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友人傳來原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先生在《軍事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所撰文章《西路軍血戰河西的歷史反思》，石先生是官家學者，儼然權威啊!可石先生這篇文字的水準，卻是很不給石先生長臉爭彩啊!文中不加辯析以訛傳訛的史實多多，邏輯低級錯誤更是讓人不忍猝看，難道這就是所謂“黨史專家”的“專業”文字?于是筆者也寫了一些文字，用電子郵件發給了《軍事歷史研究》，希望他們能給個平臺讓我等草根學者與官府權威切蹉切蹉。可如今兩個多月過去了，《軍事歷史研究》仍然沒有回音。按慣例作者可以自由處理稿件了，于是雙某決定，索性將駁文網發了。

　　石先生如果愿意網絡切蹉，本人表示熱誠歡迎。

石仲泉《西路軍血戰河西的歷史反思》評析（上） 

雙石

　　近日，朋友知道筆者長期研究西路軍作戰問題，特將石文《反思》發我一覽(刊登在《軍事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且不論《反思》一文立場觀點是否經得起推敲，僅此文表露出的學風文風、學術態度就讓人很難認同。作者以“科學的歷史觀”和“歷史高度”為幌子，試圖借《反思》之文，論證其為《毛澤東選集》“加注條目”所謂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掩飾其《毛選》“加注條目”的諸多謬誤，旗幟鮮明的提出自己的新觀點。但有價值的內容卻不多而且還有諸多低級錯誤——真正的學者即或觀點有所不同，文中也不會有如此多的謬誤。

　　《反思》一文之謬誤，主要表現在邏輯混亂、生拉硬扯，是非不清、顛三倒四、隨意改造、觀點謬誤等方面。但文章意圖是明確的，即糾正中央決議，為顛覆西路軍歷史“正名”。

一、關于《反思》作者“話語權”的自白 

　　《反思》作者在文章正文之前，以主持人的身份表示：“我不是軍史專家，更不是西路軍史專家。但近10多年來，我實地考察了紅軍長征路，2013年又考察了西路軍遠征之路，從而對西路軍史有點話語權，更覺有責任回應網絡媒體在西路軍問題上污蔑中共和毛澤東的流言。”請問作者抬出自己考察履歷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了這些本錢，你既或自稱不是專家也應該是當然的專家了?當年的張國燾還實實在在走完了長征路哩，是不是他因此就有也有了當然的權威話語權?《反思》作者自稱因考察而有了話語權，怎么還是沒把西路軍1937年2月間返回倪家營子是從東往西還是從西往東整清楚弄明白呢，請問你是怎么考察的?

　　再者，這樣的“考察”，是不是真就有“天賦”的話語權？比如，《反思》作者要討論西路軍的話題，是不是應該先把主要當事人徐向前元帥的回憶錄有幾個版本弄清楚？比如哪個版本改了哪些？哪些內容是作者生前改的，哪些內容作者身后由別人改的？別人如果要與你討論的話，究竟以哪個版本為準？

　　由于自己都是一筆糊涂賬，《反思》一文非但沒有起到清除“污蔑中共和毛澤東的流言”這樣的作用，反而以“黨史權威專家”之口，想“坐實”西路軍失敗是黨中央戰略決策之誤，即“西路軍的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決策所決定的”，從而否定“西路軍向甘北前進和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中央政治局決議。

　　筆者不禁要問一句：以一段悖于歷史事實的《毛選》“加注條目”，就要糾正黨的歷史決議?這是誰給你這個權利和底氣。《反思》文中講到：“在新的《毛澤東選集》出版后，傳統觀點基本得到糾正，個別學者堅持傳統看法，但這不影響學界對西路軍的總體認識。”請問《反思》作者，什么是學界?學界的范圍有多大?哪些人算是學界?哪些人不是學界?草根學者算不算學界中人?所謂學界中贊同傳統看法者與反對傳統看法者各占多大比例，“總體認識”又是一個什么認識?你又是如何統計得出“個別”和“總體”的結論?

　　還有，《反思》作者提出“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是紅軍長征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且認為：“于情于理，西路軍征戰史都應是紅軍長征歷史的繼續，我將此視為紅軍長征的尾聲，或者說，是紅軍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這一認識都應得到認同。”這也就說，《反思》作者需要推銷自己觀點的時候，學界總體是個什么認識那是不管用的，只需要自己宣布“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這一認識都應得到認同”就行了!而要否定別人的學術觀點的時候，就可以抬出自設的“總體認識”，將不同觀點者打入“個別”這個“另冊”!請問《反思》作者，這是什么學風?這是什么文風?霸道不霸道?講理不講理?如果“學界”是指象牙塔中人，長征的學問做成了象牙塔中人才能問津的學問，請問由眾多草根完成的長征還有什么意義?

