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與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代表合影

　　《小二黑結婚》插圖

　　今年的5月23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的日子。《講話》的發表，是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延安時代”文化思想的具體宣示，它主導了新中國文化路徑的選擇，也決定了其主流的文藝樣態。鑒往知來，今天的我們也許需要回到七十年前的文化現場，了解彼時延安文藝工作者的精神風貌和創作狀況，認知《講話》留給新中國文化史和文學史的遺產。為此，本刊邀約在“延安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王培元、楊劼、李潔非和薩支山先生特別撰文詳加解析，于5月10日、17日分兩期發表，以增進廣大讀者對《講話》之歷史影響的理解。

　　中國的文學語言，以及整個書面語言，“五四”前后有一大變，從文言變而白話。其實，白話寫作絕不自“五四”或現代起。中國的口語，自宋代至今整體上變化不大，而白話語體的寫作也是從宋代起就見諸小說、講經等，乃至《朱子語類》(由學生記錄下來的朱熹講課語錄)，也羼入大量白話。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除了以白話徹底取代文言作為主要的書寫語體，更重要一點在于，用大量外國詞匯、術語，包括西式語法來改造中國口語，使之成為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新白話，故專以“現代白話”稱之。這種語體，與文言相比它可以說是大眾的，但另一面，又強烈地打著知識分子烙印，是知識分子文化、價值觀的產物，它與真正的民間日常語有著思想、語詞、樣態上的巨大區別。在知識分子看來，章回體包括其語言形態，是十足的舊文化;同樣的，包括魯迅在內用現代白話寫的新小說，受眾也主要是接受了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從沒有真正進入市井之民的生活。新青年讀《狂人日記》，閭巷之間所讀卻是《啼笑姻緣》等。 “五四”以來文學在語言上的分野基本如此。

　　1942年，這分野終于到了要消弭的時候。

　　“第一，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這一句，可謂將要開始的延安語言革命的軸心。

　　是年初，毛澤東在很多場合頻繁談到語言問題。

　　2月1日，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發表演說。日后，這次演說以《整頓黨的作風》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成為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毛澤東談到整風的必要性或整風的目的：“那末，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么問題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對此，他自問自答：“什么問題呢?就是有幾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派。”

　　這是目前從《毛選》看到的表述，然而經過了編輯，已非原態。在另一份歷史文獻中，可以看到一篇題為《“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補充》的文章，題下以括號注明“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的演說”，可知其內容即經過編輯的《毛選》所未載者。其所“補充”的第一段話是：“那(當系誤植，應為“哪”)幾樣東西呢?就是一個思想問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系問題，還有一個語言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風沒有去掉。”

　　這當系《毛選》“有幾樣東西”一語之后所脫略的原話。在《毛選》之《整頓黨的作風》中，三個問題的表述分別對應“學風”、“黨風”和“文風”：“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結合《“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補充》，我們知道在毛澤東最初意思中，“主觀主義”是“思想問題”，“宗派主義”是“黨內黨外的關系問題”(指在黨內和黨外兩種條件下表現出來的宗派主義)，“黨八股”是 “語言文字問題”。

　　“語言文字”，赫然列為毛澤東當時心中最重要的三個問題之一。

　　這三個問題，《整頓黨的作風》就前二者用了大量篇幅，而關于語言文字問題的部分，一周后(2月7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專門做了講演——講黨八股問題，這就是著名的《反對黨八股》一文。此文與《整頓黨的作風》實際是上、下篇關系，應該合而并讀。毛澤東開始時說：“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們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些藏身的地方，它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于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后地‘將一軍’……”亦即，到此“三個問題”才算完整講完。

　　這樣一來，毛澤東對“語言文字問題”的重視，變得格外突出——他單獨講了這個問題，留下一篇專門的文章。毛澤東總共歷數了黨八股八條罪狀，與語言文字關系最直接具體的是第三、四條，即“無的放矢，不看對象”和“語言無味，像個癟三”。

　　關于前者，毛澤東舉延安一條標語為例，里面的“工人”兩字被刻意寫成異形。毛澤東評論道：“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卻要寫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這地方的墻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從而提出，語言文字必須“看對象”，亦即有個“為什么人”的問題。

　　第四條說：“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癟三嗎?” 這就是著名的對“學生腔”的批評。值得品味的是“癟三”這個字眼，專門點出：“上海人叫小癟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上海，是“大革命失敗”后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中央主要所在地，王明在那里成為領袖，留洋派在那里成為翹楚。它與“城市革命”路線(與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主張相反)聯系在一起。上海沒有毛澤東的身影，他不是“那批角色”中的一員。進而分析“學生腔”的原由：“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在大學畢業，沒有和人民群眾接觸過”，結論是：“語言要學”、“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怎么學?“第一，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這一句，可謂將要開始的延安語言革命的軸心。毛澤東告誡，大眾化不能只是時髦口號，口惠而實不至。“天天喊大眾化的人”，不能“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那些口講大眾化而實是小眾化的人，就很要當心，如果有一天大眾中間有一個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會將起軍的。”

