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細亞專制主義”與二十世紀的中、蘇（俄）革命與道路之辯——兼論秦暉先生的“雅典（羅馬）道路”說

呂新雨

內容提要：

本文針對秦暉先生對雅典（羅馬）道路與“古代福利國家”的敘述，從歷史的角度探究了雅典和羅馬的奴隸制度、小農與海外軍事霸權的關系是如何決定其民主、共和與國家福利制度的，在秦先生的論述背后實質是“亞細亞專制主義”的理論陰影。本文討論了亞細亞專制主義與馬克思學說的關系，更從中、俄二十世紀革命的歷史中考察了“亞細亞生產方式”互為鏡像的論辯是如何直接地介入到具體的歷史實踐中。這樣的論辯并沒有結束，它以“中國威脅論”和中國版本的“脫亞入歐”的“普世道路”的方式繼續延伸。因此，對“亞細亞專制主義”的重新批判，就不僅僅是學術的問題，更是現實政治的體現。

關鍵詞：雅典道路  亞細亞專制主義  中俄革命 “脫亞入歐”

今天的中國究竟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正在以“中國模式”與“普世道路”為代表的論辯中展開。在“普世道路”的說法中，秦暉先生關于人類歷史二次“擺脫共同體”的道路論斷，堪稱中國學者的一種代表性敘述，因此值得探究。本文通過分析秦先生“雅典（羅馬）道路”的闡釋，來看其背后的“亞細亞專制主義”的理論影響，而這樣的影響又是如何與二十世紀中、俄革命與道路的論辯互為鏡像地結合在一起。這個論辯并沒有結束，今天的“亞細亞專制主義”是以“中國威脅論”和中國版本的“脫亞入歐”的“普世道路”繼續延伸。因此，對它的重新批判，就不僅僅是學術的問題，更是現實政治的體現。近百年來，它與中國的命運始終聯系在一起，今天依然。

一，究竟什么是“雅典（羅馬）道路”？

——論民主的條件與“古代福利國家”

秦暉先生對雅典道路的經典敘述如下：

人類社會史上過去兩次“擺脫共同體束縛而爭取個性自由”的過程：擺脫原始氏族共同體走向古典自由民社會、擺脫封建宗法共同體走向近代市民社會，都曾經面對類似問題：在走出氏族共同體時，有“雅典道路”與“馬其頓道路”之分，“雅典道路”意味著變“氏族族長制”為“民主制”，通過平民運動（包括經濟上通過梭倫、李錫尼法案式的改革形成平民私有財產）建立民主雅典與共和羅馬式的古典公民社會。而“馬其頓道路”則是變“氏族族長制”為“強權通吃”，化“父權”為皇權(包括經濟上形成托勒密式的權貴大私有制)以建立“家天下”的古典帝國。[1]

雅典問題而不是“道路”其實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所關心的。秦先生應該很熟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把雅典和羅馬作為國家起源的論述，在國家誕生的四個階段中，把雅典與羅馬作為典型案例來討論，正是恩格斯此文的重點。

不同的是，恩格斯的重點并不是所謂“平民運動”，而是階級斗爭，即雅典社會內部的階級斗爭導致了平民私有財產權的出現。一方面，雅典全盛時期，由于大量依賴奴隸的勞動，使得自由民的數量大大低于奴隸的數量，只有自由民才有資格充當士兵和保護者，這使得保護者和被保護者的數量比例嚴重失調。另一方面，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又使得自由民貧富分化加劇，大量平民（多為農民）陷入債務危機，被販賣為奴。正是因為公元前六世紀阿提卡（Attica）地區爆發了激烈的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階級斗爭，才使得梭倫被授予改革的最高權力。梭倫通過廢除債權人的財產來保護債務人，使得因債務被出賣和出逃到海外去的公民能夠返回故鄉。猶如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犧牲封建所有權而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權，“這只有通過公開侵犯財產權才可以做到。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做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所以毫無疑問，二千五百年來私有制之所以能保留下來，只有由于侵犯了財產所有權的緣故。”[2] 只是，恩格斯的這一重要論述并沒有進入秦先生的敘述，即雅典建立在平民私有權上的民主，必須是通過激烈的階級斗爭，——秦先生眼中的民粹主義，通過對既定財產所有權的政治革命來完成的。梭倫改革并不是維護大地主所有者和貴族，而是通過維護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鞏固公民的數量，既是防止社會崩解，也是出于軍事目的，破產和陷入債務奴隸的公民都因為無法打仗而削弱了軍事力量。所以，“舊時殘酷剝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經棄而不用了，如今主要剝削奴隸和雅典以外的買主了”。[3]

更重要的討論涉及的是恩格斯關于國家起源敘述本身的問題。恩格斯認為：“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產生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或內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圖篡位為時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跡，——另一方面，因為在這里，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民主共和國，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但是，這一判斷本身與他文章中的材料之間存在矛盾，雅典國家的形成并非只是從氏族內部直接的、非暴力的發展出來。除了內部的階級斗爭，梭倫改革的直接動力是城邦對外的軍事需求，禁止把平民變為奴隸，限制貴族的土地擴張，是因為只有公民權的平民擁有私有財產，才能夠成為自備武器的軍人。梭倫改革后把全體公民按照財產分為四個等級，前兩個等級可以擔任高級行政長官，第三等級可以擔任低級行政長官，第四等級擁有選舉權，四個等級構成公民大會作為城市的常設機構。與此同時，這四個等級也是軍隊的組織形式，前兩個等級提供騎兵，第三等級提供重甲步兵，第四等級提供不穿甲胄的輕裝步兵或海軍，——這正是恩格斯在文章中論述的內容。而能夠自備武器的步兵公民是希臘“民主制”的前提，——雅典民主制度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其軍民一體。當戰爭從騎兵轉為以重甲步兵和輕裝步兵為主力，而海軍的作用越來越關鍵之后，平民士兵就成為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這反過來促進了城邦內部的民主變革。這一點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就已經說明，即寡頭統治依靠的是騎兵，次一級的寡頭依靠的是重甲步兵，輕甲步兵和海軍則適合平民體制。[4] 雅典的軍事需求迫使國家必須保護中小農民的土地權益，所謂“平民私有權”的根源在于希臘古典城邦的軍事性質。而這種“平民私有權”一旦形成，“社會和政治制度所賴以建立的階級對立，已經不再是貴族與平民之間的對立，而是奴隸與自由民之間的對立，被保護民和公民之間的對立了”。[5]

但是，恩格斯從摩爾根那里接受的影響，即認為國家是從氏族社會直接經過經濟發展而來的觀點，早已經受到了批評。[6]無論是雅典還是羅馬，都是掠奪和征服的結果[7]，“越是對傳說和歷史進行探究，越是使人相信，雅典國家的建立也是掠奪和征服的結果”[8]，庫諾據此批評恩格斯：“種種跡象表明，雅典的四個部落在提修斯統一之前處于尖銳的對立之中。在統一之后這種對立還延續了很長的時間。”[9] 而羅馬平民“來自被征服的農村地區的農業人口，他們被古老的三大部落視為下等階級，他們構成了與貴族相對立的階級。在這里階級的分化并不是出于經濟的原因，而是反映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系。”[10] 簡單地把雅典或者羅馬看成是從“氏族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內部演進，恰恰喪失了對西方古典國家與社會形成動因的重要理解。

梭倫改革拯救自由民和廢除債務奴隸的直接后果卻是對奴隸勞動需求的急劇上升，因為社會分化的勢力在社會內部被阻止，依賴進口奴隸就是必然的選擇。從雅典到羅馬，造就兩大帝國崛起最關鍵的因素正是奴隸制度，只不過展開的方式不一樣。

希臘城邦最早確立了作為系統生產方式的奴隸制度的統治地位，希臘的城邦民主與奴隸制度之間互為條件。正是因為奴隸作為會說話的工具而生產的大量剩余產品，才使得城邦政治生活中排外的自由公民權的民主制度成為可能。同時，“奴隸制度又是迄今所知的最嚴厲的商業化勞動形式，在大城市的商品交換市場，勞動整個下降為被買賣的物品” [11]，是奴隸制度的“市場化”形式把城市與鄉村聯系在一起。而這樣的制度，即把勞動與絕對失去自由捆綁在一起，后果則是技術發明和經濟的停滯。當我們考察西方市場經濟和國家起源的時候，是不能忘記這一點的。

秦先生贊美“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勞里昂銀礦等公民共同體控制的國家財源大搞公共設施，并且在財政上實行過一系列‘古代福利國家’政策，從公款贖俘、債務豁免、貧困救濟等生活保障，到觀劇津貼、公職津貼這類資助公民參與公共生活與公共決策的措施”，[12]——秦先生沒有提及的是阿提卡的勞里昂銀礦，正是依靠了大約三萬人的大規模的奴隸勞動。勞里昂銀礦的最大貢獻是使得雅典能夠創立起一支強大的擁有200艘戰船的海軍艦隊，它是雅典從城邦國家走向帝國主義的關鍵。在著名的關于勞里昂銀礦用途的爭論中，主張把財富平分給公民的“分家”派阿里斯提德則被“民主”制度放逐出城邦，是主張軍事強國的地米斯托克利獲得大勝，——正是依賴提洛同盟中其他城邦國源源不斷的供賦，才能夠保證雅典嚴格排外的公民權內部的民主制度得以持續和發展。而勞里昂的銀礦也使得雅典的貨幣成為帝國時代的通用貨幣，保證了海外貿易的商業霸權，即一個依靠強大海軍保護的海上商業帝國。

雅典最繁盛的伯利克里時代，就是希波戰爭之后雅典憑借提洛同盟走向帝國主義的時代，被稱為雅典民主政治的黃金時代，也就是秦先生贊揚的發放“觀劇津貼”的“福利國家”時代。但正是伯利克里本人提出了一項著名的法案，該法案規定，合法公民必須出身于一個公民父親和公民母親的家庭：

一個把自己的兒子引見給他的胞族（phratry）的雅典人，必須發誓他的妻子也是雅典人，如果不是，這個孩子就是出身不純的，就是一個nothos（私生子）。六年之后，這個限制的效用變得明顯起來，因為他們曾經要求在一次谷物分配中享有他們的份額，結果，成千出生在阿提卡的人被賣為奴隸。在內亂（civil troubles）后人們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讓排外性法律重新生效。一旦在公民注冊簿上所做的不合法登記受到懷疑，一個法令就命令所有注冊全面修訂。……民主制帶著一種猜疑的小心保衛著它貴重的登記簿。[13]

這里提到的谷物分配是公元前444年，來自小亞細亞的呂底亞國王贈送給雅典大批谷物，為了分配這批谷物，伯利克里的這條法案被運用來剔除非公民的公民權，其結果演變成為一場大迫害，根據普魯塔克的記載，有5千人被剝奪公民權并被賣為奴隸。其他的谷物分配事件也曾導致類似的事件。[14] 而雅典的福利制度形成的原因正在于城邦的階級分化，即具有公民權的公民失去土地，經濟破產，負債累累，無法自備武器成為軍人，因此他們都期待變革和掌權，以使得土地可以重分，債務消除，或者獲得公共財政的資助。這就使得他們成為城邦中最危險的人群，因此各個政黨竭力用各種手段以“克制”他們，這就包括谷物發放、免費參加祭典、戲劇演出與競技格斗，以及公共財政的津貼。[15]

而一旦雅典帝國主義時代被馬其頓所取代，雅典的公共福利制度也就無法生存了：

雅典當時依然好似“全世界的女王”，但她的主權的特性發生了改變。政治影響力已不復存在。法雷隆的克里斯托多羅承擔起了教育人們順從于雅典的轉變，并使自己成為雅典在其最弱小時期的組織者；他廢除了民主財政系統中的公益捐（liturgies）和公共津貼（misthoi），裁剪了雅典的艦隊，成為一個巨大的破產事件的托管人。[16]

