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北京市委信
尊敬的中共北京市委：
我是一位軍史愛好者，中共黨員，退役軍人，工余從事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等專題的史學研究和紀實文學創作，在采訪近200名歷史親歷者基礎上，著有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等作品。
根據黨章有關規定，反映以下事情和意見：
2011年3月28日,《北京日報》刊登《鐵血西路軍——從〈驚沙〉說到西路軍的悲壯歷史》，以“話題緣起”提問：“造成西路軍血染戈壁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何在？”再由編輯部所擬的段落標題給出了答案——“戰略指揮失誤，是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該文甚至公開宣稱：“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系。”該文被廣為轉載、轉貼后，跟帖以指責毛澤東是“陰謀家”的留言居多。
對此，我撰寫了反駁其核心結論的《西路軍“打通國際”戰略決策“不存在分歧”嗎？——〈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讀后感兼駁夏宇立“陰謀論”》一文，于2011年7月21日寄給《北京日報》總編，正式投稿。見《北京日報》未予理睬，8月25日后，我多次致信其上級宣傳部門，反復請求：“黨的機關報既然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的文章并公開為‘張國燾路線’翻案，僅以公平而論，就理應給他人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我黨領袖申辯的機會！”
也許是上書都被批轉了下去的緣故，《北京日報》于2011年9月15日以書面方式、11月 7日以匿名電話方式，與我取得聯系，主要告知：
一、《北京日報》發表的《鐵血西路軍》一文“重點不是探討‘張國燾路線’”。
二、婉拒刊登反駁《鐵血西路軍》核心觀點的文章，哪怕是“同樣體裁、同樣版面”也不行。
三、建議將反駁文章投給中共黨史研究室主辦的《中共黨史研究》等學術刊物。
四、商量發來《北京日報》約請的三位“專家”之一夏宇立的電子郵箱，讓我與夏宇立直接“進行學術上的商榷”。
因為我至今未接到《北京日報》上級宣傳部門的任何回復，只能猜測《北京日報》回復所述內容也許代表上級宣傳部門的意圖，故只好按下面的方式陳述有關情況及意見：
第一，我遵囑于2011年10月29日向《中共黨史研究》投稿，人家不登。
第二，我投稿并逐級上書的目的之一，是要驗證當今社會有無這樣一種反常現象——黨的機關報可以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的文章并公開為“張國燾路線”翻案，但主流媒體很難給他人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我黨領袖申辯的機會！
第三，要我與夏宇立直接“進行學術上的商榷”之建議，如果是《北京日報》提出來的，我拒絕；如果是轉達《北京日報》上級宣傳部門的意見，我正式回復：即便需要“商榷”，也應該是有組織的。時至今日，也確實需要有組織地討論西路軍戰史上的重大學術分歧了，否則任由夏宇立們的“陰謀論”泛濫成災，并繼續封殺反駁意見，最終危及的是黨和人民的利益。我堅信，一旦展開西路軍史學的學術辯論，《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作者雙石（本名“周軍”）有舌戰群儒的實力。
第四，我曾請示《北京日報》的上級宣傳部門，將我的反駁文章及主流媒體的態度在網上公布“是否有宣傳紀律方面的禁忌及理由”？但至今未獲回復。估計這是默許。
我之所以請示這個問題，是猜測《中共黨史研究》等學術刊物受到了相關的約束。2012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第24 版刊登賀龍女兒賀捷生《以女兒的名義》介紹，“我和老伴李振軍在軍事科學院負責《葉劍英傳》的編寫工作，確定選題后，被告知徐葉兩位老帥對長征途中張國燾的那封密電有不同看法。他們相約當面交換了一次意見，最終達成協議：此‘公案’宜粗不宜細。幸運的是，這次交換意見的整個過程，我們作為項目負責人和實際操作者，始終在現場，不禁為兩位元勛的赤誠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折服。”問題是，賀捷生大姐落筆之時，一方確實“粗”了，另一方卻違背徐帥遺訓，“細”得離譜。結果，不僅毛澤東被攻擊成“陰謀家”，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在客觀上，還為反共發華勢力顛覆中國革命史進而煽動“顏色革命”，提供了他們翹首期待的“史學依據”。尤其是《北京日報》“約請”的那位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夏宇立，不僅在境內公開污蔑毛澤東是陰謀家，還在境外出版了一部《史說長征》，嚴重歪曲歷史不說，對所有批判過張國燾的我黨領導人及紅一、二、四方面軍將領，他幾乎都要一一貶損——彭德懷“疑心到了極端”；鄧穎超“人格”有問題；賀龍將并無“居心不良”的張國燾的“行為渲染得那么負面”也是“沒有理由”的……
如此，我們能不默不作聲嗎？
最后，鑒于我遵囑向《中共黨史研究》投稿已被拒絕，如今只好懇求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既然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的文章并公開為“張國燾路線”翻案，僅以公平而論，就理應給他人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我黨領袖申辯的機會，哪怕是完全相同的體裁及版面。
附：《西路軍“打通國際”戰略決策“不存在分歧”嗎？——〈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讀后感兼駁夏宇立“陰謀論”》第11稿
此致
敬禮！
高戈里2012年2月1日于成都
西路軍“打通國際”戰略決策“不存在分歧”嗎？
——《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讀后感
兼駁夏宇立“陰謀論”
高戈里
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專題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2011年6月初稿，2012年2月1日第11稿）
2011年3月28日，《北京日報》刊登《鐵血西路軍——從〈驚沙〉說到西路軍的悲壯歷史》一文，綜述該報“約請”三位“西路軍軍史專家”對“造成西路軍血染戈壁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何在”等問題進行的“深入解答”。其中，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夏宇立稱：“打通‘國際路線’……這一戰略決策本身，不論當時的共產國際書記處，還是中共中央領導層內部，其中包括張國燾，都意見一致，從來沒有出現異議，更不存在分歧。而張國燾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決定，執行中央軍委的渡河部署以及后來堅決支持中央軍委關于西路軍在河西的行動方針，其出發點也在這里。”
西路軍基本解體半個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指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對于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歷史結論，改革開放后黨內雖有不同意見，但中央至今并未行文重做結論予以否定，鄧小平對反映不同于中央歷史結論的意見之最后批示，也只是“同意全件存檔”。
如今，夏宇立等竟然借黨報公開宣稱：“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系。”載有這一重要結論的文章被廣為轉載、轉貼后，跟帖以指責毛澤東是“陰謀家”的留言居多。
針對這些年來顛覆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的種種謬論，最近，民間史學工作者雙石在其已經脫稿并不斷修改的史學著作《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依據自己從幾十本公開出版物中“海選”近千件歷史文獻編輯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匯輯》，參照親手繪制的幾十張行軍路線圖、作戰部署圖和作戰經過示意圖，作了系統批駁，完整還原了被顛覆了的歷史真相。
本文借用雙石的研究成果，簡述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在“打通國際”戰略決策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及其歷史緣由，并批駁夏宇立的核心結論。
一、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之前和之初，戰略方向北上與南下、西進的分歧
應該承認，“打通國際”是黨中央基于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追求和現實生存需求，參照共產國際早些年的意見提出來的，其具體路徑有一個醞釀和形成的過程，但同時必須指出，自黨中央正式提出“打通國際”后，至1937年11月30日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與黨中央會合前，就戰略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而言，張國燾根本沒有與中央“意見一致”過。
中共中央最早正式提議“打通國際”的文電，見之于1935年6月16日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師后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致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電報：
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就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
對于中央這一“適當時期”的“戰略遠景”設想，張國燾立刻于次日回電予以贊同，并提出了使用兵力和實施時間的變更意見：
同時[意]向川陜甘發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
徐向前曾說，張國燾“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后腳說不定就打哆嗦”。果然，9天后的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國燾變卦了，“北轍而南轅”了——他“在發言中勉強表示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又同時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問題”。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蘆花、沙窩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紅一、四方面軍分左、右兩路軍分途北上后，率左路軍進至阿壩的張國燾忽“左”忽右的機會主義本性再次發作，萌發了“西進青（海）、新（疆）”之念。為此，黨中央于8月20日在毛爾蓋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并以毛澤東發言為基礎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明確反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寧”。中央領導和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還多次致電張國燾，解釋中央北上方針，進行規勸：“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絕并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該地區去活動）”，“新疆之上，宜以支隊，不應以主力前往”，“目前主力西向或爭取西寧不當……”
隨后不久，兩大紅軍主力“草地分裂”，張國燾率部南下，另立中央。
在此期間，有反對“毛周逃跑路線”的信，致彭德懷等紅一方面軍將領，認為中央提出北上陜甘接近“打通國際”目標的戰略設想，是葬送紅軍的死路。
“打通國際”，張國燾不來，毛澤東也打算紅一方面軍單獨干。
1936年6月29日，根據共產國際轉達“……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和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攏蘇聯”之信息，毛澤東與彭德懷商量：
