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一些人借機抬高并贊揚龔祥瑞。那么，龔祥瑞是何許人呢？

　　百度百科介紹：

　　龔祥瑞（1911年7月3日－1996年9月3日），男，浙江寧波人。法學家、憲政學者，中國現代法學先驅之一，中國比較行政法學的奠基者，……的老師、中國政治學會發起人之一。

　　鮮為人知的是，這位被借機無限抬高的教授，卻在參政歷史、學術追求、教學目標、修憲主張等問題上，有著一系列的政治隱情。

　　一、助蔣交班的辦學經歷

　　1944年1月，蔣經國“請示蔣公同意”后，“接納了（特務頭子）康澤推薦的”龔祥瑞。隨之，龔祥瑞以“教育專才”身份到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干部學校（簡稱“中央干校”，當年被稱為“蔣門父子家校”）擔任“通識課程”的專任教授、教務處副處長等職，并“比照軍職，享受軍官待遇”，一度成為蔣經國培養干部班底的“十大臺柱子”之一，還三次受到蔣介石召見，并與其“共進早餐”。

　　據蔡省三、曹云霞夫婦在其合著的《蔣經國系史話》中回憶：

　　中央干校從籌備到開辦，當時有所謂“二長、十員”。這是“嫡系的嫡系”的首腦和臺柱，也是從事加工“嫡系”，擴充“太子系”的領導班子。

　　二長——校長蔣中正，教育長蔣經國。

　　十員——以后被稱為“中央干校十元老”，即胡軌、王政、施季言、謝然之、余季虞、蔡希曾（蔡省三）、龔祥瑞、張一清、劉漢清、徐季元。這十員是“太子系”第二階段的主要骨干，他們職務的安排和易動，對于“太子系”的動向和日后的發展，都有密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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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祥瑞——“中央干校”第一任教務處副處長兼課務組組長。研究部第一期招生，他又擔任重慶區招生辦事處主任?，F在臺灣的要員楚崧秋、易勁秋、潘振球等，都是在龔的主考下，被錄取而進入干校的。龔為干校的草創，也盡了很多力量。龔是江蘇人，清華大學畢業，留學美國，攻法律。曾在西南聯大任教授，以后到三青團中央監察會任組長。此人頗有政治野心，他對蔣教育長表現一片忠忱，獻計獻策，參加團的組織訓練活動，曾派為學生分隊指導員，和學生很接近。他居然暗地里拉攏考入研究部的西南聯大畢業學生，妄圖由他為首，搞個小組織。結果被學生告密，蔣經國給龔免職，勒令其離校，龔哭哭啼啼舍不得走，又寫信給蔣，表示他的活動，是為了推動學生“效忠蔣教育長”。但是，蔣認為龔的“陰謀”活動是具有危險性的。蔡希曾奉命調查此事，龔是個團員，又被派為學生分隊指導員，蔡對龔失察是難辭其咎的，當時主要是懷疑龔來自西南聯大，可能有“異黨”背景。但是，查來查去，查不出確鑿證據。龔離校便算罷了。不過，“龔祥瑞事件”涉及一伙學生，是“太子系”重慶階段不大不小的一場風波，是“中央干校”臺柱中的變故，也一直是個政治“疑案”。大陸易手后，龔祥瑞在北京大學任教授，文化大革命中“清隊”，這一疑案又被翻出來，蔡希曾曾受到多次訊問。

　　蔡省三、曹云霞的《蔣經國系史話》于1988年3月在香港出版。8年后的1996年，龔祥瑞的《盲人奧里翁——龔祥瑞自傳》完稿。在這個自傳的第十四章，龔祥瑞以“為蔣經國干了十個月的招生工作”為題，對這段歷史作了一些辯解，但對一些關鍵問題的辯解，卻難以令人信服。比如：

　　1.對于離開“蔣門家校”的原因，龔祥瑞說是因“康澤和蔣經國對立”，康澤派認為龔“在學校里搞太子黨”，“過河拆橋”，并予以威脅，自己不愿“同流合污”，不愿“攀龍附鳳”，于是有“骨氣”地“急流勇退”，主動“辭職”。

