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制造了“人禍”？

文/　谷成   伯強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以后，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于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并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于是，毛澤東于　1959年2月27日　——　3月5日　，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　　

　1958年11月21日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又講到：　　

“我再一次唱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F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銈儸F在說得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別人的冒進。”（大家一定要注意思考這里的你們是些誰？）　　

看來，當時的毛澤東遠不是后來的人說得那樣“一言九鼎”。在萬般無奈情況下，毛澤東在　1959年4月29日　選擇了給各級干部寫信。信的主要內容如下：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p>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產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500斤的，今年增加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制宜，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準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p>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多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p>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造，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際做不到而又勉強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收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p>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薄　?/p>

這完全是同志式的商討，毫無強加于人之意。但是毛澤東的這封《黨內通信》，反對浮夸風態度堅決，旗幟鮮明，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　?/p>

大躍進是因為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干勁大爆發，而浮夸風是“上面”的瞎指揮。二者之間根本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那些大刮浮夸風的人也根本不是屈從了什么毛澤東的所謂“壓力”，而是積極主動的始作俑者?！　?/p>

毛澤東為糾正“五風”，曾寫過四封《黨風通信》，其中有一封就是寫給四川李井泉的。毛澤東要求省委書記下去調查研究，把真實情況直接寫信告訴他。毛澤東對李井泉說，只要你來信，我一定回復，可是你為什么不給我寫信呢？話說到這種程度，壓力大不大？可是李井泉就是不聽。毛澤東的話他不聽，但是“上面”那些人的話他倒是堅決照辦了，竟然敢于不向全省傳達毛澤東給六級干部的信，無怪四川農民對他恨之入骨?！　?/p>

還有，自毛澤東逝世后，反對他的人一直用“專制獨裁”對毛澤東進行攻擊。我們可以看看　1961年9月29日　，毛澤東給當時的中央常委們寫的信，其中有這樣的內容：　　

“……此問題，我在今年廣州會議上，曾印發山東一個暴露這種嚴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廣東一個什么公社包死任務的材料，并在這個材料批了幾句話：可否在全國各地推行。結果沒有被通過。待你們看了湖北、山東、廣東、河北這些材料，并且我們一起討論過之后，我建議：把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發下去，請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地委及縣委親身下去，并派有力調查組下去，作兩三星期調查工作，同縣、社、大隊、隊、社員代表開幾次座談會，看究竟那樣辦好。”　　

信中說的“此問題”，指如何解決農村中的平均主義、怎樣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當時普遍存在的問題存在于分配，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忽視了不同小隊的差異，挫傷了農民積極性。毛澤東的打算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信中提到了“廣東一個什么公社包死任務的材料”，指的是南海縣大瀝公社瀝西大隊試行生產隊（小隊）包干上調任務的情況調查材料，他們定死各生產隊對大隊的包干上調任務，完成上調任務后，超產部分全部歸生產隊自行處理。毛澤東的批示是“印發各同志。請各組討論，這個辦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廣?！薄　?/p>

換言之，毛澤東是肯定了這種實事求是的做法，在中央會議上批轉這個材料，希望能在全國推行。但是“結果沒有被通過”。為什么？只可能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的中央領導不贊同，于是這個切合實際的做法被擱置，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是以后的事情了。　　

吳冷西在《憶毛主席》一書中回憶武昌會議期間毛澤東同他談話的情況也提到：　　

“……毛主席的談話是從當天（　11月22日　）下午他找各大協作區組長談話說起的?？磥砻飨瘜ο挛绲臅h很有感觸，他跟我們談話時仍處于亢奮狀態。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區組長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產指標，首先是鋼的指標。原來指標是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的。毛主席設想可否把鋼產量的指標從3000萬減為1800萬噸。他原想說服我們，結果反而是各組長力圖說服毛主席維持原來的指標。毛主席說，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根據。他們有的大區明年要增加鋼產量兩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幾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還說，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　2萬公里　鐵路。周總理主持制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5年內才修　2萬公里　，他夸下?？谝荒晖瓿?，怎么完成得了呢？假如真的完成了，我甘愿當機會主義者?！　?/p>

……毛主席說，這半年大家頭腦都發熱，包括我在內，所以要下明礬，要壓縮空氣，說潑點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有錯誤領導上承擔責任，不要責怪下面?！　?/p>

