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某些人打著所謂還原“歷史真相”的旗號，迎合國際上帝國主義和國內外反動派的需要，杜撰所謂“改寫”、“重寫”甚至“戲說”歷史的文章，大做包括中國社會和共產黨歷史的翻案文章，極盡其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之能事。他們污蔑栽贓毛澤東同志、攻擊詆毀中國共產黨，妄圖達到搞臭、顛覆人民民主專政和抹黑、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罪惡目的。他們與混進黨和政府內的腐敗分子一起，敗壞了黨風，污染了社會風氣，毒化了人們的思想，致使本有的社會誠信嚴重缺失，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受到了強烈的損害。

　　西方反華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和國內的自由化分子不厭其煩地拿我國六十年代暫時困難人口非正常減少問題來說事，就是目前污流濁浪中泛起的很不可小視一股。他們把這作為毛澤東的一大“罪過”，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塊“軟肋”，是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優越性”的絕好“例證”。在六十年代我國人口問題上做文章，就成了他們的撒手锏，作為潑向中國共產黨的一盆污水。

　　比如，軍事科學院的辛子凌就寫道：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萬8千人，并引用某個刊物發表的所謂研究結果說，這比中共上臺前2129年中國歷史發生的203次(死亡人數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1萬多人還多764萬!其他諸如海淀進修學校歷史教師袁騰飛等人，也如是說。

　　一、《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第563頁的謬誤

　　筆者不得不深為遺憾地指出的是，剛剛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第563頁在“繼續大躍進和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標題下行文的最后，就寫有這樣一段話：

　　“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

　　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情。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的嚴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訓應該認真總結和記取”[①]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根據“正式統計”中的兩個注釋中，1000萬的數字注明出處是：1、國家統計局編：《1983年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頁 ;2、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信陽地區的數字的由來是《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人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頁。

　　那末，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即《1983年統計年鑒》中的數字有無錯誤和造假呢?沒有，沒有錯誤，也沒有造假。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既無錯誤，也沒有造假。

　　那么，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和資料匯編有無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之說?沒有，也沒有說。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書的作者得出減少1000萬人口結論呢?

　　他們沒有對我國六十年代戶籍人口變動進行任何的研究，僅憑主觀推斷就輕率地把戶籍人口的減少完全當成了真實人口的減少!

　　大家請看啊!三年自然災害，僅“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那么三年不就正是3000多萬嗎?這與國內外反動勢力和自由化分子們的說法不正好一致嗎?

　　這可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權威研究機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向全世界公開承認了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期間“餓死了3000多萬人”!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書作者的這一主觀推斷，不僅配合了全世界所有敵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攻擊和污蔑，更為嚴重的是，它數十倍地夸大了黨所曾經犯過的而又改正了的錯誤，它嚴重地誤導了社會輿論，抹黑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抹黑了在偉大領袖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國內外一切階級敵人求之不得的舉動。

　　難道這不是通過向中國共產黨九十周年獻禮成果的形式潑向中國共產黨的一盆污水嗎!難道這不是通過向中國共產黨九十周年獻禮成果的形式射向中國共產黨的一支毒箭嗎!

　　二、孫景澤先生解開戶籍統計結果矛盾之謎

　　六十年代，尤其是1960年我國人口到底是個什么情況呢?

　　由于我國六十年代自然災害影響和黨內某些領導人的不實事求是、浮夸風等，1960年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呢?

　　這是一切好心的人的一個疑問，也是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

　　1960年我國統計局數據之間有個不能解釋的矛盾：1960年底的戶籍人數應該=1959年底戶籍人數+1960年出生人數—1960年死亡人數+外國移民遷入國內—中國公民遷移國外。由于國際移民當時很少，忽略不計。

　　可是這樣統計的結果，卻少了1000萬戶籍人口!

　　這里就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戶籍人口的減少是否就是真實人口的減少呢!

　　孫景澤先生，通過對1954年(即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至1982年期間29年我國戶籍人口變化的研究，解開了人口戶籍統計結果矛盾這個歷史之謎!也就是說，在國家統計局數據中，我國五六十年代的戶籍人口的統計數據與實際人口數超出尋常的不一致之謎被解開了!