……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這一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據地。但如能給馬鴻逵主力以打擊，一個時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涼肅三州這一條路，能夠造成鞏固根據地，缺點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怕有些妨礙。
……
雖然，毛澤東曾傾向于“寧夏路線”，但得知張國燾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紅二、四方面軍準備北上后，考慮紅四方面軍所處的地理位置等情況，按照中央政治局此前在“瓦窯堡會議”上達成的對張國燾“組織上可以讓步到不一定受我們指揮”之“遷就”意見，毛澤東等于1936年8月12日提出了紅一、二、四方面軍“分攻寧（夏）青（海）”之部署。幾經多方磋商，8月25日，中共中央將這一行動方針，電告了共產國際：
……
（甲）以一方面軍約一萬五千人攻寧夏其余擔任保衛蘇區，十二月開始渡河，……如機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確實到達寧夏附近則可及時占領寧夏，寧夏占領則陜北與甘北蘇區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時占領則紅軍須乘河冰未解之際退回甘北……
（乙）以四方面軍十二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海之若干地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
（丙）以二方面軍位于甘南，成為蘇區與陜甘南部的聯系。
對于剛剛經歷了南下失敗并犯了另立中央錯誤的張國燾，這個“分攻寧青”的方案是很對心思的。他在回憶錄中，對自己的“出發點”是這樣坦白的：
……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
……
關于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這個很對張國燾心思的方案，后來的西路軍基本上踐行了——除了“進取青海”。
歷史進程常有意想不到的轉折。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這個報告，如果得到的是毫不含糊完全肯定的答復，那么不管后來“打通國際”成敗如何，這筆責任賬都應由黨中央毛澤東擔待。然而，半個月后的1936年9月11日，這一評判歷史責任的基本前提變了，共產國際答復：
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
雙石在仔細研究了這些天的往來文電，并做了大量制圖、判圖等戰史學基本作業后告訴讀者， 9月14日，經過幾天醞釀磋商后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對“分攻寧青”部署作出重大調整，其要點包括：
（一）將“一、四方面軍各自獨立奪取寧夏和甘肅西部”，調整為“一、四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爾后再分兵略取甘肅西部”——既然共產國際不同意紅軍“向新疆方向前進”，那么“奪取甘肅西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為降低。為此，四方面軍主力須“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并且與紅一方面軍實現會合。
（二）根據共產國際的批復，改變了“四方面軍在蘭州以南渡河”的原設想，紅四方面軍參加寧夏戰役的渡河點改在蘭州以北之“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
（三）建立甘南根據地以作為“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前進基地及戰略后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隨之降低，北上實現“一、四方面軍主力在靜、會地區會師”則取而代之，成為當務之急。
接到中央部署調整電后，9月16日至18日，懷揣著個人“出發點”的張國燾在岷州主持召開了中共西北局會議，討論中央部署。據陳昌浩回憶：
岷州會議是西進與北上的爭論。張國燾是不會合的。會議開了好幾天，張國燾堅決主張向青海之西寧進軍，怕會合后他就垮臺了。我們堅決反對西進，與他爭。
岷州會議的結果，是根據中央部署調整的精神，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名義致電前線的徐向前、周純全，下達了《靜會戰役綱領》。
對張國燾在此期間基于個人“出發點”的戰略指導思想，陳昌浩有一段回憶：
……命令下后，張國燾就知道了。他深夜三點多鐘找我來了，談幾點：⑴我無權改變他的計劃；⑵命令是錯誤的，今天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⑶會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我們黨籍，軍法從事。說到這里就痛哭起來。
基于畏懼“交出兵權”的個人“出發點”以及“今天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這一戰略指導思想，已在岷州會議決定上簽了字的張國燾心有不甘，于20日連夜策馬趕往漳縣前線。
21日，趕到漳縣的張國燾召集前線軍事指揮員重新計議。據徐向前的回憶：
我們正忙著調動隊伍北進．張國燾匆忙趕來漳縣。進門就把周純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來，說，我這個主席干不了啦。讓昌浩干吧！……這是張國燾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尖銳爭論。加上他有個另立“中央”的包袱壓在身上，所以情緒很激動，還掉了淚。他說；“我是不行了，到陜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我覺得陳昌浩在這個時候和“張主席”鬧得這么僵，似乎有點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適。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勸了張國燾一通。關于軍事行動方針問題，我們說，可以繼續商量。
這最后“商量”的結果，是“槍桿子指揮了黨”：推翻西北局岷州會議決議，紅四方面軍全軍掉頭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線渡河西進。更有甚者，張國燾還電令在岷縣的紅軍總部通訊部門負責人：“未經我簽字的電報一律不準發出”——封鎖朱德等向黨中央匯報的渠道。
幸好，天公不作美，徐向前派人勘察西進路線的結果，是“黃河對岸已進入大雪封山的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迫使張國燾在9月27日的洮州會議上放棄西進主張。
同日16時，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并紅二方面軍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報告紅四方面軍已“已遵照黨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這是張國燾一年來第一次將“陜北同志”稱作“黨中央”。
“甘南風波”落幕。
二、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寧夏戰役兵力部署“首先擊破南敵”與“增兵西渡”的分歧
由于張國燾基于個人“出發點”制造的“甘南風波”，令紅四方面軍“停頓延宕，東馳西調，以至縱逝了許多寶貴的時機”，迫使中央不得不提前發起寧夏戰役。
根據共產國際1936年9月11日關于“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的指示，要“打通國際”，必須以主力攻占寧夏，站穩腳跟后，派支隊依托根據地穿越沙漠北上定遠營（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巴彥浩特鎮），取得共產國際援助的物資。實現這一戰略意圖的關鍵，在于“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當務之急是“集中三個方面軍全力選擇有利機會，給南敵以打擊”，“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
寧夏戰役期間電報極多，特別在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階段，其內容李先念后來都說“復雜”。
解讀這“亂麻一團”般的眾多電報，雙石是從梳理指揮系統下手的——電報“復雜”，首先源于指揮系統的復雜。溯源而上，又緣起“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困難，因為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中央對他也沒有辦法”。
由于張國燾懷揣著與中央紅軍“會合后一切都完了”的個人小算盤，悲觀估計中國革命形勢， 以為“青海、甘北的馬步芳、馬鴻逵（雙石注：應為馬步青）總比胡宗南好對付”，曾判斷“北上會靜是斷送紅軍”，其一年多前與中央在戰略方向上的分歧很可能要在寧夏戰役中延續，中央對于寧夏戰役部署能否得以貫徹，并無把握。
對于張國燾“可能的動搖性”，毛澤東早就看透了，但為了團結廣大紅四方面軍指戰員，中共中央還是犯了一個“不得不犯的錯誤”——于1936年10月10日20時，就三個方面軍會合后的統一作戰指揮，致電各方面軍首長：“擬請朱（德）、張（國燾）兩同志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
10月14日，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專電彭德懷，從更積極的角度更進一步解釋這項任命的意義和中央的良苦用心：“為求黨與紅軍的真正統一與順利執行當前任務，對國燾及四方面軍干部不可求善太急，他們在中央指定朱、張任前線指揮后表示很好，彼任前線指揮事實上與名義上均不能不聽中央軍委指揮，加上兄與弼時的贊助，前線行動當無大不好處”，“我們政策應表示對他們信任，不宜使他感覺不信任，準備經過長期過程，使國燾、徐、陳及其他干部逐漸進步，估計他們是可能進步的”。
此后直至1936年11月1日，紅軍三大主力處在這樣一種指揮格局下：
中共中央——位于陜北保安，除了以中央書記處、軍委、中央等名義發出的電報，此間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署名發出的電報，均可以視為代表中央意圖，擁有最高決策權。
紅軍總部——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期間，紅軍總部的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總政委被授權“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聯絡”。
前敵總指揮部——鑒于張國燾“忽‘左’忽右”的機會主義習性，10月28日，彭德懷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受命直接指揮河東三個方面軍，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針，實施“打擊南敵”的計劃。由于張國燾暗中阻撓和破壞，在11月1日之前，這個指揮權并沒有落到實處。
在這個時期，紅軍總部署名“朱張”的電報和部署≠中共中央的意圖，且至少有一部分因張國燾的小動作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見；而張國燾封鎖朱德的發電權，也在三大主力會師后的部分時段失效了。
在這多重復雜的指揮關系中，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國燾、徐、陳及其他干部逐漸進步”，中央致紅四方面軍的電文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有照顧，有隱忍，有遷就，有妥協，就連前敵總指揮兼政委彭德懷發電報強調必須克服“避戰，對胡敵力量過分估計”之傾向，都要被毛澤東批評在措辭上“過于刺目，今天還是不相宜的”。
這種因戰略分歧不得不建立的多重復雜的指揮關系，營造了特殊語境下的特殊語義和特殊語言表達方式，以及“陰謀強奸式”的電報署名方式，進而又成了張國燾表達其特殊欲求的特殊手段。
為了促使張國燾回心轉意，并幫助紅四方面軍主要將領“克服張國燾路線”，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在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后，安排共產國際派回來的林育英（張浩）同志去紅四方面軍，以求“在政治方面完成統一團結，將四方面軍的政治、軍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10月13日，毛澤東特別致電提醒擬赴紅軍總部“按照十月作戰綱領準備，作出寧夏戰役計劃綱要，與朱、張面商后提出于軍委”的彭德懷：要“充分注意個別同志之可能的動搖性”。
然而，未等彭德懷前來“會商”，“朱張”就在其下達的第一個作戰部署中，將中央《十月份作戰綱領》規定“保持西蘭大道于我手”的時間縮短了，將“拒止南敵”的兵力減少了，而將“西渡”的兵力增加了。
于是，在兵力部署上，西渡黃河成為整個戰役的首要。
于是，紅三十軍西渡黃河的時間提前了。
于是，有了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提議四方面軍亦須全部渡河”，并強求中央“重決速示，萬勿坐失良機”之電報。