……毛主席這次談話，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導思想問題。以后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仍然表現了要求過急、過高的‘左’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還是只能“屈服”于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當所有大區的負責人都表態支持高指標。如果當時毛主席真的“專制”一點，“封建家長”一點，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不是能得到更好的保護？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是不是能更早的得到糾正？歷史不能假設，可惜毛澤東當時沒有去“專制”，當多數人都不同意“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時候，他只能接受；當多數人都堅持冒進高指標的時候，他只能說“領導承擔責任不要責怪下面”?！　?/p>

大躍進餓不死人，“窮過渡”“浮夸風”會餓死人。毛澤東從1958年春到1959年春一直反對窮過渡和浮夸風，警告這樣會餓死人，甚至嚇唬中央會餓死幾億人，但是說了不算，沒人執行?！　?/p>

有道是：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從毛澤東本人后來一直到廬山會議，作的自我批評的情況來看，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之初，即使有過一些“頭腦發熱的言論”，那么也有無數可靠的材料證明，到了10月份，面對一個個高指標、高速度，毛澤東就心存疑慮，即派吳冷西、田家英外出調查，隨后他也親自走出紅墻，并要求人們不要搞浮夸?！　?/p>

1958年10月后，毛澤東幾乎每到一處，都要求人們實事求是。有時，還對自己在大躍進之初的某些“過熱”情緒作自我批評。然而，盡管他的反浮夸、冒進的呼聲越來越高，也愈來愈嚴厲，但收效不大，這迫使毛澤東不得不一再發出嚴厲的警告?！　?/p>

當我們今天打開歷史卷宗，有一個典型，最令人難忘。這就是被毛澤東不幸言中的“務虛名而得實禍”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陽餓殍事件”。這在當時，是一起震驚全國的事件，影響極其惡劣?！　?/p>

前文已提到，河南省的吳芝圃是當時全國浮夸、冒進的第一人，并且固執己見，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澤東的正確批評當耳旁風。到了1959年，終于在信陽地區釀成“餓殍”大禍?！　?/p>

　1958年9月16日　至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　?/p>

　9月24日　，《人民日報》以“劉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報導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七里營公社、修武公社（全縣一社）和遂平公社黨委的匯報”。由此，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進獲得了支持。不久，吳芝圃一躍而成為河南省的一把手，當上了省委書記。其后，吳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進”。　　

毛澤東通過別人的反復調查，以及自己的調研，很快發現了吳芝圃的問題。為了大躍進事業和關心干部，毛澤東及時對吳芝圃進行了勸誡和批評。這些勸誡和批評，現在能查到的，有這樣幾次：　　

——1958年毛澤東在專列上聽吳芝圃匯報后，指著窗外光禿禿的山頭說：“你一年能搞成綠化？我不信?！薄　?/p>

——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能搞幾百億斤糧食，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澤東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薄　?/p>

——毛澤東在兩次鄭州會議上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澤東到武昌后又親自給吳芝圃寫了一封信，嚴厲批評他：“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　　

——1958年，吳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實現四化（即：糧食達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掃文盲”），毛澤東在會上批評說：“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落實”。會后又把吳芝圃叫到武漢說：“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最后毛澤東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就說：“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　?/p>

——　1959年4月29日　，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指出：“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這些，只要管現實可能性……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收獲多少就多少，不可講不符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虧。”而吳芝圃卻吹噓“1958年夏季糧食產量223億斤，平均每人達150斤以上”，“1958年全省每口人分到1500斤左右的糧食”，高調門為他的高征購打下了基礎?！　?/p>

由于吳芝圃的“左”的錯誤，終于導致1959年11月信陽地區發生餓死人事件?！　?/p>

且看“信陽事件”的前前后后：　　

1958年—1959年前后，吳芝圃實行“左”傾蠻干、高估產、高征購，大刮浮夸風、“共產風”，將信陽地區遂平縣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夸成3200斤。隨后，又“浮夸”出信陽地區西平縣城關公社畝產小麥7320斤的更大典型?！　?/p>

這些典型，都是他們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謊報的，并且明令禁止人們說真話。誰要是說他們作假，就挨批斗。在此高壓下，浮夸風越刮越大。但是，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雖然由于大辦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現大的問題。這年，全信陽地區完成征購任務16億斤。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大面積欠收和無收。在這樣的情況下，浮夸風還是未收斂。浮夸者為顯示躍進成績，謊報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全區預報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　?/p>

