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是相對的，集體合作是絕對的

　　--------------讀《中西文化制度比較——韓德強與秦暉對話》有感

　　前不久，在大學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中西文化制度比較——韓德強與秦暉對話》，讀后很有感觸，我認為這篇文章具體反映了存在于我國的兩種思想，即自由單干主義與集體合作思想的交鋒狀況。為了讓大家進一步認清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的觀點主張，我寫了以下這段話，與各位朋友共交流。

　　第一、且看自由主義與集體合作主義的對話

　　在《中西文化制度比較——韓德強與秦暉對話》一文中，秦暉代表自由主義，韓德強代表集體主義，他們面向大學生進行了面對面的觀點交鋒。他們的交鋒在以下三個層面進行，他們的觀點對于大家認清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本質也許有幫助。

　　第一個層面：是選擇自由主義者的生活方式，還是被迫合作？

　　自由主義者認為：人類就象動物界存在喜歡群居的集體主義者動物與喜歡獨居的個人主義者動物一樣，也分為喜歡群居的集體主義人群與喜歡單干的個人主義人群，不管它們是所謂天生的個人主義者，還是天生的集體主義者，它們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來生活，而不是按照某種外在意志的強制來生活。(我想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本來主張吧)。

　　（我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包產到戶改革，大概也是按照這樣的指導思想進行的吧。他們大概認為：中國農民喜歡單干，是天生的個人主義者，如果把他們集中起來，是極其危險的事情。因此，按照個人主義者的愿望，他們實現了分家，由集體主義者變成了單干主義。）

　　而集體合作主義者則認為:我們社會如果能夠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可以自由地選擇生活方式、自由地交易、自由地競爭更好。問題是在每一樁“自由平等”的交易背后都存在著類似食蟻獸和蟻群之間力量上的不平等，就如同一只老虎闖入羊群、食蟻獸要吃下螞蟻的時候，那被吃的螞蟻會怎么想?。老虎當然高興，食蟻獸也高興，我們可以想吃誰就吃誰?可是，被吃的螞蟻，以及其它動物就不這樣想了，他們會想，我們為什么要被吃?如果不團結起來打死老虎行嗎?由此可見，當外來強大的勢力介入你這個自由放任的群體時，自由主義者所希望的自由生活方式是無法進行下去的。除了死以外，只有被迫合作一項。

　　這是他們第一個層面的對話。

　　（在此，我想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當一盤散沙的中國面臨著日本帝國主義者強敵入侵的時候，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是無法進行下去了，只要在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八年抗戰，終于贏得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勝利，這便是強迫合作最典型的一例）。

　　第二個層面:在面臨強敵入侵時，弱勢群體是選擇自由逃散的消極方式，還是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的方式。

　　當面臨老虎入侵時，自由主義者認為：我干嘛要打老虎，咱打不過老虎，咱還不能跑嗎? 我不需要比老虎跑得快，只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嘛。老虎來了，要吃先吃你，后吃我。我們普通人就是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生存邏輯!問題是，這老虎吃了別人之后，力氣就更大，跑得更快啊，它休息一下，過來又把我也吃掉!最后就是狼把羊吃光，老虎把狼吃光，整個食物鏈就崩潰了。

　　（今天，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業以及中國農民面對以資本主義大農場主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強大農業集團的市場攻勢所采取的麻木不仁的態度，當今國際第三世界各顧各的生存邏輯，面對西方列強強大的集團攻勢而望風而逃的表現時，這是證明了自由主義者的這種理論的“正確性”嗎？)

　　集體合作主義者認為：照自由主義這個信條走下去，有可能是：第一，自由的、獨來獨往的、可以吃遍天下的老虎會特別高興;第二，最后，老虎也沒的可吃了!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在沒被老虎吃光之前，有那么一個蟻群先合作起來了。合作起來后螞蟻啃骨頭，趁老虎睡覺的時候，就點點滴滴、“農村包圍城市”，把老虎給啃掉了!

　　（中國共產黨上世紀革命的成功，上世紀席卷世界各地的民族革命風暴證明了“螞蟻合作起來后啃骨頭”的理論正確性與實踐的可行性）。

　　第三個層面：在革命后的形勢，如何面對權力的監督

　　自由主義者認為：如果按照集體合作主義者希望的那樣，通過強迫合作的方式，在抵衡強敵的過程中，不但消滅了強敵，而且建立起了一個新的強大組織以及一個由偉大領袖掌管所有資源，給大家公平分配的制度。可是這種制度保險嗎?假如偉大領袖“念頭一變，他今天想搞私有化了，又把這些已經集中起來的東西裝進自己的口袋，那太方便了!那比任何所謂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都要方便得多啊!這可能有也是所有自由主義者最擔心的一件事。