　　那么孫先生是如何解開這個謎的呢?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29年期間戶籍人口的統計結果出現了非正常變化，這一變化大大超出了統計邏輯誤差。

　　由于工業發展和生產大躍進，我國在1956年­至1959年期間出現了從農村到城市人口大遷移，由于戶籍管理法規規定的漏洞(不用遷移證只憑其他證明就可以落戶籍，等)和管理不嚴格，在大遷移中，發生戶籍人口非正常大量增加現象，是由于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44萬人的結果。這些重報、虛報的戶籍在1960年至1964年期間，由于戶籍管理趨于嚴格等原因(諸如核實人口以計劃供應糧油等)而被注銷。

　　由于遇上經濟困難，我國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間進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簡工作，形成了從城市到農村的人口大遷移，由于農村當時對于戶籍的依賴性差，不少人遷出了城鎮戶籍，而沒有遷入農村，就是說，在大遷移期間，有部分人拿到遷出城鎮的戶籍后，不想或者沒有很快遷入農村戶籍。(尤其是1960年底拿到遷出城鎮戶籍的，因1960年初已經領到該領的票證了，就沒有在當年底遷入農村戶籍，這樣1960年的戶籍統計人口就減少了。[②])結果出現戶籍人口非正常大量減少的現象，這是因為有1510萬人口漏報了戶籍的結果。上述漏報戶籍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在1970年至1979年期間又補報了戶籍。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減少2654萬，這是我國六十年代初戶籍人口非正常大幅度減少的根本原因。這一減少與人口死亡無關。

　　孫景澤先生研究得出：關于1960年我國戶籍人口統計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其中695萬是由人口戶籍遷移的原因造成的，與人口死亡無關。同時，他還研究并論證了，所謂“死亡漏報是造成戶籍人口大量減少的原因”是錯誤的。因為漏報死亡的人口數字只可能是短期的，不可能在以后多次的人口普查中仍然保存戶籍。

　　倒是出生漏報影響戶籍統計數據結果，即減少戶籍人口。例如：截止2000年11月1日，人口普查結果1960年出生的還存活(40歲)的有14684726人，可是1960年戶籍統計出生人數僅有1391萬多人，就是說經過了40年了，出生的人，非但無一人死亡，反而增加了77萬多人!根據1959年出生2000年存活的1305萬人推算，1960年比1959年實際出生應多162萬!

　　根據國家統計局《1982統計年鑒》的數據，1959年出生1650萬，孫先生研究并論證，如按照1960年實際出生人數比1959年多162萬調整，那么該年出生人數應為1811萬，與 《1982統計年鑒》的數據1391萬比較，漏報人數為420萬!由于1960年漏報出生人口420萬，所以1960年實際人口比1959年至少增加115萬。

　　由此得出，我國1960年比1959年的真實人口絕不是如戶籍統計數字那樣減少了1000萬，反倒是增加了115萬!(戶籍變動少登記的695萬加上漏報出生420萬，共1115萬)

　　同時，孫景澤先生還指出，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是通過匯總全國戶籍登記得到的真實數據，沒有經過人為的修改和偽造。數據中的所有人口數字都是戶籍數字，所出現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釋。六十年代初我國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已經包含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之中。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60年我國人口死亡率因出生人數漏報應當下調，具體下調幅度有待進一步研究。

　　1960年我國真實人口比1959年增加115萬，而不是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書的作者所說的減少1000萬!

　　三、孫學文研究員已指出過因饑餓引起死亡的人數

　　關于我國六十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在2009年12月，幾個網站就發表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孫學文研究員的文章：“毛澤東蓋世功勛與日月同輝”，[③]孫在文章中，也得出了與孫景澤先生相似的結論。他在文章中寫道：

　　關于此間出現的“非正常死亡”問題。由于1958、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萬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問題，問題出在1960-1961年，這兩年總人口分別比上年減少1000萬和348萬人(順便說一下，改革開放31年來，每年人口死亡總數在800-1000萬左右)，表現在這兩年人口死亡率高達25.43‰和14.24‰。考慮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蔣正華教授采用歷年生命表參數計算和原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對美國科爾教授線性公式計算結果進行技術性修訂(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他們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691—2158萬人，那種估算在3000-4000萬人以上則是高估。