于是，有了未經中央批準，紅四方面軍總部率紅五軍和紅九軍緊隨紅三十軍西渡黃河之“三軍競渡”的既成事實，有了“如果不是敵情地理限制，三十一軍、四軍均已渡河”之可能后果，有了中央追認既成事實的電文被后人當做中央指示“三軍競渡”之誤解。
于是，張國燾力主西進以便通過“保存四方面軍”來求得莫斯科“支持”的企圖，有了得以實現的希望。
在這一系列有著特殊語言表達方式的電報中，最典型的，是紅軍總部在10月 28日16時至20時4個小時內，連發了4封作戰部署完全互相抵觸的電報。
紅軍總部上演的這出“變臉戲”，差點讓雙石在《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也犯了糊涂：
這……這……這倒底是咋回事兒哩？那年那月那日的紅軍總部里，究竟有幾個“朱張”啊？咋一個“朱張”在添柴，另一個“朱張”卻在撤火哩？上級，下屬，又究竟該認哪個“朱張”的賬哩？
對其中的原因，雙石是這樣解析的：
“朱張”部署在這4個小時內的4次變臉的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沒有任何當事人留下了任何回憶文字，我們當然也就無從知曉。但根據已知情況或可作一合理推測：28日當天一起向干鹽池轉移且當晚已共處一地的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應該是一起討論過如何執行中央部署的。彭德懷自不必言，他是帶著中央的意圖來的，朱德肯定也是贊同中央部署的，分歧和爭議也一定發生在張國燾一人與朱德、彭德懷一方之間。而現在已不是一月前在漳縣，“張主席”一紙電令就可以封鎖朱德的發電權（其實也沒封鎖住），朱總司令也是中央和中革軍委明確賦予了指揮三軍權力的，朱德高舉著中央的尚方寶劍以“朱張”名義發電指揮紅四方面軍乃至三軍部隊，那也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
如此，我們或可推測：這些貫徹中央意圖的部署電，極有可能是出自朱德的手筆。
面對既成事實，之后的毛澤東、周恩來都不得不也扮起了“變臉”的角色。而這一系列被張國燾攪和起來的“變臉戲”，給后來那些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卻又自以為是的西路軍史學研究工作者帶來的誤導，可想而知。
鑒于張國燾所作所為給寧夏戰役部署帶來的嚴重危害，10月 29日，毛澤東不得不授權彭德懷：“全戰役須掌握在你一人手里。”
即便是到了這個時候，“張總政委”的“變臉戲”還沒演夠。
10月 30日，在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彭德懷下達新的作戰部署后，“朱張”再次致電“徐陳”，對彭德懷的兵力部署釜底抽薪，致使聚殲胡宗南先頭部隊的海打戰役計劃流產。
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張國燾惹翻的可不是一兩個人。同日，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張浩）將張國燾一狀告到了共產國際：
中央軍委屢次命國燾堅決打擊南面追敵，只有停頓南敵之追擊，方能北取寧夏，但國燾畏敵過右，始終不愿執行命令，欲北進取得接濟后再打南敵。
實際上，張國燾的思想覺悟還是被林育英他們高估了，他連“北進”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是“西進”，還毫不遮掩地在《我的回憶》中宣稱是得到了紅四方面軍“多數”領導的支持。對此，徐向前數十年后也未隱諱：
過河后，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么小，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
果然，11月 2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和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系，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帶（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
對于這封以“時序”價值可以說明其西渡最初意圖背離了中央決策進而印證“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重要電報，雙石一針見血地指出：
如果共產國際50多天前來電確定的交貨地點不變，那么，后來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怎么說都顯而易見，因為此時共產國際提供外援的接運地點還在北面的定遠營，還沒有改在新疆的哈密或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今甘肅瓜州），中共中央為“打通國際”而先“奪取寧夏”的計劃也還在進行時！
然而，11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補給了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的理由，也給幾十年后掩飾張國燾“出發點”制造西路軍戰史“陰謀論”者留下了一個得以瞞天過海的“根據”：
在詳細研究之后，我們堅決認為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㈠在嚴冬和沙漠的環境之下，你們派數千紅軍到外蒙邊境護送運輸是不可能的；㈡日本飛機有對紅軍及汽車轟炸的可能；㈢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沖突的可能。因此，現在已經決定目前不采用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大約1 000噸物資運到哈密，你們能不能占領甘肅西部前來接運？并請通知我們接運的辦法以及你們準備采用什么樣的具體的運輸方式？
11月4日8時，尚不知“重大變故”的“徐陳”致電“朱張”，在報告了一大堆“滯留現地”的困難后，再次提出了“如情況不利時惟有放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要把原擬執行“寧夏戰役”的方向整個左旋90度，而對毛澤東、周恩來日前“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的重要指示，未作只字應答。
11月5日，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的消息應該已傳達到了已轉移至同心城的朱德、張國燾、林育英等人。這個“重大變故”正好給了張國燾一個堂而皇之再張“西進”之旗的理由。于是，當日14時，“朱張”致電“徐陳”，對其行動方向左旋90度的建議完全予以確認，并強調了“獨立”、“不受一切牽制”、“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
11月6日，“徐陳”按此電示，擬定并上報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
同日，“徐陳”致電中央，請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之“獨立”行動的“名份”。
面對共產國際的突然變故及“徐陳”已率部“西進”的既成事實，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至11月8日才給共產國際復電，11月11日才正式授予了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稱。
從此，西路軍踏上了不歸之途。
三、西路軍西進后，“打通國際”要不要建立根據地等戰略任務的分歧
當下的西路軍史學研究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就是將西路軍失敗原因歸咎于“打通國際”和創建根據地“兩副重擔同時挑”，超出了西路軍力所能及的范圍。
值得深思的是，使這一說法得以流行的那些“西路軍軍史專家”卻回避或掩飾了一個基本史實——這兩項任務是西路軍“徐陳”信心滿懷打包票主動要來的。
西路軍渡河后，在“朱張”授權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獨立”、“不受一切牽制”、“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之初的11月6日和之前的11月2日，“徐陳”就在上報軍委的電報中就主動承攬了“打通國際”和創建“甘北蘇區”兩大任務。
也正是因為過河部隊最初的主要目的要在河西找一塊安身之地，才夾帶了“龐大直屬部隊”，以至于“戰斗員至多占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三十八之比例率”。
隨后的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發電正式授予“西路軍”稱號一小時后，又專電詢問“徐陳”：“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
“徐陳”次日復電報告了可以建立根據地的理由及決心：“敵戰斗力平常，戰術頑強（雙石注：原文如此），指揮亦差，與漢回群眾關系惡劣。……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后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
11月17日，“徐陳”致電中央，其最初兩大任務一肩擔的決心開始動搖：“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這是“徐陳”第一次提出“任務次序”之疑，而提出這個“任務次序”的緣由，是因為敵中央軍毛炳文第三十七軍開始西渡黃河追擊西路軍。
同日，“朱張”電示“徐陳”：“你們兵力應相當集結，速打通遠方為要著。”
對于“徐陳”改變“任務次序”，中央11月18日復電未予同意并陳述了理由：
甲、十七日電悉：我們已告遠方。但恐準備不及，運輸也來不及。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占去，紅軍回旋地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加緊軍事訓練，恢復體力檢查政治工作，教育每個指戰員會做群眾工作與人民發生良好關系，嚴整政治紀律，建立會計給養制度，使爾后和遠方同志見面時煥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拒毛炳文。
丙、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
……
張國燾力主西進的一個重要緣由是畏懼國民黨中央軍。就在河西“徐陳”難以承受追敵毛炳文部壓力的時候，11月22日，河東紅軍主力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中取得了山城堡大捷。這一仗，正是按照毛澤東在“徐陳”兩大任務一肩擔之決心開始動搖的次日強調的“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之戰役方針，迫使毛炳文軍于11月底之前全部東返，進而大大地減輕了西路軍的壓力！
時任紅九軍參謀長的李聚奎在西路軍失敗不久的1937年7月18日總結道：“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軍事力量不夠，而是由于政治路線的錯誤與一貫的退卻路線及單純的軍事觀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聚奎還留下了一段關于西路軍戰略指導思想的回憶：
“再過兩個來月你要坐汽車就有汽車，你一個月要用三十元錢就三十元，要用四十元就用四十元，新式武器子彈都可補充。”這是在永昌的干部會上講的。
既然“照直往西打”有這等好事，費時費力集中兵力打“二馬”去建立根據地，自然也就沒有必要了。
與西路軍主要將領希圖“走捷徑”的戰略指導方針截然相反，早在193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與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的通信中，就曾明確過“打通國際”的基本戰略方針——“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
對此，雙石的解讀非常生動：
這是比較典型的毛氏思維：求人不如求已！既或要是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錢！赤手攥空拳上門投親，是很難遭人待見的；手頭的攥著的本錢越多越厚，得到的幫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銀行家只會給擁有還貨能力并充分展示了這種能力的人貸款！而逃難式躲災式的投親靠友，是展示不出這種“還貸能力”的！
與毛澤東的戰略方針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36年9月27日張國燾在洮州會議上推翻西北局岷州會議決議時的強烈主張：
……打到迪化（今烏魯木齊），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裝備再打回來，與一方面軍會合也不遲。
還有在他人代筆的《歷史的回顧》中，孜孜以求并耦合張國燾個人小算盤的作戰方針和戰局預想：
……西路軍渡河后，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制三個師。盛世才后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
對此，雙石在《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告訴讀者：在西進中建立“建立根據地”，不僅是西路軍西渡黃河后信心滿滿向中央打包票要來的任務，更重要的是，中央在為西路軍的生存大計著想！——屁股坐穩當了，再去“打通國際”。