　　（在1976年“偉大領袖”去逝后，中國形勢的逆轉，確實發生了如自由主義者所言的那一幕，給自由主義者攻擊集體主義者提供了充足的炮彈）。

　　面對自由主義者的疑問，我們的“偉大領袖”實質上給出了答案：你只要看看那個著名的“延安窯洞對”，就會知道他胸有成竹：在革命成功后，他本人身體力行，不但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已，勤廉奉公，為整個國家與人民做出了表率，解決了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大家公平分配資源”的愿望，并沒有“念頭一轉”。當他發現整個社會出現象自由主義者所說的，“念頭一變，想搞私有化了，又把這些已經集中起來的東西裝進自己的口袋”，就開始踐行“延安窯洞”的“民主諾言”，發動起人民群眾，就象自由主義者希望的那樣：“從骨子里是主張權力自下而上運行的”群眾監督的文化革命。

　　(問題是自由主義者把“偉大領袖”的“群眾監督”的做法給否定了。自由主義者希望“權力受到約束”，希望“民主憲政”，但是不知道在權力專制的情況下，離開集體主義性質的“群眾運動”，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可以民主憲政。因此，自由主義者討論了大半天，最后除了提出“民主憲政”這個空洞的口號外，竟然找不到實現它的方法。因此，“民主憲政”就成為自由主義許給人民美麗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紙上蛋糕”。)

　　二、我對于自由放任與集體合作的理解

　　以上這些便是我對于韓德強與奉暉對話的理解。為此，我對于自由放任與集體合作有了新的理解，并有如下結論：

　　1、自由放任是相對的，集體合作是絕對的。

　　在當世界，市場交換將所有的人與組織聯成了一體，世界變成了相互合作的一個整體。象中國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那種自由放任的個體單干方式 “個體戶”雖然現在也存在，但是已經不是社會發展的主流。即使街上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個體戶，但是通過市場交換已經與消費者、與供應商、協作商發生這樣那樣的協作關系，成為一個松散的群體，而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自由人”。更多的人，通過“工廠、超市、商貿流通”等組織聯合起來，進行集體合作。當然，社會上也確實存在著與諸多方面都不聯系的獨居者，但是用一句中國成語形容就是：“勢單力孤”。這是在中國，如果在西方社會，特別是那些通過“會社”等方式組織起來，或通過工廠、學校、科研機構等方式組織起來的人群，早已高度組織化。他們受到這樣那樣的“紀律”“制度”“公約”與“法律”的約束，并不象我們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樣“自由”。即使有些人爭脫了這個組織或那個組織的約束，取得了這樣那樣的“自由”，但是他們卻又通過這樣那樣的“再就業“”，參加這個那個“組織”的活動，重新受到這個那個組織的約束。他們的選擇只有選擇“這個組織”或“那個組織”，而不可能獲得不要任何組織約束、制度管束的絕對自由。由此可見，自由放任是相對的，集體合作是絕對的。

　　即使是那些標榜自絕對自由放任主義的“學者”，也不可能獲得如他們所講的那樣自由，不可能絕對自由放任地發表他們的意見，踐行他們的主張。網絡上曾經盛傳“屁股決定意識”一說。意思就是說，座誰的板凳，拿誰的錢，替誰說話。那些“學者”們表面上看起來挺獨立的，事后一查，才知道不是參加這個“基金會”就是接受那個組織的“贊助”，他們一家老小的生活、發達全靠這些，你說他們能不與那些“基金會”合作嗎?可見，合作是絕對的，而選擇和“這個基金會”或者“那個基金會”合作的權利與自由，才是相對的。

　　2、自由主義是一種解放，具有進步意義，但是“自由主義”是靠“團結奮斗”的方式實現的。

　　在《中西文化制度比較——韓德強與秦暉對話》一文中，韓德強提到了資本主義工廠合作勞動的不均衡，由此帶來的剝削與壓迫。這是合作過程中的“不自由”。為了達到勞動過程中的“均衡性”，確實需要某種“自由”，如某個勞動者從這個工廠跳槽到那個工廠，某個總經理從這個公司出來自由單干，重新建立新的公司，或者大量的勞動者從那個社會體制下逃離，到一個新的地方去謀生，如殖民地時期的歐洲移民從歐洲舊世界涌到北美新大陸，或者內部人起來造反，推翻一個舊世界，這些都是人們爭取“自由”的過程，當時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解放”。

　　但是爭取“解放”的人要真正實現“解放”，還是要付出相當大代價的。原因就在于已經處于統治地位的舊組織或舊體系，控制著社會上的絕大部分資源。他們擁有可以調用的大量資源，組織強大的力量來與逃離舊組織的人們進行力量不對等的競爭。要么用市場的手段擠垮新的競爭者，要么用追捕的手段追捕逃亡者，要么用鎮壓的手段鎮壓內部人的反抗。而逃跑出去的人，由于種種原因，總是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例如，當時逃到北美大陸的第一批殖民者，就遇到了“自然災害、野獸與土著居民的襲擊”等多種災難，使得他們付出了死亡近一半人的慘重代價才達到免強生存下來的結果。這里面，第一，需要有極大的勇氣，需要考慮敢不敢冒這樣的險，付出這樣的代價，第二，是不是團結，能不能團結起來。這樣，他們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又以某種形式團結起來，建立起了新的組織，接受了新的制度約束，以集體合作的方式生存下來，并最終得到自已的目的。