　　至于說“三年大躍進活活餓死了3755萬人”，那完全是復辟狂捏造。因為這是毫無根據的信口雌黃。人口專家一般講的是“非正常死亡”，包括饑餓死亡及由營養不良引起其他疾病死亡、自殺、他殺及各種交通事故和自然災害(如地震災害、火災、礦難、臺風)等死亡，還包括一個大項，即營養不良造成出生率的下降而使新出生人口減少。前文引用蔣正華、李成瑞和美國科爾教授測算的數據是“非正常死亡”，而非復辟狂所說的“活活餓死的”。如果只算餓死的，不包括少出生的人口，那么把所有死亡人口全部算作“餓死的”也根本不到復辟狂捏造的3755萬人的數字。按復辟派的說法是“三年大躍進”餓死人，是指1958-1960年，不包括1961-1962年開始經濟調整時期。我在前文已說了，1958年、1959年和1962年比上年新增人口都在1200萬人以上，比2008年新增人口673萬人增長將近1倍(以本年底人口總數減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得出)，得出這三年不存在“非正常人口死亡。”

　　那么只剩下1960年存在“非正常死亡”的問題，按國家統計局后來經過核實的死亡率測算，1960年死亡人口測算公式是：上年底總人口×當年死亡率，即67207萬人×25.43‰=1709萬人，雖然復辟狂未列入1961年開始調整的年份，但因為1961年年底總人口比上年減少348萬人，我認為存在非正常死亡問題，按上述計算公式計算，1961年各種原因死亡人數為940萬。把這兩年死亡匯總共計只有2649萬人，比復辟狂所說的3755萬人少了1106萬人;況且中國歷來統計，病死的要占死亡人口的絕大多數，至少占80%以上，2008年包括惡性腫瘤、心臟病、腦血管病、呼吸系病、損傷和中毒、內分泌營養和代謝及免疫疾病，消化系統病(包括營養不良和凍餓夭亡)、泌尿、生殖系病、神經系病和傳染病等十種疾病死亡人數占城鄉死亡總人數的92.55%和93.53%。即使按80%最低比例扣除疾病死亡，也應該從這兩年總死亡中減去2119.2萬人(2649×0.8)，那么充其量稱為餓死或營養不良引起死亡的為529.8萬人。

　　前文我將1960-1961年與1959年相比，這兩年多死亡721萬人;與2008年相比多死亡783.4萬人。按80%病亡扣除，其中因饑餓或營養不良引起死亡的人數充其量在144.2-156.7萬人。僅及復辟狂捏造的3755萬人的3.8%-4.2%之間。也就是復辟狂們在這里夸大了23-25.1倍。

　　這兩年確實存在餓死人的問題，尤其在我的家鄉——安徽部分農村，這與當時糧食生產浮夸風和隨后的高征購政策有關，但糧食放衛星和隨后的高征購政策不能只歸罪于毛澤東一個人，用鄧小平重新復出后所說，當時毛主席頭腦發熱，劉少奇、周恩來和我，頭腦都發熱，只有陳云未吭聲。但陳云、薄一波等在1958年鋼鐵產量翻一番運動中提倡土法煉鋼，也有責任。“三面紅旗”都不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而是別的領導人率先提出。[④]

　　該文發表在2010年1月，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書的后記是2010年12月寫的!對于這篇研究我國問題包括人口問題如此重要的文章已經發表了整整一年。在此要提醒人們注意的是，早在這年的4月21日烏有之鄉就發表過名為邋遢道人題為“五六十年代人口統計數字的困惑”[⑤]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就對六十年代真實人口大量減少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質疑。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書的作者們，是沒有看過這些文章呢?還是看過文章之后對其觀點不以為然呢?若是前者，那就說明他們生活在信息社會時代，在網絡作為信息最新和傳播速度最快的載體時代，卻無視網絡的存在，看來他們確實是落伍了。由于他們視野的渺小，眼界的狹窄，導致他們頭腦的僵化和偏執，才得出那樣錯誤的結論。他們脫離了社會，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甚至也脫離了中國學術界!他們喪失了研究和撰寫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應有素質，辜負了黨中央、數千萬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殷切期望。若是后者，他們就把中國傳統正直文人的那點良知和德行喪失了，那就是執意與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同流合污，與人民為敵，從而才故意向我黨潑污水!

