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　　

------我們的行動綱領之二　　

“共同富裕”原本不是我們左派最先提出，而是由總設計師最先提出來的社會發展目標，也是設計師當年能夠發動人民群眾支持他進行改革開放的重要原因。當時他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大家共同富裕”。然后在上世紀92年南巡時，他又說 “中國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如果真的產生資產階級，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近年來，薄熙來在重慶進行的“唱紅打黑”“縮差共富”，明確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政治主張，實質上就是幫總設計師還當年許給全國人民的愿，維護總設計師的政治信譽。　　

現在中國社會出現了觸目驚心的兩極分化，貧富對立尖銳的局面。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應當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呢？在此，我提出自已的意見供各位參考　　

第一、共同富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　　

按普世價值派所說，當前的經濟就算是市場經濟。那么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呢？交換！具體到每一個企業，每一個老板，他每天考慮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產品銷路！而當下能夠影響產品銷路的因素主要有兩個：第一，自已的產品（服務），是否適銷對路，成本是否足夠低，產品（服務）是否有競爭力，第二，市場上是否擁有相應的購買力，包括顧客群與他們口袋里足夠多的鈔票。第一個因素多是由每一個企業主自已解決，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解決的也是第一個問題，即中國工廠的產品能夠適銷對路，并有足夠低的價格，以及極強的市場競爭力。而第二個因素，只要你的產品適銷對路，顧客群也會有的，只是他們口袋里是否具有購買你的產品足夠多的鈔票，就不好說了。現在遍及全球的經濟危機，說明第二個問題才是影響產品銷路的嚴重問題。　　

中國的老板們一再強調，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我們的產品價位最低，現在每一個公司都標榜自已最有市場競爭力。可是，我們三十年來不但把自己的國內市場弄丟了，而且國際市場也不保，即使你的價位最低，人家沒錢正鬧饑荒呢？希臘不是爆發了十萬人的大游行、大騷亂嗎？在這種情況下你想當國際活雷鋒繼續欠款供應人家商品嗎？如果能，你就當了國際長工，或者奶牛，如果不能，你也難以避免卷入經濟危機之中。最終銷路是保不住的。也就是你本來想掙錢可是到最后你還是掙不了錢，不得不陷入與西方社會一樣的經濟危機之中。　　

這是為什么呢？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規律在起作用！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商品交換，商品交換講求等價交換的原則。等價交換，需要交換雙方持有價值相同的商品或貨幣。而在復雜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上商品供應者與商品的主要消費者與工廠中的資本家和工薪勞動者具有身份重疊的關系，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往往就是市場上消費者能夠購買商品賣主所提供商品的支付能力。應當保持大致平衡才對，這是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規律決定的。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私人占有制決定了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剝削制度。因為資本家具有剩余價值分配權，在市場交換過程中，消費者所能提供的支付能力往往小于供應商的供貨能力，導致資本主義市場長期處于供大于求。而市場經濟又具有重復交易與周期循環的特點。這種特點導致嚴重的生產過剩以至于經濟危機。因此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市場需求增長速度制約資本主義生產增長的速度規律長期發揮作用。　　

