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批判及其嚴重后果

　　根據百度百科詞條的表述，“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它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后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 “左”傾冒進的產物。”

　　對于這場運動，三十年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已經給它作了定性，寫進了《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進了中國共產黨黨史，印在了中小學教科書上，傳遍了中國的千家萬戶。1976年前，毛澤東戰萬不勝，戰勝了它所有的對手，使得他的敵人恨得咬牙切齒，沒想到去逝后卻栽倒在“大躍進”上面。對于毛澤東與大躍進的關系，百度詞條中曾有這樣的描述：大躍進是毛澤東等人在勝利面前滋長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就輕率地發動，違背客觀經濟規律，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給國家、社會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運動。

　　“大躍進”與“十年文革”作為毛澤東歷史上的污點，已經寫進了歷史，同時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眾所周知的硬傷，三十多年來一直成為中外敵人不斷攻擊的對象。只要敵人攻擊中國共產黨以及它的領袖毛澤東，總要將“大躍進”拉出來鞭尸一番，即使這件事已經過去了50多年也不曾忘懷。只到現在，連十歲小孩都知道。

　　“大躍進”造成的災難是明顯的，這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有準確無誤的表述，直接導致了后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如果現在我們再來給“大躍進”翻案，將災難說成是成果，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但是大躍進真象百度百科表述那樣，評價是正確無誤的嗎?50多年過去了，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頭再看當年對“大躍進”的定性，以及對大躍進的批判，是否就是準確無誤的?對后世造成的嚴重影響是什么?今天愿與大家作一番探討。

　　一、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來看“躍進”這個詞怎么解釋。所謂“躍進”是指“跳躍式前進”或“快速前進”的意思。 “大躍進”就是比平時速度更快地推進。這首先是軍事上的術語，即跳躍式前進，并與常規的逐城逐地推進相區別。大躍進戰略如果運用妥當的話，可以大大加快前進的速度，推動戰爭迅速取得勝利，但是肯定要冒一定的風險。

　　為了說明大躍進要冒一定風險的問題，我們首先來看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另一次眾所周知的大躍進，即解放戰爭時期的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

　　那是1947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剛剛打破蔣介石的重點進攻，為了迅速轉入反攻，由黨中央決策，劉伯承與鄧小平領導，晉冀魯豫野戰軍奮力挺進中原，千里躍進大別山。這次躍進扭轉了歷史發展的車輪，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是戰爭時期典型的大躍進戰略。從官方歷史看，這次大躍進突擊是成功的。如果從王樹增先生所寫的《解放戰爭》提供的資料看，這次躍進是不成功的。因為第一，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劉鄧部隊從1947年出發時的12萬人銳減到1948年3月的不足6萬人，并且丟掉了全部重武器，遭到了嚴重損失，第二，它沒有達到戰略目的，即在大別山站住腳，被白崇禧擠出了大別山。按今天評價大躍進的標準看，這次躍進是不折不扣的失敗。但是從全局看，它又是成功的。因為，當時中央戰略部署是劉鄧當先，三軍配合。跟在劉鄧背后的是陳賡領導的陳謝兵團與陳毅栗裕領導的華東野戰軍，隨著劉鄧兵團挺進到江河淮漢地區。當國民黨軍被劉鄧死死緾在大別山的時候，其它兩路大軍乘勢展開，大大拓展了中原解放區。將國民黨進攻華北華東的后方基地變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江南的前進基地。大大縮短了解放戰爭的時間。因此，這次大躍進是成功的。

　　反過來看1958年的大躍進。根據我們現在掌握的資料看，當時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方針鼓舞下，中國境內同時鋪開了三條戰線，第一條戰線就是大家眾所周知的“工農業生產戰線”，其中主要是農業戰線與鋼鐵戰線。第二條戰線就是石油開采方面的“川中會戰”，(這在電視劇《奠基者》中有描述)。第三條戰線就是由聶榮臻領導的，以錢學森為代表的眾多愛國科學家共同參加的“兩彈一星”攻堅戰線。這在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中有具體的描述。這三條戰線的指戰員均受大躍進“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方針鼓舞，都是以高昂的精神斗志參加大躍進運動的。但是由于處置不同，結果也就不同，第一條戰線失敗了，導致了后來三年的自然災害，成為別人攻擊的對象。第二條戰線當時也失敗了，但是它的組織者石油部長余秋里不甘心，不放棄，及時總結經驗，隨后又轉戰松遼平原，組織了著名的大慶石油大會戰，一舉成功，扔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好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并且大會戰組織本身-----大慶油田也成為中國工業企業管理的典型，全國學習的榜樣。第三條戰線，由周恩來、聶榮臻親自領導，一開始就按科學規律辦事，做到了革命干勁與科學態度的有機結合，雖然途中也經歷了許多曲折，但是畢竟成功。造就了中國稱雄于世的尖端國防工業。

