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戰役計劃

　　二、向涼州進

　　三、襲城戰報

　　四、徐向前的三個錯誤

　　五、是否有可能攻取涼州

　　六、攻城方案

　　七、如何獲取情報

　　八、打下涼州可以得到什么？

　　九、河西走廊的地形特點——創建根據地的條件

　　十、防守古浪

　　十一、誰下令取消了攻擊涼州？

　　十二、就算古浪一時失守，涼州也照樣守得住

　　十三、放棄攻取涼州等同于犯罪

　　十四、在河西走廊獲勝的根本條件

　　十五、消極避戰的退卻路線是河西失利的決定性原因

　　十六、西路軍的英烈給后人留下的寶貴財富

　　附錄1：平、大、古、涼戰役計劃

　　附錄2：參考文獻目錄

　　論平大古涼戰役的失敗

　　——對西路軍組建后第一次重大戰役行動的研究

　　黃爾文

　　一、戰役計劃

　　按照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已經渡過黃河正鏖戰于景泰附近一條山戰線的紅軍，將分為左中右三路，左路出兵永登(古稱平番，即戰役計劃中的“平”)以北的干柴洼(今干城鄉)，之后集結于紅涼山(今橫梁鄉)，隨后進取古浪(戰役計劃中的“古”);右路經寺兒灘出兵占領大靖鎮(戰役計劃中的“大”);中路則以穿插方式經干柴洼、紅涼山、土門，進取涼州(戰役計劃中的“涼”)。其軍事上的核心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突然出兵，控制古浪、大靖以阻援;接著集兵突襲，攻取涼州(武威)。

　　這一戰役計劃的提出，首先在于替代因形勢突變已經難以繼續實施的“寧夏戰役計劃”——按該計劃，要出兵寧夏平原、奪取銀川，需要集中一、二、四方面軍全部兵力相互配合才能完成。根據當時敵軍態勢，先令一個軍渡河，以便保持著靈活、機動的狀態，輕靈騰挪、調動敵兵，在運動中作戰殺敵;或以游擊狀態摧毀敵河防、搶奪渡口，策應主力;形勢不利，還可跳回河東，與主力并肩作戰;其余各方面軍主力大部留在河東，在運動中相機消滅追尾胡宗南軍之一部，停止其追擊——這是渡河作戰的先決條件。具備此條件，則能集中全部主力大規模渡河作戰，而毫無后顧之憂，可一舉擊破銀川。

　　這原本是一個十分穩妥的計劃。

　　但由于張國燾極度畏懼胡軍，促使徐向前過早發出“全軍西渡”的命令，使得黃河東岸四方面軍(共5個軍)中的三個軍(30、9、5軍)和指揮部相繼渡過黃河。東岸兵力立顯薄弱，既無法與一方面軍配合滅敵，也造成四方面軍剩余部隊(4、31軍)被敵隔斷，無法繼續西渡;已渡河部隊中又有相當大一部分非作戰人員，包括許多婦女、兒童，還有一些軍需、輜重，行動起來必然顯得滯重、累贅。

　　這樣一支部隊，長期停留在景泰附近，肯定是不行的：飲水、糧食、彈藥終無法解決;待胡軍追近，被迫緊靠黃河作戰，且東面渡口已失，強行渡河撤退，會被敵軍半渡而擊之，消滅于黃河灘涂與波濤之中;不渡，則難免有被分割、包圍、消滅之虞。如果轉至永登—蘭州一線作戰，東有寧馬，西有青馬，南有胡宗南追兵，北有被吸引到景泰附近的甘馬河防部隊。四面皆有敵之重兵，很容易陷入重重包圍當中;繼續執行原戰役計劃，向東作戰，獨立進擊銀川，又明顯兵力不足。且寧夏平原十分狹窄，回旋余地很小，在追尾的胡宗南軍和防守銀川的馬鴻逵軍夾擊下，很可能全軍覆沒。最好的結局無非是扔下輜重、突破封鎖、帶著婦女兒童進入賀蘭山中打游擊。那也是一種狼狽不堪的局面。

　　原本穩妥的戰役計劃，此時煮成了一鍋夾生飯。

　　渡河部隊形成這種比較尷尬的局面，徐向前本人負有一定責任，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造成，這里不加述評。只插入一段前期背景：在一、四方面軍二次會合前，徐向前曾經有過西進方案，即從蘭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帶渡河，先據永登，再進古浪，然后經涼州向新疆進。雖和張國燾進青海、翻祁連山再西進的方案有所不同，但在當時背景下，提出這一方案的用意隱含著支持張國燾以西進對抗北上、避免與中央會合的主張。當時陳昌浩力主與中央會合，但四方面軍領導機構的最高領導人——張、徐、陳三人中，張、徐二人反對，居于多數，陳只能服從。為此，徐向前搜集過情報，對路線做了調查，并推動實施。其后因中央明令禁止，稍作嘗試即行停止，方案擱置(見徐向前回憶錄493、497、498、499頁)。

　　此時選擇作戰方向確屬當務之急。盡管軍情緊迫，各種條件與前有所不同，將早有的腹案調整后提出，并不顯倉促。

　　1936年11月2日，徐向前、陳昌浩在給軍委和總部的報告中提出：“目前大靖、土門、古浪、涼州甚空虛、易襲，不缺糧，人多，均漢人。若不出動，待敵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極大困難之境況中”，“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除非特別說明，文中所有電報均轉引自郝成銘、朱有光主編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下卷)》，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處可據日期查詢，為節省篇幅，不再一一指出)。”

　　第二天，即11月3日，得到軍委毛主席、周副主席批準的命令：“朱、張、徐、陳：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動。毛、周”。

　　毛、周電報所提出的永登(平番)是襲占古浪的要點，否則敵方可經古浪峽谷快速回防，然后組織截擊。咽喉要道丟失，所有計劃均成空談。綜合這兩封電報內容，可看作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中軍事行動方案的雛形。

　　完整計劃于1936年11月6日由已渡河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總政委陳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聯名發報、正式提出(計劃原文見文后附錄1：《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載《徐向前軍事文選》)。

　　該計劃在兵力分配和使用上有明顯缺陷。如左路進軍路線靠近古浪峽谷東口，為敵軍重點防守區域，以進取古浪為目標，必會吸引大批敵軍圍追堵截。既要阻擊、遲滯追敵，又要進擊古浪守敵，勢必分兵。之后還要轉入防守，任務偏重;中路前期進軍路線與左路有所重復，之后先取土門再取涼州力量又明顯不夠;右路戰力最強，在左、中路吸引了敵大部兵力之后單取大靖則顯任務不足，似以5軍遏阻大靖敵兵回防，30軍直取涼州為正解。此外，“戰役政治工作要點”中，“戰役勝利完成，主要依靠于統戰政策”、“不得已與阻攔敵人作戰”的觀點和提法，放棄原則，企圖以統戰代替作戰，有明顯的傾向性錯誤且與軍事目標相沖突。

　　只不過在前敵指揮作戰期間，指導思想上的觀點錯誤只能留待作戰結束或不良結果顯現再尋機加以討論，針對具體方案未必一定要馬上指出。作為戰役計劃，總的軍事戰略目標——襲取古、大以阻敵追、援;進取涼州以求創建根據地——基本上是明晰的。只要這一目標符合中央軍委總體戰略，兵力配置方面前敵指揮原本有權隨時調整和調動，不能算作問題;軍委、總部一般情況下也不宜過多干涉。

　　或許正因為計劃存在缺陷，原寧夏戰役計劃尚未宣布終止，軍委對整個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始終未加置評，只對相關軍事行動給予了批準。倒是在計劃提出后的第二天獲得了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的批準。

　　在當時情況下，軍委面對張國燾制造的既成事實和軍事行動上出現的兩難選擇，當然急需新的戰役計劃來改變目前的被動狀態。進取涼州創建根據地原本是攻取銀川之后的下一目標，情況緊急、提前實施也不違背大的方向;總部張國燾本就有意西出涼州，這一計劃正中下懷。

　　再從單純軍事角度，景泰—一條山一線的作戰，已經完全暴露了寧夏戰役目標：連敵下級軍官都知道紅軍作戰指向是東邊的中衛，繼而要向北進取銀川。這就吸引了黃河西岸駐防的、以及由青海增援的大部分馬家軍隊，造成河西走廊防務空虛。此時突然揮師向西，直指涼州，不僅實際上具有“聲東擊西”的作戰效果，也深合“避實就虛”的用兵方略。

　　因此，“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提出，基本符合當時具體歷史條件下已經形成的局部戰爭形勢需要。除此，拿不出更好方案。徐向前對“涼州空虛”的基本判斷也是符合實際的。此時的戰場形勢、敵兵部署，與當初企圖冒險西進時亦有諸多不同。

　　涼州是著名的軍事要沖、戰略重鎮、河西走廊的東大門。作為戰役目標，趁虛奪取，不僅軍事上意義重大，還可起到控制整個河西走廊的作用，這是在河西創建根據地的基本條件，由此可形成紅軍新的戰略基礎。由于涼州距銀川并不遙遠，直線距離僅320公里，如根據地創建成功，不僅虎視銀川，在適當時機可重啟寧夏戰役，還會達到一舉改變全國紅軍困難局面的作用，突顯戰略意義重大——因此計劃一提出，就立即推動并促成了西路軍的組建。其軍事目標，亦可看作寧夏計劃的延續。

　　之后實施的戰役行動，雖有局部調整，如5軍未直達土門，而是到了大靖，其任務由30軍一部代之，但整個執行過程仍大體圍繞該計劃，使其成為西路軍組建后的第一個重大戰役，也成為后人研究西路軍前期戰史的索引與綱領。

　　二、向涼州進

　　實際上，在戰役計劃上報前的11月3日，過河的紅四方面軍部隊，已經接到命令，開始行動。行動中，于5日得到紅軍總部“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的命令，8日得到中央軍委“徐、陳向涼州進”的批準。

　　1936年11月11日，右路、中路的30軍、5軍以及西路軍指揮部及直屬部隊先后抵達據涼州約80公里的大靖，進行了短暫休整，同時派出一部襲占土門。左路9軍按預定計劃在前一日(10日)攻占了干柴洼，正在向預定的紅涼山集結點推進。

　　到13日，土門守軍一個工兵營繳械投降，有近200人加入紅軍，右路30軍完全占領了土門。指揮部及直屬部隊也開始進駐土門。

　　這里簡述一下占領、進駐土門對于完成戰役計劃的意義：

　　看地圖，土門距涼州52公里，可以是主力部隊從東南方向攻擊涼州的集結地，也可以是突擊隊伍進入攻擊位置的出發地。其次，土門所處位置距古浪22公里，距紅涼山28公里，距大靖33公里，如將這幾個距離比作輪輻，土門基本處在車輪軸心位置，一旦這三地戰事吃緊，均可派兵增援。因此，在此次戰役初期，土門為攻防的要害部位之一。

　　13日，位于土門的徐向前、陳昌浩向紅軍總部及中央軍委發出了擬襲取古浪、涼州的報告。全文如下：

　　“朱、張、毛、周、肖、周：

　　甲、世才帶八十九師今夜向涼州進，明晚襲城。九軍主力已集紅涼山，準備擊松山、干柴洼來敵，海松帶八十一團今夜襲古浪。八十八師主力位土門，二六三團今夜向古浪，配合海松動作。五軍仍位大靖。

　　乙、土門馬步青工兵一營，槍二百八十枝、三百五十人，經八十九師宣傳，今午投誠，因此土門到涼州更便，地區壩大人多群眾好，擴紅籌資都易。現指戰員士氣甚旺。

　　徐、陳

　　十三日二十時”

　　至此，從前敵指揮部和總部、軍委來往電文中也可看出，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第一階段的目標基本實現。戰役進入第二階段即決戰階段，目標在于奪取涼州。

　　下面，我們對中央軍委(電報署名“毛”或“毛、周”，即毛澤東、周恩來)——紅軍總部(署名“朱、張”，朱德和張國燾)——西路軍指揮部(署名“徐、陳”)這段時間針對這一目標(進占涼州)的來往電文作一個摘要：

　　5日，“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朱、張，紅軍總部命令。

　　6日，“進取大靖、平番、古浪、涼州一帶地區，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徐、陳，戰役計劃綱領。

　　7日，“迅速執行為好”——林、朱、張(林為林育英，共產國際代表)。

　　8日，“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張、毛、周、博、林(“張”為張聞天，“博”為博古)，關于“新計劃”。

　　8日，“徐陳向涼州進，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毛、周(給紅軍總部電令，由總部下達徐、陳)。

　　11日，“如情況可能，占土門后，或以三十軍速出涼州，或主力即向涼州地區集結”——徐、陳給軍委及總部電報

　　12日，“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進到涼州地區，以一部盡量控制土門、古浪，遲滯南敵，占領涼州地區后擊敵;以一軍進占永昌、大靖，掃清后路。……”，“現決定在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永”——徐、陳，給中央軍委、紅軍總部的復電。

　　12日，“你們應利用目前時機，在涼州、民勤、古浪、大靖地區形成鞏固的新局面。”——朱、張，對徐、陳復電的回復。

　　13日，“今夜向涼州進，明晚襲城”——徐、陳，給中央軍委、紅軍總部的電報。

　　研究一下地圖，幾則摘要所涉及建立根據地的地名中，徐、陳起初所說范圍較廣，包括了甘(今張掖)、肅(今酒泉)二州，幾乎囊括河西走廊東至中段全域，要達此目標，非短期之功，有實施的次序、步驟問題。這里特別提示，綜合前面摘要涉及全部需要奪取和占領并建立根據地的目標地點，有幾地在走廊東段的涼州附近，它們是：民勤、大靖、土門、古浪、永昌。在地圖上，按敘述順序，民勤在正北略偏東，大靖在正東略偏南，土門在正東南，古浪又略偏南，永昌則在正西略偏北。幾地環繞涼州，距離涼州均在90公里以內。涼州處于中心樞紐地帶，為交通要津、戰略要沖。

　　很明顯，要在這一帶建立根據地，必取涼州，否則各點被敵隔斷，建立根據地就是一句空話。

　　所以，徐、陳的“決定在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放棄涼、永”，基本上但沒有完全抓住要旨。朱、張命令所說的“新局面”，包括涼州及東南區域的攻防要點，比徐、陳進了一步。毛澤東則用四個字“向涼州進”直指當前軍機樞要。徐、陳后來的“向涼州進，明晚襲城”，從字面上看，已經領會了毛主席這一“中宮直取”的重大作戰意圖。

　　不管是朱德、張國燾，還是毛澤東，一般情況下在此時都不可能發出更加具體的作戰命令，例如“必須占領”、“立即攻城”之類。特別是毛澤東，作為紅軍方面最高統帥，一旦命令有誤，不僅會對全局產生影響，也會影響到剛剛從分裂陰影走出的整個中國共產黨，繼而影響到全民族抗日斗爭的形勢。至于不久前還在處心積慮地另立中央，把部隊當成私人資本、總想擁兵自重的張國燾，一旦抓住毛澤東的指揮失誤，也一定會大做文章。

　　毛澤東畢竟與張國燾不同。他具有深遠的戰略思想，也熟知中國歷史，對形勢判斷洞若觀火，殺伐決斷、一言立決。這種風格、能力，張國燾完全無法與他相比。未得到確切的情報并加以驗證之前，一般軍事家都不會完全相信“涼州(防務)空虛”這種說法：涼州之城，“金城湯池”，在過去中國封建割據戰爭史上非常有名——這個軍要重鎮，屬兵家必爭之地，一旦失守，會影響到整個戰略大局;一旦被奪取，奪取者也會立即借以獲得一片割據領地。因此河西走廊再空虛，涼州也必嚴加防守，這是中國歷代兵家常識。但既然鎮守涼州的馬步青騎五師全部三個旅旅長(馬祿、韓起祿、祁明山)及下轄部隊已經全都出現在戰報中，并且已經出現在黃河防區并被調動至景泰附近，這就證明了馬步青主力確實離開了涼州，涼州空虛為真。涼州之重要，機會之難得，戰機之易于縱逝，長期征戰經歷，早使毛澤東主席深明其中的道理。

　　一個“進”字原本多義，在軍事上可以表達向前推進、行進等主要指示部隊向前方運動(未必一定會發生戰斗)的命令;也可表達在向前方運動中作戰、進攻、進擊、奪取、進駐等向前方目標攻擊直至占領(戰斗一定會發生)的命令。

　　毛主席先用指示目標的“向涼州”三字明確“進”的方向，之后的逗號，表達語句在結構上的暫時停頓，以此來強調、突出“進”，但用逗號還說明意思未表達完，緊接著的“作戰時集中兵力……”，則間接地補充、說明了未完的意思，按照中國文字邏輯，這就將多義詞“進”的詞義限定為“戰斗一定會發生”的“進攻”、“進取”范圍里。這是一種高度精煉又表達清楚、不會產生歧義的修辭方法。直白地說，整句話就是：“向涼州進攻，集中足可消滅一旅敵軍的兵力，用各個擊破的戰法，殲滅敢于攔阻之敵，力爭奪取涼州!”

　　發布這樣的命令，當然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同時還包括了極大的胸懷和度量：你張國燾不是要西出涼州奪一塊地盤與中央分庭抗禮嗎?現在機會有了，就讓你的追隨者去占領這塊根據地吧!兩萬紅軍戰士的生命、抵抗日本入侵，這才是大局，其他任何事情又都算得了什么?

　　我想，看到13日徐向前、陳昌浩發出了擬襲取古浪、涼州的報告，毛主席心里一定不平靜。

　　三、襲城戰報

　　14日夜襲城，戰報最快到15日才能見到，如果攻城用3天，應該是17日出戰果。此期毛主席正向彭德懷交代在山城堡與胡軍作戰軍務，來往電文不斷，再等3天又何妨。

　　15日，沒有涼州襲城的消息。過中午后，毛主席給徐向前、陳昌浩發了一封含有“同意你們向涼州進”、“你們情況隨時電告”語句的簡短電報。“向涼州進”的指示早在8日就已發出，且13日已經得到“明晚襲城”的答復，再次說“同意”，已不再是批準的意思，而有贊成、贊賞、鼓勵的含義包括在里面，同時也有明確責任，即“照此命令實施、出了問題由軍委負責”的意思;要求“情況隨時電告”則表達了對涼州戰事進展的關心。當日未見復電。

　　到16日，雖有西路軍占領古浪的捷報，但仍沒有涼州襲城的消息。——進襲涼州與古浪的命令同日發出。涼州距離稍遠一些，戰報晚來一天也屬正常。

　　然而，到了17日，收到徐、陳一封簡單敘述西路軍主力所在位置和動向的電報。電報中說，“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主力須速西進，迅取甘州”，“五軍、九軍均于十八日晚移動。”

　　——盡管語氣委婉，但意思明確，就是通知總部和軍委，涼州不打了，主力要向西走;位于涼州東南大靖、土門、古浪一線的部隊十八日晚也全都要調走。對于夜襲涼州的結果仍然只字不提。

　　于是，毛主席在當天電報中詢問徐、陳：

　　“你們現進至何處，涼州情況如何?”

