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西渡黃河的目的是為了寧夏戰役計劃，但張國燾的想法卻不同：他的意圖是紅四方面軍部隊渡河后即轉向西進，奪取河西走廊，獨創一片天地，以實力取得在黨內斗爭中的有利地位。關于這個想法，他國外流亡時寫下的回憶文字中并不隱諱，而且稱他的這個想法得到了紅四方面軍領導層“多數人”的支持：“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待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進之前，張國燾不愿意紅四方面軍部隊與國民黨中央軍硬碰，這個實力要用在渡河西進解決“馬家軍”上——當時中央也好，張國燾也好，都對馬家軍的力量估計過低。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㈠（簡版縮寫）

　　西路軍失敗成因問題，主要可以歸結于以下幾個關鍵性節點中：

一、西渡黃河

㈠西渡黃河究竟是為了什么？

　　這個問題要分兩點來說，因為中央的目的與張國燾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⒈中共中央的目的

　　西渡黃河的目的是執行中共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紅四方面軍以三個軍的部隊渡河作戰，也是中央在“十月份作戰綱領”里作出的渡河作戰兵力劃分。但十月份作戰綱領不是作戰命令，只是一個意圖，渡河作戰也不是十月份的內容。中央預計的渡河作戰時間是11月中旬以后，其原因有三：
　　⑴共產國際援助物資預計12月才運至中蒙邊境，運抵預定接濟地點定遠營（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的時間更靠后，紅軍渡河后要在定遠營取得援助物資后才能攻擊銀川等堅城。否則紅軍將徘徊于堅城與沙漠之間，難以生存。
　　⑵在同心城一線集結的紅一方面軍渡河部隊因造船技術的原因，只能在結冰季節履冰渡河。
　　⑶要接應正向甘北（今寧夏南部）轉移的紅二方面軍部隊。
　　另外，渡河作戰的前提條件是要拒止南敵——保持西蘭大道十月份于我手，否則敵軍有可能長驅中寧、中衛一線，隔斷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渡河部隊。
　　這個任務主要是由紅四方面軍的部隊擔負。

⒉張國燾的目的

　　中共中央西渡黃河的目的是為了寧夏戰役計劃，但張國燾的想法卻不同：他的意圖是紅四方面軍部隊渡河后即轉向西進，奪取河西走廊，獨創一片天地，以實力取得在黨內斗爭中的有利地位。關于這個想法，他國外流亡時寫下的回憶文字中并不隱諱，而且稱他的這個想法得到了紅四方面軍領導層“多數人”的支持：“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待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進之前，張國燾不愿意紅四方面軍部隊與國民黨中央軍硬碰，這個實力要用在渡河西進解決“馬家軍”上——當時中央也好，張國燾也好，都對馬家軍的力量估計過低。

㈡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是奉誰的命令？

　　這個問題也得分別來說。
　　如果非要簡單地說，那就是：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三個軍中，只有紅三十軍渡河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認可的。另外兩個軍都是先斬后奏或斬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實后，中央被迫認可的。
　　還有，了解這段史實時一定要注意紅軍三軍會師后的指揮格局和背景：
　　⒈中共中央，位于陜北保安，除了中央書記處、軍委、中央等名義發出的電報，此間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署名發出的電報，均可以視為代表中央意圖；
　　⒉紅軍總部，以朱德、張國燾為代表，當時正從會寧到關橋堡的轉進途中。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期間，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被授權“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聯絡。”
　　⒊10月28日后，彭德懷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受命指揮河東三軍部隊，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針，組織實施海打戰役。

⒈紅三十軍西渡黃河事前得到了中央同意

　　紅一、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后，中央授權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并要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會商并“按照十月作戰綱領準備，作出寧夏戰役計劃綱要”。
　　10月16日，朱、張決定紅三十軍在靖遠黃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試渡，并提出三十軍渡河后九軍跟渡的建議。同時將中央要求的“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的“十月份保持西蘭大道于我手中”，改作“我軍以控制西蘭大路二十日以前在我手中”；將“十月份作戰綱領”中“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于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的努力造船”，改作“四方［面」軍于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九軍即速跟進”——縮減向南防御兵力，提前渡河時間并增加渡河兵力。
　　18日，朱、張電告中央，稱三十軍將于20日開始渡河，中央回電委婉提示“二十日渡河間題是否推遲數日”。三十軍20日試渡失敗。
　　23日，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在打拉池會面，彭德懷提出寧夏戰役部署，要點是：第一步，紅四方面軍三十軍、四軍兩個軍從靖遠渡河，渡河后奪取景泰并沿黃河西岸向中衛攻擊；第二步，紅一方面軍渡河部隊從寧武、金積方向渡河，以一部進取定遠營，接受國際援助物資，爾向進取銀川。這個部署得到了朱德、張國燾的同意。
　　24日10時，中央致電彭德懷，要其與朱德、張國燾商洽“先南后北”的方針：“準備在該地區與北進之敵進行決戰，企圖消滅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擊問題”，并指出“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爾后北進到海、靖線防御”。
　　這個方針的意圖是：先停止南敵進攻，再渡河實施寧夏戰役。
　　同時也說明，紅三十軍渡河，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認可的——也就是說，紅三十軍渡河，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
　　10月24日，紅三十軍再次發起強渡，獲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陳昌浩提出“三軍西渡”建議：“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
　　24日24時，中央致電彭德懷及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針：“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
　　25日，朱德、張國燾批準了徐向前、陳昌浩24日建議——請注意，不是中央！

⒉紅九軍渡河未得中央同意，是先斬后奏造成的既成事實

　　10月25日，紅三十軍全部渡河，徐向前、陳昌浩決定“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
　　同日，中央再電朱、張、徐、陳，再申“先南后北”方針，要求以九軍之外另一個軍跟進渡河，九軍用于對付南敵，待“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從中寧渡河”。
　　同日16時，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作出部署（彭德懷稱該電是發后才給他看的），提出四方面軍主力（三個軍）渡河，并表示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不便向定遠營前進，應“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和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認為“從五佛寺出中衛，或經蒙古包去取定遠營，一則地較窄，一則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
　　這也是說，要一方面軍從中衛以東的渡河部隊去占領定遠營。
　　26日1時半，中央在得知九軍正渡或已渡的消息后，指示“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同時重申“先南后北”方針：“等二三日后如真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目前，瞬[封]南村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
　　當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三十一軍也要過河，并稱他們自己當日17時也將過河指揮。
　　當日17時，朱德、張國燾批準徐向前、陳昌浩建議——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朱、張在該電中，再次表示紅四方面軍去取定遠營不便：“首先查由一條山經中衛去奪寧夏地區，或由中衛去取定遠營，一般地形條件如何，一條山、五佛寺一帶糧食情況如何，是否允許用四個軍去打中衛、北關須考慮”。
　　當晚2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同時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針，表示不同意三十一軍渡河：“四、五、三十一軍，二方面軍，應以打胡為中心，僅抗擊不夠，打法可采誘敵深入”。

⒊徐向前、陳昌浩建議紅四方面軍全軍渡河，要求中央“重決速示”

　　27日5時，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張國燾令“四方面軍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三十、九兩軍，即由你們中去一人指揮，迅速占領大蘆塘、眼井堡、大營盤、三塘釋、五佛寺地區，以一個軍向中衛延伸，一個軍準備奪取戰略要地定遠營”。
　　同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及中央，“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如果一、二方面軍可單獨完成寧夏戰役計劃，無須我們在技術力量上配合時，提議四方面軍亦須全部渡河”，要求中央“重決速示”。
　　28日，聶榮臻、左權、彭德懷等分別向中央報告張國燾“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追敵計劃”、“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枱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前廿五日間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同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陳昌浩要求“重決速示”電報后，發出緊急呼吁：“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更不能達到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把紅軍提到新階段，爭取抗日統一戰線勝利之目的。”