　　2.對蔡省三所述“龔哭哭啼啼舍不得走，又寫信給蔣，表示他的活動是為了推動學生‘效忠蔣教育長’”等政治表態，則未置一詞。

　　二、迷戀“憲政”的學術追求

　　從客觀效果上看，借高層人物抬高龔祥瑞，有利于傳播龔祥瑞的學術思想。

　　龔祥瑞所著《盲人奧里翁——龔祥瑞自傳》，在“門生”陳某西處放置16年，至2011年才得以出版面世。

　　龔祥瑞自傳昭示的學術目標非常明確——“培養新世紀的憲政主義者”。為此，龔祥瑞向陳某西解釋自傳書名的含義：

　　他說他是古希臘神話中追逐太陽的盲人奧里翁,可惜已將沒入暗夜，只有賴你們后輩繼續前行。

　　當年，龔祥瑞在“蔣門家校”擔任“專任教授”時，該校開設的“通識課程”中有“比較憲法”。改革開放后，龔祥瑞新開設的“比較憲法”呈現“課程優勢”。而在各國憲法的“比較”中，介紹西方的“憲政”思想和“憲政”制度，是其主要內容。

　　當然，龔祥瑞對中國的法制建設有過具體貢獻。比如，撰寫出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成為我國第一部“民告官”的“中國《行政訴訟法》在學術界的開拓者”，等等。但是，龔祥瑞的上述臨終囑托表明，在基本的法學思想、根本的法律體制層面，他的學術立場并沒有站在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一邊。

　　筆者在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再版）中，講述了當年我軍政治工作干部盧昭對起義軍官關于“大后方有多種報紙，各黨派可以通過輿論隨時監督、批評中央政府。你們解放區只有一種報紙，這能叫民主嗎？”的質疑，曾予以有力反駁，使其無言以對。以下一段論述，我準備在有條件時補充到書中：

　　當年的盧昭，回應舊軍官“普世價值”式的質問所展示的，正是基于“簡單事實”的具體民主：住別墅的龍云、盧漢要維持“小朝廷”的利益，最關注的是“云南王”的“執政權”；吃小灶、住單間、有文化又有點“余錢剩米”的下級軍官，最關注的是基于自我感受而直抒胸臆的“話語權”；而草棚里整日挨打受罵的廣大士兵群眾和他們備受盤剝的家人，最關注的是有口飯吃、不被隨意殘殺的“生存權”。

　　龔祥瑞認為，“美國憲法不僅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而且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憲法”，并且“以為只要能夠把制度建立起來，中國必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龔祥瑞孜孜以求“憲政”，得到了美國福特基金會等國際組織的大力支持、資助。對此，他在自傳中津津樂道。

　　對于龔祥瑞們孜孜以求的“憲政”，鄭志學同志《認清“憲政”的本質》一文有過深刻剖析：

　　“憲政”一詞無論從理論概念來說，還是從制度實踐來說，都是特指資產階級憲法的實施。它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和制度安排。

　　作為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憲政”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三權分立，互相制衡。這是憲政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第二，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和憲法法院。第三，多黨輪流執政。第四，議會財政。第五，有限責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會。第六，自由市場經濟。第七，普世價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所謂現代西方價值觀。第八，軍隊國家化。第九，新聞自由……這些“憲政”主張指向非常明確，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

　　三、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修憲主張

　　當年，龔祥瑞在“蔣門家校”擔任“專任教授”時，該校開設的“通識課程”中有“比較憲法”。改革開放后，龔祥瑞新開設的“比較憲法”呈現“課程優勢”。而在各國憲法的“比較”中，介紹西方的“憲政”思想和“憲政”制度，是其重要內容。

　　龔祥瑞的“憲政”主張指向——反對把“中國共產黨領導”寫入憲法，見諸龔祥瑞1989年公開發表的論文《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憲法理論》。幾年后，龔祥瑞針對所受到的批評在自傳中辯解道：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一立國之本和這一強國之路,尤其是黨的領導。然而,有關“政黨問題”,我卻從來不主張把它寫在憲法上或制定一部《政黨法》之類的建議,這是我多年研究各國憲法而后自然地得出的結論。因為黨的領導是歷史地決定的,是力量對比的關系,不是靠法律和強制而是靠宣傳教育,以及黨員的模范作用而起作用,以收其效。一部憲法鞏固不了它,也改變不了它，這是世界各國憲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它特別運用于我國的情況。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還有什么政治力量或什么政治組織能取而代之的呢? 難道政治領導是靠法律承認和為之保障的嗎?

