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在臺灣爆發(fā)的二二八事件，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無論對臺灣社會發(fā)展還是對兩岸關系的發(fā)展，都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力。

　　這個事件的簡單過程大概是這樣的：1947年2月28日，即臺灣光復才一年多， 臺北市民為前一天緝私煙警持槍誤擊某市民致死而罷市、游行請愿，并聚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遭衛(wèi)兵開槍射擊，激起全省民眾憤怒，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暴動。數(shù)日內，抗爭與沖突蔓延全臺灣。隨后，國民黨當局從大陸調集軍隊來臺進行殘酷鎮(zhèn)壓。

　　對于該事件的解讀，兩岸三方，即大陸官方和臺灣藍綠兩方，有著不同的版本。當年的國民黨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干的，因為當時中共黨員參與了運動，還領導了局部的武裝斗爭;也有認為是日本皇民化教育的發(fā)酵，因為臺灣民眾參加者主要是臺籍日軍退伍兵、社會閑散人員、青年學生;直到前些年，馬英九才認定是“官逼民反”。大陸方面則認為是從全國范圍看，它是戰(zhàn)后全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臺灣人民反抗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的起義。而臺灣綠營方面的李登輝、陳水扁等人，在力量逐步坐大以后，開始把二二八事件解讀成臺灣民眾謀求“臺灣獨立”的一次運動。作為潛心研究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學家李敖，曾用簡明的語言表述：“二二八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號所發(fā)生的臺灣的一個民變事件，就是臺灣從光復以后，從日本人手里，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后所發(fā)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 個嚴重的沖突，叫做二二八事件。”“它是從二月二十八號到三月十號，這段時間都是臺灣省人在殺外省人，這個十天時間過來以后，外省的軍隊開過來了，又開始殺臺灣人。”

　　不管怎么說，出現(xiàn)了殺人事件，而且是有一定規(guī)模的殺人事件，是應該引起后人，特別是當政者的深思從而引以為戒的。筆者認為，就二二八事件本身而言，至少在下面幾個方面對今天仍有很重要的警醒作用。

　　第一條是絕對不能低估官員貪腐的危害性。1945年10月，臺灣光復以后，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接收臺灣，然而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腐敗本質未變，在官場上貪污腐化橫行，歧視臺灣民眾，經濟上的作法也不對路，侵害臺灣民眾利益，文化上忽視差異性，漠視了隔閡的客觀現(xiàn)實，導致臺灣民生困難，怨聲載道。在這樣的情況下，發(fā)生類似二二八這樣的事件肯定是大概率的事情。二二八事件時曾參加臺中學生大隊起事的臺灣著名報人廖天欣回憶說：“二二八的爆發(fā)距離光復才十六個月，大家馬上普遍地表達民憤，顯示貪官污吏的無法無天，不然怎么會才一個晚上，全臺灣都響應呢?”(見《還原二二八》巴札赫出版社 臺北 2005 P101 下簡稱《二二八》)

　　實際上，在臺灣即將回到祖國懷抱的時候，備受日本人欺凌蹂躪之苦的600萬臺胞中，應該說大部分是喜極而泣的。當時，臺灣“中南部的人買不到車票，走路到基隆、臺北”“熱烈去歡迎外省人的國軍和外省人的祖國”(見《二二八》P122)。臺胞們期盼的是一個至少要比日據時代好的執(zhí)政班子。但是，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腐敗體制不可能提供這樣的條件。他們在抗戰(zhàn)后在大陸接管淪陷區(qū)的腐敗做法同樣也出現(xiàn)在接管臺灣上。后來很多臺胞認為接收官員身著的中山裝，之所以有四個大口袋，就是為了裝錢的。二二八事件親歷者許金玉回憶道：“所以那時候，有一句話說：‘狗換豬，反而更糟。’日本人就是狗，大陸來的這些，好像豬一樣，什么都要吃，什么都要。”(見《二二八》P70)

　　毫無無疑，腐敗的執(zhí)政是導致民生凋敝的主要原因，回顧當年國民政府的接管大員們的腐敗行徑，不但引發(fā)的臺灣的二二八事件，同時期在“大陸也有十三省發(fā)生類似民變”(見《二二八》P159)。解決不了民生問題，貪官污吏橫行霸道，必然會造成社會動亂，這不但是臺灣二二八事件留下的極其沉痛的教訓，也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或地區(qū)出現(xiàn)類似事件而導致社會混亂的留下的教訓。