國家當然是按大豐收的標準征購糧食。結果在對全區農民的“明奪強搶”中，上交了國家16億斤，包括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如此一來，秋收剛過，全區很多地方群眾就沒有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這下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飯的被批判為破壞“大躍進”。熱衷于浮夸者還組織人在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出逃荒，還在全區展開大規模反瞞產運動。同時地區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殘酷的批斗和處理。（歷史怎么如此驚人地相似？）　　

信陽事件直到1960年初報知中央，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這是當時的一起“務虛名，而得實禍”的典型的事件。　　

1960年2月，信陽地區出現了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衛生部的注意。信陽地區與河南省的領導已經無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內務部、中央監委相繼派人到信陽調查。他們的工作雖然受到了河南省委與信陽地委的阻撓，但是他們排除萬難，在基層調查了3個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資料?！　?/p>

毛澤東對這個事件的批示是：這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在實行階級報復?！　?/p>

劉少奇主持了當時信陽事件的處理?！　?/p>

隨即，中共中央和中南局迅速組成工作組，分別由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任領隊趕赴信陽。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檢討，承認自己“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p>

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率領中央、中南局工作組一個縣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公社地進行調查。當他們來到光山縣時，看到的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悲慘景象。幸存者憤怒控訴地委書記路憲文、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之流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 “截信件”，活活將人逼死的罪惡。　　

1961年2月，毛澤東、黨中央決定調整河南的領導班子，調廣東省委書記文敏任河南省委常務書記，調湖北省委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調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p>

劉建勛到河南后，帶領河南省委先抓救災，首先保證中央給的錢、糧食、救災物資確實送到5000萬民眾手上。接著，外出找糧，千方百計爭取兄弟省市無私援助，同時不遺余力組織廣大人民群眾抗災自救，終于使得河南的災區群眾得以度過生死攸關的關口。　　

不過吳芝圃并沒有因此而受到什么嚴重的處分。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吳芝圃抓到鄭州批斗，稱他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但是1979年，吳芝圃獲得了平反。　　

這就是信陽事件，真正把人活活餓死的全國也就信陽等幾個地區，這些地區主要是人為的原因，是少數草菅人命、極端官僚的干部和惡霸所為?！　?/p>

毛澤東從“信陽事件”中得出一個結論：全國不是什么地方都是形勢一片大好，會有信陽地區這樣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陽事件，必有小信陽事件。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毛澤東由此認為：有必要展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p>

信陽事件促使毛澤東在全國發動了“四清”運動，直至爆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19日　，在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3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也寫出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表態支持鄭州大學造反學生。并號召“炮打司令部”，在河南省引起很大反響。因此才有　1966年12月24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工作匯報會上說：“全國只有劉建勛寫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少數派，這是好的?！敝挥袑η赖娜嗣駸o限的愛，才會對官僚惡霸無比的恨。對于這場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始終堅決支持，旗幟鮮明?！　?/p>

1958年至1959年間出現的浮夸風在全國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像河南信陽事件卻是極端的典型個案?！　?/p>

評價毛澤東的晚年，不能回避“三年自然災害”的歷史，因為這三年是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國人民最艱苦的三年。　　

1958年7月黃河中下游洪水相當于60年一遇，山東、河南受災74.08萬人，淹耕地20.3萬公頃。8月，中央決定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這年冬季，全國掀起了比1957年更大的興修水利工程，征調了大量的糧食?！　?/p>

有人為了證明三年困難時期是虛構的，提出了1959年—1961年“風調雨順”的說法。事實是，1959年全國大部分地區少雨，受旱面積大，時間長、程度重，全國受旱面積50710萬畝，成災16760萬畝，是建國10年來旱情最重的年份。春季糧食減產，并直接影響到秋季作物的耕種。部分地區開始鬧饑荒。另一方面，1959年部分地區開展的水利建設工程，并不比1958年小?！　?/p>

1960年春季大旱，全國受災率0.253，成災率0.107，受災人口率0.116，全國為重旱年。1960年糧食產量減少到2870億斤，比1957年少1030億斤?！　?/p>

其實從歷史上看，位于季風區的中國一直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家。依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的統計，“中國每6年有一次農業失敗，每12年有一次大饑荒。在過去2200多年間，中國共計有1621次大水災，1392次大旱災，很多時候旱災和水災同時出現”。以黃河為例，這條養育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在民國以前的2500年間決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一個以農業為主要謀生方式的民族，是無論如何對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災的。即使風調雨順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掙個溫飽就不錯了，一遇兇年，轉眼間就會衣食無著，難以為生。隨著自然災害頻繁地出現，人們時常遭受著饑餓和死亡的威脅。即使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災害的發生和影響。　　