有膚淺的中國精英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具有調節經濟發展的功能。且不說這種調節功能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對人民群眾造成深重的災難，就說資本主義社會近年來的調整也只能延緩經濟危機的爆發而沒有徹底根除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調整主要有這樣兩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社會統籌與福利制度的方式，以建立社會保障的形式，參與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再分配，形成了以國債發行與福利保障相結合的分配體系，其中國債發行充當了所有權支付轉移，進一步刺激市場購買力擴大的主要手段，這種模式在歐洲國家表現得比較典型，第二，資產階級信用直接發揮作用，商業銀行等機構直接發放消費貸款，刺激消費增長，如美國的次級房貸。同時又以發行國債與濫發貨幣的方式，通過“國際貿易與財政雙赤字”具體形式刺激經濟。這兩種方式無非是運用資本主義信用的方式，今天花明天的錢，借錢消費以度時光。雖然說運用這種方式可以緩解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于一時，并迎來了短暫的繁榮，但是出來混畢竟是要回的。即使是借明天以至于后天的錢的用于消費，也要有個限度。如果債務人無限止借錢消費，債主也不會同意的，因此就產生了債務危機。這就是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美債危機、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等一系列危機的主要原因。因為資產階級的信用制度已經深入到資本主義的市場體系中發揮了極其深刻而廣泛的作用，因此，這種危機比起單純的生產過剩危機更為嚴重。到現在，已經演變成債務危機、生產過剩危機與社會福利制度危機。特別是社會福利制度涉及到更多人的利益，因而更能激起人們強烈的反抗，造成嚴重的社會動亂。現在，希臘國家的破產，社會嚴重的動亂已經說明資本主義傳統政策已經無法破解這種危機。　　

現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要創造就業機會就得擴大市場需求，而擴大市場需求還得靠創造就業機會”這樣的怪圈。據有關資料：今年《達沃斯論壇》年會的主題為“大轉型：塑造新模式”，至于怎樣轉型，全世界的經濟學者都在思考。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曾提出征收“巴菲特稅””的議案，想對富人進行征稅。這一議案曾經引起了共和黨人的極力反對，稱之為“階級斗爭”。無論如何：過去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靠借錢發展經濟的模式是走到盡頭了。這次希臘動亂，說明抽富濟貧的誕生要經過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　　

在此種情況下，有些中國精英還在繼續著2007年前的老思維，老是謀思著怎樣壓低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以所謂的比較優勢低價向歐美國家銷售商品，有些富人還在那里做自已的富翁夢。其實，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弄丟了國內市場后，依靠歐美市場銷售商品已經有了風險。如前所說，歐美國家鬧饑荒，是沒錢購買你的產品的。現在中國企業對內遭遇因通貨膨脹的加劇導致的生產成本上漲，對外國外銷費市場不振產品價格受到壓制，已經大大壓縮了自已的利潤空間。不少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已經回答了中國精英的思路是走不通的。況且，現在國外也有了防備經驗。不少歐美工人認為中國的低價勞動力，吸引資本家將工廠遷移到那里是搶了他們的飯碗，在社會就業壓力之下，一些外資已經重新遷回工廠，開工生產，并對低價的中國產品高筑貿易壁壘，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　　

因此說，實行共同富裕，是中國以及國際社會不得不走的一條路。　　

二、全民保障-------我們的國企改革目標　　

國企，即全民所有制企業，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白手起家，勒緊褲帶，艱苦創業，長期奮斗積累起來的一筆公共財富。這部分資產是中國人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路線，對外抵抗外來殖民經濟侵略，對內實現共同富裕，造福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基礎。　　

自特別是以來，在“改革”的名義下，資改派對這筆公共財富進行了瘋狂的掠奪，使它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但是主干還在。現在，右派又發起了一場新的私有化改革運動，以所謂打破“壟斷行業”的名義，搞起了一場“民營企業”進“國企”的“改革”，企圖徹底瓜分它。這次四十五個部委共同參加的限期改革國企動作震動了全國。　　

對于這場爭議很大的改革，現在是人聲鼎沸，無論網上網下、大江南北、城市農村、街頭巷尾均在議論此事。為了挫敗右派發起的這場“國企改革”,正義人士莫不奮力爭抗，力圖保住中華民族再次復興的元氣。對于這種正義之舉，我極力擁護，并希望光明能夠驅走黑暗，正義能夠戰勝邪惡。同時，我也認為：中國國企已經被資改派腐蝕得千瘡百孔，據有關媒體報道，不少中國國企正被合資或改革的名義，造成巨大的利益流失，比如說中國銀行金融系統對外資分紅，中國石油系統借漲價之機對消費者進行市場掠奪已經激起了天怒人怨，不改革是不行了。　　