　　第二條是不能低估軍紀渙散的禍害性。軍隊對于我們中國來說，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軍隊不但擔負防御外敵的重任，也是國內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之一。臺灣光復后臺胞們獲悉國軍即將來到臺灣，都懷著滿腔熱情去歡迎。但是，第一眼卻使臺灣同胞大失所望。“我記得與同學一起去車站，見了祖國的軍隊穿草鞋、戴斗笠、用扁擔扛著東西，實在失望。”(見《二二八》p56)，類似的表述在《二二八》很多，就不一一列舉。回過頭來看看1997年香港回歸時的“威武之師文明之師”，可謂天壤之別。不可否認，當時的中國確實很窮，但更不可否認的是，這支主要靠抓壯丁組成的軍隊，既不可能威武，更不可能文明。果然，國軍很快在臺灣的土匪化了。“國民黨的軍隊胡作非為，我們住的地方在市場附近，經常看到他們東西拿了就走，像土匪一樣”(見《二二八》p68)“這些軍人幾乎無惡不作，到民家里，看到女的就糟蹋，看到什么東西都拿。”(見《二二八》p70)。如此軍紀渙散的軍隊，能比此前的日本軍隊好嗎?老百姓最在乎的是自己的親身感受，這在古今中外都一樣。二二八事件發(fā)生后，國軍增援部隊在基隆上岸，“坦克車上架著機關槍，沿路掃射，不分對象”，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跑步來看，結果是“尸塊散落，血肉模糊，到處可見”(見《二二八》p134)。有些專家學者后來研究，認為當時以臺籍日軍退伍兵為主的武裝分子，以武力抗拒國軍，引起國軍誤傷平民百姓。筆者不排除有這個因素，但絕對是相當次要的因素。所以廖天欣總結道：“那時候國民黨軍隊不拿人民一針一線，也許后來就不一樣了，不一定會發(fā)生暴動。可現(xiàn)實是，來的黨政軍都很黑。民心早已改變。”

　　哪個軍隊能夠用“不拿人民一針一線”作為基本紀律來治軍?那就請看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知道了。三大紀律第一條是一切行動聽指揮第二條就是不拿群眾一針線。這兩條在和平時期尤其顯得重要。大陸文革時期一度內斗混亂，就是靠的這支人民軍隊才保持了國家的穩(wěn)定。文革時期發(fā)生的湖南道縣事件，是國內外有些學者，特別是政治學者和文學作者至今仍很關注的話題。作為當時的湖南省軍政一把手的黎原，是他當機立斷，調兵遣將，很快穩(wěn)定了一度刀光劍影的混亂局勢。他在回憶錄里寫道：“ 道縣問題的妥善處理。零陵地區(qū)的道縣是全省的縣級重點區(qū)。起因是一個造反派組織將縣武裝部的武器搶劫一空，并在縣城打死工人、農民各一人。引起各地農民群眾紛紛組織”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展開大規(guī)模的殺地主及其子女的殺人活動。后來，地主家庭成員也起而報復。一時間，雙方互相殘殺，越殺越眼紅，并波及到江華、江永等縣。我當即告訴鄭波副軍長令一四○師派炮兵五二零團進駐道縣，與縣武裝部共同組成支左領導小組，對縣公檢法、電訊、氣象等單位實行軍管，并組成宣傳隊下鄉(xiāng)宣傳中央及省的有關指示，下令制止武斗和非法殺人。8月30日，縣城兩派對立群眾組織發(fā)生武斗，不聽勸阻，雙方開槍打死4人。炮五二○團迫炮營三連指導員郭學高在制止武斗中不幸中彈犧牲。部隊當即抓住這一悲痛事件，貫徹《九·五》命令，大力宣傳武斗的危害，收繳并封存了各群眾組織手中的武器。同時又向農村加派部隊，堅決制止亂殺人事件。9月12日，”省革籌“小組發(fā)急電指出農村中成立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為非法，予以取締。9月27日，又再次發(fā)出公告，到10月初這一恐怖殺人事件完全得以制止。”

　　筆者之所以要翻出這個史料，就是想說明，在國民黨腐朽體制下的軍隊，軍紀渙散，遇到亂局，往往會亂上添亂;而人民軍隊，以服務人民為宗旨，遇到亂局，則有定海神針之功力。要維持這種功力，千萬不可麻痹大意以致渙散軍紀，進而引發(fā)禍害。這些年來，不健康的風氣同樣侵入到軍隊中。軍牌豪車胡亂闖蕩，參軍入黨金錢開道，有權軍官貪污腐敗等等時有所聞，而且傳聞還有越來越多之勢。要知道千里之堤，潰于蟻穴的道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軍也不是到臺灣才有土匪化的表現(xiàn)，人民軍隊的聲譽也不是一時一地就能鑄成的。如果平時不嚴守軍紀，只要一件事處理失當，就有釀成大禍的可能。