雅典民主制度的前提正是建立在海上軍事霸權基礎上的世界市場，而它的基礎則是以同樣的世界市場形式出現的奴隸制度。沒有這個前提，其民主福利制度也就破產了。為此，布羅代爾曾把雅典的民主制度歸結為是“本地居民控制大批外來人（居住在雅典的外國僑民）和奴隸的特權”，“雅典還依仗其勢力肆無忌憚地壓榨愛琴海沿岸和提洛同盟的盟國。如它把這些國家的一部分淪為自己的從屬國，另一部分則曾為自己的進貢國。”公元前431年左右，在31.5萬名雅典居民中，只有17·2萬人——除去家庭成員，實際上只有4萬人有資格成為享有公民權的公民。[17]

其實，仔細研讀歷史，就會發現無論是雅典還是羅馬，其民主制度最直接的推動力正來于海外戰爭，平民力量在軍事戰爭中不斷吃重，倒逼其所在城邦和國家不得不進行民主改革。

戰爭的一個結果，幾乎沒有例外地是，每次城邦必須讓下層階級進入軍隊。雅典及濱海各城，因海戰的需要，不得不賦予窮人以憲法禁止的重要地位。這些人升為搖擼人、水手或軍士，由于祖國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里，突然發覺自身具有的重要性和膽量。這就開始了雅典的民主制度。[18]

沒有底層平民的推動和斗爭，就沒有民主，民主從一開始就不是自上而下的賜予。而這樣的民主制度就與每位公民的利益息息相關，無論是打勝仗還是打敗仗，都與個人的安全與財產相關，——而這些與城邦的集體利益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榮譽與共，利益均沾，所有公民的利益都來自海外的掠奪和貿易。靠做工維持生計的人不能做公民，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處理城邦的公共事務。在庫郎熱看來，雅典的民主并不意味著自由，而是相反，這是近代對古人的特別誤解。民主政治的需求是一切屬于國家，“戰時準備犧牲生命，平時又要犧牲時間。他們不能置公事于不顧，去理自己的私務。正確的做法應是，犧牲私利以便致力于城邦公益。這些人把他們的一生都撲在管理事務上。民主制度的存在，有賴于公民不懈的努力。一旦松懈，則民主制度就會陷入危險或被削滅。”[19] 雅典的政治制度屢經改革，但無論是貴族政權還是民主政權，都沒有給民眾個人自由。被稱為自由的只是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是受制于國家的支配并沒有改變。[20]

與此相應的另一個后果是，一旦城邦利益不能滿足公民的需求，離棄和反叛城邦也就不難想象了，——城邦制度的瓦解也就不遠了，只要外在的力量足夠強大。庫郎熱提醒我們的是，古希臘城邦制度的變革與革命正是與羅馬的武裝擴張同步進行的。[21]

秦先生在這篇《帝制時代的政府權力與責任：關于“大小政府”的中西傳統比較問題》的文章中，把雅典和羅馬作為“古代福利國家”的典范，羅列了一系列“從面包到馬戲”，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公共福利政策，以此作為反面對比的則是“中華帝國”的專制主義，——這正是秦先生一貫習性。但是秦先生不提的是占人口十分之一的“自由公民權”依靠的是建立在大規模奴隸制度上的嚴格排外的狹隘民主，“古代福利制度”靠的是在此基礎上的窮兵黷武。而與之相反的是，“中華帝國”從來沒有建立過西方意義上的、作為經濟基礎與政治基礎的奴隸制度以及軍事制度。與秦先生談論“美國式道路”的方法論如出一轍，民主的美好藍圖恰恰是以抹殺了所謂“雅典道路”中民主的前提為條件的。

這樣的西方古典民主必然是與海外征服聯系在一起。在安德森看來，雅典、馬其頓與羅馬所代表的不同的帝國模式，反映了不同的海外征服的政治與組織問題的解決方案，“每一種模式都被后一種模式所吸收和超越，但都沒有逾越公共的城市文明的基礎”。[22] 雅典帝國主義依靠同盟國金融貢賦系統來壟斷海軍軍事力量，而它的崩潰也在于它的公民權無法擴大到海外的非雅典人，造成對內的“民主”與對外的“獨裁”，并且其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無法產生出作為國家的官僚體系來統治帝國。因此其作為單一主權形式的帝國并未完成，從更嚴格的意義上說，雅典的帝國主義只是一種霸權，一種暫時的不穩定的統治權，是一群城邦主權國家在法律條約下的聯合，是被雅典否認了退盟之權的強制性帝國主義霸權。[23]

馬其頓帝國開啟希臘化時期,其帝國橫跨歐亞大陸，它從希臘和其他被征服的居民中選出新公民，大力推行城市化，在古代世界形成了規模遠大于希臘殖民時代的密集城市群落，對每個城市的統治都產生了持久的希臘化影響，“希臘化國家是混合體，然而卻形成了以后幾個世紀地中海東部的整體歷史模式”。[24] 但是，由于馬其頓帝國混合了中東的社會結構，因此，農村奴隸制并不重要，人口大多是自由農民，農民的自治村落被允許保存。希臘城市模式與東方“亞細亞專制主義”模式的混合，——這給了秦先生排除馬其頓道路的理由，這一點在《田園詩與狂想曲》中是把馬其頓道路與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法家政治”捆綁在一起的，并且后者據說具有“更典型的意義”。[25]由此，可知秦先生之用心。

然而，所謂“馬其頓道路”并不是對雅典為代表的希臘文明的對立，而是相反，馬其頓模式作為“希臘化時期”承前啟后了羅馬世界。希臘化時期以希臘為模式建立的城邦，是可以互相授予公民權的，并因此建立了“公民權聯盟”（sympoliteia）和“村鎮聯合主義”（synoecism）。[26] 正是馬其頓最偉大的君主亞歷山大打破了希臘和“野蠻”世界的區隔，也推翻了希臘各城邦之間的界限。“從那天開始，政治視野被拓寬了。沒有在受到限制的城邦內窒息而死，相反希臘民族看見了無限的空間展現在眼前，它自由地通向偉大的城邦。”[27]

在沃格林看來，亞歷山大在向諸神禱告時，祈求波斯人和馬其頓人“和諧一致”(homononia)的觀念是一場“偉大的發展”。他希望擺脫希臘人對于希臘人與野蠻人的區別，Homononia最初在希臘是指放棄黨爭，后來在演變為反對“野蠻人”的戰爭。而所謂“野蠻人”（barbaros），最早指的是不說希臘語，而只是發出“巴巴”（bar bar）噪雜之音的非希臘人，——希臘人對非希臘語發言（特別是東方語言）的擬音，凡是不說希臘語的都屬于“barbarous”，無論是屬于野蠻的色雷斯還是奢華的埃及。但是，“蠻族是奴隸，而希臘人是自由人”，[28]在這個觀念中，“野蠻人”的確包含了對非希臘城邦政治文明的鄙視，這既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古老來源，其實也是雅典以其城邦政治體制無法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重要原因。這就是亞里斯多德為什么在《政治學》中論述城邦的人口不能大，否則就不能維持良好的法制，無法建立一個民主的政體。他把希臘人和“野蠻人”做了這樣的比較：

在寒冷地帶居住的人群和歐洲各族的居民都生命力旺盛，但是在思想和技術方面則較為缺乏，所以他們大都過著自由散漫的生活，沒有什么政體組織，也缺乏統治鄰人的能力。亞細亞的居民較為聰穎而且精于技巧，但在靈魂方面則惰性過重，故大多受人統治和奴役。至于希臘各族，正如位于這些地方的中間地帶一樣，兼具了兩者的特性。因為希臘人既生命力旺盛又富于思想，所以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優良的政體，并且只要能形成一個政體，它就具有統治一切民族的能力。[29]

在這個意義上，對“野蠻人”的戰爭，以及買賣野蠻人作為奴隸已經獲得正當的解釋。“亞細亞專制主義”的根源也正因此植根在西方最早的城邦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源頭。

因此，對于馬其頓帝國來說，來源于埃及的托勒密制度，——此乃秦先生深惡痛絕的原因，君主的神化成為遍及希臘化世界的普遍觀念。而根據這則古希臘文獻：“亞歷山大相信，他從神性中獲得使命要廣泛地使人們和諧，他就是這個世界的調停者，他把各種人的生活和各種習俗糅合在一起，把好的作為他的親人，把壞的作為外人；因為他認為，好人才是真正的希臘人，壞人就是真正的野蠻人”[30]，亞歷山大是要用君主的神圣性來統合世界，同時把古希臘城邦制度中排斥性的“野蠻人”：從公民權的歧視性的政治含義，轉變成超越城邦公民權的普適的道德與文化含義，這樣的“夷夏之辯”在沃格林看來，別有意味：

亞歷山大的觀念也許只是想把馬其頓和波斯的貴族融合成一體。但是，這是一場偉大發展的開始。和諧一致（homonomia）成為希臘化世界以及后來的羅馬世界（concordia[和睦一致]）的基本社群概念，而且通過保羅的書信，這個觀念成為民主的建構性因素。無論基督教的社群觀念已經發展成什么樣，無論思想一致的這類概念多么有影響力（可以提提后來的一個例子：杜威[Jone Dewey]的社會理論），我們都要面對亞歷山大在俄庇斯的禱文所帶來的影響。[31]

即亞歷山大用homonomia去取消barbaros的“夷夏之分”，具有世界史的意義，它拓展了民主的基礎和城邦的限制，把民主與“社群觀念”開始結合在一起。正因此，沃格林把社群民主的概念追溯到亞歷山大，即秦先生眼中專制主義的馬其頓帝國。這正是秦先生把雅典與馬其頓作為的二元對立的“道路”理論所不能解釋的。

有一個值得提出的現象是，無論是雅典還是羅馬的民主改革，都是從“土改”開始，其成功與失敗也系于此。梭倫改革包括了廢除土地上的界標，使附屬于貴族的被保護人能夠擁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自豪地說：“大地母親可以為我作證，我用靈巧的手除去了界石，受奴役的土地現在終于自由了。”[32] 而公元前六世紀羅馬的塞爾維烏斯改革作為從氏族到國家的社會改革，除了按照軍事需求確定五個等級：即根據財產而不是氏族確定自備武器從騎兵到步兵的等級，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百人大會：每個士兵都有投票權，——所以羅馬的百人隊議會的來源是軍隊的體制；其改革還包括土地改革，即把海外占領的土地分配給平民，而不是貴族。但是一旦塞爾維烏斯被謀殺，貴族還鄉團首先就把土地從平民那里奪回，并且取消了平民的法律，只是因為戰爭的狀況不允許改組軍隊，才保留了百人會。為此，平民出走并遷居到羅馬田地之外的圣山（Le Mont Sacre），但是這意味著羅馬的軍隊要減少一半。后來，貴族和平民最終達成妥協，通過締結條約，——這種條約與異族的媾和條約類似，貴族并沒有允許平民加入城邦的宗教和政治，但是平民可以選出自己的首領，——這就是平民護法官制度和十二銅表法的來源。[33] “《十二銅表法》確實是折衷法案，平民階層獲得了保障，但作為補償，它也承認了只有貴族階層才有資格擔任執政官的規定。該法律甚至最終承認了貴族階層的封閉狀態，因為法律規定了世襲貴族同平民階層之間不得通婚。”[34] 因此，羅馬在很長時間一直有兩種制度，一種為貴族所有，一種為平民所有，羅馬實質上是兩個羅馬。