上面講過，就在“徐陳”致電中央，其最初“打通國際”和“創建根據地”兩大任務一肩擔的決心開始動搖的次日，中央有一個勸其“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并要求“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拒毛炳文”，保持西路軍東返回旋余地的電報，是這樣為西路軍著想的：共產國際來電通報的交貨地點是新疆的哈密，中共中央回電明確表示：“除非你們能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這就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如果共產國際不答應將交貨地點改在安西，中央若允許西路軍“照直往西打”進入“1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等于讓他們送死；二是即或共產國際同意了中共中央改變交貨地點的提議，交貨物資從定遠營輾轉騰挪到哈密，再組織運力車運到安西，也得要一段時間，部隊去早了，窩在人際罕見的大戈壁里，生存很困難。
當年的安西、敦煌、玉門關地區地處荒漠，人煙極其稀少——直到今天，人口的分布密度也小于10人/平方公里（當年大多≤1人/平方公里）。共產國際后來按中共中央請求更改了的接運地點安西縣（2006年更名為“瓜州縣”），有“世界風庫”之稱，年均降水量僅45毫米，年蒸發量卻達3140毫米，如今已建立“安西極旱荒漠自然保護區”，1915年全縣人口為12 721人，但因干戈離亂，災害頻繁，人口自然增長極其緩慢（直到1945年整整30年間也才增長至20 346人）。而在西路軍西進前的1932年至1936年期間，安西迭遭兵災、傷寒、地震、大旱、瘟疫和饑荒，死亡和外出逃荒者眾多，較之于20年前的1915年，全縣人口基本上就沒有什么增長，而且還分散居住在2萬多平方公里的境域內，最大的城鎮安西縣城的城鎮人口也不過千余……
這樣的自然環境，如果在西進中不建立根據地，就算一路順風，兩萬人的西路軍最遠也只能到達肅州（今酒泉），再往西走就是一片戈壁荒漠，兩萬大軍吃穿到哪里解決？飲水怎樣保障？寒冬如何度過？兵員怎么補充？傷員何處安置？
還有社會環境。河西部隊只要在肅州東西地區盤桓逗留，就必然與馬家軍發生沖突，也就必須要解決“建立根據地”問題。西路軍作為“客軍”在“馬家軍”的地盤上轉戰，要“擴紅”、“籌糧”，沒有耐心細致艱苦深入的工作并輔以戰場上的不斷勝利來支撐，就那么容易信手拈來？如果“政治紀律”和“群眾紀律”再發生問題，即或西路軍能“打到迪化”，可以“回師橫掃而東指”，在已經惡化了的河西環境中，能否站穩腳跟，開辟根據地，都要另說。就算能一時站穩，沒有遭受紅軍重大打擊的馬家軍，是否允許西路軍與遠方的交通運輸線保持暢通安全，也要另說。
再如果，沒有根據地作依托的西路軍靠攏新疆后，又進不了新疆，隊伍吃、穿、用只通過新疆的盛世才來接濟。這位“新疆王”當時雖然口喊著“聯共親蘇”，可本質上還是一個混世軍閥，“臥榻之旁”豈能容忍不歸屬自己的兩萬大軍駐扎？后來李先念率西路軍余部420余人進入新疆他都曾心懷疑懼要求放下武器，連中國共產黨的旗號都不許打出，只給個“新疆邊防督辦公署新兵營”的番號，還得對外聲稱是“從關內招來修公路的”。西安事變時，盛世才明確表示不支持西安事變，并發表了支持蔣介石的聲明，幾年后，干脆公開投靠蔣介石并殺害陳潭秋、毛澤民等共產黨人，設想他若叛變西路軍就可以出兵“收拾他”,盛世才有那么傻嗎？
這一切，難道不是“戰略決策”的重大“分歧”嗎？
由此戰略決策上的重大分歧，又直接導致了一系列戰役行動上的重大分歧。
比如，面對中央屢電要求西路軍保持東返的“回旋余地”，“徐陳”回電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予以回絕，再不就是提出中央難以滿足的條件。特別是西安事變后，中央根據東北軍的提議以及西路軍可在蘭州得到東北軍糧彈補充的承諾，再度動議西路軍東返。這本可使西路軍絕處逢生，不料，“徐陳”回電表示：西進無問題，東進則需東北軍和新疆方面同時各出6個團的兵力前往策應。而這兩個條件，中共中央當時都難以滿足。
至于為什么不愿東返，多年后，陳昌浩道出了內心想法：
中央來電指示我們，讓我們考慮是西進好還是東進好。那時我們考慮東面有馬家的部隊和蔣介石的部隊，敵人力量大。西面只有馬家的部隊，因此答復中央與其東進還不如繼續西進，實際上那時還是害怕蔣介石的部隊。仍一股勁往西走，還是非打通國際路線不可。結果既無補充，又無群眾基礎，希望越來越小了。
再比如，要不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分歧。毛澤東“打通國際”的戰略方針，首先強調的是“用戰爭”，因為根據地是打出來的。張國燾呢？早在三大主力會師前夕的漳縣會議上，他就宣稱：“青海、甘北的馬步芳、馬鴻逵（雙石注：應為馬步青）總比胡宗南好對付，……要充分估計我們的能力。”也正因畏懼強敵，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前，張國燾才屢屢破壞軍委集中兵力“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之作戰部署。也正因為遵循了“照直往西打”的戰略方針，對于中央屢電要求西路軍“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的指示，“徐陳”不是不予回答，就是明確回復：“我們現無能集優勢兵力。”
又比如，“徐陳”屢電中央，請求紅四軍、紅三十一軍歸還建制，增援西路軍。且不說紅四軍、紅三十一軍加入西路軍后，一起“照直往西打”能否克服惡劣的生存條件，就說增援，西路軍主力分別進駐高臺、撫彝（今臨澤縣蓼泉鎮）、沙河堡（今臨澤縣城）、倪家營后，各駐節點彼此相距也就是三四十里或四五十里，駐守高臺的紅五軍于1937年1月11日被圍，19日，附近的紅三十七團二營和駐沙河堡的騎兵師與紅八十八師一部分別出援，均嚴重失利，20日高臺失陷，紅五軍主力三千余眾也損失殆盡，相距咫尺之遙都不能首尾相顧，要河東主力分兵前來“西進夾擊”，一個月的行程，這股遠水，怎能解得了近憂？這還不說分兵西援不利于河東的抗日大局，特別是西安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在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中肩負的歷史責任。
順便說一句，對于導致西路軍失敗“戰略上的錯誤”，70多年前，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的《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和紅九軍參謀長李聚奎的《關于西路軍的歷史教訓（1937年7月18日）》都有過比較詳細的總結與檢討，其中陳昌浩報告編入了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公開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但只公開了第一章和第九章，而李聚奎的報告則被所有公開出版的西路軍文獻匯編“選編”掉了，僅僅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內部刊物《黨史參考資料》1981年第1期上，有過小范圍的披露。歐陽毅的專題報告《關于西路軍問題》，也被所有公開出版的西路軍文獻匯編“選編”掉了。
官版的西路軍文獻匯編還“選編”掉了一些關鍵性的歷史文電，如彭德懷1936年10月 27日致電毛澤東等：“前廿五日間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類似有利于揭露“張國燾路線”錯誤卻被“選編”掉了的重要歷史文獻，還有。
四、對“張國燾路線”的誤讀及原因試析
近年來，不少西路軍史學研究者及著述者，以及參與西路軍史學研究的一些領導，都將“張國燾路線”歸結為“分裂路線”及“另立中央”。以此作為研究西路軍戰史的認識基點，來審視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之歷史結論，的確很容易忽略“沙窩會議”對中國革命基本形勢基本估計的爭論，忽略“延安會議決議”清算“張國燾路線”的基本結論，進而產生“西路軍的失敗也不是因為張國燾路線”之誤讀。
而這種誤讀，如今已經被無度發揮成西路軍戰史“陰謀論”的史學依據。
關于“張國燾路線”的內容，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就曾有過經典的概括：“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
理解“張國燾路線”上述三大內容的核心問題，是把握“張國燾路線”的實質。
應該承認，有著言行軌跡的“分裂紅軍”和“另立中央”，確確實實是“張國燾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絕不是“張國燾路線”的全部，更不是“張國燾路線”最本質的內涵。
解開當年“張國燾路線”先反復無常后執意“西進”之謎，雖然，張國燾包藏個人野心的“出發點”不容置疑，但我們不能局限于“人性論”視角，囿于張國燾內心世界對“交出兵權”的恐懼，因為這個視角過于短淺，也遠離了歷史本質的真實。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西式“人性論”視角可以將人們的視野束縛于歷史恩怨和個人品質的狹小空間，進而誤導西路軍史學研究人員接二連三地跌入尷尬的倫理陷阱及險惡的政治陷阱。
西路軍失敗當月的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擴大會議。會議從27日起，討論第二項議程，即張國燾的錯誤問題。紅四方面軍及川陜省委領導出席會議的有張國燾、周純全、何畏、傅鐘、倪志亮、王維舟、何長工、邵式平、廖承志、朱光、羅世文、謝富治、郭潛、李中權、羅華民。會議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
讓人感慨萬分的是，盡管因“張國燾路線”毛澤東經歷了他一生“最黑暗的時期”，但對“張國燾路線”本質內涵的把握，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沒有糾纏于狹隘的“權力之爭”，他們把總結失敗教訓的視野投向了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形勢”之中，進而，得出了那高屋建瓴大氣磅礴卻又被當下小雞肚腸的“陰謀論”制造者、鼓吹者們屏蔽了的歷史結論：
張國燾同志由于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否認中國革命的高漲、兩個高漲之間的理論），因此產生了對于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特別在蔣介石主力的前面張惶失措），對于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對主力紅軍的突圍表示悲觀失望，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不信任），因此喪失了紅軍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戰勝敵人創造新蘇區，使蘇維埃紅軍成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
也正是這寬廣的政治視野，深刻揭示了張國燾“退卻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實質”，給后人留下了破解西路軍戰史之謎的鑰匙。
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的分歧，首先源于形勢判斷。
張國燾在“打通國際”問題上之所以反復無常，其認識上的根源在于，他認為中國革命處于“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
公正地說，當年中央政治局內部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是有多重分歧的，集中反映在1935年8月初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不久在毛兒蓋沙窩寨子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史料記載，“沙窩會議”后，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的一次會議上是這樣批判張聞天、博古的：“他們慣吹牛皮，口口聲聲說敵人失敗了，敵人削弱了，甚至在離開中央蘇區后還不斷說我們勝利了，絲毫不加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沒有粉碎五次‘圍剿’，在相當意義上說蘇維埃運動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蘇維埃運動從勝利的向上發展而轉為相當的停滯與降低。”
