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為什么要宣揚“個人自由民主主義”?

　　-----------讀潘維教授《理想主義與現實》一文有感

　　今天，讀了潘維在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文化節閉幕式上的演講----《理想主義與現實》，解開了許多迷團。這種迷團，不但在我們中間，在不少青年朋友中間也照樣存在。那就是中西方社會對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不同認識問題。通過認真學習與思考潘文，我有如下心得，愿與青年朋友來一個思想上的對話。

　　第一、我們對西方社會“個人自由民主主義”存在的誤解

　　很久以來，在我們中間，包括青年朋友中都有這樣的誤解：西方社會是自由社會，是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國當代社會是集體主義的社會，是一個壓抑的社會。正因為存在這樣的誤解，因此，人們就將投奔西方社會稱之為“投奔自由世界”，將西方社會傳播過來的“普世價值”觀打上了個人自由主義的標簽。將解除集體主義的束縛認為是“解放思想，消除專制”的標志。在解除集體主義思想束縛的大趨勢下，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嚴重泛濫，以致使得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土崩瓦解，中國社會變得一盤散沙。

　　直到讀了潘維在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文化節閉幕式上的演講----《理想主義與現實》后，我才搞清了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本質，也搞清了中國精英分子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解偏差在什么地方。按照潘維的解釋：西方的個人主義理想是以集體主義為前提的。法律是上帝與人民整體的契約。民主也不是個人做主，而是團體黨派的代表做主，以利益集團的劃分為前提.而不是純粹的個人主義。正因為這樣，所以西方社會到處存在著各種會社; 在美國送孩子上學，家長們立即組成家長協會，家庭主婦們要去看鳥，她們組織看鳥協會。社會上的一切都是有組織的，而且是自動組織起來，因為心向集體。在德國，那里的組織更“社會”。德國的汽車、火車;車上，車下，都沒人查票檢票，卻沒人逃票。那是個集體，集體是不容被傷害的。正是因為這些會社的廣泛存在，所以西方社會是自下而上的組織起來，處于一個有序的組織構架中。 而不是各顧各的個人主義中。

　　這種解釋與中國精英對我們的解釋是大不相同的，在他們看來，這個社會之所以稱之為社會，首先是因為人是自由的，是先有自由的人，然后才能結成社會，是以絕對的個人主義為基礎的。 有一個名叫熊培云的作者，寫了一本叫做《重新發現社會》的書，其中談到：思想解放是第一生產力，獨立思想者是一國最寶貴的財富，重建社會的第一步是讓每一位公民有條件有能力擁有自已獨立頭腦的主權。在作者看來，無須共識，無局無束地思考，各行其是地行動也許就是自由的表現，就可以建立起真正的社會。這就是絕對個人自由主義的一個具體表現。后來，公共知識分子又把它運用到處理人權與主權的領域，提出了“人權大于主權”的論調。因為人權是個人主義的概念，而主權則是集體主義的概念。在他們看來，為了所謂“民主”，是不需要“主權”這個集體意識了。

　　為了讓大家進一步了解西方社會的“民主與自由”, 潘維教授進一步說到：你們經常讀到的書里說，西方社會是個講究個人主義的冷酷社會。可我在那里看到的是溫情、是處處能見到的集體主義，或者叫做社區主義，團體主義。Civil Society，無論翻譯成市民會社、公民會社、或者文明會社，首先是“會社”，不屬于“會”或者“社”，就不是民，就不公，就不文明。為什么呢?理由很簡單，那里有封建傳統，我國沒有。我國是有兩千多年“自由小農”傳統的社會。相對我國社會而言，今天西方的社會比較“社會”，比較civil，比較有親和力，比較令人羨慕，人際關系比較和諧。這也與熊培云一再宣揚的“首先是人，然后是社會”的結論相反。