　　這三者都是1958年大躍進時期上馬，并且均受大躍進精神影響的大工程。其結果兩個成功，一個失敗。如果單說工農業戰線方面追求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就是大躍進造成的罪果的話，顯然是片面的。因為還有石油會戰與兩彈一星，同樣都是總路線大躍進的產物。后者成功而前者不成功，不能說明大躍進本身有錯誤。而只能說前者在組織實施過程中，在指導思想與工作方法上有錯誤。我們對大躍進的認識，就應當從三者對比中進行比較分析，去真正認識 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問題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二、大躍進批判的經驗教訓是什么

　　作為一個成年人，我們應當知道，我們無論做什么事，都是精神動機與做事方法的有效結合。用通俗的話講，叫做“革命干勁與科學態度”的有機結合。沒有革命干勁，就沒有工作動力，沒有科學態度，就沒有工作方向與行動原則。兩者缺一不可。

　　從這個角度看，當時中國共產黨制定通過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方針有錯誤嗎?難道說人民群眾盡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并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共同愿望是錯的嗎?這就涉及到大家的革命干勁問題了。我們在電視政論片《旗幟》中看到，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我們的人民群眾表現出沖天的干勁，洋溢出極大的工作熱情，有些解放軍戰士開展勞動競賽，一個人挑幾個籮筐的土，一路小跑，其奉獻精神難道不值得今天的人學習嗎?難道非要象今天的人這樣，干什么都討價還價，不付錢不干活，只求索取不求奉獻，沒有責任精神才是正常表現嗎?大躍進中所表現出的高漲的勞動熱情，無論在全民辦社的過程中，在大煉鋼鐵的工地上，在石油會戰的戰場上，還是科學家計算原子彈爆炸原理公式的辦公室里處處表現出來，都受總路線精神的鼓舞。

　　最為典型的是大慶石油會戰期間，鐵人王進喜的表現。當時，他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叫做：“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不但這樣說，而且他親身做出了表率：在搬運鉆機時，由于缺乏起重設備，他和他的戰友們硬是靠著鋼管繩索，將設備從火車上卻下來了，搬到了汽車上運到了工地。他的這種做法，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人的通用做法。因為在各種條件均不具備的情況下，要快速做好它，不想辦法是不行的。可以說大慶會戰就是1958年大躍進精神的產物。中國之所以能在1960年至1964年短短的幾年里建成大慶這個世界級的大油田，為中國國民經濟的迅速好轉做出巨大貢獻，與大慶這種“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創業精神有很大關系。

　　相應地，1958年上馬的兩彈一星工程，當時也面臨著上馬與下馬的問題。因為在1960年國民經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要支撐兩彈一星這樣一個高度消耗資金與資源的產業，在沒有任何外援條件下做好它，也是非常困難的。當時在北戴河會議上也曾進行激烈的討論，通過討論，最后決定堅持上馬。在當時那種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如果不是科學家強烈的愛國熱情與沖天干勁，要完成那項艱巨的任務，也是不可能的。

　　就是現在，人們在評論一個人的工作素質與事業成功時，往往提到情商，認為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情商是什么，就是人們工作時的熱情與態度。智商就是人們思考問題的能力與速度。可見，工作熱情是多么重要。如果工作熱情受到打擊，那么即使智商再高，人們也不愿工作了。

　　今天，人們在評論“大躍進”運動時，總是強調大躍進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突出高指標并將此與瞎指揮、浮夸風掛起鉤來，并認為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并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一再突出它災難性一面。在人們的印象中，好象高指標、大規模、多快好省都是大躍進的錯。而這些指責與批判有意無意都與人們的勞動熱情、創造精神聯系起來，好像是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餓死人的災難，成為一種罪過。因此，這樣批判直接打擊了群眾的勞動熱情，創造精神，特別是長達三十年來有意無意的鞭撻，使得群眾的勞動熱情降到了冰點。