⒋紅五軍渡河也不是奉中央命令，是斬而不奏的既成事實

　　10月27日，徐向前、陳昌浩令紅五軍向靖遠東北方向牽制敵軍：“五軍轉移到靖遠東北方，鉗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
　　28日13時，徐、陳令五軍在完成任務后渡河：“五軍于牽引任務完成后，即開一條山、大盧塘、五佛寺線，扼阻九、三十兩軍之后路”。
　　當晚20時，朱德、張國燾予以批準——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⒌張國燾還擬以同樣方式調三十一軍渡河

　　10月28日16時，朱德、張國燾致電、陳與中央，擬令紅三十一軍渡河，并稱“如明晨八時前毛、周無回電，三十一軍即宜開和堡口渡河”。
　　19時，朱德、張國燾令“四方［面］軍之三十一軍速集中打拉池，四軍以一部遲滯敵人”，同時任命彭德懷前敵總指揮，指揮河西三軍部隊組織實施海打戰役。
　　15分鐘后，朱德、張國燾致電中央及徐陳，要改變海打戰役部署，擬再令三十一軍渡河：“三十一軍即跟三十、九兩軍后面，迅速渡河”，并稱“盼今晚十二時電復，如未得復，徐、陳即依此電執行”。
　　這是個霸王式“請示”，限定時間還從“明晨八時”提前到了“今晚十二時”。
　　中央次日12時回電，同意三十一軍渡河——已經過了張國燾限定的時間，只好承認既定事實；19時，朱德、張國燾電令三十一軍渡河。紅三十一軍當晚即趕赴渡口準備渡河。但彭德懷找張國燾“講理”后被調回，返回打拉池參加海打戰役。

⒍張國燾破壞海打戰役計劃，寧夏戰役瀕臨流產

　　30日7時，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部署，令紅四方面軍四、三十一軍部隊節節抵抗，誘敵深入。
　　3個半小時后，朱德、張國燾電調紅四、紅三十軍脫離預設戰場，海打戰役流產。
　　同日16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重申“先南后北”方針：“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同日，林育英向共產國際報告張國燾破壞海打戰役計劃：“中央軍委屢次命國燾堅決打擊南面追敵，只有停頓南敵之追擊，方能北取寧夏，但國燾畏敵過右，始終不愿執行命令，欲北進取得接濟后再打南敵”。
　　林育英在這里還是有個不大不小的誤判：其實張國燾連北進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還是西進。
　　31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亦向中央作了報告，并稱“明晨到總部與朱、賀、任再商再決，以便取得一致行動”——沒提張國燾。
　　11月1日，彭德懷到關橋堡紅軍總部，與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商決“海打大道以北尋機殲敵”，且得到“前敵總指揮統一調遣，朱、張不干預的堅決表示”。
　　至此，張國燾實際上失去了對河東紅軍部隊的指揮權。
　　這就是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全過程。

　　結論：只有紅三十軍渡河是事前得了中央同意的。三軍渡河是徐陳提出的建議，得到了張國燾的批準；徐、陳還口氣強硬地提出了四方面軍全軍渡河的建議，要中央“重決速示”；九軍、五軍渡河是以先斬后奏或斬而不奏的方式造成的既成事實；張國燾還擬以同樣方式調紅三十一軍渡河，因彭德懷的反對未果；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部署后，張國燾即釜底抽薪，將紅四、紅三十一軍調離戰場，破壞了海打戰役計劃。
　　這就是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的真相。所以，“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難以完整反映事實真相，徐向前、陳昌浩建議三軍渡河乃至全軍渡河，是違背中共中央“先南后北”方針的，在張國燾和中共中央兩個不同意圖之間，他們選擇的是執行張國燾的意圖！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以“朱張”署名的電報，有些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見——未得朱德同意而強行簽署聯名電，張國燾可是有多次“前科”的。當然，也不排除在緊急情況下朱德代張國燾簽署聯名電的可能——此間多次出現幾個小時甚至十來分鐘的間隔里，以“朱張”聯名簽署而意圖又完全相左（貫徹中央意圖與不貫徹中央意圖）的不同電報。
　　這個時候，張國燾已經很難封鎖朱德的發電權了。
　　然而，他對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的指揮權，仍然存在。

 
寧夏戰役計劃首長決心圖（還沒作標注，先湊合著看吧！）

　　關于有人對中央提出“作戰新計劃”又未通知西路軍而頗有意見，認為中央讓西路軍甘涼建立根據地是因為要西路軍牽制敵軍，“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掩護河東紅軍主力實施“作戰新計劃”！這屬于沒有根據的無端揣測。這是因為：其一、“作戰新計劃”是一個醞釀中的征求意見案，征詢意見的范圍包括了三個方面軍的代表人物，張國燾亦在被征詢意見之列并主持了朱、張、任、賀參加的秘密會議討論這個計劃并予以“原則同意”，張本人也未提出任何異議反而還繼續要求西路軍“獨立開展局面”；其二、“作戰新計劃”并沒有要求西路軍配合的內容，反而是彭德懷、毛澤東提出了以河東勝利來策應西路軍；其三、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起不到掩護河東紅軍主力南下的作用，“馬家軍”是地方軍閥，不會輕易為河東局面的改變而所動；其四、“作戰新計劃”實際上并沒有實施，既或付諸實施，河東防堵西路軍東返的敵軍部隊也會被為之調動，對西路軍西進和建立根據地反屬有利；其五、河東紅軍主力與西路軍之間不僅隔著一條黃河，還有敵大軍重重人墻，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難以“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
　　最后的事實是，河東紅軍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調動了毛炳文軍東返。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㈡（簡版縮寫）

二、西進河西走廊

　　紅四方面軍西進的目的是什么？西進是誰提出來的？
　　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還是得按“時經事緯”的原則一一道來。

㈠紅四方面軍獨立進取河西走廊最早出自三軍會師前毛澤東的動議

　　三軍會師前的1936年8月23日，“因為拿打通蘇聯的意義來說，占領甘、涼、肅比較占領寧夏更為重要，這是不受日本威脅，有永久保障的一條道路”，毛澤東曾提議“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這個動議因符合張國燾以及紅四方面軍一些領導人的心態而得到了他們的積極響應與保證。
　　中共中央8月25日將這個計劃向共產國際作出報告，共產國際于9月11日作出答復，將國際援助物資接運地點改在定遠營（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旗治所在地巴彥浩特鎮），同時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
　　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對原計劃進行了修改，將紅一、四方面軍分取寧夏、甘西，改作兩軍“合取寧夏”——也就是后來的“寧夏戰役計劃”，將紅四方面軍原擬從蘭州以西永靖、循化、河州一線西渡黃河的地點，改在了蘭州以東靖遠、中寧一線。張國燾對此改動極不滿意，曾經推翻西北局會議決議，在紅四方面軍一些高級將領的支持下，擅自調動紅四方面軍部隊，擬從蘭州以西的永靖一線西渡黃河，但因氣候地理條件等等原因，被迫折返。