　　無論是北美殖民地的形成過程，還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或者過去曾經席卷歐洲各國的大革命，都是以爭取“自由”開始的，到“團結奮斗”結束。

　　只有我們現在的中國精英資產階級不懂得“爭取自由民主”的“解放運動”是靠“團結奮斗”實現的。由于他們已經將集體主義妖魔化，再運用不起那個武器，因此，他們也組織不起強大的力量去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從政治上講，他們是不成熟的。

　　3、組織也和人一樣，是有生命力的，有它出生、成長的過程，也有它消亡死去的那一天。

　　發現這一規律的是當年與毛澤東同志進行延安窯洞民主對的黃炎培老先生。當時在毛澤東主席居住的延安窯洞中，黃炎培與毛澤東主席進行了關于歷史上興亡周期率的最為重要的一次談話，即所謂的“延安窯洞對”。當時，毛澤東主席問：“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樣?”黃炎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這里所說的“一團體、一地方、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便是各種組織不斷涌現，又不斷死去的最直接的描述。從中國上下五千年講，前有夏、商、周接代而興，后有元、明、清不斷延續。都是群體政權與組織不斷生死的過程。就連激烈競爭的市場上，也是各種企業、公司不斷涌現，而又不斷關閉死去。只能說一個組織如果管理得好，可以延長更多的“生命周期”，就如同人一樣，可以活“70歲、80歲甚至90歲，但是也有一、兩個月便死去的嬰幼兒。一個組織或一個人，可以很快地出生或死去，來世上走了一次，但是人間養育嬰幼兒，教育人成長的方法、知識卻在不斷延續。從一個死去的組織身上可以得到教訓去教育另一個剛出生的組織。這也是人間的教育規律。如從新中國60年革命史總結出來的毛澤東思想，即使在中國不能再生根、開花，但是它可以變成一種知識財富，用于教育美軍這個群體組織，可以指導正在興起的世界革命。這是我個人的認識。

　　三、我對于“世界上從來沒有救世主”與“六億人民盡舜堯“的看法

　　在《中西文化制度比較——韓德強與秦暉對話》一文中，自由主義還提到了《國際歌》與“救世主”。

　　文中是這樣說：

　　自由主義最反對的是救世主。你們聽《國際歌》怎么唱?“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 要考慮他人進行合作，犧牲自己，對不起!這個不是自由主義的思路，也不是《國際歌》的思路。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 要考慮他人進行合作，犧牲自己。對不起!他們只相信自己。而在當今社會的左派看來，卻又沉迷于盼望“救世主”拯救他們的幻想中，只相信救世主，不相信自已，與自由主義的想法正好相反。

　　最近，網上有“GCD恩賜幸福”一說，說建國以來中國人民的幸福是GCD恩賜的。其實這一說法在建國初期就有過，并且把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幸福歸功于毛澤東同志。對此，毛澤東同志曾經給予了否定，他說：人民，特別是農民給了我們一切，農民的勝利果實不是某一個人恩賜的。這話如果放到今天就是說：在當今世界，能夠拯救我們自己的，只能是我們自己的團結奮斗，而不可能是某個救世主，更不是誰的恩典。這對于打破中國左派普遍盼望新的“救世主”出世這樣的幻想很有幫助。不但過去是，現在更是如此。

　　致于 “六億人民盡舜堯”，我個人認為，這代表了毛主席對當時新中國人民的熱切期盼。他希望全中國人民都能象中國古代的舜堯一樣，成為人人得道，個個修行的圣人，這樣，他們的思想境界便會上華到與時代要求集體主義團結精神相適應的境界，而與自由主義思想相反。要達到這樣的境界，他們就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不斷學習各種知識、理論，提高自己辨別是非的認知能力，在各種非健康思想侵入時便會產生思想上的免疫力，輕易地識別好壞是非，以便有能力共同擔負起建設美好國家、和諧社會的責任，而不能被那些“精英”們視為“懶惰”，“愚蠢”“弱智”，一直處于被欺凌被壓迫的地位，這樣才能使得他們能夠與改造社會的主人公地位相適應。

　　而今天的中國已經走到了強敵入侵，強迫合作的地步。是需要發揚人人起來負責，爭當“人人都是救世主”的革命精神，團結起來進行自救?按照自由主義的“叢林法則”，自由逃散?這便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肅問題。希望各位朋友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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