　　現在我們再來看當時的評價，高指標，大規模，多快好省有錯誤嗎?大慶石油會戰也是高指標、大規模，為什么沒有失敗?原因就在于鐵人王進喜所說的那句話：“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有條件要上”，指的是制定高指標，高要求，而“創造條件也要上”指的是科學態度。也就是先創造條件，再大干快上。如果把王進喜的話簡化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那就變成違背客觀規律的盲目蠻干了。有人把大躍進的錯誤歸結于“沒有條件也要上”，而沒有看到“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最后將原因歸結于高指標，大規模，歸結于毛澤東與左傾錯誤，這就比毛澤東當年在廬山上開神仙會的做法差遠了，結果漏去了真正的原因，而直接打擊了群眾的創業熱情。

　　這種批判到現在，已經產生了積極的效果。這種效果在20年后的小崗村人身上得到了體現，十八個在集體合作勞動時期不愿出工出力的人，在私分土地方面卻表現出罕見的積極性，立即打了紅手印，并以此撈取以后的政治資本。即使在包產到戶期間，他們也并不真正的出工出力，而以紅手印為資本，向上面要拔款要救濟，成為只要索取不求奉獻的典型。即使到今天，在我們周圍，那種只求索取不求奉獻的人有多少，指指動動不指不動的人有多少，消極怠工的人有多少?強調困難不求進取的人又有多少?我們的事業在這種心態下能夠推進多少?難道這不是有意無意鞭撻大躍進，直接打擊人民群眾的創業精神、勞動熱情有直接的關系嗎?

　　當然不是說大躍進是完全正確的。大躍進的沉痛教訓就在于我們無論辦什么事都必須尊重客觀規律，根據客觀規律辦事。就象王進喜所說的那樣， “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千萬不能簡化為 “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需要具有啟碼的科學態度。大躍進中所表現出的高指標、高產量、高速度都是脫離現實條件允許，脫離實事求是的辦事原則有關系。說頭腦發熱也可，說瞎指揮也可，但是問題在于找出問題的根源，糾正問題，重新回到科學做事的軌道上來。這在石油大會戰期間都有所表現。而這種糾正是以不傷害群眾的勞動熱情、創業精神，奉獻精神為前提的。即使批判也要掌握個度，而不能糾枉過正。

　　對于這個問題，其實毛澤東掌握得最為恰當。在當時的廬山會議上，會議前期就是糾正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偏差。這種偏差也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高指標、高產量、不尊重客觀規律、窮過度等經濟工作中不正常的問題。目的也就在于引導人們認識客觀規律，認識工作中的錯誤，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回到尊重科學，尊重規律的正確軌道上來。同時小心地保護人們的工作熱情與奉獻精神。所以會開得相當“神仙”。當中途殺出個程咬金，彭德懷上萬言書時，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因為彭的上書，使得糾偏問題復雜化，隨著事件的發展，引向了追究責任的問題。這就涉及到保護人們的勞動熱情問題。因為一旦涉及追究大躍進中領導的責任，那么上至中央經濟主管負責人、下至公社主任，包括省長、專員、縣長都不能避免。這樣打擊一大片，不但大大打擊了人們的勞動熱情，而且還可能有從根本上否定總路線，這是毛澤東所不愿看到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采取了打壓彭德懷，保護一大批各級領導的做法，使得他們免于責任追究，從而保護了他們的工作熱情。

　　這種做法，在60年代的獨立自主創業時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大慶石油會戰期間，建設者們正是保持著這種高昂的工作熱情，同時不斷糾正自已的錯誤，不但開發出大慶油田這個世界級大油田來，而且還獨創了一種企業管理方法，形成了以“三老四嚴”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文化，兩彈一星的探索者們正是保持著這種高昂的工作熱情，曲徑通幽，不斷前進，突破了核爆炸這個世界級難題，不但成功地放了核彈這個大炮仗，建起了中國的核保傘，而且帶動了中國高精尖新產業的發展，形成了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人都保持著高昂的勞動熱情與創造精神，與毛澤東擅于保護人們的勞動熱情有很大關系。