㈡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后，徐向前、陳昌浩再次動議西進

　　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后，原擬沿黃河向中衛攻擊前進，與紅一方面軍從寧武、金積方向的渡河部隊相互配合，奪取定遠營，取得援助物資后進取銀川。但因張國燾破壞了海打戰役計劃，河東紅軍主力被迫東移，與已渡河的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的聯系被切斷，敵軍主力長驅中寧、中衛，寧夏戰役瀕臨流產。
　　可以說，張國燾破壞海打戰役后，不僅使河東紅軍主力陷入被動，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也處境尷尬，因中衛一線正被敵關麟征部占領，河東紅軍主力被迫東移，已無法按原計劃由此渡河，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再出中衛已無意義，返回亦很困難。只有向西向永登、涼州方向擴展占領區，視情況再作取向定奪——這是對徐陳心理于最有利的角度作出“無過推定”的分析。
　　然而徐向前在數十年后卻自己否定了這個“無過推定”：“過河后，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么小，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
　　張國燾當然更不在“無過推定”范圍之內——他在流亡海外后的回憶文字是認了賬的：“……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關于解決黨爭端問題。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又批準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除了，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待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11月2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軍委，提議：“以大部向平番、涼州、民勤方向發展，開展甘北蘇區”、“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帶（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毛澤東、周恩來當日復電：“你們率四方面軍主力，暫以現地區為中心，向三面擴大占領區域，以一部占領永登，一部出通[皋]蘭，大的方向仍前不變”；3日22時，再電徐、陳：“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這也是中央在提醒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首長預留東返退路。
　　當時中央正籌劃在海打以北擊破胡宗南部，以爭取繼續實施寧夏戰役計劃。

㈢共產國際改變物資援助地點，張國燾指示徐陳“獨立不受一切牽制地”開展局面

　　11月3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將接濟地點從寧夏的寧遠營（今屬內蒙古自治區）改在了新疆的哈密。
　　4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要求四、三十一軍“過河增我方”，再提“如情況不利時惟有放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
　　5日14時，朱德、張國燾電復徐向前、陳昌浩，指示他們將行動方向左旋90度：“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腳根，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敵人可能隔斷你們與河左面主力之聯絡。你們盡可能派一部帶電臺保持黃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當由三十一、四軍負責來接通你們”。
　　因當時河東正策劃與胡宗南部決戰，以再啟寧夏戰役計劃，所以張國燾在該電特意指出：“寧夏戰役能否實現，決之于明后日之決戰[注：指河東部隊正籌措間的與胡宗南部的決戰]，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也就是說，不必受寧夏戰役能否實現之“牽制”。
　　次日（6日），徐向前、陳昌浩即提出“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同日17時，再電朱、張，擬放棄一條山、五佛寺渡口——自斷東返后路。
　　7日，徐向前、陳昌浩電請中央給予獨立開創局面之名義，并提出軍政委員會名單。
　　同日，林育英、朱德、張國燾復電徐向前、陳昌浩，批準“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為迅速執行為好，兵力集結應稍提前”。

㈣中央擬將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組成西路軍并電詢徐陳，徐陳信心滿滿打了包票

　　這個時候，因河東胡宗南等部敵軍齊頭并進，河東部隊與胡宗南部決戰計劃一時難以實現，河東紅軍主力被迫繼續東移。而據徐、陳通報的河西情況，河西部隊的現狀與前景比河東主力更陽光更燦爛，故彭德懷于11月8日1時半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對徐、陳西進動議表示贊同：“徐、陳之三個軍應自己努力解決冬衣，乘敵薄弱擴大占領地域，以襲占鎮虜、涼州及其以北為目的，估計目前單獨出寧夏不利”。
　　同日，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因“哈密、安西之間是1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請求將援助物資接運地點改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今甘肅省酒泉市瓜州縣）。
　　同日，中共中央就擬授予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電詢朱德、張國燾。
　　同日，因河東主力與胡宗南部決戰不果而日趨被動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作戰新計劃”：擬將河東紅軍主力南下作戰，并提議“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要求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林育英等集會商議，提出意見。
　　11月10日，朱德、張國燾復電中央，同意給予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
　　11月11日10時，中央致電徐向前、陳昌浩，正式將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命名為“西路軍”。
　　1小時后，中央致電徐向前、陳昌浩，通報河西情況：“由于河東還未能戰勝胡、毛、王各軍，妨礙寧夏計劃之執行我們正考慮新計劃，但河東主力將與西路軍暫時的隔離著”，并提出三個問題征詢徐、陳意見：“⑴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⑶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
　　12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報告大靖附近“氣候、水、柴、人、糧極豐富”的好消息，對中央電詢問題未作答復。
　　同日，中央再電朱德、張國燾，同樣的問題又問了一遍：“依據西面情況，他們有單獨前進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要重返河東時有可能否？”
　　同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信心滿滿地打了包票：“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后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主力擬進占甘州、肅州地區、并準備接通新、蒙和遠方。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
　　——西進“打通國際”，“建立根據地”，兩個任務一肩挑。
　　對中央所詢“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未作只字回答。
　　13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報告西路軍準備西進的情況。
　　14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并中央軍委：“你們之敵現馬步芳、青兩部，又分散，又（便）于你們各個擊破”，“奪得甘、涼、肅根據地和打通遠方任務，這是你們獨立可能完成的”，“你們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
　　同日，毛澤東、彭德懷等就河東主力南進部署進行磋商，彭德懷提出南進的同時擬以一部向北調動毛炳文部以“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于孤立”，同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彭德懷，要求河東紅軍主力消滅胡宗南一部，即或要南進也要“打一仗再南進”。
　　河東紅軍主力即準備就地堅持，打擊胡宗南，南進計劃暫緩——實際上，那個被人揣測放大曲解以作“陰謀論”依據來忽悠的“作戰新計劃”， 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西路軍西進之前，就已被暫時擱置，而且最后還干脆予以以放棄！
　　15日13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同意西路軍西進。
　　這是西路軍第一次東返的機會——如果西路軍首長認真考慮中央之詢的話。

㈤敵毛炳文軍西渡追尾，徐向前、陳昌浩提出西進與建立根據地的主次問題

　　11月16日，敵毛炳文軍開始西渡黃河，擬追擊西路軍。張國燾致電毛澤東、周恩來，一改兩日前的樂觀態度，稱“我西路軍已無再東渡可能”，“我們須急設法幫助和策應他們，因他們太孤立，并須急打通遠方，得到接濟至關重要”；20日后，朱德、張國燾、周恩來開始動身去陜北保安與中央會合。
　　17日8時，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同樣一改幾日前的信心滿滿，提出“是否我們控制肅州、甘州在手，由遠方負責與我們打通，還是我們主力進行玉門、安西或到新疆才有辦法。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別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遠方”。
　　一路小跑跑到肅州（今甘肅省酒泉市）、安西？到那兒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不在話下？幾天前還信心滿滿的“建立甘、涼、肅根據地”，一風吹了？什么理由哩？沒有道出，但其實也不難明白：敵毛炳文軍追尾了！當時的他們都不太瞧得上“二馬”，卻對國民黨中央軍很在意。
　　18日，河東紅四方面軍四軍、三十一軍在甜水堡地區重創胡宗南部精銳第二旅。
　　同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張國燾：“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同日18時，中央致電徐向前、陳昌浩，通報西進途中地理及遠方物資準備情況：物資“恐準備不及，運輸也來不及”，“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要求西路軍“現地區留住一時期”以解決援助物資到達前的生存問題。
　　19日9時，徐向前、陳昌浩，決意“到永昌再向甘州進，決用力鞏固豐樂堡、永昌地區，以甘州為重點，爭取休補與執行黨與軍委所給予的任務”；同日，林育英、朱德、張國燾致電中央：“西路軍已占永昌，擬以主力在涼、甘之間發展，擬以一部西出肅州、安西”。
　　同日，林育英、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轉達周恩來就西路軍行動提出的意見：“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根據地”，“遠方對于經哈密接濟你方已原則上同意，物資經濟均可接濟，正設法解決交通運輸，擬技術手續，大約以明年開春后可望大批接濟，現正急謀小部接濟，大的于我占領安西后即可實現”，“你方須在甘州以東建立根據地，決不可將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遠方路圖，也須調查清楚”。
　　19日17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軍委，報告九軍古浪失利情況，并提出“估計毛敵推到大靖后，馬敵必更集兵犯永昌、甘州，我勢必與之決戰，方能鞏固甘州、涼州”。
　　20日，中央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主力在永昌、肅州之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以小部進占安西敦煌”。
　　21日，河東紅軍主力取得山城堡戰役的勝利，殲滅胡宗南部精銳第七十八師第二三二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線停止進攻，一戰而改變河東局面。
　　26日，敵毛炳文軍被迫開始東返，至29日，全部東返。
　　毛澤東開出“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的支票，兌了現！