此時的毛澤東，雖然一直在與王明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作斗爭，但由于解決中央政治路線的時機尚不成熟，且張國燾反復糾纏對中央政治路線的清算有著覬覦中央權力的野心，特別是張國燾對革命前途的悲觀估計會斷送紅軍的前途，更由于毛澤東是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的那種能在茫茫黑暗中發現微光并敢于帶領部隊向微光前進的統帥，具有著徐向前屢屢贊譽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所以，他能在經歷第五次反“圍剿”慘烈失敗后，通過分析“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走向大戰”、“殖民地的反帝運動”、“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斗爭”、“蘇聯的強盛”、“國民黨內部的斗爭”、“新的反帝高潮（潛伏著與爆發著的）”等一系列國內外新形勢的基礎上，把握“時局的突變性與急轉性”，在此基礎上，堅定地認為：“新的大革命的形勢是擺在我們面前了！” 與此相關的是，當年紅四方面軍主要將領之所以未能“克服張國燾路線”，除了受張國燾誤判形勢的影響，還有一個具體原因，就是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途認識不足。據時任西北局組織部長傅鐘回憶，1936年9月16日在岷縣三十里鋪召開的西北局會議上，鑒于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已開到陜北前線來與紅軍作戰這一事實，原來就對中央提出的“逼蔣抗日”方針有看法的同志信心更加不足。
南轅北轍的形勢判斷，決定了背道而馳的戰略方向。
張國燾是個“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的機會主義者，其悲觀判斷中國革命形勢，自然要主張退卻到“遠離敵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張國燾甚至在甘南風波中公開宣稱：“打日本不是簡單的。我們現在的力量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見得一定能打贏它。我們只能將西方變為蘇維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紅軍的后備軍。”
顯然，這與中央的戰略方針背道而馳。早在1935年8月20日毛爾蓋政治局會議上以毛澤東發言為基礎形成的《中央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就曾解釋過“主力西渡黃河，深入寧青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絕并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這個地區去活動）”之理由，還批評了張國燾的方針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上的來源是畏懼敵人夸大的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
不僅中共中央，共產國際也在1936年9月11日來電明確表示：“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
對此，雙石的解讀非常精到：
如今數十年過去了，如果我們暫時放下中共成長中的曲折與共產國際指示之間的那些恩恩怨怨再作客觀考量的話，那還不能不得出這樣的公允之言：共產國際此前的“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也好，后來的“不采用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也好，都具有相當的“現實主義合理性”乃至對“中國革命前途”的前瞻性。
——“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是“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而這個道理與毛澤東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去“打通國際”的思路，有著相當程度的近似性。更何況，在民族危機迫近，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已經舉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的情況下，紅軍主力向遠離“抗日救亡中心”的遙遠西域前進，被國人詬病以“逃跑”、“逃避”、“尋求偏安之地”，那是必然的。的的確確在政治上非常不利，也極不利于爭取和團結中間力量。
……
值此非常時期，遠離“抗日救亡”中心的“武裝割據”，是得不到全國人民衷心擁護的。
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那個時代那個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一定要堅持“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張，為什么一定要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為什么一定要到“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帶去主動“擔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
因為，這是為民族求得生存求得解放，也為自身求得生存求得發展的必由之路。
據當年的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回憶，毛澤東在“沙窩會議”之后修改政治局會議決議草案時，曾說：“我總想，這個根據地要在黃河以東，不能在黃河以西，這樣才好和群眾結合。”
幾十年后，劉伯承回憶這段歷史感慨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主席說：唯物主義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徹始徹終，就是領導群眾斗爭。他說：‘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給群眾辦好事，不領導群眾斗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據地放在河東，以后抗日東進，就看出主席這個思想來了。”
誤判中國革命形勢的張國燾，是在三大主力會師不久與林育英、周恩來、彭德懷等會面并聽了國內外形勢的介紹后，才感嘆自己“與世隔離”，簡直是“一個孤陋寡聞的鄉下人了”。遺憾的是，1936年10月 24日那天，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未能赴約打拉池會晤毛澤東派往紅軍總部會商寧夏戰役部署的彭德懷，失去了可能“克服張國燾路線”的歷史機遇。
西路軍主帥之一陳昌浩回到延安之后，在1937年9月30日《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中，有一個切中實質一語中的檢討——他將“國燾路線”定義為“退卻路線”。
也正是基于這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在戰略“出發點”上，“張國燾路線”不僅僅是怕會合后“交出兵權”，更主要的是在誤判中國革命形勢的基礎上，主張在革命“低潮”中“避戰和爭取較長時間的休息”，以“保存四方面軍”；在戰略方向上，“張國燾路線”輕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的人民革命力量，主張紅軍主力遠離中國革命的重心地區，在“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休戰”，并“有計劃的一貫的‘面向西方’來布置工作”。
與張國燾“面向西方來布置工作”相關的是，西路軍首長在趙家水到永昌的一些會議上多次說：“……以現在中國紅軍的力量能戰勝日本么？不能的。以國民黨軍隊的力量能戰勝日本么？不能的。就是以全國的軍隊抗日還是不夠的。”“我們非取得蘇聯公開地幫助，就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除了思想認識上的根源外，西路軍組建前后在戰役行動上“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集中表現在以下重要歷史節點上：
北上會師階段（1936年9月）——共產國際于9月11日來電明確“打通國際”的線路是“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以及“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于9月14日將原“分攻寧青”的部署調整為“一、四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爾后再分兵略取甘肅西部”。對此，雖然西北局岷州會議曾克服“張國燾路線”作出關于執行中央寧夏戰役部署的決議，并于9月18日下達了《靜會戰役綱領》，但心有不甘的張國燾于20日連夜趕往漳縣，召集前線軍事指揮員“槍桿子指揮黨”，推翻了西北局岷州會議決議，拒絕北上會師投入寧夏戰役，執意西進。只是由于天氣關系，張國燾才在9月27日的洮州會議上暫時放棄了西進主張。
西渡黃河階段（1936年10月）——由于共產國際指定的交貨地點定遠營，“四面都是沙漠”，只能派支隊前往，因此，需要紅軍主力先“占領寧夏區域”，作為支隊北上定遠營的戰略依托。鑒于“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于10月10日部署寧夏戰役時，特別強調“集中三個方面軍全力選擇有利機會，給南敵以打擊”，“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然而，張國燾“畏敵過右”，置“先打南敵，后攻寧夏”的戰役方針而不顧，屢屢對中央的兵力部署釜底抽薪，致使聚殲胡宗南先頭部隊的戰役計劃流產。在此期間，本來中央只批準了紅30軍一個軍西渡黃河，但紅四方面軍總部卻在戰役第一階段尚未“擊破南敵”時，便率領方面軍總部和直屬隊以及5軍、9軍“跟進渡河”，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認既成事實。
掉頭西進之初（1936年11月初）——按照中央的戰役部署，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第二步任務是“以一個軍攻取戰略要地定遠營”，西渡黃河后的戰役方向是打通與北面外蒙接壤的國際通道，然而，在共產國際還沒有將交貨地點從北面的定遠營改到西面新疆哈密之前的11月2日，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首長基于“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之“本位”考慮，致電中央提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系，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帶〔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之“行動方針”，置中央“攻取戰略要地定遠營”的戰役目標而不顧，將河西部隊的行動方向左旋90度，西進甘北。11月3日，共產國際來電通知交貨地點改在新疆哈密。11月5日，“朱張”致電“徐陳”，對其行動方向左旋90度的建議予以完全確認，并強調“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在中央尚未答復共產國際、尚未批準河西部隊“行動方針”之時，迫使中央追認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已經西進的既成事實。
西進甘北階段（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西路軍西進甘北后，鑒于西安事變前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逐步形成、抗日民族運動正風起云涌的國內形勢，中央曾多次致電西路軍首長，或要求其“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或詢問其“有單獨前進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要重返河東時有可能否？”或直接建議“在整個戰略方針上看來，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甚至還在西安事變后安排了東北軍對西路軍東返的接濟，但由于西路軍首長未能克服“張國燾路線”“對于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以及“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不信任”，不但屢屢予以拒絕，還多次請求中央置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及抗日民族運動興起的大好形勢而不顧，“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民進”，迫使中央認可“四方面軍主力既不便東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為妥”。
也正是誤讀了“張國燾路線”，北京市委機關報刊登的《鐵血西路軍——從〈驚沙〉說到西路軍的悲壯歷史》一文，才以“話題緣起”提問：“造成西路軍血染戈壁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何在？”再以段落標題給出了“戰略指揮失誤，是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之答案，并在正文中宣稱：“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系。”最終，貽笑于歷史。
綜上所述，對“張國燾路線”的誤讀，主要表現在一個“誤判”和兩個“混為一談”：
首先，是將“張國燾路線”簡單地誤判為“另立中央”和“分裂路線”，進而誤導一些史學工作者在探究西路軍有無“分裂”企圖和后果等問題上，遠離“張國燾路線”的其他內容特別是“實質”問題，而陷入迷茫，誤入歧途。