使兩種民眾產生某些關聯的，是戰爭。貴族當然不想見到軍中缺兵少將。他們沒有廢除平民的公民稱號，難道不就是為了使平民加入軍隊嗎？他們注意到護民官的不可侵犯性只限于羅馬城內，于是制定出護民官不得出城的規定。這樣，軍中的平民只好聽貴族役使，不再有雙重權力；在敵人面前，羅馬重新團結起來。[35]

只有羅馬擁有強大的軍事和擴張的力量，羅馬的貴族和平民才可以共同獲得利益，這樣的利益的紐帶成為貴族和平民之間互相妥協的基礎，古典貴族-平民的共和體制由此開始。

雅典城邦以內部的民主和外部的獨裁（對同盟國）為特點，這樣的制度使得其公民權無法擴展到其同盟國之中。而羅馬以內部階級分化為特征的貴族寡頭憲政，使其公民權可以延伸到同盟城市中的貴族階級，他們可以從羅馬的海外擴張中獲得共同利益。所以當羅馬的大軍抵達希臘，貴族就立即投誠，他們喜歡的是作為帝國的羅馬，“而不是民主”。這構成了統一的羅馬帝國統治的模式，即通過支配和增補地方精英，克服了希臘雅典帝國的分裂，并創立了新的政治形式。其后果是：“在全意大利和全希臘，人們只分出兩種人：一種是貴族階級，一種是民眾派。貴族歡迎羅馬人的統治，民眾則反對這種統治。貴族取得了最終的勝利，而羅馬成了帝國。”[36]，

由于被征服的意大利和拉丁諸城邦的貴族和富人通過加入羅馬的公民權獲得特權，這一特權包括擔任城邦的稅吏并從中漁利，免除納稅，使得稅務都落在民眾的頭上。因此，獲得公民權的人數愈多，非公民的狀況就愈加惡劣，越來越難用完成每年獻給羅馬軍隊的供給。而對于羅馬來說，這一階級分化的過程逐漸破壞了兵役義務制公民的基礎，自耕農大量喪失自己的土地，變成了有兵役義務的無產者，軍隊開始成為專職和領取報酬的地方，而軍隊薪祿的分化和差距也持續拉大。一方面是平民軍人的賣命，另一方面被征服領地的行政權和收稅官都集中在元老院成員和騎士階層，導致巨額海外收益分配嚴重不平等。而自耕農的衰落導致的卻是奴隸勞動力相應需求的擴大。

因此，這樣的擴張在經濟意義上則體現為古典時代第一次大規模的奴隸制莊園，大地產農業與大規模奴隸勞動結合成為新型的、標準的羅馬農業形式。長期的大規模海外戰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戰俘作為奴隸的來源，使得大地產所有者獲益。而戰爭則使得小農被年復一年地征召入伍而戰死，幸存者也無力保住家鄉的土地被貴族掠走。

從公元前220年到前167年，10%甚至更多的自由羅馬人被終身征募。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只有在國內經濟的支柱是大規模奴隸勞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奴隸勞動將人力解體出來，保證了共和國的軍事力量。戰爭的勝利使得更多的戰俘奴隸被帶回意大利的城市和土地中。

最終的結果就是：有奴隸勞動的農業地產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產生了。……奴隸生產方式的全部潛力第一次被羅馬人開發出來，他們組織奴隸勞動，并使之達到一個希臘人從來沒有達到過的高度。羅馬共和國掠奪性的軍國主義是其經濟積累主義的杠桿：戰爭帶來了土地、貢賦和奴隸；奴隸、貢賦和土地又提供了戰爭的物質供給基礎。[37]

這就是公元前135年西西里奴隸起義的背景，歷史記載起義的人數超過二十萬。西西里奴隸起義正是公元前二世紀格拉古兄弟改革的背景，他們的改革內容是把海外征服的公共土地分配給無產者，以增加義務兵役制士兵的財產。提比略·格拉古在其著名的演講中說到：“為意大利戰斗和犧牲的人們，卻除了享受普普通通的空氣和光線之外，確實一無所有。沒有房子，沒有家，他們帶著妻子和孩子到處流浪。借助謊言，士兵的將軍們在戰斗中耗盡了他們的氣力以保護墓地和神殿不受敵人侵犯，因為他們之中沒有一人有世襲的祭壇；這許多人中沒有一人是羅馬人，但他們卻為支持其他富有奢華之人在戰隊和犧牲，盡管他們被稱為這個世界的主人，但他們連一塊屬于他們自己的土地也沒有。”但是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繼的改革以他們自己被謀殺而告終，土地分配法案被元老院廢除。這導致了羅馬第一次在街頭出現了有組織的暴力，斗爭的結果則是“福利國家式帝國主義”的產生。即對貧民進行小麥補貼，后來是免費小麥分配以及建立農民軍事殖民地。研究者認為“這是對帝國擴張和群眾動員型戰爭所引發要求的一種反應，并且在設法躲開那些對基礎權力結構的要求。在中央政治制度中，普通群眾不再重要了。‘種族共同體’對羅馬的支配越來越少，羅馬越來越處于剝削‘階級’的統治之下”。[38]這就是秦先生所說的共和制度下的羅馬福利國家的起源，它是與共和時期最后的也最著名的斯巴達克奴隸起義處于共同的歷史脈絡中。

秦先生口中的“共和羅馬的古典公民社會”實質是強大的貴族寡頭專制統治。“法律是民主的，政府卻是貴族的。民眾雖有力量，卻讓貴族騎在他們頭上，他們與貴族沒有形成過真正的抗爭”。[39]正是這樣的貴族寡頭統治，使得抑制土地所有者兩級分化（如雅典的梭倫改革）那樣的努力失敗，——從塞爾維烏斯改革到格拉古兄弟的改革，都以改革者被謀殺為結局。而其結果是農民階層不斷受到傷害，小農人數不斷減少，無土地財產的公民（proletarii）：即他們對國家的義務只是撫育兒童（proles），作為無產者逐漸成為公民中的大多數。同時，羅馬的軍事擴張主義使得小農大量戰死在海外，這也是導致小農階層減少的原因。安德森先生因而從小農的視角對羅馬“公民社會”的描述就值得特別重視：

共和國時期羅馬政權因此與希臘的任何原有形式截然不同，因為當農村由于大貴族控制而變得多樣化時，城市反而充滿著被剝奪了土地或其他財產的無產者。一旦被完全城市化，這個龐大的絕望的下層階級就失去了任何再次擁有小塊土地的希望，并往往受到貴族小集團的操縱來對抗以小農階層為后盾進行的農村改革。他們在日益龐大的帝國的首都的戰略地位最終迫使羅馬統治者通過糧食共同配給制度來平衡直接的物質利益。實際上，這是從未發生過的土地分配制度的廉價替代形式：控制著共和國的元老院的寡頭統治喜歡的是被動的消費的無產者，而不是不順從的生產者農民。[40]

這就是被秦先生高度贊美的羅馬作為典型的“古代福利國家”從面包到馬戲的真實面貌，即被他“發掘”出的西方古代福利國家具有“社會主義”悠久傳統背后的秘密。[41] 其實，羅馬城市繁盛的背后不過是大量失去土地的無產者，其所謂“福利”不過是對土地絕望的廉價替代。可以再看一下安德森先生對羅馬城市的描述：

如果說農民的貧困是共和國后期軍隊混亂的苗頭，那么城市人群的境況則使元老權力面臨極端尖銳的危機。隨著帝國的擴張，首都羅馬的發展達到了無法控制的規模。農村人口脫離土地的趨勢，與大規模奴隸進口相結合，創造出了一個超大規模的城市。在凱撒時期，羅馬人口大約有75萬人——這超過了希臘化世界最大城市的規模。饑餓、疾病、貧困，榨干了在首都貧農區里生活的工匠、工人和小業主，他們或是奴隸，或是解放奴隸或自由人。……在共和國的最后的幾年里，他們的敵對情緒越來越對傳統的政治秩序造成威脅。由于在充斥著75萬居民的城市中根本缺乏任何鞏固的、嚴格的警察隊伍，城市暴動就使共和國危機重重，直接的大眾壓力可想而知的。由于50年代保民官克勞狄（Clodius）精心安排，武裝了部分城市貧民，在公元前53年，城市無產者第一次收到了谷物施舍——此后，這成為羅馬政治生活中固定的活動，到公元前46年，接受施舍的人數上升為32萬人。[42]

這樣的“福利國家”并沒有證明羅馬的“民主性”，而是相反，它證明的是民主的衰敗，是國家軍事主義的體現，——邁克爾·曼因此把它稱為“軍團經濟”控制下的中央專制的帝國國家。這是因為軍隊是控制羅馬共和國和帝國的主要工具，而當軍隊失去與共和政體下參與型公民身份的聯系，它就日益變成獨立的霸權力量，這使得軍事首領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支配政治和軍事權力的力量，而軍隊的忠誠則來源于執政將軍對其撫恤的能力。這就促使羅馬走向了帝國時代。

奧古斯都開啟的羅馬帝國正是大興土木把羅馬變成大理石城市的時代，同時還興辦各種娛樂和節慶來娛樂市民，——這其實是為了消解民眾對把共和制變為君主專制的敵意而進行的政治收買。根據邁克爾·曼對奧古斯都國庫的研究，可以看到皇帝和國家財源的區分很模糊，國庫的開支每年總計約4億塞斯特斯（羅馬貨幣），而奧古斯都每年的開支為一億。國庫中70%用于軍事，15%用于向百姓谷物分配。而奧古斯都個人支出的62%用于其士兵的薪水、土地和養老金，20%以現金或者谷物分配給羅馬百姓，12%為自己購買土地，其他的用于寺廟建筑和公共娛樂，——從面包到競技場，由此奧古斯都把對他個人的忠誠與國家的忠誠混合在一起。[43]這樣的公私不分的國庫和皇帝的財政支出形式揭示的正是羅馬的國家軍事主義和專制主義，建立在其基礎上的帝國“國家福利”制度正是其“軍團經濟”的表現。凱撒的軍隊已經依賴大量的“無產者”，為此他成倍地增加了現役軍人的報酬。奧古斯都時代則建立了退伍軍人的津貼，從特別設置的軍事軍庫中開支，該軍庫來源于有產階級的銷售稅和遺產稅——因此，該措施在元老寡頭的“民主”時代一直受到抵制和取消，但是奧古斯都的君主專制就可以強制實行了。[44]所以，不是共和制的羅馬而是君主專制的羅馬帝國才具備成為“福利國家”的條件。

經過斯巴達克奴隸起義的打擊后，羅馬帝國時期奴隸起義比共和時期要少。這是因為破產的自耕農的地位下降代替了奴隸的勞動位置。從失去土地的平民中出現了租佃制和臨時工資勞動，導致了奴隸制和自由權的結合，依附租佃制逐漸占有經濟上的主導地位，后來依附制變成了永久的和世襲的——隸農（colonus）制出現了，奴隸上升為農奴，而自由農民下降為隸農，“自由公民和奴隸這兩個原本分離的身份最終融合了。”[45] 馬克斯·韋伯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去探討羅馬帝國的滅亡和歐洲中世紀的出現。他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Die sozialen Gru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的演講中指出，早在提比略皇帝（公元17-37年在位）放棄以武力征服萊茵河流域時期，已經意味著羅馬帝國停止了向外擴張，奴隸市場所需要的人力供給也就逐漸中斷，使得依賴奴隸勞動的大莊園制度出現困難。羅馬后期奴隸轉化為農奴，開始擁有家庭和私有財產，是為了確保其作為農奴的勞動力再生產，使其子孫繼續為莊園做工。莊園主早期對拓殖農的興趣是收取租金，而當奴隸勞動力來源越來越困難時，對拓殖農的勞役就越來越依賴了。由于羅馬公共行政的規定，拓殖農屬于其所在的莊園，注定與土地不能分離。這就形成了一個依附于土地貴族階級的非自由農民階級，即農奴。而這個土地貴族階級同時又是地方行政長官，具有包稅人的性質。由此，歐洲的封建社會結構在羅馬帝國晚期就已經誕生了。[46]