　　總結：寧夏戰役旨在擴大蘇區、得到國際援助物資以解決三軍生存發展問題，卻因張國燾的破壞瀕臨流產。在這樣的嚴重環境中，徐向前、陳昌浩首先提出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西進以解窘境，按“無過推定”法則，屬合理建議——雖然數十年后他自己否定了這個“無過推定”；張國燾刻意擴大了徐、陳建議西進的范圍，讓徐、陳“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地開創局面”，是因為他久已糾結于心的小九九。而這個要求得到了徐、陳積極響應；在共產國際改變物資接運地點而河東主力處境較河西更為窘迫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同意徐陳所請，賦予他們西路軍的名義，并向徐、陳電詢有關情況，徐、陳信心滿滿打了包票，“西進”與“建立根據地”兩個任務要一肩挑，對中央“東返”之詢，未作答復——這是西路軍第一個脫離困境的機會；敵毛炳文軍西渡黃河追擊西路軍時，徐、陳和張國燾開始慌張，張國燾提出了西路軍“太孤立”的問題，徐、陳則提出了“西進”和“建立根據地”孰輕孰重的問題；毛澤東在河東主力即將被迫南進的關鍵時刻，提出就地堅持，“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最后取得了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迫使已西渡追擊西路軍的敵毛炳文軍東返，為西路軍西進解除了“后患”。
　　關于有人對中央提出“作戰新計劃”又未通知西路軍而頗有意見，認為中央讓西路軍甘涼建立根據地是因為要西路軍牽制敵軍，“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掩護河東紅軍主力實施“作戰新計劃”！這屬于沒有根據的無端揣測。這是因為：其一、“作戰新計劃”是一個醞釀中的征求意見案，征詢意見的范圍包括了三個方面軍的代表人物，張國燾亦在被征詢意見之列，并主持了朱、張、任、賀參加的秘密會議討論這個計劃并予以“原則同意”，張本人也未提出任何異議反而還繼續要求西路軍“獨立開展局面”；其二、“作戰新計劃”并沒有要求西路軍配合的內容，反而是彭德懷、毛澤東提出了以河東勝利來策應西路軍；其三、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起不到掩護河東紅軍主力南下的作用，“馬家軍”是地方軍閥，不會輕易為河東局面的改變而所動；其四、“作戰新計劃”實際上并沒有實施，既或付諸實施，河東防堵西路軍東返的敵軍部隊也會被為之調動，對西路軍西進和建立根據地反屬有利；其五、河東紅軍主力與西路軍之間不僅隔著一條黃河，還有敵大軍重重人墻，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難以“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
　　最后的事實是，河東紅軍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調動了毛炳文軍東返。
　　這是誰在策應誰哩？
　　最后要說的話是：在西路軍西進的醞釀和決策中，中共中央亦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毛澤東在三軍會師前前夕的對河西走廊“能夠造成鞏固的根據地”之樂觀估計，而徐、陳此間通報的樂觀情況和他們對完成任務的樂觀態度，以及對取得國際援助物資的希翼，強化了中共中央的這種認識誤區，山城堡之捷迫使敵毛炳文軍東返后他們還認為“西路軍面前已無大敵”，這使得他們沒有如同年前張國燾執意南下那樣，發出“南下是絕路”的喝止之聲，斷然命令西路軍克服一切困難返回河東。
　　這就是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決策過程的真相。

　　據甘肅人民出版社《悲壯的征程》中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載：“（12月）26日，西路軍總指揮部根據軍委主席團24日電示，決定調集部隊東返，派出人員偵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軍集結待命，準備東返。同日傍晚，又撤銷上述命令，部隊撤回原地”。
　　西路軍領導人的東進命令從決定到撤銷，都在一天之內。
　　徐、陳當時作出的自主選擇是：即刻西進。
　　其實“從事后臭皮匠”的角度看來，這是西路軍第二次東返的機會也是最好的一次機會：西路軍東進，蘭州東北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予以配合，河東胡、毛、關、王各路敵軍因“西安事變”且蔣介石返回南京是戰是和一時難定之情勢，正處于徬惶之中，西路軍各個擊破安全東返的機會也是有的。雖然風險也不小，但全軍覆沒的可能性不大，至少骨干隊伍能夠保留。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㈢（簡版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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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進？西進？——“西安事變”后西路軍的行動方向選擇

　　“西安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曾經有過西路軍東進的動議。
　　這個動議是東北軍方面的要求，由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背景及過程大致如下：

㈠“西安事變”，徐向前、陳昌浩提出河東主力一部速占寧夏與甘北打通

　　“西安事變”爆發后，西路軍軍政委員曾提出建議：“爭取將馬鴻逵、馬鴻濱調開，由河東紅軍以一部主力速占寧夏，與甘北打通，并與新疆取得聯絡”。
　　這個要求顯然脫離實際，“西安事變”爆發后，張、楊面臨巨大的軍事危機，大規模內戰一觸即發。而于情于理于利害關系，河東紅軍主力也不能坐視不顧，原擬再戰胡宗南后續圖寧夏的計劃也不得不擱置。而“爭取將馬鴻逵、馬鴻濱調開”更不是共產黨能作主的事情。
　　當時，中共中央也曾考慮請駐蘭州的東北軍于學忠部以一部出兵西進，疏通二馬并接應西路軍，同時給西路軍以物資幫助。
　　12月15日，軍委主席團電告西路軍徐、陳首長，指示：“西路軍應在現地區加緊休整，進行政治動員，一面爭取涼州之補充旅和二馬到抗日方面來，一面準備接通蘭州和準備一部適時占領安西地區。總之，西路軍是負責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遠方之重大使命”。
　　然而已趕赴西安與張學良會商協調處理“西安事變”的周恩來、博古卻于當晚20時傳回了一個壞消息：“于學忠與回民關系比我方更壞，對二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軍與二馬部隊之間隔著補充旅，于軍以一部西進，不起威脅作用”，“目前時局于軍須集力守蘭州，不便分兵西顧”。
　　18日，軍委主席團致電徐陳：“你們任務應基本的放在打通遠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奪取甘、肅二州”，“除開遠方，暫時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們”。