當然，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除了天災的原因，人為因素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大躍進開始后，一些領導干部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為了高指標而進行造假，大范圍出現糧食畝產萬斤的虛假報導，進而影響到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導致對經濟情況做出錯誤判斷。另外，對災難（特別是旱災）和突發情況（中蘇關系惡化，提前還債）造成的災難預計不足。這樣就出現了新中國歷史上的“三年困難時期”?！　?/p>

三年困難時期，是在新中國歷史上老一代人們至今難以忘卻的一段歲月。那不僅是因為當時全國人民度過了一段最困難、最艱苦的日子，而且當時的社會風氣和人民群眾對困難的態度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在三年困難時期，盡管人們過了一段忍饑挨餓、吃糠咽菜的歲月，但那時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有什么怨恨情緒嗎？有“餓著肚子罵娘”的嗎？社會上有搶劫、殺人、強奸、貪污受賄等犯罪問題嗎？有賣兒鬻女、賣身的現象嗎？有社會運亂、治安惡化情況嗎？非但沒有，社會還十分安定。在這方面人們至今回顧起來還有一種贊嘆之情。這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簡直是有些不可思議。其實這正反映了三年困難時期所具有的實質性問題：　　

第一：當時群眾生活雖然很苦，但卻沒有超過解放前的那種程度。剛剛從舊中國過來的人們都親自經歷過解放前的那種痛苦生活；那時窮人們挨餓受凍、逃荒要飯、賣兒鬻女、餓死人等是一種經常和普遍的現象，老百姓的生命從來是豬狗不如；只有共產黨來了才真正把貧窮百姓當人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求翻身所帶來的好處廣大群眾在50年代都親自感受到，新舊社會對比，孰優孰劣，人們心里很清楚。要說經濟損失，同西方資本主義歷史上所發生的經濟危機、大蕭條相比，三年困難也并不在其劣?！　?/p>

第二，那時生活雖然艱苦，但社會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這雖然并不是一種先進的社會理念，但在某些情況下它確實是保持社會安定、人民團結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個財富分配不均，有人揮霍有人挨餓，“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社會里，人們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歧視和傷害決不比肚子的饑餓更容易承受。當時包括居住在中南海的國家領導人都對吃糧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給，他們也同樣節衣縮食，過苦日子。就是最高統帥毛澤東也曾在一段時間內不吃肉、降低自己的伙食標準，同全國人民一塊承受饑餓。歷史說明，中國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處在當時的困難中，假設共產黨不與人民同甘共苦，假設社會上有少數人奢侈揮霍，那么老百姓能夠忍受嗎？社會能安定嗎？不會的。　　

第三，人們清楚地看到：大躍進失誤完全是在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為目標的群眾運動中，在全黨上下探索如何建設勞動人民新生活方式中出現的，它絲毫不帶有任何權力斗爭和謀私成份。更不是由少數精英所設計的。大躍進的失誤過程是那樣直接、公開、簡單而又真實地坦露在廣大群眾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少群眾所理解?！肮鳌⒘?，當時經濟形勢雖然惡化，但全黨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虛弱，人們對共產黨一心為公的觀念沒有動搖。人們相信困難是暫時的，形勢會很快好起來?！　?/p>

事實也是如此。對大躍進中的錯誤極其嚴重后果很快就被黨中央發現了。毛澤東從1958年底就開始提出糾“左”和批“五風”，以后反復要求各地對農民的“一平二調”必須退賠。1959年黨中央成立了“救災委員會”，對開展生產救災、注重群眾生活安排、解決缺糧和度荒等問題下達了一系列指示。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黨中央加強了全國糧食的統一管理和調撥、采取向災區人民發放救濟糧、號召開展節約用糧、調整城鄉供應標準、實行“瓜菜代”等措施；要求城鄉各行業注重勞逸結合、增加休息時間等。這對于克服困難、緩解饑餓起了很大作用。　　

落木紛披，凜長松之獨立；頹波浩渺，屹砥柱于中流。正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肩負起這個歷史重任，結束了中國作為“非正常國家”的歷史，用堅強的國家力量，通過新的體制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救災，大興農田水利，農民合作互助，才在一次次自然災害面前減少了損失?！　?/p>

（恨資節選自 谷成  伯強著《毛澤東的光輝晚年（下卷）》，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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