　　但愿他們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四、承認和改正錯誤是有力量和自信的表現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歷史書籍的編纂，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一件極為嚴肅的重大事項。它不僅如江澤民同志所說起著“資政育人”[⑥]的重要作用，也是關系到對黨、對人民、對歷史是否負責的問題，同時，也是對黨史撰寫者黨性和史德的一次檢驗。黨史著述，既根本區別于文學創作的所謂“戲說”，也不同于某人傳記的撰寫，它是一項通過認真、嚴謹和艱苦的科學研究，從而準確、全面、客觀、公正地再現黨的歷史真相的工作。

　　建國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國的社會風氣和人們的道德狀況，得到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的高度贊譽。僅《鄧小平文選》第2、3卷中，就有五次明確地談到，那時我國的社會風氣“是健康的”、“是非常好的”、“社會秩序很好”。[⑦]我國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水平，社會風氣和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毫不夸張地說，達到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不僅數千年舊社會積淀下來的污泥濁水，諸如吸毒、賣淫、賭博、綁票等，蕩然無存;而且人際關系發生了質的飛躍，助人為樂，團結互助，蔚然成風;爾虞我詐、欺蒙拐騙現象很快消失;夜不閉戶、拾金不昧等中華民族世代渴望的優良道德成為真正的現實，友好、合作、助人、救人的感人事跡隨處可聞。當時的社會犯罪率和自殺率是屬于世界上最低的國家!焦裕祿式的好干部，雷鋒式的好公民，成千上萬!人間確實是充滿了真正的愛!這種面貌和狀態的形成有各種因素，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它與建國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絕大多數黨史研究者不僅具備高尚的史德，而且具有高度的黨性，他們的著述經得起歷史檢驗，確實發揮了資政育人的作用不無關系。

　　作為當時在校的大、中學校的學生，他們不但通過其他各種途徑，而且也通過閱讀包括黨史之類的書籍報刊(六十年代普通高校開設有三門公共課：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共產黨歷史;)，如“紅球飄飄”叢書等，從而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想當年，爭做“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三好”學生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爭做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共產主義接班人是一種自豪和時髦;學校的好風氣和社會的好面貌，令那個時代的人們終生難忘。鄧小平在1980年談到那個時代的時候說，是“值得回憶的”，目前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中，不少就是那時的過來人。

　　薄一波同志在給全國黨史研究室主任會議的信中說：“要寫出一部真正好的、站得住腳的、傳世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絕非易事，要做大量深入細致的史實資料收集、核實、研究工作。希望全體參與此項工作的同志能夠發揚拼搏奉獻精神，并以我們黨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嚴謹、精煉的文風來寫作，把撰寫這部巨著當成一項偉大的事業來完成。我認為，寫歷史很重要的一點是尊重事實。古人贊譽良史‘在齊太史公，在晉董狐筆’，講的也是一個實字，內容要實，文風也要實。”[⑧]

　　顯而易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書的作者們并不是這樣做的!

　　謊言，只能欺騙于某時、某地和某些人，不能在所有時間、任何地方欺騙所有的人。列寧早就尖銳地指出：“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承認和改正自己的錯誤是本身有力量和自信的表現，有錯不要緊，知錯改錯是中國共產黨人優良的傳統作風。“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⑨]筆者相信，作為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們，即該書的作者們，大概不會對《毛澤東選集》中的這段話生疏吧!黨史工作是黨的建設的重要部分，筆者相信并期盼，《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書的作者，尤其是負責同志，是會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的，是把黨的聲譽擺在個人所謂的“面子”之上的，在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90周年前夕，他們主觀上絕不會故意向中國共產黨來潑這盆污水的，他們是會發現和改正這一嚴重錯誤的，是會主動自覺地堅決清除這盆潑向黨的污水的!

　　[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第563頁

　　[②]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說：“1959年、1960年、1961年那樣的嚴重困難，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值得回憶的，兩千萬職工下放，走群眾路線，講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現在就不容易。”(《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68頁)

　　[③]首先發表于2009年12月31月烏有之鄉，之后登在毛澤東旗幟網、主人公等網站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孫學文研究員的文章：“毛澤東蓋世功勛與日月同輝”，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2/123057.html

　　[⑤]邋遢道人：“五六十年代人口統計數字的困惑”，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4/80217.html

　　[⑥]轉引自《薄一波書信集》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1月，第811頁

　　[⑦]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77、233、296頁;第三卷，第153、318頁

　　[⑧] 轉引自《薄一波書信集》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1月，第808—809頁

　　[⑨] 《論聯合政府》，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7頁

　　附：孫景澤：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3/2241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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