問題在于如何改？朝著哪個方向改？是朝著有利于一小撮“民營資本家”利益方向，制造中國新的億萬富翁神話的方向改革，還是朝著有利于保障人民群眾生活、脫貧解困、提高生活水平以及國家富強的方向改革？這才是根本問題。許多天來，我們的左派不斷發出呼吁，不斷抗議，不斷伸張“民意”，來阻止“右派”的搶劫行為，但是如果自已不能提出有利于爭取人民群眾的國企改革方案，發起一場我們自已的改革運動，那么對于右派的“搶劫”行為是不能有效阻止的。　　

其實，在過去的四年里，重慶已經為我們探索出了一條國企改革的路子，那就是利用資本經營的手段不但成功地盤活了國有資產并增值，并且將它變成造福人民群眾生活，改善人民居住環境、提高生活質量的重要物質基礎。重慶的安居工程、暢通工程、森林綠化工程、社會保險的完善全部依賴于國有資本的盤活經營與有效利用。這樣就為當今的國企改革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即造福于人民，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制造新的財富神話。　　

但是，重慶的探索只是個開始。因為重慶之所以能夠走到現在，全賴于薄熙來同志個人的黨性原則與革命理想，是他共產黨員先鋒作用的自覺體現，這樣做要有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與思想境界。如果再換一個沒有黨性原則，只為自已撈錢的貪官，情況可能會朝著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因此說，這種只靠官員的思想自覺來推動的工作沒有政治保障。從今次王立軍事件后重慶模式面臨的沖擊，以及右派發起的國企私有化改革狂潮說明，我們很需要提出一整套既符合當今大眾心理，又能體現重慶模式為人民服務特征的國企改革方案，以此來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依靠大眾民主的力量來維護并監督實施。　　

在此，我愿提出自已的國企改革思路，供大家參考：即【全民保障】。　　

所謂“【全民保障】”，是指將整個國有資產視為一個全民持股的股份制公司來對待，它的股東就是全體國民，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擁有它平等的一股，以體現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精神。只不過，這一股不作為市場上可以自由買賣的資產憑證，而是由社會保險單位提供的各種保險，這種保險以住房保障、食品保障、交通費用保障、教育保障、醫療保障、環境綠化保障等形式表現出來，以定額票據的形式代替資產憑證。作為“全民股份制公司”形式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應當象重慶的國資管理部門承擔五個重慶建設一樣對全民承擔社會保障兌現責任。以這種形式喚起人民群眾對自已切身利益的關注，以便求得“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有機結合”，換起人民群眾的集體意識以及大眾民主維權意識，以“全民股份制公司”的“股東”身份，依照股份制公司治理結構的模式，對國有企業進行強力監督，保障它規范管理，有序運作，造福人民。　　

具體意見如下;　　

（一）、規范國企的經營范圍：對國計民生的重大產業領域實行壟斷經營，以此換取其有足夠的資源來創造價值，并服務全社會。（二）、采用社會保障定額票據的方式分配財富，兌現責任，服務大眾、惠及全民。（三）、劃定保障范圍：全民保障包括：糧食供應保障、出行車船保障、住房保障、教育基本保障、醫療保障、養老保障等基本生活保障，確保其生活安定。（四）、改革國企利潤分配制度，國企利潤除確保本企業擴大再生產、國家安全、公共建設外，其余利潤用于負擔全民社會保障費用開支。（五）、調整國企經營收入結構：（1）、負擔全民社會保障費用開支，以提供定量物資供應的方式進行，（2）、國企體系內負有相互協作義務的物資交換，原材料供應、人員流動，以集團規定價格結算，以降低成本，并優先保證供應。（3）、除此之外，以正常市場價格供應一般性市場競爭企業物資，參與市場競爭，創造利潤。（六）、形成完善的國企監管治理機構：包括建立全國統一的生產經營管理系統、保障服務系統與全民監督系統。　　