　　——這是一個由兩個問句組成的并列分句。對照前句“你們”，后句明顯問的是涼州敵情，是涼州馬步青軍的守備情況——武器、防御工事、兵力、戰力，等等，也包括對襲城結果的詢問。很明顯，毛主席對攻取涼州仍抱有希望。但此日，除了那封講述西路軍動向的電報，再無涼州消息。

　　等到第二天下午，即18日18時，在徐、陳前一天部署、安排古浪部隊撤離的最后時間點之前，毛主席發了一封較長的電報，其中關鍵內容是要求徐、陳所部“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據毛炳文”(敵三十七軍軍長)，這可以看作領袖對攻取涼州行動還沒有放棄希望。在同一份電報里，也告誡立志西去的徐向前：“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并于當天給張國燾發報：“胡軍已露疲憊等弱點、兵力又頗分散，一戰而勝，前途大佳”、“只有戰勝胡軍，才便于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

　　這兩封電報，可以看作毛主席對完成平大古涼戰役軍事目標所做的最后努力：只要控制住古浪，就可以暫時阻止馬軍、蔣軍回防、增援涼州，攻占涼州就有希望。至于如何應對這支剛剛會合不久又一心要分離遠去、對軍委命令時常推諉、敷衍或置之不理的隊伍，也只能通過解除張國燾對胡軍的畏懼心理、說服張國燾來對部隊施以影響。他暫時還不知道，此時的平大古涼戰役已經接近尾聲——張國燾在17日向這支部隊的指揮者發出了暗示迅速撤離的電令;此戰役計劃將因前敵指揮者的失誤以完敗而告終。

　　但那也不過一天時間。在第二天(19日)上午，徐、陳先發電告知正“與馬步青辦外交”、“涼城幾日來雙方均未打槍”——這說明襲城之戰根本就未發生;接著(在下午)又報告了古浪失利的情況，“敵集中主力，猛攻古浪，九軍血戰終日，阻擊潰敵”，“渡河至今傷亡二千四百左右，干部傷亡極大”，“人彈消耗極大，未得補充”，并且“九軍收到古浪東北之定寧寨，已令其今夜續開涼州東及北地區雙城堡一帶向永昌轉移”

　　至此，毛主席或許明白了古浪已經失守、攻取涼州戰機已經喪失、戰役計劃基本上失去了實施條件，從此未再提攻取涼州之事。

　　四、徐向前的三個錯誤

　　但徐向前或許終生未能理解，下令取消攻打涼州是他近期所下達的第三個錯誤命令，也是他軍事生涯中所犯的一個最大、最嚴重的錯誤。

　　第一個錯誤命令，是一、四方面軍二次會師前，下令部隊從蘭州以西渡黃河。這一命令沒有給部隊造成任何損失，但延緩了北上進程。其時胡宗南部距紅軍尚遠，如能早日北上與一、二方面軍配合實施寧夏戰役，完全沒有被胡軍追尾的后顧之憂，當可一舉擊破銀川。由于延誤了作戰時機，胡軍迫近，原戰役計劃必須作出重大調整，即必須先擊胡敵，停止其追擊，才能繼續執行原定的戰役計劃。因此，這一錯誤的影響主要是戰略層面的。因延誤時機影響了戰役計劃的實施，迫使戰役計劃必須調整。

　　第二個錯誤命令就是三十軍渡河后命令九軍跟進渡河，并把指揮部調過了河西，這就造成河東力量不足，難以立即組織與胡軍的決戰，停止其追擊;在三十軍、九軍、五軍渡河后，對分兵進擊定遠營和中衛的命令又消極推諉，直到綏東抗戰突起，喪失了進擊銀川的外部政治條件。因此此次錯誤仍然是戰略層面的，形成渡河紅軍比較尷尬、進退失據的局面。

　　第三個錯誤命令就是此次下令取消攻打涼州。其影響不僅涉及到戰略層面，使紅軍奪取一富庶地區、擴大根據地與蘇聯相連接的戰略目標徹底失敗;也影響到戰術層面，使紅軍完全喪失了在河西走廊作戰的主動權，最終導致一部分紅軍主力遭受重大損失。

　　當然，取消攻打涼州的命令不是一天發出的，而是幾天之內陸續發出、積累而成的。毛主席當時及以后并未追究徐向前違反軍委命令的責任。面對大敗后只身歸來的徐向前甚至連一句責備的話都沒有，反而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來好言安慰。我們現在追溯徐向前此一錯誤歷程，則是為了對歷史負責，也是為了對他個人負責。因為這一命令是他軍事生涯中所犯的最大錯誤，比前兩個錯誤命令所造成的后果要嚴重得多。

　　這個錯誤不僅使渡河部隊失去了制敵先機，逐步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以至全軍覆沒于河西走廊;也使他在中國幾千年戰爭史上落下了一個足以使后人嘲諷、詬病的笑柄。

　　五、是否有可能攻取涼州

　　對17日張國燾給徐、陳所發電報的內容及其對徐向前的影響，我們以后再討論?，F在將重點放在當時——從1936年11月13日到11月19日這6天時間里——圍繞涼州的敵我雙方攻防態勢：涼州的城墻、防御工事、用于防守的兵力，布防情況;以及我方的兵力、可用來攻城的武器、裝備，可能的戰法，以便從當時條件推演出這場未曾發生的戰爭可能出現的最后結局，即是否存在以速戰速決方式在6天以內攻破涼州的可能性，攻破涼州后是否守得住，守住涼州又有何意義，應采取何種軍事策略，怎樣解決兵源及彈藥補給等一系列與之相關的問題。所有推論的出發點，均取自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

　　首先是涼州城防問題。

　　當時防守涼州主要有兩處據點，一是舊城(老城)，一是新城(也稱滿城)。目前關于兩城城墻資料非常缺少，只能根據一些古籍推測。

　　先看舊城。此城歷史悠久，由七座古城連接而成，因此外墻曲折蜿蜒，并非直線。主城為唐代所建，其規模大體上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呈長條狀，非正規矩形。城墻經明代最后加固，為土包磚結構。據四庫全書甘肅通志第七卷所載，此城周長“十一里一百八十步”(約5680米)，高“四丈八尺”(16米)，城上有樓二十四座(門樓、箭樓、嘹望樓等)，城外有“壕”(類護城河)，“濶三丈深二丈”(寬10米深6.67米)，又有長一里東廂城一座。但從1920年到1932年，甘肅、寧夏一帶發生過三次超過七級的地震，兩次在甘肅。其中震級最高的是1927年武威近旁古浪大地震，震級達八點二級，震源深度僅12公里，震中烈度11度，古浪城墻幾乎全部倒塌，武威城墻也有損壞;24座城樓被摧毀23座，僅存一座北城門樓也在第二年史稱“涼州事變”中，被回攻涼州的馬廷勷軍攻上城墻，將防守的士兵、民團500余人驅入此樓、縱火焚燒、全部燒死，此樓也隨之焚毀。從1910年武威外國傳教士遺留下的老照片看，武威城壕已成較平緩的坡坎。1927年地震后因上游堰塞湖垮壩形成巨大洪水，水深數丈，有淹死者掛尸樹梢，雖未直接禍及主城，推想洪水沖擊、蕩滌下，此壕已基本失去防護能力。從1935年起，馬步青用一年多時間，修整城墻，主要是修復地震損壞的墻體、垛口，所以涼州城墻尚算整齊。為防止紅軍攻城，馬步青下令用土石封堵涼州四門，全部守軍居于城內，因此城外沒有防御工事，即使有也因城門封堵無法派兵進駐。攻城軍隊可直達城下。

　　再看新城(又稱滿城)，一建于清代供旗軍駐防的軍事要塞，位于舊城東北方2.2公里處，為一邊長1公里近似正方形的土圍子，外包磚結構。墻高11米，也有外壕。其時為馬步青騎五師指揮部所在地，涼州戰時通訊中心，馬步青的私宅也建于其中。

　　大體上兩處防守主要依賴城墻。涼州的城墻又特別高，比起三個月前四方面軍攻打過的岷縣城墻三丈六尺，高出一丈二尺，即足足高出4米。加之“夜間，敵人在涼州城墻每個垛口上點上一盞燈，長長的紅色燈苗兒迎風顫動著，像是千百個吃人的鬼怪”(程世才：《悲壯的歷程》，11頁;程時任西路軍三十軍軍長)。——可以想象，高大的城墻、詭異的燈火，加上城上打著火把來回走動的人群，確實給人防守森嚴、莫測高深的感覺。

　　但是實際情況呢?我們來看一下涼州守軍的數量、裝備和布防。

　　舊城：正規軍隊只有從嘉峪關外匆忙趕來填防的敵陸一百師第五九六團兩個營，外加敵騎五師直屬炮兵團一個連，以及少量警衛部隊，總數應不超過1000人。當時尚有從一條山敗退回(也可說是西路軍放回)涼州的馬進昌團600人，因城門封閉，馬步青不許其進城，接馬步青命令，此時駐扎于城外東關。這支部隊戰力、斗志幾乎全無，且未直接參與守城，只須一小部取監視姿態，即可制其全部動作，完全可以忽略。

　　對于城上1000名士兵、5680米防線，平均每個士兵防御寬度接近7米。士兵之間夾雜著的和城上走動的人群，全是從商號和居民中臨時征集未經訓練的壯丁。實際上，守城士兵，未平均配置，而是南北城各三個連，東西城各一個連(以上數據見當時負責指揮防守舊城的敵陸一百師第五九六團團長劉呈德的回憶文章“我在甘肅河西堵擊紅軍的見聞”，載《青海文史資料第二輯》)。按照東西長三里，南北長七里的說法，本來是東西兩面城墻長，南北兩面城墻短，雖然南北防守兵力加強了三倍，但東、西兩面城墻防守力量削弱了，每個士兵防守寬度可能達到15米以上，這是一個明顯的弱點。也就是說，一旦在東或西面城墻上打掉防線上連續四個士兵，并且用火力壓制住兩側的增援(增援路線本身較長)，防線上就會立即撕開一個60米寬的缺口，如果能夠在較短時間內連續打掉六、七個防守士兵，缺口寬度會超過100米(士兵既死，被強迫守城的百姓失去監督，即會自行潰散)。

　　因此，夜間所看到的涼州城高大、猙獰、令人畏懼的面目，僅僅是一個虛假的外表。如果決心要打，只須實施一兩次佯攻，就可偵知其火力配置，兵力詳情，窺破其假象——此時的涼州，偌大一座城池，防務卻極其空虛，接近一座空城。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新城的守備情況。據當時就在新城里的騎五師師部秘書長孟錸百回憶(“馬步青、馬步芳軍在河西阻擊工農紅軍的經過”，載《甘肅文史資料第五輯》);參考田生蘭、劉呈德回憶文章(田時為青海省政府秘書處秘書，兼馬步芳的《青海日報》編輯)，新城當時主要守備是騎五師直屬炮團(400枝槍)，但這一炮團有一個營調至景泰河防，因此建制不全，兵力應為兩個營(缺一個連)，即700人左右，槍支不足300，配有中型山炮14門(按每連2門山炮計)。

　　注意到回憶者所述，防守新城還有其它兵力，如民團、保安隊，但他所述時間是在11月底，即馬步青河防潰敗一個月以后(青海文史資料第二輯，35頁)。這個時間段覆蓋了我們所關注的重要節點11月19日(九軍從古浪撤防，五軍離開大靖—涼州間防御陣地向永昌進發)，由此推斷，所述防守新城兵力中必有一部分是在此之后回防的。在19日之前，可以確定的兵力主要是炮團，或許還有少量騎五師直屬警衛部隊，總兵力也不超過(或略超)1000人。

　　但搞清防守新城的兵力其實并不重要。因為此時馬步青早已下令用土石封閉了兩城城門，進出兩城的人員只能用繩索拉上、縋下。這樣，兩城的部隊就被馬步青愚蠢的命令自行隔斷，失去了機動、突擊、相互支援和突圍、轉移的條件(挖開堵塞城門的土方不可能瞬間完成)，使之均成為甕中之鱉，可以集全力逐個擊破而不必過多考慮其可能的相互支持。

　　這也就是說，在攻城時，一旦選定先攻某城(舊城或新城之一)，除了在外圍留少量兵力監視另一城，可以將全部兵力集中于所攻之城。首選目標當然是涼州舊城。

　　現在，我們可以計算一下當時攻防雙方兵力對比：

　　此時，可用于攻城的西路軍的兵力有多少?除去扼守紅涼山—古浪一線的紅九軍及三十軍一部，可用于攻城的三十軍、五軍以及指揮部直屬部隊總數超過13000人，要對付涼州舊城1000守軍，兵力對比為13：1，西路軍處于絕對優勢。

　　再看此時攻防雙方的武器配置：涼州方面重武器有山西造中型山炮共約16門，其中舊城只有2門，其余在新城。根據徐向前、陳昌浩11月3日電告馬軍編制、武器配置方法計算，防守舊城的兩營馬軍共8個連，外加一個炮兵連，每連槍支50余枝、不超過60枝，因此用于守城的槍支數應當不超過540枝，且有一部分為老式單發步槍。機槍也很少，不會超過4挺(一個團的配置)。其余武器就是刀、矛之類的原始冷兵器(城防壯丁用);西路軍沒有山炮，但有少量迫擊炮。根據陳昌浩所寫的報告，過河后有迫擊炮2門，(以后彈藥用盡，丟棄了。丟棄時間不詳，應當是在此次戰役之后)，在突破河防和一條山戰斗中又繳獲4門，總計6門。此外，擔任主攻的三十軍有重機槍24挺，輕機槍80余挺，步槍3200余枝，手榴彈2200個，大刀數百把(見陳昌浩1937年《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雖然渡河及一條山作戰消耗了部分彈藥，但多少有些繳獲。同時，指揮部還帶有一個小型兵工廠(后丟失于臨澤)，每到一處都要自制一部分手榴彈補充戰斗消耗。

　　比較雙方的武器配置：山炮可以及遠，用于攻擊騎兵集團沖鋒較為有利，但抵近射擊有死角，且受城上女墻、城垛阻擋，用于近防，守護城墻，作用難以發揮，置于城頭比較容易受到迫擊炮的攻擊?？倲?6門山炮中，又有14門被封閉于新城，不能用于老城的防守。因此，在武器方面，西路軍同樣具有絕對的優勢。

　　最后再看一下攻城器械。

　　有人以為攻城一定要有重武器——比如大炮，有了大炮就可轟破城墻，部隊一窩蜂沖上去，城即攻破——其實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炮可用來攻擊碉堡一類有堅固外墻的永久性防御工事、消滅其火力點，而不是用來轟城墻的。像涼州那樣，城高墻厚，八級地震都未使其坍塌，要用炮把城墻轟破，得用多少炮彈?況且現在看不到任何馬步青在城上構建碉堡的資料，由此推斷，臨時性的防御工事肯定是有的，但城上未建碉堡，大炮不是必需的。

　　按照西路軍渡河前后的戰例，紅軍攻城的主要器械是云梯。要攻涼州，主要器械當然也是云梯。

　　所用云梯從何而來?全都是就地取材、自制而成的簡易云梯：

　　砍一顆高度足夠的樹，削去多余側枝，然后在樹干兩側須踏腳處用刺刀剜出孔來楔入短樁，在根部裝一較長木桿(用來穩定)，云梯即成。只要人多，制作這樣的云梯大約只需幾個小時。使用時將其抬至城下，豎起后搭于城頭，然后士兵順樹干攀緣而上，即可登城。涼州附近有沒有足夠高的大樹?馬步青駐防涼州后(1931年)曾命人種樹，時間尚短，未必長成;但左宗棠新疆平叛，修三千里路，種三千里樹。此路從涼州城西過境，路邊保留的大樹，樹齡已經超過60年，想必早長成參天大樹。1940年矛盾從新疆走蘭新公路去延安，在路邊所見的“參天聳立，不折不撓”的白楊樹(見矛盾：《白楊禮贊》)，或許就有左宗棠命士兵種植的楊樹。伐幾棵用于制作云梯，高度是足夠的。

　　實際上，在幾年前，涼州已有過被云梯攻破的記錄，這就是前面提到的“涼州事變”。據記載，1928年7月21日凌晨4點，馬廷勷部“從西南城角登云梯攻克涼州城(見《涼州史話》107頁)”。馬廷勷的云梯從何而來，不得而知，但一定不會是從青海借兵時帶過來的，大概也和紅軍一樣是就地取材自制的。

　　對于涼州曾被攻破這段歷史以及城破后的慘烈情景，馬步青想必清楚，因為給馬廷勷借兵的就是他的父親馬麒，且時間并不久遠。但馬步青為馬步芳之兄，自幼仰承祖蔭，養尊處優，習于安樂，本乃聲色犬馬之徒，平日縱馬打獵架鷹養犬，生活荒淫無度。為滿足奢侈需求，只知殘酷壓榨百姓、橫征暴斂、用棍棒酷刑逼迫百姓納稅，強令鄉民廣種罌粟，通過販賣鴉片斂財，供其荒淫揮霍、購置私產。對不服從者“大辟活人”，梟首示眾，懸掛于城門(見范長江《中國西北角》的描述)，儼然一個土皇帝;雖掛騎5師師長銜，從他下達的封堵城門之類的荒唐命令，已知其對軍事作戰、布防常識，知之甚少。聽到紅軍打過來的消息，害怕到了極點，下達命令時，連說話的聲音都變了。這種情緒，已經感染了守城軍民，即使采取一些震懾手段進行佯攻，都有可能促使城防崩潰，守城士兵或縋城而下逃逸城外，或隱入城內民居藏身。

　　當時城防緊張、惶恐氣氛，已達極點，大有一觸即潰之勢。連遠在西寧的馬步芳也是驚恐萬狀，打電話對馬步青說：“阿哥安全第一，可棄即棄，萬勿因守城自己吃虧”。但試想，馬步青敢棄涼州嗎?這里本是他的防區，河防已失，再失去重鎮涼州，又失去可以依賴的大部兵馬，甘肅省府一定會追查他瀆職失守之責。丟官去職不說，只剩被送交軍法從事一途。從他后來給奉蔣氏命令來涼州督戰的朱紹良(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兼駐甘綏靖主任，兼任西北“剿共”軍第1路總指揮)賄賂禮單，即可看出他的此種心態。禮單計：大洋馬一對，走馬一對，鹿茸兩架，麝香兩包(每包10個)，狐皮筒子四件，豹皮褥子四對，黃金四封(每封五十兩)，鴉片煙一千兩(暗中贈給朱妻華德芬)。對朱的隨員們也分別送有厚禮。

　　但是，如果涼州新舊城被攻破，他的私產(儲于新城的黃金、銀元、裘皮、名貴藥材、良種馬匹等)全部落入紅軍手中，地盤丟失了不說，連賄賂政府官員的本錢都沒有了，只有死路一條。倒是繳出槍械，投降紅軍，反倒有可能留條活路，也許還能在紅軍建立的地方政府中謀個一官半職，保住家產。因此，分析馬步青的心理狀態，他肯定沒有寧為玉碎的氣概，一旦舊城被攻破，新城很可能不攻自破。當然，前提是攻破舊城。

　　六、攻城方案

　　下面我們不妨設計一個攻城方案：

　　九軍仍于古浪——紅涼山一線建立防御陣地，阻擊來敵。

　　五軍留一部(1500人左右)于大靖涼州間，對新城起監視作用，主要任務是攔阻可能從景泰一線退返、救援涼州的馬步青殘軍。另一部(1500人左右)集結于涼州東南方城下，任務一是監視東關外敵軍，二是與新城方向監視敵軍的部隊呈掎角之勢，如果防守吃緊可給以支援，三是待攻城開始后以冷槍、精確射擊南城上守軍，消耗其防守兵力。

　　三十軍以兩部(各2000人)攻城，一部主攻，一部副攻。均分為三隊：突擊隊(500人)，預備隊(500人)，火力支援(1000人)，主攻點選擇在西城南段，副攻點在西城北段。剩余部隊作為攻城的總預備隊位于兩隊之間，兼有攔阻可能來自永昌方向涼州援軍的任務。

　　總指揮部從土門鎮移至涼州城南近敵、便于觀察、指揮之處，以直屬騎兵隊從涼州東側向北繞過涼州向民勤方向偵察前進，如發現有來自民勤的馬步青部(民勤駐有敵一團守軍)予以堅決打擊，如確認沒有，則留少量部隊警戒，對民勤取騷擾、進擊、阻援姿態，其余繞西城方向返回。以婦女團(及兒童團)為疑兵，與騎兵隊同時出發，在外圍繞涼州城反向前進。待攻擊開始后點燃火把、搖旗吶喊、壯大聲勢，以吸引守城軍隊注意，使守軍不敢調集兵力于被攻擊點。

　　總攻時間大體可確定于凌晨或清晨。由副攻部隊首先發起，兩小時之后主攻部隊展開攻擊。攻擊時火力支援部隊首先進入攻擊陣地，射擊位置散布于突擊點兩側，待突擊隊抬云梯前進時對城上防守射擊實施火力壓制，掩護登城，如發現城上守軍重武器及自動武器發射點(山炮、機槍等)，用迫擊炮予以精確打擊。

　　突擊隊則以排為單位預先分為數組，首先登城者攜帶短槍、大刀、多帶手榴彈，快達頂時，在密集火力掩護下先投擲數輪手榴彈，消滅城上守軍、驅散守城民兵，然后登上城墻，與殘存守軍做近身白刃戰;第二組則攜帶手提機關槍等自動武器，在城頭突破口兩側建立射擊陣地，壓制敵軍可能臨時組織的反沖鋒，消滅敵軍;接下來應有長槍、大刀登城，向兩側沖鋒，驅趕守軍遠離，擴大城上占領區;最后是工兵登城。由于首先攻破的很可能是西城，然后是南城，待控制了城門處城墻后，工兵就可進入城內，挖開城門(西門或南門)，將大部隊迎進城來。至此涼州城破。

　　在政治攻勢方面，可以采用這樣的口號：

　　“打下涼州城，建立地方抗日政府。”

　　“歡迎馬步青加入地方抗日自治政府。”

　　“馬步青繳出城防、守備，紅軍絕對保證安全、不侵犯私產。”

　　“繳槍不殺，紅軍優待俘虜。”

　　等等。

　　按照這個方案、戰法與宣傳攻勢，攻破涼州舊城只需幾個小時。加上準備時間不超過兩天。舊城城破后，迅速包圍新城，于攻擊的同時，用涼州城里的直線電話，向馬步青訴說厲害，要求馬步青限時繳械。如果繳械，可以完全保證他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并邀請他加入包括有蘇聯觀察員在內的抗日聯合自治政府，維護地方人民的利益;聯合起來，共同抵御蔣介石政府軍武裝干預涼州自治。否則待新城攻破，上述條件不能保證。采用這樣的政治攻勢，配合軍事打擊，估計打破新城也只需一兩天。

　　對于已經實施了一段時間的“聲東擊西”、“避實就虛”戰法，要點在于“就虛”時，容不得半點猶豫、徘徊，而應抓住戰機，盡快實施攻擊，以雷霆萬鈞之力，一擊破城。然后轉過身，尋找戰機，與增援敵軍決戰，將其一部或全部聚殲。否則就會給阻援部隊造成極大壓力。如不能抓住戰機突擊破城，待敵援兵趕到，虛轉變為實，也就無虛可擊，戰機盡失。

　　我們說可以幾小時、一天、兩天破城，就是出自這種正在實施的作戰方式本身具有的內在要求和前期實施過程中已經取得的效果以及對涼州當時的城防狀態做出的判斷——涼州城防確實很虛，紅軍兵力在這個局部地區又確實形成并占有絕對優勢。這是當時存在的客觀條件，不是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斷。