所有這些都是必須與秦先生對古羅馬“自由公民”和“福利國家”的贊美結合起來看，才能明白歷史的奧秘，以及秦先生理論的奧秘。這就是為什么一旦羅馬的戰爭擴張體制衰竭，奴隸的來源斷絕，帝國的覆滅也就不遠了。不過，這些都不包括在秦先生的理論里。他看中的是希臘和羅馬的農民都是“商品生產者”，“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的古典小農是積極的自由公民，他們既擺脫了早期文明時代氏族共同體和貴族父家長的束縛，又尚未落入中世紀宗法共同體與‘天然首長’的桎梏中，因而個性與理性得到了初步的發展。”[47]：

因此羅馬帝國的專制制度頗有“社會主義”色彩，君權需要顯示自己的“人民領袖”身份，這就使得國家的福利責任隨君權的強化而擴大。羅馬公民在整個帝制進程中政治上雖然日益消極，享受的福利保障卻比共和國有增無減，實際上是被皇帝收買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就成為新興權力對民眾的剛性承諾，即國家不僅要對公民的物質生活（“面包”），而且對公民的精神享受（“馬戲”）都要負責保障。
  在“帝國黃金時代”，羅馬政府掏錢搞的公共娛樂設施（決非像我們的頤和園戲臺那樣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娛樂活動越來越頻繁。為承擔福利責任，國家靠戰爭、索貢等方式來自外部的收入已經遠遠不夠，帝國初年已經實行了向富人征稅補貼窮人的“高稅收高福利”制度。除了保障性質的津貼外，帝國時期國家還為貧民的需要發放低息無息貸款，在“羅馬黃金時代”,這筆錢實際上往往無須償還——圖拉真等皇帝都曾廢除過貧民積欠國家的債務并銷毀債契。文獻與“圖拉真圓柱”之類的古跡都記載著這種場景。必須強調的是：這里免除的是國家出于義務，應貧民要求貸給的錢，而不是國家憑借權力向臣民征收而臣民無力交納形成的積欠。它與我國歷史上朝廷偶爾開恩免除百姓“積欠逋賦”是不同的。也與我國唐宋時期那種朝廷強制“抑配”發放“公廨錢”、“青苗錢”用以創收的“官高利貸”不同。[48]

 秦先生試圖論證的是，即便是農民，希臘、羅馬的農民作為“自由的公民”也與中、俄宗法農民有本質上的不同；即便是專制帝國，羅馬也是本質良善的福利國家，絕不同于東方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帝國，后者作為國家從來就是“惡”的。因此，在他的敘述里，帝國大規模的戰爭和索貢其實都是“為承擔福利責任”！

由此可以知道羅馬作為“古代福利國家”為什么要施“福利”于城市貧民。至此，也可以明白秦先生為什么要為今天世界范圍內的城市的貧民窟辯護，因為有了貧民窟，他的自由理想的“福利國家”才可以降臨人間。只是這樣的“福利國家”并無法逃脫小農的破產導致的軍隊危機，城市貧民的暴動導致的政治危機，——它們共同推動了羅馬帝國的滅亡。

  二， “亞細亞東方專制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學說

對于秦先生來說，“亞細亞生產方式”就是封建主義的表現，對中國作為“東方專制主義”的論證，目的是為資本主義私有化開道，據說這樣才會有農民和工人個體的“自由意識”的覺醒，這在《田園詩與狂想曲》一書中被充分論述并且貫穿了其全部涉及中西歷史的言論。所以，我們需要具體地回到歷史的情境中去看這兩個概念在二十世紀以來的中俄革命實踐中曾經扮演的歷史角色和作用，這已經不是書房中的學術，而是血與火的歷史。

從理論上說，這個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學說最大困境在于兩個方面。

一，它完全無視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的著名說法：

 “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49]

當然，它也完全不顧馬克思在致查蘇利奇著名的信中所說的俄國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論述，而這些論述與秦先生整個對俄國村社的敘述正是背道而馳。[50]相反，在《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一書中秦先生對馬克思關于村社問題的敘述上刻意回避了致查蘇利奇的信：“馬克思主義者對民粹派關于村社是俄國獨特現象以及它將引導俄國人走向不同于西歐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說法是不贊同的，這方面他們倒似乎更接近自由派的觀點（村社不能阻止資本主義化過程）。如果說在馬克思時代這一點還不明顯，那么到了恩格斯時代，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主義者的分歧就日益突出，而到了普列漢諾夫等第一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崛起之時，他們已經與‘自由派’結成了‘同路人’聯盟來向民粹主義宣戰了。”[51]由此可見，秦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只限定于與“自由派”聯盟的意義上，對之前的馬克思是遮蔽其觀點，對之后的列寧是批判他背叛“自由派”變成了“超民粹主義”，——所以秦先生的“馬克思主義”充其量只是有限意義上的俄國西歐派普列漢諾夫主義，特別是與列寧相對的普列漢諾夫。

在《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一書中唯一提到此信的地方是論述民粹派的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切爾諾夫的觀點對傳統民粹派的修正：

1924年馬克思就農村公社致查蘇里奇的著名信件被公布后，海外的社會革命黨領袖一片歡呼之聲。B.晉季諾夫說：馬克思在信中提出的綱領是與那“已由俄國革命民粹主義發展了的”綱領完全一致的。它證明，在農村公社問題上，“馬克思肯定地站在民粹派一邊”。切爾諾夫更認為，“被扣壓了40多年的致查蘇里奇的信已使辯論有了結論：信中描述的綱領完全就是那構成社會黨關于農民革命、土地要求與農村政策理論的基礎的東西。”不管他們的說法是否成立，那種急于證明自己的主張符合西方思想家理論的態度是傳統民粹派所沒有的。無怪乎不少研究者認為切爾諾夫“復興了民粹主義，同時也使民粹主義歐化了”。社會革命黨的努力體現了“革命民粹主義逐漸地從斯拉夫主義教條下解放出來的歷史”。民粹派運動本來是個“圍繞著俄國問題必須以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方法來解決的思想而形成的運動”，但現在社會革命黨人卻“以西方力量的同道的面目出現了——而且在許多場合還是非常盲目的同道”。[52]

如果不是此段里提及致查蘇利奇的信，讀者會很難相信它居然是用馬克思對俄國道路特殊性的思考去論證社會革命黨的“西方模式”，這已經違背最基本的形式邏輯。這就是為什么在這一段話中，絲毫不提馬克思致查蘇利奇信的具體內容。雖然這本書是以村社為主題的，但是馬克思致查蘇利奇的信及其三封草稿的內容，對俄國村社的大量討論，完全被無視。有意味的是，這段話里的馬克思變成了“西方思想家理論”，而不再是秦先生口口聲聲中的馬克思主義了。它完全回避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徹底歪曲了馬克思在致查蘇利奇的信中最核心的部分，即《資本論》中所討論的資本主義道路，“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于西歐各國。”這一馬克思在四易其稿后，定稿信中依然留存的內容，也是最重要的內容。作為一部專門討論俄國村社的著作，馬克思致查蘇利奇信中關于村社問題具體內容的缺席，正是該書醒目的特色。

鑒于此，我們還是多來看一下馬克思自己的敘述吧，馬克思對俄國獨特道路的說法到底是贊同還是不贊同：

在俄國公社面前，資本主義是處于危機狀態，這種危機只能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現代社會的回復到“古代”類型的公有制而結束，或者像一位美國作家（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華盛頓政府的支持）所說的，現代社會所趨向的“新制度”將是“古代類型社會在一種高級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復活(a revival)”。因此，不應該特別害怕“古代”一詞。

……

農民習慣于勞動組合關系，有助于他們從小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過渡。最后，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另一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來。

……

從歷史觀點來看，一個十分有利于通過“農業公社”的進一步發展來保存這種公社的原因是：“農業公社”不僅和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這使它可以不必服從資本主義的modus operan-di（活動方式）就能夠吸收其各種成果），而且它還度過了資本主義制度還沒有被觸動的時期；現在卻相反，不論是在西歐，還是在美國，資本主義制度都處于同勞動群眾、同科學以至同它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展開斗爭情況下。總之，資本主義制度正經歷著危機，這種危機只能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現代社會回復到“古代”類型的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生產的高級形式而結束。

……

必須創造一個由比較富裕的少數農民組成的農民中等階級，并把大多數農民干脆都變成無產者。正是為了這一目的，“社會新棟梁”的代表才把公社所蒙受的創傷說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

正當人們吸著公社的血、蹂躪它、耗盡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貧瘠的時候，“社會新棟梁”的文壇奴仆卻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蒙受的創傷正是它自然的、無可懷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要人相信公社的滅亡是自然的死亡，縮短它的臨終的時間是一件好事。因此，這里所談的已經不是什么需要解決的問題，而簡直是需要加以消滅的敵人。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但是，俄國政府和“社會新棟梁”正在盡一切可能準備把群眾推入這一災禍之中。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么，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復興的因素，變為使俄國比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壓迫下的國家優越的因素。[53]
   

抱歉，抄了這么多馬克思的話，只是因為馬克思在1881年就已經批駁了秦先生在《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中所表述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明確表示了對超越資本主義的俄國革命的期望和支持，而不是秦先生所宣稱的相反。秦先生的馬克思主義旗幟可以放下了。否則，只怕馬克思又需要再次聲明：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

二，構成秦先生理論困境的第二個大問題的正是所謂“亞細亞東方專制主義”。這是秦先生直到今天都一直強調的，即“我們都受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影響”。只是，他忘了補充的是，這一影響并不是直接來自于馬克思，而更多是來自于前蘇聯以及解體之后的辯論，——秦先生的理論不過是二手貨。

那么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呢？

關于這一點，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學者佩里·安德森對此進行過著名的批判性分析。秦先生在不同場合一再提及與安德森先生在《新左翼評論》上的對話，所以我愿意再次用安德森先生的理論來說明問題。

安德森認為東方專制主義概念從一開始就是西方站在“外面”對“東方”的評價，也是西方自馬基雅維利和博丹以來的一個理論傳統，即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我們上面已經看到，西方中心主義更深的源頭是希臘的城邦政治體系。在歐洲全部政治哲學的源頭，專制主義就被明確地說成是亞洲的屬性，“是在殖民探險和征服的大航行后，啟蒙運動能夠在精神上涵蓋全球，因此第一次能夠對這種聯系作出普遍系統的概括。這項任務是由孟德斯鳩承擔的，他對‘東方專制主義’作出了成熟的理論概括。”[54]其基本公式包括：亞洲國家沒有穩定的私人產權，或者沒有世襲貴族，因此其性質是專橫和暴虐的。在共和國，人人平等是因為他們就是“一切”，而在專制國家，人人平等，因為他們“什么都不是”，而缺乏世襲貴族階級是亞洲赤裸裸的、平均主義的奴役狀態的一個條件。