㈡東北軍希望西路軍一部東進牽制胡宗南，周恩來向中央提出西路軍“東進”動議

　　因南京政府大軍壓迫西安，東北軍方面希望“河西四方面軍能以一部擊靖遠，威脅胡敵，并協同河東各軍側擊胡敵”，20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提出：“我意徐、陳目前應立即出一部繞過涼州，逼近蘭州與于軍打通。張答應令于軍援助子彈，同時以一部騎兵向靖遠游擊”。
　　從現有的檔案文獻看，中央對此似乎沒有馬上表態。而當時西路軍正根據兩天前的軍委指示精神在準備西進，22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軍委，：“五軍全部約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遠方貨是否按時能到，請示。如不能按時到，則擬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幾月，度過嚴寒之三月”。
　　同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表示了與徐、陳在遠方物資“不能按時到”的前提下作出的選擇一致：“可否暫留西路軍在原地，待春暖后西進”，而中央在此前的12月6日得到的信息是“遠方可于二個半月后，將貨物送達安西”，是不是真能如愿在人而不在已，所以這個選擇基本上就是“唯一”。
　　但在同一電里，周恩來在通報了“于學忠對四馬關系較我方猶壞，其兵力只能退保蘭州，不能西出策應我們”的情況后，再次委婉提出“東進是否能達到涼州以東，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設法要于策應”。
　　毛澤東于23日12時復電周恩來，基本同意其所請：“準備調四方面軍向蘭州、平涼，由蘭州補充其被服彈藥。如何盼復”——駐蘭州的是東北軍于學忠部。

㈢徐向前、陳昌浩主張西進，對東進之議也提出了相應前提條件

　　與此同時，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建議“西路軍仍首先堅決按期執行打通遠方任務，不過為牽制二馬，可以設法在蘭、丹線上多活動一時。永昌城重要，惟現存糧極少，只要糧食有法，可盡力控制。如果必須我們東開，則必可東移”，同時也對“必須東開”提出了相應的條件：“蘭州友軍至少以六個團及其騎兵進到古浪，與我方先夾擊消滅兩馬于涼州一帶”，“促新疆以抗日名義至少出六個團，并帶貨物一直進到甘州，以維持后方及遠方交通”。
　　這個表態可以簡要解讀為：西進沒有問題，東進則需要……等等前提條件。
　　24日，周恩來向毛澤東發出了一個“萬萬火急”電，估計可能是東北軍方面催得很急，周的口氣也很急迫：“無論談判如何，軍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號十二時電執行，四方面軍主力即向蘭州進，但請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
　　而毛澤東還是在考慮對西路軍實實在在的幫助，遂于當晚24時復電周恩來，將西路軍首長的要求轉告了周恩來并要他與張學良協商：“徐、陳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條路，氣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間零下三十度，馬敵集中主力在涼州、永昌線，東下有許多困難，子彈又極少，提議仍執行打通新疆計劃，否則要求于學忠在古浪與之夾擊馬敵，并問蘭州究竟（有）彈藥、被服補否”，“向張商量派四個團突然襲占永登、古浪，策應徐、陳，并為準備棉大衣一萬五千件，鞋襪各一萬八千雙，子彈帶一萬五千條，補充子彈十五萬發，是否可行，盼復”，同時也電告徐向前、陳昌浩：“在整個戰略方針上看來，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內到達靜寧、德隆地區，便可與于學忠、王以哲之八個師配合作戰，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關，而利我主力在東邊放手打仗。張學良極盼望你們來，答應在蘭州補充子彈、被服”，“你們在接電后兩天內，準備一切意見電告。正式決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電達”。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于25日10時致電軍委主席團，表示“目前時局的開展，西路軍利于東進，我們當堅決執行此任務”，同時再陳此前提及的東進條件：“此間二十三號十二時致軍委電中所述各節請予考慮”，“由友軍方面派兵力運送一批彈藥到永昌城，同時由蘭州友軍最少出二、三團兵力配合一部炮騎向古浪出動，配合我們東進，使我們減員更少”。

㈣因張學良陪蔣介石返回南京，東北軍方面的配合難以落實，“東進”之議被放棄

　　25日，張學良陪同蔣介石離開西安返回南京。可能是東北軍方面對西路軍首長所提出的配合條件難以落實，當時24時，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四方面軍主力既不便東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為妥”，因張學良已陪同蔣介石返回南京，所以“于軍西去和棉衣、鞋襪、彈藥，候張回商后定告”。
　　沒想到張學良卻一去不復返了。
　　27日，軍委主席團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取消西路軍“東進”之動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占領甘、肅二州，一部占領安西。開始西進的時機及如何作戰，由你們依情況決定”。
　　周恩來的“東進”之動議，遂告放棄。
　　這是西路軍第二次東返的機會，也是最好的一次機會。

　　結論：因西路軍首長原本就有“擬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幾月，度過嚴寒之三月”的打算，這與周恩來及軍委主席團取消“東進”之議的命令并不矛盾，而且中央還給予了“開始西進的時機及如何作戰，由你們依情況決定”的自主權，所以從周恩來提起到放棄前后只有幾天的“東進”之議，對西路軍的行動實際上并無重要影響。而數十年后把“任務和行動方向飄浮不定”作為西路軍失敗的成因之一，既沒有依據也沒有道理。東進計劃從提出到胎死腹中，對西路軍領導層力主的西進日程，并無太大影響。
　　這個時間其實很短暫：從12月20日周恩來首次提出東進建議，到25日放棄這個計劃，不過5天時間。要再把賬做得細一點，從西路軍領導層22日就周恩來建議提出東進所要求的配合條件開始算起，也不過3天時間；要從西路軍領導層明確表示準備遵令東進開始算起，就連一天都不到。而西路軍領導層22日預計的西進日程是：“五軍全部約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遠方貨是否按時能到，請示。如不能按時到，則擬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幾月，度過嚴寒之三月”。
　　據甘肅人民出版社《悲壯的征程》中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載：“（12月）26日，西路軍總指揮部根據軍委主席團24日電示，決定調集部隊東返，派出人員偵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軍集結待命，準備東返。同日傍晚，又撤銷上述命令，部隊撤回原地”。
　　西路軍領導人的東進命令從決定到撤銷，都在一天之內。
　　徐、陳當時作出的自主選擇是：即刻西進。
　　其實“從事后臭皮匠”的角度看來，這是西路軍第二次東返的機會也是最好的一次機會：西路軍東進，蘭州東北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予以配合，河東胡、毛、關、王各路敵軍因“西安事變”且蔣介石返回南京是戰是和一時難定之情勢，正處于徬惶之中，西路軍各個擊破安全東返的機會也是有的。雖然風險也不小，但全軍覆沒的可能性不大，至少骨干隊伍能夠保留。

　　需要說明的是，數十年后有些人為《李先念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1983年2月25日）》提供的52份歷史文電中，將“徐陳”1937年1月2日～4日三天內從樂觀到悲觀大翻轉的兩份電報，選擇性地“遺忘”了！
　　“遺忘”的結果是：此間的軍委主席團，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軍西進！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㈣》（簡版縮寫）