　　實際上，當時涼州城內還有一支“奇兵”可作內應，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涼州城內的地下組織。當時，這支“奇兵”已經做好準備，打算采取措施、配合紅軍攻城。只是城門封閉，情報送不出去。但一旦紅軍開始攻城，這支“奇兵”一定會起到巨大作用，加速城防的崩潰。當然，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在計算攻防兵力、設計攻城方案時，都不應把這支力量計算進去。

　　七、如何獲取情報

　　也許有人會說，這個方案是根據多年后已經確知的情報并針對涼州防守的弱點制定的。在當時，西路軍不可能對城防情況了解的如此詳細。但這僅僅是一種推脫之詞。

　　任何軍隊在確定了攻擊目標準備作戰之前，都一定會盡力搜集情報，以便進行分析，確定作戰方案。西路軍當然也不例外。直屬指揮部的偵察科及下屬偵察部隊，主要任務就是搜集和分析情報。如果徐向前真的決心要打下涼州在這一地區建立根據地——如他給中央軍委建議的那樣，而不是主觀地“不愿在涼州以東與敵……決戰”(陳昌浩語)，在指揮部進駐土門前的9日，直抵涼州城下的偵察部隊就應當已經放出去了，目的是證實前期判斷的“涼州空虛，易襲”是否正確，并盡力獲取城防情報。到11、12日，初步情報應當已經返回——例如兩城所有城門被土石封閉一類使馬軍固步自封、喪失機動能力的重要情報，幾乎從涼州附近居住的任何一個鄉民口中都可以輕易得到;至于城上的兵力、布防、工事、武器配置、火力點，通過抵近觀察、審問俘虜、分析駐防部隊的番號和調動情況，并與之前河防至一條山作戰時獲得的情報相比較，也可以了解一個大概：不但可以證明10天前給中央軍委、紅軍總部電報所說的“涼州空虛”并非虛假之詞，還可判斷此時的涼州基本上是一座空城;并據所得情報制定出攻城方案。至于涼州僅存的防守兵力究竟有多少，準確數字當然難以獲知，但令一隊士兵抬一架云梯從不同方向進行幾次佯攻，城上稀稀拉拉的槍聲，可立即暴露出城防的空虛與火力點的位置。甚至某次佯攻都有可能使城防潰敗。當然，如果徐向前壓根就不想打涼州，那之前說的“涼州甚空虛、易襲”，建議“進取平大古涼，創造抗日后方”就僅僅是一種借口、一個幌子，以便引軍向西退卻(逃跑)，脫離中央紅軍，為張國燾保存一點黨內斗爭的本錢，使一支主力部隊游離于抗日主戰場之外。這樣，“向涼州進，明晚襲城”也就成了虛晃一槍的騙招，被欺騙的不僅有中央軍委，西路軍中、下級指揮員，還有那些后來犧牲在馬家軍屠刀下的極普通又極單純、可愛、善良、英勇、頑強，能吃大苦耐大勞、面對死亡威脅毫不畏懼的紅軍戰士，也包括徐向前多次在關鍵時刻鼎力相助的張國燾。

　　可以用歷史資料充分證明，那種單純西進的路線同樣是沒有前途的，同樣會面臨失敗，同樣會給紅軍主力造成重大犧牲。并且也會證明徐向前很可能——注意“很可能”三個字——至少在那時，還算不上什么軍事家，而徒具虛名、目光短淺、缺少戰略分析眼光，和張國燾基本是一個檔次。但那并非本文中心。我倒希望當時的失敗僅僅是因為指導思想的錯誤引起對形勢判斷的錯誤，繼而影響到不愿做情報分析，最終引起了軍事戰略的失敗。——對于一個尚屬年輕(徐向前1901年出生，此時剛滿35歲，陳昌浩則剛滿30歲)又久負盛名的前敵大將、未來的元帥，即使犯了這種錯誤也沒什么了不起。經驗是通過錯誤積累起來的。失敗乃成功之母。盡管此次失敗過于慘重，所得教訓也必刻骨銘心。倒是諱疾忌醫、企圖隱瞞真相、將責任推給他人，實在讓人不齒。

　　所以，說那些情報在當時是不可知的，因此說制定攻城計劃沒有充分依據完全沒有道理。

　　至此，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根據涼州敵軍的兵力、士氣、守備情況和當時紅軍的兵力、斗志、武器裝備、作戰經驗以及可掌握的情報，紅軍西路軍只要下決心攻城，涼州必破，且破城速度很快，損失也不會很大。這也就是說，我們前面提出的“以速戰速決方式攻破涼州”可以成立。

　　也許還有人會說：“好吧，就算當時涼州攻得下來，就憑西路軍的裝備和攻城消耗掉的彈藥，也一定無法守住涼州，建立起根據地，只會引來馬家軍和蔣介石匪軍更大規模的進攻。一旦失守，涼州離新疆更遠，不要說450人，到時候恐怕連一個人都跑不到星星峽!”

　　八、打下涼州可以得到什么?

　　這樣，就引起了一個新的話題：西路軍一旦攻下涼州，如何守住，即如徐向前所說的“不放棄涼州”。

　　這個話題實際上很大，既包含了軍事戰略與戰術問題，也包含了作戰所需物質、經濟資源支持與資源配置問題，還包括了外部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趨勢。怎樣解決這一系列問題?讓我們從打下涼州西路軍可以得到什么說起。

　　西路軍若打下涼州能得到些什么?

　　首先可以得到當時急需的糧食和衣物。自唐代就有“涼州七里十萬家”的說法。反映了在河西走廊諸多城鎮當中，涼州的人口是第一位的，其富裕程度也是數一數二的。所謂“金張掖，銀武威”。張掖附近祁連山有金礦，商業很發達，所以和“金”掛上了鉤;但武威(涼州)之“銀”靠的卻不是礦產，除了商業同樣發達，主要經濟支柱是農牧業。這個“銀”就是指它的農牧業——石羊河流域農業經濟歷史悠久、排灌設施配套、發達程度遠超張掖。盡管許多農田被逼改種了鴉片，但糧食總產量比之張掖要高出許多。所以徐向前說涼州“不缺糧”確實沒錯。

　　涼州商業歷史悠久、經商的富戶很多，房屋也很多。富戶家里存糧供應西路軍吃一年半載應當沒有任何問題。涼州城里還有馬步青1934年設的一個“電燈局”，配有12千瓦發電機一臺及配套的鍋爐、蒸汽機、發電工人，安裝了360個15瓦的電燈泡。部分富戶家里也裝有電燈。這么一來，西路軍攜帶的1500婦女、1000多兒童也同時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到夜晚用不著露宿荒野、星星點燈;涼州還有馬步青設立的“機械局”，專門修理機械、生產炸彈、子彈等軍械武器，西路軍的隨軍兵工廠不僅找到了安置之地，還可擴大規模、加緊生產，產品中就有西路軍急需的子彈、炸彈;涼州有外國傳教士開設的診所，還有幾家中醫藥堂，西路軍的傷員可以得到簡單治療，再也不用擔心被拋棄在路上、慘遭馬家軍砍殺的命運。

　　實際上，此時的涼州，已經有了小型印刷廠、制糖廠、釀酒廠等輕工業基礎，近處還有小型煤礦，比起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經濟上要發達許多。以此為根據地，不僅作戰所需物質資源有了保證，又去掉了額外負擔和累贅，西路軍等于沒有了后顧之憂，作戰戰力、機動能力當可成倍提升。

　　打下涼州還能得到什么?擴紅的兵源。當時涼州約有16萬人口，是河西走廊最大的城市(為張掖人口的3倍)。徐向前在后來作戰期間，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曾抱怨說馬家軍在“涼州即能抽壯丁三萬”補充軍隊(徐、陳11月24日電)，紅軍只擴招了“不到五十名”(徐、陳11月21日電)。要是打下涼州，這三萬名壯丁豈不是全成了紅軍戰士?馬家軍在涼州連五十名都征不上!所以徐向前當初說涼州“人多，均漢人”一點都沒錯。

　　有了兵源，還有馬匹。涼州自古出良馬，民勤出駱駝，組織一個騎兵軍加運輸隊數量應該足夠了。

　　但組織騎兵軍同樣需要武器。此時最需要的當然還是武器。

　　打下涼州能得到武器嗎?可以。涼州新城不僅有14門山西造的山炮，里面還有馬步青的軍械庫，他那些后來從景泰一條山戰場丟盔卸甲、敗退回來的部隊，就是用此庫中的槍械得到補充的。當年已有馬步青與日本人做秘密軍火交易的傳聞。他的部隊裝備有日軍三八式步槍就是一個證明。近年有人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查詢資料時，在檔案中找到了馬步青抗戰初期和日本陸軍部做秘密武器交易的四張憑據，題目分別為《馬步青武器購入件》、《對馬步青、馬步芳售出兵器件》、《相關給中國出售兵器件》以及《給中國出售兵器件》,均收錄于日本舊陸軍省大日記類的秘密檔案《密大日記》——原屬日軍機密檔案，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部分被銷毀，一部分流入美國，解禁后返回了日本。這就證明馬步青當年確實購進了不少日本制式武器(見《青海社會科學》2003年第05期，作者：秦永章)。至于此時庫中究竟存有多少，實在是個謎，現在無法說清楚。但可以確認的是馬步青軍火庫中子彈數量很多。在河西走廊作戰期間，馬步芳就覬覦過這些子彈，曾開口向他借，他不肯。倘若涼州丟失，紅軍向他“借”，他能不肯嗎?這些子彈以及部分槍械當然不能完全滿足新建一個紅軍騎兵軍，他們暫時還只能使用馬刀長矛類冷兵器，因為首先需要補充彈藥的是防守古浪的九軍，但騎兵軍全副武裝的日子也已經不遠了。因為打下涼州就意味著“遠方”即將接通，這一重大任務已經初步完成。

　　誰說接通遠方只有張國燾認定的西邊新疆一條路?這是一條最遙遠、最艱苦、最危險、最不方便的路。打下涼州，可立即獲得兩條近得多的路：一條是經民勤向北過內蒙(其時屬寧夏西北部)的路。民勤在定遠營(阿拉善左旗)正西約230公里，無非是將原定接送物資的地點向西平移了一段距離。據民勤縣志載，“北自瞭江石(民勤以北三十公里)直抵亦不喇山(今稱雅不賴山)、瀚海等處二百八十里，東北至柳林湖一百二十里，至白海東北亦不喇山北套(山勢向北邊彎曲的地方)，夷接壤(與外蒙接壤)，難以道里計……”(見民國版《民勤縣志》，標點符號及括號內的說明是我加的)。這里從民勤出發到外蒙記載的道路公里數合計為230公里，未計載的約180公里，總計410公里，比起到新疆哈密的1010公里要近的多。盡管新組建一支五、六千人的騎兵軍，作戰經驗肯定不足，但用來踏勘、平整這條道路，運輸、護送物資，力量還是綽綽有余的。反正路上也沒有敵人重兵把守，頂多有幾個、幾十個蒙奸、日本間諜暗中破壞，也沒什么了不起。帶幾天的干糧就能走一個來回。

　　如果嫌這條路不近，還有更便捷的應急之路：涼州西北有飛機場，一旦占領涼州、控制了機場，蘇聯方面完全可以用運輸機先送幾批輕武器和彈藥、急救藥品過來，打一個來回只需要幾小時——這也是后來毛主席想到過的救急方案之一，曾詢問徐向前可否修筑一個機場，以便送一些錢和彈藥救急，只可惜那時在哪里都已經站不住腳了，又怎么修機場?——當時蘇聯軍隊用的7.62毫米口徑捷格加廖夫輕機槍射速可達每分鐘600發，對付馬家軍騎兵非常不錯;12.7毫米口徑的捷格加廖夫重機槍用于陣地戰威力很大，在后來的二戰中讓德軍吃夠了苦頭。這種重機槍還可當作高射機槍使用，安置在涼州城頭，打蔣介石那幾架可能會空襲涼州的飛機，應當沒有什么問題。接下來，待道路確定，稍加休整，派出護路、運輸部隊，蘇聯方面不僅可以提供重武器，甚至都可以開幾輛坦克過來——四百一十公里也就是一、兩天的路程。當時蘇聯著名的T34還在研發中，但雙炮塔的T24早已下線。馬家軍的騎兵一定沒見過這種外敷鋼甲、用馬刀砍不爛、會快速行走、連續發炮、射擊、傷人的怪物，作戰時突然不期而遇又會作何感想?

　　所以，只要打下涼州，遠方道路會立即接通，包括去新疆那條最遠的路，也會很快接通，因為涼州城里有汽車，填防涼州的敵一百師五九六團劉呈德的兩營士兵，就是從嘉峪關坐了三天三夜汽車趕到涼州的。他們乘坐的汽車此時一定被封閉在涼州城里。派一些紅軍戰士押車，有個六、七天時間，也可以開到新疆，再有六、七天時間，就可以滿載而歸了。

　　總之，打下涼州，所得極豐，接通遠方的任務也會立刻完成。同時也獲得了有助城防守備的大量物質資源。從這里我們還可以看出，建立根據地和接通遠方這兩大任務是密不可分、緊密相關的。

　　本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首先是為了奪取一片富庶的、人口稠密的地區給紅軍當根據地。既能解決部隊就食，又能解決擴紅的兵源。黃河九害，唯富一套。為黃河沖積而成的寧夏平原之富庶歷史有名，素有塞外江南之稱;此地盛產稻米，人口密度很高，銀川盡得其利而發展。奪取這片地區既可和陜北蘇區相連接，又很容易做到和蘇聯控制的外蒙相連接。寧夏西北(現屬內蒙)一帶本來人煙稀少，用來保衛根據地(也包括交通線)所需兵力不多。這樣，中國紅軍的戰略基地就擴大到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大本營連接成一片，很容易獲得蘇聯紅軍的支持，這就叫接通遠方。

　　奪取涼州地區，原本是銀川之后的下一個目標，在寧夏戰役因外部形勢變化不能繼續執行的條件下，成為首要目標有其合理性。涼州地區同屬富庶地區，人口密度也很高，存在和銀川地區相類似的地理條件。向東北壓迫馬宏逵收縮至寧夏平原(賀蘭山以東、陰山以南)，然后向北以及略偏東控制住寧夏西北至正北(現屬內蒙中段)地區，也能通過外蒙連接蘇聯。只要保持著向東的回旋余地，逐步將根據地擴大至景泰—靖遠一帶，向北占領定遠營，雄踞賀蘭山虎視銀川，向南襲擾直至占領永登;河東紅軍再將寧夏南部、甘南蘇區進一步鞏固并擴大到黃河沿岸，這樣，從陜北到寧夏南部，然后跨過黃河到河西涼州一帶，再通過外蒙連接蘇聯，也能使整個蘇區連成一片，且地域更加遼闊，這同樣也叫做接通遠方。

　　因此，如果將接通遠方僅僅理解為從遠方(比如新疆)獲得一批蘇制武器、裝備，那就太狹隘了。接收一批武器又能如何?根據地還是被漫長的敵占區割裂、阻斷，未能達到戰役根本目標;就算是接收武器裝備，也需要穩固的根據地(同時也是物資接收地)。如果創立了穩固的根據地，同時也有明確、方便的物資接收地點，共產國際還是會把急用的物資送過來的。但如果部隊一直處在流動作戰當中，沒有安全可靠的物資接送地點，人家只能把物資送到遠方某個他們認為可靠的地方讓你自己去取，建立根據地的目標變成到遠方取貨，為了重大戰略目標而出動幾個軍的戰役行動降低為可有可無的戰術行動，部隊的行動又會時刻被遠方的貨物所牽制——這就非常被動。

　　其實徐、陳在剛過河不久給軍委所發的電報中，已經反映接觸過共產國際派來送貨的人，應當很容易理解根據地與送貨地點的關系。當時為什么會有900峰駱駝所載的貨物落到了馬家軍之手(見徐、陳11月6日電)?就是因為紅軍過河后沒有根據地，處于流動作戰狀態，因此沒有固定、可靠、安全的交貨地點。

　　準備貨物需要時間，貨物在路上走也需要時間。共產國際得到消息送貨過來，結果部隊已經轉移，貨物落到敵人手里。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這種情況，共產國際只能把交接點確定在一個雖然遙遠但相對安全的地方。但如果紅軍攻占了涼州、在這個地區建立了一個根據地，就有了確定的、安全的交貨地點，比如涼州以北的民勤;再專門組織一支騎兵軍接送貨物，共產國際一定會同意將貨送到民勤。

　　在當時，共產國際(第三國際，1919年成立，1943年自行解散，總部在莫斯科)之所以急迫地希望給中國紅軍輸送武器裝備，并取得蘇聯政府的支持，當然是有背景的：

　　斯大林一直非常擔心在兩條戰線同時作戰，一條戰線的敵人是歐洲正快速崛起的納粹德國;另一條戰線的敵人正是位于東亞、屬納粹軸心國之一的俄羅斯宿敵日本。

　　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扶植成立了偽滿洲國(1932年3月，其版圖包括了中國東三省及河北部分地區和內蒙東部地區)，已經強烈地透露出以滿洲國為跳板北上與蘇作戰的意圖。雖然蘇聯和新疆盛世才結成了臨時性的戰略同盟，但盛世才一介軍閥，反復無常、極不可靠;新疆又離偽滿洲國太遠，難以遏制滿洲國向西北擴張的趨勢，因此新疆只能作為輔助的、后備的戰略基地。在新疆與偽滿洲國之間，更需要一個可直接用于作戰、又有兵源可作補充的軍事基地——即我們所說的根據地。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后，承認共產國際的綱領，在組織上作為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因此在政治上更加靠近蘇聯。如果能夠幫助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紅軍在更接近偽滿洲國并緊靠外蒙的地區建立一支較強大的軍事力量，就會直接威脅到日本北上戰略的實施，完全符合蘇聯的遠東軍事戰略利益。這個地區不可能選擇中國綏遠(主要位于內蒙東段，1954年撤銷)，因離作戰區域過近，根據地難以建立。而以選擇寧夏西北地區(后來屬內蒙中段)更為安全可靠，可以對日軍的北上作戰構成直接的軍事威脅。

　　因此，幫助中國紅軍在寧夏地區建立根據地，并提供軍事援助，是蘇聯正在實施的遠東軍事戰略的一部分，且因納粹德國和日本表現出強烈的軍事擴張態勢而顯得十分緊迫。

　　這一軍事戰略直到1939年蘇聯啟動諾門坎戰役，使日軍受到重大軍事打擊，基本放棄北上軍事計劃，轉為南下戰略，以偷襲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為起點，發動了太平洋戰爭。隨著美國對日宣戰，其迫切性才有所減緩。而1936年正是這一軍事戰略實施最為緊迫的時期。這一軍事戰略又與中國建立全民族統一戰線、抗擊日本侵略的目標完全一致。如能不失時機地在寧夏西北地區建立起根據地，對于擴大中央蘇區直至與蘇聯控制的外蒙相連接，使抗日根據地直接獲得蘇聯經濟和軍事援助、提升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中國政治生態中的地位、推動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促進全國抗日斗爭形勢向有利的方向發展和轉化，全都可以起到重大、積極的作用。對于中國紅軍的快速發展也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機遇。

　　這就是當時建立根據地與接通遠方的背景和關系，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后來共產國際嚴禁西路軍往新疆跑——過去個四、五百人不具威脅，當作順水人情，做一下盛世才的工作，促使其同意（后來李先念等450人進入新疆要得到盛世才的批準。如果是4500人，盛世才會批準嗎？恐怕未必）；如果不能在河西走廊立足，反而把較多兵力轉移到新疆、侵入盛世才的地盤，就一定會引起盛世才的不滿。地方軍閥歷來把地盤看的很重。盛世才又是一個心胸狹隘、疑心病極重、陰險狡詐之人。經過幾年爭斗，剛剛打敗馬仲英，新疆統治漸入其手。臥榻之旁，又豈容他人鼾睡？更何況是一支頗具威脅的軍事力量。這么一來，西路軍勢必和盛世才發生矛盾，這就會與蘇聯國家的整體戰略和在新疆幾年來外交經營成果發生沖突。任何政策都有其連續性。一旦雙方發生戰事，蘇聯政府還有可能給西路軍一粒子彈的援助嗎？出于蘇聯的國家利益，蘇聯甚至都有可能幫助盛世才像消滅馬仲英一樣滅了西路軍，至少會幫助盛世才把西路軍逐出新疆。但此時西路軍退路已斷，且疲憊不堪，彈藥糧草又已耗盡，除了全軍投降，連殊死作戰的本錢都沒有了。

　　所以，徐、陳電報里將兩大任務分成主要、次要，認為為完成主要任務——接通遠方(新疆)，可以放棄次要任務(建立根據地)，這種認識具有極大的片面性且又十分幼稚，就是將接通遠方狹隘地理解為得到一次接濟，而完全沒有考慮當時國際政治形勢以及與蘇聯關系的復雜性。就算歷盡艱辛，犧牲很多戰士，跑到了新疆;就算盛世才不打你，你也取得了一部分裝備，但依舊沒有根據地、沒有糧食和兵源，沒有衣服穿，延安蘇區與蘇聯之間仍然被敵占區隔斷，又有多少意義?至于徐向前后來在回憶錄中說的，“西路軍如果有一個炮團，馬家軍再增加一倍，都不夠我們打的。(徐向前回憶錄523頁)”——簡直是童言稚語，荒唐到不像是他那個年齡段的人說出的話。誰給你一個炮團?中國紅軍從創建之日，到一點點壯大，所用武器幾乎全都是主動作戰、從敵人手里奪取的，從來不存在憑空就可以的“有”。四方面軍也同樣如此。難道名氣大了，蔣介石給出懸賞首級的價碼和毛澤東一樣高了，就變得完全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紅軍戰士的力量，變成一個唯武器論者了?或者和張國燾接觸的多了，也受了他失敗、悲觀、消極、避戰情緒的影響?放著眼前唾手可得的一個炮團都不敢一戰而取之，一心想要依靠外援，自信心已經降低到了零點，在這種心態下指揮作戰，就算拿到陳云說的200門炮又能如何?還不是會丟個精光!