安德森通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亞洲專制主義敘述的分析中，認為：“馬克思拒絕把封建生產方式推廣到歐洲以外的地方，這種否定性的看法有其肯定性的信念。他和恩格斯都認為，東方有一種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從而使其歷史和社會都有別于西方。這種生產方式的標志，即直接使之區別于封建社會的標志，就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55]而馬克思最初用這個概念是為了解釋土耳其這個非歐文明的國家盡管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成就，卻為什么沒有演變成資本主義。1953年的馬克思在與恩格斯的通信和時事評論中，對亞洲的描述都極其接近歐洲人對亞洲歷史和社會的傳統評論，強調東方社會專制制度與停滯不變的刻板印象。稍后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中，馬克思開始把“亞細亞主義”擴大到實際上完全超出亞洲之外的各種不同社會。這種概念的滑動表現為，馬克思開始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本內容不是土地國有制，集中的水利工程和政治專制主義，而是把手工業和農業結合在一起的、自給自足的土地部落或者村社所有制，即從官僚制國家轉向下面的自給自足的村社，這就為這一概念的無限擴張打開了大門。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談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56]

在安德森看來，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一種歐洲概念的殘留物，這一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概念已經喪失了對具體的實際社會結構的分析能力，應該對此給予一個體面的葬禮，其教訓“即絕不能先建立歐洲進化的規范，然后把亞洲的發展情況歸入遺留的一個統一的范疇。凡是在封建歐洲之外的歷史領域進行的嚴肅的理論探討，都必然會取代傳統的一般性的比較（同歐洲的比較），實事求是地建立一種具體而準確的社會形態和國家體系的類型學。這種類型學尊重它們各自結果和發展的重大差異”。[57] 按照安德森的介紹，其實是六十年代之后，西方很多學者覺得普世論的“封建主義”概念已經行不通，為了擺脫僵化的直線歷史發展的圖景，“亞細亞生產方式”才在長期被遺忘后，開始走紅。但是，安德森批判性地指出，馬克思的這個概念已經因為膨脹而貶值了，它和把封建主義無限擴大一樣是荒誕的，即“只有在無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會具有相同的顏色。”

因此，對于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需要有一個批判的和辯證的歷史視野。在這里，需要區分學術的討論，以及它在具體的社會政治實踐中的運用——為什么被運用，其背后的歷史、政治與社會邏輯究竟為何？這兩者往往既糾纏，也區別。這正是為什么“亞細亞東方專制主義”的陰魂直至今天并沒有消散，安德森的訃告從歷史現實的角度來說，顯然下得太早了。

我們可以通過秦先生理論的另一個可能來源來看這個問題。這就是意大利翁貝托·梅洛蒂的《馬克思與第三世界》中關于中國的亞細亞專制主義的論述，說“可能”是因為我并沒有從其著作中看到他的直接引證，雖然其論調幾乎如出一轍。鑒于該書中譯本在八十年代初特殊的影響力，秦先生應該不僅看過，而且極為重視。該書意大利文1972年出版，1977年英譯本出版，1978年吳大琨先生在北京圖書館新書展中看到后，立即敏銳地發現了其“爆炸性”論點的意義，“我把本書內容向一位我最敬佩的學術界前輩作了匯報。他立即判斷出了本書的重要性，要我盡快組織力量翻譯”[58]。該書以“內部發行”的方式迅速于198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所謂觀點的爆炸性，正在于“中國與俄國比，有更廣闊的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必然產生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歷史背景，這種專制主義的遺毒也就是現在大家所說的‘封建法西斯主義’”[59],吳先生這樣的結論正來自該書。以為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做辯護的方式，該書其實是沿著馬克思的“亞細亞專制主義”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在六、七十年代的歷史語境下從西方左派（托派）的立場批判蘇聯和中國的官僚主義國家是偽社會主義，該書的最大特色正在于把“亞細亞專制主義”從一個邊界含混的概念收縮為專門針對俄國/蘇聯和中國，不過俄國/蘇聯也僅僅是“半亞細亞式”，而中國則成為“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亞細亞’社會的最典型的例子”（十七章標題）。

在他的解讀下，列寧在“土地國有化”問題上與普列漢諾夫的辯論，是“玩弄文字游戲”，是“詭辯術”，[60] 而“象列寧那樣繼續大肆宣揚先進的亞洲和落后的歐洲之間的對比”，是沒有任何意義的。[61] 從這里，我們是否看到了秦先生不惜筆墨把列寧的國有化主張批判為實用主義的投機，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術表現，——這些觀點的源頭？至于中國，“歷史的證據表明，早在公元前兩千年的殷商朝代，亞細亞專制主義就在形成之中”，殷墟表明，村社之上已經存在著一個“更高權力”，“它接受定期的貢賦，具有典型的‘亞細亞’特點”[62]。周朝使這一制度獲得充分發展，而秦朝則是徹底完成了中央集權的亞細亞專制主義的過程，[63]——不奇怪，秦先生也正是把走出“秦制”看成是中國實現普世價值的希望。中國作為亞細亞社會的典型結構，“其基礎是孤立的、從事自給自足生產的村社，在其頂峰是一種專制權力，它一方面剝削村社，同時又在不同時期、以不同程度的效率發揮水利管理的重要職能”[64]，正因為中國需要一個中央王權來管理灌溉系統，這就把一切歷史上的“革命”都變成了“單純的改朝換代”，“在亞細亞環境中，‘革命’只是徒有其名，或從這個詞的確切詞源來說，它當然既包含更新又包括復舊的含義。但它們絕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革命”，[65]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不過是“亞細亞制度定期更新的古老局面”，“中國新建的宏偉水利工程克服了干旱和洪水，這要歸功于強大的中央集權”，“強大的中央集權發起建立農村公社，那就是新型的古老村社”[66]，——所有這些言論，我們都在秦暉先生的理論里聽到了強烈的回響，如果不是重復的話。

該書最后的結論是，這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要想獲得實現的話，只有從“先進的工業國”突破，而不是來自亞細亞的專制主義國家蘇聯和中國，既然中國是“東方”亞細亞專制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偏離”，那么最終要靠的是西方的左派來拯救社會主義，是“要求我們采取行動”。[67]

吳先生借助該書，也就是說，其實是借助西方的托派左翼觀點，重新復活了“亞細亞專制主義”的話語與中國“封建社會”的聯系，并成為從毛時代轉變到鄧時代官方改革話語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理論先聲。[68] 他在前言中明確指出，毛澤東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概括，其實正好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點，而中國的“封建社會”與Feudalism完全不是一回事，亞細亞專制主義就是“封建法西斯主義”。這就既為把中國的“封建主義”等同于“亞細亞專制主義”——以秦暉先生的理論為代表，也為徹底否定中國的“封建”性質——以馮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論》為代表，這兩種從八十年代一直延續至今的理論路徑開辟了道路，它們其實分享著同樣的前提，并且殊途同歸。秦先生在馮著出版之后的回應是，問題不在于“封建”一詞是否誤用，而在于傳統社會與文化究竟是否是“專制”的。只要承認是專制，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69]

正是因為上述歷史脈絡，《馬克思與第三世界》一書“英譯本編者前言”對該書的批評在吳先生及其之后秦、馮二位的論述中，并沒有也不可能得到認同。其批評是以“警告”的方式提出的，今天讀來別有意味：

在自命為馬克思信徒的那些西方人中間，這一特殊思潮（指歐洲中心主義——譯者注）表現出相當大的力量，最為顯著的是在形形色色的托洛斯基分子中間，他們托庇于衰落中的帝國主義，頑固不化地聲稱：甚至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必須等待早就預告的富國中（白種）產業工人的起義。梅洛蒂教授畢竟也不能免于這一可想而知的影響，正如他對中國革命的評論中所表現的。……當西方世世代代地盛行這種不費力氣的、深信不疑的優越感的時候，亞洲的革命者們也許現在大可對這種不可救藥的思想廢渣取笑一番。顯然，當歷史的鐘擺無情地擺離西方的時候，我們將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即：到底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哪些特點使得亞洲社會特別為新形式的社會所接受？這種新形式的社會正在把過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迅速地扔進歷史垃圾堆。[70]

不過，秦先生對于“歐洲中心主義”倒是有鮮明的判斷，那就是“在西方學術界猶如社會上一樣，肯定有些人是存心歧視非西方人，抱有民族乃至種族偏見的，這是道德問題（或利益問題）而不是學術問題”，“西方中心論”不過是個沒有意義的假問題，“那種所謂馬克思與哈耶克等等都是‘西方中心論者’這樣似是而非意義可疑的話也未必能給我們帶來多少新知。……現實社會主義衰敗了，自由主義也面臨很多問題，究竟人類的道路在哪里，這只能從普世的角度，而不是什么西方或東方的角度來研究”，[71]——在秦先生如此“普世觀”的照耀下，中國的“亞細亞專制主義”并不是什么“東方主義”，而是走向普遍主義的一個階段，即人類歷史“擺脫共同體”的第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中國都不幸走岔了——這是中國至今為止仍然是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原因，“那時我們已經有了人類歷史上三次‘走出共同體’的想法：走出氏族公社建立古典文明時，有‘雅典道路’和‘馬其頓道路’的斗爭；走出中世紀公社建立資本主義文明時，有‘美國式道路’與‘普魯士道路’的沖突；那么在前計劃經濟國家走出‘大鍋飯共同體’時又會有怎樣的事發生呢？ ”[72] 這正是秦先生的自我期許，他要為推動中國邁向人類“普世道路”竭盡綿薄之力。

三，“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二十世紀的中、蘇（俄）革命與道路之辯

這里，我更愿意從“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概念在具體的歷史和政治脈絡中的運用來讀解，即一方面，需要批判其作為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立場的知識譜系；另一方面，也正是馬克思自身的理論提供了在資本主義最薄弱的環節、壓迫最深重的地區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正當性，列寧也正是從這里出發的，“先進的亞洲”和“落后的歐洲”的判斷正是建立在革命的視野上。換言之，馬克思對俄國道路特殊性的思考，以及他對俄國革命的明確期待，與他對作為特殊主義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認同之間在邏輯上是一致的，這也使得馬克思的“亞細亞”概念從而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普遍主義的獨斷性，也翻轉了這個概念的反動性，當否定的“亞細亞”概念和革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一落后就體現為歷史的進步，用馬克思論法國革命的話就是：“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這一歷史正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世界史。換言之，正是革命取得了現代歷史進步的定義權，也唯有革命才可以打破資本主義的世界霸權。因此，需要把握的正是這兩者之間所具有的辯證歷史關系。

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追述秦先生關于中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淵源，其實他的所有這些論述都并非原產，而是殘羹。除了直接搬運西方中心主義話語下亞洲專制主義的余唾，它的另一個來源是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西方派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普利漢諾夫，1906年他在《論俄國的土地革命》中認為俄國不是封建國家，反對列寧的土地國有化主張，認為會使得俄國的“亞細亞制度”復活，導致國家對農民的新奴役。所以他和孟什維克一樣，主張等待資本主義發展之后，才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眾所周知，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正是與上述政黨和主張在激烈的辯論和斗爭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軟弱和俄羅斯反動的“亞細亞”性，正是革命必然爆發的歷史理由。普利漢諾夫逝世于1918年，沒能參與后來的政治斗爭，但他的全集在蘇聯是獲得出版的。引用普列漢諾夫來攻擊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也不是秦先生的發明，而是從前蘇聯時期到后蘇聯時期，歷次理論論爭中都被反復援用的通用貨幣。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辯論上，中蘇之間存在著極為重要的互為鏡像的關系，可以分為三個代表性的時期，一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二是中蘇關系破裂與論戰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是蘇聯解體之后。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是圍繞著中國革命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激烈展開的。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許多理論家都贊同中國社會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典型例子，并且根據這一判斷制定政策。并非偶然，這也正是中國社會性質大討論爆發的時期，所以這場辯論就不僅僅是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激戰，也是世界歷史發生激變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政治概念的“亞細亞”模式成為中國革命的催化劑。1927年國共決裂，新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支持瞿秋白發動武裝起義，成為中共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點。羅明納茲認為，現代中國有代表性的是亞細亞生產方式，而不是封建制度，這說明了為什么中國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它不再代表“統一的政治力量”，只是“作為個別的集團……在個別軍閥的指揮下存在”。與普列漢諾夫的結論相反，羅明納茲認為正是中國的“亞細亞”性質，即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提供了繞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可能。而斯大林則在代表大會上親自講話，與羅明納茲論戰，指責他低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作用。[73]