　　相反，在改革開放時期，由于資改派們對大躍進作了不適當的批判，將查找大躍進工作方法的錯誤片面擴大到對人們工作熱情的否定，并將糾正正常工作中的失誤這樣的“對事”上升為追究毛澤東等人左傾錯誤責任的“對人”，使得大躍進批判偏離了原來的預定航線，不再是總結經驗的反思活動，而不斷演變為清算毛澤東“左傾錯誤”的情緒發泄與人身攻擊。

　　這種錯誤首先打擊了人們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已經不是人們的首選，而討價還價則成為人們的必然選擇。由于大躍進批判集中火力于高指標，盲目冒進，而將背違客觀規律這一條根本原因漏過去了，導致我們的干部并沒有真正接受大躍進的錯誤，在以后有工作中屢次重犯大躍進的錯誤而得不到修正：如煤礦生產的“三超”，嚴重超能力生產，導致事故災害頻發，便是大躍進中高指標的再現，在農業產業化過程中，鄉鎮干部不加實際調查就大力強調農民種這種那，造成了農民嚴重的經濟損失，便是大躍進中瞎指揮的具體體現，在工程建設中盲目強調速度而不重質量，導致豆腐渣工程大量出現，便是大躍進中盲目冒進的具體體現，而假文憑、假學歷的過度泛濫，文化水平的人為拔高，便是大躍進中造假與放衛星工程的翻版。總之，大躍進中出現的那些假大空做法，不但沒有因大躍進的批判而有所收斂，反而因利益的催動而逾演逾烈。舊的毛病沒有改進，又加上了不思進取這樣的新毛病，這便是大躍進批判所帶來的沉重教訓之一。

　　三、超英趕美與洋奴哲學

　　“超英趕美”與“洋奴哲學”這兩個詞我們都很熟悉。先說“超英趕美”。 “超英趕美”出現在大躍進時期，是中國人在總路線方針鼓舞下，大干快上，奮發圖強，力圖在很短的時間內超上英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并追趕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決心與壯志。因為中國經濟底子薄，要想在短時間內超英趕美，必須加快建設速度，超常規發展勢所難免。只到現在，我們不是還提倡趕超戰略，不是提倡超常規發展嗎?只是趕誰超誰已經不太清楚。當時也許由于中國人超英趕美的心太迫切，竟然制定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違反客觀規律，盲目冒進，導致了中國經濟建設的大失敗。正因為這樣，到現在“超英趕美”已經成為盲目冒進的代名詞，成為人們嘲笑大躍進的笑料。人們說起“超英趕美”就象說“夜郎自大”或者“井底之蛙”一樣，成為一種貶義詞。

　　盡管說大躍進失敗了，但是當時“鼓足干勁、力爭上游”這種藐視英美，力爭上游的總路線方針還是充分調動了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使得人們有膽量、有勇氣、有決心與當時的資本主義強國英美比一比，拚一拚的自信心則是充分調動起來了。正是在一種自信心的推動下，由聶榮臻掛帥，眾多的海歸科學家所組成的“兩彈一星”堅攻隊伍踏上了征途。他們藐視英美，義無返顧，他們充滿自信，不是面有難色。正是他們在一窮二白，沒有多少有價值的技術資料可供參考，并且發達國家還在不斷進行技術封鎖的情況下，硬是靠著這種攻關精神，通過艱辛的探索，經歷了種種失敗與挫折，將赫魯曉夫諭言中國不可能完成的核研究與核試驗完成，攻下了這座世界級的技術難題。

　　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兩彈一星研究，確實在某些方面實現了超英趕美，即從核裝置爆炸到原子彈的武器化，從原子彈的爆炸，到氫彈的爆炸，其所花費的時間，大大超過了英國與美國。有資料顯示，從首次原子彈爆炸到氫彈爆炸， 蘇聯用了4年;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中國用了不到3年，2年零8個月。在這一方面，的確實現了大躍進“超英趕美”的目標。而且還是世界公認的核試驗高科技領域。

　　中國 “超英趕美”精神的體現，重點集中在1964年原子彈爆炸到1970年衛星上天這一段時期。那時，一方面是原子彈的快速武器化，從核裝置爆炸到核航彈的試驗成功，再到原子彈與導彈的結合，形成中國的戰略導彈，其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英美西方專家的預期，另一方面則是核研究的不斷深入，從原子彈的核試驗，到氫彈研究，從地下核試驗，到核潛艇的下水，中國一路走來，其發展速度之快，同樣大大超過了西方專家的預期。再者，在導彈方面，從引進仿制蘇聯導彈，到導彈國產化，從近程導彈到中程導彈，從生物試驗可回收導彈，到人造衛星的上天，航天事業也是一路走來。這同樣是超英趕美精神的具體體現。

