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多年前就曾提出，研究一種制度或經濟模式的優劣，不能以她不成熟階段的特征為標準，而應該以其基本定型的制度特征為對象。基于此，我認為對58年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的批評，并不能代替對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體制定型以后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評判。所以，用批評58年的錯誤來否定人民公社制度，是不科學的，也是徒勞的。至于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一系列問題的原因以及都是那些人在推波助瀾，需要另文進行討論。

　　人民公社制度，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的偉大實踐，她的歷史名片的專利權已經只屬于毛澤東。因為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毛澤東不僅催生了她，也為她的成長和發展幾乎傾注了全部心血。但是，毛澤東的后來者們卻放棄了對這份偉大遺產的繼承權，因為他們不具備毛澤東的歷史高度和人文情懷。他們憑借短視的盲目自信把人民公社交給了歷史。但這種沉重的歷史移交又是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方式偷偷地進行的。直到1993年，他們才敢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修正案中，把“農村人民公社”這幾個字最后抹掉。雖然人民公社已經成為歷史，但仍逃不掉歷史虛無主義的抹黑和攻擊，以致成為右翼攻擊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僅次于文革的重大話題之一。雖然不斷有人列出大量的歷史數據，用以證明那一時期的歷史成就，但還是被主流媒體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所以，本人不想再羅列歷史數據，只是從探索毛澤東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觀戰略出發，談談如何正確理解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制度。

　　正確理解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制度，至少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視角：

　　第一、由傳統小農經濟向現代化大農業轉變的視角。

　　這是從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人民公社。土地改革以后，靠一家一戶的單干發展農業生產，農村必然產生兩級分化。因為絕大多數貧苦農民在分得土地后，靠自己的力量維持簡單再生產都很困難，所以很自然地產生互助合作的要求。如果說最初的互助合作是貧苦農民直接為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需要，那么，后來的合作化以及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則完全是為了農業擴大再生產的需要。這是對我國傳統農業生產自然條件的全面改造，包括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修建水庫、打井、灌溉渠道、農田排灌系統等;大規模的農田改造，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建田間道路、山區建設梯田等;還包括為推進農業機械化創造耕作條件。很顯然，這些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在規模較小的合作社的基礎上受到了局限，于是產生了并社的需求。這是人民公社在并社的基礎上產生的直接原因。如果排除在并社和公社化運動期間規模過大的負面影響，那么，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在徹底改造我國傳統農業落后的物質生產條件，推進大規模農業基本建設，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上，難道不是正確的選擇嗎?后來的實踐也證明，我國農業生產條件的徹底改造，也恰恰是在人民公社體制時期完成的;中國人的吃飯溫飽問題，也恰恰是在70年代后期就已經基本解決的。實際上，后來的人民公社不但完成了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而且在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上也已經配置完備，每個公社都有了供銷社、收購站、糧站、科技站、獸醫站、科技推廣站以及水利、電力、農機、良種、植物保護等服務機構或專業人員，在農業上已經完成了由落后的、分散的小農農經濟向現代大農業的轉變。這個由幾億農民艱苦奮斗的偉大轉變是可以任意“虛無”的嗎?

　　第二，在產業結構上向農村工業化轉變的視角。

　　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除了生產方式上的工業化改造外，還有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革，即由農業經濟為主轉變為以現代工業經濟為主，這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完成工業化轉型的主要標志之一。在人民公社問題上，人們往往只注意到她是對農業現代化的一種制度安排，而忽視了人民公社恰恰同時又是對農村工業化的制度安排。毛澤東之所以產生這一思想，是在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中得來的。他在58年談到56年講十大關系的問題時說：“我為什么講十大關系?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能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我們知道，蘇聯的工業化是國家一條腿走路的方針，在農村搞的是集體農莊，不能搞工業。毛澤東認為我國的人口多，底子薄，工業化不能只靠國家一條腿走路，在農村還要有人民公社的工業化。這也是58年毛澤東不同意有些地方并社以后叫集體農莊的原因，認為叫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可以是農、工、商、學、兵的綜合體。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是他整個工業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絕不僅僅是為了解決農業問題。他實際上確定了我國城市的、以國有經濟形式為載體的國家工業化和農村的、以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經濟為載體的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這才是毛澤東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主要內容，也是他堅持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原因之一。這樣的戰略眼光難道不宏大嗎?這樣的戰略眼光難道不是區別于前蘇聯的斯大林模式嗎?這樣的戰略眼光難道不是真正毛澤東式的中國特色嗎?這樣的戰略眼光難道不是像民主革命時期一樣真正的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建設實際相結合嗎?否定人民公社的人根本不敢正視這個問題，他們只是拿農業的問題來說事，攻擊一點、不及其余，以農業不適合集體勞動為由，就把人民公社否定了，何其短視!但是，歷史的進程并不支持他們的短視。人民公社后期社隊企業的發展和后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的“光明燦爛”的戰略遠見。只是他們還自以為是地認為是私有化改革的勝利成果，卻不知后面巨大的陷阱會接踵而至。斷送了人民公社體制，也就斷送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條腿，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必然變質，蛻變為國際資本主導的半殖民地性質的附庸經濟。