充分體現民主維權與規范管理，健全保障管理機制：采用上級任命與基層依法罷免相結合的干部隊伍管理制度、依靠全民維權監督、依法參與管理，責任承諾制度與公開管理相結合，來確保國有企業有序經營，發揮其在保障民生、維護國家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關于共同富裕的五項原則　　

那些成天叫嚷效率優先的自由派將 “共同富裕”稱之為“吃大鍋飯”、是“平均主義”的回潮，認為一旦離開效率優先的原則，中國就會重新回到貧困落后的舊社會。前不久，聯想集團的前老總柳傳志在美國說，一旦中國實行民主憲政，一人一票選舉政府，那么大家一定會主張高福利，瓜分財產，并且認為那樣，中國就會走到萬劫不復的境地。由于中國現在的年輕人都是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中長大的，他們對于學校教育中將集體勞動比喻成大鍋飯，將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理解成平均主義，并有與貧困落后劃起等號的說法記憶憂新。因此，有必要將我們實行“共同富裕”的原則、依據與方法向社會公眾，特別是對那些年輕人講清，以便得到他們的支持，正確處理“共同富裕”與“經營效率”的關系。　　

在這里，我們提出“共同富裕”的五項原則，給予參考：　　

第一、【按勞分配】。這是我們的基本原則。也是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主要特征。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首先有利于調動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提高生產效率，是與效率掛起鉤來，是“共同富裕”與“經營效率”有機結合起來的集中體現。我們主張多勞多得，鼓勵人們多勞動，積極工作，反對不勞而獲，更反對少勞多得。在現階段，我們的按勞分配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縮小企業、組織內不同工種、職務之間的工資收入差別，但不是消滅差別。（2）、堅決維護廣大職工群眾的勞動權利，支持職工群眾按勞動法有關規定同企業管理層進行集體協商談判，以制定適當的工資水平，確保勞動者的合法權利，（3）、出臺有利于調動工人勞動積極性的勞動工資分配政策，鼓勵職工積極工作，創造收入。如在企業中擴大勞動因素轉換的職工股權，加大勞動者的股東股利與按資分配的比例。以及其它措施。　　

有人說，按勞分配只要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進行，這是對的。在現階段下，雖然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名存實亡，但是國家的相關法律、國外可供借鑒的案例還是存在的。比如說美國福特汽車公司上世紀初的讓全體福特員工開得起汽車的勞動工資改革，中國華為公司向近一半員工擴股的改革，都是在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條件下的帶有“按勞分配”特點的利益調整性改革。這種改革不但增加了勞動者的收入，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而且為也公司創造了更多的收入，同樣符合資本家的利益。當然真正的按勞分配是我們不斷努力堅持的方向。　　

第二、【公正公平】。這是我們關于“共同富裕”的第二個原則。薄熙來書記在重慶改革中就提出了“公平就是生產力”，就是這個意思。在共同富裕的大政策中，這個公平表現為四個方面：第一，嚴格遵守制度，讓管理有序進行，在財富分配與公共領域，嚴格執行規定，就是維護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只要杜絕了違規收入，就是最大的公平。第二，在企業內部結算勞動工資時按規定制度辦事，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性質，保持勞動者的積極性，并使他們的合法利益得到維護。第三、在制定各項政策時，要更多地傾向于弱勢群體，傾向于責任大、任務重、貢獻多的崗位與個人，將收入與貢獻切實掛鉤，而不是與關系掛鉤。第四、嚴格執行陽光操作，對于分配與收入的結算結果應公之于眾，接受群眾的監督。　　