　　第三條是千萬不可低估任人唯親的惡果。臺灣光復初期，社會劇烈轉型，兩個疏離了50年的群體，走到一起，碰撞難以避免。事實上，自日本侵占臺灣后，海峽兩岸的發(fā)展道路漸行漸遠。光復初期，廣大臺胞對大陸的認知非常貧乏，不知道災難深重的祖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對腐朽獨裁的國民黨政權抱有過高的期望。因日本占領臺灣之時，是有永久據為己有的目的，無論是物質建設還是社會建設還有軍隊建設，都秉承了在日本自己本土上的優(yōu)點：紀律嚴明和辦事高效。因此也培養(yǎng)了一批親日派。盡管這些人數(shù)不算多，但受日本的奴化教育很深，也有一定的能量。此時他們乘機大肆宣傳，說中國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趕不上臺灣。

　　國民黨政府當時還是非常重視臺灣的，他們早早擬定了接收計劃，培訓了專業(yè)人才，委派有“臺灣通”之稱的陳儀主其事。平心而論，陳儀就其個人而言，還算是國民黨官員中少有的清廉者，并且也有決心在臺灣實現(xiàn)平生抱負。但在整個國民黨專制腐敗體制下，光憑陳儀和那些精英，不可能大有作為。陳儀無法阻止部屬貪污腐化。臺胞創(chuàng)辦的報刊經常揭露隨陳儀從大陸過來的某些官僚的丑惡行徑，例如：省專賣局局長任維鈞貪污500萬元臺幣案;轟動臺北縣長陸桂祥貪污5億元臺幣案，等等。盡管這些報道受親日親美派(當時美國也在暗中推動臺獨)的影響，有不少夸張失實之處，但不可否認貪污現(xiàn)象不但確實存在，還且還相當嚴重。打鐵還需自身硬，這話不假。

　　國民黨政府委派陳儀以重任，從經歷上看，似乎陳儀是不二人選。1935年日本在臺灣舉行“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當時主政福建的陳儀奉命到臺參觀，對日本人統(tǒng)治下臺灣的高速發(fā)展感到驚訝，特別是相對中國大陸多年戰(zhàn)亂下的停滯不前，令他感到深省。之后陳再派人到臺灣考察，于1937年出版《臺灣考察報告》，建議福建經濟學習臺灣。所以他后來到臺灣主政也是有備而來。他不但對建設光復后的臺灣有信心，對自己的精英團隊也有信心。重責在身的陳儀不可謂不兢兢業(yè)業(yè)，多次吐露“以至誠愛護臺灣人”的衷腸。他的精英團隊是以浙江同鄉(xiāng)和福建省主席任內班底為主導。但是，他和他的精英團隊在福建的作為又如何呢?

　　學界對陳儀主政福建和臺灣有不同的解讀，其中包括也肯定政績和肯定一定政績的觀點。而筆者更傾向于當時親歷者的感受。1939年，被蔣介石視為大財神的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回國慰問。在慰問后期，陳嘉庚專門用了五十多天時間走訪了他的家鄉(xiāng)福建省，到了二十個縣和八個大城市，甚至深入到了鄉(xiāng)村，還開了五十余次會議。他發(fā)現(xiàn)“閩人受苛政慘害，系三級政令，即中央，及省府與縣，而最慘者為省府苛政，即陳儀及徐學禹，其次則縣長......”(見《陳嘉庚回憶錄》東方出版社 2010 p277 下簡稱《回憶錄》)。陳嘉庚此行遍及國內十四個省，認為最差的是福建。他剛到福建不久，就目睹了基層政權的苛政，于是立即兩次致書陳儀，求其“解百數(shù)十萬貧民倒懸凄慘”(見《回憶錄》P227)，未得到答復;后發(fā)現(xiàn)幾乎處處有苛政，又致函陳儀。好不容易等到陳儀回電：“公務員誰人舞弊，可取有實證來交我，決嚴辦，絕不寬宥，否則不能隨便。”陳立即意識到“陳儀驕愎，無意接受余懇求。”(見《回憶錄》p230)在隨后的走訪中，慘不忍睹的現(xiàn)象實在太多，只好致電蔣介石。同樣也是在數(shù)次致電后，才最后才收到蔣介石一封語焉不詳?shù)幕仉姟ｊ惣胃髞聿胖溃Y介石與陳儀不但同是浙江人，而且在日本留學期間還是同學，意識到“陳儀有大靠山，驕縱任意”(見《回憶錄》p263)至此，陳嘉庚認定，盡管“陳儀之野心兇惡，尤為歷來所未有”，但“已明白陳儀無悔禍之心矣。”(見《回憶錄》p242)。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按陳嘉庚的觀察，陳儀的用人政策，即只相信自己的精英團隊，多為來自浙江的同鄉(xiāng)，是造成苛政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不按實際情況推行的經濟政策。恰恰就是這兩個缺陷政策基礎，陳儀把它們又用到了主政臺灣上，焉有不敗之理?因此，在談到二二八事件時，對臺灣歷史頗有研究的臺灣著名教授王曉波寫道：盡管“陳儀帶這批人是用過心的”“但我們也必須說，靠這么幾個精英，治理不了臺灣。那么多基本的隊伍，還是源自國民黨腐敗架構來的。”(見《二二八》p65)另一位目睹二二八事件經過的當時的記者周青也認為：“陳儀帶來的接收官員，魚龍混雜，有好有壞，好的很多，壞的卻更多。”“比較典型的就是五子登科(指位子房子車子金子和女子)”“另一部分人搞走私，官商勾結”。(見《二二八》p68-69)。