　　如果不是潘維教授的演講，我們還真的搞不清楚，原來在號稱自由主義大本營的西方社會也同樣存在集體主義，而且具有集體主義的傳統。不了解這些， 我們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對中國人的欺騙性宣傳就無法搞清楚。那么我們必然會想，既然西方都還存在集體主義，也存在著如公知們所說的“極權與壓仰”，為什么公共知識分子掩蓋了西方廣泛存在的“集體主義”的現實，而反而針對中國的“集體主義”進行長達三十年的攻擊與鞭撻呢?情況的發展是：中國人本來就是一盤散沙，這下子更散了，結果西方人持集體主義的傳統，對中國造成了強大的攻勢與壓力。導致中國對外連連輸陣?到現在，人們才明白，人家西方社會一直保持集體主義，并沒有解體，倒是東方一個個國家解體了，社會一盤散沙了，因此就有了美國帶領北約一幫兄弟逐個收拾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而如入無人之境。

　　到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主張個人自由主義的我們倒是各顧各，一盤散沙，遇到困難無人幫助，孤立無援，而那些叫囂“自由主義”的精英們卻和帝國主義抱伙成團，他們擁抱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大腿，一刻也不敢離開，怎么也沒見他們個人自由主義地表演一番，讓大家看看“自由主義”能帶來怎樣的好處。

　　這就是我對于當前社會困惑的思考。

　　第二、通過學習，我們解開了三十年前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迷團

　　通過閱讀潘維教授的文章，我們還揭開了緾繞我們三十多年的一個社會經濟領域的迷團。那就是關于人民公社的解散與改革開放的看法。

　　潘維作者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一文中說：建國數十年來，以色列的農民一直采用集體主義耕作，是人民公社的翻版，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蘇聯集體農莊的翻版。西方的農民也彼此緊密配合，組織了種種合作社。而在我國，建立人民公社就會餓死上千萬人，最后僅僅落實到了“小隊”，也就是20多戶人家的集體。而且，就這個集體，也是靠國家強力維持的。國家決定不維持，它一夜之內就垮掉了。我上大學的時候，國家還在實行計劃經濟，但集體活動已經很少了。在美國的大學本科生，幾乎人人都參與某種程度的集體活動，而且他們不按專業分班，沒有輔導員，沒有團支部、黨支部、甚至并不住在一起。因為那里抱團的傳統，也就是集體傳統很強，所以團體自治能力也很強。我國是家庭公司，個體企業。西方則是大公司，能活上百年的集體企業，也就是股份制的企業。我國的股份制企業充滿了對股民的欺詐，最后還要變成個人的企業。美國的股份制企業也欺詐，但比中國少得多，欺詐遭到的懲罰也嚴厲得多。

　　這樣的解釋就給我們解開了“大鍋飯”與解散人民公社這個歷史之迷提供了依據。

　　我們的改革就是從解散人民公社開始的。解放的原因是當時的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當時叫做“吃大鍋飯”，效率太低。以致于“大鍋飯”這個概念在國人頭腦中存在了許多年。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解散以集體勞動為基礎的人民公社，改吃中國吃幾千年的小鍋飯。當時叫做“解放生產力”。結果中國“解放”出了“小崗村”這個假典型，導致該村“一夜跨過溫飽線，三十年未進致富門”。而人家“以色列”一直保持著集體主義耕作，也就是人民公社的翻版沒有“解放”生產力，到現在也沒見人家落后到哪里，反倒從潘維教授的文章看到“西方的農民也彼此緊密配合，組織了種種合作社”。

　　我們從包產到戶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由承包制、到企業制度改革、再到私有化，一路走來，都是朝著“分”集體財產歸“個人”所有的方向一路起來。他們名為“搞活經濟”，結果導致“在我們當代中國，農民自己雇自己，企業也是家庭企業，在家庭之外，個人始終是自由的——自己當自己的老板，當自己家庭成員的老板，不靠集體，不靠社會，不靠會社，所以“君子不黨”。最后的結果是“公司是家庭公司，企業是個體企業。”即使“股份制企業充滿了對股民的欺詐，最后還要變成個人的企業”。而人家西方社會，因為那里具有抱團的傳統，也就是集體傳統很強，結果公司“則是大公司，能活上百年的集體企業，也就是股份制的企業”。