如果說，在執行制度時能夠嚴格認真，在制定政策時能夠公平合理，學會換位思考，能夠調動起職工群眾的積極性，那么收入分配就會更加合理，真正起到共同富裕的作用。　　

第三、【抽富濟貧】。這里所說的抽富濟貧，并不是平均分配，更不是打土豪分財產。而是制定一項比較合理的稅收政策，讓收入越來越高的富人承擔更多的稅收義務，以增加的社會財產收入來救濟社會上的貧困人口，承擔社會管理的責任。征稅的前提是個人財產公開，收入公開。這是我們這個階段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范圍內擺脫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特別要解決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等價交換，而實行抽富濟貧，實質上就是將一部分收入從富人的口袋里拿出來周濟窮人，以便增加市場購買力，進一步刺激經濟，解資本主義債務危機之困。當然，讓富人自覺地掏出錢來周濟窮人是很困難的。現在希臘正在進行激烈的斗爭，正在倒逼富人掏腰包。據說當年的瑞典實行全民福利政策，其中有一項，就是成功的讓富人多交稅，以周濟其它人。　　

通過抽富濟貧：一是要制止富人財富的過快增長，以免再次出現生產過剩以致經濟危機，二是也要適當保護富人的財產利益，以保持他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第四、【全民保障】。這個舉措前面已經講過了。不過，這里所說的全民保障，除了由全民所有制企業提供的保障費用外，還應當由政府通過征收富人稅收追加的費用。全民保障的對象是全體國民，重點是生活困難的人，使他們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制定全民保障線時應當確定適當的保障標準，使他們在確保必要的生活水平時，又能產生一定的生活壓力，保持起碼的勞動積極性，以免產生另一些不勞而獲的現象。　　

第五、【合作勞動】。合作勞動是社會主義的主要特點之一，也是組織億萬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徑之一。合作勞動的好處，毛主席在組織農業合作社時已經體現出來。就當今社會來說，主要有以下好處：第一，以強帶弱，由一個或幾個獨立勞動能力較強，具有開拓創新的人，通過組織團隊的方式帶動其它獨立工作能力較差的人共同創業，分工協作，合作勞動，帶動其它人共同致富。第二，協作能夠產生比個體勞動更大的效益，通過分工協作，合作勞動，可以大大提高勞動效率，增加創業成功的可能性。第三、通過合作，可以凝聚更大的力量，產生規模效應。　　

這種方式，薄熙來同志已經在重慶進行過成功的探索。當時，重慶出臺 “一拖三”扶持草根創辦微型企業的政策，就是政府扶持團隊創業的典型案例。　　

四、社會協作、訂單經濟與購買力拉動-----我們的改革方向　　

最近，新華社發表了一篇題為《是什么力量讓“分田到戶”多年的農民又重新“合”起來？》的文章。文中說到：黑龍江省訥河市是一個產糧大縣，記者近日在這里采訪發現，在發展現代化大農業和市場競爭的合力引導下，農村專業合作社已經成了農民種田離不開的“組織”了。該市地處一望無際的松嫩平原，自２００８年開始，這個市引導農民在自愿的基礎上組建合作社，將分散的耕地自發集中起來，運用大型農業機械統一播種、統一施肥、統一耕作，收獲的糧食由合作社統一銷售。目前，全市入社農民５．７萬戶，占當地常住農戶的６２％。在此之前，一家一戶分散經營形成的“花花田”，使大型農機具和水利設施無法應用，先進農業技術推廣困難，還限制了農業生產直接與市場對接，農民買肥賣糧難、增收乏力。　　

文中繼續介紹：聯合社采用“三次分配”方式實現社員利益最大化，初次分配以每市斤高出市場價５分錢收購社員大豆，二次分配將合作社經營收益的６０％返還社員，三次分配將合作社留用部分節余的５０％作為股份向社員分紅。２０１１年，聯合社利用采購和銷售優勢，為社員種植大豆每畝成本降低１６８元，通過高價收購和二次返利，幫助農民每畝大豆增收４５元，這還不算第三次分紅。　　

這篇文章告訴我們三個道理：第一，農民克服了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困難，通過社會協作的方式組織起來了，成立了合作社，實現了統一經營，第二，該市農民采用訂單經濟的方式，使計劃與市場對接起來。第三，農民通過 “聯合”實現社員利益最大化，三次為社員分紅。　　