　　總的來說，任人唯親造成的惡果會難以預料，盡管陳儀的外甥丁名楠在臺灣任地方官干得很不錯，得到了臺胞的高度贊揚，即使在二二八那樣的危急時刻。蔣介石重用陳儀治閩治臺和陳儀重用自己的班底治閩治臺，都不可避免地烙上深深的任人唯親的印記，導致了最后吞下失敗的苦果。這對我們今天的執(zhí)政者，今天掌握了一定權力的公務員，都是很有警示作用的。多搞五湖四海，容納不同意見，對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肯定利大于弊。最為遺憾的是，二二八造成的消極影響至今還很強勢。盡管學界認為造成臺獨意識強化的主因還是國民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但顯而易見的是二二八是極易被臺獨勢力操縱的話題。據2011年1月的一項民調，52%的臺灣受訪者認為日本是他們最喜歡的國家。位列第二和第三的是美國和中國，而且得票率與第一位的日本有非常大的差距。

　　最后一點是，少相信那些聲稱要“還原歷史”“解密歷史”才能如何如何的專家學者。實際上，在一般情況下，你怎么“還原”怎么“解密”，那個所謂的真相總是得不到社會方方面面的滿意的。許多口口聲聲要還原歷史真相的訴求，往往是政治勢力操作的工具。就拿二二八事件來說，綠營坐大以后，幾乎年年都要還原歷史真相。這個真相就是要明白地界定二二八是臺灣人民要求臺獨的運動這個解讀，而且死亡人數(shù)要達到數(shù)萬至數(shù)十萬，否則就不罷休。盡管到2007年為止，李敖根據他從“二二八”基金會整理出來的資料，多年來基金會發(fā)放出去的補償金中，因死亡領取的有六百八十一位，因失蹤領取的有一百七十七位，合計八百五十八位，并非民進黨宣稱的上萬人或是數(shù)十萬人。這里隨手再舉出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某些人是怎么故意操縱“二二八”話題的。陳水扁曾宣稱：“埔里是臺灣的民主圣地，因為這里是二二八打最后一仗的地方”。但是，實際上，這一仗“是臺灣人民之中的中國共產黨員所打的”(見《二二八》p4)。中共黨員謝雪紅是當時的領導者，她在演說中指出：“臺灣現(xiàn)在被貪官污吏統(tǒng)治得一塌糊涂，要改革。”(見《二二八》p103)。陳明忠曾參加了謝雪紅的隊伍。他講到后來他去美國遇到的難以思議的經歷：“有一次，我到美國，一個高雄人跟我說。二二八時，高雄死了三十萬人，我說我也是高雄人，當時高雄全部人口加起來才十五萬人吧!”但是，筆者深知，這樣的事，無論怎么說，綠營的擁躉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陳水扁的下場已經能說明很多問題了。想當初，為了拿選票，在2004年2月28日，陳水扁砸進3億元新臺幣，導演了一出號稱有百萬人參加的所謂“手護臺灣”鬧劇。這個鬧劇是仿效波羅的海周邊三小國“獨立建國自由人鏈”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就是這三個小國，在2012年還有百分之四十幾的人懷念蘇聯(lián)時代。政府則瘋狂洗腦，拼命在在“還原歷史”“解密歷史”上下功夫。在“談到波羅的海三國死在斯大林時期政治迫害人數(shù)，所謂的官方史學家將該數(shù)字肆意夸大到荒謬可笑的地步，反而招人討厭。”

　　這則消息來自于2012年12月12日俄羅斯的《新消息報》。筆者可以斷定，國內外的一些人肯定不會相信這樣的報道。盡管蘇聯(lián)解體已經按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走進了一人一票的民主憲政時期。但是只要是普京這樣的人當選，這個國家就仍然是專制獨裁國家，專制獨裁國家能有新聞自由嗎?!