　　5月2日，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開了三次，毛澤東兩次講話，一次是開場白，一次是總結，日后合起來，成為影響越數十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開場白總共講了四點——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和學習問題。其中，工作對象問題的重點是語言。他說：“既然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干部，就發生了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以前是一種什么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于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于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里面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他又重復了《反對黨八股》“語言無味”的說法。新的變化是，明確、集中使用了“工農兵”的字眼，三個月前《反對黨八股》的用詞是“老百姓”，還沒有出現“工農兵”。

　　總之，從1942年初起，毛澤東把語言問題看成一件大事，決定將它列為整風要點，且就此進行持續思考，包括從提法、表述上加以完善。

　　1942年毛澤東力談語言問題，主要目的不在文藝，而是從整體扭轉現代思想和文化方向。

　　1965年，他在給陳毅的信中說：“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這句話，基本可代表他對“現代”以還文學的評價。他一生勤于閱讀，而搜尋其閱讀記錄，卻鮮見現代文學作品。連被他稱作與之心靈相通的魯迅，除了《阿Q正傳》被多次提到而肯定讀過，以外的小說和散文似未曾過眼;從毛澤東著述所涉魯迅作品來分析，他的閱讀集中于魯迅的以思想性為特色、主要并非文藝作品的雜文那一部分。對于郭沫若也相仿，所讀為其《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等歷史、思想類著作，而真正從文學上給郭帶來聲譽的《女神》等，沒有讀過的跡象(也不排除一種可能：讀過，但讀不下去)。魯、郭兩人尚且如此，更遑言別的作家。甚至于那些在《講話》后發表的被認為有力體現《講話》精神的延安文學代表作，毛澤東可曾親自寓目，似乎也是疑問。

　　分析毛澤東文章和談話的引用情形可知，他對文學的興趣在古典方面，現代文學則寥寥。這種興趣反差，涉及諸多原因，語言顯然是其中之一。應該說毛澤東的語言天分高于常人，語言質地如何，他一眼可鑒。“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這句話，我以為主要是從語言角度而發。舊詩思想內容無論如何比不了新詩，但新詩始終未能像舊詩那樣從漢語形式美層面解決問題。又據范用回憶，他當時在重慶，毛澤東本人及其秘書李六如經常開書單索書，“有一次給了我一個任務，搜集章回體舊小說。” (《給毛主席買書》)可見他喜歡的小說也是舊小說(這由毛著頻頻談論《水滸》、《三國》、《金瓶梅》、《紅樓夢》等可證)。我認為原因正像喜歡舊體詩不喜歡新詩一樣，與語言文體有很大關系;章回體對漢語敘事功能發掘充分，而新小說則顯得隔膜。

　　對現代文學作品語言成就評價不高，可以部分解釋毛澤東之所以親自抓語言問題。歷來對《講話》中關于語言問題的論述，也都從文藝角度來認識，視為毛澤東的“文藝思想”。這固然不錯，但我們想強調的是，1942年毛澤東力談語言問題，主要目的不在文藝，而是從整體扭轉現代思想和文化方向。文藝只是突破口，一個便利而有益的依憑。這跟二十多年后以“兩個批示”從文藝打開缺口，是一樣的。

　　毛澤東既認為洋八股、黨八股違背五四精神，同時認為，它們是“五四”的一部分，是“五四”自身一種內在缺陷。這個看法，在現代思想史上具有轉折的意義。

　　多年來，《講話》一直作為單獨的文本來紀念。但我們不可不知，就毛澤東相關思考而言，從《整頓黨的作風》引出《反對黨八股》，再由《反對黨八股》發展到《講話》，這之間是一以貫之的關系，而《反對黨八股》尤有承啟的意味。一些重大思想脈絡，單看《講話》并不能明其底蘊，一俟返求于《反對黨八股》，輒豁然開釋。《反對黨八股》在具體談到黨八股如何表現之前，有段總論，講黨八股的由來。這番論述，才是緊要處。

　　他從哪兒講起的呢?是從“五四”反思講起。他首先肯定“五四”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以及反帝的精神，是“極大的功績”。但緊接著說，“但到后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內的一些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則發展了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東西。”明確給出一個順序：從 “五四”產生了洋八股，又從洋八股中產生了黨八股。其道理是這樣的：中共是“五四”運動的產物，它同時秉承了“五四”文化中正確與錯誤兩種東西;而“五四”在文化上的主要錯誤就體現為洋八股，所以，洋八股就是黨八股，黨八股也就是洋八股，在毛澤東那里，二者實一、等量齊觀——其原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沒有分別。