四、西路軍為什么在高臺、臨澤附近停止西進？

　　這個問題也是一些歷史當事人糾結于心的問題，作出解讀需要以原始文獻為依據。

㈠西路軍繼續西進占領高臺后，徐向前、陳昌浩在三天之內報告了迥然相異的情況

　　1937年1月1日，西路軍前鋒相繼占領撫彝（今臨澤縣蓼泉鎮）、高臺。
　　1月2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軍委，報告中呈現的是一派樂觀：“連日西路軍全部已行軍通過沙漠灘地，且戰且行，雖極艱苦，各軍圓滿達其任務，均無傷亡”，“如敵無大力壓迫，即以大部留高、撫休整；如被敵迫時，即準備部署肅州，以一部誘敵進展”。
　　然而兩天后的1月4日，他們的口氣卻為之一變：“高臺以下人糧極富，以上則甚荒涼，據點少且遠，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撫，如進則齊（進），道路、糧、房、敵騎均不許可，打則齊打，亦只有坐待消耗，滅敵不易，驅敵不易，此方六千騎兵，決非番騎或陜騎兵可比”，“西路抱最大決心□？空前困難，不怕犧牲，從戰役政治打敵上，求得最大進步，當自照前電完成任務，但如何以外力幫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馬，或令三十一軍、四軍過河配合，則我損失必少任務更易完成，或則我們即均在高臺戰敵，遠方資物用外力送下，亦屬必要，望采納下見，情報消息多，有供給，任務多指示，問題多有答復，只是（說）占領甘、肅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夠的”。
　　高臺以西的情況，其實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經向他們通報過了：“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這與年前12月9日西路軍上報的“安西風大，沿途有人、房、樹林及煤”有微妙出入，西路軍首長卻仍然是一派樂觀，現在卻又突然報告了“西進”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馬”、“令三十一軍、四軍過河配合”及“遠方資物用外力送下”這樣難以實現的要求，還抱怨中央“只是（說）占領甘、肅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夠的”，中央又該怎么回答哩？

㈡中央電令根據徐陳報告的情況令西路軍“暫勿西進”

　　1月5日20時，軍委主席團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西路軍即在高臺、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全靠你們自己團結奮斗，取得勝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徐、陳大為不滿，于1月6日電復中央，發出指責并提出要求：“近來各方情況此間甚不明，究竟整個戰略企圖如何，西路軍基本任務怎樣，據歷次來電變更很大，致西路軍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損失、并影響到今后行動”，“究竟前電所稱遠方貨物到達時間是否屬實”，“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則建議四、三十一軍歸還建制”。
　　軍委主席團年前12月27日已經給了他們“開始西進的時機及如何作戰，由你們依情況決定”的自主之權，他們也興沖沖地選擇了繼續西進，現在卻反過頭指責中央，這還有理可講么？西路軍的基本任務原來就是他們年前信心滿滿打包票要來的，其間中央要他們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本來也在他們的信心滿滿的包票之中，而且也是為西路軍在遠方物資到達之前求得生存著想，怎么現在反到成了中央的過錯？四軍、三十一軍遠在數千里之外，正在準備應付“西安事變”后內戰再起的危局，這道遠水又怎么能來解他們的近渴？況且，路途阻隔敵軍重重，他們怎么就不怕這支援軍再陷危局？

㈢中央回電說明情況，徐向前、陳昌浩堅持要求河東四、三十一軍馳援

　　1月7日，軍委主席復電徐向前、陳昌浩：“軍委并沒有變更你們的基本任務，也沒有要你們久停不進，僅要你們暫勿西進，暫在原地休整，這是根據你們四日來電所述的情況而指定的。二馬根本反對西安事變，希望同二馬成立統一戰線是不可靠的。遠方物資只送至安西，送致肅州是不可能的。四軍、三十一軍已集中長安附近，也不可能策應你們。因此，目前你們只能依靠自己團結奮斗，不要依賴任何外力”
　　8日，徐向前、陳昌浩再電中央：“再請求將三十一軍、四軍向涼州進，以便徹底夾擊此敵。不然，單靠西路軍恐難完成其任務。但此地有其特點，不可忽視”。
　　與此前不同的是：他們不再堅持西進，而認為“單靠西路軍恐難完成其任務”。
　　同日，軍委主席團兩電徐向前、陳昌浩，要求他們“應從信賴本身力量動員全軍在臨、高地帶以消滅敵人來完成創造根據地的任務”，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現在是說什么“徐陳”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滿足他們提出的那些沒法滿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請出了“張主席”這尊菩薩——當日，軍委主席團副主席張國燾以個人名義再電“徐陳”：“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對西路軍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還有因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留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干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
　　朱德、張國燾已于年前的11月30日到達陜北保安與中央會合。
　　可以認為，從此時開始，他已失去對西路軍的指揮權。

　　結論：西路軍進至高臺停止西進，是在西路軍首長自己通報的困難情況后中央作出的指示。而且，西路軍首長自己也認為繼續西進已不可能，所以并沒再象此前那樣堅執西進之意，而轉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無法滿足的要求。這個責任，只能由西路軍首長自己負責。
　　但數十年后，《歷史的回顧》對此依然耿耿于懷：“多事之秋，變幻難測。軍委這時又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建立根據地。我們不了解上面的意圖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個所以然來。繼續西進吧，沒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現地吧，四面受敵，處境確實艱險。怎么辦？我們電請中央派四軍、三十一軍來援，東西合力，夾擊馬敵，爭取滅敵主力一部，為建立甘、肅二州根據地創造條件。但是，軍委認為，河東抽不出部隊西援我們，令西路軍團結一致，緊縮編制，人自為戰，堅決殲敵，獨立完成任務。張國燾也出面打電報來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對西路軍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還有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存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干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事情到了這般地步，我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只能堅決服從命令，令部隊就地堅持。后來才知道，當時軍委令西路軍停止西進，是因為河東形勢又發生變化。蔣介石出爾反爾，破壞和談，調集四十個師的兵力，擬進攻西安。局勢異常緊張，需要西路軍待機策應。”
　　這部回憶文字的編撰者們，選擇性地遺忘了西路軍首長1月4日給軍委的電報：中央1月5日要他們“暫勿西進”的命令，正是根據西路軍首長在該電報告的情況作出的。他們在該電中報告了西進的困難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軍、三十一軍千里馳援，要求援助物資“外力送下”，這些要求中央都無法辦到無法滿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們“暫勿西進”外，還能怎么指示他們？況且，西路軍首長1月4日給中央的電報中，不也提出了“或則我們即均在高臺戰敵，遠方資物用外力送下，亦屬必要”作為選擇之一么？他們又怎么可能“我們不了解上面的意圖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哩？
　　至于“后來才知道，當時軍委令西路軍停止西進，是因為河東形勢又發生變化。蔣介石出爾反爾，破壞和談，調集四十個師的兵力，擬進攻西安。局勢異常緊張，需要西路軍待機策應”，根本就是沒有任何證據的無端揣測！在軍委此間部署河東部隊配合東北軍、十七路軍的作戰準備中，根本沒有任何要求西路軍“待機策應”的內容，也根本沒有把西路軍考慮在內——甚至根本就沒有“西路軍”的文字出現！
　　這基本上是一個常識問題：蔣介石要進攻西安，困在高臺附近的西路軍能策應什么？
　　就在“徐陳”此電發出的同日，在西安的葉劍英與東北軍、十七路軍擬定的作戰方案是：
　　

　　在東線渭南的赤水直至長安構筑七道防線。在張學良未回來之前，由楊虎城統一指揮。紅軍秘密集結后情況或參加渭北決戰，或從藍田突擊中央軍李默庵部，然后以主力向潼關迂回。陜南陳先瑞部及楊虎城兩個旅依托秦嶺，以運動與游擊動作相配合，遲滯李默庵部隊前進。西線紅軍一小部積極監視鉗制胡宗南部后尾。
　　