　　有人說，集體勞動中確實存在著出工不出力，吃大鍋飯的現象。這種現象是有的，而且廣泛存在。問題就在于看我們如何改進管理。即使西方社會，因為管理不善，資本主義企業出現出工不出力，低效運作的現象也確實存在，由此導致了企業經營水平高低不等，效率有高有低，可是，也沒有見聽說因為出工不出力是集體勞動造成的，我們就解散“集體勞動”這種方式，改由個體勞動與單打獨斗。就象我們現在的企業，不能因為出現“出工不出力”，就把企業這種組織解散了，改為一家一戶勞動的“個體戶”?這就是我們對于三十年前包產到戶與吃大鍋飯的再認識問題。

　　從潘維的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方的經濟組織方式是會社經濟，以集體勞動為主要方式，它的改進方向是民主管理、科技創新與優化組織方式，朝著優化整體效益與改善人際關系方向發展。而中國的勞動方式則是個體勞動，只能適應小規模的生產方式，要適應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就只有朝集體勞動的生產方式方向發展。這個進程在毛澤東時代就開始了，盡管說由于傳統習慣勢力的影響，進程很是艱難，以致于潘維教授說“在我國，建立人民公社就會餓死上千萬人，最后僅僅落實到了“小隊”，也就是20多戶人家的集體。而且，就這個集體，也是靠國家強力維持的”，但是國家還是決定讓它垮掉了，那就是三十年前的那場包產到戶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原本是為了調動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但是由于違背社會化大生產需要集體勞動方式的生產組織規律，結果僅僅改出了“一夜跨過溫飽線，三十年未進致富門”的假典型。這便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與機會主義表現。

　　到現在，三十年改革有了結果：企業改成了家庭企業，無論管理還是融資都無法與以會社經濟模式為基礎的西方股份制跨國公司相匹敵，以致于中國企業改到只有賣給外國人才能生存下去;中國的商人盲目迷信外國人的“自由市場理論”，將中國的市場主體“自由”到了“相互惡性競爭”的地步，以致無法與西方聯合起來的市場壟斷者競爭，導致中國出現“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的地步;中國的職場從業人員迷信西方人的個人奮斗，丟掉了“團結奮斗”的傳統，結果使 “個人奮斗”在強大的“利益集團”與“關系網”面前碰得頭破血流，毫無辦法;中國的弱勢群體，只為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操心，鼠目寸光，一盤散沙，面對社會上強勢集團的壓迫，無助地呻吟。這便是中國社會的現實，也是個人主義帶來的惡果。

　　三、中國精英為什么要對國人灌輸西方自由民主的觀念?

　　如果說中國的精英分子都是漢奸，是賣國的，這種說法也不正確。因為也有不少人希望中國能夠迅速強大起來，希望民族得到復興。因為1840年的鴉片戰爭對中國的烙印打得太深了，在上世紀80年代，有一句話記得最清“落后就要挨打”，為了不致于挨打，不致于落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重新開始了尋找振興民族之路的歷程。在這種情況下，在建國后曾經滅跡的全盤西化思潮復活了。

　　“希望強國”這種動機是沒錯的，問題就在于急于尋求強國之路的知識分子們走出國門被西方表面的繁華驚呆了，他們或求學于大學校園、或行走于學術研究機構之間，或出入于企業或政府機構之間，與西方的學者、教授、商人、政客交朋友，就是沒有深入到西方的社會底層，用平民的角度去觀察問題。于是，留學幾年，就把西方學者、教授、商人、政客的觀點帶回來了，而沒有觀察到西方社會的本質，更沒有用這種觀察結果來具體思考中國真正的強國之路在哪里。

