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試辦全國首批農業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魯笳訪談錄

作者:馬社香　

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08
年第5 期

陶魯笳, 1917 年2 月出生于江蘇溧陽, 193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 年至1949 年在太行革命根據地工作。1949 年9 月任山西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1953 年7 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1965 年8 月調任國家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馬社香: 陶老, 山西在全國率先組織農民走農業合作化道路, 這在我們國家建國初期是一件大事。農業合作社首先在山西問世, 應當是有一些原因的。
陶魯笳: 這個問題自然不是孤立的。早在抗戰期間, 山西革命老區農民就自發地成立起一些勞動互助組。我所在的太行區32 個縣就有23266 個, 晉察冀邊區26 個縣有38500 個, 晉綏邊區有。
解放戰爭時期, 老區互助組有的發展了, 有的因“左” 和右的種種干擾萎縮了。山西土地改革搞得比較早。當時老區在全省人口中大約占四分之三, 太原解放時, 老區已完成了土地改革,新解放區到1950
年冬, 也分三批完成了土改任務。建國初期, 山西農村經濟條件應該說比戰爭時期好多了。土地改革后經過三五年的發展, 大多數農民的物質生活已經恢復甚至超過抗戰前的水平。全省農村互助組大約有8 萬多個, 但除去五分之一因為有了公共積累而繼續蓬勃發展外, 多數互助組由于其臨時性或看不到發展方向而陷于渙散, 襄垣縣一個農村黨支部還宣布解散了。這個支部書記說: “我們經歷了抗日和打老蔣,土改分了地, 任務完成了。現在各顧各, 解散。”更為引人注意的是農村出現了新富農, 有些翻身農民重新淪為貧、雇農, 農村出現了兩極分化。這些情況都說明, 山西農村的發展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是繼續組織起來將互助組提高一步走向社會主義, 還是放任自流走向資本主義? 今天我們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及其區別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但在建國初期我們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看的。
山西省委當時的第二書記賴若愚和我的看法一致, 覺得互助組可以提高一步。1950 年9 月賴若愚擔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1951 年2 月, 賴若愚在省委第二次代表會議上說:
“必須穩健地、但是積極地提高互助組織, 引導它走向更高一級的形式。”經省委討論, 決定在山西老解放區長治地區搞“互助組提高一步” 的試點, 也就是合作社試點, 當然一開始還沒有使用“合作社” 的提法。當時的長治地委第一書記王謙, 在1951 年3 月迅速組織召開了長治全區互助合作代表會議。這個會議開了10 多天, 代表們圍繞互助組存在的問題和要不要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問題, 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經過小組和大會討論, 代表們堅決要求建立合作社。長治地委經過慎重研究, 決定在武鄉、平順、壺關、屯留、襄垣、長治、黎城7個縣的10 個村試辦農業生產合作初級社。這10 個試點并不是長治地區互助組中最突出的。長治的老勞模李順達、申紀蘭互助組都強烈要求參加試點, 地委沒有批準。可見當時對這10 個試點很謹慎, 內部也有不同意見, 成功或失敗誰也不敢保證。
就在互助合作代表會議期間, 中共中央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到山西檢查工作, 山西省委詳細匯報了此事。華北局又派工作組到長治基層調查, 調查組調查后對試辦初級社提出異議, 說這個東西過早, 農民的覺悟和接受能力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現在推廣初級社對生產不利, 還寫了一個《關于長治專區互助代表會議情況的報告》。調查組在征求長治地委對調查報告的意見時, 長治地委第一書記王謙明確表明了同調查組的原則分歧, 堅持認為試辦初級社是正確的。省委也認為合作社既符合農民利益, 也能夠增產。調查組回到北京向華北局匯報后, 華北局就決定于1951 年4月下旬召開五省、市、區互助合作會議, 討論山西試辦初級社的問題。