這是發生在黑龍江農村的事，農民正在通過社會協作的方式組織起來，采用了有計劃的經營方式，并且取得了明顯的效益。因而使“社會協作----訂單經濟（計劃）------共同富裕”的模式成為可能。　　

通過以上觀察，我有以下思考;　　

第一、通過社會協作、將分散的生產主體串聯起來，形成貫穿生產經營全過程的“產業鏈”，并通過“訂單經濟”的方式使無序的市場經濟滲入計劃經濟的因素。　　

有人說，社會主義的經濟是計劃經濟，這是對的。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所謂的計劃實際上都是與社會經濟的組織化聯系在一起的，經濟組織的邊界在哪里，計劃的范圍就擴大到哪里。因此，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社會生產的組織化程度提高。　　

當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是截然對立的。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每一個自主經營的企業內部也有計劃。如文中所說，我們可以看到，通過訂單經濟，農民就與市場經濟聯系起來，既帶有市場配置資源的靈活性，也克服了市場經濟的盲目性，達到了計劃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　　

通過社會協作，將分散的生產主體組織起來，形成由“農民的田園---加工廠-----市民的餐桌”，從“礦山----加工廠----服務機構----千家萬戶”的“產業鏈”，通過這些“產業鏈”與“訂單經濟”的方式，就可以實現社會生產的組織化與有序化。從而也為我們進行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路線提供組織保證。　　

同時，我們還可以通過訂單經濟的方式，建立市場與計劃的對接點，通過運用現代信息與網絡技術，建立基于訂單經濟與大宗商品交易數據采集統計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信息分析系統，從而為我們的政府制定宏觀經濟規劃創造條件。　　

第二、重新啟動國內市場，讓不斷增長人民購買力成為我們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的發動機引擎。　　

眾所周知，中國之所以形成外向型經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內市場需求不振，需求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人民收入下降，并且深受“住房、教育、醫療新三座大山”的壓迫。在我們進行全民保障改革，人民群眾的住房、食品、醫療等需求得到保證后，便會釋放出更多的購買力來，這樣就可以啟動內需市場，使龐大的中國產能有了用武之地。而且通過住房改革，可以給投機性的房地產投機商以沉重打擊，迫使他們拋售房產，這樣促使房產價格進一步下降。從而進一步拉低中國的市場物價，以降低通貨膨脹帶給中國社會的沖擊風險。使得中國的物價回歸正常水平。這樣，通過接通中國內地與農村的“產業鏈”，沿海的制造業就與內地的市場重新建立聯系。　　

不斷鼓勵人民群眾自主創業，團隊創業，以增加就業機會，以便增加市場購買力。這將成為新時期一項重要工作。通過增加市場購買力的方法，來拉動經濟不斷增長。并且在不斷下行的低物價市場運行中，降低生產成本，并為節能、減排創造條件。　　

第三、在經濟組織化、有序化與提供全民社會保障的基礎上，開始規劃我國的戰略產業發展目標，以便實現社會經濟轉型跨越，徹底走上獨立自主為主，對外貿易為輔的發展路線。　　

在完善全民基本生活保障、穩定國內市場價格，保持市場低物價水平運行的基礎上，  我們就可以組織力量對一些事關國民經濟發展戰略與國計民生的產業進行規劃與組織實施：比如說生態農業產業，循環經濟產業，新能源產業，新信息技術、國防科技技術的重大突破，從而徹底實現國民經濟的轉型發展，走上生態化、綠色化的健康發展軌道。最終使得我國的經濟重新回歸獨立自主的發展路線。　　

五、不改革真的死路一條　　

最近，人民日報2月23日發表評論文章《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遭來了社會各界猛烈的評擊，對于文中的觀點，我也不贊同，但是，文章的標題我則是贊同的，即“不要不改革的危機！”　　

是的！正如文中所說，“隨著改革的深入，從經濟領域到社會政治領域，改革越是向前推進，所觸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復雜，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這些年來，一些地方改革久議不決，一些部門改革決而難行，一些領域改革行而難破，莫不與此有關”。   　　