　　第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斷提升和完善的視角。

　　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具有很大的制度調整和完善的過渡空間。一方面，隊為基礎，更適合于農業的生產過程，甚至可以容納統一經營條件下的家庭承包。但是，農業產業中生產過程以外的各環節，就不再適于家庭承包了，需要大隊和社一級統一組織。另一方面，從農民增收的來源、農村多種經營的發展、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要求看，又需要更多的在社一級進行組織和統籌。這就是三級體制的好處，它兼顧農業和工業的發展，能容納不同階段的生產力水平，自身調整和過渡空間很大，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革有很強的適應性。所以，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的發展戰略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而逐步過渡，由基本隊有到基本社有，最終發展到全民所有制。他說：“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發展，還有更為深遠的意義。這就是，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他在強烈反擊“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的同時，曾經反復叮囑黨的高級干部，在體制過渡問題上不能急，不能靠“一平二調”。他說：“我們將來實現這個轉變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是社有經濟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轉變的時候，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后，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在人民公社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發展階段，公社體制內的生產和分配主要在生產隊一級，大隊和社一級經濟實力還沒有發展起來。當農業問題基本解決以后，公社工業化進程逐步展開，隨著多種經營和社會企業的發展，這種格局必然會逐漸發生變化，形成社和大隊經濟實力逐漸反超生產隊的格局。這時，人民公社三級體制逐步過渡的功能就會發揮作用，以適應生產力的新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新變革。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公社工業化進程是其內部體制提升的決定性前提條件，而公社制度本身又是公社工業化進程的體制支撐和組織載體。這一趨勢的進一步演變，特別是公社工業化的充分發展，在國家宏觀計劃的指導下，必然使國家和公社的兩個工業化進程互相滲透、互相支撐，形成規模有大中小、產業有高中低不同層次的合理分工和布局，使城鄉經濟逐漸走向融合和一體化。這就完全可以避免由資本主導的工業化使農村凋敝的社會后果。那時，對農民來說，不但不會再有現在對家庭小農經濟的既留戀又難以割舍的尷尬，而且，隊為基礎也已經失去意義。因為，人民公社的三級體制自身，已經為這種發展做好了制度安排。

　　第四、農村社會結構現代化轉型的視角。

　　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體制，不但是解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農業、農村工業化、農村經濟組織形式等問題的體制安排，同時還是解決傳統農村向現代化轉型的社會結構和組織形式問題的體制安排。現在炒的混亂不堪的城市化、城鎮化問題，實際上就是傳統農村的社會結構變革問題。從一般理論上講，工業化進程的結果必然是傳統農村社會的城市化或城鎮化。但是，以資本為主導的工業化、城市化是剝奪農村的，是迫使農民離開自己的家園進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后備軍、雇傭勞動者。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廣大農村的凋敝和農民的貧困，正是早期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最初結果。毛澤東對此非常清楚。他十分關注城鄉關系、工農關系，把鞏固工農聯盟作為黨的重要的政治基礎和施政內容。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最困難是如何解決農民問題，是如何把幾億農民帶進現代工業文明的問題。所以，在制度設計上，不但要解決產業經濟上的工業化問題，而且要解決社會結構的轉型問題，解決好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問題。通過什么途徑、什么組織形式和體制安排來解決?毛澤東的答案是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是現在炒的火熱的、混亂不堪的城市化。我們幾乎看不到毛澤東曾經有關于城市化問題的論述，因為他從不簡單照搬西方的概念。但是，毛澤東絕不會不考慮工業化以后的社會結構變革問題，因為我們可以找到他有關的論述。1960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經提出這個問題。他說：“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這樣的論述還不夠清楚嗎? 1958年，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也曾指出： “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同時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層單位。----現在也可以預料，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公社將仍然是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注意，毛澤東并不把自然分布的村落作為未來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而是已經考慮到公社工業化將導致的農村經濟和人口的相對集體的趨勢，這難道不是一種以公社為載體的小城鎮嗎?所以，毛澤東一般不講城市化，毛澤東要的是人民公社化。我曾經撰文論述城鎮化問題，指出真正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是毛澤東的公社化。在我國很多的資深學者中，都曾經論述工業化以后的社會結構變革和城鎮化問題。如費孝通老先生就曾熱情關注我國的鄉村工業和小城鎮建設;被稱為發展經濟學大師的張培剛先生，更是指出：一個國家或地區要完成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不但要看經濟上現代工業比重要達到70%以上，而且，人口結構中的城鎮人口也要達到70%以上才算成功。大師級的學者們的學問當然都是正確的，但是，他們都沒有超越毛澤東，因為他們都避而不提實現這一目標所需要的國有和農村集體經濟的體制支撐。在鄉鎮企業大面積私有化以后，小城鎮建設又到哪里去了?農村失去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以后，農民不是大規模進城了嗎?怎么又出現了“農民工”這樣的弱勢群體?出現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社會問題?房地產開發拿走了農民的土地，養肥了一批資本家，又有幾個農民工買得起房?城市化也好，城鎮化也罷，一旦失去了國有經濟和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的支撐，就必然走上資本主義的老路，陷入深刻的社會矛盾。這才是毛澤東比大師們看的更遠、更明白的根本所在。

　　正確評價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必須從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和農村社會結構轉型多個視角來總結，否則，就會陷入人民公社只是農業組織的陷阱，誤入私有化改革的歧途，這是深刻的歷史教訓。人民公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其核心是農民的組織化。這種組織化不是個體的簡單相加，不是簡單共同勞動，而是在產業分化和社會分工基礎上，在公社工業化的進程中不斷發展新的組合，創造新的組織形式。在這個意義上，雖然人民公社制度本身預留了很大的調整空間，但是，在適當引入市場機制和對外開放的背景下，當時的公社制度并不是不可改革，如統一經營基礎上的承包制、一定程度的政社分離、公社經濟組織的公司化等，都可視為積極的探索。但是，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正確總結和評價人民公社的基礎上，真正理解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堅持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方向，才能有所發展和創新。

　　過去的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三十多年后的現實卻仍然無法超越毛澤東。未來呢?誰能理解、學習和繼承毛澤東，誰才有資格帶領中華民族走上新的復興。

　　201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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