　　所以說，一旦出現重大戰機，就應堅決地作戰，通過繳獲補充軍需，依靠自己的力量創立和鞏固根據地，也就自然地接通了遠方，得到補給，兩個任務均告完成。但如果條件不具備(比如沒有占領至關重要的軍事戰略要津、敵軍主力(或大部)沒有被消滅，戰力沒有受到摧毀性的打擊)，仍脫離實際堅持要建立根據地，這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也注定會失敗，兩個任務均無法完成。徐、陳兩人當時的精神狀態恰好處于這兩個極端，這是后來導致西路軍失敗的直接原因。

　　上面簡單列舉了如果西路軍打下涼州可直接獲得用于作戰和防守的物質資源(不是全部)。對于同時得到的戰略資源，已經有所涉及，其余的在以后涉及軍事戰略與策略的時候，再插入敘述。

　　接下來從單純軍事角度，討論涼州防守的戰略和策略問題，即回答“涼州就算能打下來，能否守得住”的問題。當然，這種討論必須從西路軍現有的、尚未對作戰資源得到補充的條件下說起。

　　九、河西走廊的地形特點——創建根據地的條件

　　在討論防守涼州、創建根據地這個話題之前，我們回過頭來再補充描述一下涼州的地理位置和涼州的道路情況。以便進一步了解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的基本條件和防守古浪對于在涼州地區創建根據地的關系。

　　先看一下河西走廊的地形特點。這一地區南側有高大的祁連山(又名南山)，北側為北山(包括合黎山、龍首山及其東延余脈)，中間夾有寬15—50公里、海拔1000—1600米的狹長平地，形成一條天然走廊。由于南部的祁連山地不僅地形崎嶇難行，而且地面水源沒有保證，商旅行走極為不便;而北山又有大量泉水涌出，且沼澤遍布，也不便通行;只有中部走廊既有可靠水源，又不會成為交通上的障礙，還分布有許多綠洲和城鎮，成為商旅補給的中轉站，于是這一天然走廊便成為一條重要的交通線路。因所處位置起點在黃河以西，故有河西走廊(或甘肅走廊)之稱。

　　看地圖上河西走廊的形狀，可以想象成一只頭向東南、尾朝西北，雙翅打開、極其巨大的黃蜂(長一千多公里)。黃蜂成蟲期身體外觀包括頭部、胸部、腹部。我們這只“大黃蜂”的身體也分成頭、胸、腹三段，不過連接胸、腹的腰部更加細長。這只蜂，頭的前面緊抵黃河中段“幾”字形左邊一撇的下段，形狀略為三角形，頂點為景泰—大靖—永登三城。景泰為蜂眼，盯著中衛;大靖為頸背，連接、護衛蜂的胸部，永登為蜂的口器，斜對蘭州。永登以西一片三角形區域，為巍峨、挺拔的烏稍嶺，從下面將蜂的頭與胸大部隔開。蜂的胸部，就是涼州——永昌地區。這是河西走廊的東大門，也是黃蜂的心臟所在——如果黃蜂有心臟的話。其雙翅，以涼州、永昌為基部，向北邊民勤方向展開，楔入騰格里沙漠，使這只黃蜂顯出靈動、飛騰之勢。從永昌西北約50公里處起，到山丹、民樂、張掖(甘州)，然后過張掖至臨澤、高臺、酒泉(肅州)一線，直到嘉峪關，為這只黃蜂連接胸腹的腰部。和真正的蜂腰一樣，這一線地勢狹窄，窄處只有十幾公里，寬處也不過五、六十公里。過了嘉峪關，地勢漸寬，進入較寬大的蜂腹部，南為大雪山，北有馬鬃山，地貌已多戈壁、沙漠，十分荒僻;尾部形狀分為兩叉，從兩叉中部出星星峽，便到新疆地界。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進入河西走廊的道路交通情況。

　　自古以來，過黃河進入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在烏稍嶺以東，主要分成北、中、南三條，其中兩條經過涼州(武威)：一為北路，從靖遠縣北渡黃河,經景泰過大靖達涼州。一為中路，從蘭州以西渡黃河,再沿莊浪河谷過烏鞘嶺，經古浪峽谷到涼州。

　　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甘肅省政府為適應軍事需要和促進民眾利益，倡修汽車路，并發動沿線民工整修原有大車道，使之能通行汽車。這樣，中路莊浪河谷至古浪峽谷的大車道經平整加擴，改為可跑汽車的公路——蘭新公路，成為當時中國內地連接新疆最重要的唯一一條能跑汽車的陸路通道，其喉脖處，即我們前面所說被烏稍嶺隔開的蜂頭與胸相連接處，就是位于古浪峽谷出口的古浪縣城。

　　順便說一下不經過涼州的南路：從永靖(蘭州西約50公里)炳靈寺附近渡黃河,經青海民和、樂都、西寧,再往北過大通河、從扁都口越祁連山經民樂到張掖，可進入河西走廊中段。這條路最長，當時未通汽車。

　　從河西走廊的地形特點和道路情況，可以知道，涼州處于走廊東部，地處要津，古浪則是名副其實的咽喉要道。另一交通要津便是張掖(甘州)，正當蜂腰處大路，且可通達西寧。

　　了解了河西走廊的地形特點和進入河西走廊的道路情況，便很容易理解，要在這一地區創建根據地，首要的條件是在軍事上控制住這一地區。如果沒有軍事上的完全控制，創建根據地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是由其地形和人口分布特點決定的：峽谷兩側山地陡峭、氣候惡劣，不宜人居;谷內走廊地形過于狹窄，又多荒灘、戈壁，人口分布不均，主要人口集中于各大城鎮，剩下的集中于有農田的村落、堡寨。各村落、堡寨之間又相隔甚遠，其間人煙稀少，戈壁、荒灘裸露，作戰部隊在野外很難隱蔽，幾乎無處藏身。這樣的地理環境，如果不控制較大城鎮，即使勉強創建根據地，也無法持久。必須以軍事上的完全控制、形成護衛屏障來做保證。

　　要在軍事上控制河西走廊地區，從東段到中段，首要的是必須控制住涼州;從中段往西北，關鍵便是張掖。但在涼州與張掖這兩個城市中，又以涼州更為重要。因為涼州是內地(也包括寧夏、青海、內蒙)進入河西走廊的主要門戶，在軍事戰略上的意義要大于走廊內其他任何城市。張掖僅僅是從青海進入河西走廊中段的門戶，軍事戰略上的意義低于涼州。

　　此外，控制了涼州，其威懾力將輻射整個河西走廊。如果僅僅控制張掖，雖有可能在張掖以北到嘉峪關直至關外一帶建立根據地，但如無強有力的外援，將很難長期抵御來自涼州和青海兩個方面的夾擊;反過來，如果控制了涼州，以涼州為作戰基地，就有很大把握攻取張掖，一旦攻取了張掖，整個河西走廊全都受到控制。這樣，如張掖承受來自青海方面的攻擊，有涼州做后盾，也容易守住;因此，守住涼州，就等于守住了張掖和整個河西走廊。

　　除了這兩個城市之外，河西走廊其它任何一座城市，比如永昌、大靖、酒泉，軍事戰略意義，均低于涼州和張掖。這也就是說，奪取了涼州和張掖，其他城鎮就算暫時有敵軍盤踞，也都不可能持久，更起不到控制整個河西走廊的作用。換句話說，要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必須奪取并守住涼州，次一步的目標，是奪取和守住張掖。如果不奪取這兩個城市，就算奪取了其它次要城市，如永昌、民勤、山丹等，即使建立了根據地，也只能是短命的，不可能長期存在。

　　這么一來，我們的問題首先集中在奪取之后怎樣守住涼州。由前述涼州在河西走廊的位置和進入涼州的道路情況可知，守住涼州，關鍵在古浪。這樣，就初步了解了攻取并防守古浪對于防守涼州、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意義。

　　十、防守古浪

　　1936年11月13日，徐向前、陳昌浩在發出進襲涼州作戰命令的同時，還發出了襲取古浪的命令。到16日，九軍已經占領古浪。17日，九軍主力集結于古浪，另一部在紅涼山。——到這一天，距發出進襲涼州的命令已經過了四天。按我們設想的方案，涼州也已經打下來至少一天。

　　18日，毛澤東周恩來要求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但第二天(19日)上午，徐向前、陳昌浩來電說“九軍今到大河驛，明到西四十里鋪。”徐、陳二人顯然未遵照軍委命令執行，發出的是放棄古浪、九軍轉移的命令。古浪險要之一的紅涼山實際上已經主動撤防。到了下午，突然傳來了九軍古浪失利的消息——但無論如何，這一天距離發出進襲涼州的命令已經過了六天。涼州應當已經打下來至少3天，涼州新城在西路軍壓力下，也早已不攻自破。增援古浪防線的部隊早就應出發甚至抵達了古浪。

　　若涼州城破，待處理之事極多。例如，舊城破，須即刻增兵包圍新城，并占領涼州飛機場(位于涼州城西北);同時立即給中央發報，報告涼州已攻破，且已控制飛機場，要求中央通知共產國際，盡快派飛機運送一批武器彈藥來;城內則須肅清敵守城殘兵、建立城上防御陣地、成立政府、成立地方黨組織，成立婦女、兒童等群眾組織，動員群眾參加紅軍、征集糧草，等等。事務繁多，但增強古浪防御力量是當前最大的事情。從完成攻城任務的部隊中抽調出的一部分兵力攜帶部分給養、物資增援古浪防線是必須的。

　　從發出攻占涼州的命令開始，到九軍從古浪撤防，已經過了六天時間!

　　這六天原本可以決定并做出許多重大的、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同時也回答了有些人的疑問，認為取消攻占涼州的命令是因為古浪戰役失利，因此失去了攻取涼州的條件。但事實是下令取消攻取涼州在先，古浪失利在后，其間至少相隔六天;且古浪失利與取消攻取涼州的命令有關。如不取消攻取涼州的命令，古浪未必會失守。另一方面，即使古浪一時失守也不會從根本上影響攻取涼州和防守涼州。

　　因此，我們的涼州防守戰就從此時的古浪開始。

　　為什么首先從古浪開始?正如前面介紹的，古浪是敵軍的必經之路，且道路狹窄、地勢險要，因此在古浪可以較少兵力攔截住威脅涼州——此時應當已經落入西路軍之手——的絕大多數敵軍。

　　這些敵軍在涼州被攻破之前，主要有三股：第一股是馬步青騎五師的河防部隊;第二股是由馬元海(馬步芳任命的敵河防總指揮)指揮的來自青海的馬步芳第一百師援助河防的步、騎兵部隊和青海民團;第三股是胡宗南屬下的楊德亮補充旅。

　　敵人三股部隊匯合在一起，數量遠超九軍，看上去是一種非?？膳碌能娛铝α?，對九軍防守構成巨大威脅。但仔細分析，其實并沒有什么了不起。

　　第一股力量，馬步青部隊。其戰力平平，西路軍在之前的戰斗中已經見識過，基本上屬于一觸即潰類型。這支部隊高、中級軍官幾乎全都安家于涼州，一旦城破，私產、家屬全被西路軍控制，如家屬帶信過來，述說紅軍的好處，讓他們投降紅軍，軍官們當即惶惶如喪家之犬，哪里還會有戰斗意志，轄下部隊出現混亂完全可以預見;這時的馬步青很可能先是成為紅軍的階下囚，轉而成為紅軍的座上賓，并加入紅軍成立的地方政府，掛上個聯合政府副主席、軍政委員會副主任之類的頭銜，對于那些相當于家將、奴仆一樣、和他從小一起玩到大的騎五師軍官們，下達一道停止和紅軍作戰的命令，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結果會如何?這股力量將頓時作鳥獸散，化為烏有。

　　第二股力量，馬步芳部隊。其戰力當然遠超馬步青的部隊。尤其是馬元海(敵河防總指揮)率領的民團，后有正規軍督戰，“作戰不退，無令不回”，純粹是一大群用軀體和生命賺取九軍彈藥來拼消耗的“炮灰”，給人一種作戰頑強、打不完、殺不盡的印象。九軍彈藥終有盡時，所以感覺上很難對付。

　　但其實這股力量——來自青海的馬家軍——也有明顯弱點：一是在地形險要、地勢狹窄、不宜集結的地方，民團一旦潰敗，勢如退潮，會沖破后面的督戰部隊，前軍沖后軍，人仰馬翻、相互踐踏，形成大潰退局面，一退十數里，收拾殘局很費時間(青海民團第一次進攻紅涼山失敗后，潰軍在一狹隘地段奪路而逃，竟踩死兩匹戰馬;此時馬元海指揮部成員亦與馬元海失去了聯系;之后才在一狹長山谷見到了身邊只剩下三五個隨從、畏縮在亂石叢中的馬元海，口中正驚呼：“‘胡大’呀!事情怎么來的不知道!我們的人馬這樣倒退下來，將來怎么打下去?”);二是軍無糧自亂。青馬的后勤供應來自青海，從青海出發走蘭州附近鐵橋過黃河，再到永登，沿莊浪河谷過安遠，進入烏稍嶺古浪峽谷。道路崎嶇，運輸線又很長，超過200公里，部隊就食成為大問題。由于尾追九軍進入古浪峽谷，九軍在前，沿途首先征集糧食，再說服老鄉堅壁清野、上山躲藏;馬軍在后，無糧可食，沿途搶劫，已現饑餓、疲憊、人心浮動狀態。連馬元海指揮部的參謀人員也饑腸轆轆，有時只能“幾個人分食”一個雜面饃(對戰場及馬元海情況的描述見張時之：“甘肅河西一條山至古浪阻擊紅軍的戰斗紀實”，載《青海文史資料第三輯》，張時任敵一百師司令部參謀處參謀，隨馬元海指揮部行動)，繼續下去，再有幾天，勢必大亂;三是涼州已失，馬步青必會勸馬步芳退兵。盡管馬步芳早就覬覦馬步青在河西的防區，勞師動眾，借口追擊西路軍，實有假途滅虢、一石二鳥的用意，其最終目的在借機侵占馬步青的領地、同時阻礙蔣介石勢力介入河西走廊。后來在四十里鋪作戰時，馬步芳委任的總指揮馬元海令馬步青部隊不帶攻城器械去攻打西路軍防守的小城堡，有意令部隊毫無遮擋地全部暴露在西路軍槍口下，既無法前進也不許后退，任憑西路軍將一團人馬幾乎殺傷殆盡，明顯地就是要借西路軍之手殺滅馬步青的軍隊。所以馬步青初步勸阻未必有效。但仔細權衡一下，涼州若失于紅軍之手，城堅難攻，又有蘇聯紅軍的武器裝備做后援，想要攻取，也實在不易;況且涼州有小路翻南山經皇城灘可直達西寧。西寧此時同樣十分空虛，自身安全反而受到極大威脅。若紅軍揚言要組建一軍攻破西寧，稍有動作，馬步芳即會調軍回防，樂得坐山觀虎斗，看紅軍與蔣介石的部隊對陣。如果紅軍作戰失利，他可擇機攻取涼州，將整個河西收入囊中;如果蔣軍作戰失利，他反倒有可能在暗中和紅軍結成臨時性同盟，共同反蔣抗日或逼蔣抗日。

　　所以，只要度過前期最艱苦的一段時間——幾天或十幾天，馬步芳的部隊要么因饑腸轆轆無處就食自行崩潰，要么得令回防西寧，只留少數部隊行監視職能，實在不足畏懼。

　　再看第三股力量，胡宗南的楊德亮補充旅。楊旅曾駐防蘭州，渡河后由于馬步芳不欲使其插手河西戰事，有意令民團將其隔斷，所以這股部隊未與西路軍交手，其戰力如何不得而知。楊德亮本人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其部隊軍官、士兵想來也有不少比較狂熱的極端宗教分子。這支部隊的武器裝備齊全，戰力應超過馬步芳部隊(馬步芳部隊武器配置不齊，民團很多使用自備的原始冷兵器或老式叉子槍)。只是楊旅也有同樣的弱點：如果在古浪峽谷作戰，部隊給養會出現問題。試想：如果涼州失守，馬步青、馬步芳部退出，蔣介石一定會嚴令胡宗南督促楊旅急速進軍，欲趁紅軍立足未穩奪取涼州。因為涼州一失，蘭新公路必然中斷，從陸路連接新疆的主要通道就會喪失，對整個戰局的消極影響不可低估，督促楊旅急速進軍就是必然的。楊旅向涼州進，若走景泰—大靖一線，要比走古浪峽谷多出一百多公里，且道路崎嶇、荒僻，所以，為爭取時間，一定會選擇沿蘭新公路西進，進入“馬不并轡、車不并行”的古浪峽古。此時若對敵軍攔頭阻擊，再以一軍出擊永登，斷其退路，在延綿數十公里的狹窄山路上，部隊裝備再好也很難展開攻擊，加之人生地不熟，糧食只能靠飛機接濟，最終很難逃脫全軍覆沒的下場。

　　在當時，要取得這樣的戰績，主要依賴兩個條件：一是據險防守，而不是據縣城防守。二是主動出擊，而不是被動防守、只守不攻。古浪峽谷被稱為虎狼峽谷，地勢險要歷來有名，那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條件，誰也搬不走。剩下的問題就在于戰役指揮者如何利用有利地形，遏止楊旅的前進;主動出擊則不但需要謀略，需要精確運籌，更依賴膽略，所以同樣也是對戰役指揮者的考驗。這兩個條件全都集中到了西路軍戰役指揮者徐向前和陳昌浩身上，特別是承擔軍事指揮重任的徐向前?，F在看來，黃埔一期的徐向前，雖然當時名氣很大，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在渡河后一段時間里，他的表現說明他當時尚不具備作為戰役總指揮的素質，卻又自以為是、一意孤行，對于真正的軍事戰略大師毛澤東的點撥反應遲鈍，甚至完全無動于衷，終于釀成了一個時代的悲劇。

　　現在，還是讓我們回到古浪戰場上，設計一個更加積極主動因此也更加合理的防御計劃：

　　第一，紅涼山陣地不能主動放棄，仍應保持在九軍手中，或者保持在增援古浪三十軍之一部手中;同時采取更積極、主動、靈活的攻防策略。這樣，馬元海指揮追尾的馬家軍民團就會被攔阻在紅涼山以東，九軍主力就不會在古浪縣城被團團包圍，“血戰終日”，人員犧牲三分之一，受到重創了。

　　第二，在占領古浪縣城之后，大部兵力應前出至峽谷較狹窄處，占據公路一側制高點，剩余兵力應攔路構筑防御陣地，挖掘壕溝、設置路障，不使馬家軍其余部隊突出峽谷，這樣也無法形成對我軍的合圍之勢;參與紅涼山防御的部隊在敵軍突破防線后，反倒可以與古浪防御部隊對敵形成合圍，兜尾打擊敵軍;

　　第三，增援部隊應攜帶繳獲的山炮和對九軍的補給，盡速向古浪方向運動，意圖擇機消滅可能突破紅軍防御陣地的馬家軍部隊。然后構筑陣地，參與防御。后續援助，軍需物資、糧食衣襪，也應不斷派隊送出;

　　第四，在阻擋住馬軍以及蔣軍最初進攻后，采取左攻右防的戰略，即成立一支左路軍，從大靖出兵景泰一線，然后攻取永登，伺機斷敵退路;右路則以涼州為后援，據險堅守，阻止敵軍從古浪峽谷進軍涼州。

　　如果按照這樣一種戰役布局，情況或許沒有后來實際發生的那樣被動。只可惜實際結果和我們的設想有很大不同：

　　說古浪是必爭之地，據守古浪險要，主要指扼守縣城以南古浪峽谷道路曲折、狹窄的險要處，并非是據守縣城。從紅涼山到黃羊川再到十八里堡，也包括從十八里堡前出至黑松驛一線，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路段比比皆是。用少量兵力扼守，即可收到很大效果。如果從干柴洼到紅涼山，再到黃羊川、十八里堡，沿途留下七、八個游擊小組，三、五人為一組，或以偵察敵軍動向，擾亂、停滯馬軍行進為目的，或以襲擊其后勤補給線為任務，甚至以狙殺馬元海(敵河防總指揮)為目標——此人大字不識一個，指揮作戰總是選擇一較高山坡，背后插一面大旗，帶一隊傳令兵，用口授方式讓傳令兵傳送命令、指揮民團作戰。判斷出馬元海指揮作戰的地方，令狙擊小組預先埋伏，擊斃此人還是非常容易的。此人一死，青海民團失去首領，必然大亂。——所以，在古浪峽谷要遲滯馬軍行動、造成其混亂、使其部隊失控，辦法很多。游擊小組的安全也不會出現大的問題。無非是敵若進攻，我就退入高山，敵若離開，再下山襲擾。——這種作戰方式本是紅軍的強項。烏稍嶺地勢陡峭，多斷層、懸崖，馬軍騎兵只能下馬徒步登山作戰，行動遲緩，還受馬匹牽制，遠不如我游擊小組機動、靈活。但到了古浪縣城，辦法就少得多。縣城已位于峽谷開口如漏斗口般漸寬闊平坦處，城東向西北已是一馬平川，利于敵騎兵作戰。且縣城地勢低洼，城墻又在幾年前地震中幾乎全部坍塌，易受攻擊而無險可守。因此將九軍大部分部隊收縮在地勢低洼又無險可守的縣城，圍繞縣城四周分兵布防，外圍制高點火力不能相互支持，又兵力不足，實在是一個極大的失策。城南古龍山至少需要放兩個團防守，南關(師部駐地)再放兩個團擋大道構筑工事，設置路障(壕溝、鹿砦一類)，卡斷蘭新公路，剩余部隊置于城西側山口及坡上，再向前放出警戒哨，這樣，整個部隊從高到低在最狹窄地段完全控制了古浪峽出口，且所有防御陣地為一整體弧形，相互連接、火力交錯，互相支持，兵力配置也為一整體。馬軍想要從峽谷沖出，幾乎沒有可能。如果企圖牽馬走小路繞過紅軍防線，前出的警戒哨、偵察人員可及時窺破敵之企圖，略施干擾，即能阻礙敵之行動，也就不可能有后來的集兵包圍縣城。

