央要求的“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的“十月份保持西蘭大道于我手中”，改作“我軍以控制西蘭大路二十日以前在我手中”；將“十月份作戰綱領”中“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于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的努力造船”，改作“四方［面」軍于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九軍即速跟進”——縮減向南防御兵力，提前渡河時間并增加渡河兵力。
　　18日，朱、張電告中央，稱三十軍將于20日開始渡河，中央回電委婉提示“二十日渡河間題是否推遲數日”。三十軍20日試渡失敗。
　　23日，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在打拉池會面，彭德懷提出寧夏戰役部署，要點是：第一步，紅四方面軍三十軍、四軍兩個軍從靖遠渡河，渡河后奪取景泰并沿黃河西岸向中衛攻擊；第二步，紅一方面軍渡河部隊從寧武、金積方向渡河，以一部進取定遠營，接受國際援助物資，爾向進取銀川。這個部署得到了朱德、張國燾的同意。
　　24日10時，中央致電彭德懷，要其與朱德、張國燾商洽“先南后北”的方針：“準備在該地區與北進之敵進行決戰，企圖消滅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擊問題”，并指出“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爾后北進到海、靖線防御”。
　　這個方針的意圖是：先停止南敵進攻，再渡河實施寧夏戰役。
　　同時也說明，紅三十軍渡河，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認可的——也就是說，紅三十軍渡河，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
　　10月24日，紅三十軍再次發起強渡，獲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陳昌浩提出“三軍西渡”建議：“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
　　24日24時，中央致電彭德懷及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針：“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
　　25日，朱德、張國燾批準了徐向前、陳昌浩24日建議——請注意，不是中央！

⒉紅九軍渡河未得中央同意，是先斬后奏造成的既成事實

　　10月25日，紅三十軍全部渡河，徐向前、陳昌浩決定“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
　　同日，中央再電朱、張、徐、陳，再申“先南后北”方針，要求以九軍之外另一個軍跟進渡河，九軍用于對付南敵，待“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從中寧渡河”。
　　同日16時，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作出部署（彭德懷稱該電是發后才給他看的），提出四方面軍主力（三個軍）渡河，并表示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不便向定遠營前進，應“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和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認為“從五佛寺出中衛，或經蒙古包去取定遠營，一則地較窄，一則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
　　這也是說，要一方面軍從中衛以東的渡河部隊去占領定遠營。
　　26日1時半，中央在得知九軍正渡或已渡的消息后，指示“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同時重申“先南后北”方針：“等二三日后如真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目前，瞬[封]南村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
　　當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三十一軍也要過河，并稱他們自己當日17時也將過河指揮。
　　當日17時，朱德、張國燾批準徐向前、陳昌浩建議——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朱、張在該電中，再次表示紅四方面軍去取定遠營不便：“首先查由一條山經中衛去奪寧夏地區，或由中衛去取定遠營，一般地形條件如何，一條山、五佛寺一帶糧食情況如何，是否允許用四個軍去打中衛、北關須考慮”。
　　當晚2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同時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針，表示不同意三十一軍渡河：“四、五、三十一軍，二方面軍，應以打胡為中心，僅抗擊不夠，打法可采誘敵深入”。

⒊徐向前、陳昌浩建議紅四方面軍全軍渡河，要求中央“重決速示”

　　27日5時，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張國燾令“四方面軍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三十、九兩軍，即由你們中去一人指揮，迅速占領大蘆塘、眼井堡、大營盤、三塘釋、五佛寺地區，以一個軍向中衛延伸，一個軍準備奪取戰略要地定遠營”。
　　同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及中央，“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如果一、二方面軍可單獨完成寧夏戰役計劃，無須我們在技術力量上配合時，提議四方面軍亦須全部渡河”，要求中央“重決速示”。
　　28日，聶榮臻、左權、彭德懷等分別向中央報告張國燾“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追敵計劃”、“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枱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前廿五日間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同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陳昌浩要求“重決速示”電報后，發出緊急呼吁：“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更不能達到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把紅軍提到新階段，爭取抗日統一戰線勝利之目的。”

⒋紅五軍渡河也不是奉中央命令，是斬而不奏的既成事實

　　10月27日，徐向前、陳昌浩令紅五軍向靖遠東北方向牽制敵軍：“五軍轉移到靖遠東北方，鉗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
　　28日13時，徐、陳令五軍在完成任務后渡河：“五軍于牽引任務完成后，即開一條山、大盧塘、五佛寺線，扼阻九、三十兩軍之后路”。
　　當晚20時，朱德、張國燾予以批準——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⒌張國燾還擬以同樣方式調三十一軍渡河