　　現在，潘維教授指出了這個本質：他說; 在西方，集體主義是現實，個人主義是理想。在我國，個人主義，或者說“家庭主義”是現實，集體主義是理想。大家都向往集體主義，但個人主義，自私自利卻是現實。國家、國家，國不過是家之聚合而已。

　　正是因為這個認識不同，所以，出走國門急于尋求強國之路的中國精英們就把西方苦于集體主義傳統的束縛，欲追求個人主義的理想，也當作自己的理想，帶回來了，以為取到了真金，在中國境內大肆宣揚，認為中國也是苦于封建專制，缺乏個人主義，因此，需要大力弘揚“個人自由民主”，而不知中國本來就有個人主義傳統這個現實，反倒需要強化集體主義理想教育這種時代要求。結果，中國社會本來就是一盤散沙，這下子更散了，更受到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的欺負，強國不成，反而需要“救國”。

　　有人舉例說，美國是民主的，自由的，說人家的工會確實有力量，如果政府有哪一項政策違背工人的意愿，工會一個號召，成千上萬的工人就會上街，給政府施加壓力，從而伸張自已的意愿。我說，美國工會確實有力量，確實能動員起成千上萬的人來上街。可是如果美國工人都象中國工人一樣，個人主義嚴重，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只要不礙著自已利益，就不理會什么工會號召，或者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那么美國工會還能動員起成千上萬的工人嗎?大家自然會說：不能!這就從中說明，美國的工會雖然有力量，但是工會是以集體主義作為基礎的。“自由”的表現是以集體主義作后盾的。有人說，

　　中國固有“封建專制”的政治傳統，學者韓寒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揭露是符合現實的，因此，韓寒成為中國的意見領袖。即使韓寒的意見是正確的，也是得到大家認可的，如果碰到中國式的個人自由主義，應當怎么辦?意見領袖沒詞了，原因就在于他所信奉的個人主義無法象美國工會那樣，召集成千上萬的成員上街來“自由”地伸張自已的意愿。自由主義遭遇了“集體主義”的現實瓶頸。如果他們不能正視這個現實，那么他們就只能永遠陷于空談。這里面就涉及到“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問題，而不是“民主”與“自由”的問題了。

　　這就是東方與西方的差距。到現在，那些精英學者仍在碟碟不休地介紹西方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介紹西方的“法制”與“民主”，他們能表述西方大公司的存在，但是不能解釋大公司為什么存在的真正原因，知道法制的重要性，但是不知道法制是為何而存在。能解釋“市場”的作用，但是不知道“市場”往往是團隊與協作的紐帶。能解釋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與市場”的關系，并認為“分工帶來市場，市場帶來財富”，卻不知道，“分工同樣帶來合作”“合作產生效率”。如果不是合作，那么分工就沒有了意義。當然更不知道，如果不是合作，同樣無法產生效率。而要做好合作，自然需要“團隊”。

　　產生這些認識上的偏差，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們留學西方的學者是在走馬觀花，將西方上層的言論不加選擇地介紹給東方，既沒有考慮到西方的歷史、傳統與現實的需要，也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的需要，充當了一個留聲機的作用。結果自已在中國大肆宣揚起自由民主主義來，給中國造成了現在這種一盤散沙，道德敗壞，政治腐敗橫行，經濟體制改得進退失據，民怨沸騰的局面。我想那些知識精英，也不見得全部都是漢奸，但是由于自已已上自由主義的船，騎船難下，最后也把自己搞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

　　潘維教授《理想主義與現實》的演講，關于集體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呼吁，實質上反映了清醒過來的知識分子的反思，也是對長達三十年來個人主義思想圍剿的一種突破。從此以后，人們對于集體主義、對于西方的“民主”、“自由”、“會社”與“團隊”等等概念，會有一種新的認識。

　　我們的青年朋友，特別是大學生，對于“個人奮斗”也應當有一個新的認識了。因為，即使在商業界也已經有了“沒有完美的個人，只有完美的團隊”一說，可見，在職場上，“團隊奮斗”即使代替“個人奮斗”，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這將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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