馬社香: 我看到一些資料說, 華北局召開華北五省互助合作會議時, 會上爭論得很激烈。

陶魯笳: 是這樣。這個爭論有兩個伏筆。一是山西省委一接到會議通知, 就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 討論通過了賴若愚起草的山西省委向中央和華北局作的《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報告簡明扼要地闡述了試辦初級合作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認為試辦初級社同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以及《共同綱領》的精神是一致的。山西省委派了長治地委第一書記王謙、興縣地委書記黃志剛、省農業廳廳長武光湯和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繡錦這四位同志去參加華北局召開的互助合作會議, 并委托王謙將省委報告親自交給主持華北局日常工作的劉瀾濤( 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當時在上海協助中財委抓財經方面的工作) 。另外一個伏筆是華北局調查組從山西回到北京, 匯報長治初級合作社試點工作情況時說, 山西省委工作固然做得很好, 但在農業合作社問題上“冒” 了一下, 冒尖了。劉瀾濤不贊成山西這樣做。劉少奇聽了華北局報告后, 原則意見與華北局一致。這樣, 在五省互助合作會議上山西省委的報告成了群起而批評的對象, 王謙等根據本省、本地區實際情況據理力爭, 還是沒被理解。會議最后以山西同志明確表示保留意見而告結束。離開北京前, 劉瀾濤對王謙等人說, 劉少奇同志不同意山西省委的報告, 你們回去告訴省委不要再堅持報告的錯誤觀點了, 要讀點有關的書, 向華北局表個態,意思是要山西省委為試辦初級社作檢討。
王謙回到太原, 向省委匯報了五省會議精神和劉瀾濤的指示, 省委立即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 討論研究華北局5 月4 日對山西省委4 月17 日請示報告《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批復。批復說, 山西省委“抓緊對互助組領導, 注意研究新發生的問題是對的”, 但是, “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來逐步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至否定私有基礎, 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精神不相符合的, 因而是錯誤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全省只能試辦幾個作為研究、展覽和教育農民之用。即使試辦, 也要出于群眾自愿, 不能強行試辦, 更不宜推廣。” 山西省委不同意這種看法, 決定進行申述。申述報告《關于互助會議的幾個問題》是賴若愚親自起草的, 緊接著就在省委常委擴大會上討論通過了。當時我在北京參加中央和華北局分別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 收到了省委派人送給我的申述報告。華北局征求意見, 劉瀾濤找我專門談話。我明確表態:山西省委沒有錯, 在這個問題上, 省委不能作檢查。5 月6 日, 賴若愚和副書記解學恭以個人名義致電華北局, 對華北局的批評又一次進行申述,表示了不同意見, 認為七屆二中全會已經明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之一, 我們試辦這種初級社, 不存在違背《共同綱領》精神的問題。
5月7 日, 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公開批評了山西省委的做法。他說: “山西省委在農村里邊要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 蘇聯叫共耕社) , 這種合作社也是初步的。” “這種合作社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 可是單用這一種農業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 使我們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向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 “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 是實現不了的。” “我們中國黨內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在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這種思想要糾正。” “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6 月1 日,我被通知參加華北局辦公會議。會上, 華北局針對山西省委的請示報告和申述意見又進行了批評。6 月3 日, 我在華北局禮堂聽了劉少奇的講話, 他這次講話, 對山西省委的批評更嚴厲了一些。山西省委此時專門派人駐京, 準備檢查。但省里的領導干部, 特別是長治地區的干部從心里并不認為搞初級合作社試點是錯誤的, 也不認同“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提法。在這種情況下,感到沒有辦法了, 王謙等人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

馬社香: 陶老, 我所看到的資料好像都沒有提到這封信, 包括您和薄一波同志關于山西農業合作社的回憶錄, 也沒有提到過這封信。
陶魯笳: 是的。這封信應該是在劉少奇公開批評山西省委以后寫的。那時候賴若愚身體非常不好, 壓力也比較大。中央批準他到北京養病, 由解學恭代理山西省委第一書記一職。

馬社香: 山西省委討論過王謙等人這封信嗎?
陶魯笳: 沒有。因為這不是長治地委的報告, 不需要省委討論通過。而這封信可能附有1950年至1951 年上半年《中共長治地委關于組織起來的情況與問題》的幾個報告, 還有王謙從華北局五省互助會議回來后幾經思索在初夏時寫的《關于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問題》, 這些附件全面介紹了長治地區試辦農業初級社的情況。