　　從兩彈一星的發展領域看，中國大躍進時期制定的“超英趕美”戰略是成功的，而不是失敗。作為一個建國時間短，發展底子薄的窮國，不可能在一切領域都能超英趕美，在某一個重點領域，選擇主要突破方向，重點實施趕超戰略，還是可行的。從1960年代中國兩彈一星工程發展的結果，中國在國防尖端武器領域大闊步邁進的同時，還相應地帶動起一批工業技術發展，從精密儀器儀表制造，到新材料研發，從火箭發動機到計算機開發，其技術水平大大提高，建立起了中國完整的自主研究與工業生產技術體系。眾所周知，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時，中國已經自主研發出大飛機，其技術水平已經與當時的英美飛機制造水平不相上下了。這便是超英趕美的具體體現。

　　我們說的“超英趕美”不是一種抽象的說法，它首先是一種發展戰略，其次是一種奮斗精神。之所以說是一種發展戰略，是因為這種發展戰略建立在廣大科學家嚴謹的工作作風，一絲不茍的把關精神，尊重客觀規律，尊重試驗與科學推理原則的科學態度基礎上。從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這部電視劇可以看到，單是為了探索原子彈的爆轟規律，鄧稼先與他所領導的攻關團隊就計算了九次都不曾得到結果。最后還是周光召幫忙，用反證法證明蘇聯專家留下的數據是錯誤的數據才徹底認清了原子彈的爆轟規律。另外一次，在吊車吊運原子彈部件時，只是吊車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火花，鄧稼先就果斷地命令安裝工程停下來，轉向查找冒火花的原因。在隱患排查后才繼續進行安裝工程。這樣的事情在當時的兩彈研究領域經常發生，并且形成一種管理文化，一種工作精神。這種精神支撐了我們的高科技事業不斷向前發展，也奠定了趕超戰略得以實現的基礎。

　　這種趕超戰略，與當時毛主席所采取的管理體制有很大關系。在當時，參加兩彈一星工程的科學家，相當大一部分是從海外歸國的愛國科學家，特別是錢學森，對于這部分科學家，毛主席放手使用，用當時周總理的話說，就是“政治上關心，生活上照顧，安全上保護，業務上信任”，放手使用這批技術專家。大大激發了科學家們的積極性。在當時，甚至形成了這樣的體系:一，以聶榮臻元帥為首，眾多軍隊首長參加，形成了相互配合的管理團隊，負責協調、服務與指揮試驗工作，全力服務于科學家。二，以錢三強、錢學森等科學家為首，眾多科學家參加，形成了技術攻關團隊，主導了兩彈一星的研發進程，形成技術業務上的主力，三，以基地建設為主體，由眾多解放軍戰士參加的工程實施執行團隊。負責工廠的建設，基地的建設，試驗工程的準備，對技術隊伍的生活服務等。圍繞技術研究這個中心開展工作。“技術上學森同志說了算”，這是當時周總理留言下來的一句名言，說明當時的領導對于技術人員的信任,也說明了他們尊重科學，尊重規律。另一個印象是鄧稼先等人開展技術攻關時所采用的技術民主與學術討論做法，這種討論與民主，增強了技術攻關的力量。

　　有人說，海歸派是不可靠的，特別是現在的海歸派，成為精英集團的主體成員，在思想上起著“普世價值”宣傳導向的作用。而當時參加兩彈一星攻堅的眾多科學家，相當一部分人都有海外留學的經歷，并且深受海外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那時的他們怎么就沒有成為“和平演變”的急先鋒呢?特別是錢學森，終身捍衛毛澤東思想。從他們的經歷可以看出，海歸派是一股力量，就看誰來使用，被毛澤東思想教育，就可以構成中國的高科技術中堅力量，如果被走資派利用，就可以變成社會主義的顛覆力量。這也是教訓之一。