　　這段論述的關鍵點和新意，顯然不是對“五四”的肯定，恰恰在于對“五四”的批判。他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既認為洋八股、黨八股違背五四精神，同時認為，它們是“五四”的一部分，是“五四”自身一種內在缺陷。這個看法，在現代思想史上具有轉折的意義。在毛澤東將黨八股追溯到“五四”那里之前，“五四”都只是正面的傳統。出于復雜的原因，當年毛澤東對它的批判后來也被小心翼翼收藏起來，人們多半不知道黨八股的指責或延安整風運動一大題旨，源于批判“五四”。然而，這一點不光確實，也非常明確。毛澤東清楚地表示： “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避談毛澤東從某方面提出了對“五四”的否定，避談他認為“五四”有消極因素，實際上無從解釋延安在思想文化上所發生的事情。

　　他獨創黨八股一詞，以抨擊“五四” 的一種傾向和思想風氣。八股，乃是科舉中舉子們做的無補于世的空文，在毛澤東用法中，略近于“教條”的意思。將它用于“五四”，還有一層反諷用意，因為 “五四”本是對八股所象征的歷史之反動，后來自身卻陷于另一種八股。這種新八股，特征在一個“洋”字。如果說老八股食古不化，新八股則可謂食洋不化。源蓋出于，老中國完敗于西方近代文明，導致中國自有文化和價值體系失效;十九世紀末起，中國的變革者即以“維新”是求;“新”者，歐美文明同義語也;逮及“五四”，進而衍出“全盤西化”的主張，中國的一切，從制度、道德、思想、文字到民族性，都被認為是落后、愚昧的，都應推掉重來，真知善學在先進文明那里或中國之外。

　　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這樣求來的真知一種。中共的創建既得之于“五四”，早期歷史也深受其意識形態影響。如果當時一般文化精英“言必稱希臘”，黨內精英則是言必稱蘇俄、言必稱共產國際。毛澤東本人身受其害，對此深惡痛絕，詆之“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諷刺他們只會握箭徒呼“好箭，好箭”，卻放不出去，提出要“有的放矢”：“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從中概括出以下論斷：“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改造我們的學習》)

　　語言是思想、文化的容器，思想、文化賴語言以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失去語言形式的思想、文化，便如出竅的魂靈無所依傍。毛澤東把語言問題提到那樣的高度，以文風與學風、黨風三足鼎立實施整風，深意在此。這就是為何我們說，毛澤東發動語言變革，意義遠不以文藝為限。

　　就社會層面，延安語言革命更起到關乎根本的作用，亦即促使文化重心下移。

　　雖然語言變革，其所戟指在于扭轉中國的思想方向，但文藝畢竟是最便于推行這變革，且最易收效、又最能立竿見影產生示范帶動作用的領域。況且“五四”以來文藝創作本身從語言層面體現的價值觀也的確相當典型，故而毛澤東的語言變革以文藝為突破口，既在情理之中，亦屬上佳之選。

　　“五四”以來主流文藝創作的語體“現代白話”，頗反映了毛澤東概括的“五四”文化特征——從革老八股命起家，自己又落腳于新八股。它的革命對象文言文，是與生活實際相割裂的純書面語，它自己實質卻也如出一轍，從表意、語詞及文法，也近乎是純書面的，與生活、大眾和口語具有了很大距離，以之寫成的作品，誦于普通民眾往往是“看不慣、聽不懂的東西”(楊獻珍《從太行文化人座談會到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出版》)。

　　在毛澤東“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號召下，那些從 “五四”時代或其傳統中走過來的延安作家，開始“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之類東西做切割。丁玲當時談體會表示，要“繳納一切武裝”，做“一個投降者”，“把自己的甲胄繳納;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視為無物。要撥去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謙虛地學習他們的語言、生活習慣。”(《關于立場問題我見》)語言變革，就像一把手術神刀;經過它，知識分子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

　　就社會層面，延安語言革命更起到關乎根本的作用，亦即促使文化重心下移。可以說，上述對語言的討論，以及延安發生的一切，對20世紀中國文化有著觸及根本的意義。延安時代在中國百年現代轉型史上的意義，即便不說比“五四時代”更重要，起碼也與之并駕齊驅。

　　李潔非，學者，供職于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著作有：《典型文壇》、《典型文案》、《龍床》等，與人合著：《解讀延安》、《共和國文學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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