其次，是將戰略指導思想和戰略決策上的“退卻主義”與戰役戰術上的“退卻逃跑”混為一談。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歷史決議批判張國燾的“退卻主義”，是批判其基于對中國革命形勢的誤判，從戰略上主張退卻到“遠離敵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而絕非指戰役戰斗中英勇無畏的廣大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對此，彭德懷早有定論：張國燾“對胡宗南確實是怕，但四方面軍是不怕的”。
再次，是將張國燾本人與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混為一談。對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軍失敗僅僅14天后就有言在：“過去紅四方面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同志負最主要的責任。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義的斗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面軍全體干部的斗爭，把四方面軍的干部同中央對立的企圖與陰謀，應該受到嚴重的打擊。四方面軍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干部。”硬將中央批判張國燾的歷史結論往廣大紅四方面軍指戰員頭上扣，說輕了，是犯“傻”，說重了，是拿廣大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當“擋箭牌”，為叛徒張國燾開脫。
至于誤讀“張國燾路線”的成因，需要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去探尋：
從歷史看，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歸納，確有簡單化傾向。雖然，這種簡單化歸咎的結論導致了后來某些片面宣傳，并招致一些人的反感，以至于為如今的翻案風潮奠定了情緒上的客觀條件，但如果我們能夠冷靜、全面、辨證地反思，就不難發現，在歷史上，這種簡單化歸咎又確確實實含有保護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合理緣由，這也是李先念曾特別強調過的。
從現實看，西路軍史翻案潮的產生，是對過去年代某些簡單化片面宣傳的必然逆反，雖然，這種逆反從情感歸屬上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西路軍史學工作者及相關著作的執筆人卻因如下思想方法上的問題，走過頭了：
視野狹窄——眼睛只盯著權力斗爭，無視風起云涌波瀾壯闊的抗日統一戰線革命形勢。這在西路軍西征前后我軍主要戰略方向是向東還是向西的判定上，表現尤為突出。研究西路軍戰史的視野一旦被束縛，難免不墮入“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泥坑。
主觀臆斷——突出表現在“照直往西打”的主觀設想，可以不顧共產國際禁令及相關準備，可以不顧新疆方向惡劣復雜的氣候、地理、人文環境，可以不顧新疆混世軍閥盛世才翻云覆雨的政治態度，可以不顧河東已經開始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正在興起的全民抗日高潮。
機械歸咎——按照“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將黨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復雜斗爭以及由此派生的次生關系，作簡單歸咎。其突出表現，就是將紅四方面軍主力“三軍競渡”黃河的復雜過程，簡單地、錯誤地歸納為“奉中央命令”。
情感糾結——在當下中國大陸，一些回憶錄、傳記為“傳主”文過飾非，其感情寄托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作出是非判斷不能偏離基本立場的正軌。夏宇立在《史說長征》中披露，1937年在延安時，曾任紅四方面軍警衛團政委的“錢鈞揭發張國燾在川陜蘇區時如何搞一個16歲的女孩子，還向她陰道里面塞梨子，那女孩子痛哭，求饒，等等，……結果激起眾怒，錢鈞又跳到臺上去打張國燾，連眼鏡都打掉了……”就此事而論，夏宇立為張國燾“在自己的戰士面前遭受如此奇恥大辱”而打抱不平，其流露的感情皈依，其推崇秉持“君臣舊禮”的“貴族立場”，很值得玩味。
五、解析“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客觀原因
毋庸置疑，張國燾給中國工農紅軍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
不過，中央最初并沒有打算追究張國燾的個人責任。
早在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不久的1936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就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去紅四方面軍的主題，討論中央的方針。會上，首先發言的毛澤東提出：
關于國燾過去錯誤的性質與程度問題，原則上是不說的。……還有一點，如果他以后不再犯這樣嚴重的錯誤，將來不一定提這一錯誤，如果仍繼續發生這樣的錯誤，就是應與之作斗爭的。
遺憾的是，張國燾惡習不改！為張國燾“出發點”的辯解，沒用！
西路軍基本解體半個多月后的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只要稍微留心就能發現，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沒有那種庸人或別有用心者喜歡糾結“權力之爭”的“小家子氣”，其歷史結論把清算“張國燾路線”的主要視野投向了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建軍宗旨和建軍原則。
對于西路軍的失敗，決議歸因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其中，有三點值得關注：
其一，政治局的結論沒有將西路軍失敗完全歸咎于張國燾個人。雖然，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之前和期間，曾經極大地干擾甚至破壞了中央的部署，并產生了難以克服的后續影響，但自1936年11月1日彭德懷將前敵總指揮部東移至關橋堡與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會合，并得到“前敵總指揮統一調遣，朱、張不干預的堅決表示”后，張國燾便失去了對河東紅四方面軍部隊的指揮權；在11月30日張國燾抵達保安與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會合之后，張國燾又失去了對河西之西路軍的指揮權。簡言之，從1936年12月1日起，張國燾對整個紅四方面軍作戰行動再也無法干擾了。
其二，政治局的結論既沒有用“執行張國燾路線”，更沒有用“堅持張國燾路線”，而是用了“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種有區別、有分寸似乎又有適當解脫暗示的措辭。
其三，將西路軍失敗歸因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雖然有簡單化歸咎之傾向，但在實際操作上，卻含有保護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合理緣由。對此，李先念曾充分肯定：“過去中央只批判張國燾和批評陳昌浩同志，不僅沒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責任，而且還充分肯定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奮戰精神，這是很正確的”。大量歷史文獻表明，李先念的話有著豐富的歷史內涵。
西路軍首長與中央在“打通國際”戰略方針上是有分歧，但他們與張國燾有著本質的區別。一分為二，不是一個西瓜切兩半，可以吃一半來丟一半。對立面的統一，是辯證的統一。“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
西路軍首長“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確有其難以克服的歷史局限性。
首先，是西路軍首長在戰略視野上，有難企之境界。
從常理上講，統帥與將領因肩負職責不對等、獲取信息不對稱等主客觀原因，其戰略視野通常是不對應的。二者視野不同，是常態。
就像遼沈戰役之初，面對北寧線敵人突然增兵，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焦灼的是在兩面受敵的局部戰場上“準備了一桌飯，突然來了兩桌客人”，而統帥部毛澤東的視野，則囊括了東北、華北、中原三大戰場“一盤棋”。
同理，西進途中，西路軍首長力求“抓住戰機，乘虛前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多次要求河東主力西進增援，有其基于眼前局部戰場自身生存需求的現實主義合理性。但中央的視野則不能囿于眼前，更不能立足于局部戰場。在全國“一盤棋”中，中央不僅要在接受共產國際領導和支援的過程中，充分預想西路軍西進之地緣環境和地緣政治的復雜性，充分考慮有求于人時盡量避免孤注一擲的萬無一失之策，還要面對河東即將到來的抗戰高潮賦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以及由此帶來巨大的歷史機遇。
還是一個特別重要背景，就是在紅四方面軍的建軍史上，缺少像古田會議那樣徹底的政治改造，即朱德總司令后來指出的“不像毛主席那樣從政治上建軍”，所以，“單純軍事觀點”才得以暢行。
的確，毛澤東“打通國際”的戰略方針，深刻體現了1929年古田會議明確的紅軍的性質、建軍宗旨和建軍原則——“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設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反對只管打仗不問其他的“單純軍事觀點”，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因為，毛澤東深刻洞徹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也正因如此，徐向前歷經磨難回到延安后，當他在洛川會議上聽了毛澤東陳述“立足自己，吃飽了飯再說”，“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的時候，立刻為毛澤東高屋建瓴的遠見卓識所折服，并發自肺腑地盛贊“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抗戰末期，美軍派駐延安觀察組中的美國國務院代表謝偉思曾經多方打聽：“為什么毛澤東能夠成為共產黨內公認的領袖？”結果，得到完全一致的回答：“他目光遠大。”
戰爭年代，各路紅軍將星璀璨，幾乎個個都是基于現實主義合理性的天才，但毛澤東不是，毛澤東是洞徹并力求把握更遙遠未來的超級天才，由此，才逐漸成為眾將星拱衛的“北斗”！
當然，毛澤東不是完人。雙石落筆之處，也分析了毛澤東在西路軍戰史上的若干“誤判”和“疑似誤判”，但同時又堅決指出：
從整個中國革命進程看，毛澤東超越中共其他領袖及所有部屬的遠見卓識，始終對歷史進程輻射著令追隨者們欽佩不已的強勁穿透力！——比如，當年張國燾在草地分裂紅軍時，毛澤東預言“一年后你們也會北上的”，不是如同讖言般真真切切準準確確出現在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的歷史經歷中了么？
也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一個毛澤東，很少有人能企及他那超越時空高瞻遠矚洞徹未來的非凡視野，很少有人能企及上他那超越現實縱橫捭闔氣吞山河的大手筆思路，黨內矛盾乃至于斗爭也就在所難免了。
可以設想，如果某些人為了把某位紅軍將領捧到天上，不惜把帶領所有紅軍將領鐵馬冰河打天下的統帥貶得一無實處一錢不值，那么，我們就有理由相問：這些自以為是自命不凡者傻乎乎地端起“屎盆子”是往誰的頭上扣——統帥若是個大笨蛋，統帥麾下曾由衷贊頌統帥的將領，不是笨蛋中的超級笨蛋，或者不是假充笨蛋的口是心非小人，還能是什么？
其次，是中央的一些指示電報中，有難說之隱情。
西路軍西進后，與中央的聯系全靠電報。中央來電，有些事情說得清楚，如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必要性及方法；有些事情只能說個大概，如“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還有些情況，是暫時不能說的。
西路軍是執行“打通國際”任務的，但共產國際關于“打通國際”的具體路徑安排，卻多有變化。最初，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給出的“……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和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攏蘇聯”之信息，以及張學良的建議，曾于1936年8月25日向共產國際上報了“分攻寧青”之方案。而當張國燾正準備率部奔赴河西走廊“大顯身手”的時候，共產國際卻于9月11日復電中共中央：
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