共產國際并沒有用列寧在俄國的革命理論和實踐來對待中國革命。他們拒絕這樣做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太冒險主義，國民黨很強大；二是當時的蘇聯，斯大林正在與“左”的傾向斗爭，并想在一切領域消滅左傾異端。因此，斯大林的主要中國問題專家帕·米夫就駁斥了羅明納茲的觀點，否定作為歷史發展的單獨階段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羅明納茲同志企圖把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封建制度對立起來（羅明納茲：馬克思把這個對立起來了！）。馬克思沒有把封建制度與亞細亞生產方式對立起來……馬克思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解為封建制度的變種之一，補充聲明說，實質上在這里與普通的封建制度沒有任何差別，只有次要的、毋寧說是外表的，部分是歷史的和法律的制度的差別。”[74] 因此，既然中國存在普通的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比任何地方軟弱。

在《俄國熊看中國龍》的作者盧金看來，其實，如果像普列漢諾夫那樣，承認亞細亞生產方式，因而反對在中國進行革命，邏輯上要簡單得多。但是斯大林集團否定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這種論證會對蘇聯產生直接的影射。如果承認亞細亞生產方式，右派會說，“俄國革命發生得太早，俄國需要非國有化并使資本主義發展到應有的水平”；而左派“則建議通過不斷革命向官僚化的黨-國家結構發動進攻”。而他們會達成一致，“共同對亞細亞專制制度的這一新變種感到失望”。

“因此，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在關于未來戰略問題的黨內斗爭的高潮時期，當斯大林的獨裁作風開始引起廣泛失望的時候，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變得流行起來，這并不是一種偶然現象。斯大林懂得，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對他的政權來說是潛在的危險，因而他組織力量摧毀這個概念，在獲得了足夠的權力后就加以禁止，這一概念的擁護者或者放棄自己的觀點，或者遭到了鎮壓。比如羅明納茲在20世紀30年代初參加撰寫一篇批評斯大林經濟政策和獨裁統治的秘密宣言。為此，他被開除出黨，并于1935年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75]

由此可見，論辯是由中國和蘇聯具體的社會政治關系所決定的。中國與蘇聯之間，正是通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辯呈現出互為鏡像的復雜關系。這在后面兩個階段的發展中更為明顯。

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主要解決的問題正與此議題密切關聯，即中國到底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1927年之后的中國革命到底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這一論戰席卷了當時中國的各個政黨和學界。也正是從這一論戰中，誕生了中國第一批對中國歷史和社會進行現代闡釋的豐富學說和思想，并且以此為關照，廣泛挖掘了和整理了中國從古代到現代的社會政治經濟史，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也由此誕生。但是，即便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也絕不是對斯大林教條主義的復制，——這一點，即便是秦先生也是承認的。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論述，被秦先生當成批判靶子貼上的標簽是“自由封建主義”，正是因為他們強調中國的土地私有制導致的是租佃剝削而不是雇傭剝削，他們和國民黨史學立場所強調的中國自秦以來的商業資本主義，享有共同的前提，——而這些論述其實正是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否定。

正是基于這一點，力圖讓中國和俄國重返“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秦暉先生要祭起批判的大旗，這就是秦暉先生全部理論的底牌。《田園詩與狂想曲》的第六章《“自由封建主義”質疑》中，其第一節“亞細亞生產方式”、“商業資本主義”與“自由封建主義”說道：

我們在比較中西封建社會差異的時候往往會發現中國封建社會比西方有更多的“私有”性質與“商業”性質，而不是有更多的亞細亞性質、共同體性質與統治-服從關系性質。因此從這樣的社會中既得利益者的觀點出發便會得出“商業資本主義”的結論，以反對民主革命；而從該社會受壓迫者利益出發的觀點又會傾向于“自由資本主義”論，把革命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剝奪“貪婪的私有者”的自由，廢除土地“自由買賣”與自由租佃等等。[76]

但是，這些在秦先生看來都是假象，中國的封建社會其實是“偽商品經濟”。這就是為什么秦先生的全部論述都是不遺余力地論證中國是家國一體的宗法共同體，是依附性的封建主義與亞細亞主義的復合，具有更多的“亞細亞”性質（而不是相反）——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封建主義只是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另一個名詞。他最后的結論正是：“我國封建地產無論前期與后期，無論哪一種模式，雖各有特點，但基本屬性與世界其他封建地產一樣，都是宗法共同體中等級權力的物化”。[77] 如此論證的目的，是為了說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從一開始就錯了，這一點與蘇聯的右翼“普世派”并無二致。這樣的“普世派”的觀點是需要與早期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國際視野參照起來看的。

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之后，斯大林把中國作為亞洲傳播世界革命的中心，因此中國的地位必須強大，“雖然從普通的地緣政治考慮出發，這種加強應該被認為是極其危險的。”但是，斯大林還是堅決主張中國領土的統一，只是保留了1945年由蔣介石政府承認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的權利。1949年之后，為了不觸怒中國，還拒絕了蒙古要求加入蘇聯的要求。

在所有其他問題上，蘇聯領導機關都堅定地建議中國共產黨人堅決鞏固自己在盡可能大的領土上的權力。米高揚在他關于1949年1-2月秘密訪問中國時同毛澤東會晤的電報中報告說：“我轉告毛澤東，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勸中國共產黨不要由于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政權使各少數民族獨立，從而縮小中國的領土，在民族問題上過分搖來擺去。應該給少數民族的是自治，而不是獨立。”[78]

甚至對于傳統的俄國勢力范圍的新疆以及西藏，斯大林也堅定地勸說毛澤東要嚴格控制，不要容許有英國和其他大國的影響。蘇聯也支持解放臺灣，只是擔心美國干涉，不愿直接參戰。斯大林還堅持把中長鐵路、大連和旅順交給中國，并拒絕“在滿洲的一切財產權和特權以及根據（1945年）8月14日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的條約和協定賦予蘇聯的很重要的戰略陣地”。這些在盧金看來：“只有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用他把中國共產主義制度看做是階級上親近的制度的看法，才能夠解釋他的全面援助的政策，以及他把在此之前幾年中從‘階級異己’蔣介石政府手中奪得的相當數量的權利和特權交給中國的做法”。在1949年2月5日，斯大林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認為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在旅順保留軍隊已經沒有意義，蘇聯把土地和軍事基地還給中國并不是損失，因為共產主義取得勝利之后各國的政府都將消失。[79]

如果把斯大林的這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視野，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蘇論戰之后，蘇聯的“改革派”對中國的批判，以及蘇聯解體后塵囂甚上的“中國威脅論”比較一下的話，問題也許就更清楚了，——這些都圍繞著“亞細亞生產方式”展開。

中蘇關系破裂與論戰期間，蘇聯的改革派和自由派對中國的批判集中在毛澤東的形象上，毛澤東被稱為“個人的專制”，其實是為了用中國的例子和斯大林算賬，是為了批判斯大林及其遺產，正是通過這個方式，“自由派”極力設法使赫魯曉夫的政策轉向與西方“和平相處”，而斯大林主義者則批評赫魯曉夫：“居然簽訂了關于禁止核武器的條約——與美帝國主義者反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條約。禁止中國擁有核武器，為什么？中國對此不加理睬并添置了武器。法國不加理睬。而我們卻成了赤手空拳，而這給毛澤東提供了與蘇聯斷絕關系的主要論據”[80]。

在此基礎上，不難想象，“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以新的方式復活：“如果說對毛主義的批判提供了表達關于蘇聯制度的各個政治方面的意見的可能性，那么‘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則使人民能夠形成一個以馬克思主義、韋伯主義和更加新穎的西方概念極權主義的混合物為基礎的獨具特色的、無所不包的蘇聯社會概念”[81]—— 借助批判中國的“亞細亞專制主義”來影射蘇聯成為自由派和改革派的策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形象成為：無所不包的強大的專制國家機器與城鄉小生產者直接對抗，同時又履行重要的整合作用，把經濟上原子化的社會連接在一起，阻止其離心。社會與國家的關系上屬于馬克思所說的“普遍奴隸制”的公法領域，私人所有者沒有財產和人身保障。結果是經濟停滯，注定在政治上從屬于資本主義大國。這樣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大國，說的是中國，其實意指蘇聯。而國外的蘇聯自由派社會學家則直接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運用于蘇聯，官僚階級成為新的統治階級，“這是封建的反動勢力，是國家壟斷的封建主義制度。這一反動勢力的實質在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古老方法，國有化的方法在這里被運用來強化被反封建革命動搖了的封建結構。古代的政治官吏階級作為新的階級——‘在編干部’復活了；這個階級建立了自己的專政，神權的亞洲專制國家成了這種專制的無意識的原型。比如在現代，用假進步的‘社會主義’口號偽裝起來的古老的反動派延續下來了：這是封建主義與古代的國家專制制度的合成物。”[82]熟悉秦先生觀點的讀者對這些論點都不會陌生，何其相似乃爾！秦先生對中國的描述基本上與在這個脈絡下展開的中國形象如出一轍。

來源于蘇聯非官方的漢學家們認為，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傳統預先決定了20世紀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新意識形態和社會規制與傳統的東西是相似的，毛主義不過是稍微用馬克思加以粉飾的中華帝國傳統意識形態的復活。所以，“如果說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一樣，只不過是落后傳統在新形式的產物，那么，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躍進只有通過推翻馬克思主義和完全接受西方的價值才能夠達到。”這些觀點在蘇聯有教養的階層中廣泛傳播。但是，這些主張也與中蘇沖突后官方宣傳：中國具有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論調，相互呼應。當時大量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把中國看成是將要與之進行總體戰的最大威脅[83]。這樣，“亞細亞生產方式”就順理成章地與“中國威脅論”捆綁在一起。1969年，蘇中關系最緊張的時刻，持不同政見的歷史學家A· A阿馬爾里克寫下了影響很大的文章《蘇聯能存在到1984年嗎？》(發表在國外)，認為中國是用馬克思主義來掩蓋民族帝國的目標，是與蘇聯帝國的目標相對立的；革命邏輯使中國走向戰爭，中國將繼續用戰爭來解決其嚴重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以確保中國在世界的主導地位，這也是中國對近代以來列強欺辱的民族復仇。因此，中國必然會向以前屬于中國勢力范圍的西伯利亞和遠東擴張，中蘇必有一戰。[84]“在20世紀70年代，各種不同派別的持不同政見者利用與中國戰爭的威脅，作為證明蘇聯必然滅亡，必須與西方合作，必須禁止共產主義，必須開放民族資源并復活民族精神的依據。”[85]正是這一論點在蘇聯解體之后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