　　那種分兵保衛縣城的指導思想和集兵攔阻峽谷出口的指導思想，當然有顯著不同：分兵保衛縣城可看成并不主要是為了攔阻可能救援涼州的敵兵，為攻打涼州爭取時間，而是為九軍指揮部作掩護，隨時準備向西退卻。結果被敵沖出峽谷，分割包圍，古龍山與西山陣地分別失守，南邊防御部隊全部犧牲(1000多人)，北邊位于南泉的部隊被敵隔斷，縣城反被敵包圍，馬軍騎兵反復沖殺，指揮部損失慘重;集兵攔阻峽谷出口則和原定戰役目標相一致：就是不讓馬家軍從峽谷突出，為打下涼州爭取時間。涼州一克，即會得到增援，被堵在峽谷中的馬家軍兵力無法展開，騎兵優勢難以發揮，再加上部隊無處就食，饑餓疲憊、軍心渙散，此時如扼守紅涼山的部隊兜尾打來，受兩面夾擊，馬家軍想不全軍覆沒都難。

　　這說明，攻擊涼州與防守古浪的戰役思想，原是互相關聯、密不可分、須隨時保持一致、統一協調的兩個方面。古浪之守，就是為了涼州的打和防。這兩個方面任何一個方面如果不能堅決地、始終如一地貫徹預定的作戰意圖，都會給另一方面帶來影響。在這兩個方面，處于主導和統一、協調地位的指揮部的指導思想起著關鍵作用。

　　由此看來，古浪戰役九軍遭受重大損失，有戰術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戰役指導思想方面：布防要求與整個戰役目標不一致，不是為打涼州阻援，而是表現出企圖輪番掩護部隊向西撤退的姿態。很可能就是接到指揮部命令后將主力集結于地勢低洼無險可守的縣城，正在做轉移的準備，結果被從紅涼山、黃羊川一線尾追而來的馬家軍團團包圍，激戰終日，在三十軍一個團接應下，才突出馬軍的包圍。一戰傷亡超過2000人，達到九軍總數的三分之一。

　　從前17日徐、陳述西路軍主力所在位置和動向的電報來看，已令“五軍、九軍均于十八日晚移動”，19日上午又說“九軍今到大河驛，明到西四十里鋪”。大河驛距古浪約42公里，西四十里鋪又距大河驛31公里，合起來兩天要走近150里路。出發前當然需要做準備。是否就是在部隊得到命令撤防、集合、準備帶著輜重出發之際，被敵包圍于古浪縣城?如果能夠證實九軍有提前撤防的動作，就可以斷定，造成九軍重大損失與西路軍指揮部所發出的命令有關，或者說，與徐向前、陳昌浩改變戰役部署、不令部隊攻打涼州、準備向西轉移的命令有直接關系。如果不能夠證實其直接責任，違反軍委命令，放棄攻城作戰在先，古浪失利在后，這個歷史事實就已經證明了西路軍前敵指揮部戰役指導思想最初并不堅定，在關鍵時刻出現了波動和變化，因此對九軍的作戰失利負有間接責任。

　　十一、誰下令取消了攻擊涼州?

　　那么，徐向前、陳昌浩為什么會取消對涼州的攻擊?下達這樣的命令有什么依據，即是否得到了軍委和總部的批準呢?

　　我們已經列舉、分析了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此期的主要電令。毛主席的命令十分明確：“向涼州進”(作戰、進攻)。以后，沒有一字改變此命令。甚至在意識到戰役行動有可能被徐、陳二人終止，戰役目標有可能被放棄之后，仍然去電要求部隊留在原地、扼守古浪峽古，婉轉地希望繼續執行原定作戰計劃。因此放棄攻擊涼州與軍委命令無關，或者說是違反中央軍委電令的行為。倒是此期徐、陳接到過一份電報，就是我們在前面說過的17日紅軍總部電報。

　　電報全文如下：

　　“徐、陳：

　　甲、馬步芳讓馬中義、馬呈祥兩團十四日由平番啟程，十七日前可到古浪。

　　乙、韓起功旅在一條山戰斗時傷亡頗大。

　　丙、(不清)

　　丁、(缺)

　　戊、毛炳文本日開始渡河，十八日可渡完，先集結鎖罕堡、大小盧塘，再向大靖進。

　　己、你們兵力應相當集結，以迅速打通遠方為要著。

　　(萬萬火急)”

　　這份有著“萬萬火急”字樣的電文，原件無發電人簽名，但從內容看，顯然是張國燾以紅軍總部名義給徐、陳的命令。翻譯成簡單、通俗的語言，要點是：

　　甲、馬家軍要來了。

　　戊、毛炳文部隊要來了。

　　己、趕快集合隊伍向遠方逃命去吧!

　　萬萬火急!

　　嗚呼!以創建并擴大根據地來打通遠方的宏大戰略目標此時竟變成了向遠方退卻的借口!這樣，徐向前、陳昌浩似乎有了一個違反中央軍委命令、改變戰役目標的依據，將來一旦出現問題，軍委要追究責任，自然可以推到紅軍總部頭上，甚至追究到張國燾頭上，卻與前敵指揮無關。

　　但是，請注意，張國燾這封電報是17日發的，距13日徐、陳發出“向涼州進，明晚襲城”的作戰命令已過了4天，距8日軍委發出“徐陳向涼州進”的作戰命令已過了9天，距7日紅軍總部(含張國燾意圖)批準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已過了10天，距徐、陳6日提出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已過了11天，距2日徐、陳提出“涼州甚空虛，易襲”，“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的建議并于第二日得到軍委“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的批準也已過了15天。一個從醞釀到批準并且調動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兩萬多人執行了10多天時間的戰役計劃，一個為執行這個計劃兩萬多人馬兵分三路各行軍一百多公里、其間重大戰斗10余次、犧牲紅軍戰士近千名、已經到了決戰階段、到了就要一錘定音的關鍵決勝時刻的戰役計劃，一個已經在4天前就下達了進襲命令本應當已經取得最后決定性勝利、獲得極大軍事收益和戰略性成果的戰役計劃，豈能因張國燾在事后的一封電報就改變，而因此功虧一簣，使戰士的努力和犧牲付之東流?

　　張國燾當然沒有使時光倒流的神通，他的一封電報也不可能改變任何已經發生的歷史事件。

　　這樣，唯一的解釋就是：從一開始，前敵指揮就沒有堅決地、完全地、徹底地去執行軍委(也包括張國燾)攻取涼州建立根據地的作戰命令，所謂的戰役計劃無非是企圖掩蓋脫離中央紅軍、將四方面軍主力部隊調往西面、為張國燾保留黨內斗爭本錢的一個幌子。

　　進一步，我們再來討論，在前敵最高指揮者徐、陳二人中，又是誰積極主張停止對涼州的攻擊，將主力部隊調往西面，這樣就會明確最后的責任者。

　　在此之前，陳昌浩已經公開與張國燾發生了多次沖突，他當然深知張國燾的德行：凡與他作對、反對過他的人絕無好下場——被處死了的曾中生、曠繼勛、余篤山等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就是前車之鑒。作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兩個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另一個是他夫人張琴秋)，陳昌浩頭腦中的神圣原則和自身安全保障，都會促使他更希望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更堅決地完成軍委命令，以此來抑制張國燾的惡行。倒是自稱只將精力放在“軍事”上，不愿過問其它，深藏不露的徐向前，連老婆被張國燾殺掉都能隱忍不發，永遠表現出完全臣服于張國燾的姿態，永遠不折不扣地執行張國燾的命令，不管張處境如何，也不管是明是暗，永遠堅定地支持張國燾——也因此得到張的信任、為張所重用，委以四方面軍總指揮之職，掌管當時中國紅軍最大的軍事力量，這使徐向前手握軍權、名聲大振。所謂知遇之恩、投桃報李、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對此，徐向前一直心懷感激，到了晚年都念念不忘?？梢哉f，當時的徐向前與張國燾極力保持一致，已經超過了陳昌浩。

　　所以，可以初步推斷，在西路軍最高領導者徐、陳二人中，這段時間最希望幫助張國燾保存實力、脫離中央的，必然是徐向前，而不是陳昌浩。也是他最積極地接受了張國燾右傾、消極、避戰思想的影響，這就使前敵指揮從一開始就不可能堅決地、完全地、徹底地執行軍委攻取涼州建立根據地的作戰命令。

　　這樣推斷當然需要進一步的證明。

　　但我們只要研究一下西路軍如何“進襲涼州”，就會證明上述推斷正確。

　　先看一下程世才回憶錄中有關文字：

　　“上級又來了命令，全軍向甘北挺進，打下涼、甘二州建立根據地。……”，“按照總部的計劃，打算打下涼、甘二州，建立根據地，解放河西的人民”(程世才：《悲壯的歷程》，9、10頁)。

　　——這也證明打涼州的命令確實是存在的，并且已下達到部隊。

　　只是這場戰斗如何進行?來看這位奉命“帶八十九師今夜向涼州進，明晚襲城”的三十軍軍長如何描述：

　　文字中只找到“我軍攻城未下，分兵一部監視敵人，主力指向永昌”一句(引文同前，11頁)。對于兵力如何配置，采用何種器械，突擊點選在何處，敵軍如何防守，攻防雙方傷亡情況如何，對所有這些攻城細節，均只字未提。對這場極其重要、關系全局戰略、甚至關乎西路軍生死的攻防戰，語焉不詳。

　　再看一下當時防守涼州舊城的總負責人敵五九六團團長劉呈德如何描述這一場戰斗和可能出現的結局的：

　　“在城頭望見紅軍前鋒繞道涼州城南，向永昌方向前進，隨之大部隊伍，日夜未停地行進，人數不知有多少，使我不勝惶恐。有一晚間，紅軍曾向城頭打出一排機槍，未來圍城，也未進攻新城”，“紅軍如以全力攻擊，涼州新舊城是很危險的(《青海文史資料第二輯》，第4頁)。”

　　——莫非這排機槍，就是程世才說的“攻城未下”?

　　再看當時任“青海電訊社”社長、第一百師參議、與馬步芳多有接觸的陳秉淵先生所述：紅軍主力“沿涼州城南源源前進，直向西行，未去攻涼州新舊城。當晚馬步青向馬步芳告急的電文，不下七八次，馬步芳束手無策”，“當晚午夜，時而在偽省政府，時而赴軍司令部，忐忑不寧，終夜彷徨。但聞他低頭哀呼‘胡大’之聲，情緒的緊張，達到了沸點”，“清晨，馬步青有急電到西寧說：‘紅軍向涼州舊城僅放排槍一次，繞城而過’。馬步芳自是才眼開眉舒，他說：‘阿哥得免于難，不是胡大相助，涼州失守，西寧也必守不住，那時我們腳步一亂，前途就很危險’”。

　　之后，馬步芳捏造軍情，由“青海日報”編擬稿件，發表新聞說：“馬步青率所部及劉呈德團堅守涼州，躬自嚴防，以城防早有嚴密準備，與紅軍在舊城激戰五小時，紅軍未得逞，反受重創”(見《青海文史資料第三輯》，“馬步芳阻擊北上抗日紅軍的始末”，26、27頁)”。

　　——從這幾段回憶當中，我們可以看出，攻城之戰沒有發生，頂多就是“一排機槍”。“激戰五小時，紅軍受重創”，是馬步芳捏造出來的假戰況。

　　那么，是誰改變了中央軍委的作戰命令，當了馬步芳的“胡大”(相當于基督徒的“上帝”)，在危難時刻解救了二馬?我們看一下徐向前在回憶錄中的敘述：

　　“在大靖附近，我們收到中央軍委十一日的來電。內稱：‘由于河東還未能戰勝胡毛王各軍，妨礙寧夏計劃之執行，我們正考慮新計劃，但河東主力將與西路軍暫時的隔離著’并征求我們的意見：西路軍單獨西進接通新疆有無把握?如返河東有何困難?(徐向前回憶錄521頁)”

　　——中央軍委這封電報的性質本是將河東情況通報西路軍，并針對“新計劃”征詢西路軍方面的意見。這個“新計劃”是指11月8日發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及彭德懷等的電報，旨在調整寧夏戰役計劃。其中關于西路軍的任務，“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與西路軍當前任務并無沖突。且明確規定：“上述新計劃暫時還不作為最后決定”，“此計劃不能過早執行”。因此，徐、陳接到中央軍委的11日電僅僅是通報情況、了解情況、征詢意見的電報，其中并沒有取消之前下達的命令、變更西路軍的作戰任務、令西路軍改變當前作戰部署的內容。更不是將西路軍任務僅僅局限在或去新疆或東返這兩條之內，供其取二選一，非此即彼(原電不是采用兩個連用的問句形式，而是用序號(1)、(2)、(3)將三個問句分開，(3)問的是“能否解決衣服問題”，舍棄(3)，將(1)、(2)簡化后放在一句話當中連用，無非是要給讀者造成一種非此即彼、擇二選一的印象)。因此，對西路軍，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仍然是立即作戰，以取得建立根據地的戰略要津。那么，怎樣面對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接著說——

　　“陳昌浩拿不定主意，召開軍政委員會討論。我在發言中列舉了西進新疆的好處：(1)解決了西路軍的戰略靠背問題;(2)能拿到蘇聯援助的武器;(3)回過頭來再打馬家軍，易如反掌;(4)對河東紅軍和友軍，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應作用;……我列舉了五、六條理由，說明西進的必要性。大家贊成我的意見，一致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與西進比較，困難更大。于是下決心西進，向中央表了態(徐向前回憶錄522頁)。”

　　說“陳昌浩拿不定主意”應當是事實。三個月前，陳昌浩任總指揮指揮四方面軍之一部攻打岷縣。因魯大昌(甘肅軍閥、時任國民黨新編14師師長)一個師部兩個旅約八、九千人全部收縮到城內，據城死守，每個城垛有四、五枝槍，還備有滾木擂石，四方面軍攻城兵力與魯大昌部持平或略多，因此縣城未被攻破，到后來形成以少數兵力圍而不打的局面。對這次攻城，陳昌浩必定記憶猶新。此時要攻打涼州，城高墻厚，比之岷縣高出一丈有余。召集軍政會議，分析敵軍兵力、布防，討論一下攻城方案，應屬正常。

　　但徐向前在回憶錄中避開攻城這個議題，直述他的意見——主張“西進新疆”，并“列舉了五、六條理由”。而不是圍繞攻城討論可行性。這間接地承認了，他反對攻城，并且用他的“理由”獲得了大多數參會者的支持，又一次使陳昌浩居于“少數服從多數”的處境和地位。

　　只不過，徐向前“列舉”的“五、六條理由”，不管在當時還是現在，都站不住腳：

　　什么叫“戰略靠背”?不就是能夠在物資、軍械、器材方面支持部隊作戰的根據地嗎?打下涼州就能立即獲得“戰略靠背”，不僅讓紅軍戰士有飯吃、有衣穿、有鞋襪，還能獲得擴紅的兵源、部分武器裝備，使西路軍立即擴大兩三萬人，兵力達到五萬以上，如果再能夠收編馬步青部分兵力，兵力總數還會擴大，將會超過馬步芳部與楊德亮旅之和，并且會立即擁有一個炮團。放著近在咫尺的“戰略靠背”不取，要讓士兵穿著草鞋單衣、冒著嚴寒，拖帶傷員、輜重、婦孺，步行上千公里到新疆去找“戰略靠背”，這是什么邏輯!至于“蘇聯援助的武器”，打下涼州一樣拿得到，而且趁守軍被堵塞于古浪峽谷，尚未回防，還能拿下許多防守空虛的城池，如甘州(張掖)，肅州(酒泉)、大靖、民勤。再說“打馬軍易如反掌”，在此之前，感到馬軍難打了嗎?電告中央的多數都是“馬軍戰力平平”，“一觸即潰”。

　　這些荒唐的理由竟然取得“大家贊成”，說明避戰、退卻思想已經彌漫于西路軍高層。只不過你想避戰，人家不肯，你不要這個“戰略靠背”，人家求之不得。

　　幾天后，被九軍從古浪峽谷放出來的大批馬軍迅速集結于涼州郊區，無論是衣食槍械，還是兵源，全都得到了補充;后來，楊德亮補充旅也抵達涼州，駐扎于郊區;國民黨空軍第十五大隊幾架助戰的飛機停在了涼州機場。從此，涼州不僅成為敵兵休養、整頓、作戰的基地，也成為青海運輸河西走廊剿紅物資的中轉站，甚至后來關押西路軍的戰俘營，也設立在涼州新城;在馬軍集結于涼州的同時，馬步青下令挖開被封堵的城門，組織馬軍首腦在新城召開高級軍事會議。馬步青主持會議，布置了由馬元海任步騎總指揮、分三路進剿西路紅軍的計劃：左右兩路騎兵繞過西路軍前行攔頭、設伏，中路步騎兵混合尾追攻擊。三路兵馬幾乎全都是從古浪峽谷放出來的甘肅、青海馬軍及民團，一部是大靖方向從一條山撤回“率一團余”固守大靖正與之“辦外交，均未打槍”的祁明山旅(徐、陳、李11月12日電)。

　　于是，西路軍兩萬戰士真正的噩夢就從涼州開始了。馬敵以涼州為“靠背”，輪番猛攻西路軍占據的涼州西北四十里鋪至永昌一線，以后四十里鋪丟失、永昌因糧盡放棄，西路軍損失甚重。至于下一個“戰略靠背”是甘州(張掖)，也因有馬軍一團駐守而不敢攻取。甘州位置何等重要!在河西走廊蜂腰處擋在大路的正中央，如一戰而破之，前不遠(相距僅五、六十公里)有山丹、民樂可形成犄角之勢，集兵防守，馬軍如何突破?且張掖南面扁都口為通青海另一戰略要道(后來有一部分西路軍戰俘就是經扁都口押送西寧去做苦工的)，直接威脅到西寧，占據張掖可立即改變西路軍的戰略地位，也就不會有后來的臨澤血戰、高臺失守、董振堂犧牲的悲劇。依然是不敢攻堅，部隊只能在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帶以“一字長蛇陣”繞過張掖，前軍后隊相距二百余公里，又被敵以張掖為“靠背”，攔腰斬斷、分割包圍，兵力輜重損失大半，元氣大傷，再也無法恢復，但這已是后話了。

　　我們還是看一下前面(軍政會議期間)徐向前如何安排部隊行動的。

　　“我們計劃第一步進占涼州、永昌，略作休整補充。第二步進占甘州、肅州，爭取年前接通新疆。中央復示：同意向涼州前進，新疆接濟正準備中。(徐向前回憶錄522頁)”

　　——這里的“中央復示”應當指11月15日中央軍委毛主席、周副主席給徐、陳的復電，前文曾引用過，是“同意向涼州進”，而不是“同意向涼州前進”。“進”與“前進”字義上的差異，前面也做過分析：毛、周電文中的“進”是“進攻”(與8日電一致)，徐向前此時所說的“前進”是“部隊向前方運動”。在引用時又完全回避毛、周8日電，和自己12日提議、13日復電，并且將作戰命令已經下達后接到毛、周電報文字中分列的兩條用逗號連在一起，給人“前進的目的就是為了得到新疆接濟”的理解。

　　毛、周電報中兩條分列，一是針對徐、陳12日電第(五)條提議：“以主力迅速進到涼州地區，以一部進到土門、古浪，遲滯南敵，占領涼州地區后擊敵;……現決……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永”和針對當前涼州作戰(徐、陳13日電)“今夜襲城”作出的回復：“(甲)同意你們向涼州進”——同意的是作戰、擊敵，奪取涼州后建立根據地;一是針對徐、陳12日電第(六)條“對外與遠方”提出的三點要求(“請國際直接同我們聯系”、“要求中央與國際迅速多派干部、技術人員來此工作”，“在華僑青年與新疆之東北義勇軍中進行公開工作”)作出的回復：“(乙)新疆接濟正準備中”——因三條要求有些不著邊際，故回答很簡短。

　　原來分列的針對不同內容的文字，此時竟被拉扯到了一起，作了另外的解釋!