二、關于“西路軍是長征重要組成部分” 

　　《反思》一文認為：“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是紅軍長征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且認為：“于情于理，西路軍征戰史都應是紅軍長征歷史的繼續，我將此視為紅軍長征的尾聲，或者說，是紅軍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這一認識都應得到認同。”

　　這個觀點早已有之，并不是《反思》作者的新觀點、新認識和新發現，但并不為黨史軍史及官方所接受，《反思》則旗幟鮮明的贊同這一觀點，無疑是試圖說明西路軍的西進行動如同長征一樣，是中央的決策決定(紅軍各部長征也未必都是中央的決定)。照此推理，紀念紅軍長征八十周年活動應以此為準，即紀念紅軍長征不應在勝利會合之日，而應在西路軍失敗之時。

　　戰略目標及戰略決策是區分不同戰略任務和戰略行動的唯一標準。任何戰略行動的起始和終止都有其標志性的起點和終點，戰略目標的實現及戰略任務的完成就是戰略行動結束的標志。在實現戰略目標的過程中，戰略任務和戰略行動往往分階段有計劃有目的的組織實施，即戰略步驟;如果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沒有實現和達成，而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新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決策將取代原定的戰略目標，軍事行動則擔負新的戰略任務，即戰略轉折。戰略目標實現與否，決定著戰略行動終結與否。紅軍長征的戰略目標及戰略決策與西路軍沒有任何同一性，“于情于理”都說不通?！斗此肌飞踔烈?strong>“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這一認識都應得到認同”，不認同就是“無情無理”，請問這還是在談學術么?

　　關于紅軍長征的起始與結束，黨史軍史都有科學和明確的界定?！吨袊娛掳倏迫珪逢P于長征的條目的詮釋是：

　　長征（Long March）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撤離長江南北各蘇區，轉戰兩年后，跨越14個省，沖破國民黨軍數十萬兵力的圍追堵截，到達陜甘蘇區的戰略轉移行動。[]

　　這條詮釋對“長征”時間、空間的界定非常明確：以紅一方面軍1935年10月率先開始戰略轉移開始，迄至1936年10月三個方面軍勝利會合止。紅軍三個方面軍的會合，則是長征結束的標志。這是因為紅軍長征的戰略目標已經實現，紅軍將擔負新的戰略任務，中央及軍委為此制定新的戰略目標，即是繼續鞏固和擴大陜甘蘇區，為東進聯合抗日進行準備。既或是發生在長征界定的時間段中的紅一方面軍西征和東征，乃至三軍會師后醞釀實施進而被迫流產的“寧夏戰役”，都只能歸入“鞏固與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而不能列入“長征”?！吨袊嗣窠夥跑姎v史資料叢書》的《紅軍長征·綜述 大事記 表冊》卷中，雖然也將紅六軍團西征和紅十軍團北上作為“長征序幕”(這兩支部隊的率先轉移都是為長征作準備的牽制性行動)論及，但界定長征的起始點仍然是“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中共黨史研究室所撰《中國共產黨歷史》中也是明確以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作為完成長征的標志。理由無他，遵循的原則只能是一個：戰略目標及戰略決策是區分不同戰略任務和戰略行動的唯一標準。

三、關于“西路軍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所決定的” 

　　《反思》認為“西路軍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所決定的”，但同時也表示：“但在11月收到共產國際改由新疆方向運送軍援物資的指示后，西路軍再作出繼續西進、奪取河西走廊并建立根據地的決策，是脫離了河西的客觀實際和西路軍的作戰裝備能力的。如果這個時候西路軍不再西進，結局會好得多。但只要堅持西進打通新疆，盤踞河西，即使在戰術方面少犯錯誤，也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大的結局。”

　　然而，《反思》作者顯然已經有了“西路軍失敗與執行張國燾路線無關”之預設前提，那么他的意思就只能理解為：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出自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這個錯誤責任，只能由他們來擔待!

　　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追問一句了，這個“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究竟是誰作出的呢?