　　10月28日16時，朱德、張國燾致電、陳與中央，擬令紅三十一軍渡河，并稱“如明晨八時前毛、周無回電，三十一軍即宜開和堡口渡河”。
　　19時，朱德、張國燾令“四方［面］軍之三十一軍速集中打拉池，四軍以一部遲滯敵人”，同時任命彭德懷前敵總指揮，指揮河西三軍部隊組織實施海打戰役。
　　15分鐘后，朱德、張國燾致電中央及徐陳，要改變海打戰役部署，擬再令三十一軍渡河：“三十一軍即跟三十、九兩軍后面，迅速渡河”，并稱“盼今晚十二時電復，如未得復，徐、陳即依此電執行”。
　　這是個霸王式“請示”，限定時間還從“明晨八時”提前到了“今晚十二時”。
　　中央次日12時回電，同意三十一軍渡河——已經過了張國燾限定的時間，只好承認既定事實；19時，朱德、張國燾電令三十一軍渡河。紅三十一軍當晚即趕赴渡口準備渡河。但彭德懷找張國燾“講理”后被調回，返回打拉池參加海打戰役。

⒍張國燾破壞海打戰役計劃，寧夏戰役瀕臨流產

　　30日7時，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部署，令紅四方面軍四、三十一軍部隊節節抵抗，誘敵深入。
　　3個半小時后，朱德、張國燾電調紅四、紅三十軍脫離預設戰場，海打戰役流產。
　　同日16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重申“先南后北”方針：“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同日，林育英向共產國際報告張國燾破壞海打戰役計劃：“中央軍委屢次命國燾堅決打擊南面追敵，只有停頓南敵之追擊，方能北取寧夏，但國燾畏敵過右，始終不愿執行命令，欲北進取得接濟后再打南敵”。
　　林育英在這里還是有個不大不小的誤判：其實張國燾連北進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還是西進。
　　31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亦向中央作了報告，并稱“明晨到總部與朱、賀、任再商再決，以便取得一致行動”——沒提張國燾。
　　11月1日，彭德懷到關橋堡紅軍總部，與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商決“海打大道以北尋機殲敵”，且得到“前敵總指揮統一調遣，朱、張不干預的堅決表示”。
　　至此，張國燾實際上失去了對河東紅軍部隊的指揮權。
　　這就是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全過程。

　　結論：只有紅三十軍渡河是事前得了中央同意的。三軍渡河是徐陳提出的建議，得到了張國燾的批準；徐、陳還口氣強硬地提出了四方面軍全軍渡河的建議，要中央“重決速示”；九軍、五軍渡河是以先斬后奏或斬而不奏的方式造成的既成事實；張國燾還擬以同樣方式調紅三十一軍渡河，因彭德懷的反對未果；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部署后，張國燾即釜底抽薪，將紅四、紅三十一軍調離戰場，破壞了海打戰役計劃。
　　這就是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的真相。所以，“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難以完整反映事實真相，徐向前、陳昌浩建議三軍渡河乃至全軍渡河，是違背中共中央“先南后北”方針的，在張國燾和中共中央兩個不同意圖之間，他們選擇的是執行張國燾的意圖！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以“朱張”署名的電報，有些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見——未得朱德同意而強行簽署聯名電，張國燾可是有多次“前科”的。當然，也不排除在緊急情況下朱德代張國燾簽署聯名電的可能——此間多次出現幾個小時甚至十來分鐘的間隔里，以“朱張”聯名簽署而意圖又完全相左（貫徹中央意圖與不貫徹中央意圖）的不同電報。
　　這個時候，張國燾已經很難封鎖朱德的發電權了。
　　然而，他對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的指揮權，仍然存在。

 
寧夏戰役計劃首長決心圖（還沒作標注，先湊合著看吧！）

　　關于有人對中央提出“作戰新計劃”又未通知西路軍而頗有意見，認為中央讓西路軍甘涼建立根據地是因為要西路軍牽制敵軍，“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掩護河東紅軍主力實施“作戰新計劃”！這屬于沒有根據的無端揣測。這是因為：其一、“作戰新計劃”是一個醞釀中的征求意見案，征詢意見的范圍包括了三個方面軍的代表人物，張國燾亦在被征詢意見之列并主持了朱、張、任、賀參加的秘密會議討論這個計劃并予以“原則同意”，張本人也未提出任何異議反而還繼續要求西路軍“獨立開展局面”；其二、“作戰新計劃”并沒有要求西路軍配合的內容，反而是彭德懷、毛澤東提出了以河東勝利來策應西路軍；其三、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起不到掩護河東紅軍主力南下的作用，“馬家軍”是地方軍閥，不會輕易為河東局面的改變而所動；其四、“作戰新計劃”實際上并沒有實施，既或付諸實施，河東防堵西路軍東返的敵軍部隊也會被為之調動，對西路軍西進和建立根據地反屬有利；其五、河東紅軍主力與西路軍之間不僅隔著一條黃河，還有敵大軍重重人墻，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難以“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
　　最后的事實是，河東紅軍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調動了毛炳文軍東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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