　　這種用增加一字，改變詞義的方法，再將事后出現的電文加以修改拉到事前，移花接木，企圖將取消作戰命令的責任推給毛澤東和周恩來，手法也算高明，卻全然不顧歷史留下往來電報上的白紙黑字、時間日期，那是誰也無法修改的!

　　用這種方法，徐向前“明確了西路軍的主要任務是打通新疆，我們便及時調整部署，令部隊迅速西插。”

　　于是改變軍委的作戰命令便得到了“依據”，順勢對“部署”做了“調整”，也就自然地中斷了攻占涼州、建立根據地的任務。而將作戰任務改成了一個“插”字!——竟然全是文字上的功夫，全然不顧歷史事實!

　　接著，“(在引用了修改過、用作依據的中央十五日電之后的)十三日，九軍以一個團襲占古浪，守敵逃竄，主力進至城內，吸引了馬家軍向古浪地區集中。三十軍乘虛向西疾進，先圍涼州，進占城西四十里鋪，并致書被困涼州的馬步青，告訴他紅軍只是路過這里，并無攻取涼州之意，切勿派兵攔堵云云。馬步青還算聽話，龜縮涼州，持靜觀態度。三十軍繼以一部西進，十八日克永昌，二十一日克山丹。隨后，我們令五軍跟進，去山丹接替三十軍防務。三十軍集中在永昌至涼州西北四十里鋪一線，休整待命(徐向前回憶錄523頁)。”

　　于是，一場事關戰略大局甚至事關西路軍生死的重大作戰任務，就被徐向前消弭于無形之中(這里且不說“吸引了馬家軍向古浪地區集中”一句的語病，——馬家軍大部被攔阻在古浪峽谷之中，本來就非常“集中”;對涼州也并未主動去“圍”，部隊無非是以弧形繞過涼州，進軍路線自然形成一種半包圍姿態;當時的馬步青根本沒有兵力出擊、攔堵，只要你不攻城，他當然巴不得“龜縮”在涼州城內;后面所說的克永昌，克山丹，基本上都是少量守敵“望風而逃”、主動放棄的，該克的張掖和涼州一樣，未見攻克)。

　　文過飾非、修改歷史的方法古來有之，將事后發生的事件移花接木到事先也頗多見，但任何一種文字游戲都無法篡改歷史事實本身：

　　徐向前當時是西路軍負責軍事行動的總指揮，也說過自己“精力，主要集中在軍事問題上(回憶錄461頁)”。一個軍事上的最高指揮員，對于上級要求攻取涼州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當然有發言權和決定權，但這種發言權和最后意見，必須來自對涼州敵情的分析、對軍事情報的分析——防守涼州的敵軍數量、兵力、士氣、武器配置、工事，以及防守的漏洞、薄弱環節，與我軍兵力和武器配備的對比;其次，要打應當怎樣打，攻城路線、方案，并且對最后結果作一個預測，能打下來還是打不下來;打下涼州能得到什么，如說打不下來，理由何在?或敵軍數量太多，或我軍沒有重武器，或城墻過于高大，找不到高樹不能制作云梯，或發起攻擊損失太大，打下涼州得不償失，等等。這些全都屬于純粹的軍事問題。他應當也必須提出自己的意見，這是主管軍事的指揮員基本職責所在;他也有權否決上級的命令，但必須拿出自己的理由，否則就應承擔個人責任。

　　遺憾地是，在這些方面，我們未見徐向前有一字敘述，甚至軍委主席來電詢問涼州敵情，也未見他有一字說明。為了避開這段歷史，甚至不惜把中央后面的電報加以修改，拉到事發之前。這種蓄意歪曲、刻意回避，只能解釋為他根本就不想打或不敢打涼州，因此他在軍政會議上的意見是反對打涼州;而之前的建議、計劃、作戰部署，全都是為了堅決貫徹張國燾一貫的主張——向西退卻做掩護。但是在敘述這段歷史時，他又無法回避自己的職責，因此就千方百計地用文字游戲的方式，引導人們曲意解釋，以便把不打涼州的責任轉嫁給中央軍委，而把自己的行為解釋成執行軍委命令——打通新疆。這當然是徒勞的。

　　到此，我們已經可以斷定，確實是徐向前力主改變中央軍委的命令，并且在西路軍高層發生了影響，直至放棄了攻打涼州的軍事行動。是徐向前無意識地當了一回馬步芳的“胡大”，在危難時刻解救了二馬。

　　至于陳昌浩當時所起到的作用，他的意見是否因為處于少數而被否決，或者又一次擺向了右傾，現在缺少資料，很難說清。但陳昌浩性格上本身有許多弱點，有時“英勇有余”，失于冒失，很難避免走上左傾軍事冒險的道路;有時優柔寡斷，難免主觀，又很難避免受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和張國燾共事期間，多次在關鍵時刻搖擺不定，最后轉到支持張國燾的立場上，因此犯有嚴重錯誤。在西路軍期間，從徐向前回憶錄中，也可以看出，為建立根據地，陳昌浩與徐向前多次發生爭執，指責徐向前是“右傾機會主義”，多次堅持要建立根據地，徐向前則堅持要往西跑，二人誰也說服不了誰(關于此二人軍前的爭執，可參考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第二次報告書”中說的：“西路軍領導干部中，在到永昌時期及甘州地區，還有個別反對中央路線，而堅持自己過去路線錯誤的表示。我當時雖然當面反對這樣同志，企圖在軍政委員會中開展斗爭，結果仍是顧慮威信未得實現。”陳昌浩所說“顧慮威信”的“個別同志”，經徐向前回憶錄證實，就是徐向前本人;陳要斗爭的是徐的“右傾機會主義”)?，F在看來，陳昌浩當時的指責沒有錯誤。徐向前力主放棄攻取涼州，主張“和馬步青辦外交”，使西路軍喪失了渡河以來最大、最有利的戰機，因而喪失了戰略上的主動權和戰術上的制敵先機，——這當然是右傾;在渡河以后的景泰—一條山戰場，部隊就已經多次出現了對敵圍而不打，聚而不殲，將敵連人帶槍帶馬整建制地放走，以后補充彈藥又與紅軍作戰的事件(槍、馬難道不是西路軍最緊缺的物資?);馬廷祥(馬軍河防副總指揮)被壓縮包圍于景泰，已接近彈盡，急待援軍，紅軍卻放棄攻擊，與馬談判。馬廷祥得到馬步青命令“已由青海調動大批援軍，在未到達前可派人與紅軍虛與講和”，紅軍與之談判正中下懷，一面虛與談判，一面趁機補充糧食、彈藥，修整城防、加固工事。其后，青海援軍大批到來，馬廷祥立即惡狠狠地說“不談了!”(見李惠民“馬步青部在甘肅河西景泰、古浪間阻擊紅軍的戰斗回憶”;李時任馬步青騎五師司令部參謀處參謀主任，被派往前方指揮所，正在景泰;亦可參考黃火青回憶錄：《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有關段落)——這當然也是右傾。

　　馬步芳、馬步青在國民黨戰斗序列中本來就屬于與日本軍方勾勾搭搭的親日派，屬于最堅決的反蘇、反共、反人民派，這是由其極其落后反動的階級性和軍閥封建割據的性質決定的。和馬步芳、馬步青當然可以談判，但只能在將其部隊繳械、占據戰略要點、獲得絕對優勢之后，而不是將其部擊潰之后。被繳械想要重新武裝、恢復戰力十分困難;但被擊潰之后，只要將部隊重新召集在一起，稍加整頓，補充一些彈藥，就能很快恢復戰力。

　　馬步青的主力部隊在河防一戰，就被擊潰了。指揮系統與各部隊失去了聯系，各個部隊混亂不堪，這就好像一條蛇被重擊之后處于昏迷狀態，處于一種僵死、不能運動、尚未恢復的狀態。在西路軍抵達涼州附近之時，這條蛇尚未完全蘇醒，這時候和他辦什么外交?要辦外交就是在攻城的同時通知他交出涼州城防，紅軍保證不侵犯其私產、保證他的生命安全并邀請其加入聯合政府，否則涼州一破玉石俱焚。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事情可談。以宋襄公之仁，通知這條毒蛇，我們不打涼州，僅僅是路過，你好好休養生息，待恢復過來再與紅軍決戰;還把土門投誠的部隊送回去，再附上一挺機槍、一封信件(署名徐向前、董振堂——馬步青曾經是董振堂的下屬)，這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又是什么?甚至說他在西路軍中同樣屬于“被敵人嚇倒的極端例子，堅持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也不為過?？匆幌?945年毛澤東重慶談判是怎樣談的(出發前安排上黨戰役，臨回來前上黨戰役結束，滅敵三萬五千人，俘敵將官27名，繳獲山炮24門，輕重機槍2000余挺、長短槍1.6萬余支)，就知徐向前的“辦外交”有多么荒謬!

　　對于批評徐向前右傾的陳昌浩來說，關鍵是在軍政會議上不能力排眾議、動用自己在西路軍的最高權力，否決徐向前的意見，反而再次受徐向前影響，倒向右傾立場;在事后，看到了嚴重后果，后悔莫及，指責徐向前當然是有依據的。但由于對形勢的判斷出現嚴重失誤，不能抓住扭轉被動局面的要點(例如堅決攻取張掖，然后集兵攔阻東敵)，所提出建立根據地的目標脫離客觀實際(如永昌距敵作戰基地涼州過近，張掖又未被攻取)，這是陳昌浩的悲劇。

　　那么，當時的徐向前為什么不想打涼州，一心想往西跑?只有一個解釋：在此之前就已經被灌輸在頭腦里的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與他心靈里的怯懦、畏懼已經融合在一起，這種怯懦、畏懼主導著他的思想，使他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對眼前的敵情，或許和程世才一樣，在夜晚看到了高大的城墻和詭異的燈火，便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程世才感到恐懼是允許的，但徐向前的職責卻不允許他有絲毫恐懼。因為恐懼會影響他的判斷力，使他完全忽視對情報的搜集和分析。他甚至想都不曾想過：打下涼州不僅可以為中央紅軍所用，更可直接為張國燾所用。張國燾是一個老牌機會主義者，對形勢的判斷隨時會變化，但徐向前是前敵指揮員，怎么也脫離實際做出錯誤判斷?只能解釋為是出于恐懼對戰情假象作出了膚淺判斷，使這位前敵總指揮、未來的將星、元帥，臨敵畏縮，終于丟掉了可以使他一戰而名至實歸、永遠光彩奪目的機會;使他本可以留一筆“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奪取戰略要地的經典戰例在中國戰爭史上，而不必因誤中了緩兵計、空城計，在人類戰爭史上永遠地留下一個偌大的笑柄。

　　“空城計”原本是中國民間傳說的軍事神話，但徐向前的對手馬步青——一個官府紈绔子弟出身的師長，或許只是在戲文里才聽說過“空城計”三個字，從來都不曾夢想自己能當一回諸葛亮;黃埔一期出身、征戰多年、久負盛名的徐向前，卻無意當中做了司馬懿。只是司馬懿退兵不過喪失了一次戰機，而徐向前不取涼州不僅喪失了一次戰機，還喪失了西路軍在河西的制敵先機，使河西紅軍一點點陷入極度被動的境地，這就等于丟掉了兩萬多名紅軍戰士戰斗和生存的權利。

　　我們可以找到證據，證明在當時紅軍西路軍高級指戰員當中，并不僅僅只有徐向前一個人受到張國燾右傾、避戰思想的消極影響。例如后來作戰非常英勇的三十軍，其高層在一條山作戰期間，就已經開始采用一種將“與敵作戰”看作“不得已”的行為，企圖投機取巧，“主要依靠統戰政策”來達到勝利的愚蠢行為，鬧了不少笑話。徐向前作為軍事上的總指揮，本應當努力克服這種消極思想對部隊的影響，以自己的英勇與無畏成為各級指戰員的表率，通過對當前形勢和情報的科學分析，通過對勝利成果的準確預測，使各級指戰員消除畏懼心理，獲得信心，堅決戰勝敵人?？上麤]有掌握正確科學的方法，自己不但接受那些消極、錯誤的觀點，還在部隊中積極散布和推行，對此次失敗，他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責任。

　　十二、就算古浪一時失守，涼州也照樣守得住

　　接下來，讓我們再次回到防守涼州這個議題上。

　　前面，我們曾用很大篇幅論證涼州防守的要點在古浪，古浪防守的要點在據險，要能夠抓住這兩個要點關鍵在前敵指揮的指導思想。由于前敵指揮的指導思想并不堅定，造成九軍向古浪進軍過程中未能更加積極地滯敵、阻敵，主動放棄了許多防御陣地;而在達到戰役目標的關鍵時刻，前敵指揮的指導思想發生波動，臨敵退縮，放棄了攻取涼州，又影響到古浪防守，甚至造成九軍的重大損失。這樣，我們接下來的討論就難免圍繞戰役和戰術指導思想形成三個問題：

　　一是如果指導思想在原則方面正確，并且戰術方面的失誤很少，在這種條件下，涼州是否攻得下來并且守得住。

　　二是如果指導思想出現重大錯誤，涼州自然攻不下來，建立根據地的目標是否也一定會陷入極大困難之中。

　　三是如果指導思想在原則方面正確，出現一些戰術方面的失誤又是難免的，在這種條件下，涼州是否守得住。

　　對于一，我們前面極大的篇幅就是根據當時的客觀條件，通過分析西路軍前敵指揮指導思想方面出現的問題，從反面來論證在正確的指導思想下，攻取涼州與防守古浪都將獲得成功;因此在涼州地區建立根據地的目標完全可以完成。

　　對于二，西路軍覆沒于河西走廊的歷史，已經用事實做出了證明，即證明了西路軍在河西走廊作戰期間，由于指揮系統的指導思想存在嚴重問題，放棄攻打涼州，又失去古浪，這等于喪失了戰場上的主動權，此時已經沒有條件在涼州—永昌一帶建立根據地，以后又多次對形勢判斷發生失誤，沒有下決心奪取張掖，使西路軍能夠在張掖以北立足，終于導致了西路軍全軍覆沒，并且使中國紅軍喪失了一次快速發展的機遇，也延緩了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西路軍指揮系統的失誤是西路軍失敗的決定性因素。

　　因此，真正的問題集中于對三的分析，即：如果指導思想在原則方面正確，出現一些戰術方面的失誤又是難免的，在這種條件下，涼州是否守得住，根據地是否能建成，遠方能否順利接通。

　　這里，指導思想原則方面正確是先決條件。有了這個先決條件，涼州就一定打的下來。至于戰術方面，最大的失誤無非是古浪沒有守住，馬家軍沖出了古浪峽谷，隨后，楊德亮補充旅也順利通過古浪峽古，在這種條件下，涼州是否守得住，后續戰略如何，歷史將會如何演變?

　　正如我們前面分析過的，涼州一克，馬步青軍將立即失去作戰動力，馬步芳軍將有很大的可能轉入觀望狀態。因此此時涼州最主要的對手是屬于蔣介石中央軍戰斗序列胡宗南轄下的楊德亮補充旅。其余毛炳文部一出定遠營一出中衛，不久因山城堡戰役紅軍大獲全勝，又東渡黃河，返回了河東，難以及時增援。因此楊德亮旅此時屬于孤軍深入、勞師遠征的狀態。以西路軍當時的兵力，如能吸引其攻城，然后運動部隊，抄其后路，完全可以將其全部殲滅于涼州城下，不使一兵一卒漏網。即使楊部不敢攻城，駐軍觀望，也可卡住古浪峽谷，斷其退路，盡快尋機與之決戰，至少可殲其大部。

　　但最大的問題在于，楊德亮旅尚未被消滅、馬步芳軍也還未轉入觀望狀態之前，——在這段時間，很有可能會存在一段馬、楊聯軍與西路軍對峙的階段。而此期西路軍即使從涼州得到了兵源、極速擴紅，也從蘇聯得到了部分輕武器和彈藥，但新軍初成，未經訓練，且武器仍不足，因此若主動出擊戰斗力不夠，但如果用于防守，還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由于這段時間馬、楊聯軍（正規軍約二萬左右，其余為民團）很可能會集兵猛攻涼州，涼州攻防必定會成為此期戰爭的焦點，西路軍防守涼州也因此會出現一種非常艱苦的局面。

　　這樣判斷，是因為涼州已經攻克，馬步青必會令大靖、民勤、永昌守軍將防務交與西路軍，或兩軍共同防守。這樣，青馬與楊旅就會完全失去后勤支持。由于部隊給養中斷，無處就食，靠飛機空投只能解決部分部隊的需要，不能解決全軍就食，唯一的選擇只能是攻破涼州，取得給養，以求速勝；這一選擇又與蔣介石嚴令迅速奪回涼州的軍令相關。因此馬、楊聯軍必然會以正規軍督青海民團架云梯猛烈攻城，攻擊位置很可能在西南兩面（東面要避開新城的山炮），再輔以蘭州蔣軍飛機助攻——向城頭掃射、轟炸，故此戰必定慘烈無比。

　　但此時以西路軍指揮部直屬部隊、婦女獨立團、以及五軍全軍，三十軍之一部為骨干，輔以從涼州招募的新軍，城中防守兵力已經超過萬人，甚至達到兩萬人以上，與馬步青唱空城計之時已不可同日而語。城外九軍及三十軍主力合計亦超過萬人，且新得補充，也有可能達到或超過兩萬人。并且從時間上計算，西路軍已經開始接收蘇聯方面空運過來的首批武器彈藥，也包括可用于防空的自動武器，因此無論城內還是城外，戰力均大增。

　　若城上以重機槍及高射機槍建立防空陣地，加強防空；以輕機槍射擊城下攻城部隊、堅決頂住馬軍民團的首輪攻勢，待敵軍饑餓、疲憊、惶恐、無奈之時，城外主力部隊快速迂回至敵攻城部隊身后，突然打擊民團后面督戰的正規軍，督戰部隊稍現混亂，攻城勢頭必極大減弱。城上防守壓力一減，反擊力立即增強。城外部隊再反復沖擊幾次。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馬、楊聯軍以疲憊之師攻城，既不能一鼓作氣拿下涼州，又受城上背后兩面夾擊，在反復打擊下，此攻城之戰必因力竭而崩潰，敵軍有可能向大靖、古浪兩個方向潰敗。西路軍主力乘勝追擊，并趁勢奪回古浪，繳獲必豐。只要不使敵殘兵侵入涼州以西，此役即告大獲全勝。

　　如此一來，馬步芳軍將會徹底丟失奪取涼州的希望，蘇聯方面空運的彈藥抵達也不止一次，此時速派軍奪取甘州，采取“圍三闕一”戰法，猛攻城北及東西三面，留南城不攻，城中馬軍（一團人馬）已知涼州失守且增援無望，必棄城出南門向東南方向經民樂過扁都口向青海逃竄。只要揮師追擊，將其驅過扁都口峽谷，就已達到此役目的。

　　扁都口是被古人稱為“大斗拔谷”、從青海進入河西走廊的又一處險關要隘。峽谷長28公里，險隘深邃。道路兩側奇峰聳立，峭壁突兀，怪石森然，疊嶂無窮，窄處寬僅10余米，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控制了扁都口，就等于卡斷了青海與河西走廊西北部的直連通道；走廊西北部的酒泉（肅州）、嘉峪關、玉門關、安西、敦煌本來已十分空虛，此時就可說已經盡收囊中，只剩下派員接收、建立政權一件大事。至此，馬步芳軍勢必全部退守青海，河西走廊將完全被紅軍控制。

　　這么一來，我們可以做出推斷：只要攻下涼州，即使古浪一時失守，也仍然可以守住涼州，將敵聚殲于涼州城下，再重新奪回古浪；之后的軍事戰略，將轉成前述左攻右防的戰略。右路扼守古浪險要，左路過大靖出兵景泰，然后攻永登。蔣介石的中央軍若敢再渡黃河，必成奔命之勢，無法應付河西紅軍的崛起。河西走廊將建成紅軍一個穩固的根據地，北接外蒙，西連新疆，東向銀川。再加上河東紅軍不斷向西進擊，向東、向北擴張。全國抗日局面將會向好的方面出現質的突變。

　　十三、放棄攻取涼州等同于犯罪

　　所以，關鍵還是要攻取涼州。西路軍最大的失誤也就起于放棄攻取涼州。由此可見，當時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發出放棄攻取涼州的命令是犯了多么大的罪!不僅造成有兩萬多紅軍戰士的西路軍全軍覆沒的結果，使其中八、九千戰士犧牲，七、八千戰士被俘，三、四千戰士散失民間，還使寧夏戰役計劃徹底失敗，從此完全失去了在寧夏平原和河西走廊這兩塊比較富庶的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機遇。

　　以后，只是在毛主席正確領導下，通過長期、艱苦的游擊作戰、通過在敵后建立根據地，以山區、農村等貧困地區為依托，以機動靈活的作戰方式，在極其艱苦困難的條件下，以極大的犧牲精神，渡過英勇、卓絕、艱苦的八年抗戰，才終于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戰績。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了四方面軍未渡河部隊以及西路軍失敗后返回延安的紅軍士兵指戰員的巨大功績。但這首先是毛主席正確的軍事戰略思想通過武裝全體紅軍指戰員所取得功績。

　　徐向前在毛主席去世以前謹言慎行，卻在毛主席去世以后所寫回憶錄有關西路軍的章節中，掩蓋自己所犯的錯誤，對西路軍歷史進行了大量篡改與歪曲，將本應由自己承擔的責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給毛主席(當時的軍委主席)，用自己的過失來否定毛主席軍事戰略思想的正確，造成極大的社會影響，這是非常錯誤的。

　　例如，他在回憶錄中說：“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我們在前面反復證明過的放棄攻擊涼州，就沒有奉中央軍委的命令和指示，而是違反了中央軍委的命令和指示。這種違令行為徐向前負有直接的和主要的責任。

　　他說“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然而，說“涼州空虛，易襲”，要揮師西進，——這本是徐向前提出的建議，得到軍委的批準，且軍委下達的任務很明確，也很簡單——戰勝敵人，建立根據地，以此來接通遠方——根本談不上“飄忽”。倒是徐向前自己違反軍委命令，放棄攻取涼州、從古浪撤防，使馬家軍和蔣軍源源不斷地通過古浪峽谷、抵達涼州，取得了最有利的作戰靠背，逐步地奪回了因集兵河防被西路軍突破后快速向西移動而失去的作戰主動權，轉而向西路軍大舉進攻，能說這是因軍委的命令“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使西路軍失去作戰主動權嗎?能說使西路軍失利的根本原因(“因素”)是因軍委命令造成的嗎?

