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國，否定中國革命的，并非個別。探究其形成原因，對正史立國很有必要。
與一些中青年人不同，說到舊軍隊改造史，親歷者們幾乎無一不在整體上給予肯定，即使是坐過共產黨大牢的老人。
我曾在一個偏遠的小鎮上采訪過一位耄耋老者，雖然，他二十四度春秋是在共產黨的鐵窗和勞改農場里度過的，但這位原國民黨軍上校還是堅定地認為，國民黨不能救中國，因為“國民黨是懸吊在半空中的，沒有基礎，完全從個人利益出發，不像共產黨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共產黨發動的，那才真是個力量”！老人甚至盛贊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密切聯系群眾”的政治決議。
對此，有人主觀地認為，老人的這種人生態度是劫后余生的人格扭曲。
其實不然，從總體上看，不同年齡層的人對舊軍隊改造史的不同評價，也體現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任何人對歷史的評價，都要依賴本人記憶庫的現成貯存，而對記憶資源的檢索、提煉和使用，則受制于記憶規律?，F代心理學告訴我們：人的記憶受“序位效應”影響很大。所謂“序位效應”包括“初始效應”和“時近效應”，就是說，最初和最臨近的事情最容易記憶。
中國現代史對中青年人來說，留在“初始”記憶中的，是完美的理想主義教育，發生“時近效應”的，多是對“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批判，而受制于思維慣性，其歷史觀很容易延伸至對整個階級斗爭歷史的全面否定。老年人雖然有著與中青年人相同的“時近”記憶，但他們多數人“初始”記憶烙印在心中的，卻是淚血大控訴的人生感受。
認知上的規律，也支配了不少天真的“老外”。一位華僑告訴我：在國外，你講中國的“舊社會”，人家根本不懂，也不信。因為在他們眼里，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執政，就像美國的共和黨取代民主黨、英國的工黨取代保守黨、法國的左派取代右派一樣，社會制度不會有什么變化。
“老外”不懂舊社會，除了政客刻意的輿論誤導，有其歷史成因。
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移民大潮中，移居國外的，有幾人是翻身解放的工農群眾？即使少數奴才隨主子出逃，他們又掌握了多少知識分子特有的話語權？
隨后的移民，受“時近效應”的支配，向“老外”講述的中國國情，多是共產黨執政后的失誤。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大歷史，便自然而然地在“老外”短淺的視野里消失了。
對于否定中國革命的某些學者來說，他們除了缺少超越當代人恩怨得失和視野局限的大歷史觀，以及缺少辯證的思維方法外，還有著更深刻的主觀原因，這就是“知識分子立場”。
200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期間，一些媒體、網站圍繞如何評價國民黨抗戰作用等問題，熱評“抓壯丁”的真實性。某著名作家借主流媒體聲稱：“拉壯丁有沒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訴你，不到萬分之一”。《抓壯丁》“這個戲絕對不真實”，是“誹謗舊社會”！
對于某作家的斷言，筆者曾著文《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予以批駁，這里關注的是其斷言的成因。據報道，該作家的父親解放前曾在家鄉縣政府“任軍事科長，土地改革時被判處死刑”。
縣政府軍事科專司兵役工作。據某作家父親的同僚著文記載，該縣征調壯丁“純粹以權勢來定”，“強拉買賣壯丁成風”，“貧苦民眾慘遭蹂躪無處哭訴”。
從常理上看，情感生成于交際圈子，視野受制于生存環境，存在決定意識，我也不例外。
我對舊軍隊改造史認識上的變化，得益于我對不同階層起義人員的全面采訪。最初，我接觸的多是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情況，考慮問題自然站在“落難”軍官的角度上，而一旦把采訪面從“有頭有臉”的將領們按舊軍隊各階層的大體比例擴展開來，進而采訪到廣大士兵群眾的淚血大控訴時，審視歷史的立場就不能不發生位移。
“知識分子立場”是一個歷史話題，由此出發，我們不難設想：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狂飆般地掃蕩傲視民眾、鄙視勞動、輕視實踐的千年積習，時下知識界、文藝界的“精英”中，又能有多少人能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草根民眾說話？
對中國革命史的曲解，還折射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文化傳統的核心是價值觀。東西方文化的價值取向是相反的：西方人奉行“權利本位”，主張義務服從于權利，高揚“工具理性”的旗幟，更關注個人的權利；東方人奉行“義務本位”，主張權利服從于義務，高揚“價值理性”的旗幟，更關注整體的利益。
差異的文化在交流中，有沖突，也有滲透。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大量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我國思想界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然而，陰在陽之內，我們在借鑒西方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的同時，西方借助其“話語霸權”的勢能，也在影響著東方的“知識分子立場”，并通過思想界的爭論，企圖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走向。在當代中國，評價歷史，相對而言，有人只注視貴人、文人的“自由”狀況，無視草根大眾的生存狀況；研究現實，有人只重視“金領”、“白領”階層關注的“權利平等”，漠視“藍領”、“圓領”（農民和下崗工人）階層企盼的“事實平等”，就是一個例證。
用西方的道德準則去度量中國民眾的心靈感受，用西方價值取向的函數關系去求解中國社會歷史變量的函數題，又如何不推導出錯位的題解？
遠離勞苦大眾的書齋秀才對中國革命的評價是荒謬的，但他們在中國思想界的作用卻是復雜的。他們對中國革命的否定性評價之所以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僵化理論和極端實踐的報應。真理，只要陷入單一的理論環境，就必然要走向極端。
正是從“思想生態”的意義上，應該肯定反面教員在新中國思想史上的歷史貢獻。
也正是在此“思想生態”的環境中，我們才有所感悟：批駁對中國革命的曲解，不能局限于形而上層面，墮入任西化理論“忽悠”大眾的學理陷阱，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舊中國草根小民備受欺壓的生存狀態，以及底層民眾翻身解放艱難的啟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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