這個情況千真萬確：以兩桶油為例，每年冬天都發生大家熟知的 “柴油荒”，這是誰干的？同時我們還發現，為什么一邊是國內柴油荒，另一邊兩桶油竟然還向國外出口柴油？有人說，定價權不在兩桶油手里，但是他們可以利用自己在開采、運輸、供給上的壟斷人為的制造所謂的“短缺”，最后倒逼著發改委提高價格。這就是壟斷，壟斷的實質就是，只要你擁有壟斷的地位，那就有濫用的可能！！壟斷的結果，就是老百姓遭殃，付了高價，還買不到最好的東西。　　

從打破“壟斷”，惠及民生的意義上講，確實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人民日報關于“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是說對了。改革已經迫在眉睫。正視人民日報的呼吁：“一個長期執政的大黨，尤其要時刻警惕短期行為損害執政根基，防止局部利益左右發展方向，力避消極懈怠延誤改革時機，所思所慮不獨是當前社會的發展穩定，更有黨和國家事業的長治久安”是對的。　　

問題在于如何改，朝什么方向改？如果一味著私有化的方向改，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根基沒有了，國家經濟徹底轉向了“民營化”，那么壟斷地位就一定會打破？對人民一定有利？對于私有化造成的危機，我們中國現在看不透，但是西方國家看到了，從2008年開始遍及全球的經濟危機，到2011年不斷升級的全球民眾抗議潮，再到最近希臘十萬人的憤怒潮，以及希臘國家破產，希臘政府束手無策的現狀，我們看到了私有化的改革確實是極其危險的“一條死路”。那些叫囂要“所思所慮不獨是當前社會的發展穩定，更有黨和國家事業的長治久安”的記者們是否也想讓中國步希臘國家后塵，陷中國政府于全民憤怒抗議以至推翻的境地？　　

但是，我們從人民日報的社論中也看到了中國改革已經到了迫在眉睫，不得不改的地步。因為繼續“一出現不同聲音，改革就戛然而止”，自然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團，使得象“兩桶油”這樣的壟斷組織繼續他們一邊制造國內油荒，一邊高價出口石油的勾當，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不會因為隨著“改革戛然而止”而得到有效緩解，社會通貨膨脹還在不斷加劇，逼中國老百姓造反的定時炸彈還沒有消除引信，中國社會還不能避免明朝滅亡，崇禎皇帝上吊的悲劇。但是，如果改革者抱著“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心理，不能傾聽社會“出現不同聲音”，一意孤行，一屁股座到了“民營資本家”的板凳上進行改革，那么希臘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可能會“一改革死得更快”。　　

看來，今天的國企是非改革不可了，如果不改革的話，發改委那批人還真的成天睡不著覺，心思謀想著怎樣完成他們的“改革任務”。但是為了人民日報記者們所說的 “黨和國家事業的長治久安”，還真的需要改革者“認真聽取民意，又不為流言所動，既需要智慧和審慎，更要有勇氣與擔當”，將人民群眾迫切希望的共同富裕政策納入改革者的政策軌道。為了不讓改革“戛然而止”，改革者還真的需要轉換一下自已的思路，不是奉行所謂的 “摸著石頭過河”和“改革頂層設計”，而是認真踐行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不是坐在中南海開“座談會”，而是象薄熙來在重慶號召的那樣“三進三同”，認真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這樣才能搞清改革的方向，搞清我們的改革“為了誰，依靠誰，方向在什么地方”的大問題，真正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心間，這樣改革才不會“戛然而止”，不會“久議不決”，更不會“決而難行”，就象重慶一樣奮然前行。這樣，中國 “黨和國家事業”才能“長治久安”。　　

我今天寫出的“共同富裕”一文就是為了決策者為了“長治久安”的“改革”提供思路。　　

但是無論是誰，如果不改革，那真的是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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