　　對于放棄奪取涼州這個喪失作戰主動權的最重要原因，徐向前幾十年時間里沒有只字認識，在回憶錄里盡力回避、推卸責任，卻將整個戰役指導思想上的錯誤，空洞地解釋成“違背了外線進攻作戰的基本原則，喪失主動地位，一點也不奇怪”，且認為“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仍然想把責任推給軍委。

　　實際上，中央軍委給西路軍有足夠的“機斷專行”的權力。西路軍總指揮部給軍委說明當前部隊行動的電報，許多都是先斬后奏的通知形式，軍委每下命令也多半都是按照西路軍總指揮部的建議作出，有的屬于事后追加批準(從前面引用過的電報中也可看到這種情況)，并非“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當時軍委采用這么一種方式，很可能考慮到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剛剛會和不久，為防止紅軍再次分裂，甚至因前敵指揮意志不堅、遇到困難率領全軍叛變，因此發布命令一般都盡可能地尊重前敵指揮的意見，并給以充分的自主權，以避免可能出現最嚴重、惡劣的后果;其次，徐向前當時名氣很大，又是黃埔一期的將領，以往戰績也還不錯，軍事上的素養應該不低。所謂響鼓不用重錘敲。關鍵之處給以提示、點撥，他應當完全可以理解，說多了反而會起到反效果。所以軍委命令多采用商量、提示方式，且十分簡短、語言精煉、表義清楚，而非十分刻板的命令格式，也沒有“不折不扣的指示、命令”類文字要求必須執行。在當時背景下，軍委這樣做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能出現丟失奪取涼州戰機這種重大失誤嗎?以后提出“迅取甘州(張掖)”的是徐向前，在得到“以一部奪取甘州、……甘州占領后，可以五軍在甘、肅兩州、安西縣活動”命令后，又因“甘州有馬敵一團及民團，城高堅，豪寬深，不易襲及(陳、徐19日電)”而放棄打甘州的仍然是徐向前，還是沒有“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

　　那時，如能趁著馬軍增援部隊(馬祿等部)尚未回防之前，一戰打下甘州，所得雖不如涼州之豐富，但河西走廊蜂腰處被卡斷，走廊西北各重鎮皆被隔開，也能夠取得重大戰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扭轉被動挨打的局面，至少能夠派一小部去新疆方向取得補充，還能夠建立起一個臨時性的根據地，能維持多久要看蘇聯方面的支持，總不會那么快就垮臺。倒是徐向前對自己的建議被批準后執行起來非常“飄忽”，給軍委報告是要打，得到批準后又不敢打。

　　設想，如果打下張掖，大部兵力集中于張掖、民樂、山丹三城，阻斷馬軍西進回防路線。這三城距離均在五、六十公里之內。留少量兵力(如婦女、后勤、部分警衛部隊)守城，將主要兵力駐扎于三城連線形成的三角形之內，例如，張掖部隊向東南前出三十到四十公里，民樂部隊左出五至十公里，山丹部隊右出五至十公里，三支部隊之間距離二、三十公里，既可以城為依托，獲得物資供應，在所依托之城被攻擊時及時回防，三支部隊又互為依托，一旦發生戰事，均可互相支援，這就達到中央提出的集兵程度和要求。你敢攻我一城，另兩城均可出援;你敢進到這個三角形區域內，三城同時出兵將你聚殲。也就可以完全阻斷馬軍向西回防的路線，失去了被攔頭打擊的威脅，能從戰略角度使西路軍日趨被動的地位有所改善，而不必以二百公里長的“一字長蛇陣”繞過張掖。又怎能說受地理條件限制，“想集中兵力，事實上卻集中不起來”?

　　如前所設想，以三城阻斷馬家軍向西北的通路，就是利用河西走廊地形狹窄的條件集兵，使馬軍無法增兵回防，只須一小部兵力就可奪取酒泉(肅州)、嘉峪關、玉門關，直達安西，得到蘇聯方面的援助，這就有可能在河西走廊西北部創建根據地，再向東北方向占領與外蒙交界一片區域(如現在的額濟納旗一帶)，接通蘇聯，又怎能說“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齊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

　　恰好相反，本文所提出占據張掖這種方略，是利用狹長的“當地的地形條件”設計的。中央要求西路軍將兵力“集中于四五十里內，進則集中進，退則集中退，打則集中打。不打則已，打則必包圍消滅一部”，也完全是針對狹長的“當地的地形條件”提出的。

　　關鍵是要敢于打，集中兵力不僅為了防，更是為了打。在關鍵的時候、甚至已經到了性命攸關、生死存亡的時刻，依然是不敢打，這不是右傾畏戰，又是什么!結果還不是要打?只不過是被右傾思想主導、幻想避戰的指揮者，因膽怯和無知而置于絕望境地的紅軍戰士被動地、面對死亡威脅所進行的拼命，是一種被敵人的兇殘激發出來的、完全不在乎生死、近乎發自本能的拼斗。

　　盡管紅軍戰士在河西走廊的戰斗之慘烈驚天地、泣鬼神，盡管紅軍戰士所展示出的戰斗精神將永垂史冊、千秋萬代不會泯滅，但這種打法原本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首先抓戰略要點(如在河西創建根據地必須占據的古浪、涼州、張掖，而不是涼州近旁的永昌，張掖附近的山丹、臨澤、高臺)，是更加積極主動、以較小犧牲贏得重大勝利的打法，而不是被動地與敵拼消耗、彈藥消耗完了拼命。所需要的是毛主席從戰役一開始就在電報中一再點撥、提示和要求的打法。

　　能夠把握住并向三軍推動施行這種戰法的，不是西路軍的戰士，也不是西路軍的中下級指揮員，——他們處于執行的地位。把握、推行主要靠西路軍的高層，特別是徐向前和陳昌浩，出問題的原因也只能是這二人。

　　還有“后來盛世才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一段，說得也過于托大。

　　盛世才的騎兵部隊1930年底到新疆，在新疆已經經營多年，1933年開始得到蘇聯支持。東北抗日義勇軍退入蘇聯境內的部隊4萬多人，經蘇聯轉運至新疆，除了路上死亡的，有近3萬人留在新疆，為盛世才利用，卷入內戰，不到半年的戰爭，付出約5000條生命。以后義勇軍高級將領數十人悉數被盛世才殺害，一般人員喪生于盛世才黑暗統治中的竟多達1萬余人。這不能不使人非常痛恨盛世才的陰險狡詐。后來東北義勇軍舊部為報仇，四處尋機刺殺盛世才，因他深居簡出，先轉去內地，后到了臺灣，又從不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殺盛世才不成，轉而去蘭州將盛世才岳父(盛的幫兇)一家老少十一口(最小的只有五歲)全部殺死，還在墻壁上用鮮血寫道：十年冤仇一日雪。徐向前將這段復雜的歷史，說得忒也輕松。人家義勇軍3萬人從蘇聯回國，有人有隊伍，要赴內地參加抗戰尚且不能，你西路軍一萬多人馬，企圖背離抗日主戰場西進、躲到新疆，沿途被馬家軍截殺，給養、彈藥全無，還要士兵穿著草鞋單衣在冰天雪地徒步經過數百公里荒涼的無人地帶，紅軍士兵兩條腿能有馬家軍騎兵的四條腿跑得快?受馬家軍騎兵追殺后能剩下多少人跑到新疆?又能有何作為?不被盛世才剿滅，高級將領也難逃盛世才的屠刀，還想克制盛世才叛變?盛世才一介軍閥，政治上的兩面派，歷史的弄潮兒，極擅長玩弄陰謀詭計，看到德軍攻至莫斯科城下，以為蘇聯必敗，不惜將自己擔任機械化旅旅長、親蘇的親弟弟殺死，以嫁禍蘇聯、清剿共產黨人，憑徐向前當時的政治經驗，張國燾尚且看不透，又怎能窺破盛世才的鬼域伎倆;徐向前在電報里津津樂道“盛之六大主張”(無非是盛世才向蘇聯要價的政治籌碼，徐、陳19日電)，反映了徐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對于盛世才那樣陰險狡詐的政治小丑，又何來“不敢叛變”一說。

　　此外，被徐向前當作西路軍功績之一的“先后共消滅馬家軍二萬五千余人”也不值大書特書。因為這“二萬五千余人”中，大多數(至少有一萬五千到兩萬)是被馬步芳用保甲制度逼上戰場的“民團”，他們本來也是和西路軍戰士一樣的窮苦人、勞動人民、階級兄弟，所以他們的生死馬步芳完全沒有在乎，也不會從根本上影響馬步芳對青海的統治。實際上，河西走廊戰事一停，馬步芳民團就立即解散了。這等于民團全數死亡，留下的只是青海回民與漢人紅軍的仇恨。我們能說馬步芳消滅了六、七萬民團是一大功績嗎?

　　1937年1月24日，軍委毛主席去電和周恩來等討論了西路軍最大的問題，不僅一針見血，而且十分中肯：

　　“領導機關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戰勝敵人、創造根據地上，而放在依賴外力援助上，要求我們把二馬弄好，并要求四軍、三十一軍西去援助。軍委已屢電指出其弱點，但一方面我們應盡一切可能援助之”

　　同日又去電西路軍：

　　“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

　　在此之前，幾乎每步行動都是根據西路軍徐、陳二人的建議，對符合中央意圖的命令，予以批準，對那些無法實施的要求，耐心說明不能批準的原因(例如徐、陳多次要求四軍、三十一軍歸建，其言外之意十分蠻橫——“這兩個軍是我們的，你們無權扣留，把他們還給我們!”對此，中央仍作出說明：兩軍在一千八百里之外的西安，無法去河西走廊)。在此之后，也多次做過類似的指示，比如可以突圍向北，進入蒙古，或向西進入新疆，接受盛世才整編，方向自決，又怎么能把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央軍委?

　　由于徐向前回憶錄中敘述的這段歷史與事實有出入的內容過多，遠遠脫離本文擬定的主題，這里僅僅簡單提示一下，暫時不做深入討論。

　　有人認為，徐向前回憶錄中關于西路軍一段存在那么多與歷史不符的地方是由于撰寫時某些捉刀代筆者的觀點有問題，存在某種政治目的，與徐向前無關。本人不以為然。

　　從涼州之戰到徐向前開始撰寫回憶錄，已經過了45年時間。“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徐向前回憶錄554、555頁)。”此言應屬肺腑之言。因為承認自己存在重大指揮失誤才會有愧，因為存在有重大戰機自己未能捕捉才會有悔，沒有自己的失誤與責任，責任全是毛澤東的，其次是陳昌浩的，又何來“愧悔交加”?只能是“痛恨不已”。45年來，對此役過程之關竅、自己失誤在何處，他心中又何止思忖、回顧了千遍、萬遍。僅僅是在梨園口會議后，按照會議決議、聽了陳昌浩的話離隊，顯然談不上“愧悔交加”。那時敗局已定，離不離隊都于大局無補，不離隊說不定局面還要糟糕，說“愧悔”又有何用!所以回憶錄中并未揭示出“愧悔”的真正原因。現在看來，未能徹底執行自己制定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臨陣畏縮，放棄攻取涼州，又看到了甘州(張掖)位置的重要，終于未能下決心奪取，幾十年來糾結于心中，才是作為一個“軍事家”的他“愧悔”的真正原因。

　　回憶錄付印出版后，徐本人尚在人世活了六、七年時間，且神志清楚，并不糊涂，還參加了許多與西路軍有關的社會活動;對有人借回憶錄中的觀點攻擊毛主席的行為也必定有所接觸和感受。這本是超出個人榮辱的大是大非問題。他完全有能力對回憶錄中與歷史相悖與自己認識(愧悔之原因)不合的有關內容公開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聲明——這是一個光明磊落者應有之舉。我們未見到有這樣的意見和聲明，就說明他最終認可回憶錄中的敘述，也認可借他的名義攻擊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因此他就必須對這種敘述負責。

　　十四、在河西走廊獲勝的根本條件

　　在前面，我們論證了，如果不放棄攻取涼州，并且攻下了涼州，即使古浪一時失守，也同樣有機會守住涼州，并且殲敵于涼州城下，重新奪回古浪，形成一種新的戰略基礎。要想達到這個目標，起決定作用的是前敵指揮必須具有正確的戰役指導思想，也就是說，必須有一條正確的思想、政治和軍事路線。有了這條正確的路線，即使出現了一些局部的戰術上的失誤，甚至出現了類似于古浪失守一類比較重大的失誤，都有機會扭轉暫時的被動，重新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逐步贏得最后的勝利。

　　而在當時的戰役中，關鍵之點就是絕不能放棄奪取涼州這個極為重要的軍事目標。

　　前面我們反復指出了西路軍前敵指揮的指導思想問題，這里又講到思想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路線，還提到戰役中的關鍵之點。那么，它們之間，即指導思想，思想、政治、軍事路線，戰役的關鍵點——這些概念之間有什么關系?

　　這里的指導思想，當然是指當事者基于某種認識方法對外部客觀環境與作戰條件做出的判斷和應對方法，很難避免會受到個人性格——包括情緒、膽略、所掌握各種知識的范圍、認知深度的影響。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指揮員，必須采用的認識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這至今仍然是唯一科學的認識方法。掌握了這種方法，就可以從客觀條件出發，分析己方面對的困難和有利條件，敵方存在的各種矛盾、不利因素，找到破敵的關鍵。

　　例如，對涼州敵兵防守情況的了解、對敵兵各部隊之間存在的矛盾分析，然后與我軍情況進行對比，就是從客觀條件出發使認識深化的過程，其結果是必然得出我軍處于絕對優勢、攻城必破的結論，這就可以避免主觀上的畏敵、企圖避戰的消極影響;對于我軍擊破涼州可以得到的戰略物資，對繼續作戰的影響，也是出自客觀的分析，可以提振我軍的士氣和信心。從客觀條件出發，努力占有涼州方面的全部信息，加以全面分析，去偽存真，得出最后結論，這是辯證唯物主義要求的基本方法，也是克服主觀因素(包括心理上的怯懦、畏懼)不良影響最有力的手段。只有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方法，才能找到最適合當前作戰的正確指導方針，提振信心，避免作出錯誤的決斷。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正確的指導思想。

　　那么，指導思想與思想路線又有什么關系呢?

　　指導思想普遍存在。包括每個紅軍戰士，中下級指揮員，直到高級指揮員，指導思想都會主導他的行為。只不過因在整個作戰系統中所處的位置不同，擔任的職務不同，掌握的信息不同，各自具有的指導思想起到的作用不同，影響也不同。

　　對于每個士兵，可能存在因指導思想正確，刻苦訓練，積極提高單兵作戰技能，在戰場上有效殺傷敵人，保護自己;或因指導思想不正確，影響作戰的戰術動作，被敵所殺傷。但無論如何，一個士兵，他的指導思想正確與否，影響到的主要是他自己，是一個人;一個指揮者，他的指導思想正確與否，影響的將是他所負責的一個團體：連長的指導思想會影響到全連100多人;團長的指導思想會影響到全團1000多人，西路軍總指揮的指導思想會影響到渡河的三個軍兩萬一千八百人。

　　這種會影響到全局的指導思想，且在某一特定時期，已經形成一種相對固定的模式，向全局推廣，就是我們所說的思想路線。

　　因此思想路線主要指處于領導地位的最高領導者所推崇和采用的，被當作基本指導原則、往往包含在訓令、命令中向下級傳達的，同時又是利用上級權威地位被強制推廣、要求部隊必須執行的，對全局有重大影響的思想觀點和方法，也包括軍事戰略思想和戰術方法。

　　在形勢發展的不同階段，最高領導者所面對的具體任務多而紛亂，又必然會有主次的區別，集中全力抓住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正確的思想路線的必然要求。在當時，各種矛盾錯綜復雜，一切矛盾的焦點——我軍的給養、彈藥和兵源補充、作戰靠背、創建根據地與接通遠方的任務;敵軍的給養、彈藥和兵源補充、作戰靠背，所有這些，我若得到敵就失去，我若不取敵就必得——此為力量此長彼消，或此消彼長之臨界點;外加敵三股部隊之間的矛盾關系、敵之士氣，均集中在是否能夠奪取涼州上。因此，戰役的關鍵點也就集中于涼州之戰上。能否奪取涼州，就是此時各種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一戰奪取之，紅軍可以得到補充，力量急速擴大，馬軍之一部(馬步青部)徹底崩潰，另一部(馬步芳部)在信心上受到重大打擊，給養立時會發生問題，敵強我弱的局面就可以逆轉，西路軍肩負的任務也可以初步完成。由此可見，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獲勝的根本條件就在于前敵指揮者是否有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能夠根據當時的客觀條件認識并抓住當前局勢下的主要矛盾。一旦思想路線正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有可能獲得在河西走廊取勝的契機;但如果沒有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也就無法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其結果不僅會造成一次次的失敗，還將影響到全軍的生存。

　　例如，紅四方面軍之一部渡河本來就是為了從敵人手中奪取根據地，而不是西進途中借道過路，這二者是有重大區別的。作戰本是紅軍為了自己的戰略目標積極、主動地發起的，即使你想借道，人家也未必答應。因此作戰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奪取敵人的裝備武裝自己的主要手段。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中已經反映出張國燾企圖西進的思想，同時繼承了張國燾消極、避戰的觀點，把作戰看作是不得已的被動行為，企圖用統戰代替作戰，借道西行。諸多提法，明顯地不符合戰役的根本目標。其后的作戰過程，也一直反映出此種企圖借道西行、消極、避戰思想已被西路軍前敵指揮者在頭腦中固化下來，占有主導地位。但你想避戰，敵人不肯;你希望通過“辦外交”來放棄作戰目標脫身而去，但敵人借此實施緩兵計，拖延時間，等待救援，待援兵一到就要徹底消滅你，讓你的希望徹底破滅。所以，企圖避戰的思想屬于脫離實際的極幼稚的幻想，帶有主觀唯心主義色彩，無疑地具有右傾思想路線的性質，對全軍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消極的。

　　再例如，紅軍從來都是通過積極戰斗消滅敵人奪取敵人的裝備來武裝自己的。把勝利的基點完全建立在依靠外援方面，哪怕這種外援遠在千里之外，也幻想著可借以擺脫困境，卻完全忘記了唯一的道路是戰勝眼前的敵人，只有戰勝眼前的敵人才有可能為下一步行動開辟道路，否則就無法避免眼前的失敗。隨著一次又一次眼前失敗的積累，會導致最后的失敗;這種最后失敗的起因，就在于不相信自己原本有力量可以戰勝敵人，結果一次次丟失機會，終于一步步走到無可挽救的境地。這種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一心希望外援的思想，同樣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典型特征。

　　對于任何一個思想成熟的人，他的思想意志決定了他的行為結果：如果他的籌劃與行動符合外部客觀世界的規律，他有可能獲得成功，否則必然失敗。因此我們說他的成功或失敗是由他的思想意志決定的。——這不是唯心主義的思想意志決定論、唯意志論，恰好反映了思想意志在符合客觀條件和規律的時候，所具有的能動作用，即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

　　對于一支作戰部隊，部隊最高指揮者的思想意志可以決定部隊的生死存亡：如果指揮者的戰役計劃符合外部取得勝利的客觀條件，如敵我雙方的兵力對比、武器配置，以及作戰取勝的其他條件，均有利于己方，在這種條件下，指揮者全力推動作戰計劃的實施，在多數情況下，部隊的作戰都會取得勝利;但如果戰略計劃不符合外部取得勝利的客觀條件，作戰就很可能失敗甚至造成部隊的滅亡。這樣，我們可以說指揮者的思想路線決定了部隊的生死存亡。

　　此外，還存在另外一種情況：在全局敵強我弱的條件下，如果部隊最高指揮者利用有效的戰術手段，調動了敵兵，在局部形成對敵作戰的絕對優勢，指揮者抓住當前形勢要點，制定出符合取勝條件的作戰計劃，指揮部隊全力作戰，戰勝了敵人，就有可能逐步扭轉敵強我弱的局面，最終取得戰役的勝利;但如果部隊指揮者臨戰時刻總是不能下定作戰決心，一次又一次制造機會，臨敵決戰之際又因主觀因素(總想著避免決戰)而放棄必勝的決戰機會，使部隊一直處于運動和疲于奔命狀態，敵始終未受到根本打擊，敵強我弱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根本改觀，最后很難逃脫覆滅的結果，我們當然可以說，這種失敗的結果同樣是由部隊指揮者的思想路線決定的。