1998年著名的不同政見者，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在出版的《崩潰中的俄羅斯》中認為：“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是一個令人吃驚的國家機體，是一個歷經了國家的衰落和崩潰時期、目前強大起來的鄰國”，在他看來，中國人口的巨大數量使得他們正在涌入西伯利亞，所以必須守住西伯利亞，反對向中國出售武器。[86] 這個威脅論的背后正是東方“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幽靈。索爾仁尼琴在1973年《致蘇聯領袖們的一封信》中，曾預言中俄的戰爭將使得俄國人民在行星上不再存在，他對敵人本性的描述符合流行的和官方的關于中國人的刻板印象，——一個東方亞細亞專制主義的敵人：“反對我們的是一個在世界歷史的任何一次戰爭重都沒有出現過的有幾乎10億人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居民自1949年以來尚未來得及失去其自古以來的最出色的勤勞——比我們今天的勤勞更出色，也未失去其頑強不屈、恭順服從，并處在絲毫不稍遜于我們的極權主義制度的牢牢的掌握之中。這個國家的軍隊和居民也決不會以西方的明智作為被包圍、被征服的群眾投降認輸。每一個士兵和每一個平民都將戰斗到最后一顆子彈和最后一口氣。”在索爾仁尼琴看來，中國的威脅來源有二，一是中國人口壓力導致的對西伯利亞的覬覦；二是意識形態的分歧。這封信引起了極大的反響，1974年為此編撰的《蘇聯等待什么》一書，中國威脅是大多數文章的題目。在不同意索氏觀點的文章中，一個有代表性的觀點是：中國威脅并不是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而出現的，而是有著更為古老的歷史根源，馬克思主義只是使得古老的傳統中國戰略穿上了新術語的外衣。

而按照最激進的西方派的思路，因在1992年竭力推進“休克療法”而著稱的蘇聯前代總理蓋達爾曾在整本《國家與進步》中詳細地描述了“俄羅斯同自己過去的‘東方的、亞洲式的生產方式’決裂和加入到西方文明世界的必要性。”

按照蓋達爾的兩級世界模式，俄羅斯處于“民主的西方”——對西方世界的恐懼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實際上，正是西方有理由害怕俄羅斯不穩定的民主）——和東方的“貧困的、不民主的國家”之間。同后者相比，俄羅斯是比較繁榮、開放和可預見的國家，而恰恰是這些“貧窮的、不民主的國家”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在這個模式中，中國是最大的威脅。這位親西方的高層人士在回憶20世紀60-70年代俄羅斯社會中普遍流行的同中國發生沖突的恐懼心理（蓋達爾提到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和塔爾科夫斯基的電影《鏡子》）時指出，雖然這種恐懼被過分夸大和在當時顯得為時尚早，但并不是沒有依據的。按照蓋達爾的意見，索爾仁尼琴錯誤地將沖突的原因歸結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蓋達爾公開贊同中國“人口威脅”理論并指出，現實沖突的原因“更嚴重”：中國居民超過俄羅斯人口8倍，邊境人口密度超過100倍以上。為此，蓋達爾認為，“在最近一些年中，中國不是穩定的、繁榮的、市場化的民主社會”，因此，俄羅斯不能削減軍費和武裝力量，應將“遏制的潛力”從友好的和民主的西方轉向遠東。蓋達爾相信，俄羅斯的主要亞洲盟友是日本（為此，他甚至準備將千島群島送給日本人），他的思想是——限制中國在遠東和西伯利亞發展經濟和軍事潛力。蓋達爾的“俄羅斯選擇黨”成員、當時擔任國家電視臺領導人的C·E·布拉戈沃林警告說：“中國成為西方、日本和亞太地區以及俄羅斯的主要威脅。莫斯科、華盛頓和東京早就應該就限制日益增長的中國威脅達成默契了。[87]

在這個俄國版的“脫亞入歐”中，無獨有偶，中國再次成為與“亞細亞東方專制主義”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俄羅斯安全問題專家、自由政黨“亞博盧”運動的杜馬代表阿爾巴托夫認為，未來中國可能會對俄羅斯構成嚴重威脅，因為中國的政治結構發展同“日本-已成為西方不可分割部分的民主國家”——不一樣，是不可預測的。[88]所以，在“脫亞入歐”的過程中，俄羅斯應該做日本第二，其前景是使“俄羅斯逐步地、長期地、經過周密思考并根據俄羅斯的特點融入到大歐洲、或者也可以這么說，是返回歐洲，因為在一千多年前，俄羅斯就是歐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9]

如果對比一下日本的“中國威脅論”，這個問題就更顯赫了。最新的表現是在2011年4月夏威夷召開的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的年會上，東京大學教授、前日本駐聯合國大使北岡伸一在題為“亞洲新秩序和日本的角色”（A New Asian Order and the Role of Japan）的主題演講中，赤裸裸地把日本和中國的對立說成是現代、文明和前現代、不文明的對立，中國的崛起是對現代文明價值觀的沖擊，并在演說的末尾提問：“現代國際體系的價值觀會被改變嗎？”[90] 如此看來，佩里·安德森先生希望給“亞細亞生產方式”一個體面的葬禮，這個愿望并沒有實現。“亞細亞專制主義”的陰魂直到今天還不斷地出來威嚇世人。

其實，在所有“中國威脅論”的論調背后，我們看到的，都是西方從雅典到羅馬的軍事帝國主義的模式（及其之后形形色色的現代變種）與 “東方亞細亞專制主義”的結合，他們正是戴著這樣的西方帝國主義模式的眼鏡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來闡釋與構建中國：從傳統到現代。

  四，結語： 中國能夠“脫亞入歐”嗎？

只有在上述背景下，才能夠理解為什么作為中國版本的“脫亞入歐”，秦暉先生的理論堪為標本，——它與俄羅斯的“中國威脅論”共享著基本的預設。秦暉先生“大共同體理論”就是亞細亞專制主義的翻版：“在中國，近代化其實是要走出‘秦制’，也就是擺脫‘大共同體’的束縛，變專制帝國為公民國家”[91]，這樣的敘事不過再次證明其剪輯錯了的故事。中國在什么意義上能夠“脫亞入歐”？它究竟意味著怎樣的條件和前提？

其實，否定十月革命其實并不是秦暉等先生們的偉大發明，不過是蘇聯1991年解體前后的那些“自由主義者”們的主導觀點而已，因為只有否定列寧和“十月革命”，才能為其“脫亞入歐”的理想開辟道路。其主要論調為：

1917年革命是一小撮布爾什維克狂熱分子完成的政變，這些人利用了舊政權在二月遭到毀壞而新政權尚未鞏固的機會完成了政變。政權在小路上不斷顛簸，因此十月政權毫不費力的成了民眾的選擇。革命破壞了歷史的自然進程，變成了血腥的專政和恐怖，將俄羅斯引入了破壞性試驗。蘇維埃政權的70年是黑色的蕭條歲月。俄羅斯只是在1991年后才開始好轉。[92]

但是對上述論調的批判同樣屬于今天的俄羅斯。2007年俄羅斯十七位知名人士發表聲明：“十月革命對我們、對俄國、對全世界的意義”，聲明中說：

“十月政變”的批判者們不知為什么忘記了俄國沙皇君主制度和取代它的臨時政府陷入的極為深刻的危機。當時提出的迷惑人的口號是：“將戰爭進行到最后勝利！”當局不想看到人民的真正需要。批判者們還忘記了君主制度在革命前夕的自我瓦解。沙皇宮廷內部無休無止的傾軋和沖突，前線的軍事失利，以及作為君主和俄國總司令的尼古拉二世的直接放棄權力，都明白地證明了這一點。取代君主制度的臨時政府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因為它不能解決當時的主要問題：停止戰爭，給農民以土地。[93]

歷史學家A．B舒賓教授在《1917年的選擇：列寧的對手是怎樣喪失人民的支持的》一文中分析了1917年各種勢力的較量，特別指出當時的農業部長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按照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精神進行的最微小的土地改革嘗試都會在臨時政府中遇到極大的阻力，如果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在立即開始土地改革、國家調節及同時擴大工作人員對生產管理的參與的立場上達成妥協，避免內戰就是可能的，——但是這卻無法實現。

布爾什維克是個小的社會政治派別，但是受人歡迎的蘇維埃政權思想幫助他們獲得了尚未受到黨中央控制的廣大基層激進運動的支持。就這樣，布爾什維克就獲得了一開始他們沒得到的群眾的支持，因為他們能夠比右翼社會主義者更好地完成泛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綱領——建立依靠基層民主組織的政權并開始改革。社會主義者沒能參與這一進程，這就注定了1918年社會的分裂和國內戰爭。[94]

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歸根到底是得到了基層社會運動的支持，這與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及其之后“來自上層的革命”的失敗恰成對比。

辛子陵先生今年在《形勢和前途 ——二月十日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稱：“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列寧在德國威廉皇帝的支持下發動的一場政變。一九一七年三月（俄歷二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爾什維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臨時政府武裝‘奪權’，向立憲會議奪權，是一場武裝政變”，除了通篇抄襲蘇聯解體前后俄羅斯自由主義的陳詞濫調，其與秦先生六篇檄文的步調與語調的一致也是讓人嘆服的：

根據我們的考察，1917年俄國是發生了大革命。3月（俄歷2月）革命發生時，憲政民主是主要訴求。11月（俄歷10月）布爾什維克奪權后也仍然重申這一訴求，還把推遲多黨議會（立憲會議）選舉作為此前臨時政府的罪狀。因此如果說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奪權后也沒有什么變化，只是到次年1月布爾什維克在其自己當政主持的這次選舉中慘敗后惱羞成怒，以武力驅散議會、廢除憲政而改行“專政”，“民主革命”才告終結，而真正“震撼世界”并引爆了殘酷內戰的就是這場“一月劇變”，并不是此前的十月奪權。[95]

其實秦、辛等諸位先生們完全不用打著“我們的考察”這樣“獨立”研究的招牌。他們在列寧和十月革命問題上的觀念都所來有自，他們應該把自己的“研究”來源交代清楚，才算誠實。

（1988年）一篇從學術上攻擊列寧的文章在蘇聯發表。經濟學撰稿人瓦西里·謝柳寧在自由派雜志《新世界》上撰文，指責戈爾巴喬夫當局認為蘇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是從斯大林開始的觀點。謝柳寧認為，斯大林的壓迫早就有其方法論的先聲，而這個粗糙的方法論，始作俑者正是列寧。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爭論，結果許多知識分子都認為列寧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從一開始就把俄國引向了悲慘的命運。自由派媒體中升起一股新的浪潮，宣稱革命前的俄國已經朝著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民主發展，之后人為地被布爾什維克掌權所阻止，隨后的社會主義實驗更是把它導向了錯誤的路徑。這無異于說，如果能夠推翻共產黨的統治，俄國就會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謂“常態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資本主義。[96]

1989-1990年間，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體制的區別，根本就不存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具有“社會主義”的特征，這樣一種觀點在蘇聯的知識分子和大眾傳媒上占據了壟斷地位。但是，“最富諷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羅斯開始的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快速轉變的過程中，最大的損失者要算知識分子，他們一夜之間按掉入了自由主義的冰窟窿，因為他們原先的國有支撐體系轉眼間已分崩離析。”[97]而這樣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最終給俄羅斯人民帶來的是，“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城鎮居民在這種扭曲的經濟中沒有得到什么作用，他們的存在于俄羅斯新貴毫無關系。……俄羅斯遭受痛苦的人們被迫靠在后花園中種植蔬菜或得到從蘇聯時代繼承下來的免費的商品如住房、水、電力和熱能等維持生計”，[98]與此同時，俄羅斯新貴的收入則來源于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財富得以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銷售來的好處，他們形成了控制自然資源、銀行、城鎮房地產和大部分主要媒體的寡頭集團。其政治走向不僅沒有朝向民主的方向，而且日益變成特權精英階層控制的專制國家。在農業問題上，進入新世紀的俄羅斯資本投入到農業的規模，過去的十年減少到1/20，播種面積減少到約1700萬公頃，農產品減少63%，每年糧食總數的30%需要進口。按照索爾仁尼琴的尖銳批評，改革成為對俄羅斯的大洗劫。[99]