　　第一，中央有“西進新疆”的計劃和決策嗎？

　　作者很可能是指中央1936年11月8日的“新計劃”中關于西路軍的任務。11月3日，共產國際提出改變援助地點。中央及軍委在河東南敵未能擊退，四方面軍主力已經渡河，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寧夏戰役難以為繼的情況下，11月8日，中央醞釀了“新計劃”并向各方征求意見。

　　這個“新計劃”中關于西路軍的任務：“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同時指出：“上述新計劃，暫時還不作為最后決定征求五兄意見，準備在兩星期內決定之。”[]

　　一是這個“新計劃”只是一個征求意見稿，并未實行;二是這個“新計劃”只是一個戰略構想或戰略規劃，并非有人稱之為“作戰新計劃”，兩者有根本區別;三是中央“新計劃”確有打通遠方的設想，但并非決策決定;四是據徐向前回憶錄所言，西路軍領導人對此并不知情，不是西路軍西進新疆的依據。那么，西路軍西進的依據又是什么呢?

　　《反思》作者把中央“新計劃”中西路軍任務“打通遠方”，認定就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這是極其謬誤的。共產國際援助計劃改變是影響戰略決策的重要因素，但決不是主要的和決定性因素。

　　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登載徐向前署名文章《永遠堅持黨指揮槍》：“三軍大會師后，張國燾不顧大局，仍然頑固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妄圖到西部地區占塊地盤，稱王稱霸。1936年冬，他采取欺上瞞下的卑劣手段，擅自命令第四方面軍渡河，由于敵軍堵截，有兩個軍未能過河”，“西路軍的失敗，宣告了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最后破產”。

　　這還說得不夠清楚明白么?

　　第二，張國燾及四方面軍的西進計劃及決策

　　張國燾和徐向前在甘南時就有西進河西的計劃，但并不是四方面軍渡河后西進的依據。雖然有某種聯系，西進河西確實是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心存已久的想法，這一想法在四方面軍主力渡河之初開始籌劃，渡河后開始實施。張國燾和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西進決策經歷了甘南醞釀，渡河期間籌劃，渡河后調整和準備，最后決定與制定計劃，開始行動，系統完整的西進籌劃決策的全過程。這一過程起止時間自10月25日至11月9日。這一時間也正是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以及中央制定“新計劃”的時間段。所以，有人有意混淆兩者的區別，將中央“新計劃”認定為“作戰新計劃”以及西路軍“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

　　四方面軍渡河之初，張國燾即下達“發展甘北蘇區”的命令，直到敵軍封鎖渡口，后續部隊無法渡河，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領導人經過數次協商之后，最后下達西進命令，四方面軍即制定計劃開始組織實施西進行動。

　　1936年10月25日，張國燾偽造彭德懷署名，批復四方面軍領導人第一次提出全軍渡河意見，下達《甘北、寧夏戰役計劃》。提出“擴大甘北蘇區”、“接通遠方”的新構想。命令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掩護部隊將來如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于掩護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次日，四方面軍首長回復：“我們即遵二十五號提議（應為批復）之電，決以三十、三十一、九軍三個軍迅速渡河。”[]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首長就西進甘北的戰略目標、戰略方向、戰略步驟等事項達成一致，完成了戰略籌劃的第一步。

　　10月27日，戰場情況變化急劇，在軍委數次“擊破南敵”的嚴令之下，張國燾下達“停止過河”的電令[]。四方面軍徐、陳首長為此第二次提出“全軍渡河”，要軍委“重決速示”[]。

　　10月30日，敵軍占領渡口，將河東河西紅軍分割，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率三十軍、九軍、五軍位于河西，抗擊馬軍的反撲，擴大占領區，準備迎接后續部隊渡河。

　　11月2日，根據變化的情況，由于后續部隊無法渡河，四方面軍首長提出“三選一”的作戰方案，“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帶（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同日，朱德、張國燾提出出寧夏“三條件”，指示徐、陳“準備完成新任務。”[]

　　11月3日，中央獲知共產國際改變援助計劃。[]

　　11月4日，四方面軍首長第三次提議全軍渡河，“建議四、三十一軍成一路由肖、周指揮擔任一路。如不決戰，可令其過河增我方。”[]

　　由此，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首長就變化的情況進一步調整部署，完成戰略籌劃的第二步。

　　11月5日，朱德、張國燾做出最終決定，下達了西進甘北的最后命令：“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腳跟，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迅速占領涼州地區。”[]

　　11月6日，四方面軍制定下達《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

　　11月7日，四方面軍首長為獨立行動，向中央并軍委建議組織黨的西北前委及軍委西北分會。[]