　　趕英超美，還表現為一種奮斗精神。這種精神，就是趕超精神。這種精神，首先承認自已與別人有差距，并且能夠認識這種差距，否則就談不到趕超。這種精神還表現為不服輸，認為自已有能力超越別人，表現為充滿自信，在趕超過程中，能夠體會到自已的優越性。這種精神，還表現在充滿拚搏精神，就是無論遇上什么困難都不會回頭，攻堅克難，開拓前進，直到達到目的。任何一個優秀民族，無論是美國民族，德國民族，日本民族，都倡導趕超精神，他們先后從其它民族那里引進新的知識、技術，通過消化吸收，最后超勝。實現了本民族的崛起。

　　我們對外開放的老祖宗，是明朝末年的徐啟光，他是那時中國大力引進西方科學與技術的先行者。那時他就有句名言，叫做“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欲求會通，必先翻譯”。這就是說，我們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其最終目的就是會通與超勝。最后還是以我為主。

　　“以我為主”很重要，趕超的目的也在于以我為主，壯我強我。如果丟失了自我，丟失了自信心，其結果必然會滑向“洋奴哲學”。

　　什么是洋奴哲學?洋奴哲學就是什么都是外國的好，本國什么都是一團糟的一種思想意識與理論體系。簡單些說，就是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洋奴哲學在建國以前就嚴重存在，在本國知識分子中間尤甚。特別是崇美病，崇英病，崇日病等患者特別多。因為患了這種病，什么都是外國的好，什么都向外國看齊，什么都以外國人為指揮棒，這就勢所難免。在毛澤東時代，由于抗美援朝的勝利，由于中國人在原子彈、導彈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國人的自信心大增，使得洋奴哲學有所打壓。在文革時期，中國人特別批判洋奴意識。但是，在文革結束后，由于大躍進受到否定， “超英趕美”的提法受到嘲笑，于是中國人的自信心又受到打擊，這樣洋奴哲學就不受限制地抬頭。再加上，改革開放后出生的那批人，從他們出生之日起，大躍進已經被當作一種錯誤與罪行被批判，中國以前的建設成就被說成是一團糟，而外國成就則被無限制夸大，于是新一代中國人就認為，中國人什么都不行，外國人什么都行，一切唯美是從，于是洋奴哲學就占據了主導地位。

　　洋奴哲學是與一些專家的“比較優勢”哲學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因為比較優勢理論的存在，特別是加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討巧思想影響，于是“借船出海”的理論誕生了，對外開放特區誕生了，三來一補企業建立起來了，國際打工型產業定位了。相應地，大飛機項目放棄了，獨立自主的發展路線作為僵化保守的錯誤進行了批判，結果自主創新的能力喪失了，技術先進的裝備工業遭到解體，經濟殖民地形成了。當人們津津樂道于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時，不知道一條繩索什么時候就套在了自已的脖子上。“市場換技術”沒有換來技術，反倒換來了通貨膨脹。民主沒有換來，反倒換來了“顏色革命”，世界工廠倒是建立起來了，但是造成了中國農民工這種世界超級的“貧困群體”的誕生。這些影響現在發揮了很大作用。等帝國主義在中國南海邊上舞刀弄棒，時代迫切呼喚中國南海亮劍時，中國卻顧慮重重，為什么?害怕人家一劍封喉，對外開放終于派上了用場!

　　現在我們再來談論當初對大躍進的批判時，由超英趕美變成洋奴爬行，你不覺得操之過急了嗎?

　　第四，究竟誰來承擔大躍進失敗的責任？

　　現在我們來看紅色經典，比如說《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上面曾有這樣一個鏡頭，每當下面遇到難以決策的時候，上級領導總是及時出面，對下面請示的人說，“不怕，你們放心干吧，出了事由我負責!”給下面人撐腰張膽。對于熱情高漲的中國人民來說，當他們遇到困難時，上面及時給他們提供支持，有錯誤嗎?沒有錯誤。不但研究兩彈一星時，聶榮臻、張愛萍給錢學森們承擔過責任，DXP等人也代表書記處給余秋里們承擔過責任。也就是當余秋里代表石油部向中央書記處匯報部里的意見，準備在松遼平原上馬大油田項目時，DXP等人也代表書記處當面向余秋里承諾，失敗了由書記處負責。這在電視劇《奠基者》中曾有鏡頭播出。當我們這些小民聽到大人們擲地有聲的承謀時，都是會感動得熱淚盈眶。共產黨人真上敢于承擔責任的人民英雄。