共產國際的這個電報指示，迫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將原來的一、四方面軍“分攻寧青”方案，緊急調整為“一、四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爾后再分兵略取甘肅西部”。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向下（包括彭德懷）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時，都略去了“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這一帶有強烈禁行意義的祈使句。
對此，雙石解釋道：
在那個年頭，在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共產國際”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的形象都是神圣偉大且至高無上的，任何有可能對其形象產生負面影響的信息卻只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圍內。象“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和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攏蘇聯”與“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這類信息，有“出爾反爾”之嫌而且自相矛盾，肯定會損及紅軍將士對共產國際和“無產階級祖國”的篤定信心，也極有可能不利于激勵他們對“打通國際”軍事行動的高昂士氣。畢竟，這是在求人，主動權，它不可能完全操在自己手里！
隨后的情況是，所有中央領導都沒想到——三大主力會師后，正在按“寧夏戰役”部署展開部隊，11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突然通報了交貨地點的變更——從北面的定遠營，改到西面的新疆哈密。
面對共產國際的突然變化，雙石如是解析了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難言之隱”：
這個變故來得太突然了，可以想見中共中央領導人得到這個信息后的郁悶：黃河那邊，已經西渡的紅四方面軍3個軍窩在靖遠、景泰間的黃河三角州地帶，行動方向難以取舍；黃河這邊，“海打戰役”因張國燾“釜底抽薪”遭致破壞，河東紅軍主力被迫東移，“寧夏戰役”瀕臨流產不說，就連陜北蘇區也受到嚴重威脅，兩岸紅軍也將被隔斷……，現在可好，我們鼓了恁大勁頭費了恁多周折要去捧來的“國際主義援助”，你們輕飄飄的一紙電文就給支到了天遠地遠的另一頭？那你們早干什么去了？從外蒙接運物資你們說是因“嚴冬和沙漠環境”而不可能，可我們要一路顛簸跑到哈密去，“嚴冬和沙漠環境”不是更多更長更嚴重么？咋兒個林育英還在關橋堡和朱德、張國燾聯名給徐向前、陳昌浩發電報打氣鼓勁，告訴他們“遠方貨物已準備好了”的“好消息”哩！你們倒是說說，你們這“已經準備好了”的，是牛皮哩，還是氣泡？這“寧夏戰役”里里外外的麻煩已經夠鬧心的了，可如今我們好像反倒應該慶幸，慶幸這個計劃還在半空中——要是真的已經順順當當地打到定遠營才得到了這個消息，那又該如何收場？……
這種話當然是不可能道出口的：既不能向共產國際發泄以圖情緒上的快感，更不能向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的下級將領傾訴以求推脫責任，一肚子郁悶也只能咽進自己肚子里。毛澤東求人，不僅得有一年多前就有的“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去“打通國際”的遠見卓識，而且還得有吞咽天大責任的海量襟懷。
當晚22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第一次提醒西路軍考慮東返退路（以后還有多次）。
經過幾天的醞釀和籌措，11月8日，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書記處執委會：
從哈密輸送物資的辦法對于我們主力紅軍已沒有用處了，這個改變已經大遲了。已經過河的紅軍有大約21 000人，我們可以命令他們向哈密方向前進，但要通過5 000余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們能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1 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
由于中共中央以嚴峻口氣電陳上述理由，物資援助接運地點被東移到了安西。在有求于人的前提下，中共中央已很難從援助方爭取到比這更多的讓步了。
這一切，當時遠離中央一心想“照直往西打”的西路軍指揮員是無法知曉的。
再次，是往來電報里，有難讀之隱言。
張國燾的“隱言”，是擔憂“到陜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而西進，不僅可以避免“交出兵權”，而且還“可以避開胡宗南這股強敵”。這些“隱言”，在一些關鍵的電報中，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比如，中央批準紅三十軍西渡黃河前后，“朱張”通過電示“徐陳”，對中央寧夏戰役的部署，或者變更，或者做有選擇性的取舍，致使寧夏戰役部署被釜底抽薪，紅四方面軍的行動則通過一系列部署調整變成了后來的“三軍競渡”，乃至于差一點紅四方面軍全部西渡黃河。
朱德的“隱言”，表現為類似“中央遷就了他的意見”。當然，也有不“遷就”的時候，即紅軍總部1936年10月 28日16時至20時連發4封電報上演的“變臉戲”。在那4封電報中，有兩封電報間隔只有15分鐘，就算“朱張”二人商量好了重發電報，也來不及，只能是朱德、張國燾分別以“朱張”的名義，各發各的電報。
不但“朱張”有“隱言”，毛澤東有些話，如提醒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也不能對“徐陳”直言。為了顧全大局團結紅四方面軍首長，毛澤東甚至還批評過彭德懷某些電報措辭“過于刺目”。毛澤東的“隱言”，更多的表現在維護團結時的妥協和讓步，以及“追認”既成事實的“遷就”。
當時的“徐陳”，因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不但讀不到共產國際、中央和軍委、紅軍總部的全部文電，還要面對多重的指揮系統。不同的指揮系統發來的電報，又各有各自的“隱言”。上級來電出現中央一套，紅軍總部“朱張”一套，朱德與張國燾以“朱張”名義發的電報有時又互相矛盾，前方的“徐陳”如何能全部看得明白？西路軍失敗后，陳昌浩曾說：“我們當時是以為總部命令是在軍委指示之下的……”這話，是有歷史背景的。
后人研究西路軍的歷史文電，如果不區分哪些是中央的本意，哪些是中央為了維護團結的妥協、讓步，哪些是迫于既成事實無奈的追認，不區分哪些軍事部署被張國燾因糾結“出發點”而偷梁換柱，不求甚解囫圇吞棗，常常會南轅北轍，作出與歷史真相大相徑庭的荒謬結論。比如，某“西路軍軍史研究家”稱，“150天苦戰中，張國燾只有兩封電報，告誡陳昌浩、徐向前嚴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異議，不許重犯過去錯誤。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系”，就是缺少判讀戰史文電基本功稀里糊涂為“張國燾路線”翻案進而貽誤于讀者、貽笑于歷史最經典的一例。
改革開放后，徐向前等歷史當事人雖然有了不同于幾十年前的地位和環境，但年事已高，要翻檢浩如煙海的歷史文電，力不從心。耄耋之年，他們看歷史文電，只能靠秘書選擇提供，受制于他人的閱歷、能力和水平，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雖然中央并沒有對西路軍問題重做結論，陳云、鄧小平對有關以52封歷史文電為依據的西路軍問題研究材料，也僅僅按照李先念提出的慎重建議，批示“全件存檔”，但1984年出版由秘書代筆的《歷史的回顧》還是全盤推翻了中央政治局關于西路軍的歷史結論。之后，《歷史的回顧》被無度發揮，為妖魔化毛澤東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史學源頭，并成為《歷史的回顧》署名者生前不曾料到的一件身后憾事。
對于這個過程，雙石在《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專著《第十章 余波回蕩七十年》，作了詳細的梳理和分析。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雙石的研究成果表明：1983年2月 25日李先念送中央各位領導傳閱的《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所附的52封電報，是《歷史的回顧》執筆人有選擇性提供的。
而這，正是徐向前、李先念等歷史當事人被誤導的癥結所在，也是《北京日報》理論部辯稱“我們組發的那篇有關西路軍歷史的文章，是以新版權威黨史的有關精神為指導的”之史學源頭。
而這種誤導，又直接導致了起碼來說是欠公平的輿論傾向——包括黨報在內的相當一部分主流媒體，一方面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的文章，有的甚至公開為“張國燾路線”翻案，另一方面，又一致封殺他人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我黨領袖申辯的機會！
為此，雙石在書稿《第十章 余波回蕩七十年》中，特意列舉了其中被“52封電報”提供者“選擇”掉了的另外68件重要歷史文獻，供讀者從史學源頭上去判讀。
六、“陰謀論”背后的邏輯陷阱和意識形態陷阱
夏宇立借黨報否定“打通國際”戰略決策上的“分歧”，是有其核心結論的。這就是夏宇立在此前直言不諱的主觀臆斷——“毛澤東也并非不知兵者，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看來‘功夫在詩外’，一切從黨內斗爭出發，為了爭取黨內斗爭的強勢地位，不惜在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戰局上出險著下險棋”，即“過分施心計于對紅軍指揮權之奪控。”
如今的中國，在西路軍戰史領域，夏宇立的這一“陰謀論”很有市場。
西路軍史學陣地淪陷多年，也有著政治上的原因。雙石就曾忿忿不平道：“今天的學界、媒體和出版界甚至呈現出這樣的反常狀況：對毛澤東的批評、批判乃至詆毀，怎么著說都行；典籍中的開國領袖群體中的人物詞條，只有毛澤東享受著‘說了功績必言錯誤’的‘特珠待遇’，而其他建國后乃至改革開放后一直身處高位的歷史人物，則只有功績沒有‘錯誤’，有批評意見批評文章也很難出現在公開出版物上，要想成書也很難通過審書這一關……”
然而，很少人意識到，當“陰謀論”鼓吹者把毛澤東抹黑成“陰謀家”時，也在客觀上暗設了令某些追隨者尷尬萬分的邏輯陷阱和險惡的意識形態政戰陷阱。
先說邏輯陷阱。
眾所周知，紅西路軍多數指戰員是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將領們從鄂豫皖根據地和川陜根據地帶出來的，他們之間有著鮮血凝聚的感情。西路軍出征2.3萬人，石窩山分兵突圍后，僅四百多人抵達新疆的星星峽。當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來時，由原紅四方面軍四軍、三十一軍組成的援西軍的將領們，曾哭聲一片。據雙石綜合各方面的資料，截止1938年底，西路軍被俘和失散流落民間的指戰員有1.1萬余人，這其中，有4 000余人在黨的營救下陸續回到了延安，被敵人殺害的在4 000人以上。
面對如此慘烈的損失，如果夏宇立的論斷成立，從一般邏輯上看：
曾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維護毛澤東領導的廣大紅四方面軍幸存者，就愛憎情感而言，不是“薄情寡義的打手”，或者不是“助紂為虐幫兇”，又能是什么？
曾高舉毛澤東旗幟放聲謳歌過“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百戰將星，就品行德操而言，不是“口是心非的騙子”，或者不是“阿諛奉承的奴才”，又能是什么？
曾由衷欽佩“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并在戰爭年代“一聲毛澤東，思想全都通”的革命前輩，就政治素養而言，不是“沒有政治頭腦的庸人”，或者不是“鼠目寸光的小人”，又能是什么？
更為險惡的是，與這個邏輯陷阱連環套著的，是否定中國革命歷史的意識形態政戰陷阱——西路軍戰史上的“陰謀論”早已收入西方反共反華勢力的“非毛化”武庫，進而成為否定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大殺器。
當下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極其危險的關口：從國際環境看，2011年5月16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沖高到14.3萬億美元的最高借款上限后，已經相當于美國一年的GDP，其60萬億美元的國民總債務也超過了全世界一年的GDP。這天文數字的債務美國還得起嗎？美國通過美元的絕對貶值和相對貶值，洗劫13億中國人民30年改革開放積蓄的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善良的中國人民正在面對的金融災難。從國內形勢看，改革開放雖然推動了中國的崛起，但多年積累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已經到了一地干柴的程度，不少底層百姓都把他們眼里的共產黨干部恨得咬牙切齒。雖然，黨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險象環生的巨大危機，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改善民生，努力緩解社會矛盾，但由于積重難返，更由于國民經濟已經一定程度的殖民化（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有21個產業被外資控制，占GDP近30%以上的產能依賴出口，巨額的經濟增長紅利流到國外等），一旦西方經濟再次發生“海嘯”，必然要再次傳導到中國來，并引發巨大的社會震蕩。如今的中國，有那么一批有著西方反共反華勢力背景或西化理想的知識“精英”，通過傳播“新西山會議”宗旨，制定“零八憲章”，在鼓吹西方“普世價值”、“多黨制”、“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的過程中，與買辦掮客相配合，蠢蠢欲動，為可能顛覆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自覺不自覺地準備著血腥的“顏色革命”及國家分裂。