　　由此，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首長完成戰略籌劃的最后一步，下達命令，制定計劃，建立組織。

　　11月8日，中央提出“新計劃”。

　　11月9日，四方面軍開始組織實施《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四方面軍首長向朱、張報告：“今九日上部隊到達位置，……今夜按計劃續進。”[]

　　由此，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在11月8日中央“新計劃”提出之前，已經完成了西進的初步決心、部署調整、最后決策、制定計劃、組織行動等決策指揮流程的全過程。由此，中央“新計劃”中關于西路軍的任務，既有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的原因，但不是決定性因素，決定性因素是張國燾西進甘北的決定和四方面軍西進行動的事實。因為，一是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在共產國際沒有改變援助計劃之前，已經作出西進甘北的決定;二是中央當前第一位的戰略需求并不是獲得援助，而是“擊破南敵”;三是中央與共產國際就援助計劃還在協商，援助計劃還未最后確定，據季米特洛夫日記記載，蘇共中央12月2日才確定援助計劃，中共中央根據現實可能，還有取與不取以及怎么取的考量;四是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的西進決心和行動，表明西進是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首長第一位的戰略需求，此后軍委多次提出東返被拒的事實證明這一點。

　　第三，中央軍委征求東返西進意見電

　　中央提出“新計劃”，既不是決定，也不是指示。11月11日，在命名組建西路軍的當天，軍委向徐、陳發出征詢意見電：“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四方面軍首長并未回復軍委的詢問。次日，軍委再電朱、張：“依據西面情況，他們有單獨前進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要重返河東時有可能否？”[]張國燾同樣沒有回復軍委。

　　11月12日，朱、張指示西路軍徐、陳首長：“你們應利用目前時機在涼州、民勤、古浪、大靖地區形成鞏固的新局面。”[]當日，西路軍首長回復軍委及朱、張：“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就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提議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進到涼州地區，……我第二步如受著南敵壓迫時，或后路受威脅時，即主力擬進占甘州、肅州地區，并準備接通新、蒙和遠方。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

　　張國燾的指令和西路軍首長的回復表明，西進及在河西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性因素是張國燾和西路軍首長。最先命令四方面軍西進甘北是張國燾，最先提出要河西建立根據地也是張國燾。而這一切，《反思》都完全回避和無視。

　　第四，關于西路軍任務

　　在四方面軍組織實施《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過程中，張國燾為西渡部隊設置的使命是：“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西渡部隊動員的口號也是：“占領甘北廣大地區，創造鞏固的抗日新局面”[]，徐陳回答中央詢問時的自設任務也是“主力擬進占甘州、肅州地區、并準備接通新、蒙和遠方。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

　　張國燾又于11月14日和11月17日兩次下令，阻止四方面軍攻涼行動，命令“速打通遠方為要著”[]，四方面軍棄涼開始第二次西進。11月17日，因得悉敵中央軍毛炳文部渡河追擊西路軍，徐、陳向軍委和朱、張又提出：“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遠方，請速詳示。”[]據張國燾意圖，西路軍迅速脫離預定戰場第二次西進。但此時九軍在古浪遭到馬敵的攻擊，損失慘重。

　　11月18日，中央及軍委致電西路軍首長并告朱、張：“我們已告遠方但恐準備不及，運輸也來不及，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占去，紅軍回旋地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留住一個時期。”[]

　　11月19日，周恩來到達洪德城紅軍總部駐地后，與朱、張、林聯名向西路軍首長下達命令：“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根據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門方面活動，在有利條件下消滅古浪來敵，大部向涼州、永昌前進之敵，同時以一部奪取甘州、肅州至安西一帶地區，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使敵疑我西路軍有由民勤經定遠營配合陜甘主力企圖。”[]

　　據此，西路軍在涼州以西至山丹，即甘州以東地區建立根據地。中央的意圖非常明確，一是援助計劃未定，部隊繼續西進不利，并在18日電中明示：“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二是保持向東回旋余地，防止被敵封堵在黃河以西，將來東返困難;三是依據涼州一帶有糧地區建立根據地，解決部隊的給養，以免西進到艱苦地區部隊困難。

　　中央及軍委并沒有“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甚至連西進新疆的戰略設想都沒有，軍委完全被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的西進決心和已在河西行動的既定事實所左右，請問《反思》作者，你是如何得出“西路軍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所決定的”這一結論的?“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究竟出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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