　　兩彈一星研制是成功了，開發兩彈一星的人都是成了大功臣。自然，有人出來承擔責任，光照千秋。大慶油田也開發出來了，自然也有人出來承擔責任。現在我們在就想，如果這些工作失敗了，還會有人出來承擔責任嗎?比如說大躍進中“農村的窮過渡”，誰來承擔責任?現在因為大躍進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成為眾矢之敵，國內外敵人攻擊得很，所以到目前，我們只知道毛澤東主動出來承擔責任外，沒有聽到另外有誰承擔這方面的責任。你沒聽到，只要一說起大躍進，都是毛澤東的錯，是毛澤東等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就輕率地發動。當然，表述大躍進的人還是挺聰明的，用了“等人”一詞，作為緩沖。事實上，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毛澤東等人”專指“毛澤東”。不過，人們還是有話要問，當時大躍進時，只有毛澤東一人在領導，其它人都休息去了嗎?

　　你只要查一查當時的資料，就會發現，除了毛澤東外，還有其他人在負責經濟工作，而且還在一線主持工作。再看看當時的報道以及資料，就會發現這樣的報道：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按：當時搞農業合作社小社并為大社，有的包括工、農、商、學、兵內容，但還沒有“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筆者注)。“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作了解釋，“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合作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以后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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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干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干幾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勁這么大嘛!不計上下班，干完就算數，有這么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說：“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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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7月19日，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提出：“在并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里，這是共產主義公社。”(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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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報道說：“少奇同志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報》)，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于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云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社員和干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 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千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試想想，一個二分地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去成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除了幾萬人的人民公社，那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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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報道說：少奇同志在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后，贊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這一講話一傳出，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千幾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為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導的豐產數也由畝產幾千斤一躍報道畝產數幾萬斤，都順著劉主席的愛好大膽地吹起來了。

　　可見，當時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還有放衛星，都與這位敬愛的劉主席有很大關系。可是，沒有聽說他要對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負責，在廬山會議上，等彭德懷上書直陳大躍進的錯誤時，這位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沒有主動站出來承擔責任，等1981年黨中央討論建國以來的若干問題，定性大躍進問題時，也沒有人主動站出來，說明放衛星、成立人民公社與劉少奇有關系。倒是毛澤東當時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動承擔了責任，認為造成大躍進這樣大的問題，責任在自已身上。因為他是黨中央的領導，是主要負責人，應當承擔領導責任。這是我們看到的我們的黨為大躍進公開承擔責任的證據。

　　當然，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承擔責任，主要目的還在于讓下面工作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襖，減輕壓力，繼續討論大躍進工作中的失誤，找出問題的根源，以便把將來的工作做得更好。這符合當時共產黨員光明磊落的黨性，因為當時共產黨對其黨員的要求，就是要求敢于承擔責任，并負責把其工作失誤糾正過來，使工作重新走上正確軌道。當時毛澤東承擔責任的結果，就是果斷地停止了大躍進中違背客觀規律的做法，調整了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克服了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幫助國民經濟很快走出困境。

　　當1981年重新評價大躍進時，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當時在大躍進中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一線領導們一個都沒有了責任，本來想著因為自已的主觀武斷，造成經濟損失的責任應當受到追究，現在看到主持大躍進批判討論的人將責任引向公開承擔責任的毛澤東身上，個個頓時沒有了負擔，聲嘶力竭地批判毛澤東的錯誤，把自已打扮成左傾文革的受害者，盡情發泄自已的不滿情緒。這樣，大躍進中所有的錯誤都由毛澤東一人承擔起來。