西方反共反華勢力推動中國“顏色革命”最大的障礙，是遵循毛澤東建軍思想的人民軍隊，而撼動人民軍隊政治根基的有效途徑，是通過推行“軍隊國家化”徹底解構毛澤東自井岡山創建并被“張國燾路線”忽視的“政治上建軍”的思想和制度。
章太炎曾說：“欲亡其族者，必先誣詆而滅其史。”
鼓吹西路軍戰史“陰謀論”的要害，正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在客觀上，為西方反共發華勢力顛覆中國革命史進而煽動“顏色革命”，提供了他們翹首期待的“史學依據”。
說到這里，有必要引用雙石在《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一段苦口婆心的規勸：
毛澤東的名字是代表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個巨大政治符號，從某種意義而言，否定了毛澤東也就否定了上個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毛澤東都十惡不赦了，當年他麾下那些百戰名將不也就淪為了助紂為虐的打手了么——這跟當年那些對手們還有什么區別？有些紅色后代熱衷于為自己的父輩們評功擺好，斤斤計較父輩個人的“名份”及恩怨得失，卻對為自己父輩們開創了表演舞臺又帶領自己父輩們蹚過了鐵馬冰河的最高統帥極盡詆毀之能事，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且心寒齒冷！如果人們的選擇性失憶癥都能達到了這般程度，那么他們自己父輩們的英名也就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被附上“共匪暴徒”之標簽，淪入萬劫不復的阿鼻地獄而不得超生。
試想，真要是“還鄉團”殺將回來，屠戮“共匪”還需要先認認是哪個“山頭”么？
扔掉了毛澤東的旗幟，也就丟失了你們的父輩和你們自己。
事實上，絕大多數紅四方面軍前輩是值得我們子孫后代永世景仰的。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歷史有誤解，心中有委屈，經歷有不平，但他們對“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敬意，卻是發自肺腑的，因為，他們評判領袖的價值尺度不是個人的恩怨得失，而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他們身上的這種黨性觀念，以其超越時空的人格境界，給不甘沉淪的子孫，給不容歪曲的歷史，也給我們這個曾經苦難的民族，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也正是對這筆寶貴精神財富的繼承，雙石才頂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創作了《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
為了廓清西路軍戰史中的一個又一個歷史謎團，拆除西路軍戰史領域的“陰謀論”陷阱，雙石做了大量枯燥的史學基本功課。前不久，我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寫道，雙石做軍史，除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外，還有著不同于其他史家的六大特點。現重新整理如下：
雙石著史的第一個特點，是親自繪制行軍路線圖、作戰部署和作戰經過圖。研究歷史，判讀地理要素是一項基本功。一般寫軍史的，少有能掌握司令部參謀識圖、判圖、制圖、用圖基本技能。雙石，就有這個本事。別人寫戰史，多是先成文，后配圖。雙石常常相反，他先根據敵我雙方的歷史文獻繪圖，一套完整的行軍路線圖、作戰部署圖和在作戰經過圖爛熟于心后，才走筆著書。有些歷史當事人的事后回憶，還有一些權威出版物記述的歷史，一繪圖，問題就暴露出來了。一些被顛倒了的歷史，一上地圖，真相便霍然入眼。至于他通過圖上作業發現某些西路軍戰史“專家”的誤判，就更不勝枚舉了。
由于功底深厚，雙石在繪制、分析西路軍作戰部署或作戰態勢圖過程中，就敢、就能發現某些權威出版物的問題。為此，他寫過一篇《中央文獻版〈周恩來年譜〉中多年未得糾正的一處錯訛》，還寫過一篇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博物館編著、星球地圖地出版社編制的《中國戰爭史地圖集》糾錯的《縣治挪位，兵馬跳槽·官圖之謬㈠》，貼在他的博客“雙石茶莊”上。
雙石著史的第二個特點，是親自收集整理文獻匯編，作為著史依據。針對中央政治局關于西路軍的歷史結論在20多年前被人推翻時，所依據的52封歷史電報是有選擇性的，雙石在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和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的基礎上，又在浩瀚書海中收集了二十余本著作，總共抄錄了781件歷史文獻（還將增加），重新整理編輯了一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匯輯》，作為撰寫《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的依據，并從中提取了曾經被“選擇”掉了的68件重要歷史文獻，以正視聽。
在這個浮躁的社會中，對于西路軍史學的基本作業，雙石有一段很精辟的感言：“勿庸諱言，筆者當年也曾經是關于西路軍失敗歷史成因之翻案文章的擁躉，畢竟人家言之鑿鑿又有‘證據’在手，而且還與自己對一些歷史當事人的舊有好感相吻合。然而當帶著要對這段歷史的疑惑問個究竟的心境走進故紙堆，對照著地圖成天埋頭于那些有著大量冷僻地名和枯燥數字的文字，把那些支離破碎的殘磚斷瓦按‘時經事緯’的原則一一核對并粘貼復位，最終還原成一段相對完整的歷史本相后，才真正認識到：這些殘磚斷瓦隨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舍組合，與認真細致冷峻客觀地鑒別歸位，得出的成像可以是完成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亂零碎的‘證據’如果是隨意抽取采擷而不發現并揭示出彼此間的相互關聯，是還原不出昭示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的歷史本相來的。這種‘發現和揭示’需要的不是一時靈感和心血來潮，而是在寂寞與清苦中進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基本作業。偶有所得就急于上升為普遍真理，稍見奇異就忙著抖落出‘驚天猛料’，實為史家之大忌。”
雙石著史的第三個特點，是實地踏勘，走訪。這些年來，為研究紅軍史，雙石幾乎踏遍了四川境內的紅軍長征路，相鄰省的紅軍長征路也走了不少。新中國成立后，一直沒有一套紅軍長征的詳圖，官方出版的紅軍長征略圖也多有錯漏，特別是紅軍3 次過草地路線圖，錯漏高達10余處，其中1936年紅二、四方面軍過草地的路線竟然標在了當時根本無法通行的日干喬、才爾瓦共米喬、喀朶爾喬等大沼澤內。這項專業性很強并填補軍史空白的工作，由雙石帶著一支自發的民間組織——四川凱旋摩托車俱樂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考察隊”，經過5次實地踏勘水草地，完成相關地理要素定位和校核及里程的計量，拍攝相關地形地貌和關鍵性節點的視頻和高清圖片，繪制了20余張一、二、四方面軍所有團以上單位過草地的路線詳圖后，于4年前基本完成。可惜，雙石撰寫《紅軍長征過草地行軍路線的復原報告》至今無出版社出版。2011年“十一”假期，雙石又組織了第6次實地考察，重走當年葉劍英、程世才率紅三十軍一部作為紅一、四方面軍的先遣隊最早穿越草地的路線。其間，被風雪困于草地4晝夜的雙石，與當年紅軍向導的牧民孫子相遇，被告之：晚上露營必須在帳篷外點燃篝火，否則容易被野狼襲擊。除此之外，雙石還在多次實地踏勘的基礎上，完成了《1935年大渡河之役紅軍行軍路線及戰斗考證》主題考察報告及大渡河之役紅軍行軍路線詳圖。雙石的研究視野還拓展到紅軍翻過的幾十座雪山，實地踏勘了其中的十余座雪山的翻越之路，并準備完成相應的考察報告。2009年，雙石帶著杜義德、寇慶延兩家紅四方面軍后人，重走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之路，還曾摔折了肋骨。之后，在其博客“雙石茶莊”的“紅軍長征研究”專欄，貼出了系列游記——《踩著兩位老爹的腳印》。目前，雙石等正在籌劃“西路軍西征路線實地考察”。
雙石著史的第四個特點，是慎用歷史當事人幾十年后的回憶。他在撰寫《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時發現，他人代筆的《歷史的回顧》對歷史的回顧有多處與原始檔案文獻不能互洽。以此為鑒，雙石對歷史當事人幾十年后的回憶，堅持了一條沒有“旁證”不輕易引用的原則。比如，我看到《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紀實》中關于劉伯承1961年1月 26日回憶毛澤東在“沙窩會議”之后修改政治局會議決議草案時的談話后，曾推薦給雙石，結果，僅僅因為是歷史當事人20多年后的回憶，雙石非要等找到“旁證”后，才肯引用到書稿之中。
雙石著史的第五個特點，是作品正式發表前，敢拿到網上接受質疑。比如在“西西河”論壇上，討論得就非常理性、熱烈，也很有水平。雖然，雙石沒把“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當回事，但有失必有得，網上的討論、“拍磚”，激勵了他嚴謹的治史態度，使其作品在實證、完整、準確、周密上，達到了一般治史者難以企及的境界。
雙石著史的第六個特點，是收集文獻、實地踏勘、外出采訪都是自費，研究、寫作全在工余，只有付出，沒有報酬。周軍帶著他的凱旋摩托車隊考察紅軍經過的水草地時，平均每人每天食宿、向導費用限制在50元或100元以內，其住宿多選擇在鄉間小學或農牧民家中搭地鋪，有時在帳篷里露營。在如此節省的基礎上，他們默默無聞地資助了紅軍長征路上的一些山區貧困學子。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據我了解，像雙石這樣做軍史的，目前在全國還找不出第二人。
與某些不愿用歷史文獻說話卻喜歡給雙石扣上“毛情結”帽子的人不同，北京大學孔慶東教授看得更深遠——“雙石的軍史研究，必將長留在學術史和革命文化史上。”
注釋：共130條，略
附：雙石著：《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第8稿）》目錄
五、“分攻寧、青”——“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
本章要點
本章要點
第三章 “提前攻寧”——張國燾要“借船出海”
本章要點
二、“先斬后奏”之后的“斬而不奏”
六、徐向前、陳昌浩提出的一道“多項選擇題”
本章要點
第五章 問君西去何時還？
本章要點
本章要點
本章要點
本章要點
本章要點
附一：關于李先念的《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所附52份電報目錄的有關說明
附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關于西路軍部分的闡述
本章要點
《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附圖集
《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及作者簡介
《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是民間史學家雙石的新作，待出版，其部分章節及簡縮版從2010年11月13日起，已在雙石本人的博客“雙石茶莊”和一些軍史論壇上陸續貼出。雙石，本名周軍，成都電視臺記者、編輯、計算機高級工程師，業余軍/戰史研究者，著有《開國第一戰——抗美援朝全景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毛澤東的神來之筆——記中央紅軍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之戰》（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魂作楚天雄——劉少卿將軍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曾組織考察隊自駕摩托自費考察長征路線（其中6次實地踏勘紅軍過草地路線），歷時8年完成《紅軍長征過草地行軍路線的復原》及《1935年大渡河之役紅軍行軍路線及戰斗考證》主題考察報告，并繪制了包括三個方面軍所有團以上單位過草地行軍路線詳圖以及1935年大渡河之役紅軍行軍路線詳圖，填補了紅軍長征史研究中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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