馬社香: 在此前后, 7 月3 日, 劉少奇批轉山西省委報告, 批語比較尖銳。在王謙等人向毛澤東寫信時, 是否已知道劉少奇有這個批示呢?
陶魯笳: 應該是知道的。從王謙1951 年初夏寫出《關于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問題》一文就可說明這一點。但在時間上推算, 可能不知道7 月25 日華北局向中央作了《關于華北農村互助合作會議的報告》。華北局的這個報告說: “會議不同意山西省委的這種意見, 認為目前的互助組織是以個體經濟( 私有的) 為基礎的, 在自愿兩利下的集體勞動組織, 故不能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直接地發展到集體農場。因為農業集體化, 必須以國家工業化和使用機器耕種以及土地國有為條件。沒有這些條件, 便無法改變小農的分散性、落后性, 而達到農業集體化。”因此,“山西省委在目前提出在互助組內對私有財產不是鞏固, 而是逐漸動搖、削弱以至否定,并企圖由此走上集體化的方針是錯誤的, 是根本違反互助組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等價原則的。這就直接破壞了互助組”。
毛主席先后看到華北局的報告和王謙等人的信, 隨后立即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進一步了解情況。最后, 毛主席表示, 他不能支持華北局, 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他用一個很通俗的事例來說明新中國打破常規式進步的可能性和科學性。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 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 則中國的合作社, 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 去動搖私有基礎, 也是可行的。”毛主席這一番深入淺出的談話, 說服了少奇同志和華北局的同志。
華北局同志隨后到北京醫院看望了賴若愚, 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賴若愚打電話告訴山西省委派農工部部長到北京, 心情很激動地傳達了毛主席談話的重要精神。實際上, 這場爭論在當時對剛剛試辦起來的初級社并沒有發生直接的不利影響。10 個試辦初級社, 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生長, 10 個社當年的糧食生產和其他經濟的發展, 都獲得了歷史上空前的豐收。事實充分說明: 初級社這種比互助組高一級的互助合作形式, 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是黨領導農民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中的一個創造。1981 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充分肯定了組織初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是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因而是完全正確的。
后來, 到1954 年2 月, 少奇同志還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 承認他對山西省委報告《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批評是不正確的, 說山西省委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40 多年后,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也詳細談到這件事情。他說: “少奇同志關于山西省委報告的處理, 是有缺點的。我的處理也是有缺點的。” 針對劉少奇對山西省委的批評,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背景下, 薄一波具體分析了當時處理不當和一些提法不妥的問題, 也分析了劉少奇的批評反映的一些關于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的思想認識問題, 同時做了深刻的反思。

馬社香: 陶老, 這件事過去50 多年了, 今天回憶它, 您認為有哪些經驗教訓需要總結呢?
陶魯笳: 歷史的經驗教訓總是值得總結、值得反思的。我想談兩點。一是當年毛主席做了批示后, 各省都爭先恐后, 很快就冒出了一大批合作社。原來沒有任何辦社基礎的地方也一下子冒出那么多, 給人的感覺好像各省原來都在辦合作社試點, 事實上并不是這樣嘛。華北五省會議批評山西有問題時, 各省都認為山西確實有問題, 毛主席后來表態肯定山西的試點辦法時, 各省又都成了反對單干風的典型。這種風氣是不好的, 說明我們不少干部還做不到實事求是, 不能切實做到具體情況具體對待。作為領導干部, 不能看上面行事, 這樣很容易形成“觀風派”、“跟風派”, 長此以往, 對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不利。
二是我國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農業國, 究竟怎樣建設農村、發展農業, 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大問題。新時期,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確實大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 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 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但要全面實現農業機械化, 農民是不是只有組織起來先實行集體化才是第一步?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目的。在廣大農民中, 還是有比較強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群眾基礎。因此, 發展農業, 如何引導和指導個體經濟、集體經濟更好地發展, 要深入研究。不管怎樣, 我們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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