　　通過回顧黨史，人們痛感到，勇于承擔責任曾經是我黨的光榮傳統。在解放戰爭時期，林彪在四平攻堅戰中失敗了，部隊遭到了慘重的損失，在戰后召開的戰役分析會上，林彪三次站起來，主動承擔責任，說仗沒有打好，主要責任在自己，與李天佑沒有關系。事實上李天佑就是這次戰斗的前線指揮員。林彪承擔責任的結果，就是總結經驗，苦練戰術，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后來很快攻下了錦州，報了四平失敗之仇。1947年7月，華東野戰軍分兵失敗，各路部隊損失超過5萬。下面指戰員多有指責。作為部隊的指揮員粟裕主動承擔責任，并向中央作出檢查，同時反思失敗的原因，振作精神，重新作出戰役部署，進行了沙土集戰役，奪回了戰爭主動權。金門島戰役失敗，作為前線指揮員葉飛也主動承擔了責任。可以說，在毛澤東時代，主動承擔責任是那時共產黨員應當盡到的職責與義務。那次，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主動承擔了大躍進失敗的責任，也體現了共產黨員敢于承擔責任的光明磊落的一面。自從大躍進批判，應當承擔的責任的人們不敢承擔責任，并將責任推給去逝的毛澤東以來，共產黨員敢于承擔責任的這一光榮傳統被破壞了。

　　這樣批判大躍進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推卸責任。通過批判大躍進，人人都學會了推卸責任。每當有好事出現，成績成了自已的，爭相表白，自已當時怎樣怎樣負責，當有壞事出現時，爭相推卻責任，責任是誰誰的，要么是死人的，要么是下級的，反正不是自已的。總而言之，將責任推得一干二盡。這種行為，在當今處理煤礦事故時表現得非常清楚，一出事故，一是將責任推給死難者，因為他不會說話，二是領導將責任推給下級，是誰誰故意違章造成的。一級推一級，只到下級沒法再推時，只好承擔起責任，成為上級違章指揮的替罪羊。當然，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特別是厲行責任追究的今天，下面人也學會了推卸責任。等遇到需要承擔工作責任的時候，人人都思之再三，推諉扯皮，不愿去干。結果不但嚴重影響了工作進程，而且毒化了社會空氣。不少人感嘆，現在人的工作難做，推推動動，不推不動，原因就在于人們沒有了主動性，害怕承擔責任。

　　只到現在，中國購買美債幾千億遭到嚴重損失，有人出來承擔責任嗎?中國社會腐敗至此，天怒人怨，有人敢象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那樣，公開承認錯誤嗎?中國資源掏空，環境污染，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有人敢于為此承擔責任嗎?中國南海主權盡失，連越南與菲律賓都敢騎在中國頭上拉屎，這喪權辱國的責任，有人出來承但責任嗎?如果連承擔責任這點勇氣都沒有，你怎么好意思批判人家敢于承擔責任的毛澤東呢?你一個內憂外患，外國列強輪番欺負的局面能比人家朝氣蓬勃，國際社會普遍敬仰的局面更好嗎?更光彩嗎?

　　事實上，當年毛澤東主動承擔大躍進失敗的責任，原因就在于，象大躍進這么影響深遠的運動，只能是共產黨的政黨集體行為，是黨中央集體決策、推動并實施的。這個責任，特別是領導責任只能由黨來集體承擔，因為毛澤東是黨的領導人，因此代表黨主動承擔了這個責任。當后來人們再重新評價這個運動時，有誰能想得到這個運動還是一個政黨的集體行為，想到這個責任應當由它的負責人來承擔呢?可是當1981年重新評價這個運動時，毛澤東已經逝世，一個過世的歷史老人還能為一個還繼續存在的黨承擔領導責任嗎?能領導這個黨繼續糾正大躍進的錯誤，并保持今后不再犯大躍進類似的錯誤嗎?這些人沒有想到，已經掌握領導權的第二代核心或者第三代核心應當代表黨來承擔這個責任嗎?也許他們沒能這樣想，他們可能認為，有毛澤東一人來承擔，也就夠了，他們沒有任何歷史負擔。他們不清楚，事實上一個過世的人不能為一個還有生命力的政黨集體承擔責任。因為這件事處理不當而產生的負面影響，不但嚴重影響了它的聲譽，導致它一再處于中外敵人的強烈攻擊之下而有口莫辨，而且還使舊的錯誤得以沿續，即違背客觀經濟規律，追求高指標、盲目冒進，瞎指揮，浮夸風，造假等行為沒有及時得到糾正，在以后的工作中大量存在，而且還產生了工作熱情嚴重挫傷、洋奴哲學抬頭，爬行主義盛行，推卻責任風氣當道的新問題。這些風氣經過三十年的發窖，到現在演變成為嚴重的社會信任缺失，社會道德敗壞的局面。導致后代的領導人左右為難，不知怎樣應對才好。

　　這才是當代大躍進批判不當造成的嚴重后果。痛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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