　　需要說明的是，數十年后有些人為《李先念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1983年2月25日）》提供的52份歷史文電中，將“徐陳”1937年1月2日～4日三天內從樂觀到悲觀大翻轉的兩份電報，選擇性地“遺忘”了！
　　“遺忘”的結果是：此間的軍委主席團，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軍西進！

西路軍停止西進后，每況愈下。

1937年1月12日起，高臺、撫彝相繼續被圍攻，西路軍陷入困境。

于是，西路軍“東返”之議，再度被提出。

這次“東返”是誰動議的，《歷史的回顧》的陳述是從1月16日開始的中央一系列指示，這當然與該書“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結論想吻合。然而筆者查詢1937年1月16日中央指示電后發現，中央在這個通報形勢、指示西路軍“提高政治工作和紅軍紀律”的指示中提到的關于西路軍行動部署的內容是：“同意西路軍在現地休息一個時期，集中全力乘機向東打敵，爾后以一部西進。在這種條件下，并大大向東擴張甘北根據地”。

中央“同意”誰的意見？“同意”自己的意見？

由于目前收集公布的電報并不完備，所以這個動議究竟出自何方何人，至少根據現在史料是難以定論的。雖然這次“東進”的確是別無選擇的選擇，細究誰為始動議者意義并不大。但作為一部重要歷史當事人回憶錄的編撰者來說，如此輕率落筆，雖然配合和呼應了這部回憶錄中“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結論，但卻不幸觸犯了史家大忌，而且大有“刻意附會”回憶錄署名人糾結心態之嫌。

1月20日，敵軍攻破高臺，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紅十三師師長葉崇本、政治委員朱金暢、紅三十七團團長吳岱期、紅三十九團政治委員何志余、原紅三十一軍二九五團參謀長張靜波等指揮員相繼陣亡，紅五軍主力三千余眾也損失殆盡。

1月21日1時，西路軍首長致電軍委主席團，報告當晚即開始東進的決定：“以乘綏東進擊敵，相機配涼、古，接通蘭州，增加抗日所聯軍之目的。決今晚全軍集結出動，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達古浪、土門地區，爾后向平番或靖遠集中”。

1小時后，毛澤東即電周恩來、博古，要求他們與東北軍商洽配合策應的事宜：“西路軍在高臺、臨澤一帶不能立腳，西進有窮十八站，二馬步騎又向西堵擊，二十日晨攻破高臺，董振堂同志犧牲，五軍損失兩個團，他們從本日起轉向東進，望速商于學忠準備派一部策應，并與交涉紅軍離開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該電中提到了紅五軍高臺失利董振堂犧牲的情況，這在1小時前“徐陳”來電中并沒有提及，毛澤東很可能是從二局截獲的敵電或其他渠道的獲知敵息中得知這個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報》有短訊：“一月二十日訊 高臺戰斗，擊斃匪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楊克明、二十四師師長、三十一師師長、參謀長、特務團長、匪軍共被我擊斃三千五百人”。

由此也可見毛澤東等如何密切關注西路軍情況的。

當晚20時，毛澤東甚至已在與周恩來等商洽西路軍東返后的駐節地點了：“西路軍東進，徐、陳電士氣尚旺，十天可達古浪，如該軍不再遭挫折，爾后當位于文、武。成、康地區。為此，我主力在陜南、甘南便可破壞南京把聯軍圍困于渭水以北之計劃”。

1月21日、22日，駐撫彝（今臨澤縣蓼泉鎮）、倪家營子的西路軍主力相繼突圍而出，開始東進。

幾天后的1月24日，軍委主席團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再度授予西路軍行動“自主權”，而這回更大，是“行動方向的自決權”：“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當派三十二軍、二十八軍適時到靖遠河邊策應你們過河”。

“如你們決定東進”？這至少也間接證實了，此次“東進”之議不一定是出自中央。

而同一天里，因日前東進受阻，西路軍首長自己開始猶豫起來，自己改變了“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達古浪、土門地區，爾后向平番或靖遠集中”的原計劃，轉為就地休整，當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軍委主席團：“東進按原定計劃，本以急行軍先敵搶到永昌為口號，但因撫彝部隊撤退，五軍部隊急須整理，未能脫離敵人，反被敵攔頭，西路軍全集中西洞堡，進行整理動員軍行動”，“敵集團騎兵行速，我則笨重至極，即用急行軍、夜行軍亦難擺脫敵人，敵住下則守堡寨，不易攻擊，這帶地道路少糧有限制，調動敵亦難，西路軍欲完成東進任務，必須克服情況地形上的諸多困難，延長時間以達黃河后”，“我方基本上堅決執行東進計劃，但因情況變化可能折轉西進或取民勤搶占定遠營，或繞道大通再到西寧或平番”。

這個時候，除了打氣鼓勁，毛澤東等已經沒法就其行動方向和路線再作“指示”了：再說什么都難以符合“徐陳”自己的判斷和決心！如此，才有了如前所述軍委主席團致“徐陳”的“西路軍自決行動方向”的“指示”。

雖然沒有“指示”，但軍委主席團在1月25日復徐、陳電中，仍然有委婉提示，如“在騎兵追堵下，欲圖急行避戰達到東進，危險較大，集結全軍、切忌分散，用堅決的戰斗，來完成東進”，“楊旅只一團余，在永登，難能給你們大的阻礙，在蘭州附近渡河，于學忠亦給你們相當的渡河援助，據調查黃河在靖遠中上段和蘭州上游部是結冰的，解冰當在一個月以后，但你們仍須自己確實查清”……

兩天后的1937年1月27日21時，“徐陳”來電卻是舉棋不定：“敵已備于東，馬上東進時[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轉一時，求各個擊敵，爭取與進□，萬一東北地區受阻，可否即在現地區爭取時間。東進外務[援]必不可靠，可否再從遠方從新疆方面應援”，“實情望今夜速實告，以便可東則東，可西則[西]，接濟無望，即不能到安西”。

“西路軍行動方向自決”的權力剛授予他們，他們又要選擇“就地堅持”了？

《歷史的回顧》關于這個選擇及其理由卻僅有簡單的一句陳述：“二十七日，我三十軍在西洞堡地區潰敵騎兵旅，殲敵憲兵團，繳槍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軍用物資。但因東面有敵重兵圍堵，決戰不利，我軍復折回臨澤以南，進駐倪家營子”，可這又與該書稍前段落闡示他們準備東進時所稱“因為誰都明白，要么西進，要么東進，蹲在現地被動挨打，絕無出路”的理由相悖而難以互洽——想想月初吧，軍委剛根據他們報告的情況要他們“暫勿西進”，就惹發了他們一大通牢騷，甚至數十年后都余音不絕！

《悲壯的征程》中《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中說得稍微詳細一點：“28日，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軍不能自救東返。軍政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決定：集中兵力重返臨澤倪家營子。西路軍五軍、九軍、三十軍及總指揮部二進倪家營子，布防于方圓10里之地的43個屯莊。馬元海即調集兵力，從四面形成對西路軍的包圍，伺機發起進攻”。

其實他們停滯不前的真正原因是西路軍剛打了一個勝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揮紅三十軍主力在西洞堡、龍首堡地區反擊進攻之敵，擊潰馬步芳第一００師手槍團韓玉龍部，全殲青海省憲兵團，繳獲槍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軍用物資——這也是西路軍西渡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殲“馬家軍”團級建制單位的勝仗。