　　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的失敗，就完全符合這最后一種情況，因此，可以說，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全軍覆沒，是由前敵指揮的思想路線造成的。在當時條件下，西路軍存在著取勝的條件，特別在涼州這一局部地區，具有絕對優勢來取得破城戰的勝利。這樣，西路軍就有機會獲得補充、使馬步青部受到致命打擊，使敵我兵力對比發生有利于我的轉化，并以此為契機，在全局逐步扭轉敵強我弱的局面。但西路軍前敵指揮思想路線主觀、右傾，未能捕捉住這一戰機，而是一心為了避免與敵決戰，主動放棄了涼州攻城戰，使西路軍在前期通過大規模運動形成的局部優勢全部喪失。敵軍在全局和局部全都恢復了敵強我弱的局面;接著西路軍前敵指揮又未能抓住攻克張掖來扭轉和改變戰略上處于被動局面的契機，而敵方不斷補充、加強，連續攻擊，西路軍終日作戰、無法補充，坐等消耗殆盡，終于導致了最后的失敗。形成最后這種局面，歸根結底，是由于西路軍前敵指揮在主觀上不能克服右傾避戰、退卻路線，反而堅決地執行了這條路線。這條路線最原始的來源，顯然與張國燾相關。因此說西路軍前敵指揮人員繼承并執行了張國燾路線，符合歷史事實。

　　在這幾段敘述里，我們實際上省略了一個過程，即由思想路線決定軍事路線的過程。這實際上是一個通過正確地認識當前軍事斗爭形勢下敵我雙方的客觀條件正確地制定出符合此條件的軍事計劃的過程。此外，正確的軍事路線還包括人民戰爭思想，以及與一定歷史時期相適應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思想，等等，但所有這些思想的基礎，全都來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唯物辯證法在軍事領域的應用。而軍事路線又是為政治路線服務的。無論軍事路線還是政治路線，其基礎，仍然是堅持還是放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

　　了解了它們之間的關系，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獲勝的根本條件，就是必須有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并以這條思想路線為基礎，形成一條正確的軍事路線。有了這條正確的思想路線和軍事路線，就一定能夠在河西走廊戰勝馬家軍和蔣匪軍，創建一個遼闊的根據地，并使根據地接通遠方，完成中共中央賦予的偉大政治任務和肩負的歷史使命。

　　十五、消極避戰的退卻路線是河西失利的決定性原因

　　1936年11月14日，彭德懷總結寧夏戰役失利的原因，給軍委、紅軍總部發電報說：

　　“黨中央和軍委根據政治上的需要和自己力量的可能，正確的定下奪取寧夏的戰略方針。完成上述任務，對抗日的發動無疑的具有極大推動作用，而這一具體任務未得完成，是在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之下喪失了寧夏計劃。

　　(1)是避戰，對胡敵力量過高估計。

　　(2)是對目前抗日怒潮的過高估計，以為不一定要打仗，新的革命形勢已經到來。

　　這兩種傾向，以第一種傾向來得更危險，影響軍事上的分兵西渡，動搖堅決打擊胡宗南的決心。”

　　彭德懷的電報已經表露出對那種對敵力量估計過高，消極避戰，和無原則的統一戰線，幻想“不一定要打仗”的強烈不滿，并認為正是因為這種消極避戰情緒導致寧夏戰役計劃喪失。這封電報不僅發給軍委，也發給了身處紅軍總部的張國燾。

　　第二天，軍委給紅軍總部及彭德懷發出電令：

　　“甲、敵既繼續向我進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然后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開展，與南京之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

　　乙、我有打破敵人之許多有利條件，敵情、地形、群眾等方面都有利于我作戰，糧食困難是敵我共同的。

　　丙、一切具體部署及作戰行動，各兵團首長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之命令，軍委及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以便適合情況，不影響時機，戰勝敵人。”

　　這封電令，甲項強調了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則，“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否則敵以為我可欺”，強烈反對無原則的妥協;乙項講“打破敵人”的有利條件，特別講了如何看糧食困難問題;丙項則調整了紅軍作戰的指揮系統。其中“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一句，看上去是對河東紅軍指揮系統作出調整，實際上針對張國燾消極避戰行為，給了張國燾一個信號，他以紅軍總部名義對西路軍的指揮權將被取消。

　　兩封電報的精神、原則，同樣能解釋河西戰事指導思想方面存在的問題，對于河西最后失利的決定性原因，也是一個深刻說明。從理論上說，兩份電報張國燾都應及時轉發給徐向前。徐向前就此應當對那種無原則的統戰包括“和馬步青辦外交”可能具有的危害性有所認識。同時，他也應當明白，紅軍總部——張國燾對河東紅軍已經沒有了指揮權，對河西紅軍的指揮權也基本被取消，其原因就是張國燾消極避戰的思想路線已經影響到河西作戰。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后來張國燾標有“萬萬火急”字樣的電報不署名。因為他明知再發干預部隊行動的電報違反軍令，于紀律所不容，所以他不敢署名。

　　只不過，張國燾的電報發于徐向前改變部署、取消攻打涼州的計劃之后，因此違反中央軍委命令的直接責任仍然應由徐向前負責。至于那封電報不管早發還是晚發，其基本精神從渡河以后，徐向前就一直奉為圣旨，這種消極避戰、特別懼怕胡宗南部隊、渴望向西退卻的思想，一旦在徐向前頭腦里固化下來，成為他的核心思想，主導著他的指揮原則，他就會以此為基礎，指揮、調動部隊。根據他當時的職務，對軍事上領導部隊的權威地位，他所接受了的張國燾的指導思想，當然可以稱之為路線。當這條路線存在于徐向前的頭腦中，就必然會排斥正確的路線，也就不可能貫徹正確的思想路線和軍事路線，最終因為這條消極避戰的退卻路線的存在和影響，造成了西路軍全軍覆沒的結局，導致了西路軍的徹底失敗，這正是徐向前乃至整個西路軍的悲劇所在。但這樣說并不排斥張國燾的責任。他畢竟是這條路線的始作俑者，要承擔根本性的責任。

　　總之，這條后來被稱之為退卻主義的路線不僅使徐向前丟失了前敵指揮最應看重的戰機，失去了可能奪取的涼州，也影響了古浪的防御，造成紅九軍的重大損失。因此，我們在前面討論古浪防御戰時，首先要跳出了徐向前的思維邏輯，克服那條退卻主義的思想路線，設計出更加積極、合理的防御計劃，這就有了我們前面所說的四條計劃。也包括制定此計劃的依據。這四條盡管未必非常合理，但比起實際發生的結果肯定有所進步。以后，西路軍一次又一次的作戰失利，也全與這條退卻主義的思想路線有直接的關系。我們這里總結西路軍的歷史教訓，當然也應盡量避開這條路線的思想基礎——主觀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影響，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這樣才可能作出比較客觀的結論。

　　基于這樣的要求，我們應當承認，當時的紅軍，一般情況下都會盡量避免攻取堅城，以免傷亡過大;建立根據地，多數選擇的是從敵軍相對薄弱的山區、農村開始起步，逐步包圍城市，相機奪取之。但這絕不是一成不變的和不可更改的教條。把它當作一成不變的和不可更改的教條，恰好是機械唯物主義的觀點。如果出現了戰機，客觀條件具備，有機會奪取城市，也一定要下決心去奪取，這樣就能快速獲得戰略上的重大利益。這正是唯物辯證法在軍事領域的運用。

　　這里，攻城還是不攻城，最關鍵的是前敵指揮對敵城防力量的準確判斷，對戰機的捕捉和把握。例如，陳昌浩在擔任總指揮攻打岷縣(岷州)前，毛主席就作過指示：“如能攻占岷州城，則打馬、打毛、打王均十分有利，戰略上大占優勝。萬一攻不開，則圍城打援。(馬指馬步芳，毛指毛炳文，敵37軍軍長，王指王均，敵3軍軍長，1936年8月13日電)”。當時前敵總指揮陳昌浩對敵城防情報把握的不是很準確，岷縣城未能攻破，最后形成以少數兵力圍而不攻的相持狀態。但城雖沒打下來，魯大昌部(一個師部兩個旅共八、九千人)被壓制在城內不敢出城，紅軍仍獲得了極大的戰略利益，不僅得到了一段寶貴的休整時間，使經過長征、極度疲憊的部隊有機會補充、休息，還分兵接連打下臨潭、漳縣、渭源、通渭四座縣城，控制了岷縣、隴西、臨洮、武山、宕昌等縣的廣大農村。在這段時間，召開了岷州會議，成立了甘肅省委和甘肅省蘇維埃政權。

　　此時涼州情況與當時岷縣情況又有很大不同。針對涼州的特殊情況和戰略地位，只要稍有打下來的可能，就必須要打、堅決要打。對歷史資料的研究，也說明了當時存在著打下來的條件和可能，而且可能性極大。只不過，在當時整個紅軍中，也只有毛主席等極少數深通辯證法的真正兵家大師，面對轉瞬即逝的戰機，才有可能捕捉到并做出正確決斷。徐向前此時盡管名氣很大，但實際的軍事素養，與毛主席相比，相差甚遠。因此，決定攻擊涼州和制定古浪防守計劃，確實遠遠超出了徐向前的指揮能力。我們不能不為此感到非常遺憾。

　　在當時，如果毛澤東處于前敵指揮的位置，涼州一定能打下來，并且打的比我們設想的還要漂亮的多，古浪峽谷也一定會成為青海馬家軍和楊德亮補充旅的“滑鐵盧”。如果彭德懷處于前敵指揮的位置，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也同樣能打下涼州，并且在古浪峽谷取得比山城堡還要驕人的戰績。只可惜，西路軍的總指揮是徐向前，看他后面起草的那些電報，盡管言語謹慎，骨子里卻流露出一種目中無人、桀驁不馴，完全沒有把毛澤東放在眼里，更不要說仔細思考毛澤東在戰役指揮中的點睛之筆，幾十年時間都沒能做到。倒是臨戰之時方見真功夫。這樣的元帥，那段時間，說好聽一些是“謹慎有余、魄力不足”，說難聽一些叫“膽小如鼠、畏敵如虎”，面對千載難逢的戰機，竟然棄之如敝履，臨陣畏縮。人們常說“將帥無能、累死三軍”，對于徐向前來說，則是“將帥怯懦、害死三軍”，并且永遠地留在戰爭史上一個千古笑柄。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

　　十六、西路軍的英烈給后人留下的寶貴財富

　　虎頭蛇尾的平大古涼戰役終于因總攻命令被徐向前取消而徹底失敗了。它失敗的無聲無息，并且靜默無聲了數十年。甚至在當年清算張國燾路線的延安，都似乎不曾有人提起過。

　　盡管當年毛澤東有可能因為馬步芳捏造的戰況而誤以為涼州攻防之戰確實發生過(毛澤東有時從敵方報紙中獲得情報)，但以毛澤東的海量，以他永遠往前看的眼光，他也不屑于去追究、糾纏這些已經過去的歷史瑣事。

　　紅四方面軍的產生與發展，畢竟與張國燾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張國燾仇視知識分子。一大批理論素質較高、富有政治經驗的紅軍將領被張國燾殺掉，一大群二十來歲工農出身的年輕人有機會代替被清洗的干部當上軍長、師長、政委(1937年，三十軍軍長程世才25歲、政委李先念27歲、九軍軍長孫玉清犧牲時28歲、政委陳海松犧牲時23歲)。工農干部有自己的階級優勢，但文化程度本不高，一般比較容易從較狹隘的個人經驗出發考慮問題，缺少抽象思維能力，不太關注較抽象的黨性、原則、觀點、方法、路線。年紀很輕被提拔到較高位置也容易產生某種感恩思想。這本是張國燾愚化軍隊干部、達到控制部隊為他個人野心服務的手段。但這些年輕人受張國燾提拔、在張國燾有意培養的仇視知識的氛圍下，除了學習張國燾組織編撰的、時而流露出分裂主義傾向的“干部必讀”，沒有更多興趣和時間鉆研馬列主義理論;“只知張主席不知毛主席”;結果很容易受到張國燾這個有著“去過蘇聯”、“唯一見過列寧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光輝經歷的投機分子打著馬列理論招牌的歪理邪說的蠱惑。所以，張國燾的思想方法、觀點、路線，不可避免地會影響這支隊伍的高級指揮員。

　　清除張國燾的影響，使這只隊伍能夠健康成長，而不是追究戰場指揮員的個人責任，這才是最重要的。以批判張國燾一人的路線，普遍地提高隊伍各級指戰員的思想素質，改善他們的認識方法，來免除對隊伍中高級領導者指揮錯誤責任的追究，比照斯大林在德軍入侵后，將西方面軍的司令員、參謀長、通訊兵主任、方面軍第4集團軍司令員等大將、中將、少將們因驚慌失措、怯懦畏懼、臨陣退縮、擅離職守、無所作為等原因使西方面軍整個指揮系統崩潰、造成重大戰場失利、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后，一律剝奪軍銜送上軍事法庭立即槍決的做法，在當時中國抗戰急需用人之際，無疑是極其高明之舉。

　　如果不是因為徐向前在晚年用回憶錄的形式企圖推卸當年自己的責任，這件事本可以永久地靜默下去，直到后人把這段歷史完全忘記。但既然他篡改歷史，將西路軍覆滅的責任推卸給拯救了中國也拯救了徐向前的一代偉人毛澤東(毛澤東對徐向前極其寬厚，以后多次委以重任，讓他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并于1955年批準授予元帥銜)，并因此而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將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且造成了非常重大的社會影響，有良知的學者就不能不指出他的謬誤，來維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地位，也就不能不將歷史大白于天下。這已經不是針對或維護某個個人的名譽問題了。

　　那么，在對徐向前指揮西路軍的過程進行剖析、指出其錯誤與應負責任的過程中，是否存在可能會否定西路軍戰士們英勇奮斗的歷史的因素?本人以為不應當有此擔心。西路軍的戰士們除了在極困難的條件下，用自己英勇的、艱苦卓絕的戰斗，彰顯出無產階級革命軍人的斗爭精神和風骨，還給后人留下了一筆永遠存在的、誰都無法奪走的、巨大的財富，這就是：

　　西路軍戰士用他們堅忍不拔、英勇戰斗，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用他們的屈辱，從反面證明了一條真理：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所有的勞苦大眾，要想擺脫饑餓與貧窮，消滅人剝削人的舊世界，獲得幸福生活的條件，取得斗爭的最后勝利，必須有一條正確的路線，即有一條正確的思想、政治和軍事上的(在和平年代是經濟上的)路線。如果沒有這樣一條正確的路線，即使他們已經組織起來，建立了自己的軍隊，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所得到的一切也都會失去，甚至包括他們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毫無例外地都應當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素質、改善認識方法，經常地思考正確的路線應當如何，時刻地關注他們的領袖所制定、推行的路線是否正確，以避免這些領袖因為個人素質的欠缺等主觀因素或者因為膽怯、懦弱等心理缺陷甚至為了個人及家庭、子女的私利而選擇一條錯誤的路線，無意識地成為敵人的幫兇;對于自己隊伍的領袖，當然應當相信他們的智慧和能力，但永遠不可盲目地輕信;唯一應當相信的，永遠是人民大眾的力量;只有當這些領袖用行動(而不僅僅是語言的表白)、用他推行的符合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正確路線，證明了他仍然是人民群眾的一員，這才值得信賴——這就是從西路軍戰士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用他們的屈辱，留給后人一筆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中總結出來并上升到理論高度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毛主席身后，有一些自以為是的共產黨領袖、高官，不愿意談論路線問題，無非是想要擺脫人民群眾的監督，將人民群眾艱苦奮斗許多年所取得的成果攫為己有，因此他們談論更多的是他們曾經有過如何偉大的戰功，似乎歷史就是他們創造出來的，卻避免談及自己的失誤，更不談人民群眾、普通戰士所付出的犧牲，似乎這么一來，甚至他們的后代“繼承”人民的財產也全都有了合法性一樣。為這批人做幫襯的也包括了徐向前——我們當然承認，徐向前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曾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但他對西路軍這段歷史的描述，不符合歷史事實，且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錯誤性質十分嚴重，屬于晚節不保性質，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既然寧愿為一些投機分子利用，那就背棄了西路軍戰士用鮮血證實了的真理，因此也徹底背叛了犧牲在河西走廊的紅軍戰士。所以，不管他死后身上是否覆蓋共產黨的黨旗，不管他死后獲得了多么崇貴的榮耀，也不管他是否留言將骨灰撒到河西走廊，都將因他的背叛變得毫無意義。歷史是不容篡改的。

　　附錄1： 平、大、古、涼戰役計劃

　　甲、敵情：據先念電話稱敵人位置：

　　一、馬步青一、二旅各一個團固守一條山寨子，一團守景泰城，一團守芨芨水，馬所率隊由鎮罕堡似退松山城，五佛寺有第三團四個營。

　　二、馬步芳一、二旅各一個團位一條山附近。保安旅第六旅在一條山北十里通中衛路上。其一、二旅余各兩團及三旅全部，經二十七師擊潰，向鎮虜堡、永登方向撤退。四、五旅似仍在寺兒灘、永泰堡一帶。

　　三、連日戰斗甚烈，敵傷亡兩千以上。我二十七師排以上干部傷亡殆盡，不好補充。三十軍子彈消耗七千余排。

　　四、估計我軍雖數次擊潰敵，但因騎兵相當多，因地形關系，不能予以徹底打擊，馬敵尚可集中全力與我決戰。因此我兵力不能分散，決放棄一條山、五佛寺渡河點，集中三個軍輪翻前進，向目的地出動，決定求野外消滅敵人，爭取此次戰役的勝利。

　　乙、綱領：我四方面軍北渡之主力，遵軍委電令有首先消滅平番、大靖間馬步芳野外部隊，進取大靖、平番、古浪、涼州一帶地區，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動之任務。

　　丙、部署如下：

　　一、三十軍為一縱，以占大靖為目的，約于十二、十三日出動，擬經永泰堡或寺兒灘向大靖前進。

　　二、九軍為二縱，以占領古浪為目的，約于十二、十三日由虜堡地區出動，經松山地、干柴洼、紅涼山向古浪前進。

　　三、五軍為三縱，于七日夜開始出動，經吳家川、趙家水，約于十一、十二日進中永泰、紅水地區，有監視一條山、景泰與寺兒灘敵之任務，爾后集結干柴洼、紅涼山，對東南各方警戒，待三十、九軍確到大靖、古浪后，有經土門取涼州任務。

　　四、指揮部隨九軍行動。

　　五、各部關于物質補充、路線調查，即具體準備。各部接電后立復，并將原稿焚去。行動前須嚴守秘密。

　　丁、平大古涼戰役政治工作要點：

　　一、向全體說明本戰役是隨時進到抗日前線，打通蘇聯、外蒙、新疆，爭取廣大回、蒙、漢群眾，創造鞏固抗日新局面的關鍵，是先發制敵，有力地配合河右岸一、二方面軍主力的行動;本戰役意義，將促成西北國防政府的實現，奠定抗日戰爭的穩固基礎。

　　二、本戰役勝利地完成，主要依靠于統戰政策廣泛靈活的運用，在不得已與阻攔敵人作戰時，亦能不失時機的進行爭取工作。

　　三、對內動員中心口號：“占領甘北廣大地區。創造鞏固的抗日新局面”，“靠近蘇聯和外蒙古、新疆，爭取西北國防政府之實現”，“猛烈擴大紅軍，武裝保衛西北”，“聯合回民、蒙民共衛西北”，“配合一、二方面軍，直接準備對日本作戰”，對外除一般抗日與發動群眾斗爭口號外，應特別注意對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隊的爭取工作，多寫信、辦外交、派代表來組織回民，并優待釋放俘虜，大量輸送宣傳品，說明：

　　1. 紅軍誠心聯合回民，保衛西北。

　　2. 紅軍來甘，志在聯合蘇聯、外蒙及新疆組織西北國防政府，絕對保持回民與回軍的利益，紅軍愿意接受回軍所提出一切不防礙紅軍抗日的條件。

　　3.紅軍進入甘北愿意給回軍一切實際援助。對于學忠、朱紹良都應不倦地進行爭取工作。

　　4.在準備與行動中要高度鞏固部隊，嚴守政治紀律，注意擴大與籌資，注意社會調查，特別是外蒙、新疆的材料。在部隊中廣泛傳達與研究蘇聯勝利。

　　5.一般的軍事秘密，加強騎兵部隊及偵察警戒，與夜間行動中的政治工作鼓動。

　　——錄自《徐向前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

　　附錄2：參考文獻目錄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下卷)》，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郝成銘、朱有光主編。

　　《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和西路軍西進檔案史料匯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甘肅省檔案館編

　　《青海文史資料第二輯》、《青海文史資料第三輯》，1964年，青海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甘肅文史資料選集第五輯》，

　　《甘肅通史第七卷·中華民國卷》，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甘肅通史》編篡委員會

　　《欽定四庫全書史部·甘肅通志卷七(城池)》，清乾隆

　　《涼州史話》，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涼州史話》編寫組

　　《武威市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武威市市志編篡委員會

　　《民勤縣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徐向前

　　《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1980年，張國燾

　　《悲壯的歷程》，春風文藝出版社，1959年，程世才

　　《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黃火青

　　《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版，陳秉淵

　　《中國的西北角》，新華出版社，1980年，范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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