　　龔祥瑞的“反思與答辯”，雖有言不由衷但求自保的政治表態，但其難以自圓其說的辯解卻暗伏著“憲政派”孜孜以求的后手棋：一旦實現了這一修憲主張，若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就能站在法理和道義的制高點，發出“不依法治國”、“人治大于法治”一類的指責，進而在客觀上為反共反華勢力期待的顏色革命制造輿論。

　　龔祥瑞1996年9月3日逝世。離世前幾天，龔祥瑞電召陳某西赴京，交代他畢生“追逐”并期待在中國政體中移植的“太陽”般的“憲政思想和憲政制度”：

　　他說中國需要一部全新的憲法,現在很多的基本問題沒有搞清楚。他說他已85歲多了,此生已無法看到。他說了國共兩黨將近一個世紀的得與失,說到了今日中國有政治而沒有政治學,有憲法而無憲政，說到了當今社會過于看重權力而輕視權利,過于重視國家而忽略了社會。他說毛澤東深知中國傳統而沒有出國受過教育，只知中國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國。

　　四、執迷不悟“沒出息”的教學方法

　　大概是迫于群眾輿論壓力，龔祥瑞也不得不表示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憲政思想和憲政制度。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曾“特意說”：

　　當前我國正在大力加強法制建設,也在醞釀著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應該多看一看外部世界,以擴大我們的視野，也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當然我們并不盲從照搬。否則就和閉目塞聽一樣沒出息了。

　　然而，他在課堂上卻仍然堅持“照搬”西方的“憲政”學說，并辯稱：

　　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教師,我沒有必要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當作信仰或意識形態，口是心非地掛在嘴上。我時時和處處聲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是從非馬克思主義中產生的。我覺得,我的任務,在國內是以我的一技之長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提供資料。我從未自己設計過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從正面去教導我的學生,我認為這是其他教師的任務。我只能以我的專長去引導年青一代，幫助他們擴大知識面。”

　　為了“追逐”“太陽”般的“憲政”，龔祥瑞在課堂上甚至“愴然淚落”——1990年2月1日，龔祥瑞告訴訪談者：

　　我后來又到了南寧廣西大學。在那里，我和上“比較憲法”課的同學作了三小時問答式的討論和與法律系全體教師進行了一個下午的座談……最令我感動的是那次在課堂討論即將結束回答一張小（紙）條時，引起一位在座的青年的疑問，他是站起來問我的:“老師,剛才您說的‘互不讓步’，我沒有聽明白，到底是‘不能讓步’，‘不應讓步’，還是‘不會讓步’呢？”……我回答說:“我是說：我們的政府不會讓步，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個生死存亡問題。”接著，這位提問的同學又站起來仰著頭說:“那么,老師——我們永遠沒有民主的希望了!”我愴然淚落，默默地慢吞吞地走回講壇，自言自語地說，似乎是向全班的同學說:“你們還年輕，無需有絲毫的悲觀!”

　　這樣一位被法學界捧為“法學家、憲政學者，中國現代法學先驅之一，中國比較行政法學的奠基者”、“中國政治學會發起人之一”的人，至死“未能找到區分正確與謬誤的界限”，卻傷感于“政府不會讓步”，歸咎于“時代的悲劇”，實在是中國法學界的悲哀！

　　很明顯，一些人之所以把龔祥瑞無限抬高，無非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在社會主義中國推行反共反華勢力期待的以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為目標的“憲政改革”。

　　中國法學界正本清源，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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