然而這個姍姍來遲的勝利起到的作用卻是負面的——這個勝利不合適宜地解除了西路軍此前一直就有的對“就地堅持”的游疑不定，他們又不愿意馬上東進了！他們又放不下“西進”獲取援助物資的期盼了，又開始指望中央已經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從遠方從新疆方面應援”了。

這基本上是西路軍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東返的機會，雖然不是最好的機會，但卻是最后一次機會。

西路軍最后一次獲得生機的機會，在西路軍首長的徘徊猶疑中，喪失了！

陳昌浩后來也承認：“在高臺以后，我們的信心確是缺乏，必須指出之”。

這話，應該不是違心之言。

結論：這次“東進”之議，實際上是西路軍脫離困境的最后一次機會。手中有了“行動方向自主”之權，他們猶豫不定，就地徘徊，喪失了最后一次東返的機會。如果說，此前他們把一切責任推給中央的說辭還有勉強能說得過去的理由的話，那么這回這個“坐以待斃”的決定，則完完全全是由他們自己作出的。

1984年，西路軍一位領導人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出版，回憶文字作出了與當年的陳昌浩迥然不同的結論，對陳昌浩所進行的反思和總結，予以了全盤推翻——在這部回憶文字中，西路軍的失敗原因被歸結為三點。

這段文字論點值得商榷，論據也與史實不符，與原始文電不洽。

首先，“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就不是事實：徐、陳在西渡之后擬定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自設任務就是“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中央在“作戰新計劃”中擬賦予西路軍的任務也是“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中央賦予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后朱德、張國燾給予他們的指示也是“利用目前時機在涼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區形成鞏固的新局面”。

而最重要的是，西路軍首長開始西進時給中央的包票也是“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這是徐陳于1936年11月12日回復中央電的內容，《歷史的回顧》予以了刻意回避。

當然論點的問題更大：如果在西進中不建立根據地，西路軍靠攏新疆又進不了新疆，隊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靠誰來提供物資？如果西路軍沒有根據地作為依托，則只能靠盛世才接濟，這靠得住么？如果盛世才叛變西路軍要出兵“收拾他”，以什么為依托？如果沒有依托，那會是誰“收拾”誰哩？

還有，既然“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那《歷史的回顧》中“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關，把玉門、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爾后“回師橫掃而東進”，那怎么又被認為是很切實際哩？“扣住嘉峪關，把玉門、安西、敦煌一守”，那邊廂那么荒涼，地理民情生存條件等比甘州、涼州一線還要困難，又怎么解決“要吃要住”的問題哩？

還是認為只有一路西進，才能一了百了地解決問題，“運動戰”就是只朝一個方向去。問題的根子還是在“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建立根據地”就是拉成“一字長蛇陣”（這更象是要一路西進吧？）？“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怎么給下文哩？什么下文能讓當時的你們滿意哩？只能是不管不顧一路西進！哪怕是先跑到肅州、安西蹲下來，沒吃沒喝沒衣穿，也沒關系？

數十年后再重新檢點這些問題，無論什么人怎么去質疑，都難逃“站著說話不腰痛”的反詰。可問題在于：如果不考慮東返，除了“集中兵力”、“齊打齊進”，請問還能有什么贏得生存發展機會的更好辦法？“建立根據地”與“占據地盤，要吃要住”真得就對立得互不相容？中國工農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中的革命根據地，又有哪一個是僅靠“占據地盤，要吃要住”發展起來的？建立根據地的首要前提是“擊破敵人的進攻”！不擊破敵人，一切皆無從談起！而“集中以應付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這不也是紅四方面軍將士們在經營建設鄂豫皖、通南巴這兩大根據地的實踐中，多次使用過的有效辦法么？

而遍查1937年1月之前的西路軍作戰紀錄，沒有一個團以上建制的殲滅戰。

唯一的一個殲滅“馬家軍”團以上建制單位的殲滅戰是1937年1月26日的西洞堡戰斗，這個戰斗的勝利恰恰就是分兵駐守高臺、撫彝（今臨澤縣蓼泉鎮）、沙河堡（今臨澤縣城）的部隊被敵人各個擊破后，突圍而出的部隊在倪家營子附近全部集中了。

結果是一集中就打了一個勝仗，這難道完全是偶然的么？

“集中兵力”，始終是西路軍指揮決策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時任馬步青騎兵第五師參謀主任的吳輯癢先生曾從當年對手角度有過這樣的概括：

《歷史的回顧》還刻意回避了西路軍西進至高臺附近的1937年1月4日向軍委提出的“難以西進”的報告，而中央要其“暫勿西進”的電報也是根據他們的這個報告作出的，同時也刻意回避了同月21日西路軍東進又停止的原因完全是西路軍首長的自主決定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第三、機斷專行問題——在《歷史的回顧》中，認為這筆賬由中央和陳昌浩分攤：

這一條跟前面同樣的問題，不光是論點，論據也與史實不符，與原始文獻不洽。最起碼，“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就不是事實——這是有當年原始文獻檔案為證的！至于“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能拿得出手的例子只有一個，那就是那個根本就沒有付諸實施的“作戰新計劃”！然而現存的歷史文獻文電卻鐵證如山地證明：中央當時在“作戰新計劃”中并沒有要求西路軍配合的內容！而在西進中建立“建立根據地”，本身就是西路軍西渡黃河后信心滿滿向中央打包票要來的任務，中央在此重提也是為了“遠方”物資到達之前西路軍的生存大計著想！而且，河東三軍主力沒有執行“作戰新計劃”卻選擇了“就地堅持”，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中取得了山城堡之役的勝利，從而迫使剛剛西渡黃河尾追西路軍讓“徐陳”大為緊張的敵毛炳文軍掉頭東返，為“徐陳”解除了“后顧之憂”——這是誰在配合誰哩？

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的回顧》中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這三條“反思與總結”，并沒有包括作者自己在內——唯一的檢點是“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如此這般反思總結歷史責任的態度，與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報告書中的躬身自檢與承擔責任的勇氣相比較，不能不讓人在感慨嗟嘆之余，倍覺齒冷心寒！

這么大的失敗啊！身為領導人之一的當事人，怎么就這么一句話的擔戴？

《歷史的回顧》中的這三點結論，后來又基本照搬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成為權威的黨史、軍史結論。之后，以此三點結論為權威依據，某些史學家充分利用執政黨的宣傳工具廣為散布“毛澤東刻意出賣西路軍以扳倒張國燾”之“陰謀論”，并使之最終成為境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妖魔化毛澤東、否定中國革命的意識形態武器。

西路軍“蒙冤”？——五十年代西路軍將士的部分回憶文字 [ 雙石 ] 于:2011-02-28 05:59:12

1957～1959年間的西路軍將士的回憶文字

《星火燎原》第3輯中西路軍的回憶文字

程世才《血戰河西走廊》

秦基偉《苦戰臨澤》

周純麟《最后幾匹戰馬》

李天煥《走出祁連山》

戴克林《回到黨的懷抱》

程世才《歷史的結論》

《紅旗飄飄》第3輯

秦基偉《苦戰臨澤》

李天煥《陷入絕境以后》

肖永銀《從祁連山到隴東》

《紅旗飄飄》第10輯

李天煥《氣壯山河——紅西路軍遠征記》

1986年《星火燎原·紀念長征勝利五十周年專輯》

談清林《要革命，向東走》

邱正基《風雪祁連山》

肖永銀《奔隴東》

饒金才《王軍長帶領我們走出祁連山》

李寬和《黨在我心中》

龔興貴《孤雁歸群》

轉一個談清林的《要革命，向東走》給各位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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