俄羅斯改革失敗的教訓正在于：“先前在俄羅斯由戈爾巴喬夫所領導的建設民主社會主義的努力最后以失敗而告終，因為支持這一方案的自然基礎——俄羅斯人民從來沒有積極地參與到其中或授權采取行動，而是任由掌權階層決定著事件的結果”。[100]一個排斥民眾參與的上層社會改革，其必然的結果正是權貴私有化和寡頭專制，無論它打出來的旗號是什么，俄羅斯改革的失敗并非偶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拒絕秦暉等先生們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普世道路”，這樣的“脫亞入歐”的道路必然要以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為前提，這正是秦先生全部理論公開的秘密。

至于說我倡導的“新鄉土主義”是要回到1861年之前俄國的農奴制，這樣的指控與“新左派”的罪名聯系在一起，讀者大概要迷惑了，這個世界上居然有要回到農奴制的“新左派”嗎？不過，放在秦先生的邏輯里，就一點不奇怪了，因為在他那里，列寧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本身就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延伸，是與宗法農奴制劃等號的。在秦先生的話語詞典中，所謂尋找左右共識，指的不過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場與社會民主主義，自由放任與福利國家，如此的左右都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即右的如美國，左的如瑞典——這才是他左右共識的底線，唯一有效的“左右”問題必須以此為前提。

“我如今是自由主義者，但我明確說過，在今天的中國做自由主義者不需要反對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同樣今天中國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不會反對自由主義。”[101]只有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真正的左派，其他都不過是反動派，這樣的“左右”當然應該聯手，尋求共識：共同完成普世價值！在他的概念里，今天的所謂“新左派”，都不過是民粹主義假“左派”，他們其實不是什么左右的問題，而是前后的問題，即他們代表著歷史的倒退，反對歷史的“進步”。“我對所謂的新左派的批評主要是基于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因為他們認為“西方過來的自由主義瘟疫使我們喪失了集體主義傳統，他們老想用集體主義傳統，這在中國表現為社會主義遺產，并用這種東西抵制分家的過程，這就是我所講的民粹主義”。在秦先生眼里，社會主義遺產就是民粹主義，就是反對“分家”，必然是以私有化為前提的資本主義的敵人，只有站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上，才有資格談左派問題。現在再來看這段自白，讀者就可以心知肚明了：

“可能有人會問，你到底是左還是右呢？對此，我的回答是，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應該是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所共同追求的東西，即它們的共同底線。而現在我所反對的東西是它們兩者都反對的東西。至于自由主義支持而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的事情，或者自由主義反對而社會民主主義支持的事情，在目前的中國都還不成其為問題。

比如說，如果把自由放任和福利國家當作兩個傳統來看待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當代左派贊成國家干預，是民主國家已經完善之后的事。”[102]

這個所謂左右的“共同底線”是什么，不是已經呼之欲出了嗎？西方的“國家干預”是合法的，但是中國的國家干預就是專制，西方左派是真左派，中國的左派都是專制的幫兇，——這樣的理論不過是拙劣地呼應著后冷戰意識形態的“歷史終結”論。不過，隨著2008年之后，肇始于西方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經濟危機橫掃全球，隨著歐洲福利國家民主社會主義的連續失敗，歐洲經濟陷入積重難返的主權債務危機，愿意再相信這一套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今年奧斯陸7月的連環爆炸槍擊血案和緊接著的倫敦8月的街頭大騷亂，也許還可以加上今天正在蔓延的美國“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以及歐洲不斷爆發的社會抗議活動，更是讓這樣的時髦理論無家可歸。把瑞典道路作為普世樣板的倡導者們，為什么不請希臘、意大利這些深陷危機的歐洲憲政民主國家先學習呢？歐元區在救援問題上的“左右”共識哪里去了？普世的“瑞典道路”為什么解決不了歐洲內部的不平等問題？瑞典為什么不肯加入歐元區？

值得注意的是，擁有北歐最大和完善的軍工體系，瑞典軍工產品的出口不斷增加，據2006年的報道：“瑞典軍工產品的出口額去年達到84億克朗，比2004年增長了15％，其中Haegglund生產的裝甲車成為瑞典軍工企業的拳頭產品，99％的裝甲車用以出口。在過去5年中，瑞典武器出口已經翻一番，50％的瑞典軍工產品出口到歐盟之內的國家，20％的產品出口到歐盟之外的國家，其中9％出口到美國。”[103]近年來，瑞典作為非北約成員國從派兵阿富汗到讓自己生產的“鷹獅”戰機加入北約對利比亞的轟炸行動，公開放背棄自己在二戰之后宣稱的中立原則，更是意味深長，有媒體推測此舉也是借此為瑞典產“鷹獅”戰機做廣告。近年來，從強制遣返伊拉克難民，到2010年12月伊拉克籍的人肉炸彈在斯德哥爾摩制造連環爆炸（爆炸案之前十分鐘媒體收到郵件抗議瑞典派遣部隊參與北約和美國的多國部隊），這些以“和平”與“中立”自居的瑞典正在出現的轉變，它與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這些戰爭爆發區域不斷加深的關聯，究竟說明了什么？在這個意義上，秦先生的判斷還是對的，那就是在“普世價值”的招牌下，左的如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右的如美國的“自由主義”，確實能夠在“左右共識”的“民主”基礎上完成全球范圍內的軍事打擊：打擊那些膽敢違背“普世價值”的國家！

最近秦先生開始疾呼：今天自由主義最大的危險就是“新左派”和保守主義的聯合。在他的歷史終極論的坐標系上，所謂“新左”與保守主義不過是一回事，即站在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的反面。不過，遺憾的是，今天世界上，這樣的反動派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了。歐洲福利國家所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前提是冷戰和它自身的經濟危機，它迫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采取購買國內和平的模式。討論今天西方民主制度的進步無法脫離內部的社會運動、自二戰以后的冷戰格局，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南北關系。無論是古典的“雅典（羅馬）道路”還是今天所謂的“瑞典道路”，不討論其民主的前提，就不可能真正解釋今天的西方民主與福利制度的產生及其問題和危機。

秦先生指控民粹主義就是要回到農奴制。但是他的理論無法解釋的是，為什么恰恰是俄國的民粹主義致力于反農奴制？俄國的農奴制究竟是怎么來的？（同樣，美國的黑奴制究竟是怎么來的？）民粹主義的一支是主張革命推翻農奴制，——這一點上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是站在一個革命陣營中的；另一支是到農村去致力于建設“農民社會主義”，——這之所以被秦先生強調為“警察民粹主義”（傳統的命名是“自由民粹主義”），只是因為：“它打著‘人民’的旗號，乃至‘社會主義’的旗號反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自由、議會民主、公民權利等原則，甚至與反對貴族政治（即所謂‘少數民主’）。它聲稱立憲政治只是富人的工具，貧富不均條件下的民主是虛偽的，西方的自由與公民權利是抽象的、形式的和無實際意義的”，[104] 由此可見，在秦先生眼中“民粹主義”的含義究竟是什么。即便秦先生指控俄國民粹主義“到民間去”是要在合法的國家和沙皇“專制”統治下來為農民服務，這也并不等于他們是要回到“農奴制”，事實恰恰相反。所有這些指控只是因為在秦先生的理論里，凡是認可“大共同體”、反對資本主義及其西方民主都是要回到“農奴制”！

其實，俄國的村社制度與農奴制度是兩回事，并不能劃出等號，而是相反，探究從村社制度轉變為農奴制度的社會與歷史原因究竟何在？這才是問題的關鍵。1861年之前，俄國的村社制度已經存在了一千多年。而農奴制的形成開始于15世紀末到16世紀，其強化是17世紀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完成者則是18世紀葉卡捷琳娜二世。其實，俄國的農奴制正是在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中強化的，“在工業化以前的俄國，沒有農奴制這樣的方式來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就沒有彼得一世強力實行的西化改革，就不會有俄國長期的對外擴張，更不會在1812年衛國戰爭中打敗拿破侖帝國”。[105] 而農奴制的徹底完成和達到高峰正是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期間，這一崇拜西方啟蒙思想并致力于推動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開明君主”，把俄羅斯絕對主義強權國家推到了極致。但是《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一書，卻把俄國農奴制的形成看成是亞細亞專制主義國家內部自然演進的過程，是國家性質所決定的——這正是秦先生一貫的方法論：

這樣，我們就在從15世紀以來的俄國史中看到數位一體的過程：自由農民向農奴轉化，農戶地產想“公社份地”轉化，準私有的世襲領地向國家授與的封地轉化，古典色彩的“地主”向“公社主”轉化，松散型的自由米爾向緊密型的農村公社轉化，而松散型的諸侯聯盟與霸主政治也向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轉化。農民屬于公社，公社屬于國家，而國家將其賜予貴族，并從而實現專制國家對包括貴族與農民在內的全部臣民的嚴格控制——這樣一種近古沙皇專制——農奴制俄國的傳統體制，至此遂告確立。[106]

其實，無論俄國農奴制的形成還是廢除，都與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聯系在一起。俄國農奴制的強化與完成是基于內部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需求，而農奴制的廢除則是資本主義發展外部壓力的后果，特別是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慘敗，使得俄國必須重新建立新型的動員型社會，——這才是廢除農奴制的改革是由亞歷山大二世來完成的原因。馬克思在致查蘇利奇信中已經清楚地指明，俄國之所以要殺死“公社”這個下金蛋的母雞，并不是為了廢除農奴制而廢除公社，而是建立新的資本主義剝削形式，“威脅著俄國公社生命的不是歷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論，而是國家的壓迫，以及滲入公社內部的、也是由國家犧牲農民培養起來的資本家剝削”[107]，“在目前俄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把他們變成小私有者，不過是對他們進行迅速剝奪的序幕”。[108]

別爾嘉耶夫曾沉痛地總結道：“西方帶給19世紀出色的俄羅斯文化的影響，對人民來說并不是有利的。與人民完全脫離的貴族的力量得到復興和增強，貴族-地主的生活方式是人民難以理解的。正是在彼得時代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執政時期，人民終于落到農奴制的權力統治之下。”[109]是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要求農奴制，而不是相反。這和美國黑人奴隸制度的出現是同一種歷史邏輯，在今天美國占領華爾街的運動中，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羅塔（Raymond Lotta）在致全校的公開信中再次重申了這一事實：“沒有奴隸制就沒有今天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美國（There would be no United States as we now know it today without slavery）”。這一邏輯在中國八十年代以后的延伸，則是南方的血汗工廠。中國“現代化指向”的“斯托雷平”改革標志性的1993年，深圳葵涌大火燒死了87位從農村“實踐自由”的打工妹，而她們之所以慘死烈火，只是因為所有的出口都被鐵網焊死封死，——為了防止上班溜號。這樣當代版的“包身工”重現，如果回到秦先生的邏輯里，的確是要問一下，究竟是誰要回到“農奴制”？！其實，只要看一看秦先生大力推薦的雅典（羅馬）道路，它們的“民主”制度如何建立在對奴隸制度的倚重和對小農的剝奪上，就能明白秦先生的底牌。歷史上看，無論是古典時期的雅典、羅馬，還是近代美洲的殖民地奴隸制度，大規模的制度性的奴隸制從來不是“亞細亞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的特產，而是相反，它恰恰伴隨著從古典到現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范圍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擴張。

歷史從來就沒有終結。自冷戰結束以來，二十世紀中、俄革命的遺產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形塑著今天的歷史，——從理論到實踐。如何理解這樣的遺產，決定著中國的未來，以及世界的未來。

謹以此文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2011年10月10日完稿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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